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
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采用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发，
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
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
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
的贸易边际实现的。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
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 贸易成本 集约的贸易边际 扩展的贸易边际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出口繁荣。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的出口
（%）以年均高于世界总出口（%）近 2 倍的速度增长，而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出口
（%）更是以惊人的年均高于世界总出口（%）近 4倍的速度迅猛增长。与此同时，中国
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和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也分别由 1990 年的 %和 %快速攀升到
2005 年的 %和 %。 相应的，中国也于 2004 年首度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参见图 1）。
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
世界性问题（Adams et al.,2006）。 众多国内外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出口贸易
扩张。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角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给予了经典的诠释 （林毅夫等，1994）， 新近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例如，Rodrik
（2006）、Schott（2006）、Xu（2006）以及姚洋等（2007）认为，中国出口产品复杂性（sophistica-
tion）的提高和出口技术含量（technology content of export）的提升对于理解中国出口贸易的增
长非常重要；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出口扩张的全球化背景，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
题组（2006）、Dean 等（2007）以及卢锋（2006）等指出，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里国际贸易总量及
其占 GDP 比率的大幅度上升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或产品内分工过程密切相关； 类似
的，刘志彪（2007）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Global Value Chain, 全球价值
链） 是理解当代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途
径。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
是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依托巨
大的国内需求发挥规模经济而被迫出口的一
种扭曲现象（朱希伟等，2005）。 此外，大量的
文献讨论了 FDI（江小涓，2002；詹晓宁、葛顺
奇，2002；周春光、刘思峰，2006）、汇率（谷任
和吴海斌，2007；曾铮和张亚斌，2007；等）、制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
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钱学锋
图1中国的出口繁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计算。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梁琦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当然，文责自负。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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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 9期
度和优惠政策 （潘向东等 ，2005；Wang and Wei,
2008）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张帆、潘佐红，2006；钱学
锋、陈六傅，2007）对于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
上述文献大多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相关因
素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 然而，仅从宏观角
度出发可能忽略掉行业和企业层面上众多的特定
因素从而使研究结论欠缺说服力。 新近的从微观角
度研究中国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有两篇：
钟昌标（2007）利用中国电子工业子行业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 1999~2002 年间该行业出口的决定因素，
特别是 FDI 的作用；刘志彪和张杰（2007）利用对江
苏省 342 家本土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所提供的样
本数据，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了决定中国本土企业出
口扩张的影响性因素。 这些研究是对宏观角度研究
结论的有益补充。
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无论是宏观角度还是
微观角度，都没有对中国出口的总量增长进行结构
性的分解。 根据新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
（Melitz,2003）①，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
贸易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和扩展的贸
易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而实现的。 这
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长有可能是现有出口企业和出
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集约的贸易边际），
也有可能是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
种类的增加（扩展的贸易边际）。 弄清中国出口增长
主要是沿着哪条贸易边际取得的问题至关重要，因
为不同的贸易边际蕴涵着不同的福利涵义。 如果一
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的贸易边际，那就表明
该国出口产品大多集中于少数企业和产品的贸易
上，而这可能导致较高的收入不稳定并进一步引起
增长波动，同时还可能因为出口数量扩张而导致该
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但如果
