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财务知识中
国经济学知识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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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
录...............................................................................
.......................................2
第 一 章 经 济 学 是 什
么?.............................................................................
...............2
第 二 章 市 场 是 什
么?.............................................................................
..................5
第 三 章 价 格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9
第 四 章 价 格 怎 样 调 节 供 求 关
系?............................................................................1
2
第 五 章 贸 易 、 劳 动 分 工 和 主 导 权 的 争
夺.................................................................15
第 六 章 什 么 是 货
币?.............................................................................
................18
第 七 章 什 么 是 资
本?.............................................................................
................21
第 八 章 什 么 是 劳
动?.............................................................................
................25
第 九 章 工 资 是 怎 样 确 定 和 变 动
的?........................................................................29
第 十 章 竞 争 和 垄
断...............................................................................
..................36
第 十 一 章 市 场 能 否 有 效 配 置 资
源?........................................................................38
第 十 二 章 关 于 外 部
性...............................................................................
..............41
第 十 三 章 关 于 需 求 弹 性 和 供 给 弹 性
(一)..............................................................44
第 十 四 章 关 于 最 低 工 资 与 价 格 管 制 的 争
论..............................................................48
第 十 五 章 消 费 行 为 的 双 重 性 与 边 际 效 用 理 论 的 失
误................................................50
第 十 六 章 生 产 函 数 起 什 么 作
用?............................................................................5
5
第 十 七 章 生 产 二 重 性 与 边 际 收 益 递
减.....................................................................57
第 十 八 章 企 业 是 什
么?.............................................................................
.............60
第 十 九 章 没 有 竞 争 的 完 全 竞 争 市
场........................................................................63
第 二 十 章 再 谈 竞 争 市 场 的 效 率 和 公
平.....................................................................68
第 二 十 一 章 竞 争 与 不 完 全 竞
争...............................................................................
70
第 二 十 一 章 企 业 如 何 定
价...............................................................................
.......72
第 二 十 三 章 为 什 么 集 中 行 业 的 利 润 率 并 不 太
高?...................................................75
第 二 十 四 章 投 机 、 赌 博 和 市 场 经
济........................................................................77
第一章经济学是什么?
[按]:这是本书稿第一章。作者对萨缪尔森定义中的关键词社会、稀缺和分配进
行辨析,认为定义中“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说法在方法论上犯了将社会主体化的前提
错误,因而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即人与人的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静
双赢的经济活动其实都是人与人的战争,商场如战场。有意思的是身处战场中的人很能够体
会战争的残酷,可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却无视人们的这些体验,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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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
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P2)
这个定义值得商榷。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
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冲突、斗争是绝对的、
长期的、本质性的、无条件的,合作、妥协是相对的、短期的、现象性的、有条件的。社会
本身没有主体性,谈不上去利用什么,也谈不上如何利用,更谈不上去分配什么。社会本身
甚至都不是一个客体,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和见解,才同时具备客体性。所谓研究
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人是唯一有主
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
种组合: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
以及更广义的组合:社会。如果说这些组合有主体性的话,那么其主体性来自源于形成组合
的人,来源于人与人的冲突与合作。同一组合内部不同人的共同特点或要求,形成了该组合
的主张、纲领、特性;由于形成组合的人的不断变化,同一组合会重组、裂解或消散;又达
成新的妥协,形成新的组合。
因此,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首先犯了将社会整体化、拟人化的错误。
这是个前提性的错误。因为真正的经济问题恰恰是不同的人和集团争夺资源和生产的支配
权。萨氏在下一页承认,“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团,包括购买、销售、
讨价还价、投资和威胁等。”(P3)讨价还价是各类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其实是交易双方
力量、智慧、耐心、勇气较量的妥协点。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价格机制是社会分配机制;而
事实上价格机制是力量较量机制,是斗争和妥协的机制。这两种说法看似相近,其实有着本
质区别。按照前一种说法,贫富悬殊是社会分配不公,应该怪“社会”;按照后一种说法,
贫富悬殊是富者在与贫者的斗争中获胜的结果,是赢家通吃的结果,应该怪富人之贪婪、狡
诈和狠毒,应该怪使厚黑之人得以实现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前一种说法使人感到孤立无助,
因为社会是没法怪的。社会是天,是上帝,社会分配不公就如同天或上帝分配不公一样。贫
者只能仰天长叹: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在这种说法下,一部分人就可以借社会的名义掠
夺另一部分人,因为富人的所得是社会分配的,并不是富人巧取豪夺得来的。在这种说法下,
穷人要么是听天由命,要么是铤而走险。穷人的顺从常常使富人得以更加专横自为,骄奢淫
逸,其结果常常逼得穷人铤而走险,双方同归于尽,造成历史周期性地中断。后一种说法不
但可以增强穷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斗争性,而且可以对为富不仁者形成道义上的谴责,从
而缓和贫富分化,减少刀兵相见、尸骨遍野、文明中断甚至人类灭绝的危险。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根本上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美化
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萨氏称:“经济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复杂的活动”,然
而
如此定义的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理解这些活动。
其次,“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分配”使经济学家站在社会之外,就象动物学家“研究蚂
蚁群体的活动规律”一样。这表面上是特别客观、公正的态度,事实上却很容易沦为褊狭。
道理非常简单,动物学家研究蚂蚁的经费不会来自蚁王或工蚁,可以做到客观公正。而经济
学家研究“社会如何分配”的经费却并不来自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来自社会中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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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群体,例如政府、大学、基金会、公司、媒体等,就很难保持客观公正。那些崇尚客观
公正的经济学家常常发现,为大公司、大老板支招、抬轿的经济学家媒体出镜率高,收入丰
厚,有很多机会成为政策顾问;而自己却只能十年复十年地坐冷板凳。更有意思的是,冲突
的利益集团双方可以分别雇用各自的经济学家搞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都打着公共
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学术特别是经济学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法宝。
因为我们不是蚂蚁,无法理解蚂蚁的行为动机,所以只能靠观察、统计来研究蚂蚁活动
规律。然而奇怪的是,经济学家也是人,可以理解人的行为动机,为什么却也只能靠观察统
计来研究经济。萨氏总结道:“经济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经济生活。包括观察经济事
件,利用统计分析,并注重历史记录。”(P3)然而,这种“科学的方法”的科学性十分可
疑。在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下,人的目标、利益、智慧、力量的冲突和较量是看不到的,所能
看到的只有现象性的结果。而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要从现象深入本
质。由于经济学家自外于社会,“自绝于人类”,不去考察人与人冲突与合作的内在原因与外
在现象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掌握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达到一些统计性的、现象
性的、充满了例外的“规律”、“法则”。每一只蚂蚁都是相似的,但每一个人却是不同的。
蚂蚁的行为是简单的,人的行为是高度复杂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象研究蚂蚁社会一样
研究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外于社会的社会研究都只能是伪科学。
萨氏认为,经济学的双重主题是稀缺与效率。其论述非常简单,“物品是有限的,而需
求却无限。”(P2)因此,物品必然是稀缺的。又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
限的资源”(P2),即效率。然而,物品固然是有限的,对物品的需求却不一定是无限的。
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为荣的社会风尚来说,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来肯定自己、否定他人
从而确认自我的人来说,需求的确是无限的。经过经济学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体认,千年之
交的世界的确充斥了这种标准的“经济人”。然而,人的经济人化本身却是一个历史过程。
“经济人”其实也是内心充满了焦虑的人,拥有汽车者想拥有飞机,没有汽车者想拥有汽车。
这常常不是因为飞机比汽车舒服快捷,汽车比自行车舒服快捷,而是因为“没有者”在“有
者”面前感到自卑,“没有者”仰视、羡慕“有者”;是因为“有者”在“没有者”面前受到
尊重,“有者”可以傲视、鄙夷“没有者”。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的透视,所以一些智慧者或
选择了与人为善的积极态度,或选择了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而其共同点则都是知足常乐,
心态平和。这一类人不需要通过拥有更多的物品来确认自我,也就是没有无限膨胀的欲望。
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人”化的过程总是不彻底的,充满着反复的,而且“经济人”的行
为中也常常含有非“经济人”成份。
这意味着,无限的欲望其实是文化的产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则是欲望无限的文化。只
有在这一前提下,稀缺才有可能是经济学的主题。但是,当我们懂得了无限的欲望其实来自
于人的相互否定的话,那么稀缺只是现象,人与人的冲突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由于人与
人的冲突有时候以组合的方式表现,因此在组合内又可以表现出人与人的一定合作,但合作
的动力仍然来源于冲突。
如果冲突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那么所谓效率就是个假命题。萨氏称,“更准确地说,
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
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按照这一命题,当一项技术增进了产出,使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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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投资人都从中获益时,该项技术活动就是有效率的。诚然如此。然而,技术方和投资方
为了争夺投资收益的份额却可能展开持续的较量,技术方可能保留关键技术以防投资方过河
拆桥,也可能因为不满于所得份额而降低技术参数,或另寻投资人;相反,投资方可能设法
取得关键技术,以降低技术方的地位,也可能隐满、缩小或夸大(视具体报酬支付结构及支
付方式而不同)该项投资的市场价值。只要达成合作协议,这一较量在静态来看就是有效率
的。但随着较量的持续,随着产品和技术市场的不断变化,将可能形成投资方控制技术方,
或技术方控制投资方的局面,当然也可能合作破裂,甚至撕毁协议,对簿公堂。也就是说,
帕累托效率其实只是静态或暂态效率、现象效率。由于冲突的持久性和本质性,从动态来看,
经济活动的核心都是一方主导甚至主宰另一方,即一方的意志和目标将可以强加于另一方。
虽然被强加的一方有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补偿,但是他却会感受到自我意志被践踏,被
凌辱,体验到失败。事实上,这种社会地位或政治结构上的不平等远远比生理上的舒适程度
更令人关切。这正是象美国这样的物质丰裕社会却仍然使人强烈焦虑不安的根源。从这个意
义上,市场经济是失败的。它消耗了如此之多的自然资源,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劳动资源,却
并不能给生活于其中的人带来起码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不能给人以起码的人格尊严。
其实,在日常用语中,效率大都是指单位资源所能完成的任务量,例如劳动生产率指一
个人所能完成的产量、产值,时间利用率指单位时间内的有效工作时间,每公升油所能行驶
的路程等。这些的确是衡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至于帕累托效率,更多地只是用于论证市
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个人、企业的实际经济决策中几乎毫无意义,其意识形态色彩实在
是太浓厚了。
第二章市场是什么?
[按]这是本书稿第二章,作者认为市场秩序赞美者实在站在消费者立场上,而忘掉了作
为生产者的一面。作者以方便面为例,分别站在各个环节(厂家、批发商、零售商等)的立
场上算了一笔笔的精确的利益帐,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经济生态图景,从而得出结论:经济活
动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取。利益冲突的结果则是使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使战争和暴力日常化,
由此人类的前景并不美好。作者是想劝人们放下屠刀吗?
萨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奇迹般的市场秩序:“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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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自发地进行交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通过看不
见的价格和市场机制得以协调。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多少鸡肉,货车运往哪里,以及超级市
场何时开业。然而,最终当你需要之时,食品便会出现在商店里。”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初
学者来说,这番描绘是很能打动人的。可不是吗?只要我们有钱,无论是极端复杂的计算机,
还是普通的大米面条,转眼间就可以成为我们所享用的物品。这些物品可能经历过无数道加
工和交易的环节,可能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农民、工程师、科学家、教师的智慧,是人
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中央计划的前提下自发进行的。如此,我们怎
么能不赞叹这个市场机制的美妙精巧呢?
然而,俗话说得好,“只知道和尚吃馒头,不知道和尚受戒”。当我们不是作为消费品的
享受者,而是作为市场机制的参与者感受市场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例如,当我们在市
场上买方便面时,就可能会琢磨,125克的油炸方便面卖 元,有多大利润?面粉 元
/500克,则面粉成本是 元,植物油及其他辅料的钱能有多少呢?就算也是 元吧。工
人的工资有多少?恐怕超不过 元。乖乖,每包方便面要赚我 元,真黑!
这番话如果被方便面厂的老板听见了,他立刻就会大叫起来:冤枉啊!我不但没赚钱,
还赔钱呢。你算的只有原材料和工资费用,没有算固定成本。我花了 1000万元投资建设了
5000平方米的厂房和 10条生产线,每年生产 1000万包方便面。如果只生产一年的话,每
包方便面的固定成本就要 1元钱;如果按 5年折旧计算,每包方便面的固定成本便是 元。
这 1000万元钱我是从银行借来的,每年光利息就得 100万,每包方便面平摊的利息就是
元。你别看商店的零售价是 元,其实我给批发商的价格只有 1元。你算算,每包方便面
我赚你多少钱?才 元。还没完呢,要是我在电视上不打广告,这方便面能卖到 元的
零售价吗?不能。好,我一年的广告费是 100 万,折合每包 元。这样,我就只剩下了
元。还要 17%的增值税,按批发价减去固定成本和原材料价格及广告费用算,乘以 17%
是 ,我还剩 元利润。还没完,这剩下的利润还得交所得税 30%,我就剩
元了。市场有风险你知不知道?今年我能卖出去 1000万包,能赚 35万元,要是明年我只卖
出去 800万包,我立刻就要倾家荡产。因为销售收入减少 20%,而固定成本、利息和广告
费却一分不少。实际上,我是在给银行打工,给批发商打工,给地主打工。
批发商一听也叫苦不迭:你给我打工,我给谁打工?不错,我从你这里是 1元钱进货,
但我送给零售商只有 元。你以为批发生意好做啊?我一年批出去方便面 100万包,每包
赚 2角就是 20万。但现在一个摊位费就是 10万,各种税费少说也得有 5万,我还得有一辆
送货车啊。光这辆车的油钱就是 2万,还不说司机费。好在是我老婆开车,要是别人开车,
一年还不得 2万、3万?你算算,我还剩多少钱?其实真正赚钱的是零售商。
零售商一听就火了:我赚钱?那你来干!每包方便面我是赚 元钱,不瞒你说,所有
商品我的批零差价大概都在 25%左右。但是销售量上不去啊!你看现在商店多如牛毛,都
以为开店就能赚钱,把商业区或商业门面的房价抬得高高的。结果呢,消费量就那么大,商
店一多,每家商店的营业额就上不去。去年我的营业额有 5000万,批零差价有 1250万。但
我一年光房租就是 500万,员工工资 200万,日常消耗品象电力、车辆等 50万,打折促销
费 250万。我贷款不多,才 500万,利息 50万。这就去掉了 1050万。毛利 200万,除去
17%的增值税 77万,还剩 133万,再去 30%的所得税,就剩下 93万元了。现在我们周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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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都在进行自杀性打折销售,或者标低价,你说我们跟不跟?跟上去,是亏损;不跟上去,
更得完蛋!商店关门了,员工无非再换一个地方。我呢,就得背上一辈子还不完的债,实在
逼急了,我只好跳楼。要早知道是这个结局,我开什么商店啊,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员工也急了:你关门,我们干什么去?当初把我们招进来说得天花乱坠的是你,现在一
挥手把我们赶走的又是你。这些年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加班费那么低,我们也没说过
什么。我们加班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经营这么一个社区商店,你却飞到欧洲飞美国,飞到
日本飞新加坡,你在郊区买的别墅、养的小妾都打入了成本,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经营好
的时候,我们想着你也不容易,这些事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经营不好,你就想那我们
员工开刀?这些年你赚了多少钱,用公关费用的名义编了一个多大的关系网,你以为我们不
知道啊?商店关门,你一是解雇,二是赖银行的贷款,三是带着你的存款和妻妾逍遥法外。
这就是你那张关系网的真正作用。
银行一听说有人要赖账,也来凑热闹了:是啊,有人总是说给我们银行打工,可有谁知
道银行给谁打工呢?银行首先是给储户打工。储户把钱放到了银行里,年息是 5%。这笔钱
如果不贷出去,我们无法支付存款利息。但是贷给谁呢?贷给哪个项目呢?银行不是企业家,
很难搞清楚某个项目究竟有多大市场风险,甚至企业家本身也不清楚风险程度,因此每一笔
贷款实际上都是一项风险投资。我们银行的年储蓄量为 10000亿人民币,贷款利息是 10%,
如果这些储蓄 100%贷出,所有贷款 100%连本带息回收,那么银行的确可以赚很多钱。但
是,首先这储蓄不能 100%放出去,因为储户经常要提钱,其次要上缴中央银行一部分作为
存款准备金。这样就只有一半左右的钱可以用来放贷。赚来的钱总得要支付员工工资,购买
新的设备,新增营业网点,这大概需要 1%的利息。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银行呆坏帐率急剧
增加,现在已经高达 20%,这 20%的贷款基本是连本带息都难以回收。在 10%的利率下,
10%的坏帐率就意味着收支基本相抵,没有盈利,20%的坏帐率就意味着银行要净损失 10%
的存款额。这样,就连支付存款利息的钱都无从着落。银行实际上是被市场风险套住了,是
在给储户和那些破产倒闭的企业打工。
在所有的相关者中,也许只有二种人在偷偷地乐,那就是商业或工业用地的地产所有者,
以及资金拥有者。托祖上的福荫或个人的取巧(例如嫁给了一位垂死又无子女的富翁),某
人拥有了一大笔资金,或一大块土地,靠着这些资产,他(她)就可以坐享利息或地租,而
不必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什么都是可以过剩的,劳动力、建筑商、方便面厂主、批发商、
零售商、银行,唯独资金和土地总是相对短缺的。
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的参与者来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都是次要的,关
键是要有利润或报酬,而这就意味着每一项经济活动的实质都是利益的争取。斯密认为,正
是每一个参与者对利益的追逐促成了一个自动和谐的社会生产体系。而参与者看来,由于利
益冲突存在于每一项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在每一次冲突中利益平衡点都偏向于强者方,
结果则是利益越来越向强者集中,形成“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两极分化格局。由于冲突
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和谐是市场经济的现象,因此,市场经济的“和谐与精密”总是与
“失
业和破产”相联系,总是被周期性繁荣(通货膨胀)和萧条(通货紧缩)所打断,总是伴随
着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将一部分人打入弱者的冷宫,使他们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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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法律保护的市场运作,弱者们慢慢开辟了法律保护以外的地下经济战场,形成了走私、
毒品、赌博、色情、职业杀手等地下经济行业。一些地下行业的龙头老大又常常摇身一变,
收购、控制合法经济中的公司、企业,甚至成为政府要员。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或地区,
如澳门、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下、地上经
济渐趋合流,黑、白两道共同操纵国家政治。实际上,这些都是市场理性的逻辑结果,而不
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中,虽然还不能说
已经形成黑白两道共同操控政权的局面,但地下经济的规模和水平都堪称世界一流,而且黑
道对白道的渗透也是无处不在,在某些地方政府、某些议案、某些政府项目中,黑道甚至已
经掌握了主导权。
萨氏很富于煽动性地写道:“谁统治市场经济?是诸如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
司这样的大公司发号施令?还是国会和总统?抑或是麦迪逊上的大广告商?若仔细考察一
个市场的组织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消费者和技术是市场的双重君主。”这段叙述从逻辑上讲
是有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是经济活动的一种联结方式,谁能统治一种方式呢?谈得上统治
和被统治关系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会和总统、
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商就是美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它们的确统治着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统治
着市场经济。通过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萨氏回避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
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而美化了市场经济。
所以,如果说利益驱动的确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复杂精巧的生产体系,的确自发地促成了
分工和技术进步,的确促成了财富的迅速增长的话,它同时也使人与人的利益冲突高度集中
化、尖锐化,使社会日益两极化,使暴力和战争日常化。得失相权,没有理由认为市场机制
