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扩张中的同盟战略
——论同盟战略之一
翟东升
罗马稳踞在辐辏式权势结构的中心，从外围的同盟者那里抽取巨量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力量。
迅速而巨大的成功有时反而会导致重大挫折，客观原因是力量与资源伴随着胜利与扩张而被稀释，结果反而导致战略失衡与整体脆弱。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一些战略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过度伸展”，并以此来解读战争史。但罗马的扩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台伯河边贫瘠的小村庄居然能持续扩张至横跨欧亚非，并屹立数百年不倒。罗马人的扩张为何如此成功？罗马如何避免了“过度伸展”的风险？
这两个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同盟战略”。宽大的同盟条约是罗马继军事压力之后提供给对手的政治解决方案；条约的排他性使其同盟体系呈辐辏式特征，罗马稳踞中央；同盟体系同时兼有缓冲器、加速器和体外消化囊的功能，使罗马的扩张便捷而可持续。罗马治下的和平，正是通过建立和管理同盟体系而逐步实现的。
经过从公元前327年～公元前264年的一系列强制性外交和流血冲突后，绝大多数意大利邦国和部族被迫成为罗马的同盟国。拉丁人和某些非拉丁部族则依靠对罗马大军或援助或顺从的楷模行为，享有所谓的“平等条约”——在理论上和罗马平等，不必履行任何正式的义务，罗马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然而实际上，罗马所授予的任何身份都只是名义上的，所有附庸国都必须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屈从于罗马的意愿，以罗马之敌为敌，以罗马之友为友，并且为罗马的战争提供兵源。以公元前225年为例，可供从军的盟邦成年男子约64万，而同一类的罗马人仅有30万。
在此后更大规模的扩张战争中，罗马元老院和它派出的将军们把历史上的同盟战略经验运用得更系统、更成熟，他们积极寻找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主动同弱小者结成同盟。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罗马扩展同盟体系的最佳环境。小国之所以愿意与罗马结为同盟，是因为他们觉得从此将只受罗马人有限的侮辱，却无需再担心其他民族的野心。另外，一旦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就可以跟在罗马大军之后，从邻国的灾难中获利。于是，恐惧与贪婪的人性使罗马人的“友谊”处处都有欢迎者。
与此同时，罗马人把至少同等程度的精力放在瓦解别国的同盟上。通过制造分歧和矛盾来拆散别人的联盟，以新的同盟来巩固其他国家联盟的分裂，从而使得在任何时刻罗马都处在力量对比的相对优势状态。
这种分化策略不仅针对国家同盟，还可以用在单个国家的内部。罗马人热衷于在敌人或潜在敌人内部寻找盟友。假如有哪位国王的兄弟或部将闹分裂，罗马将在第一时间将其纳为同盟者并宣告予以保护。这种政策大大提高了叛乱的成功率，并对各国的野心家形成有力的鼓励。由此导致几乎所有独立政权内部都出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紧张感：国王们必须时时提防手下掌握实权的将领和封疆大吏，即便是兄弟和儿子都不能信任。长远看来，这种紧张与不信任显然大大限制了这些政权的活力和统治效率。
罗马人的同盟条约绝大多数是排他性的，一旦和罗马结成同盟，就不能与第三者结盟，即便它也是罗马的盟国。这意味着罗马的同盟体系是辐辏式的而不是网络式的：罗马位于核心，每个盟国与它联系，但任何两个盟国之间原则上都没有联系，这样罗马就无需担心同盟者中间出现挑战者。
挟同盟之威，罗马人所向披靡。一旦在战场上击溃敌人，罗马就会派出使节前去谈判，为对手提供颇有诱惑力的体面出路。罗马人提出的和平条件往往是让敌人按照罗马的要求成为同盟者，他们唯一的义务是在战时派出军队跟随罗马人作战。
将对方征服之后，罗马人通常不会直接吞并对方的领土，而是用同盟的方式完成“体外消化”。同盟国名誉上是独立而自由的，但罗马总能成功地在同盟国政权内部制造和利用派系斗争，支持亲罗马的势力稳固地占据上风，通过他们间接地管理盟国，并用几代人的时间逐步将它们变成更纯粹的属国。让各族人以同盟者的身份习惯于服从罗马权威的过程，也是各民族的独立身份认同一点点融化进罗马共和国的过程。在罗马提供的条约中，根本看不出他们有进一步取得统治权的野心，然而当各民族最终成为罗马的臣民时，“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
