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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 王荣欣
［摘要］本文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采用职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
创意阶层的职业流动情况。运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二项logit和多项mlogit分析
发现，教育程度、阅读习惯和工作的自主程度几乎都具有显著影响。加入体制因素后发现，在体制内和体
制外，成为创意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在体制外，农业户口、工作年限越长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创意
阶层。此外，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体制内的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
显著影响，但通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体制外的子代的职业选择。
［关键词］创意阶层；职业流动；体制因素；父代影响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05-09
DOI：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经典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描绘了当时美
国新中产阶级的处境，白领是这个新中产阶级的主体。从著作所描绘的白领世界中，人们可以“寻觅
到20世纪生活的基本特征”。这些白领在理性化的科层制之中，陷入工作异化和地位恐慌，仅能通过
闲暇活动来摆脱乏味的工作。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创意阶层的崛
起：它如何改变工作、休闲、社区与日常生活》（佛罗里达，2010）。现在已步入知识经济和创意的
时代，新的社会变迁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阶层，这就是创意阶层（Creative◎Class）。通过该著作的描
绘，创意阶层的时代已呼之欲出。想寻觅21世纪生活的基本特征，就应该走进创意阶层的世界。
在当下的中国，创意空间已打造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名片，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M50
创意园区、深圳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广州的信义国际会馆、太古仓码头、创意园、红专厂艺术
区和1850创意园等。全国众多高新技术区和创意产业园开始蓬勃发展，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一环无疑是
对科研和创意人才的争夺。国内对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喊得震天响，但对驱动创新的人才本身却缺乏
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而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创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创意来源于创意人才知识的厚积与灵感的薄发。创意产业首
次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澳大利亚。英国是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英
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就成立了名为“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的组织（Howkins，2005）。创意产业
最初是作为后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得到推崇，人们主要注意到它对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加经济附加值的
贡献。后来，人们开始考虑创意对整个经济的贡献。
中国要真正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借力于创意产业和创意人才。中国是后发国家，现在正经历着
当时欧美国家所经历过的历史过程，新的专业阶层和管理阶层也处在崛起和壮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
阶层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中国创意阶层具有不同于国外的特点，他们要受制于体制因素，体制
作者简介：王荣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2014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消费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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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内和体制外具有不同的职业流动模式。本文选择从创意阶层这个角度切入，分析创意阶层所具有的社
会学特征，以及父代职业选择对子代是否选择创意职业的影响。
二、创意阶层的概念和理论分析
（一）创意阶层的概念界定
◎1875年，“创意”（Creativity）作为抽象名词在英语中首次出现。20世纪前期，出现了“创意
教育”“创意销售员”等用法，并出现讲授创意写作的课程。在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国家，方才出
现创意的现代用法（Hartley◎et◎al.，2012）66。创意可以简单定义为：具有一种新的想法。它具有四大
标准：个人化的、原创的、有意义的和有用的（Howkins，2005）118。