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的贸易边际，那么将会
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只是贸易量，不仅有利于使
出口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
效应不太可能发生 （Hummels and Klenow,2005；
Hausmann and Klinger,2006）。 而且，扩展的贸易边
际也是一国通过出口而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渠
道（Bernard et al.,2006）。 因此，分解二元边际对于
中国出口增长的不同贡献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
中国出口增长的路径、性质和贸易利得。 特别的，深
入考察不同的贸易成本结构（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
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对于中国进一步开
放的路径选择也蕴涵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采用一个企业异质
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 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
发，实证估计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模拟不
同的贸易成本结构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从而得出相
应的政策含义。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
是文献回顾和简短的评述， 第三部分借鉴 Kancs
（2007） 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思路对出口增长进
行二元边际分解，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是针对中
国的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传统贸易理论将现有产品的出口扩张 （集约的
贸易边际）作为出口增长的唯一源泉；新贸易理论则
赋予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一个重要的角色（扩展的
贸易边际）， 为国际贸易利益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
渠道②。 而真正引起经济学家们对于二元边际的浓
厚兴趣和广泛关注的则是与 Melitz（2003）等人开创
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所取得
的进步分不开的（Debaere and Mostashari, 2007）。企
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不仅简明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
论和新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双边贸易矩阵中的
很多“零点”，而且通过刻画具有不同生产率水平的
企业的出口扩张、 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成
功地诠释了贸易利得的新的来源③。 更为重要的是，
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表明，一国出口增长是通过集
约的贸易边际和扩展的贸易边际所共同实现的。
然而， 关于二元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角色，现
有的文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④。 Bernard 和 Jensen
（1999）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出
口增长的源泉发现，美国出口增长主要归功于现有
出口企业出口密度的加大（集约的边际），但也有相
当一部分源于原来仅在当地销售的企业开始成为
出口者 （扩展的边际 ）。 Bernard 等 （2003）对美国
1986~1992 年间制造业的分析再一次证明了扩展的
贸易边际的重要性。 Hillberry 和 McDaniel（2002）发
现 NAFTA 实施之后， 美国存在显著的扩展的贸易
边际的增长。 例如，在 1993~2001 年间，墨西哥出口
到美国的贸易当中有 %归功于扩展的贸易边际
的扩大，而美国出口到墨西哥的贸易中则有 %源
于扩展的贸易边际。Evenett 和 Venables（2002）发现
1970~1997 年间， 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 1/3 要归
功于扩展的边际的增长。 Kehoe 和 Ruhl（2003）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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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6 个贸易一体化⑤时期的分析发现， 出口增长主
要是通过扩展的边际的调整实现的。 Kang（2004）采
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出口数据，证明扩展的边际
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的作用比集约的边际更大。 根
据 Melitz（2003）模型，Eaton等（2004）采用企业层次
上的数据分析了法国出口增长。 他们发现法国出口
的总量变化最主要来自法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
Hummels 和 Klenow（2005）发现，扩展的边际对于大
国出口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60%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通过提供一个双边贸易角点解引力模
型， 认为扩展的边际在 1950~1970 年间以及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贸易增长中扮演了更大的角
色，但在其余年份集约的边际更为重要。 采用类似
的方法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7）认为 WTO 主
要是通过扩展的边际来促进贸易发展的⑥。Helpman
等（2007）证实了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的结
论，他们发现，在 1970~1997 年间，贸易增长主要归
功于集约的边际而不是扩展的边际。 采用 HS-6 位
数贸易数据，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 （2007）分
析了 24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90~2005 年的
贸易流量，发现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
的边际（86%），但在发展中国家，扩展的边际正在提
升。 Amiti 和 Freund（2007a）采用 HS-10 位数中国
对美国出口数据发现，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
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 40%，但扩展的贸易边际对
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多不过 15%，中国对美国的
所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几乎都源于集约的边际。
特别的， 新近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扩展的贸易
边际并不是可以被忽略掉的重要性质，相反，它在解