罗马人常常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剥削和掠夺个别同盟者。塞浦路斯的国王托勒密富甲天下，罗马便通过一项专门法律，据此可以“合法地”从还活着的托勒密那里“继承”巨额财产。当安条库斯在埃及取得艰难的胜利后，罗马的使节立刻前来抢夺胜利果实。据说罗马总督波庇留在安条库斯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对他说：“在走出这个圈之前，要回答我可以传达给元老院的话。”安条库斯稍稍犹豫之后无奈地回答：“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尽管罗马人从同盟中获得的人力物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跳出单边的战略视野来看，罗马人并非仅仅是剥削者和消费者，因为他们改变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罗马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冲突都是在其强制外交下迅速结束的。
罗马共和国将从同盟者那里抽取的巨量资源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力量，并覆盖整个权势范围，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核心公共产品：秩序与安全，其霸权也由此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由此看来，罗马权势之经久不衰，不是单纯的军事优势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平衡与分寸
——论同盟战略之二
翟东升
英国的幅员与人口都微不足道，它是如何利用同盟战略，在过去300年间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的？
罗马人吸纳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吞并与整合，而英国的国家抱负没有如此强势，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一个混乱而危险的国际社会中维持分裂与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并加强自己的安全、繁荣与权势。
英国在崛起并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多次击败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挑战，成功维持了它所主导的欧洲均势。审视世界地图，人们往往会感叹这种常胜不败的奇迹：英格兰是如此渺小，与大陆上那些挑战者相比，它的幅员与人口都微不足道！在我看来，英国取得如此地位的首要因素，是过去300年间对同盟战略的独特运用。看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荷奥大同盟（1701～1711年）、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的五次反法同盟（1790～1815）、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吧。英国人每次都成功组织起一个大同盟，实现战时武力的成倍扩张和对敌人的有效包围。而每次大战的领袖、敌人和盟友、时代背景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它独特的战略文化传统。
英国人有句格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英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不会受制于情感，如果需要，像荷兰和法国这样的老对头也可以成为重要盟友；他们不迷信血缘关系，当德国威廉二世触碰其底线时，英国人毫不犹豫地与自己皇帝的表兄弟开战；他们也不拘泥于宗教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可以成为盟友。
英国人在同盟中的角色是领导者，不过他们的领导方式是协商、合作与交易而不是控制，这就要求他们有高超的领导力。为了将各怀异心的盟国纳入英国的战争轨道，他们安排不同的交易来处理同各个盟国的关系。因此，每场大战英国构造的同盟体系都呈现出清晰的层次，各盟国被按照重要性和利益关系差别对待，这集中体现在英国人对关键信息和决策机制的坚决控制上。在同盟的组织和运作中，既有正式的盟约文本来规范和约束，也有各种非正式的、临时的协作机制和私人关系作为对正式盟约的修正、补充和润滑。一旦战争结束，英国的同盟体系就趋于事实上的瓦解和结束，其合理性目的在于及时节省英国有限的财政资源。除了保留必要的关键同盟外，其他国家的价值消失了，甚至又成为竞争对手，盟国间的关系也重新“正常化”。
丘吉尔是英国传统同盟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二战中他高水平地发挥了这种战略。在主持大局之前，他花了20多年从事国家战略研究，尤其是他的高祖父马尔博罗公爵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操作的反法大同盟和他自己参与的一战中的协约国同盟。他对同盟战略的理解集中反映在他的专著《世界危机》中。在丘吉尔看来，联盟战争的两个关键特征在于：（1）旨在分裂敌方联盟、扩大己方联盟的战略活动至关重要；（2）战争现象的统一性与各国以支离破碎、各怀异心的方式来对待战争的倾向相矛盾。