将使社会利益最大化,更没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财富增长能自发地点滴下流,自动改善
底层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从宏观历史来看,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二个世纪以来的无数发明创造时,当人们享受着计
算机、Internet、移动电话、飞机、汽车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两个世纪也是血与火的世
纪,而且我们同时也享受着被污染的空气、水、阳光(紫外线增强)。前者固然是市场经济
带来的,后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孪生儿。展望二十一世纪,核战争的阴云是否真的已经消散
(美
国人用 NMD、TMD在提醒着世人),资源枯竭的危险是否真的已经被技术克服,环境污染
能否靠拍卖污染权来治理,都还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相信市场能自发地解决一
切问题,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能自动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是十分危险的。遗憾的是,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市场教条在被神圣化。
第三章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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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本书稿的第三章。作者模拟了二手汽车的交易情形,揭示了这样一笔交易虽
然是自愿的,但由于交易双方客观上的信息的不对称及主观上智慧和力量的不平衡,讨价还
价的结果是价格的平衡点有利于强者方。作者又分析了斯蒂格利茨的信息公开论,指出其内
在的逻辑悖论,并讨论了价格形成中的道德所起的作用。但是由于亚当·斯密“私恶即公利”
论的冲击,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价格也就越来越变成纯粹的信息、智慧与力量较量的平衡
点了。
萨氏说:“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
制。”那么买者和卖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萨氏举例说:“如果我同意以 4050美元的价格
购买交易商的‘二手货’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 4050美元,而这一
价格也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这样,二手汽车市场就决定了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
通过自愿交易将汽车分配给那些对其具有最高价值的人。”
然而,这一例子值得仔细解析。事实上,任何有购二手货经验的人都知道,二手车的价
格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诸多复杂因素。如果是二手车主(甲)直接与买主(乙)交易,甲会尽
可能隐瞒车的真实状况,提高车的表面性能,使购车者在试车时感觉良好,同时夸大车的优
点,而忽略车的缺点,还可能得编造卖车的理由,比如要到欧洲定居或常驻,比如失业了养
不起车,总之不是因为车不好,而是因为其他理由才卖车。乙则会尽量挑剔车的毛病,听听
发动机,瞧瞧车的磨损程度,开着车跑一段,仔细听甲的介绍,努力通过追问发现其自相矛
盾之处,以便突破甲的动听谎言,打压其车价。也就是说,甲乙双方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卖
或买的“内定”价格,而是在相互地较量,甲方漫天要价,乙方就地还钱。虽然要价和还钱
都不能太离谱(比如要价至少不能超过新车,还价不能低于一堆废铁的价格),但实际成交
价的变动余地仍然是非常大的。考察车的基本情况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会谈具体的价格。
这时候就要看甲乙双方谁更有耐心、有技巧,谁更能调动对方的非理性因素。如果甲接受过
多个购车者的询价,其他人表达的接受价格较高,那么甲就不容易放低价格;如果乙询问过
多卖车者的车况,乙就容易压低对方的售价。如果甲收入较高,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下一个买
主,没有时间进一步讨价还价,甲可能就会接受一个较低的售价;反之,乙可能会接受较高
的售价。如果甲比较富于同情心,而乙又善于诉诸这种同情心(其难度在于既要显穷,还要
保持一定的体面,以便让对方认为值得同情),甲可能会接受较低售价;反之,乙可能会接
受较高售价。如果甲虽然并不想多花费时间,却表现出有足够的时间,并不在乎买卖是否成
交,那么甲可能获得较高的售价;反之,乙可能获得较低的售价。甲乙双方斗智斗勇的结果,
则是在某一个价格达成交易。因此,这一价格的实质是双方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
点总是有利于强者一方的。正如杠杆,无论两端物体的轻重多么悬殊,从理论上来说,总可
以找到一个使杠杆平衡的支点,尽管这个平衡点会非常靠近重物一端。仍以刚才讨论的二手
车交易为例,最有利于甲方的情况是,售价很高,但实际上当乙方回去使用了二天后,发动
机就需要大修,大修费用加购置费完全有可能超过购买新车的花销。也就是说,甲方实际上
是将一堆废铁卖成了好车。很显然,乙方吃了大亏。这能怪谁呢?表面上看,交易是自愿的,
讨价还价是充分的。而实际上,由于双方掌握的二手车信息不对称,双方斗智斗勇的力量不
平衡,这个平衡点是极不利于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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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二手车购买者普遍感到吃亏上当,就会使二手车市场声
誉败坏,需求低迷,形成供过于求的格局。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难以排除刚才分析过的
情况,但乙方占便宜的可能性却无疑是增大了。有的二手车主在屡屡求售不得的情况下,心
生焦躁,遇到一个懂车的精明的买主,就可能以低价出售好车。这时候的价格平衡点就对乙
方极为有利。
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册中也讨论了类似的故事。“弗兰克拿了一把旧式的摇椅
到跳蚤市场去卖。他愿意以 10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如果价格低于此他宁愿不卖——但是
他希望卖到 200美元。海伦到跳蚤市场来,计划买一把这样的椅子。她希望只付 100美元,
但是准备最多付到 200美元。他们两人讲价、谈判后,最终以 150美元成交。但是两个人在
回家的路上都不高兴。弗兰克抱怨卖价太低了,海伦抱怨买价太高了。”(P47)对此,斯蒂
格利茨评论道:“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某人自愿地同
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他认为:这笔交易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做这笔交易至少也比不做
这笔交易要好。”(P47-48)
问题在于,自愿背后有着不自愿的压力。例如弗兰克父亲可能正生病,家里急需钱,迫
不得己卖掉这把椅子。相对来说,海伦不会因为买不到一把古董椅而面临饥饿或疾病的威胁。
如果这样,则双方可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但有可能海伦是个赌徒,昨天晚上刚刚输得一干
二净,急于在古董生意上赚一笔,而弗兰克则闲极无聊,只是拿着椅子到旧货市场上探探价,
如此则双方可能以较高的价格成交。在老舍的《茶馆》中,父亲也是自愿卖掉女儿的,不卖
掉的话自己也养不活,做这笔交易的确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但交易的不公平性却一目了然。
这是因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产生的不公平。
还有一种就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公平。斯蒂格利茨写道:“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
弗兰克或海伦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同意的内容是什么。也许海伦知道这把椅子是稀有的古
董,价值 5000美元,但是她不告诉弗兰克,而以 150美元的低价把它买了下来。也许弗兰
克知道这把椅子坐上 10分钟就会把人摔下来,但是他不告诉海伦,而把它高价卖了出去。”
(P48)对此类不公平,斯蒂格利茨是承认的。然而,他居高临下地说:“经济学家并不过
分考虑这类反对意见。”(P48)萨缪尔森则干脆熟视无睹。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是
否过分考虑反对意见。按照科学规则,意见或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得到了谁的支持或反
对,而在于是否更好地概括了实际。在科学发展史上,常常是反对意见成为后来的正确意见,
就像日心说战胜地心说一样。发现了市场交易的不公平,却不加认真考虑,就像发现了火星
运动不符合地心说,却不加认真考虑一样。
接下去的评论就更有意思,斯蒂格利茨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主张把尽量多的信
息公开,还主张应该使卖主和消费者都恪守信用。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支持反对出售伪劣产
品的法律。”(P48)这就是说,只要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市场就仍然是公平的。问题在于,
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们必然隐瞒己方的真实信息,刺
探对方的真实信息。只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力的,信息公开化就是不可能
的;而只要信息不公开,交易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有着内在的逻辑悖
论:或者承认交易的不公平,从而否认社会利益最大化;或者承认需要信息公开,从而根本
上否认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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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蒂格利茨的信息公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奥秘,就是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如果掌握信息的一方公开信息,比如海伦承认弗兰克的摇椅是价值连城的古董,那么椅子的
价格就可能会扶摇直上;反之,如果椅子本身不是什么古董,而弗兰克坦承椅子榫头多处损
坏,那么价格又会飞流直下。同样,对于力量不平衡的双方来说,例如靠卖椅子换药的弗兰
克和职业古董商海伦,如果海伦乘人之危,就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反之,如果海伦有同情
心,就可能给弗兰克比较高的价钱。
因此,除了信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外,更完全的价格定义应该包括道德权衡。当然,
由于现代社会道德基本丧失殆尽,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是交易双方信息、智慧和力量较量的
平衡点。
如果剔除道德因素,假定交易双方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由于每一笔交易都不
平等,都有利于力量和信息的强势方,显而易见,即使有着起点的平等,无数不平等交易的
积累结果必将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入道德因素后,交易的不平等性有可能削弱,两极分化的
速度也可能减缓。中国历朝历代长期主张重农抑商,强调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显然对商人
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讲道德,讲信誉,标榜“童叟无欺”。这一方面使资本积
累的速度放慢,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减缓了社会矛盾的积累,
使王朝得以稳定长达数百年。相反,亚当·斯密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论证成为社会利益的
最大化,使无道德成为道德,使恶成为善,完全放纵交易双方的个人利益,使强者可以肆无
忌惮地欺(信息不对称)压(力量不对称)弱者(却以自愿平等为假象)。这一方面使资本
积累的速度加快,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则加剧了社会的冲突、战争
和两极分化。更何况,强者还可以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雇用士兵、警察、
法官来执行法律,使不平等交易的结果向后代延伸。
在斯密时代,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已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但是对自利行为的批
判却一直存在。霍布斯的《利维坦》、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
的思想来源,但是“私恶即公利”论一出笼即遭到了当时思想界主流的猛烈批判。斯密比较
聪明,他在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利正名时,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道德行为的本质是
利他。如果自利即公利,则恶就是善,也就不需要道德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经
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其根源即在于此。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斯密时代,由于宗教的存
在,普通人的道德感远远强于今天,人们的自利行为常常是受道德约束的。受道德约束的自
利行为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比较小,而其正面作用则比较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斯
密理论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示。但是,二百多年后,随着道德感的不断崩解——
“私
恶即公利”论是对道德的最强烈冲击,随着自利可以无所拘束地发挥其能量,自利和公利间
的矛盾就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展开,社会成了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场所,而价格也就越来
越变成纯粹的信息、智慧与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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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价格怎样调节供求关系?
这个标题也许换成“供求关系是怎样调节价格的”更好。
按照萨氏的定义:“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与数量点上”
(P40),则由于每一笔交易必然是供求双方在价格和数量的平衡点上达成的,因此市场每
时每刻都处于平衡之中。但是,这并不是萨氏的本意。他显然看到了平衡背后的不平衡,比
如说在供不应求前提下,每一笔交易也都是在交易双方的力量平衡点上达成的,无非供方的
力量更强,而平衡有利于供方而己。因此,萨氏的“均衡价格”实际上是指供求双方力量对
等时的价格。但是,怎样才算供求力量对等或平衡呢?我们可以说,当供不应求时,供方会
扩大生产,并有其他供方进入市场;当供过于求时,供方会缩减生产,并有其他供方退出市
场;因此,供方既不扩大,又不缩减,既不进入,又不退出的状况叫供求平衡,这时候的价
格则是均衡价格。
由此可见,所谓“均衡价格”的存在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均衡价格”
就是“完全竞争”的代名词。因为一旦存在行业进入壁垒,例如专利、学习曲线、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品牌优势、转换成本、资本需求、资源等限制,其他供方无法顺利进入市场,则
即使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仍然扩大不了生产,仍然没有其他供货商对
现有供货商的竞争。相反,如果存在行业退出壁垒,则虽然该行业利润及薪水水平远远低于
其他行业,仍然不会有大量厂商退出该行业,使该行业持续保持过度竞争状态。
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进入壁垒,甚至农业也不例外。以美国为例,美国农
业是大农场经济,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收割、脱粒、运输都是机械化、自动化
作业,单位劳动力的粮食产量很高。与这样的大农场相比,小农场甚至象中国这样的极度细
分化的小块土地耕作就极缺乏竞争力。如果不存在国界,则中国的农户可能会大量退出市场。
那么,以前是否存在完全竞争呢?我们不妨假设美国建国初期的农业是以小农场为主的
完全竞争经济,当粮价低落时,无数农场主会休耕部分土地,或转产疏菜、水果等;当粮价
高涨时,农场主们又会扩大耕作面积,开垦新的土地。这样,粮价就可以在均衡价格附近波
动。但是,农场主们的耕作技术有高下,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灌溉条件不同,各地的雨水阳
光不同,因此,即使粮食价格在均衡价格附近,仍然将有部分农场主利润丰厚,而另一部分
则破产。于是利润丰厚者将收购破产者的土地,破产农场主或者成为农业工人,或者流入城
市。这样,农场规模渐渐扩大,技术渐渐提高,农业的进入壁垒不断增高。也就是说,即使
在某一时刻某一行业存在完全竞争,它也将逐渐向不完全竞争直至寡头和垄断市场演化。与
此相联系,则是价格越来越远离“均衡价格”,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
再以人们比较熟悉的彩电市场为例。决定彩电价格的因素主要应该看彩电生产商的实力
及竞争态势构成(包括国内外彩电生产商),关税率如何,彩电生产成本,研究与开发成本,
彩电技术进展,消费者的平均收入及构成。具体到某一地区的彩电价格,则还应该考虑在该
特定市场上,有几家国际性、全国性的厂商或地方性的厂商,其售后服务的网络如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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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是否对当地彩电有保护性措施等。
在彩电生产初期,掌握彩电生产技术的厂商很少,技术成熟程度和生产熟练程度还比较
低,批生产的能力还不够,彩电质次而价高。但是由于彩电比黑白电视有重大突破,高收入
群体又有足够的购买力,因此厂商完全有可能采用所谓“撇油战略”,把价格定在远远超过
研制与生产成本的水平上,获取暴利。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并不是根据生产商的成本来购买
彩电的,而是根据他的支付能力和彩电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与社会荣耀来决定是否购买的。
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消费者得到了享受与荣耀,生产者得到了暴
利,供求双方在高价格水平上达到了平衡。由于利润空间大,实际上这时候的供求平衡点由
生产商决定。比如,设生产成本为 2000美元,在 10000美元的价格上,有 2万人购买,生
产商获利 亿;在 8000美元的水平上,有 10万人购买,获利 6亿;在 6000美元的水平
上,有 30万人购买,获利 12亿;在 4000美元的水平上,有 100万人购买,获利 20亿。但
是由于初始生产能力只有 2万台,生产商就可以定价 10000美元,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如此高额的利润必然吸引其他生产商的觊觎。但是,如果有专利法保护其彩电核心技术的专
有,则觊觎者只能望洋兴叹,或转入地下生产。这时候,专利法对于定价就起到了重大作用,
它使生产商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垄断定价权。
为了讨论方便,假设没有专利法保护彩电生产技术,谁都可以生产,则彩电市场将会如
何演变呢?可以设想,最早跟进的将是其他黑白电视机生产商,其次可能是其他行业的投资
商。然而,没有专利法保护并不等于彩电首创厂自己不保护技术。就在其他厂商试图进入该
行业时,首创厂也将采取措施增加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如果首创厂给核心技术人员人高额薪
水,或给技术人员以技术股份,则首创厂将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护核心技术。否则,核
心技术人员或者被其他厂商吸引,或者自己带走技术,另设彩电厂,从而加速彩电核心技术
的扩散。其次,由于学习曲线的存在,首创厂将有可能最早最快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跟
进厂商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第三,由于首创厂初期的巨额利润存在,首创厂可能已经回收了
研究与开发成本,有可能以单纯的生产成本作为定价底线,从而迫使跟进厂商无利可图。也
就是说,如果首创厂初期采用“撇油定价”战略,然后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售价总是低
于跟进厂商的售价,则首创厂完全有可能使跟进厂商破产,从而在不断获利的过程中取得垄
断地位。当所有跟进厂商发现无法打入该行业而放弃努力时,首创厂的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
达到后来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再度获得垄断定价权。熊彼特曾经认为,创新在短期内会产生
超额利润,但是由于追随者蜂起,超额利润最终将被消除。然而,我们从上述分析中知道,
熊彼特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创新者的市场策略,更没有考虑到从竞争向垄断的转变,因此是不
符合竞争史的。熊氏观点只有一种作用,即赞美市场竞争,赞美企业家。大概也是因此罢,
熊彼特的其他观点并不为后人熟悉,而这一观点却频频出现在九十年代的国际主流媒体上。
当然,彩电首创厂商并没有采取如此高明的定价策略,而其竞争对手也并非完全在直接
经济意义上与首创厂竞争,因此彩电技术才不断扩散开来。一般来说,首创厂在获取高额利
润后,往往不注意自我保护。或者没能使定价低于跟进者,从而培养了竞争对手;或者不能
使核心技术人员满意,造成技术流失,创新能力下降。当然,其竞争对手突破防线的意志和
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其竞争对手虽然技术上总落后一步,却拥有雄厚的资本,有能力打价
格战,有能力持续亏损,则首创厂就会畏惧三分,与跟进者达成价格妥协,与跟进者分享市
场分额。或者由于市场分割,其竞争对手拥有首创厂难以进入的市场,迫使首创厂以技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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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则首创厂也得承认竞争对手的存在。但是,如果首创厂定价策略高明,大量实力不够
雄厚的跟进者是注定要退出竞争的。中国彩电市场一百多个厂商可以说都是外国彩电商的跟
进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竞争,今天已经缩减到十几家厂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国
内彩电市场保护的撤除,随着国外彩电厂商挟首创厂的全面技术优势(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
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十几家彩电生产厂中究竟有几家能迎接挑战,就成了一个问号。有的
彩电厂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破产,他们常常以“市场风云莫测,价格变化无常”来解释破产,
常常安慰自己不过是“没有料到价格会跌落得这么快”。其实,真正使他们破产的并不是市
场,而是那有些具备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战略策略得当、管理得法的强势企业。如果不明
白这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次投资还有可能继续失败。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在进入某一行
业市场前,他们就会懂得去了解这一行业的竞争格局,认清对手强弱,认清进入该行业的关
键壁垒,认清己方力量的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逐个击破行业壁垒,徐图成长,
这才不至于“仓促进入,仓促退出”,一败涂地。
如果说由于彩电生产所需的资本还不多,技术还不复杂,因此无法阻止其生产技术的扩
散的话,大型喷气客机的首创厂波音公司,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首创厂英特尔公司就基本达到
了阻止核心生产技术扩散,迫使潜在竞争对手考虑其报复性定价,从而持续垄断市场的目的。
事实上,日本所倡导的所谓“雁形战略”正是如此。日本作为头雁掌握核心技术及相应的高
附加价值,周围国家则吸收日本扩散出来的非核心技术。如果周围国家研究开发核心技术,
则日本以低定价封杀其的市场成长空间。例如,当中国科研机构购买了日本的微波炉,研究
其生产技术,并开始形成批量生产时,日本技术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微波炉即大量出现在市场
上,使国内自主开发的微波炉陷入绝境。当然,仅就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行业的情形介于
彩电和喷气客机之间,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竞争后,形成了若干资本集团相互默契,联
合定价,共享垄断价格的局面。例如石油开采业,石油加工业、汽车工业、橡胶加工业,钢
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甚至是百货业,酒店业。
在这样一个以垄断或寡头垄断为基调的市场结构下,价格往往取决于消费者的承受能
力,取决于替代产业的存在,而不是取决于同行业竞争。也就是说与高价格相伴的是高行业
壁垒,它有效地阻止了新竞争者的出现,也有效地阻止了价格向所谓“均衡价格”的回落。
美国汽车工业长期以来就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平分天下,洛克菲勒的石油工业被判
分割为七个石油公司后,形成著名的所谓七姐妹仍然垄断市场。而且国际石油巨头还进一步
合并,例如美孚公司和埃克森公司最近宣布的合并。我们注意到,紧接着国际石油工业的大
规模合并浪潮的,是最近一轮石油涨价。油价从一年多以前的 10美元一桶涨到 35美元一桶。
事实上,石油的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上涨,石油需求也没有相应幅度的上涨。造成油价如此
大起大落的,是石油开采、加工、存储、运输、销售过程中各大垄断力量的结构的变化,石
油大亨和投机商们的操纵。
因此,与其说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不如说是供求力量的消长和较量决定价格。供求力量
对比时时在变化,价格也就时时在波动。力量对比总是不平衡的,价格也总是不平衡的。用
哲学语言说就是,价格是现象,供求力量的消长是本质。是本质决定现象,而不是现象决定
本质。萨氏承认:“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诡辩性。
正如一位权威所论断:‘不要同我谈什么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石油的供给总是等于石油的需
求。你找不出二者的差异。’”(P43)取交易的瞬间来看,供求双方的确是平衡的,这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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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矢不动”一样。然而,飞矢毕竟在飞,供求的力量对比也毕竟在时时变动,变动的原因
恰恰在于双方的力量的不平衡。如果真的平衡,供求力量对比就不再变化了,“飞矢”就变
成“静矢”了。这就是均衡概念的诡辩性,然而在任何一位懂得动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人
看来,所谓的诡辩性恰恰是辩证性。萨氏此论正好反映出其全部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静态世
界观,因此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动。
第五章贸易、劳动分工和主导权的争夺
[按]本章为书稿第五章。作者认为亚当·斯密的真正贡献其实在于论证了分工合作会带
来财富的增长。但是,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并不简单是分工和贸易的产物,而主要是
开发了大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结果。分工和贸易在加速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同时,却也导
致社会两极分化,其奥妙在于分工和贸易中存在着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由此自由贸易所期
许的共同受益不过是个陷阱。而主导权的废除则意味着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原则的否
定,意味着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原则的肯定。