释几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 （Ghironi and Melitz,2007）。 例如 ，Kehoe 和
Ruhl（2003）及 Yi（2003）指出，贸易流量对于持续而
温和的贸易成本削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映主要是
由扩展的贸易边际驱动的。 Helpman 等 （2007）及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认为，引入扩展的贸易
边际将从根本上改进标准双边引力模型的预测能
力和拟合优度， 国际贸易中的距离困境（distance
puzzle）也会得到解释。Bernard 等（2006）及 Feenstra
和 Kee（2007）指出，扩展的边际是解释出口国生产
率进步的重要机制。 但 Besedes 和 Prusa（2007）提
醒我们要谨慎对待扩展的边际的差异化影响。 尤其
对于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扩展边际仅仅在短期
内影响出口， 而对国家长期出口增长几乎没有影
响。 许多国家维持出口关系的高失败率使扩展的贸
易边际和长期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 而这
可能是很多文献高估扩展的边际的影响的原因。
此外，尽管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取
得了广泛的共识 （Obstfeld and Rogoff,2000;Ander-
son and Wincoop,2003）， 但较少有文献尝试讨论不
同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Eaton 等（2004）
对法国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当总量变化是由于贸
易成本的变化导致时，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变化也最
显著。 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2007）注意到贸
易成本的下降将有利于两种边际的增长；Debaere
和 Mostashari （2007） 发现， 关税削减仅仅解释了
％的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增长； 最近的一篇详细分
解不同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影响的文献是 Kancs
（2007），在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框架下，他考察
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东南欧国家二元
边际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贸易成本隐含着不同的贸
易自由化路径， 因此对不同贸易成本与二元边际的
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蕴涵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二元边际与出
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洞
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大多
数文献直接采用了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结论，因
而并未从理论上清晰的给出二元边际与出口增长
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在经验研究上，大多数文献
主要基于企业层次的调查数据，而这些数据的可获
性很差，即便获得了，也可能因为样本数量限制而
使结论不够全面； 再次， 在研究视角上， 除 Kancs
（2007）之外，没有文献分离不同的贸易成本对二元
边际的不同影响，而这对出口国的自由化路径选择
非常重要；最后，除 Amiti 和 Freund（2007a）之外，尚
未有文献对中国进行深入的经验研究。 鉴于中国的
出口繁荣及其在中国经济和世界贸易当中的地位，
这显然让人感到遗憾。
因此，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
在：通过借鉴 Kancs（2007）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
从微观角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进行二元边际分解，
在理论上能清晰地刻画二元边际对出口增长的作
用机制，在经验研究上又可以不必受制于企业层次
调查数据的可获性，还可以模拟考察不同的贸易成
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特别的，对中国的经验研究
既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出口繁荣的性质和福利含义，
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路径选择提供丰富的政策含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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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能为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提供来自发展中大
国的经验证据。
三、理论框架
我们直接借鉴 Kancs（2007）的分析思路⑦，刻画
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二元边际与出口增长之间的作
用机制，并为后面的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假定存在 R 个国家， 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国家 r的总劳动力为 Lr。所有国家的生产技术相同，
且存在两个部门：传统部门 A 和制造业 X。 传统部
门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和单位劳动投入的条
件下生产同质的传统产品并可以零贸易成本自由
贸易。 制造业生产连续性的差异化产品，每个企业
在自己生产的产品种类上都是垄断者。 所有消费者
对传统产品和制造品具有相同的 CES偏好。
从出口国 o运送制造品到目的地 d面临两种贸
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 τod和固定成本 FCod⑧。可变贸
易成本 τod为冰山型，即从出口国 o运送 1单位制造
品仅有 1/τod到达目的地 d。 固定成本主要是出口进
入成本，包括在外国市场建立分销渠道、进行市场营
销、履行行政手续、修改产品以满足外国消费者偏好
及政府规制等成本。 这些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例如，
Das 等（2006）对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 1981~1991 年
间的估计表明，出口固定成本超过了 30万美元。
制造业企业之间是异质性的，体现在企业之间
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 由于存在出口固定成本，
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以
弥补进入国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只有那些生产率较
高的企业才能出口。 假定每一个制造业企业存在一
个随机的单位劳动生产率 φ， 这意味着 o 国生产率
为的 φ 企业生产 x 单位制造品并将其出口到目的
地 d的成本为 c（x）=（x/φ）+FCod。进一步假定企业生
产率服从尺度参数为 γ 的帕累托分布：P （φ＜φ）=F
（φ）=1-φ-γ，且 dF（φ）=γφ-γ-1dφ，φ≥1。参数 γ与制造
业企业的异质性负相关，即 γ 越小，企业之间的异
质性越大。 也就是说，更多的产出集中于少数规模
更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
