闸WMH中国债务风险的根源在于没有硬约束归唱队，何回圃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今年博釜论坛上，无疑中国债务问题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各方专家看法不一。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债务风险，中国债务风险的根源又在哪里?事实上，我们决不能否认中国存在债务风险。金融危机后的2∞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截至2011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万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万亿元，两者相加18万亿的政府债务共占到当年GDP比重的389毛左右，中国债务占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大大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然而，风险并不完全在于中国债务的规模，最大的问题是其背后的结构性风险。从财政赤字和债务比率上看，中国目前尚未达到国际警戒线标准，但实际上省以下各级财政都有相当的融资权，预算软约束现象极其普遍，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技账和担保产生了巨大的非显性债务。由于各级政府间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一旦累计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势必遥级向上转嫁偿债风险，直接危及中央财政安全。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到2011年的%，而同期地方财政支出从729毛上升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严重违背了收支对等原则，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地生财"，造成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然而，近两年地方政府土地相关收入正在持续下降。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比2010年%的峰值明显下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从未来整体债务情况看，预计中国政府债务水平还将继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将大不如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完整的隐性担保体系。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性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但它们却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可见，中国债务风险的根源在于没有硬约束，一旦未来财政收入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不再，财政收支矛盾将成常态。因此，必须彻底改变财政"大进大出"的模式，建立高效的公共预算体系和财政约束制度。首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建设，合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水平。而另一方面，也亟待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这将面临更强的市场约束力，发债资格审批机制可以敦促地方政府自律。其次，亟待加快财政约束的监督立法。现行财政监督的依据大多分散在《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中，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对财政监督的权威性不高、指导性不强，严重影响了财政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和财政监督工作的组织实施，必须加快财政监督立法。最后，建立财政偿债准备金制度。可以考虑以总预备费的形式建立一笔稳定可靠、逐年滚存的财政风险准备金，专门用于政府逾期债务清偿，防止财政风险扩散转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