亚当·斯密的真正贡献其实在于论证了分工合作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萨氏的教科书对此
也有很好的描述:“我们中很少有人生产一件最终产品,我们仅仅制作了我们消费品中极小
的一个部分。我们或许讲授了大学课程中的一小部分;或许只是专门取出停车计时表中的硬
币;或许只是分离出果蝇的遗传基因,等等。作为这些专业化劳动的报酬,我们将获得足以
购买世界各地物品的收入。”(P25)
然而,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并不简单是分工的产物。如果仅仅是斯密在《国富论》
中所描述的大头针生产的分工,或者福特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财富增长速度还是有
限的。在秦始皇时代,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们就有细密的分工;唐宋以来,景德镇官窑烧制瓷
器也有细致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都没能使兵马俑或瓷器有戏剧性增长。
真正标志着现代社会开始的事件是蒸汽机的出现,而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
力。如果用手工方法磨制金属平面,无论分工多么细密,都不能与一台磨床的效率相提并论。
磨床的动力来自电力,电力则来自煤或石油或水能,手工磨制的动力则来自人的生物能,两
者无论在力量还是速度上都不能相提并论。现代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物品,其物理来源
其实是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而科学只不过是利用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当一幢幢高楼似乎
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时,我们应该知道,是一台台挖土机、卡车、搅拌机、震动机、吊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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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水泥厂、钢筋厂、预制构件厂在工作,从根本上说,是电力、汽油、柴油、煤在工
作,人只是操纵这些机械而己。
诚然,分工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两者并不能划等号。分工和贸易间的关系远远比分工
与科技间的关系密切。有分工必然有贸易,但不必然有现代科技。因此,萨氏所谓:“贸易
生财的思想是经济学的核心见解之一”,这其实经不起推敲的。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
已经开始有贸易,中国从秦汉直至明清的贸易甚至非常发达,以至国家必须“重农抑商”。
历史研究表明,在历代王朝的前期,农户的土地充足,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国家的粮库也
充足;但到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地主庄园里分工细密,另一方面是
贸易高度发达,出现大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跨地区交换,中心城市百业兴旺,人口买卖也
随之繁荣。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而没有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财富的增长。
相反,随着小农的财富向地主集中,乡村的财富向城市集中,农业的财富向商业集中,各行
各业的财富向官吏系统集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社会财富总量还可能下降。随贸易繁荣而
来的常常是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因此,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学者们总是建议要“重农抑
商”,
以延缓社会矛盾的过早爆发。
中国如此,西欧其实也一样。在工业革命以前,尽管英、法等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已
经有了重商主义,但由于没有能开发出利用自然力的途径,财富的增长仍然很缓慢,而贸易
却使社会矛盾加速尖锐化(十六世纪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使农民加
速贫困化),并演化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演化为一次次革命浪潮。
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丰裕的真正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大自然,是利用大自然的科学技
术。然而,这也正是丰裕社会的令人不安之处。一旦大自然的资源被耗竭,一旦庞大的物质
生产体系所释放的污染物不能为自然所容纳,则无论多么神奇的科学技术都将失去用武之
地。那时,目前接纳着一半左右人口的城市将成为无法生存的废墟,人类社会将面临更严峻
的匮乏,面临更严重的冲突和战争。当然,这是环保运动的主题,这里且存而不论。
虽然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是丰裕的来源,但是分工和贸易的确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
没有工业革命的前提下,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反而导致社会贫困和动荡的话,那么有了工业革
命,分工和贸易就起着加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的总产出量呈现爆炸性的增
长,但与此同时,财富也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为什么分工和贸易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为什么财富的增长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
个道理其实和分工带来财富增长一样简单,这就是分工和贸易的主导权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我们不妨先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与在大庄园里的雇农为例,大庄园里的雇农可以有分工,
有的专门种疏菜,有的专门种水果,有的专门种小麦,有的专门种水稻,而小农则什么都得
种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大庄园里的种植技术更容易积累提高,其单位面积的产
量有可能更高。但是为什么小农不愿意成为雇农呢?这是因为小农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主
人,而雇农则是大庄园的奴隶。小农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而雇农则只能听凭庄园主的主宰。
也就是说,仅仅讲分工和贸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谁主导分工和贸易,增
长的财富落到谁手中。亚当·斯密假定分工合作的动机是个人利益,很显然每个人都将争夺
增长的财富,每个人都想主导分工合作。事实上,谁拥有资源、技术或组织才能,谁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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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分工,谁就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最大利益,而被主导者则完全有可能连起码的基本生活条
件都得不到保障,还不如退出分工,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例如,由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
厂代替了手工作坊,细密的分工使操作简单化,童工、女工都可以成为工人,生产过程的主
导权完全落入到工厂主手中,而熟练手工工人则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被迫与童
工、女工竞争,生活处境反而恶化了,因此他们怀念没有机械、没有细致分工的手工业时代,
他们要捣毁机器,捣毁工厂。并不是工人不知道分工会带来财富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的财富
落入了谁的腰包。事情就是这样,由于机器生产的极大优越性,手工纺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
生存,工人们再也无法退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反而使工人面临着两难选
择,或者放弃主导权,接受低技术、低收益的工作,或者退出工厂,无以为生。在某些学者
看来,捣毁机器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愚昧行为。但是,这实际上是工人争夺生产过程主导权及
收益权的斗争。正是因为有捣毁机器的运动,掌握着分工和技术主导权的工厂主才不得不作
出一些让步,适当增加工人所获份额。工人的收益虽然暂时有了改善,但由于他们生产过程
的部分主导权已经永久性地失去,因此工人只能不断靠集体性或个体性的斗争(如怠工等)
来争取工厂主的让步或者开恩。可见,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分工、贸易甚至工业革命
并不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P25)
同样,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也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富裕起来。按照自由贸易理论,英国
生产棉布,法国生产葡萄,双方发挥比较优势,就可使棉布和葡萄的总量最大化,使双方都
受益。然而,如果一匹棉布可以换 1000斤葡萄,而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一个工人,生产 1000
斤葡萄需要 10个农民的话,这就意味着 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可以换 1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
量。更进一步,由于棉布生产效率提高得快,而葡萄生产效率提高得慢,若干年以后,生产
一匹棉布只需要 1/10个工人,而生产 1000斤葡萄则需要 5个农民,那么 1个英国工人的劳
动量就可以换 5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再进一步,由于棉布只有英国可以生产,棉布的价
格可以由英国来决定,而葡萄却是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生产,英国就能进口世界上最低价格的
葡萄。如此下去,贸易和生产的主导权就越来越掌握在英国手中,而世界各国却只能葡伏在
英国脚下。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理论内在的根本缺陷,所以十九世纪初期落后于英国的法、美、
日、德等国家才纷纷采用贸易保护理论,发展本国的工业和技术,逐渐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
而听信了自由贸易理论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七世纪的欧洲强国却沦落为欧洲的农业国。西、
葡两国本是航海强国,拥有从美洲抢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最有资本发展本国工业,但是这两
个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挥比较优势,专业从事掠夺美洲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英国的工
业品。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自由贸易中都存在着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夺得了主
导权的国家可以富裕起来,而丧失了主导权的国家却只能日益贫穷下去。今天世界分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根本谈不上体验现代丰裕社会,其原因正是
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贸易的主导权,资源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比价越来越低,陷入了越开发
资源越贫困,越贫困越开发资源的自由贸易陷阱。
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动人的,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就可以最
大化,所有参与国都可以从中受益。然而,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却是贸易各方不是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贸易各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可以实现全世界财富的最大化。
但这不是成了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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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什么是货币?
[按]本章是书稿的第六章。作者认为人与人在相互合作与冲突中形成了思想、力量与利
益格局。力量格局决定利益格局。作者用三大格局理论对一些人们熟知的现象重新解读。什
么是货币?什么是暴发户?什么叫“破财免灾”、“升官发财”?为什么西方福利社会面临解
体?什么是社会动荡?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给人哲学上的启迪。
在谈到货币时,萨氏的标题是“货币:交换的润滑剂”。他解释说,“货币是一种支付手
段或交换媒介——即我们购物时所支付的货币和支票。货币还是一种能够便利交换的润滑
剂。..由于每个人都认可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工作就极大地简单化
了。”然而,萨氏不愧为综合大师,他紧接着又补充说,“但是,就好像是其他的润滑剂一样,
货币也会导致混乱。它可能会失去控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也即价格急剧上升。”(P26)
但是,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刚懂事的孩子就知道货币可以交换各种物品,也可能知
道货币可能会变得不值钱。这只是人们熟悉的两个有关货币的日常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
我们应该从货币的全部运动过程中发现其规律和本质,认识货币为什么有时会变得一文不
值,为什么钱能生钱,为什么外汇牌价不断变动,然后才能对货币进行定义。
毫无疑问,货币极大地方便了交换。然而,货币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由于每个人都
认可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人们天然就认可某一种货币,
例如美元、日元、欧元,或者人民币、卢布、肯尼亚元,或者金币、银币、贝壳,或者五铢
钱、刀币、宋通元宝,作为交换媒介的。普通人往往是在反复交换中认可一种货币的价值的,
对于他们来说,货币的币值是很神秘的,币值的变动就像天气的变化一样,是上天的意志。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币值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发行总量和商品总量的比例,也取决于用作储藏
和用作直接流通的比例。对于货币发行当局来说,货币币值的稳定关系到货币当局的信用,
即关系到人们对货币的认可程度,但是当失信的效用大于守信的效用时,货币当局就可能用
滥发货币的方式将社会财富都聚敛到货币当局来。对于希望打开国外市场、守住国内市场的
企业来说,货币适度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对于货币投机商(外汇炒作者)来说,
无论一国货币是贬是升,都有可能是赚钱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赔钱的陷阱,关键在于怎样
联手抬高一国的币值,然后悄悄出手(或者相反)。实际上,一种货币的币值体现了上述各
种力量的互动,特别是体现了货币当局(在现代社会各国,货币当局实际上是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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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信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权威、力量和信用取决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合作与
斗争,因此,货币的币值也就更广泛地体现了全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矛盾及其相互关
系。又由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广泛存在,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又进一步综合地体现着国际、
国内各种矛盾的运动。例如,当我们研究美元币值变动的原因时,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史和当
代的全部矛盾就会一层层地被展开(全部经济和货币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经历过币值变动的
人更会有切身体验。《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可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币值
变动的复杂性。该书由美国罗纳德·I·麦金农教授和日本大野健一教授合著,王信、曹莉
译,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亦可参阅拙文《邓老太、新经济与金融泡沫》)。
这意味着,从本质上说,货币实际上是人与人在相互合作与冲突形成的思想、力量与利
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如果人人都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则思想格局、力量格局
和利益格局将基本一致,都呈现为金字塔式,其基本逻辑是弱肉强食。八十年代以来,美国
社会在加速这三者的合一。如果并非人人都自私,则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可能仍然呈金字塔
结构,而利益格局却会扁平化,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如此。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则利益格
局可能最大限度地扁平化,力量格局次之,而思想格局却仍然可能保持相当程度的金字塔式
结构,理想社会可能如此。
我们先暂时把后两者撇在一边,单讨论第一种情形中的货币本质,因为这最接近现实社
会。在这种情形中,货币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数字化表达。每个人拥有货币的多少,这直接是
一个利益格局。房子、土地或古董字画一类的东西,过去称作不动产,变现难度较大,现在
由于市场高度发达,也可以直接变现(或抵押)为货币。这样,货币格局就大体上等同于利
益格局。由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市场繁荣或萧条,企业兴旺或倒闭,个人就业或失业,
继承遗产或被盗,买卖股票、期货输赢,精细到个人的利益格局随时都在变化。与此相比,
个人的出身、地位、能力、学识、专业素质、社会关系网的变化就缓慢得多,由个人间互动
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就更加缓慢。后者,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力量格局。利益
格局和力量格局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力量格局更为根本。在微软公司被分解一案中我们可
以看到,盖茨实际上是暴发户。虽然他原来也出身富贵家庭,但盖茨家族及其原有交往圈子
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足以支撑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其次,在通用、波音、美钢联、花旗、柯
达、美孚、惠普、IBM等老牌公司帝国面前,微软的成长速度完全可以用暴发来称呼。微
软还来不及用其庞大的货币资源在华盛顿和学术界构筑为其利益服务的政治保护体系。因
此,微软才成为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象。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利益格局中迅速上升,而在
力量格局中则没有相应的上升。如果暴发户不将部分利益分给力量格局中的有力者,则其利
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地位比较高,但政治上却受歧视,当社会出现动
荡时,华人就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财富受洗劫不说,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普通老百姓其实很懂得这一点,在娶媳妇或者嫁女儿的时候,人们常常更看重一个人的社会
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现金。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反复体验到,光有钱没有权是不行的。最初
那些靠养鸡、养鸭或卖羊肉串、茶叶蛋致富的小民们,常常发现周围各色人等都在打他们的
主意,如果不进贡,不但他们的生意可能被毁,甚至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实际上,“破财
免灾”一语典型地表达了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之间的关系。
相反,如果某人在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他的利益地位常常能得到相应的稳定上升,表
现为货币收入的稳定增长。人们所习熟的“升官发财”,其实就表达了这一逻辑。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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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如果某一集团在力量格局中的力量上升,则该集团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上升。比如,
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强大的工人运动迫使罗斯福当局同意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合法
化。此后,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明显增强,整个集团的生存状况和货币收入得到改善。当然,
工人地位的进一步改善遇到了资方的强烈抵制。在五、六十年代,一方面是工人名义工资的
上涨,另一方面则是资方提高物价,形成所谓因工资刚性而导致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在螺旋
式通货膨胀中,表面上全社会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实际上比价归复,工人和资方的
利益格局保持不变。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工人和资方的力量斗争处于胶着、相持的相对平衡
态。打破这一相对平衡的是允许资方自由投资境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
国(日本、欧洲各国也同样)各大公司纷纷关闭本国工厂,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利用第三世界工人的低工资来提高利润。对于底特律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被国境线拦
在工厂外的第三世界的工人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罢工、谈判的结果将是老板搬走工厂,带
走工作岗位。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社会福利不断被削减。
有时候,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会出现重大背离。例如,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初,俄
罗斯政治精英获得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绝对主导权,但社会的利益格局还承袭着比
较扁平的社会主义遗产。休克疗法实施后,通货膨胀高达几十倍,普通俄罗斯人立刻一贫如
洗,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则将庞大的国家资产据为己有,形成七大财团,重新实现了力量
格局和利益格局的一致。又如,在 1948-1949年的中国,蒋介石集团仍然掌握着国统区的绝
对统治权,但收税、国债等已常规筹资渠道已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即该集团在利益格
局上已经陷入塔底。但是不要紧,可以靠滥发货币来聚敛点点滴滴的民间财富资源,使力量
格局与利益格局一致起来。对于力量格局决定利益格局的奥秘,蒋介石和上海的投机商们早
就心照不宣。蒋介石每年发行高额利息的国债,靠欠新债还旧债来支撑财政,政府债务越来
越沉重。照常理说,债台高筑者不太可能继续借到新债的。但是,不然,由于蒋氏集团据力
量格局的核心地位,实在不行甚至可以没收大批民间资产,或者搞恶性通货膨胀,故不用担
心它还不了债。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利益格局几乎完全按照力量格局来调整。比如,任
职于军队、警察、法院、媒体等社会政治的力量核心的人可以优先得到与通货膨胀速度相近
的薪水增长,而其他人则依据其在社会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强弱,分别得到相应的货币收入。
当然,物极必反。当现有力量结构中的强者过分剥夺弱者时,力量结构就可能重新组织,以
实现强弱间的相对平衡。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变、造反、革命。所谓社会动荡,其实就是力
量结构的根本动荡。每一次力量结构大动荡的结束,往往是货币的彻底更换,或者币值的重
新确定。新的稳定的币值事实上意味着新的力量结构的确立。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货币及
其币值的变动,体现着政权的更替及强弱变化。
这一特点其实也适应于私有银行或钱庄可以各自发行货币的时代。当一家私有银行实力
雄厚,经营良好时,其货币币值就比较稳定,发行范围就比较广,就有很多人会以此货币作
储藏。这样,该银行就可能吸纳大量社会资金,广泛地放贷,收取存贷差。但是,随之而来
的往往是银行的官僚化,经营成本上升,银行各级职员利用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造成贷款
质量下降,坏账率上升,银行渐渐资不抵债。也就是说,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将出现广
泛冲突,这一冲突将使银行内部形成金字塔式的力量结构,这一结构有可能吸干存贷差。面
临这种情况时,银行主不太可能调整内部力量结构,唯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将矛盾转嫁到客
户身上,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宣布银行破产,所发行的货币大幅度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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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避免私人银行进行信用欺诈,造成社会局部范围的动荡,这才有各国中央银行
的成立。然而,这实际上只是把信用欺诈权从私人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而已。今天美国发行
的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一
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中央银行,拥有了对全世界的信用欺诈权。正是凭借这一优势,美国可以
实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赤字财政,可以用赤字来扩张军备,可以高息吸引各国所储备的美元外
汇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虽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元狂跌,但世界各国的资源却在这一时期
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美元狂跌必将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力量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巨大动荡,货币的本质由此也将
更加为人们所认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暴跌才有其积极意义。
第七章什么是资本?