考虑企业的最优定价条件和消费者的最优需
求条件，可以写出企业从出口国 o 运往目的地 d 的
出口量 eod：
其中，pod是出口国 o 生产的制造品在目的地 d
的销售价格，σ＞1为制造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α 为消
费支出参数，Pd为目的地 d的制造品价格指数。
进一步的，企业从 o 国向目的地 d 的出口制造
品 j的利润可以写为：
根据 Melitz（2003），生产率门槛值 φod对应于出
口国 o 最缺乏效率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从而使企
业在目的地 d 的总利润刚好可以支付进入 d 国市
场的出口固定成本。 于是，有：
（3）
其中， 为常数。且假定贸易
壁垒足够高从而保证对于任意的 j，o，都有 φod＞1。由
方程（4）可知，仅有那些高于生产率门槛值 φod的企
业通过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d， 这些企业能否从
事出口依赖于贸易成本和目的地 d的国别特征。
根据 Kancs（2007），均衡条件下的价格指数可
以写为：
其中， 为常数，
， 。 变量 θd是衡
量 d 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偏远指数，类似于 An-
derson 和 Wincoop（2003）的多边阻力 （multilateral
resistance）概念⑨。与 Anderson 和 Wincoop（2003）用
收入份额和贸易成本影响的价格指数来代替多边
阻力的方法不同的是，此处还考虑到了出口固定成
本和企业异质性对价格指数的影响⑩。
通过将（5）式中的价格指数代入方程（1）和方
程（4），可以写出一般均衡条件下，高于生产率门槛
值 φod、生产率水平为 φ的企业从出口国 o出口到目
的地 d的出口量：
其中 ，
为常数。 根据式（6），企业出口量是相对市场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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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双边贸易壁垒 FCod和 τod以及目的地 d 的偏远
指数 θd的函数。
另一方面，出口国 o 出口到目的地 d 的出口企
业数量 Nod由下式定义：
其中， 为常数。 根据式（8），
Nod是双边贸易壁垒、 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相对规模
以及目的地的偏远指数的函数。
在许多经验研究文献中 （Anderson and Win-
coop,2003;Besedes and Prusa,2007）， 从出口国 o 出
口到目的地 d 的总出口量 Eod由单位企业的平均出
口量 eod乘以出口企业的数量 Nod决定，即
Eod=eod×Nod （9）
根据 Hummels 和 Klenow（2005）的定义，出口
企业的数量 Nod称为扩展的贸易边际， 单位企业的
平均出口量 eod称为集约的贸易边际。 因此，总出口
量可以分解为扩展的贸易边际和集约的贸易边际。
将（6）式和（8）式代入（9）式，从出口国 o 出口
到目的地 d的总出口量 Eod可以写为：
式（10）右边第一项即代表集约的贸易边际，第
二项代表扩展的贸易边际。 由（10）式可知，总出口
量 Eod由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相对市场规模、 双边贸
易壁垒以及目的地的偏远指数决定。 而集约的贸易
边际和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变化都将对总出口量产
生影响。
四、经验研究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 Kancs（2007）的理论模型，我们推导
出经验研究需要的计量模型。 将方程 （7） 代入式
（10），有：
根据式 （11）， 双边贸易流量由相对市场规模
LoLd /L、 双边贸易壁垒 FCod和 τod以及目的地 d 的
偏远指数 θd决定。
对式（11）进行经验估计需要解决内生性问题。
在式（11）中，一个主要的内生性来源就是劳动需求
Lo。 例如，o 国出口流量的增加可能引起劳动需求的
增加，这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用相对出口替代绝对出口，从而部分减少内生
性的影响。 这样，（11）式就变为：
（12）
其中，△Eod=Eod /Edo是 o 国对 d 国的相对出口，
△FCod=FCod /FCdo 是 o 国对 d 国的相对出口固定成
本，△θdo=θd /θo是 o 国对 d国的相对偏远指数。
对（12）式进行对数变换，就可以得到如下估计
方程：
ln△Eod=β1+β2ln△FCod+β3ln△θdo+μ （13）
式（13）中，β1为常数项，β2=1-[γ/（σ-1）]，β3=γ，μ
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和变量
通过式（13），我们可以发现，由 Kancs（2007）模
型所推导出来的计量方程其优点在于， 模型本身考
虑到了企业异质性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 但在经
验研究上却又不必受制于企业层次微观数据的可获
性。 其原因在于出口企业的特征在模型中能够通过
贸易伙伴国的相关特征来刻画的事实 。 但同时 ，
Kancs 模型由于引入了企业异质性和出口固定成
本，这就要求在经验研究时需要更多的参数，包括描
述企业异质性的参数、替代弹性以及偏远指数等。
1.双边出口
我们选择中国与 7 个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日
本、德国、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双边相
对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 7个贸易伙伴在中国出
口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 4 个发达
国家和 3 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从总体上较好地反映
中国出口增长的规模和结构 。 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3~2006 年。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崛起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大国是从
2003 年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判断中国在崛
起为贸易大国的过程中主要是哪一种贸易边际在
起作用的；另一方
面，主要是限于相
关数据的可获性
（比如出口固定成
本）。 中国与 7 个
主要贸易伙伴的
双边相对出口数
据可以通过 IMF
的 DOT（Direction
of Trade） 数据库
直接获取（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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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固定成本
理论上，由方程（3）可知，出口固定
成本等于门阀企业的利润率。 但我们无
法获取各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的数
据。 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替代指标来
衡量出口固定成本。 幸运的是，世界银行
从 2003 年开始提供 《全球商业环境报
告》（Doing Business），该报告对全球 178
个国家的营商规制及其执行情况进行了
客观的度量。 其中一项有关“跨境贸易”
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进口和出口一舱标准
化货物所需的成本和程序。 该指标应该
能够很好的衡量出口固定成本。 但遗憾
的是，世界银行从 2005 年才开始提供该
数据，不能满足研究需要。 为此，我们用《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另一相对
完整的指标“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来近似替代出口固定成本輥輯訛。 中国与