在丘吉尔主持的二战同盟战略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英美苏的同盟关系。他通过合作的体制化来构筑和落实英美同盟。1942年联合参谋总部的创立要首先归功于丘吉尔的力排众议，而英美两国运输和军火生产组合在一起的各委员会、盟军内部的情报联合机制以及各个盟军最高统帅部等，无一不带有丘吉尔的烙印。与此同时，他还努力通过演讲号召美国公众尤其是精英阶层。最富艺术性的是他通过个人关系来确保和加强同盟：二战期间他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去了大约950封信函，收到750封回函，平均每三天两人就有一次通信来往。他曾说：“没有哪个情人曾像我仔细琢磨罗斯福总统的每个任性和奇想那样琢磨过他的情妇。”
在同盟的外围，英联邦的各个成员国、中小盟国乃至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和中立国，都构成对德、意、日的围堵、挤压与牵制。丘吉尔对外围盟友的态度是礼貌、友善、信任、同情，并坚决拒绝某些下属或同僚试图利用后者的弱小占便宜的图谋。然而他也一次次坚决拒绝外围同盟者试图分享决策权和关键信息的要求。他断言：“有人认为应当保证每个提供军队的国家和这些军队中的每个部门在所有重要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在干任何事情以前应当同每个人都充分磋商。事实上，这是打输战争最肯定的途径。”
在丘吉尔看来，战略家如同画家，在寻求“比例或关系”，并且“必须有囊括一切的眼光，将起始与终结、整体与各部分展现为一个久驻心中的瞬间的印象。”而处于核心的则是关键性的事实或主题：随着一场战争的进展，新的精巧之处、不同的侧重点会不断出现，然而一个统一的大方针贯彻始终，其他部分则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如此，最终的创造物才会完整并且和谐。
丘吉尔在二战中对联盟战略的操作反映了这种色彩生动的和谐。自始至终，瓦解敌方联盟、扩展己方联盟这一主题就是明确、清晰的：英美苏的坚定团结将会造成决定性的对敌优势。微妙之处在于他对各种分寸的把握。他对马尔博罗的评价某种意义上是在描述自己：“他感受到了世界上最强烈的责任感，同盟的战争变成了他个人的战争……他与盟国缔结了条约……在必要并可能的情况下他甚至需要强迫或哄骗他们获救，因为只有他才知道那将使大家脱离苦海。”
承诺的两难
——论同盟战略之三
翟东升
一战结束后，治国精英们认识到，本该为自己带来安全的同盟体系恰恰成为最不可控的风险之所在。
在20世纪前40年里，欧洲各大国几乎都在致力于寻找并利用同盟来获得安全，但这些努力最终都证明是失败的，即它们的代价远大于实际带来的效果，或者更糟，彻底毁掉了战略所要服务的目的。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随着各大国之间一个个同盟条约的签订，欧洲的两大阵营渐渐显露出来。其余各国因为追求安全或躲避被孤立的处境，不得不加入某一阵营。由于担心这些同盟关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在敌对同盟那里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各大国国内的执政精英都保持这种共识：对小国的援助承诺绝不能停留在口号和条约文本上，而要随时准备付诸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和厌倦情绪中：政府和精英对于国家集团间越来越加剧的紧张和对峙感到焦虑，老百姓则对近半个世纪的普遍和平感到厌倦。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军人头脑中关于战争的压倒性历史意象就是德意志统一战争：快速的运动战，大包围之后干脆利落的决战决胜。于是，当奥地利为其大公被刺而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时，俄、德、法、英先后向敌对同盟宣战，每一国军队的运兵车上都写着“圣诞节回家”的字样。
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和平时期建立和加入同盟的本意是为了确保安全与和平，但恰恰是同盟关系造成了一种超出各国自身控制的普遍紧张，最终使各大国在短短几天之内进入大战，而且是如释重负般地奔向战场。
战争中，两大同盟各自也产生了某些重组与分化，各自在同盟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与其说是看谁更高明和强大，不如说比谁犯了更少错误。相比之下，轴心国的大战略失误更严重，在同盟战略尤其如此：德国入侵比利时，直接导致英国下决心参战；无限制潜水艇战使美国也加入协约国。这两个错误决策的共同特点就是把军事战略上的便利和利益看得比政治和同盟影响更重要，结果因小失大。克劳塞维茨泉下有知，必然大骂学生们无知误国。
当战争结束时，欧洲成为废墟，各大国都失去了数百万青壮年男性，同时也摧垮了所有君主专制王朝。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国都痛心疾首地获得教训：大国对小国的承诺和维护承诺的决心，以及对于战争性质的误判，使得欧洲各民族遭此劫难。于是，一战的血腥连同其同盟战略的失败成为新的“压倒性历史经验”，人们决心再也不要这种得不偿失的大厮杀。治国精英们总结的教训要更深入具体一些，他们认识到，本该为自己带来安全的同盟体系恰恰是最不可控的风险之所在：这是个强国受制于弱国的危险游戏。