因应创意时代的呼唤，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1世纪初提出了创意阶层的概念。他给出的定义
是：创意的经济性需求所催生出来的新阶层（阶级），这就是创意阶层（Florida，2004：8；佛罗里
达，2010：9）。
佛罗里达（2010）认为，创意阶层包括两种类型的人员。一种是“超级创意核心群体”（Super◎
Creative◎Core，下面简称“创意核心”），一种是“创意专家”（Creative◎Professionals）。创意核心包
括科技与工程、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等领域的工作者，他们的经济职能是创造新理
念、新技术和（或）新的创意内容。他们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
演员、设计师与建筑师，还包括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比如作家（非小说家）、编辑、文化人、智库
成员、分析家以及其他“舆论制造者”。创意核心的一个重要群体是从事波西米亚（Bohemian）职业
的人员，主要是指从事艺术工作的创意人士，包括“作家、设计师、音乐家、作曲家、演员、导演、
画家、雕塑家、艺术家、版画制作者、摄影师、舞蹈家和表演者”等。
围绕这个创意核心，创意阶层还包括一个更为广阔的“创造性专业人员”群体。理查德•佛罗里
达称他们为“创意专家”，他们广泛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与
卫生保健业和工商管理领域。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还利用广博的知识体系来处理具体问题
（Florida，2004：69；佛罗里达，2010：80）。
这两种类型的成员也存在差异。虽然创意专家主要负责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做出大量的独立判
断，并需要较高的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Florida，2004：8；佛罗里达，2010：9）。但他们与创意核
心的区别在于，新奇并不构成他们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创意核心需要更多的创意。
区别创意阶层和非创意阶层，关键在于获得报酬的主要方式。“劳工阶层”和“服务阶层”获
得报酬只要执行他人的规定即可，而创意阶层则主要通过创造来获得报酬，而且比其他两个阶层拥有
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Florida，2004：8；佛罗里达，2010：9）。服务阶层从事的工作包括服务业
中的低端职业，其典型特征是低工资、缺乏自主性，比如餐饮服务员、门卫与场地看守人、私人护理
员、秘书与文员、保安及其他服务类职业（Florida，2004：71；佛罗里达，2010：82）。劳工阶层则
主要是体力工人。
（二）创意阶层的相关概念及其争议
理查德·佛罗里达固然是提出创意阶层概念的第一人，但是在他之前也有类似的观点。传奇报
人杨奇、唐鸣（2002）在对香港知识分子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智力阶级的概念。他们将这个智力阶级
区分为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知识分子，并将这一阶级划分为管理人员、科技人员、
专业人员、教学人员和文化人员五大类别。但他们没有形成理论，失之过简，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智力
阶级概念也仅仅限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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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探索》 2017 年第 3 期·总第 208 期 青年成长与发展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雷和心理学家谢里·安德森提出文化创意人士的概念。这批人已改变了其价
值观的基底，并将在美国文化中重塑价值观。他们追求本真性（Ray◎&◎Anderson，2000：7-8）。保罗•
雷和谢里·安德森指出文化创意人士包括两种类型的成员。一种是文化创意核心群体，他们引导着亚
文化的创意前沿。这批人在当时已有2400万，包括高比例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心理治疗师、环
保人士、女性主义者、非西医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其他专业人士。除了这类核心群体，文化创意人士
还包括绿色文化创意人士，他们通常遵从文化创意核心群体的意见。他们的价值观主要是关注环境、
关系和社会议题，往往认为自然是神圣的（Ray◎&◎Anderson，2000：14-15）。
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里很早就对创意理论有过深入研究，在原创性和影响力上可与理查德•佛
罗里达并驾齐驱。兰德里（2009）注重城市中创意人士的作用，也不忽略普通人的点滴新意，通过对
这些创意的汇聚与利用，可以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他指出人是城市的关键资源，人的创意已经取代
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和市场接近性，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理查德·佛罗里达发明创意阶层的概念以后，赞扬声纷至沓来，但同时伴随着争议不断。美
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Glaeser，2005）在对该书的书评中就指出，创意阶层理论与人力资本理
论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但他自己也承认，给这么一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写评
论多少带有点嫉妒的心理。其实创意阶层这个概念并非“旧瓶装新酒”（old◎wine◎in◎new◎bottles），创
意的产生也并不依赖于正规教育（即人力资本），比如，作家和艺术家并不一定需要接受正规教育。