[按]本章是书稿第七章。一般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是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作者
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狭窄,土地和劳动都可以称为资本。“广义地说,资本是在复杂的经济和
社会关系中,个人拥有的可以不通过劳动而获得报偿的货币、物品、技能、信息、特征、权
力等”。为什么可以“不劳而获”呢?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在各种经济、技术和社会关系中
取得了主导地位。主导性地位越强,即资本额越大,可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反之,资本
额大小等价于主导性地位的强弱。
萨氏定义:“资本,即一种被生产出来的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
入品。”“资本在本质上意味着时间的耗费和间接的生产手段。”“资本是三大生产要素之一。
另外两种是土地和劳动,通常被称为基本生产要素。”(P26)
这一定义恐怕是太窄了。事实上,土地也可以被称为资本,甚至劳动都可以称为资本。
所谓土地入股,其实就是将土地当作资本来处理。所谓职工持股,按股分红,其实就是将劳
动当作资本来处理。当然还有技术入股、权力入股。在一切都被经济化的时代,我们懂得,
父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长期投资,孩子刻苦学习则是自我投资,学成以后则是拥有了知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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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资本;对于女子来说,面容姣好是天生的资本,美容则是追加投资,因此美容店也可以
被看作是使资本增值的加工工厂。某位公务员妥善地处理了一件令上司头疼的案子,得到普
遍的赞扬,人们说此人增加了政治资本。和重权在握的领导人一起吃过饭,这就是资本,足
以受到周围人的追捧,或高薪就聘于大公司;歌星成名之前,不计报酬地赶场唱,混个脸熟
声熟,占据观众视听空间;等观众接受了,成名了,就可以一首歌要 10万元出场费,即开
始回收投资,享受红利。迈克尔·乔丹练就了一身投篮绝技,这绝技就成了乔丹的资本,他
可以一年获得上亿美元的收入。还有广告明星,有的是凭一张大众情人式的脸蛋,有的是凭
多年在电影电视上积累的公众形象,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
因此,什么是资本呢?广义地说,资本是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个人拥有的可以
不通过劳动而获得报偿的货币、物品、技能、信息、特征、权力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为离开社会关系,钱、土地、技
能等等就都不是资本。对于鲁宾逊来说,无论是他的知识还是劳动技能,还是他盖的土房,
种的水果疏菜,都不是资本。直到一无所有的“星期五”出现以后,所有这一切才成了资本,
即成了鲁宾逊可以支配“星期五”的依据。“星期五”要吃饭,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
给我耕地施肥。“星期五”要挡风避雨,鲁宾逊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砍柴挑水。
土地成为资本,其资本量的大小,都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众所周知,一块荒
芜贫瘠的土地,本来一钱不值。但由于新规划的高速公路要经过,立刻身价百倍。因为土地
主人获得了可以与公路建筑商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土地主人拥有绝对所有权,则原则上他
可以要到公路改线费用一半的收入。但正如萨氏所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
但产权还是有限的。..即使你的家也不是你的堡垒:你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如
果需要的话,你必须为建筑道路而拆迁你的房屋。”(P27)也就是说,由于社会关系(法律
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的限制,土地主人没有不出卖土地的权力,从而丧失了谈判中的
最大法码,不得不接受所谓“青苗费”一类极低的地价。相似的例子是地下资源的所有权问
题。在地主拥有土地绝对所有权时,当地下发现石油,土地价格就会暴涨。但在许多国家都
规定,地下资源不属于土地主人,而属于国家,这样政府就可以极低的代价获得资源开采权。
石油资源具有流动性,在两国边境附近就经常发生石油争端。例如,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
石油战争。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边境石油区的地价就会大起大落。
货币或机器厂房成为资本,其资本收益的大小,同样取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钱
可以购物,也可以用来雇人,更可以组织起企业、公司。当钱用来购物时,例如家庭主妇买
菜,这钱不是资本。但如果用来雇用保姆,则这钱就是资本。买菜的过程中,家庭主妇非常
精明,主导了买卖,以低价买到了好货,这时家庭主妇所掌握的信息、讨价还价的技巧是资
本,钱不是资本。但在雇用保姆时,讨价还价的技巧等仍然是资本,用以压低保姆的报酬。
但主要的资本则是钱,这是雇主得以支配保姆的依据。
在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关系中,例如企业中,情况无疑更复杂些,但也可以分为这两类。
在谈论投资人兼经营人企业主时,企业主往往强调利润是经营劳动所得,而工人往往强调利
润是货币资本所得。其实是两类兼有。银行存款(或股票等)是货币作为单纯的资本,体现
出存款人对银行的主导权。因为存款人可以存,也可以不存,可以存这家银行,也可以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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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银行。为了吸引存款人,银行常常各使绝招吸引客户,而最基本的招数则是提供较高的利
率,或在利率相同的情况下提高服务质量(这同样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除此以外,投
资者总是或多或少地监控(董事)或直接经营着企业。在企业内部,企业主无疑据有主导地
位。但在企业与同行企业、供应商、销售渠道、税务机关、消费者、广告商打交道时,该企
业主完全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各个环节上被对手牵着走,即在各种关系中处于被动地
位。也就是说,企业主有可能具有货币资本,却缺乏有效的信息、技能和理解力,从而被对
手淘汰,赔光本钱。
“形象使者”的脸蛋之所以成为资本,其实是由于这张脸在电视广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
重要性。广告信息的传播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电视网和公众的收看电视习惯,离不开采编录播
发送接收一整套技术设施,离不开一定的收视率,当然就离不开提高收视率的电视剧、电影、
体育、新闻等节目。但是在这一切都具备的条件下,一个广告的成功往往就取决于成功的策
划和“形象使者”的选择。广告商选择“形象使者”时常常有一定的挑选余地,这就使脸蛋
的价格不可能太高;但一旦选定了某一张脸作为“形象使者”,这张脸就会作为与所销售商
品相联系的特征在一段时期内每天进入上千万上亿的观众视线,这样,“形象使者”就具有
了对该商品的形象垄断权。凭着这个形象垄断权,“形象使者”就可以要求广告商或生产商
提供高额回报。其额度取决于该广告所带来的销售额的增长,撤销该广告,更换“形象使者”
所付出的代价,“形象使者”与媒体联系的程度——这是威胁广告商或生产商的实力,以及
“形象使者”是否准备一次性消耗自己的形象。在特定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的网络中,
“形象使者”有一定的自由度,而这自由度又足以造成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益,这样“形象
使者”就对利益相关者具备了主导权,正是这个主导权使“脸蛋”成为资本。广告商为了防
止被“形象使者”所控制,在事先往往要订立协议限制“形象使者”的自由度,为此当然要
支付远远超出拍广告所消耗的体力和表情的费用。对于广告商来说,这笔费用是值得的。因
为一旦不支付这笔费用,不买断“形象使者”的自由度,则一旦“形象使者”按照个人利益
最大化原则要挟广告商,损失就大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资本其实是各种经济、技术、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
位。占有了主导性地位,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劳动或财富。失去主导性地位,自己的劳动或财
富就会落入他人之手。主导性地位越强,即资本越额大,可获得的“利润”就越多。民选总
统的主导性往往不如独裁总统的主导性地位强,因此民选总统可获得的额外收入就少一些。
苏哈托夫人被印尼实业界戏称为“10%”夫人,即每一笔生意都要抽取“10%”的“税收”,
靠的就是苏哈托军事政变起家独裁印尼长达三十多年的强力地位。根据独裁者是否利用其强
主导地位谋取私人利益及其程度,我们也许可以将独裁分为私利独裁、公利独裁。苏哈托是
私利独裁,而斯大林则是公利独裁。在强力私利独裁的政权中,政府官员按职位高低权力大
小都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额外收入,政府往往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大吸噬者,这是符合“看不
见的手”逻辑的结果。公利独裁中往往包含着各层官员的善意,他们在主导性地位转化为额
外收入时受到意识形态、良心和制度的三重制约。但公利独裁包含着私利独裁的因子,如果
各层官员放肆追逐个人利益,则公利独裁有可能向私利独裁转变。这是主导性地位强弱等价
于资本额大小的典型例子。
反过来说,则是资本额大小等价于主导性地位的强弱。一个只拥有 10万元的杂货铺主
也许只能对一个伙计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则主要是受主导,所谓受气、受盘剥就是受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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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义语;而拥有 1亿资产的大企业主就能对几千人拥有主导性地位,对外可以主导很多关
系,比如说让警察为自己服务,让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等;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
提下,那些拥有数百亿甚至上千亿资产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可以主导一国政府的重大经济政
策;不仅如此,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政策,正是跨国公司作用的结果。这
意味着跨国公司拥有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各国政府的政策空间却被缩小了。
以技术、知识等的主导性地位来谋取额外利益的典型情境是知识产权。由于知识和技术
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靠这一类型的主导权谋取额外利益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
了。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够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暴发户,靠的就是视窗软件的专利,即在微
机操作系统上的技术和法律的主导地位。和一切法律一样,专利法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
法律化,它所规定的是专利发明者、拥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著作权、商标权的性
质和社会意义与此完全类似。
萨氏认为:“个人占有资本并能从中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P27)但只
有当我们将资本作广义理解时,萨氏此论才更加表达出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更符合每一个生
活于其中的人的感受。这样,个人占有资本并从中获取利润,就等价于个人利用自身的一切
有利条件谋取自己的利益,而这又进一步等价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
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反过来说,如果某人不利用可以有利条件
谋取个人利益,比如有权不用,有身段不卖,不以学术为权贵阶层论证,在讨价还价中不欺
骗对方,对年迈无能的父母不一脚踢开,不向有权有钱者讨好献媚,坦率真诚,一句话,还
有良心,此人的某项特定行为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实质,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从历史来看,
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变得比较文明,恰恰是由于广泛地存在反对从而制约“看不见的
手”的力量。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老的放任自由主义新装上市,随着市场重新被神圣
化,“看不见的手”重新巩固并强化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就重新变得野蛮化。事实上,
萨氏承认:“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
多中心城市的贫困化。”(P29)
第八章什么是劳动?
当我们说,资本是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技术、社会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主导性地位的
拥有者可以依其地位强弱获得他人的劳动或财富时,我们就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劳动?
劳动似乎是不需要定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是改变劳动对象使符合人的需要的
活动,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三要素。但这一定义主要适用于体力劳动,对于脑
力劳动来说,其劳动对象是不明确的,其劳动工具可以是极其简单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因
为思考是不需要工具的),其结果并不是改变了对象,而是表现为以各种方式输出符号。在
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有一些现象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坐在自动化工厂中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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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计算机屏幕前的操作工人,当设备无故障运行时,唯一需要做的是观察信号是否正常,而
此时许多劳动对象正在被改变形态,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源源不断地离开生产线。那么这位工
人是否在从事劳动,在从事什么劳动?