主要贸易伙伴的相对出口固定成本如图 3所示。
3.偏远指数
另一解释变量双边相对偏远指数△θdo可以根据定义
来计算。 中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的劳动力数据可以通过
BvD 全球宏观指标库直接获取。 但我们无法直接获取 的
值。 包括可变贸易成本 τod和出口固定成本 FCod。 许多文献
（McCallum,1995;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Novy,2006）采用引力模
型方法间接测度贸易成本，但在这些文献当中，贸易成本大多采取关税等
价的综合形式，无法区分其具体构成，因而也就不能估算具体的可变贸易
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Head和 Mayer（2004）指出，可以用贸易自由度来替
代贸易成本。根据 Head和 Mayer（2004），贸易自由度 =τ1-σod∈[0，1]反映
了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自由程度。 它与贸易成本负相关，如果 越大，则
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由程度越高。但按照 Head 和 Mayer（2004）的贸易自由
度定义， 仍然不能估算出具体的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 因此，
Kancs（2007）将贸易自由度重新定义为： 。相应的，偏
远指数也可以重新定义为 。这样，通过计算两国之间
的贸易自由度，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国的偏远指数。
假定两国之间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 ）并且一国内部
的贸易成本为零（ =1）輥輰訛，Head 和 Mayer（2004）推导出了贸易自
由度的计算公式：
式中，Eod和 Edo 分别代表从 o 国出口到目的地 d 的总出口以
及从 d 国出口到目的地 o 的总出口，Eoo 和 Edd分别
是 o 和 d 的国内销售，等于各自国内的总产出减去
各自的总出口。
根据方程（14），我们可以很容易计算出中国与
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
由度（图 4），再结合偏远指数
的定义，我们进一步的可计算
出各国的偏远指数进而计算
中国与各国的相对偏远指数
（表 1）。
（三）估计结果
在得到计量检验需要的
双边出口流量、出口固定成本
以及偏远指数的数据之后，根
据方程（13），我们对中国与 7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相对
贸易流量进行面板数据估计
以得到相应的参数值，样本期
为 2003~2006 年。考虑到数据
样本截面较多而时间序列较
短的特点，采用混合效应模型
进行估计是比较合适的。 表 2
显示了采用 3 种不同的方法
对方程（13）进行估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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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采用了混合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出口
固定成本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偏远指数
与双边贸易流量正相关，这与理论模型的预
期一致，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进行估计，结果并不显著。模型 2中，出口固
定成本的系数甚至与理论模型的预期不一
致。 因此，我们选用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来计
算相关参数。
由于 β2=1-[γ/（σ-1）]，β3=γ，根据模型 1
的估计结果 ， 我们可以得到 σ=，γ=
。 正如前文指出的，参数 γ与制造业企
业的异质性负相关，即 γ 越小，企业之间的
异质性越大。 也就是说，更多的产出集中于
少数规模更大 、 生产率更高的企业 。 与
Kancs（2007）对东南欧国家的估计结果相比
（γ＞2），中国的 γ值显然太小。 这表明，尽管
在 2003~2006 年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出口
扩张， 但这种扩张主要集中于少数规模较
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即中国的出口扩张
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而实现的。这一
结论也印证了 Amiti 和 Freund（2007b）关于
中国出口扩张的原因判断。 他们认为，更加
的专业化是促使中国出口增长的原因：排名
前 10 位的出口产品在 2005 年占总出口的
25%，而在 1992 年仅占 10%；类似的，排名
前 100 位的出口产品在 2005 年占到 54%，
而在 1992 年为 45%。此外，对中美贸易的研
究他们也发现，几乎中国对美国的所有产品
出口增长都源于集约的边际 （Amiti and
Freund,2007a）。
另外，从中国的净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
来看（图 5），似乎也表明了中国的出口扩张
主要源于集约的贸易边际。 因为根据 Hum-
mels 和 Klenow（2005）的研究，如果一国出
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
的贸易边际， 那么逆
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
可能发生。 而中国的
贸易条件却经历了持
续的恶化 ，2003 年以
来表现的更为严重。
（四）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模拟结果
根据上文估计的参数结果， 我们可以模拟可变贸易成
本 τod和出口固定成本 FCod的变化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及
其二元边际的影响。例如，根据方程（11）可以模拟两种贸易
成本的变化对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而根据方程（8）和（6）
则可分别模拟两种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
边际的影响。 具体模拟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表 3 可以观察到， 当两种贸易成本同时下降 10%
时，将促使中国出口总量增长 %、扩展的贸易边际增长
%、集约的贸易边际增长 %；当仅可变贸易成本下
降 10%时，将使中国出口总量增长 %、扩展的贸易边际
增长 %、集约的贸易边际增长 %；而当仅出口固定
成本下降 10%时，这一比例分别是 %、%和 0輥輱訛。 因
此， 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
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也就是说，贸易成本下降推
动了更多的企业出口从而带动中国出口贸易的总量增长
輥輲訛。 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贸易成本下降对扩展的贸易边际
的影响更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增长也主要来源
于扩展的贸易边际。
特别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
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 就中国而言，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极大地削减了双边贸易壁垒尤
其是非关税壁垒，2004 年新的对外贸易法对外贸经营权的
放开以及长期的鼓励出口的退税和补贴政策， 可能是导致
这一结果的原因。而可变贸易成本的下降，在导致更多的企
业参与出口活动（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同时，也使现有出口
企业扩大出口量（集约的贸易边际）。 不同的贸易成本对二