此外，格莱泽也没法否认创意阶层对地方经济增长确实有所贡献。
有学者指出创意阶层存在测量问题，即没有严格标准来界定哪些职业是创意阶层，哪些职业不
是创意阶层。马库森（Markusen，2006）指出创意阶层的概念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仅仅按照教育程
度，将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不同职业放在一起。马库森和施罗克（Markusen◎&◎Schrock，2006）认为需
要使用狭义上的创意阶层（即艺术职业），才能更好地评估创意阶层对地区发展的贡献（比如艺术家
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艺术红利”）和理解创意行业的核心动力机制。
另一种批评就是相关不等于因果，即创意阶层的数量多寡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关，但不具有因
果关系。瑞茜等人（Reese，◎Faist◎&◎Sands，2010）发现在城市从事创意职业的人口数量和同性居住
家庭（测量城市宽容度的一个指标）的存在确实与多样性和城市发展具有相关性。但这些人是否代表
一个真正的阶级或创意核心、他们为何选择居住在此地、哪种舒适物（amenities）或其他地方特色吸
引和维系他们、这些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些问题都仍然不清楚。
杰米·佩克（Peck，2005）则认为理查德·佛罗里达倡导的是创意的涓滴渗透（各个社会阶层逐
步意识到创意的重要性），期望非创意阶层能够最终向创意阶层学习，因为“没有公司或其他大机构
会关照我们”（Florida，2004：115）。美国在经济不景气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没有人会表示抗议，创
意阶层已习惯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只是接受这种方式，继续去过忙碌的生活”（Florida，
2004：115）。佩克批评佛罗里达鼓吹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将不稳定就业当作一种新的自由。
这些批评虽然看上去都有点道理，但只是对创意阶层理论的补充和修正，并没有驳倒创意阶层
理论的核心论点，也没有否定该理论的解释力。创意阶层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也有较大的差异，作
家、画家、音乐家、导演、运动员不需要太高的人力资本、接受过多的正规教育和培训，科班出身反
而会限制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成不了大家。
三、研究假设
国外不存在中国的体制因素，现有的创意阶层理论还没有对体制因素进行过考察和检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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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国家运用创意阶层理论最为频繁，但并没有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由于在体制和经济转
轨上的差异，中外创意阶层的职业流动也必然存在差异。本文认为，创意阶层比非创意阶层更倾向于
空间流动，他们在社会空间上的流动也更为容易，但这种流动受制于体制因素。父代的职业地位与教
育程度也会影响子代的职业选择。故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对于能否成为创意阶层，体制内和体制外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假设2：父代的职业地位对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但父亲和母亲的影响机制不同。
四、变量和方法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变量与操作化
1．因变量
CGSS2013成人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您的职业属于哪一类？按照国际通行的职业编码表
（ISCO），录入的各种职业达三百余种，回答职业、并录入职业编码的有效样本数为4629个。本文
根据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定义，并略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这些有效样本中的建筑师等专业人
员、社会学家等专家、教师（小学以上）、作家、高级官员、企业经理、商贸专家、律师、医生、物
理和工程等科学技术人员与金融专家等列入“创意阶层”，而将其余人员列为“非创意阶层”，比如
一般业务员、办公室职员、服务人员、警察、生产加工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和驾驶员等。
创意阶层包括两种类型的人员：超级创意核心群体和创意专家。从事波西米亚职业的人员也
属于超级创意核心群体。本文采用的划分方法与国外学者（Fritsch◎&◎Stuetzer，2009；Boschma◎&◎
Fritsch，2007）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进行国际比较。本文运用的统计软件为。
2．自变量
本文的二项logit和多项mlogit模型采用以下解释变量：
（1）主要解释变量
采用的变量包括阅读习惯、工作自主性、父母亲职业地位、父母亲教育年限等。阅读变量来源
于问卷中的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读书/报纸/杂志”，重新编码
为：“1．从不；2．一年数次或更少；3．一月数次；4．一周数次；5．每天”。工作自主性来自于
问题“在您目前的工作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自主决定您工作的具体方式”，重新编码为：“1．完
全不能自主；2．很少程度上自主；3．一定程度上自主；4．完全自主决定”。
父、母亲职业地位按照是否属于创意阶层职位，编码为创意阶层与非创意阶层。
（2）体制变量
本文将工作单位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包括：党政机关、军队、国有、集体事业单位