事实上,不仅是自动化工厂出现这一类问题,早在一位工人看管 4台、8台纺织机的时
候,就已经有这类问题;甚至更早,当蒸汽机代替工人作动力牵引纺织机的时候,劳动的性
质就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其要素也有三:物质、能
量、信息。对于像锄地、搬运或者打铁这样的体力劳动来说,劳动者既是能量源,又是信息
源。随着蒸汽机和电力的出现,劳动者作为能量源的作用下降了,其主要作用成为信息源,
控制能量的作用方式。例如,当蒸汽锤代替打铁工人的臂膀成为新的能量来源时,打铁工人
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动铁器,使蒸汽锤恰当地改变铁器的形状。当然,翻动铁器也需要能量,
但与举起铁锤所需的能量相比就是辅助能量。随着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形状主要地不再靠锻
打来改变,而是靠浇铸,这样工人作为信息源的作用也下降了(形状信息体现在模具中)。
单件铁器的浇铸需要不断地翻砂、搬运,工作量也很大,但是渐渐地,这一过程也被自动化
了。如果说在这一技术演进过程中,工人始终感到体力劳动量很大,那是因为单个工人所控
制的生产量极大地增长了,而单位产出所需的工人体力则是极大地下降了。例如,在手工织
机时代,一个工人管一台织机,每三天织一匹布,既作动力源,又作信息源,劳动强度很大;
在自动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 24台织机,每天每台织机产三匹布,每天可生产 72匹布,产
量是手工织机时代的 216倍。虽然工人只作部分信息源,一天 8小时巡回于 24台织机前,
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但一匹布所需要的劳动量则下降到了原来的 1/216。
这样,随着技术的进展,人越来越退出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自然力则越来越深入这一
过程。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而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本质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
工业革命以前,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劳动创造财富。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论断恐怕就有
点问题了。因为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大自然,是大自然提供的物质和能量。人只是控制着这一
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改变着这一过程的结构,使这一结构能够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精巧地利
用大自然。事实上,甚至对于古老的农业来说,农民也只是控制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不
是“生产”粮食。我们知道,真正利用阳光将空气和土壤中的养分变成粮食的是叶绿素。一
粒种子就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的转换器,其转换类型及效率首先取决于基因,其次才是
阳光、水分、土壤等外部因素。农民的劳动只是为叶绿素工作创造条件,耕地、播种、施肥、
灌溉、除草,并收获叶绿素工作的成果而己。至于机械化农业,无非是进一步以自然力来完
成所有这些辅助性环节。生物工程则是要改变生物的基因,亦即改变生物转换物质和能量的
类型及效率。有了生物工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同等劳动量的收获之所以有高低是因
为不同种子的转换效率不同。但是,以往各类种子都是由大自然进化提供的,无论产量高低
大自然都不向人类收取专利费;现在种子的改进是由育种专家通过生物工程方式取得的,育
种专家就要在农民的收获中分一杯羹了。
因此,与其简单地重申劳动创造财富,与其徒劳地辨析劳动概念,不如认真地研究在物
质能量变换过程中人的作用及其变化,研究不同的人在该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上均为
人与物关系),研究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作用。事实上,在创造着庞大财富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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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产体系只能容纳一部分人充分就业的今天,在面临“20:80”的全球化陷阱的威胁时,
如果再沿袭“劳动创造财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传统概念,那么大多数人很可能会由于
得不到工作机会而“不得食”。
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体系,再一次思考复杂网络
中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就农作物生长收获这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言,尽管被变换的物质
来自空气、土壤和水,变换的能量来自太阳,变换的自然主体是叶绿素或植株整体,但是农
民居于这一过程的主导位置,他播种、管理、收获,而作物则被动地生长或枯萎。更重要的
是,农民可以任意处置农作物,既不会遭到农作物的反抗,也不会遭到大自然的反抗。从食
物链角度来看,农民和农作物的关系类似于羊和草的关系。虽然草不属于羊,也不依靠羊,
但羊却可以吃草。这意味着,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虽然人来自自然,由自然养育,但人却
主导着自然,对自然予取予求。人与动植物乃至非生物的关系服从弱肉强食法则:由于人有
智慧,人成了万物之王,因此人的生命凌驾于其他动植物生命之上。
虽然农民在与农作物的关系上居主导地位,但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则不一定居于主导地
位。例如,当农民与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药公司、粮食公司、集贸市场管理人员等打交
道时,农民就很可能居于被主导地位,农民拥有的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良种可以
提高产量,因此,农民愿意将增产粮食的一部分交给种子公司换得良种。但是以什么样的比
例(即价格)来交换呢?在大量的、分散的农民面前,少量的种子公司常常拥有主导权。种
子公司具有充分的市场和技术信息,联合成本低,又有媒体优势,有能力将增产的大部分都
划为己有。即使有时购买良种的费用超过增产所获,种子公司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个别农民
的耕作管理不当。这相当于种子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向农民收技术税。有了这笔技术税,种子
公司可以盖起漂亮的大厦,育种专家们可以享有丰厚的收入。化肥、农药等公司的情形与此
类似。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以往由自然提供的要素
大部分纳入了人工调节的范围,例如植物基因(种子),土壤中的养份(化肥),水(灌溉沟
渠及水库或喷灌、滴灌技术),温度(大棚),植物生态(农药),以往由人力完成的大部分
环节也都被机械化了。因此,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
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相对于农作物而言,农民依然掌握着主导权;相对于种子、
化肥、农药、农机、电力各公司而言,农民只能被主导,而主导者则往往充分利用其主导地
位获取产出份额。这意味着,那些从各环节上改变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提高着利用自然效
率的技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多收益。例如,过去每亩产量只有 200斤,但除农民体力劳动
强度比较大以外,市场成本很低,200斤粮食基本上都是劳动收获。现在每亩产量增加到 1000
斤,但是各项开支如种子、水、电、化肥、农药、柴油、农机折旧及维修等费用很高,可能
折合粮食 800斤。现在农村有些地撂荒,就是因为农民发现粮食收成折现后还抵不过上述开
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部分有实力的大农场率先采用新技术,而新
技术在推广之初,也将增产的大部分比例留给农场,使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迅速降低,小农场
主则纷纷破产,被大农场兼并收购。也就是说,物质能量变换效率的提高,伴随着一部分农
民失去对作物的主导权。在农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失去末端主导权的部分农民,流入城市
成为开机床或拧螺丝的工人,在工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拥有了末端主导权。另一部分农民
则找不到工作机会,过上流离失所“不得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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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现代物质能量变换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大规模利用自然力工作;二是与该
体系在生产和技术上的金字塔结构相应,形成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由第一点,我们可以认
为,维持该体系运转的工作仍然可以叫劳动,但劳动性质则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创造财
富到精巧地联合起来掠夺自然财富。这是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根源。由第二点,我们
可以知道,在利用主导权谋取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指导下,主导权的层次越高,所获得的财富
份额越大。因此,争夺并保持高级主导权是该体系中人的主要活动。
无论是维持或改进自动化生产体系运转,还是争夺高级主导权,其主要成份都是脑力活
动,只是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卡车司机或是挖土机司机都是处于生产体系末端
的工人,他们的工作虽然也需要体力,扳动操纵杆或把方向盘等,但主要成份则是脑力活动,
判断方向,辨别障碍物,控制速度等,而不再是像人力车夫那样以体力活动为主。又如汽车
装配线上的工人,主要功能也是判别工件的位置,而不是搬动工件(由传送带完成)。再如
车床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安装夹具、刀具、工件,确定切削尺寸和速度,然后按下开关,观察
控制切削过程,其主要成份仍然是脑力活动。越接近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其脑力活动的复
杂程度越高。例如,处于技术核心地位的总工程师,与绘制零件工艺图的车间技术员相比,
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就高得多。总装厂的总工程师,与部件厂的总工程师相比,复杂程度
一般也更高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飞机总设计师与飞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工作的复杂程度就
不容易比较)。
以上列举的都是维持或改进生产体系型的脑力活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维持或争夺高级
主导权的脑力活动。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技术来源,以技术和信息的
处理能力掌握高级主导权。目前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强调高级主导权的技术来源,有知识就
有高级主导权,就有高收入。另一种是所有权来源,以产权掌握高级主导权。这是传统的主
导权来源。在大多数场合,源自所有权的主导权都是最高主导权,而源自技术的主导权则处
于从属地位。当我们讲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时,所有权是最高主导权,经营
权则处于从属地位。经营者凭借其对市场、技术、组织信息的处理能力获得经营权,经营权
以下各层权力原则上都与所有权无关,而源自技术。实际上,经营者也完全有可能任用亲信,
因为经营者要借经营权最大限度地谋取私利。
相应于这两种来源,组织内部争夺高级主导权也就有两种途径,一条是学习掌握更复杂
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条是取得所有权或获得所有者(或高级主导权的掌握者)的青睐,分
享直至掌握高级主导权。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这两条途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所谓“往
上爬”。
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存在高级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市场竞争就是不同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争
夺市场上的高级主导权。为了夺取市场主导权,厂商综合运用资金、技术、广告、营销网络
的优势,发动技术战,价格战,广告战,直至使对手或者破产,或者接受兼并、收购,或者
交出产品定价权、品牌权、收益权,成为本企业的一个部分。
对于个人来说,争取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或者拥有组织周旋于商场,其意义是相似
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某一柜台经理,与街头夫妻店的老板相比,虽然前者只是个打工的,在
组织中享有低层主导权,但其社会地位、收入和工作的舒适程度都远高于夫妻店老板。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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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正如夫妻店老板在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甚至居委会大妈面前唯
唯诺诺一样。柜台经理会被解雇,正如夫妻店会破产一样。而柜台经理安排本柜台人员时的
那份洋洋自得,却是夫妻店老板享受不到的。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生产体系高度复杂化的
情况下,资本家和打工仔的两分法已经失去其批判锋芒。真正有意义的是判断其在该体系中
的位置,是核心,还是边缘?甚至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主导权的层次越高,越居于体系核心,所拥有的社会地
位和物质财富就越多,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越激烈,为此所进行的脑力活动也越复杂、越紧张。
正如两军对垒时绞尽脑汁的主帅一样,双方都在力图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识破对方的骗局,
同时给对方布设迷魂阵,综合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包括地理、气象、对方将帅的矛盾
等,声东击西,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脑力活动以往被称为脑力劳动,但这一用语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冲突本质。改
进或维持技术生产体系运转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
用。争夺主导权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冲突,正是由于这种脑力活动,贫富差距才
会悬殊,阶级冲突才会形成,战争和毁灭才会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人与自然的关系注定了是以为人中心,注定了是要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
但是并非注定了是要无限制地利用和征服自然,更非一切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发明都对人类有
益。原子弹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发明,但它却给人类带来了毁灭的前景。汽车是利用和征服
自然的发明,但以私人轿车为核心的交通系统却使人类面临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前景。可
见并非一切技术型的脑力活动都是有益的。
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并非一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冲突与战争,而是可以有信任、友爱与合作。增进人与人友爱与合作的脑力活动,与增进
人与人竞争与冲突的脑力活动,在表面上看来并有什么区别,都需要心脏供血,肺部供氧,
都需要健全的中枢神经系统,但其本质和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把这两种类型的脑力活动笼
统地称为脑力劳动,都给予正面评价,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劳动创造价值”给劳动者以崇高的评价,使劳动者反抗剥削和压迫有了道义和历史的
合理性。然而,在体力劳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大自然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最底层的剥削对
象,而新的生产体系越来越排斥大量有劳动能力者的情况下,“劳动创造价值”的道义感和
历史感就大大削弱了。一种无力感在中下层社会中蔓延,他们没有劳动机会,也没有受剥削
的机会,靠各种形式的救济勉强度日,是被新的生产体系抛弃的人群。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利用和征服大自然的成果只能被少数人享受?为什么享有
主导权的人可以剥夺他人的工作机会和生存权利?为什么弱肉强食法则应该成为人类社会
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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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工资是怎样确定和变动的?
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如果劳动的含义不能确定,则工资的含义同样不能确定。如果劳动
是争夺主导权,则工资便是主导权所带来的收益,其额度取决于主权导的高低强弱。如果劳
动是精巧地利用自然,则工资便是自然提供财富的一个份额,其额度取决于该物质能量变换
过程所带来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工资和利润的实质是不同层次主导权的收益,则工资和
利润的差别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收益的多少。而从根本上说,在不存在道德约束的情
况下,某人收益的多少取决于他在全球错综复杂的物质能量变换和争夺体系中的所拥有的主
导权的层次高低和力量强弱。
我们先来看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怎样形成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今天仍然存在,特别
是在服装、制鞋等行业,中国的农业也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虽然这些行业的主要生产环节
已经机械化甚至自动化了,但仍然有一些环节需要用体力型劳动。
据报道,
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外来打工者有 1000万人之多。这些外来工从事当地生产一线最脏、
最累、最苦的工作。然而,广东的外来打工者,处境却不容乐观。据广东省总工会不完全统
计,自 1995年以来,全省共受理职工电话、信件投诉 74万多件,处理和平息工人上访、罢
工事件 11500多宗,涉及人数达一二百万人。工人权益被侵害的范围之大,人数之多,可见
一斑。许多在外企的打工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保障线,有的每月工资只有 100多元。工
资低还被拖欠。据统计,工会及劳动部门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有 80%-90%是拖欠工资的。
1998年与 1997年相比,珠海市此类案件增长一倍,广州市增长 131%。拖欠时间短者两三
个月,长者半年、一年。在欠薪严重的中山市,有的外资和个体私营企业拖欠工人工资长达
两年。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市的外企私企欠薪额均达两三千万元,中山市劳动监察部
门近年来为工人追回欠薪达 亿元,广州市劳监大队仅 1998年就追回欠薪 9700多万元。
至于打工者没有向工会、劳监部门申诉或申诉后并未追回的欠薪,估计有 10亿元。一些老
板长期欠薪后逃逸,使打工仔、打工妹陷入生活困境。今年 2月 6日,广州市越秀区多彩酒
楼老板欠薪后携款外逃,17名身无分文饿了两天的打工仔无处安身,流落广州火车站。
工资低,同时超时劳动,加班加点现象十分惊人。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衣、皮革、玩
具、电子企业,老板强调赶交货期而无休止地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有的甚至三四个月不安排
一天休息,每天强迫加班 4-5小时。《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月加班延时不得超过 36小时,
而不少企业人均月加班在 60、80、100小时,个别企业人均月加班 140--150小时,极少数
企业甚至高达 180小时,致使一些体质虚弱的员工昏倒在岗位上。去年 11月,在深圳某手
袋厂打工的江西青年徐景水由于连续加班,劳累过度,吐血不治身亡。去年 12月 22日,中
山市三乡镇外资企业慈航玩具厂 21岁的河南打工妹黄铭因日夜加班,生病不准请假,病倒
后又被厂方赶出宿舍,致使在返乡途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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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板视工人生命如儿戏,无视劳动保护,工人劳动环境相当恶劣。佛山一家化学品
生产厂的女工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双手变成畸型。东莞市清溪镇一家台商电脑机
箱厂由于设备陈旧又无保护措施,工伤事故严重,许多工人的手指被机器切掉。有关文件规
定:集体住宿的工人每人住宿面积不得少于 2平方米,而有些工人宿舍 10平方米的房间住
着 20多个人。有的老板在市场专门买价低发霉的米给工人吃,有的工人长期以菜叶下饭,
三月不知肉味。
打工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也受到践踏。不少工厂,外有高墙和铁丝网,内有狼狗和
打手,工人进去就别想出来。打工者的身份证、暂住证、边防证等有效证件被老板非法扣留
并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许多打工者说,不少台湾老板限制工人的自由,连吃饭、入厕都要
限定时间。还有些私企在规章制度中明文规定:不完成生产定额不准上厕所。据抽样调查,
1997年在外企工作被搜身工人多达 %。在一些韩商、台商企业,工人被辱骂、罚跪的
不胜枚举。
工会本是工人的娘家,但在珠江三角洲不少外企老板一再拒绝建立工会,有的甚至以撤
资或将工厂迁往他地相要挟。有些外籍老板不择手段地打击热心工会工作的员工,扬言谁提
建工会就炒谁的“鱿鱼”。企业无工会,投诉无门的打工者就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一样,任
人欺负。法律的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不够,常使打工者无法讨到公道。在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有关职能部门出面调解的时候,因受种种因素制约,财大气粗的老板却常常占据主动地
位,弱小无助的打工者却常处于被动地位。劳资纠纷调解协议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老
板虽然给付一定赔偿,但吃亏的还是打工者。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劳动法》将劳动争议的申诉时间由国务院原先颁布的《劳动争议
处理规定》中的 6个月改为 60天,时间大大缩短,这对于那些没有文化、不懂法律的打工
者是不利的,他们在受到侵权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超过了申诉时限。《劳动法》中规定劳
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后起诉,对劳动仲裁部门没裁决的案子,法院不予受理。此条款既同宪法
相悖,也限制或变相剥夺了劳动者的诉讼权利。
此外,劳动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也使打工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很难及时讨回公道。据
调查,偌大的深圳市仅有劳动监察人员 60人,广州市 36人,拥有约 150万打工者的东莞市
只有 16人。人力如此不足,别说监督检查,就连突发事件都难以应付。
还有,政府对企业劳动管理不到位。理论上,外来打工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实
际操作上却被列入另册。一些地方政府和少数基层干部片面强调吸引外资,担心保护工人权
益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因而对外企管理抓得不紧,甚至以牺牲工人合法权益为代
价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些干部对工人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置若罔闻,与外籍老板称兄道弟,
对外商的一些违法行为姑息迁就,甚至偏袒。个别外籍老板自恃有当地干部“保护”,有恃
无恐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随意侵犯。
珠江三角洲打工仔的处境令人想起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厂里的工人。时
隔近两个世纪,那残酷的一幕居然在中国南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重演,给我们思考工人工资
的形成以极好的例证。一言以蔽之,工资是工人与老板进行力量、勇气与智慧较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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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场较量中,老板实现了赢家通吃。由于生存所迫,工人的选择余地小,了解信息不充
分、不真实(这需要支付信息搜索和比较成本),不太可能货比三家,挑挑拣拣,并且抱着
“工厂总比农村好”、“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的念头,常常是随机地、自愿(但被肚子所迫)
地接受一份工作。相反,老板却有可能有足够的信息、经验和时间来挑选工人(人事部负
责)。
工人多,岗位少,工人急,老板不急,工人信息不充分,老板信息充分,这就使老板在与单
个工人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强主导的地位。老板完全可凭借这一强主导地位充分压低工资,延
长劳动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减少或干脆不提供劳动保护。这一图景是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
逻辑必然,只要是双方自愿,一切都悉听尊便。由于强弱力量对比的悬殊,弱者的自由就是
自愿当奴隶,弱者的生命或者是饿死,或者在当奴隶过程中被摧残、枯萎直至死亡。相应于
工人低工资的,则是老板的高利润,这利润的来源就是老板的强主导地位。这是赤裸裸的弱
肉强食。
曼彻斯特的工人们后来组织起来了,他们捣毁机器,因为机器是老板强主导地位的来源;
他们罢工,弱者联合起来削弱强者的主导地位;他们禽兽不如的处境得到了像马克思、欧文
这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他们的暴动威胁到了强者的生存。因此,强者作
了让步,议会立法限制最高劳动时间,停止雇用童工,要求老板提供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
境,限定最低工资,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组织。这样,强者有所忌惮,弱者有所保护,弱肉强
食的法则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人得以点滴地分享大自然提供的财富,社会也有了一点文
明可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点滴下流效应的话,这种效应也不是放任自
由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工人运动和国家干预的产物。可见无论是工资,还是利润,都是双
方力量对比与较量的产物。
但是为什么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们连法律赋予的权利都得不到落实呢?为什么那里的老
板得以重享最充分的压迫工人的自由呢?老板不让工人组织工会,打击热心于组织工会的工
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与老板的利润有密切关系。意料之外的是,在号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居然形同虚设。政府有关部门完全站在资方立
场上,怕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向外商屈服或干脆成为外商欺压工人的后
台老板。由此可见,政治及意识形态(发展外向型经济)直接影响着工人与老板的利益冲突,
成为调节工资与利润比例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必须考虑外商以金钱、美女结交有关官员的因素。外商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部
分收益转给官员,则是因为官员依照法律享有解决外商侵权事件的主导权,该主导权的行使
将导致外商利益的更大损失。但是,如果该官员不徇私利,秉公执法,则外商将无机可乘,
工人的合法利益就能受到保护。就这样,官员的道德因素也介入了利益冲突。
不仅官员的道德因素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工人的反抗精神、组织水平、道义
勇气更是直接影响因素。如果说工人多一些反抗精神,少一些“好死不如赖活”的奴才相;
多一些团结意识,少一些自私自利,我很难想象老板们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工人。遗憾的
是,二十多年来,那些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人成为社会各层次学习的榜样,“人不为己,天
诛地灭”的哲学重新深入人心,连偏远的农村和山区都深受其害,这就使跑到城里来打工的
农民孩子们缺乏足够的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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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工资的本质,它是工人和老板力量、勇气和智慧较量的平衡点,也是相关的政治、
文化和军事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这一平衡点常常很不利于工人,但通过斗争也是可以变化的。
例如这一平衡点在欧洲就比美国更有利于工人,在北欧又比欧洲其他国家有利于工人。变化
的极致是工人掌握企业领导权。
不仅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是较量的结果,而且单个工人的工资也是各种因素和力量角逐
的结果。我们知道,同是受雇于人,熟练工的工资高于非熟练工,工长的工资高于普通工人,
车间主任的工资又高于工长,会计的工资可能高于车间主任。熟练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
都高于非熟练工,这意味着熟练工对于工作对象诸要素的把握更准确,从而有更强的末端主
导性;工长在直接把握工作对象的同时,还要把握本工段的设备、材料、工艺、质量、进度
以及掌握工人的动态等,这样,工长凭其工段内的主导性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主导权的
层次进一步上升,则需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多,损害老板利益而不被发现的空间就
越大,谈判的地位就越强,工资就越高。反过来,为了降低雇员的谈判地位,作为老板就必
须以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尽可能缩小雇员的自由度,使雇员不容易损害老板利益而不受惩
罚,即没有空子可钻。在推行“科学管理”的工厂里,一线工人受到严格的训练,每一个动
作的姿态、幅度、频率都可能被规定了。这样的工人就成了标准化的工人,最容易被替代,
因此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最小,工资也最低。
但是,总有一些工作是有灵活性的、非标准化的工作,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而且管理
人员的层次越高,所需要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大。在不可能进一步缩小雇员自由度
的情况下,视自由度的大小及其影响的程度确定报酬支付方式及多少。一般来说,小企业、
新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员工的自由度较大,老板经常为如何缩减员工自由度而苦恼。中
国乡镇企业中推销员的自由度最典型。销售人员常常是单独行动,无论是住宿、交通、就餐
花销,还是价格、回扣、贿赂的金额,只有推销员自己知道。因此,在许多企业,推销员的
报酬就不是固定的工资,而是按比例提成,或者规定基本价格,超过基本价格部分归推销员。
因此,推销员的实际收入常常比车间主任还高。特别是那些形成了一定客户群的推销员,更
是轻轻松松日进斗金。对于这些推销员,连老板都惧怕三分,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大批产品
订单,离开了他们产品就失去了销路。有时候甚至倒过来,个别推销员对市场的主导性强到
了这种地步,以致老板成了推销员的打工仔。其基本标志就是推销员的收入高于老板,而且
其工作就是每天打几个电话,有时候出差巩固一下与客户的感情。而老板却要处理企业内部
的诸多事务,要应付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关照。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特有。
就谁掌握更高层的主导权谁就是更大的老板而言,这具有普遍意义。像美国沃尔—马特百货
公司,年营业收入 1400亿美元,占美国零售业的 1/3。它以 OEM方式向中国厂商下西服生
产订单,每套 10美元,然后贴上沃尔—马特规定的商标以 50-100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
出售。这不是中国西服厂给沃尔—马特这个特大推销商打工吗?