这种共识并没有妨碍强国继续使用同盟战略，但是其精神内核和基本思路与一战前迥异。在美国人退回大洋彼岸之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但是，这位临时霸主深知自己元气大伤，因此致力于编织同盟网络来使自己的权势覆盖大陆，以包围和阻遏德国的复兴。法国人决心在各个同盟关系中保持主动，既可以利用同盟的力量，又可以在危险时随时抽身离开。当希特勒上台之后，各国的外交家都忙碌起来，围绕法国建立起一个层层套叠的同盟网络：巴尔干协约，小协约国，法苏同盟，捷苏同盟，而最外围是国际联盟。这种同盟网络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集体安全体系，其关键性的支柱在于大国（尤其是法国与英国）保证在和平时期防止和阻遏侵略行为，在战时能有效支援小国。通过由大国牵头的集体行动，这个同盟体系看来似乎能够塑造一个新时代。
但法国人的小聪明毁掉了这一切。这个时期法国每位外交决策者几乎都热衷于许诺和玩阴谋诡计，他们签订的同盟条约十分动听，但细究后会发现全是滑头。同盟各国相互虚与委蛇，表面上热热闹闹，其实各家都自有打算。
1936年的两件大事轻易瓦解了这个脆弱的同盟。首先是意大利成功入侵埃塞俄比亚，证明小国对集体安全的信心是虚幻的。随后，希特勒于1936年3月7日进军规定不设防的莱茵兰，法国没有坚决、及时地应对。德军在那里迅速建造的齐格菲防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略联系，法国的不作为导致它的同盟体系开始崩溃，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各国的独裁政权和极右政党纷纷得势并倒向德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位一向敌对的独裁者则言归于好。当年10月，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法国反而陷入孤立被动。短短3年后，二战爆发，法国投降。
总结这一时期各国在同盟战略上的失败，不同的智识与话语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关注。用欧洲人的眼光来审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晚近的压倒性历史经验对于人们的决策与行动具有极大的影响，但由于“度”的难以把握，往往使人矫枉过正：在同盟战略上，前半阶段是过于拘泥于同盟关系而失去独立判断力和选择空间，后半阶段则是把同盟关系视如儿戏而最终害人害己。这样的教益提醒我们丘吉尔所说的“比例与分寸”，把握它需要决策者的远见、判断力和行动决心。而如果诉诸中国战国时代的思想来解读上述同盟史，我们则对“信义立则霸，权谋立则败”的古训会有更深刻具体的理解。
控制的诱惑
——论同盟战略之四
翟东升
今天的美国人不得不依靠权势来维持现有的地位，而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嫉妒、怨恨与冲突。
为提高联盟的集体行动效率，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当然更多是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联盟中的主导性大国常常会采取某些策略对依附性盟友实施控制。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策略都需要支付代价，对盟友的控制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战略家和国务家们对于控制的方式、程度等各方面有所权衡。在某种意义上，冷战中美国人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抵制了“对盟友施加控制”的诱惑。
作这样的断言似乎无视美国对外干涉的斑斑劣迹，但假如我们把事情放进美苏对抗的背景中来讨论，相信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就对盟友的态度和信用而言，美国人远没有苏联人那样恶劣。对前苏联领导人而言，盟友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为自己提供战略空间与原材料，并受其控制在国际议题上投票。这种控制的一大后果是将无法控制的盟友挤出同盟体系，甚至反目成仇，比如前南斯拉夫和中国；另一大后果是大大削弱了前苏联国际权势的政治合法性。与前苏联相比，美国在塑造西方同盟体系时对盟友的控制远没有那么坚决和显眼。法德煤钢联合体的出现、发展以致形成今天的欧洲联盟这样的事情在苏东阵营中是难以想像的。美国从盟友那里吸取资源的方式也相对隐蔽得多，比如通过美元的特殊地位征收铸币税。