等。体制外包括：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
（3）时期变量
本文的时期变量来源于问卷中的问题“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
少年？”。工作年限越长，表示越有可能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口类型、婚姻状态和党员身份。其中，户口分为
非农户口、农业户口；党员身份分为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婚姻分为未婚及同居、已婚（包括初婚
和再婚）、离婚（包括分居及丧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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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探索》 2017 年第 3 期·总第 208 期 青年成长与发展研究
在二项logit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和多项mlogit模型中，工作单位性质也列入控制变量。此外，将
年龄与工作单位之间的交互项也放入模型中，交互项中的年龄分为35岁以上和35岁以下。
五、创意阶层的数据分析结果
（一）创意阶层人口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基本分布（CGSS数据）
类别变量
所有职业 创意阶层 非创意阶层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女性
4629
2798
1831
954
608
346
3675
2190
1485
户口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2655
1974
714
240
1941
1734
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617
4012◎ ◎
◎◎
253
701
◎◎364
3311
◎◎
婚姻
◎◎未婚及同居
◎◎已婚
◎◎离婚（分居、丧偶）
◎◎671
3737
◎◎221
◎◎
155
765
◎◎34
◎◎
◎◎516
2972
◎◎187
◎◎
工作单位性质
◎◎体制内
◎◎体制外
4610
1495
3115
954
490
464
3656
1005
2651
连续变量 频数 均值◎◎◎标准差 频数 均值◎◎◎标准差 频数 均值◎◎◎标准差
年龄 4629 ◎ ◎ 954 ◎ ◎ 3675 ◎ ◎
教育年限 4627 ◎ ◎ ◎◎ 954 ◎ ◎ ◎◎ 3673 ◎ ◎ ◎◎
工作年限 4612 ◎ ◎ ◎ 954 ◎ ◎ 3656 ◎ ◎
年收入（元） 4629◎ 37844◎ 45224 954 55916◎◎◎62002 3675 33153◎◎◎38371◎◎
表1显示，创意阶层为954人，所占比重为%。在年龄结构上，创意阶层的平均年龄为
岁。在性别结构上，创意阶层中有%为男性，非创意阶层中有%为男性。在户口登记上，
%的创意阶层人员具有非农户口，而非创意阶层中仅有%的人员具有非农户口。在工作单
位的性质上，体制内的创意阶层人数为490人，超过体制外的464人。创意阶层有五成（%）进
入体制内，非创意阶层则绝大部分（%）都在体制大门之外徘徊。
在教育年限上，创意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非创意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年，说
明这两者在教育程度上差异较大。教育是跻身创意阶层的重要自致因素。在工作年限上，创意阶层平
均为年，多于非创意阶层的年。创意阶层的年收入为万，大幅领先于非创意阶层的万。
（二）成为创意阶层的影响因素
1．成为创意阶层的二项logit模型
本文试图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就业人员成为创意阶层，采用二项logit模型（binary◎ logit◎model）
对CGSS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要考察的因变量“是否成为创意阶层”，只有两种可能性，即“1.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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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意阶层；2.不是创意阶层”。在编码以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当Y=1时，表示事件发生（是创意阶
层）；Y=0时，表示事件未发生（不是创意阶层）。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公式为：◎
Y=α+βXi+ε
表2 是否成为创意阶层的二项logit模型
因变量：是否成为创意阶层（1=是，0=不是）
模型1 模型2
体制内
模型3
体制外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男性
（）
（）
**
（）
年龄
（）
（）
（）
年龄平方/100
（）
（）
（）
非农户口
（）
*
（）
（）
教育年限
***
（）
***
（）
***
（）
婚姻状态
未婚（参照组）
已婚
离婚
（）
（）
◎◎
（）
（）
◎ （）
（）
中共党员 ***（） **（） *（）
年龄与工作单位的交互项
**
（）
- -
体制内 （） - -
工作年限 **（） （） **（）
阅读习惯
从不阅读（参照组）
一年数次
一月数次
一周数次
每天
***（）
***（）
***（）
***（）
***（）
**（）
***（）
***（）
（）
**（）
***（）
***（）
工作自主性
完全不能自主（参照）
很少程度上自主
一定程度上自主
完全自主决定
***（）
***（）
***（）
***（）
***（）
***（）
（）
***（）
***（）
父亲教育年限 （） （） （）
母亲教育年限 （） （） ***（）
父亲职业（为创意阶层）
***
（）
**
（）
（）
母亲职业（为创意阶层）
（）
（）
（）
常数
***
（）
***
（）
***
（）
对数似然比 -1912
样本量 4547 1475 3072