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因为有较大自由度而拥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而是因为其所掌握的
特殊信息。典型的如会计,小企业的会计和大企业的总会计师都掌握着企业财务的核心机密,
哪些不该列入成本的列入了成本,哪些应该缴纳的税款没有缴纳,对下欺骗雇员,上对欺骗
工商税务,全靠总会计师一本账。正因为如此,总会计师就具有很强的谈判地位,他完全可
以使老板受到控告或遭受巨额损失,也可以为老板调度好资金节约大笔开支。老板懂得其间
的利害关系,也总是给总会计师(现在又有个新词叫首席财务官)以高额报酬。严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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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总会计师是靠特殊信息获得高收入,而且掌握核心技术的总工程师也是靠信息吃饭。过
去师傅带徒弟,总是要留一手。这一手就是师傅得以控制徒弟,继续保持作为师傅的高收入
的关键。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一手就是技术垄断。现代大企业里的总工程师同样是凭着技
术垄断地位,享受着高额收入。由于各自利益不同,企业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核心机密,不
同的人凭借着不同的核心机密拥有较高收入。不仅如此,竞争即战争,要在竞争中获胜不仅
要练好内功,还要“知己知彼”,即需要获取竞争对手的经济情报。有需求,就有供给。这
意味着,企业内部信息具有重大价值,而掌握这些关键信息的内部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额外
的讨价还价资本。
对于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来说,他往往既拥有巨大的自由度,又掌握
内部关键信息,其决策和行动常常涉及到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赢利或损失,影响着企业
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就获得了极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们的年薪可以高达上千万甚
至上亿美元。以前,这些高级经理多多少少不敢以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自由度)要求巨额薪
水,多多少少受到服务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哲学流行的近二、三十年来,高级
经理们放手追逐个人利益,其薪水直线上升。在美国,1980年时,经理人员薪水与工人工
资的比率是 42:1;到 1990 年,已加倍至 85:1;到 1997 年,这一比率翻了两番,达到
326:
1。而在日本,这一比率虽然也急剧上升,但同一量级的高级经理的收入总是远远赶上不美
国,因为日本企业比较讲求人情味、家族感,其高级经理一般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有着感
情联系。这意味着,社会哲学和价值观对于收入的形成和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珠江三角洲服装厂的苦力劳工到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
的两极。在这个食物链上,服装厂的老板收入(利润)可能还不如沃尔—马特属下任何一位
超市经理的收入高,也不如沃尔—马特地区配售中心配售员的收入高,而服装厂的老板却承
担了剥削苦力的资本家的全部罪恶名声。事实上,服装厂老板有点像屠夫,鲜血淋漓地宰杀
着打工仔,而那些超市经理和配售员则是厨师,真正享用鸡鸭鱼肉的是沃尔—马特的高级经
理和大股东们。当然,屠夫总比鱼肉强,厨师总比屠夫强。
在这条食物链主链旁,还衍生出来一系列辅链。例如,给屠夫提供砧板和操作间的房东,
在一旁协助屠夫按住牛羊不让其反抗的维持秩序者,在一旁安慰牛羊让他们安静地上砧板的
麻醉师,运送牛羊进厨房的卡车、船队和相应的司机、船长,在厨房里作进一步整理(比如
褪毛,贴上商标什么的)帮厨,以及准备燃料、调料、油、锅、勺等用具的仆人,然后才有
掌勺的厨师出场。这些厨师、帮厨、仆人、司机、屠夫、房东、维持秩序者、麻醉师们在喂
饱了主人的同时,自己也按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就要求洗澡、按摩、性
交和其他声色刺激——当然按优质优价原则,形成了庞大的服务行业。当然,还有庞大的牛
羊群在屠宰场外等待宰制,因为已经没有草场可供他们栖息繁衍了,只有屠宰场里还有点草
料。
这就是所谓在全球物质能量变换及争夺体系中主导权高低强弱和收入多少的关系,而这
正是各国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萨缪尔森列出了如下工资国际比较表:
地区制造业的工资和福利(美元/小时,1995)
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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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美国
意大利
英国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为什么墨西哥的工资这么低呢?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资
本比较少:很多道路没有修养,很少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很多设备陈旧而且缺少保养,并
且墨西哥平均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关很远,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不识字,所有这些因素都造
成了边际生产率比较低。”然而,在通用汽车公司墨西哥装配线上工作的墨西哥人和底特律
装配线上工作的美国人干同样的活,有同样的边际生产率,为什么墨西哥工人工资只有美国
工人的 1/10呢?事实上,正是由于分工的细密化,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没受过教育
的人都可以充分胜任,这才使跨国公司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
墨西哥工人和底特律工人的工资差距说到底是田奴和家奴的差距。田奴并不比家奴笨,
工作还比家奴更艰苦,但田奴的处境则远不如家奴。家奴离主人近,反抗主人的机会多,能
给主人造成更大损失,或者,如果家奴踏踏实实为主人工作,给主人带来的服务更直接、更
周到,因此主人要用较好的待遇笼络家奴,使家奴在田奴面前感到自豪,从而更安心为主人
服务。美国工人虽然经济地位与墨西哥工人一样,但政治地位却较墨西哥工人高。他们与老
板有着同样的一张选票,如果老板对工人太狠,工人有可能选举主张累进所得税和高福利的
政党上台,削弱老板的经济力量。工人如果罢工,老板还不敢过分严厉地镇压,因为这样就
激化了社会矛盾,撕破了“一家人”的脸面,使老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虽然通用汽车
公司也不断威胁并且实际上大量地将工厂外迁到墨西哥或印度,使底特律失业工人不断增
加,工资不断下降,但是毕竟这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使美国工资水平下降到墨西
哥水平。美国国内还有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牵制着美国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更值
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同时,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也在下降。因为随着美国工厂
迁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本国企业被纷纷挤垮,被挤掉的岗位远远超过新增的岗位,失业大量
增加,使墨西哥工人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少数墨西哥人成为美国老板
的国外家奴,从而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可能。因为美国公司来到墨西哥要保持一个友善的、非
殖民的形式,需要雇用墨西哥人做管理人员,这部分人的地位就可以上升。
概括地说,工资其实是价格的一种,和其他的价格一样,工资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复杂
的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该平衡点有利于掌握较量主导权的强势方。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
地要形成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在每个人都利用主导地位谋取利
益的情况下,工资必然呈金字塔分布。
萨缪尔森说:“非常有趣的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
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自从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这是
违法的。你并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必须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其实这
是对工资形成机制的简单化。如果说房子、土地、设备等其租金可以事先一次性地谈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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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雇员“租金”的确定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时每刻会发生变化,因为雇员和老板的
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雇员进入了像珠江三角洲那样的血汗工厂,老板用没收
(“代
为保管”)身份证、铁丝网、严厉的规章制度使雇员的谈判力量削弱,则原先承诺的“租金”
就可以大大削减。反之,如果雇员进入企业,掌握了专业技能,或者掌握了老板的核心机密,
则该雇员的“租金”就可以上升。但如果“租金”时时都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就不再可以
被称为租金。因为租金的特点之一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其实,不仅雇员的工资随着力
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奴隶的处境也同样随着力量对比而会发生变化。雇员和奴隶的区别在于
雇员可以有选择老板的自由,因此雇员的被主导强度有极限,超过这一极限,雇员有就可能
另选雇主。而奴隶由于没有选择奴隶主的自由,其被主导性就没有极限,直至奴隶可以被任
意贩卖、杀害。但是雇员和奴隶也有其相同点,他们都处于被主导地位。在改善自身地位的
斗争上,雇员和奴隶的斗争又有相同特点。奴隶的弱势不仅表现在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更体
现为奴隶对自身弱势的确认上,觉得自己生来是当奴隶的,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这正如雇
员觉得自己受剥削是应该的,没有受剥削的机会,连工资都没有一样。一旦奴隶们被“人生
而平等”的思想所激动,奴隶们的反抗性就增强了,其地位就会有所改善;一旦雇员觉得光
看自己的钱包还不够,还得看看老板的钱包时(这就是平等意识),雇员的地位就会有所改
善。这才是劳动力“租金”的本质。当萨缪尔森用“租金”将工资的冲突本质掩盖起来时,
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就形成了。
第十章竞争和垄断
实际上,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竞争的地方,必然有垄断。有垄断的地方,也
必然有竞争。既没有绝对的竞争(完全竞争),也没有绝对的垄断(完全垄断),但是却有着
竞争程度和垄断程度的差别。
萨缪尔森承袭斯密的衣钵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或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
市场的价格。例如,小麦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即使最大的小麦农场也只能生产世界小麦
产量的一小部分,从而无法对小麦价格产生重大影响。”(P28)的确,如果把整个市场定义
为世界市场的话,不要说小麦,就是被公认为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汽车市场上,单独一家企
业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然而,世界市场其实是被无数种有形、无形的力
量分割成无数个局部市场,企业只要在某个局部市场上取得相对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取相对垄
断利润。首先是空间分割。在斯密时代,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竞争常常是在一个城镇
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展开,该地区以外的市场价格虽然对本地区有影响,但往往不足以打破
本地区形成的相对垄断格局。至少,该地区厂商的定价可以高于其他地区市场价格加上运输
费的水平上,运输成本成为该地区厂商的垄断利润来源。即使在今天,例如百货业和旅馆业,
都明显享受着由于距离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显然,在北京出差的人不可能由于天津同档次
旅馆便宜而跑到天津去住宿,甚至在北京西单地区出差的人不会到东单去住宿。在繁华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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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果一家宾馆周围 2公里没有竞争对手,则该宾馆就可获得明显的相对垄断利润。其次
是时间分割。由于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从投资到产品出厂的自然周期,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利
润丰厚时,其竞争对手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提供同类产品,这就使厂商获得了由时间而产生
的相对垄断利润。第三是商品细分化。小麦似乎都一样,但在细分化的小麦市场上,加州小
麦和德州小麦是两种商品,加州小麦贵不等于德州小麦也能卖到同样价钱,因为这是两种可
替代却不同的商品,就像桑塔纳和奥迪是两种不同商品一样。在中国大米市场上,东北大米
比南方大米贵,盘锦大米比高碑店大米贵,同样是因为这个道理。第四是种种由于历史和社
会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割,比如国界的分割,语言文化的分割(对于音像市场来说,这种分割
是至关重要的)等。
事实上,成功的企业都是靠着善于构造并利用局部市场垄断而成长起来的。洛克菲勒的
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利用了宾夕法尼亚州油井区炼油设施的相对紧缺而发展起来的。当别人看
到炼油业有利可图,想参与竞争时,洛克菲勒已经把炼油成本降低下来,构筑起了行业壁垒
了。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利用自己作为铁路运输大客户的消费者垄断地位,威胁运输公司不
让他们承运别的炼油商的煤油。这样,洛克菲勒的垄断范围逐渐从宾州扩展到全国,又从炼
油业向后扩展到石油开采业,向前扩展到石油运输业和分销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石油垄
断巨头。但是,竞争仍然存在。在洛克菲勒的视线以外,还有俄国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有中
东地区的石油,有南亚地区的石油。在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各级权力的竞争和角
逐。由此,标准石油公司的成本开始上升,而技术和组织模式开始外流,新的石油公司就在
标准石油公司的大树底下成长起来。对外,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凭借其在美国的垄断地位,参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业竞争。在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成七个地区性公司后,这些地区性公
司形成紧密的业务联系,共同制定油价,被称为七姐妹。但七姐妹之间也不是没有竞争,只
是受到共同规则的限制而己。
不仅是洛克菲勒懂得构造并利用垄断来获取利润,凡是有竞争存在的地方,厂商都在努
力构筑各种形式的垄断。甚至在市场崇拜者津津乐道的农贸市场上,也普遍存在着价格垄断。
同是卖白菜的十几家摊位,报出的价格常常惊人的一致,虽然各摊位在态度、称量、是否允
许剥去老叶等细节上会有竞争。虽然世界白菜市场非常大,但在特定地点、特定时刻却只有
十几家竞争者,每家都足以影响白菜价格,因此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联合垄断的成本较低,
而收益较大。在十几家白菜商的联合垄断行为中,又有一些人实力较强,心眼较多,是价格
制定者,而另一些人则是价格追随者。价格制定者常常自己违反定价,以较低的价格大批量
向买主销售,却不允许别人违反定价,他们是市场上的霸主。根据价格制定者利用公权谋私
的程度不同,霸气也有强有弱。霸气弱的常常被称颂为公平、仗义。实际上,由于白菜市场
利润微薄,头脑精明、兄弟多的霸主们不屑一顾,所以我们较少在白菜市场上看到霸主的存
在,但在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水产市场上,这种欺行霸市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一些有实力的
水产商正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为什么竞争和垄断总是如影随形呢?这是“竞争即战争”逻辑的自然延伸。我们知道,
要在战争中获胜,需要凭借天时、地利,构筑工事、碉堡,需要穿上盔甲,带上盾牌。有些
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如同专利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有些时机好比诸葛亮
借东风,转瞬即逝,例如奥运会开幕式四年一次,就构成一种垄断,电视台凭借这种时间垄
断,可以获得巨额广告收入,而奥运会组委会则凭借垄断权的授予,也可以从中分红;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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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碉堡可以躲过敌人的狂轰烂炸,比如日本株式会社与大公司间的内在默契,就能抵挡美国
商品的倾销压力;盔甲可以防身护胸,就如同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的成长。这里,专利、
奥运会、默契、关税都可成为厂商在竞争中获胜的垄断地位。事实上,竞争决不比战争简单,
竞争地形图也不比作战地图简单,竞争各方都会力图“知己知彼”,攻击对方的弱点,利用
己方的优势,以取得竞争的胜利。己方的优势则常常是各种各样的垄断性因素,对方弱势是
各种各样的非垄断性因素。正如军队之间有结盟作战一样,商战同样可以形成价格联盟。正
如军队的结盟不稳定一样,商战的结盟也不稳定。但无论是结盟还是重组,无非是垄断或谋
求垄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当我们说每一次交易都是不平等时,也就是说每一次交
易(竞争)都存在垄断因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等,等价于交易一方垄断信
息,垄断力量。
学过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的人都知道,所谓竞争优势正是一个企业具有的全部垄断性
因素,无论这种垄断性因素是资本规模、技术、品牌、学习曲线、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
品歧异、转换成本、分销渠道或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些垄断因素使得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
润而无法被效仿。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磨练后,我们已经懂得,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独特
的垄断性因素,那么其利润是没有保障的。八十年代时,市场存在很多空白点,企业瞄准空
白点就能赚大钱,因为空白点就意味着暂时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享受时间垄断。如果先行者
不利用时间优势,加速降低成本,形成行业进入壁垒,则追随者很快蜂拥而至,市场竞争白
热化,变得无利可图。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有的企业拥有资本优势,可以承受较长时间的零
利润或亏损;有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性能价格比好,也可以生存;有的企业则凭借权力或
其他因素拥有地域性市场优势;那些毫无性垄断因素支撑的企业只好接受淘汰。在一轮轮的
淘汰中,垄断性因素逐渐积累,形成由于地方、国家直到世界的垄断。
当然,即使在某一行业形成世界性垄断,这种垄断也仍然不是绝对垄断,因为行业之间
存在着替代关系。石油、煤炭、水力、风力、核电存在着替代关系,棉织品、丝织品、毛纺
织品、化纤织品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火车、飞机、轮船之间存在着
替代关系,小麦、水稻、大豆、高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有替代关系的行业相互构成竞争,
而目前仍然没有那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同时垄断多个替代行业。在垄断某行业的跨国公司内
部,则存在着对分包合同的竞争,存在着对各级各类权力的竞争。这些竞争的存在有时候会
使公司发生大规模分裂或重组。但这种竞争已经与经济学教科书的竞争完全不同了,实际上
成了人与人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竞争的确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而且不可能消失,因为
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消失,而我们又假定每个人都追逐个人利益。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强调,
竞争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恐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任何一个对完全竞争概念有准
确理解的人恐怕都应该承认,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程度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垄断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垄断不但是竞争的内生变
量,而且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反垄断法最多只能是减轻垄断的程度,而不
可能反对广泛存在的垄断因素。由于大垄断者往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反垄
断的过程常常会被最大限度地扭曲,以至徒剩虚名。美国反托拉斯法制定以来,虽然有几桩
著名的反垄断公案,如标准石油公司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以及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微软
案,但二十世纪的美国经济垄断程度仍然越来越高,有时甚至美国政府加速国内产业的垄断,
例如波音兼并麦道。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一国垄断加速走向世界垄断,跨国兼并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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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0%以上的速度递增,近年兼并案值高达 6000亿美元以上。只是与上个世纪之交的舆论
不同,目前的国际舆论不是反垄断,而是将跨国兼并、跨国垄断当作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来赞美。在这样一个跨国垄断时代谈论自由竞争,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大垄断者剪除小垄
断者,为跨国垄断剪除国内垄断作了舆论准备。
当我指出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反垄断并不可能时,我只是在作一个事实判断。
这个事实判断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逻辑内在有矛盾,或者每
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从而导致每一交易中自身优势(垄断性力