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贸易自由化路径。
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促进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新产品出
口，那么通过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国
内行政干预等措施来减少出口固定成本将是更为积极有效
的政策； 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出口总量的增长以及
扩大现有出口企业的出口增长，那么通过加强港口、机场和
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以减少企业的运输成本等可变
贸易成本将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当然，如果考虑到扩展的贸
易边际与集约的贸易边际相比更为积极的福利含义， 政府
图5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以2000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表3贸易成本变动对中国出口增长
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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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1）、（2）、（3）分别表示两种贸易成本同
时下降 10％、可变贸易成本下降 10％、出口固定
成本下降 10％的情况下对中国总体贸易增长、扩
展的贸易边际和集约的贸易边际的百分比影响。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
54- -
《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9期
努力降低出口固定成本将会保障出口收入和贸易
条件的稳定。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加入 WTO、新的对外贸易
法以及中国与智利、东盟、新西兰等国家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的正式实施，中国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处
于不断下降之中，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结
构由以集约的边际为主向扩展的边际为主转变。 但
相对于国内各地区热情高涨的基础设施投资（可变
贸易成本降低）而言，中国各地存在较强的地方保
护主义，导致国内市场分割使企业无法充分享受到
规模经济效应（朱希伟等，2005）。 这表明企业出口
仍然面临着高昂的隐性出口固定成本。 因此，实现
中国出口增长结构的转变，除了继续深化对外开放
之外，也应重视国内市场整合和制度建设。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与现有研究不同，我们借鉴 Kancs（2007）的分
析思路，从企业异质性的微观角度出发，将中国出
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
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
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运用中国与 7个主要贸
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 2003~
2006 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
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 特别的，
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
进扩展的贸易边际。
这一结论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出口扩张提
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其所蕴涵的丰富
政策含义。 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
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从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解
释了为什么与中国出口繁荣相伴的却是贸易条件
的持续恶化以及有限的贸易利得。 更为重要的是，
它启示我们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
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 因为扩展的贸易
边际通过新的企业和新的产品种类进入出口市场，
不仅可以维持出口收入的稳定，使逆向贸易条件不
太可能发生，还能从总体上促进一国制造业的生产
率水平的提高。 但要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发展，对
于政府来说，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贸易协定等
多种途径来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是更为重要的贸易
自由化方向。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很好地解释
为什么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中国政
府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此外，加
强内部市场整合与制度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本文仍然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 由于
数据可获性等原因，本文只研究了 2003~2006 年间
中国与 7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情况。 事实
上，扩展样本的时期跨度和截面容量，将有助于我
们更为全面完整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二元边际与
中国出口增长的关系，与不同国家（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组别分析也能够因地制宜的制订差异
化的贸易政策。 我们相信这些都是未来有可能取得
更多研究成果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Baldwin（2005）认为，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传统贸易理论
采取的模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而假设掉了产业内贸易， 但是经
验证据表明大量的国际贸易恰恰是这种假设掉了的贸易。 因而，
新贸易理论融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而考察产业内贸
易， 但新贸易理论所采用的模型方法同样因为简化起见而假设
掉了企业间的差异性。 然而，最近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间的差
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
差异可能比部门间的企业间差异更为显著， 并且即便是在可贸
易品部门，绝大多数企业根本不出口。 因而，这些通过融入企业
异质性来考察众多新的企业层次的事实的理论可以被称为 “新
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
②关于各种贸易理论和模型中有关二元边际性质的详细论
述可参见 Hummels 和 Klenow（2005）的经典论文。
③Bernard 等（2007）指出，在传统贸易理论上 ，贸易的利得