注：*** p<， ** 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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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探索》 2017 年第 3 期·总第 208 期 青年成长与发展研究
在模型1中，工作自主性越强，成为创意阶层的可能性越大。阅读习惯也具有显著影响，每天阅
读而成为创意阶层的偶值是从不阅读的倍，一周阅读几次而成为创意阶层的偶值是从不阅读的近2
倍。工作年限越长，成为创意阶层的可能性也越大。
模型2和模型3引入了模型1中的所有自变量和除工作单位性质外的所有控制变量，试图分析在体
制内和体制外，主要的解释变量对于人们最终成为创意阶层的影响。
对于是否成为创意阶层，主要的解释变量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对于体制内
的人来说，工作年限对是否成为创意阶层的显著影响消失了。但对体制外的人则不然。
阅读习惯和工作自主性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对体制外的人说，父亲的职业
地位（是否为创意阶层）对子代没有影响，体制内则不然。在体制内，父亲属于创意阶层，其子代成
为创意阶层的偶值是父亲不属于创意阶层的子代的倍。只有在体制外，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才有助
于子代跻身创意阶层。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2得到部分支持。
在控制变量上，体制外是男性成为创意阶层的偶值更高，这体现出了体制内、外的性别差异。
在体制内，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成为创意阶层的偶值反而更大。这也许是因为能进入体制内的农村人员
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通过奋斗而跻身创意阶层的可能性也较大。教育年限是控制变量，但教育
其实也算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在模型中，教育年限都是显著的，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成为创意阶
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职业阶层的多项mlogit模型
本文先按照职业阶层，从受访者中划分出“超级创意核心”“创意专家”和“非创意阶层”。
因变量是多类别变量。情况见表3。
表3 CGSS数据中的三大职业阶层划分
职业阶层划分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超级创意核心 232
创意专家 722
非创意阶层 3675
合计 4629 -
然后以创意专家为参照组，进行多项mlogit回归分析，可以得出“超级创意核心VS创意专家”
的情况。再更换参照组进行分析，以非创意阶层为参照组，可以得出“超级创意核心VS非创意阶
层”“创意专家VS非创意阶层”的情况。
表4 职业阶层的多项mlogit模型
模型4
超级创意核心VS创意专家
模型5
创意专家VS非创意阶层
模型6
超级创意核心VS非创意阶层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男性 （） （） （）
年龄 （） （） （）
年龄平方/100 （） （） （）
非农户口 （） （） （）
教育年限 ***（） ***（） ***（）
婚姻状态
未婚（参照组）
已婚
离婚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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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模型4
超级创意核心VS创意专家
模型5
创意专家VS非创意阶层
模型6
超级创意核心VS非创意阶层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中共党员 ***（） ◎***（） （）
年龄与工作单位的交互项 （） *（） ***（）
体制内 ◎ （） （） （）
工作年限 （） **（） **（）
阅读习惯
从不阅读（参照组）
一年数次
一月数次
一周数次
每天
（）
（）
（）
（）
***（）
***（）
***（）
***（）
（）
（）
（）
**（）◎
工作自主性
完全不能自主（参照）
很少程度上自主
一定程度上自主
完全自主决定
（）
*（）
**（）
***（）
***（）
***（）
（）
***（）
**（）
父亲教育年限 （） （） （）
母亲教育年限 （） （） （）
父亲职业（为创意阶层） （）
***（）
（）
母亲职业（为创意阶层） （）◎ （） （）
常数 *（） ***（） -05***
（）
样本量 4547 4547 4547
注：*** p<， ** p<， * p<。
表4显示，在模型4，对于超级创意核心而言，在党员身份的偶值比小于1，说明创意核心不倾向
于入党。
综合模型1到模型6，对于能否跻身创意阶层、甚至超级创意核心，文化资本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大体而言，教育年限、阅读习惯（几乎每天和一周几次）几乎全都具有正面的显著影响。通过文
化资本的积累，创意阶层可以明显增加在社会空间流动的可能性，从而改变自身在社会空间中的位
置。在模型5中，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成为创意专家具有显著影响。父亲属于创意阶层，则子代成
为创意专家的偶值是父亲不属于创意阶层的子代的倍。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通
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模型3），子代的职业选择也受到母亲的影响。
在各个模型中，体制因素均不显著。但除了模型4以外，年龄（35岁以上）与工作单位的交互项
都是显著的。创意阶层（35岁以上）在社会空间流动存在着结构因素的限制，比如体制因素。若能进
入体制内，则跻身创意阶层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若能够顺利进入体制之内，则有助于提升其在社会空
间上的流动。本文的体制假设只能得到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社会空间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投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了人们在社会