量)的运用,导致相对自由竞争向高度垄断演变;或者每个人在每一交易中不运用自身优势,
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得以存在,但却违背“经济人”假设,人成为亚当·斯密构造的“理想
人”。
第十一章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
萨缪尔森认为,在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因此经
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P28)当然,萨缪尔森承认,由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十分
苛刻,存在垄断、外部性和公共品生产等问题,因此现实生活中市场并不能充分有效地配置
资源,但却近似有效。
但是,即使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即所有厂商都是价格跟随者,都无法独立影响市场价格,
市场也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就必须在任何商品
都存在无数竞争的生产商,市场首先要将资源配置给无数生产商,这就意味着要以大量资源
生产少量消费品。例如为了在钢铁市场上有无数生产商,首先要将大量土地、矿石、机器、
劳动力配置给生产商,从而占用本可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本可以被大规模生产高效提炼的
矿石,本可以生产钢筋、钢轨、汽车的钢材,本可以直接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力。其次,
为了保证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影响价格,必须没有技术革命,没有规模经济;如果有技术革命,
则必须保证一夜之间该技术就能在所有厂商间普及,从而不可能有一家技术首创厂首先大幅
降低成本影响价格。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提高效率的可能。第三,所有市场都必须是既有的。
如果有新产品出现,必须保证新产品生产技术迅速扩散给无数生产商。这意味着没有创新。
这就是说,一个符合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必然是资源浪费的,低效率的,没有创新的。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大量资源就被浪费了;而当资源
得到有效利用时,市场又总是接近垄断。例如,在中国彩电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彩电生产商,每家生产商都投资数亿仍至数十亿人民币,形
成了不同型号、规格的数百条生产线,每家都雄心勃勃地想在彩电市场上拼博一番。短短几
年以后,彩电价格直线下落,大量生产商被淘汰出局,数百亿资金变成地方财政赤字或银行
坏帐,数百条生产线连同厂房、土地成为现代废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又如,九十年
代中期,市场上甲鱼价格居高不下,刺激了大量农民挖塘养甲鱼,无数块良田顷刻间变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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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农户们把多年积蓄加上亲友间拼凑的资金都放到鱼苗、技术员和饲料上,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甲鱼价格暴跌,积蓄、欠债和希望,连同土地资源统统化作泡影。这样的故事从南海泡
沫事件起就一直是市场经济的典型情境。伴随着每次大规模淘汰和资源浪费而来的,则是市
场渐渐集中到少数生产商手中,形成相对垄断格局。这时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往往提高了,
因为这少数生产商在技术、管理或质量上拥有优势,或者能够调动更大量的资金,组织起更
大规模的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投入,从而达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好了,市场崇拜者说,这不就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吗?就算如此吧,但是,这与完全竞
争模型所许诺的资源有效配置是两码事。事实上,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是所
谓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承诺。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完全竞争模型(或看不见的手
模型,或新古典模型,或新自由主义模型)的推论,优胜劣汰意味着垄断,而垄断又意味着
“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P28),即资源非有效配置。因此,
完全竞争模型与优胜劣汰模型事实上相互冲突。如果有人先用完全竞争模型来解释市场经济
的合理性,失败后又转而用优胜劣汰模型来辩护,则说明此人完全不顾形式逻辑,更谈不上
有理论可言,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崇拜者而己。
如果撇开完全竞争模型,只是用优胜劣汰来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我想就会有很多人
反对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型的资源配置意味着“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
持健康所必须的东西”(P29),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 13亿人
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 1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 86%
和出口市场份额的 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 14%和 18%。(江
”
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事实上,别说是世界,单看中国就可以知道优胜劣汰式的资源配置结果了。自从中国采
用市场机制以来,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据王绍光《正视不平等的挑
战》一文介绍:“80年代初,中国是个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社会,不平等水平远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到 90年中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仍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
还低,但中国已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了。因为哪怕是依据保守的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已超过了多数过渡经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
的不平等程度已超过了不少亚洲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
家以往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里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国家,而中国的情况比它们还糟。”
人们从日常生活感受到,一切资源的配置都在向着优胜者集中。教育改革使教育资源向有钱
人集中,贫困乡村里的优秀学生无力支付高昂的学杂费,而城市里的纨绔子弟却可以花钱买
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医疗改革使医疗资源向有钱人集中,有钱人的小病可以买到医院的精
心治疗,而无钱人得大病却只能在家坐以待毙;大量的郊区别墅常年无人居住,而珠江三角
洲的打工仔却 20个人挤在 10平方米的小屋;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跑的是寥寥无几的豪华车,
而旁边的辅路上却堵着长长的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摩托车;汽车零部件分散在全球各
地生产,组装后又销到全球各地,但生产和销售线路最短的本地汽车厂商却纷纷倒闭。这就
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
优胜劣汰论者辩称,虽然有这一切不合理现象,但市场经济毕竟使科学技术飞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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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超级市场上货物种类极其繁多,使人类的需要得到空前未有的满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谁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谁就是强者;谁能降低生产成本,谁就是强者;谁能开发出新的
能源,谁就是强者;谁能生产出新的交通、通讯工具,谁就是强者。因此,资源朝强者集中
总体上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如果科技进步只能与优胜劣汰相联系,如果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只能被
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享用,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挤到失业的队伍中,那么科技进步还是否
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科技进步给生态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使人类濒临灭绝的境地,科技进
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逻辑使地球面临大规模毁灭性战争,
使人类三分之一的资源配置到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军队的演习上,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
理性?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满足有钱者的一切需要,包括有钱者武装自己
侵略他人的需要。我们也知道,有钱者往往信奉弱肉强食逻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
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者仍然是那些有着最强大武器装备的国度。
一些最彻底的强者逻辑主张者认为,弱者被淘汰乃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而历史进步又主
要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就可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搞“生物圈二
号”试验了。他们把地球称作“生物圈 1号”,而“生物圈 2号”则是一个模拟地球生态环
境的封闭实验室。为什么要搞“生物圈 2号”呢?其实这是一些人担心地球环境遭到核战争
毁灭的产物。但他们并不是想办法阻止战争,而是琢磨怎样在战后的核冬天里生存下来。因
此,“生物圈 2号”也可以看作是诺亚方舟的现代版。一批男男女女的科学家住进美国亚利
桑那州市郊的一个占地 公顷的全封闭的特殊建筑物,里面模仿地球上的海洋、热带雨林、
热带草原地带、沙漠地带、灌木丛地带、温带草原和作物集约耕作区。据称该建筑物已建成
并试验了 7年时间,人靠这里的农业设施,生产食物,自给自足,其食物生产可比地球上高
16倍。但实际上,“生物圈 2号”已经失败了。尽管如此,“生物圈 2号”还是透露出一个
重要信息,即某些人的进步观究竟是怎样的进步观。在“生物圈 2号”的构想者看来,即使
地球毁灭了,只要有“生物圈 2号”存在,生命便还在繁衍,科技便还在提高,历史便还在
进步。这意味着,在这些构想者心目中,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生命完全可以被淘汰,只要他
们这些强者、精英能生存下来就行。这样,也算是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事实上,这正是
我们这个弱肉强食社会中大多数强者的普遍心态:他们打着科技进步的旗号,根本无视生命
的价值。“生物圈 2号”的失败给构想者以不小的打击,看来,并没有一个可以供他们逃脱
普遍性毁灭的安全港。这会使强者收敛一些吗?
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曾经批驳“腐败进步论”者,认为腐败的社会成本很
高,“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其次表现在意
识形态方面,具体一点讲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其实这一分析同样可用于“市场有
效配置资源论”。市场经济通过无数财富的毁灭来将资源配置到强者手中,同时,由于市场
经济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而且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为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从
根本上颠倒了善恶,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从而使社会越来越原子化。实际上,“腐败进步
论”无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逻辑运用,而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也同样是这一逻辑运用的
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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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关于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P28)如果
强加的是成本,则是负外部性;反之,则为正外部性。萨缪尔森承认,外部性是市场非效率
的第二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完全竞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外部性广泛存在的话,就意味着市场广泛地非效率,从而与市
场导致效率的基本假设相矛盾。对此,萨缪尔森的处理是将非效率的范围缩小到两类事件,
一类是污染,负外部性;一类是公共品,正外部性。结论是,只要政府制定政策控制污染,
提供公共物品,则市场仍然是有效率的。
但是,由于现代世界各种事件间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几乎每一个行为都具有外部性,而
且行为的层次越高,外部性越大。农民打农药的外部性其实是微小的,所有农民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区都打同一种农药,其积累的外部性才会比较明显,而农药厂为降低成本,农药配方
的一个小小改变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外部性,权威的实验室宣布某一种化学成份有毒或无毒,
则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如果政府宣布解除对农药配方的管制,其外部性将进一步增大。因为
这意味着各农药生产企业可以按照最低成本、最有效灭虫的配方生产,而不管这种配方是否
对人畜有害,是否会产生长期积累的副作用。如果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解除一切管制,例如张
维迎先生说要像戒除毒瘾一样戒除管制,为此张先生获得了一笔稿费并增加了在经济学界的
声誉,则一旦该建议被采纳,其外部性将不亚于原子弹爆炸。如果张维迎先生是听从哈耶克
的教导,则哈耶克先生的外部性又大于张维迎。
不仅是科技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市场竞争中,每一个竞争行为都是面向对手,即外部
的。例如长虹彩电降价,看上去像是长虹与消费者之关的内部关系,实际上却是长虹与康佳、
海尔之间的关系。降价使消费者转而购买长虹彩电,从而使康佳、海尔的彩电积压在库房,
资金难以回笼,甚至有可能面临亏损、破产。类似的如广告,它似乎只是企业与广告商之间
的关系,广告商与媒体的关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但它所针对的却是其他同行企业。像可
口可乐每年 50亿美元的广告费用就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全球各地有实力的饮料商纷纷转
产、破产,可口可乐得以垄断世界碳酸饮料市场。当然广告的外部性不仅于此,事实上广告
是不需要受众付费的,因此受众所产生的感受都属于媒体与广告商和企业交易所强加的收益
或成本。受众的感受不仅是经由广告而对某一种产品产生心理定势,而且会受广告所传达的
其他信息的影响,例如个人感官至上等。这种价值观渗透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则受众既有
可能变得更加勤奋地工作,又有可能因为挣不到钱却想享受生活而去犯罪。这都是广告的外
部性。迈克·波特的《竞争战略》讲到一个企业所面临的五种竞争力量,一是同行企业的竞
争,二是供应商的竞争,三是消费者的竞争,四是替代产业的竞争,五是潜在进入者的竞争。
这就意味者企业处在广泛而复杂的外部性之中,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外
部性。
事情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当我们说由于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
不平等的时候,其实这就意味着每一笔交易都对于交易双方都是有外部性的。这种外部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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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势者的力量积累,弱势者的力量削弱。在每一笔交易中强势的积累可能都是微小的,正
如单个农民施用农药其副作用很微小,或单个冰箱所释放的氟利昂很微小一样,但无数笔交
易中强弱势的自各积累,就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构成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贫富差距。
萨缪尔森举例说,
“当你去理发时,理发师得到了相应的时间、技术和店屋租金的全部价值”,
因此这笔交易就是没有外部性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理发师能得到多少酬金,取决于理
发师与顾客之间的强弱力量对比。高明的理发师能让顾客甘心情愿地多掏腰包,一个令顾客
满意的发型,也许能让顾客在演出或谈恋爱时获得更好的效果(外部性),顾客就愿意让理
发师分享自己的外部性,在这一关系中理发师处于强者地位。反之,如果高明的理发师很多,
理发师可能就处于弱者地位。虽然为了学得理发技术,理发师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和心血
(这是理发这一交易的负外部性),但是却不得不接受很低的报酬。事实上,交易甲方如果
能确切了解乙方可能得到的正负外部性,让另一方看不到负外部性,并夸大正外部性,则成
交价格就会极有利于甲方。这正是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遮蔽,或信息欺诈的经济意义。由
此可见,外部性与内部性是密切交织,无法分割的。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中国古代哲
学家和对于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的深刻认识。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有些学者甚至强调
所谓蝴蝶效应。当系统处于不稳定平衡时,一只蝴蝶的翅膀闪动(平衡被破坏)就可能引起
大西洋上空的一场风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希望实现所谓“外部性内部化”,其实就
是要割裂事物间存在的相互联系,是非常可笑的。
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来自科斯定理。在科斯以前,庇古以后,亚当·斯密开创的主流经济
学已经承认市场会失灵,因为有外部性存在,为了使“看不见的手”继续起作用,必须加入
“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科斯却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
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亦即不存在外部性,或外部性可以内部化。
因此在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干预,只需要明确初始产权即可。比如苹果园附近
有一个养蜂场,由于蜜蜂授粉使苹果增产,而苹果园的增产却并不给养蜂人以回报,因此养
蜂人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即亦有外部性存在。这时,养蜂人就会向苹果园主要求分享
苹果园主的收入,并威胁说,如果你不给我分享,我就不在这里养蜂。而苹果园主则会反唇
相讥,说你的蜂吃了我的花粉,我还没有向你收费呢。这样双方就会吵起来,甚至两败俱伤。
养蜂人撤走,没有了蜂蜜收益,而苹果也减产。庇古会认为,这时候应该由政府奖励养蜂业,
使养蜂人的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而科斯则会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产权不明确,如果规定
苹果的全部收益归苹果园主,则养蜂人就不会再提出要求。而苹果园主为了使苹果增产,会
主动与养蜂人谈判。或者规定苹果的增收部分产权归养蜂人,则养蜂人会主动和苹果园主谈
判。最终养蜂人与苹果园主都会按照一定比例分享增产收益,即达成最有效状态——当然,
谈判必须是不存在成本的。这样,外部性就内部化了,“看不见的手”就又灵验了。
许多批评者认为,科斯定理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因此不可应用。
二是初始产权的分配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谁向谁付费的问题。这诚然是对的。但是,我认
为关键问题在于,在事物之间的损益关系极为复杂,亦即外部性极为复杂的条件下,产权明
确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刚才养蜂人和苹果园案例中,养蜂人诚然给苹果园主带来了收益,但
没有苹果园,养蜂人的蜂也失去了蜜源。那么,养蜂人究竟是否拥有蜂蜜的所有权呢?显然
养蜂人并没有以侵犯苹果园主人财产所有权的方式进入苹果园,只是他的蜜蜂进入了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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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苹果园主可以拒绝养蜂人进入苹果园,却无法驱赶蜜蜂,即无法保卫其苹果园的完全所
有权。这里,蜜蜂打破了传统所有权关系。因此产权无法明晰。又比如刚才那个理发师和顾
客的关系,理发师为顾客理了一个漂亮的发型,使顾客的收益大增。那么这个发型的产权应
该归谁?归理发师吗?还是归头发的主人?再比如,长虹彩电降价,侵犯了康佳的市场份额,
使康佳资金积压,权益受损,康佳是否有权控告长虹侵犯产权?国家是否应该把企业每时每
刻变动着的利益都界定清楚?由于复杂的外部性的存在,事实上不同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产
权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侵犯,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股票市场上最典型,大庄家进场,
跟庄的散户们都从其价格上升的外部性中受益,大庄家清仓,散户们又跟着倒霉。如果产权
完全明确,外部性完全消失,则任何交易都无法发生,任何市场都无法存在。也就是说,科
斯的产权明确不但不能捍卫他所欣赏的市场经济,反而会取消任何经济活动,使世界凝固起
来。
谈到市场经济交易成本为零的可能性,更是天方夜谭。道理同样很简单,市场的本质是
冲突,冲突的成本当然是最高的。事实上,世界上庞大的武器库和军队的存在,都可以看成
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更不要说无数的政治家、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社会科学研究人
员、新闻媒体、商业体系,甚至巴黎时装表演的模特,都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事实上,
如果一个工厂的所有员工能够相互之间排除交易成本,排除相互算计,相互钻空子,下绊子,
则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不知道科斯先生有没有考虑过,马
克思所设想的那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交易成本接近于零。但这样
的社会不正是科斯要批判的吗?