来自于根据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在新贸易理论上，贸易的利
得源于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可获得的产品种类的扩张的联合作
用。 然而，在企业层次上的异质性模型的经验分析为贸易利得的
源泉提供了额外的渠道： 由低生产率企业的收缩和退出以及高
生产率企业的扩张和进入出口市场所共同推动的生产率进步。
这种由低到高生产率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产业的平
均生产率水平。
④实际上，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没有一
个完全一致的定义。 例如 Helpman, Melitz 和 Rubinstein（2007）
及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是从量水平上将扩展的贸易边际
和引力方程结合起来分析的，因而在他们那里，扩展的贸易边际
主要是指出口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Hummels
和 Klenow（2005）则是在对贸易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强调扩展的
贸易边际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对于定义的不完全一致界定
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选择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现有文献研究
结论不同的原因。
⑤这 6 个贸易一体化时期分别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
入欧共体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CUSTA）、欧洲单一市场计划和
NAFTA。
⑥Rose（2004）采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研究认为，GATT/WTO
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 。 但 Felbermayr 和 Kohler
（2007） 指出，Rose 得到该结论的原因在于其研究起点是基于那
些存在正的贸易流量的国家（集约的边际），而忽略了那些现阶段
贸易流量虽然为零但可能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扩展的边际）。
⑦传统贸易理论只关注到集约的贸易边际， 新贸易理论则
着重强调了扩展的贸易边际。 因此，要想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同
55- -
时分析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 对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
理论都是无法做到的。而基于 Melitz（2003）异质性贸易模型发展
起来的 Kancs（2007）模型则能够将总量贸易分解为二元边际，这
为我们从二元边际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出口增长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理论框架。 特别的，由于 Kancs（2007）模型本身也属于企业
异质性贸易模型， 具备了许多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更为接近贸
易实践的特征。 比如，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假定并非所有的企业
都从事出口，只有那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从事出口，很多
国家贸易矩阵中存在“零点”。 这远比新贸易理论假定所有企业
都出口更为接近现实。 实际上，经验的观察告诉我们，即便在很
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大量的中国企业确实没有出口。 而且，
Kancs（2007）模型相对 Melitz（2003）模型而言，模型参数和假定
条件更少，这使我们的分析框架更简洁。 另外，研究二元边际对
数据要求很高。 比如，研究集约边际需要了解企业的出口价格和
出口数量，研究扩展的边际需要了解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 国外
现有文献在研究时大多通过企业样本调查获取数据。 显然，鉴于
中国的大国特征， 获取全面、 科学的企业调查数据是困难的。
Kancs（2007）模型的另一优点就在于能够通过总量宏观数据来
分解二元边际，而不需要企业的微观数据。 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出
口增长的结构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渠道。 因此，运用 Kancs（2007）
框架来分析中国的贸易实践是适用和可行的。
⑧与 Melitz（2003）模型假定企业在国内市场生存首先必须
支付一个固定成本， 然后再支付一个固定成本进入出口市场不
同，Kancs 假定所有企业进入任一市场仅需支付一个固定成本。
⑨直观而言， 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贸易的阻力越
大，则它越会被推动与一个给定的双边贸易伙伴开展贸易。 也就
是说， 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
它们和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之间的相对值， 即多
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
⑩在 Anderson 和 Wincoop（2003）模型中，多边阻力由价格
指数表示： ，θi 为 i 的收入份额，tij 是冰山型
贸易成本。
輥輯訛指标“从事商业活动”研究了在某国开办一家拥有 50 名
员工、初始资本金相当于人均国民收入 10 倍的工商业企业所涉
及的程序、时间和成本。 其中，成本用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表示。
由于本国企业将产品出口到外国，也需要进行市场营销、建立分
销渠道、修改产品、适应规制等程序，我们设想这些活动的成本
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应该和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
重相当。 因此，用“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替代出口固定成本应当
是合适的。 但在计算两国相对出口固定成本时，一国的出口固定
成本应当是其出口目的地的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
輥輰訛该假设并不太符合现实，例如，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国内市
场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这表明中国
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较高。 因此，一国内部贸易成本为零
的假设可能高估了双边的贸易自由度。
輥輱訛出口固定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 它与企业的出口量没有
关系，只要企业出口就必须支付这一固定成本。 因此，从理论上
来说，出口固定成本的变化对企业的出口量没有影响。
輥輲訛这一结果与贸易成本对东南欧国家的出口增长的影响是
一致的。 Kancs（2007）发现，平均而言，可变贸易成本下降 10%，
分别促进扩展的边际和集约的边际增长了 %和 %；出口
固定成本下降 10%， 分别促进扩展的边际和集约的边际增长了
%和 0%。但东南欧的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中国，我们猜测其
原因可能在于，很多东南欧国家在 1999 年之后才从战争和社会
转型动荡中走出来，而中国经历了 1978 年、1992 年和 2001 年 3
次贸易成本的持续下降。 因此，相对而言，贸易成本对中国二元