空间中的位置。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获得上，创意阶层都超过非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更容易通过
这些不同资本的积累，从而改变自身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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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探索》 2017 年第 3 期·总第 208 期 青年成长与发展研究
六、分析与结论
与国外创意阶层不同的是，在中国，体制因素是能否成为创意阶层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若能
进入体制内，则跻身创意阶层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相比于以往，现在要在体制内成为创意阶层是日
益困难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体制外（如私企和外企）给创意阶层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
为体制外创造了大量创意岗位。
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成为创意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体制外的男性比体制外的女性更有可
能成为创意阶层，体制内则不存在性别差异。在体制内，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创意阶层。
党员身份（政治资本）有助于其成为创意阶层，但不利于其成为超级创意核心。
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父亲从事创意职业，其子女成为创意
阶层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成为体制内的创意阶层。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有助于子代向上的职业流
动。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子代的职业选择也受到母亲的影
响。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在体制外跻身创意阶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中国的创意阶层喜欢聚集在大城市，重视休闲和体验，喜欢艺术和文化消费。他们从事专业性
较强的工作，主要生产产品的符号价值。阅读习惯、工作的自主程度都影响着就业人员能否跻身创意
阶层。受教育程度越高确实更有可能成为创意阶层。
创意阶层获得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都超过了非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经济回报更高。他们更
容易积累这些资本或改变资本的结构，从而提升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实现自身在社会空间的流动。
创意阶层的崛起是未来发展的新希望。但创意阶层的崛起也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说这些
创意阶层更倾向于脑力工作，而只能将体力工作留待他人。这会导致另一个阶层——即服务阶层人数
的增加，他们从事的工作显然不需要太多的创意，而需要依附、仰食于创意阶层。他们无法摆脱服务
业中的低端职业，工作缺乏自主性（Florida，2004：71；佛罗里达，2010：82。）。随着发达城市逐
步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城市中的劳工阶层将逐渐趋于消失。例如，香港的劳工阶级数量已微不足道，
并逐渐形成了两大阶级（即创意阶级和服务阶级）占据主导的社会。在城市中，如果创意阶层和服务
阶层两大阶层形成对立，则有可能让城市中的贫富分化更加恶化，并加剧社会冲突。创意阶层在中国
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出现（王汎森，
1995）？天才的出现需要有能够产生天才的土壤，天才之间也需要交流才能相互激发。创意阶层也一
样，需要有交流碰撞的机会。那么，怎么才能创造出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的土壤？
理查德·佛罗里达谈到创意阶层的3T原则，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
（tolerance）。要吸引创意人才，首先要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其次，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研
发（R&D）的投入，形成创新氛围。科研人员是创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上海2016年统计年
鉴》（主要年份科技活动主要指标）所载数据，上海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在2015
年即已达到亿元，科技活动人员达万人。此外，由于创意阶层分布在各个行业，各行业协会
要通力合作，建设沟通平台，方便不同行业的创意阶层进行交流。
再次，各个城市应当发展、建设社区层面的舒适物（amenity）。王宁（2014）探讨了城市舒适
物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王宁发现，髙新技术人才比农民工等体力型工人更看重就业地的舒适物系
统。本文认为这些舒适物是吸引创意阶层的重要因素。但不要把重心放在博物馆、体育馆和大商场等
大型设施上，而应重点关注社区层面的舒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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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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