此外，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市场关系有力补充了生硬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多边、多维、多层次的同盟体系使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给盟友较大的自由空间有以下几类因素：首先，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历史来看，它的盟主地位是受邀担任而不是自己主动谋求的；在美国加入之前，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已然存在，因而同盟的基本结构和规则不可能按美国的设计出现。其次，即使美国政治家有机会设计同盟结构，估计他们也不会学习罗马那一套，因为美国当时富甲天下，在道义上极端强调自由，所以很难想像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愿意忍受道德上的谴责而追求那种当时几乎没有必要的控制力。最后也是更重要的，美国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传统中摇摆不定：一边是孤立主义，强调务实地满足于已有的领土和生存空间，独善其身；一边是国际主义，强调美国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的普世价值。在后者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美国积极参与并领导全球性同盟，权势伸展至世界各个角落，但一旦孤立主义上台，美国的力量就会试图缩回美洲，把责任和困难留给欧亚盟友自己。这种摇摆在客观上给盟友们以较大的独立空间。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西方联盟体系不是辐辏式的而是网络式的，这意味着在这个相对松散的大同盟内部可以出现不止一个权势核心，比如独立于美国控制之外的次级联盟——欧盟，就在广度和深度上直接挑战着美国的垄断地位和利益。
历史的讽刺是无情而深刻的：在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阶段（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是受邀请的盟主；在冷战时代，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盟主；但到了反恐战争时期，当年的邀请者却改变了态度，美国需要支付额外的代价来建立和维持其联盟。
在同盟中处境的变化反映了美国的质变：在全球政治生态平衡中，它由一只壮硕的食草动物变成了以捕猎为生的食肉动物。当今天的美国人夸耀自己史无前例的权势优势时，其实心里也很无奈：他们几乎不得不依靠权势来维持现有的生活，而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嫉妒、怨恨与冲突。简单考察美国在全球资源分配和循环中的地位就可以明确这一点。尽管从数值上看美国的对外依存度不太高，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那么美国的进出口状况对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实远大于数值所反映的程度。美国的经济地位与一个世纪前截然相反：他们从世界市场输入日常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用以支付的对等物主要不是农产品，而是美元、专利与许可权、军火与军事技术。这些项目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为前提的，一旦美国失去掌控能力，这些收入将大打折扣。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社会自身的调整潜力：比如出现新的产业、美国工业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后增加竞争力、农产品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减少等等，但显然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敢选择“放弃霸权”这条充满风险和巨变的发展路径。所以，美国的决策者，无论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要坚持维护美国的全球性权势和控制地位。
要求对盟友加强控制的压力也同时来自联盟战略的较低层面。美国的盟友大多是“自由民主”国家，而建立在选票上的战略意志存在一个致命特点：经常随着选举形势而变动。最近的美国反恐联盟中的情况便是如此，西班牙、菲律宾等国由于国内选举而改变了对美的支持承诺，先后从伊拉克撤军，给美国的对外战略造成不小的政治压力。为预防和管理这类风险，美国智囊圈中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要求加强对盟友的影响力，并给“临阵脱逃者”必要的惩戒。
但是，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如果美国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美国权势的国际道义和合法性都将进一步丧失。21世纪的美国能否继续抵抗控制的诱惑，避免蜕变为自己当年所说的“邪恶帝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