边际的“边际”效应要远远小于东南欧国家当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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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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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
66- -
《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9期
BRIFE COMMENTARI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arget of the Policy for RMB Exchange Rates ……………………… by Peng Yuliu
Partial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Drawback Reduction Policy in China
………………………………………………………………………………………… by Xie Kejin and Yin Bing
The Recrea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View of Public Finance
…………………………………………………………………………………………………… by Liang Wenyong
The Origi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perty Right of National Defense Knowledge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reof……………………………………………………………………… by Wang Jiuyun, Miao Lei and Bai Mang
A Study on the Independence in the Internal Audit Contracted out to Outsiders and on the Criterion of Policy-
making…………………………………………………………………………………………………… by Fu Liying
A Study on the Awkward Predicament in which the Knowledge of the Supply Chain is Shared and on the Methods
of Solutions Made from the Aspect of Economics ……………… by An Xiaofeng, Zhang Xumei and Zhang Huitao
A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of Customers'Assets, the Ability Platform of the Management of Customers’ Assets
and its Formation…………………………………………… by Wang Yonggui, Chang Jiankun and Zhang Dongjun
ABSTRACTS IN ENGLISH
Welfare Catch-up and Growth Trap: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by Fan Gang and Zhang Xiaoj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y experienced the "lost decade" in 1980s and modest growth in 1990s. Regarding
this issue, many argue that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prevalent practice of new 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But
our paper shows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could be the populist welfare catch -up that has been strongly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lessons drawn from the populist pursuit of
redistribution are the economic catch-up neglect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 welfare catch-up ignoring the
fiscal constraint, and the government dominance overlooking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urrent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s: 1) add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2) Social security
advancement should match the development stage; 3) Welfare improvement should follow the fiscal discipline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the Cost of Trade, and the Dual Margin
of the Growth of China's Export
by Qian Xuefeng
China's export boom, a regional problem, has become a world issue. By the use of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terprise'heterogeneous trade model, starting from the level of enterprises, i. e. from micro-examination, we
have, in this paper, decomposed China's aggregate export growth margin into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and then simulated the impact of variable trade cost and the export fixed cost on
the dual marg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3~2006, China's export growth resulted mainly from the growth
of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in trade costs on the growth of China's aggregate export was
materialized mainly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The main policy-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because the intensive trade margin may lead to fluctuations in income from export and to deterioration of
trade conditions, the way to the growth of China's export is that China's intensive trade margin must be trans-
formed, as quick as possible, into the extensive trade margin.
1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