第十三章关于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一)
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是微观经济学的得意之作,因为这两者都可以有漂亮
的、通俗易懂的数学模型作支撑,最容易给初学者留下“科学的经济学”的印象。
什么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呢?最准确的还是用公式来表示:
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有些物品价格有微小变动(例如上升 1%),即引起需求量的较大变动(例如下降 3%),
这时候该物品的需求弹性即为 3,一些非必需的、即兴型的消费品就可能如此,如夏天的西
瓜;有些物品价格有较大波动(例如下降 3%),却只引起需求量的较小变动(例如 1%),
则该物品的需求弹性为 1/3,像面粉、大米一类的基本必需品就可能如此。一些物品价格
变动幅度与需求变动幅度一致,则其需求弹性为 1,例如猪肉就可能如此。微观经济学把第
一种情形称作富有弹性,第二种情形称为缺乏弹性,第三种情形称作单位弹性。事实上,同
一种物品,在不同价格点上的价格弹性不同,在不同价格点上的上升弹性与下降弹性也不同。
例如,当大米价格较低,需求量较大时,其价格上升弹性较大,例如为 ,即价格上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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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需求量的较大下降;其价格下降弹性较小,例如为 ,即价格下降会引起需求量的较
小下降。当大米价格较高,需求量本来就较小时,其上升弹性就比较小,例如为 ,即价
格进一步上升只能引起需求量的较小下降;而下降弹性则比较大,例如为 ,即价格下降
可引起需求量的较大上升。这一数量关系可以用供求曲线图来精确表达。
懂得需求弹性有什么意义呢?“弹性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它有助于弄清价格上涨对于收益
的影响。对许多企业来讲,这是个关键问题。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餐厅或杂志出版社,都
需要决定是否值得提高价格,以及较高价格的收益是否能够弥补较低需求的损失。”(P52)
例如,“对于美国航空公司来说,弄清乘客的需求弹性相当于每年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在理想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希望向商务人员要求尽可能高的票价,而向闲适的游客提供足够
低的票价以填补飞机上的空座。”(P52)
航空公司的定价策略的确可以用需求弹性来解释,问题在于,航空公司真的是根据需求
弹性来区别定价的吗?事实上,根据顾客特点来区别定价,这是任何有经商经验的人都懂得
的。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的老太太知道,她可以向一对恋人索取高价,因为恋人对价格不敏
感——即缺乏需求弹性,有时候甚至价格越高越买,因为男方要以此向女方表达诚意。老太
太虽然不懂得需求弹性,更不会计算需求弹性,但她懂得在讨价还价中充分发挥己方优势,
利用对方弱势。北京当代商城的定价高于附近的双安商场,更明显高于周围其他百货超市,
这是由于当代商城锁定北京西北区域的高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对价格不太敏感,但对商品品
种、质量、档次有较高的要求,对购物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实际上,缺乏需求弹性常常意味着需求方在讨价还价中处于力量对比的弱势。在交易中,
人们真正时时刻刻在判断的是力量对比,而不是去计算需求弹性。力量对比是本质性的,而
需求弹性是现象性的。在具体交易(定价)中,力量对比因素众多,关系复杂而微妙,往往
只能凭经验和直觉去把握,而难以计算其大小。当航空公司确定其商务仓的票价时,商务人
员和游客的差别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该航线上有多少家航空公司的班机,有多
少可替代的航班,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存在价格联盟,往返该航线的乘客的构成
及收入情况,该航班起降低地点的意外风险,公司对该航线的商业意图(是开辟市场还是获
取利润),公司其他航线的价格传统,当然还有运营成本等。当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必须被考
虑在内,因素间的关系及每一个因素的内部关系都极为复杂,而且在不断变化时,计算需求
弹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是很小的。事实上,企业定价时更多依据的是经验和对竞争形势的
分析,并根据市场的实际反馈调整价格。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萨缪尔森的另一个主要结论。萨缪尔森认为,“食品、燃料、鞋及药
品等必需品一般缺乏弹性”,“奢侈品、拥有替代品的物品及消费者有较长时间调整其行为的
物品弹性较高。”(P49)初看起来,这一结论是和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但如果某制鞋商听
从了萨缪尔森的告诫,他很可能要吃亏。制鞋商想,鞋是必需品,而且是被萨缪尔森点了名
的缺乏需求弹性的必需品,也就是说价格可以上涨较多,而需求量减少不多,涨价会带来净
收益的增长,于是他决定提价。但是,结果很可能是,鞋的销售量大幅度下降,显示出很高
的需求弹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制鞋商纳了闷。其实,这里的关键是这位制鞋商没有考虑鞋
业的竞争形势。如果这位制鞋商是市场上唯一的鞋商,那么他提高鞋的价格可以带来收益的
增长,因为鞋就总量而言缺乏弹性。但是他只是无数鞋商中的一个,无数其他品牌的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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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牌鞋的替代者,因此该品牌鞋的需求弹性可能很高,降价会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价
会减少销量,缩减收益。那么究竟该品牌鞋的需求弹性是多少呢?这取决于鞋市场的竞争格
局。如果鞋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厂商纷纷降价,并给消费者造成继续降价的预期,则该
厂商的降价就无法带来销售量的扩大,表现出需求弹性很低;相反,如果原来鞋市场有价格
联盟,该厂商突然降价,而其他厂商不跟进降价,则需求弹性可能很高。可见,仅仅知道必
需品需求弹性低无法帮助企业定价。在实际市场上,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随时处于变动
之中,因为竞争形势时时在发生变化。因此,计算特定商品在特定时刻的需求弹性,并据此
决定价格,无异于刻舟求剑;而计算一般商品的需求弹性,并据以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则
无异于削足适履。对于企业来说,与其费力地计算特定商品、在特定时刻、对特定客户群的
需求弹性并据以决定价格,不如分析竞争形势来决定价格更重要。这正如在战场上,司令官
只关心地形,气候,敌方兵力部署及作战计划和意图,并据以制定作战方案一样。
事实上,泛泛的需求弹性概念既无助于企业制定价格——因此洛克菲勒可以压根不知道
需求弹性,亦无助于分析重大价格现象。萨缪尔森用需求弹性来解释美国农业的长期相对衰
落,他写道:“一百年以来,美国人口的一半是在农场生活和工作,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
降到不足劳动力的 3%。同时,农产品价格相对于收入及经济中其他物品价格有所下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等家庭的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而农场的收入却相对停滞不动。”其原
因就在于,“由于大多数食品是必需品,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缓慢增加;但是与平均收入的
增加相比,需求曲线的移动是很有限的”,而“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增加了供给”,“从
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相对于经济中其他物品价格的下降趋势。这正是最近几十年农业部门所
发生的变化。”(P55)这就是所谓“丰收悖论”。
但是,这番分析并不是揭示,而是掩盖了美国农业的真实变化。我们知道,缺乏需求弹
性意味着买方地位弱,而卖方地位强。当需求完全无弹性时,卖方提高价格,买方不得不接
受高价。既然如此,则卖方就将缺乏动力去提高产量,而只会对提高价格感兴趣。这样,农
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就变得不可理解。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的
动力来自于竞争。在竞争中,采用新技术的那部分农场将增产,由此导致的粮食价格下降幅
度不足以抵消增产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对采用新技术农场来说,较小的粮食价格下降与
较大的粮食销售量增长相伴随,粮食并不缺乏需求弹性。而对于那些未采用新技术的农场来
说,较小的粮食价格下降伴随着更小的粮食销售量增长或无增长,即粮食缺乏需求弹性。这
样,优势农场不断淘汰劣势农场,农场规模越来越大。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说:“美国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正在接近消
亡,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统计显示,1950年美国还有 560万家农场,目前农场数已减少
到 220万。
两年前,每蒲式耳大豆的价格还高达八美元,但由于连年丰收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市
场需求疲软,美国大豆价格已跌到 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每蒲式耳约 4美元,低于美国大
多数农场主的生产成本。去年,猪肉价格跌到每 100磅 8美元,比 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要
低,只及生产成本的 1/3。在这样的低价格下,一些家庭农场很难长期生存,1981年到 1987
年的农业危机使美国的农场数减少了 25万个,如果这一次危机也使农场数减少 25万,那么,
到 2005年美国的农场数将下降到 19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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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农场日益减少的同时,公司农场在越来越多的农业领域唱起了主角。以养猪业为
例,美国的养猪业原先非常分散,但现在养猪业已越来越集中。在美国的产猪大州艾奥瓦州,
以前家庭养猪场一般饲养 500头母猪,每头母猪一年约产 20头猪崽,现在已经出现了拥有
万头母猪、每年产 32万头猪崽的工业化养猪场。猪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
农场主们都直接把猪崽送到市场上出售,现在则变成了代大型猪场养猪。五年前,美国只有
1/10的猪是按这种承包方式饲养的,现在已占到 2/3。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养鸡、养猪和宰牛业都已经从家庭农场的分散经营转变成了工业化
集中经营。一些分析家认为,下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是谷物。谷物交易商和种子生产商
在美国涉及农业的所有公司中已经是最大的了,但许多人认为,去年嘉吉公司收购大陆公司
的谷物交易部门,标志着谷物领域更大规模的集中和垄断公司吞并家庭农场的趋势已经开
始。
这才是美国农业的真实变化,即大量小农场不断被大农场淘汰,农业生产的集中度越来
越高。对于一直居于技术和经济领先地位的大农场主来说,无论是一百多年还是这几十年,
农业的收益一直是提高的,只有对于那些紧赶慢赶还是逐渐被淘汰的小农场主来说,农业的
收益才是不断下降的。1994年美国农场主平均收入仅为 1947年的 95%,这只能说明小农场
主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不能推论大农场主的境况。同样,不能据此认为美国农业在衰落之中,
事实上,以公司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一直在迅速发展之中,其力量之强大足以摧毁世界各
地的农业。农产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正是农场间的激烈竞争,这与工业部门产品的价
格下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的相对幅度小于
农产品?这就必需考虑这两个部门竞争结构的不同。在绝大多数工业部门,相对自由的竞争
很快让位寡头或垄断竞争,比如美国汽车工业只剩下三家超级公司,容易形成价格默契,使
价格下降速度得到控制,甚至使价格回升,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果实全部变为垄断利润。而
农业部门虽然也不断集中,大农场越来越统治农业,但毕竟还有 200多万家庭农场,这些家
庭农场并没有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退出竞争。也就是说,农业仍未形成寡头或垄断竞争的局
面,因此相对价格才会继续下降。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看,工业竞争中的中小企业可以退出竞
争,其企业主或摇身一变成为大企业的中高级经理,或成为大企业的协作配套厂,或另行开
辟市场,实在不济,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小企业主大多有一定
的经营管理能力。但家庭农场却面临退出壁垒的限制,农场就是农场主的生命,离开农场就
意味着失去一切,在城市并没有农场主的立足之地——这正如工人无法退出竞争(死亡才是
退出竞争),从而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一样。因此即使家庭农场收益逐渐下降,即使明知农场
前景不佳,即使明知丰收并不一定能带来收入增加,农场主也仍然得兢兢业业地经营,力争
使自己晚被淘汰甚至不被淘汰。甚至家庭农场主想卖掉农场都不容易,他往往只能将农场卖
给附近的大农场主,而不能像中小企业主一样可以有众多的买主,因此卖不出好价钱。这样
农业就长期处于过度竞争状态,从而农业相对收益不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农场主们会更积极地要求限制产量,迫使部分土地按一定规则退出
竞争(休耕),从而缓和过度竞争,控制价格下降幅度。为此,他们组织农会、农协,互通
情报,协调立场,形成政治压力集团。这些组织的实质是与工会一致的,即作为竞争中的弱
者利用人数众多的政治优势,联合起来改善自身地位。在弱势方看来,联合改善自身地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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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收益不至于被强势方垄断,社会也才显得有进步。在强势方看来,这却是一种挑
战。萨缪尔森的论述可能更为美国大农场主和企业主所欣赏:“限制生产是政府牺牲一部分
人的利益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时常用的市场干预措施。以后的章节内我们将会看到这种
政策是非效率的: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小于消费者因此遭受的损失。”(P55)这正如企业
主强调工会提高工资损害消费者利益一样。问题是,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工人和
小中农场主都是竞争中的弱者,作为生产者他们将从联合中获得显而易见的好处,尽管作为
消费者他们也将接受更高的物价。总的来说,收益是大于损失的。那么谁受损失呢?并不是
消费者,因为不存在单纯的消费者——这个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无效的,而是强者。就农
业而言,是大农场主,他们由此不得不放慢兼并的脚步。不错,如果取消种植限制,粮食价
格可能下降得更快,作为消费者更能受益。但是,大量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却可能吃不上饭。
也就是说,不限制生产同样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只不过被
牺牲的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弱者。
第十四章关于最低工资与价格管制的争论
萨缪尔森在最低工资问题上的态度很暧昧。从理论上,他恐怕赞成加利·贝克尔的说法
“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使人们失业”(P57)。通过供求曲线图,萨缪尔森表明,提高最低工
资会怎样减少就业量。但是,萨氏又引用实证研究资料说,“最低工资上升 10%,只会使青
少年就业量下降 1%-3%”,并且“粗略地讲,最低工资增加 10%,会使相关群体的收入提
高 7%-9%”(P58),因而似乎利大于弊。然而,萨缪尔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他明智
地回避了争论:“根据你自己的偏好顺序,你也许会就提高最低工资的合理性问题得出截然
不同的结论。”作为推崇混合市场经济的新古典综合大师,这是其折衷主义的典型态度。但
是,对于喜欢刨根究底的学习者来说,这样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最低工资是政府规定的受雇者工资下限,是政府干预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市场
万能论者看来,这种方式是最难以忍受的,因为它直接干预价格形成,是“看得见的手”握
住“看不见的手”,是对市场神圣性的公然挑战。但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市场有效
配置资源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大批工人失业;另一方面是贫
穷、饥饿、疾病。因此,向来信奉不干预教条的美国才被迫实行新政,允许工会合法化,罢
工合法化,并立法规定最低工资。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实际上是工人整体力量增强的产物。
如果有的企业可以不遵守最低工资法,则原则上守法企业的竞争优势就会被削弱,就可能裁
员并将非核心业务转包给不守法企业,从而自动证实加利·贝克尔的判断“提高最低工资相
当于使人们失业”。然而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最低工资法在各企业中先后得以落实,的确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总体工资水平,并且没有增加失业。不仅如此,由于总体工资水平的上
升,两极分化得以缓和,内需得以扩大,企业的业务量得以增长,就业岗位也得以增加。至
少就当时而论,最低工资法是十分有效的,不但没有产生“惊人的副作用”(P57),反而产
生了“惊人的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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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历史,萨缪尔森应该不会陌生。大萧条是市场逻辑的阿喀琉斯脚踵。随着七十年
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新一代经济学家大都倾向于把大萧条从理论图式中剔除出去,就连萨
缪尔森这样的折衷主义者也为尊者讳,尽量不去碰这层伤痛。然而,解释不了大萧条,解释
不了危机的经济学必然是伪科学,正如解释不了死亡的医学必然是巫医一样。面对市场逻辑
与历史事实的矛盾,萨缪尔森的办法是回避,而加利·贝克尔的办法则是忘记历史,固守逻
辑。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利·贝克尔显得理直气壮。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
最低工资,发达国家提高最低工资的确等同于增加失业。今天世界的工资潮流是“竞相探
底”,
哪个国家设立最低工资,哪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高,哪个国家的就业机会就失去得多。罗斯
福是幸运的,在他实施新政时,资本和商品尚不能在全球无阻碍流动,提高最低工资不会使
就业机会流出美国。如同三十年代最低工资的设立反映了工人力量增强一样,九十年代最低
工资逐渐失去意义也反映了资本力量的增强。资本自由流动意味着全世界资本家真正实现了
联合,而劳动力却被限制在各国疆界内,全世界工人处于分裂之中。因此,单独从一国来看,
似乎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机会的流失。但如果全世界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则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同样不会带来失业,而只会带来繁荣。
以上讨论都是在经济人假设下进行的。如果回到现实生活中,则“接受最低工资等于降
低竞争力”的判断更值得存疑。工资只是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往往只
是成本的一小部分。成本加利润才是价格,价格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只要资方利润略作削减,即可接受最低工资,保持价格竞争力。最低工资是维持众多工
人基本生存的费用,利润则是资方购买别墅、女人的费用。拒绝接受最低工资无非表明资方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蛇蝎之心罢了。当然,资方代表会声称利润是企业发展资金,但是有普通
社会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劳资双方生活的天壤之别。最极端的情况,例如对于人工成本高、
经营惨淡的小业主来说,接受最低工资标准,成本和利润可能会受较大损失,甚至出现亏损。
然而,工人们是通情达理的,一旦他们认识到老板的生活并不比他们优越多少,还要接受最
低工资,承担亏损,企业经营不下去,他们很可能会主动放弃最低工资,与老板同舟共济,
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企业绝处逢生。
工人和老板同舟共济的企业虽然并不普遍,却也不是绝无仅有,而且这样的企业往往是
效率最高的。十九世纪欧文的纺织厂实验,二十世纪初福特的五美元工作日,都激发起了工
人工作的极大热情,使企业在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同行的情况下,竞争力也远远强于同行。八
十年代以来管理学界倡导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倡导塑造企业文化,就是对此类同舟共济因素
的强调。这里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企业员工和老板都是彻底的经济人,每一个人在
每一事件、每一环节、每一时刻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无论员工还是老板的利益都将
最小化,或者说效率将最低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反之,如果企业
员工和老板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合作态度,则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接受最低工资意
味着老板自愿或不自愿地考虑到了员工的基本生存,则他劝说员工采取合作态度也有了最低
限度的可信性,从而使企业运行的效率有可能提高。这样,老板接受最低工资就有可能成为
提高竞争力的契机。事实上,如果员工采取合作态度,完全有可能降低原材料费用、加工过
程物耗及管理费用等,从而补偿接受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上升。反过来说,恰恰是资方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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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消解了员工的合作态度,使企业运行的效率降低。可见,以效率为名
谴责最低工资,无非是资方学术代理人故弄玄虚罢了。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的设立及调整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争夺劳动成果分配的主导权,其利
弊得失,必要与可行都只能放到这一大视野中才能看得清楚。萨缪尔森承认,“最低工资问
题的核心不在于实证结果方面的根本分歧,而主要在于对政府干预的态度不同。”(P57)是
的,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中,政府不干预便是对强者的最好支持。弱者只能联合起来要求
政府干预市场,抑制强者的巧取豪夺。
与此相似,价格管制也是防止弱者被过分剥夺的有效工具。
萨缪尔森明确表示不赞成价格管制:“在大多数市场经济中,无论有无正式的配给制,
对能源等物品的价格管制都是不受欢迎的。今天,价格管制唯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医疗保健。
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管制会被合法或非法地规避,无论价格管制最初对消费者
如何有利,最终都会被效率损失所抵消。特别是当管制物品有很多替代品(也即供给或需求
弹性高)时,价格管制既会带来昂贵的成本,也会难以管理实施。”(P58-59)不错,经历
过票证时代的中国人恐怕大多数都会认同萨缪尔森的看法,反对价格管制。问题在于,当某
种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因连年灾荒(或者汽油因海湾战争)而严重短缺时,是否需要实行
价格管制或直截了当的配给制?如果没有价格管制,可以想见,少量的粮食或汽油将被富人
以高价买走,多数人或者买不到粮食或汽油,或者其难以承受其价格。这时候,市场经济的
弱肉强食本质将充分暴露,弱者将由于没有金钱而忍饥挨饿甚至失去生命,而强者则可以靠
一点点粮食来任意役使弱者。这时,恐怕多数人就会赞成配给制。是的,“在票证配给制度
下,每位顾客购买物品时除需倾向外,还需拥有票证——事实上存在两种货币”(P58),然
而票证并不是经济货币,而是政治货币。票证使每一个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得以维持生命,得
以履行政治权利,从而使弱肉强食逻辑受到限制。事实上,最低工资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虽
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必需品短缺,但是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工人来说,必需品仍然是短
缺的。给工人以最低工资的保障,其实上是给工人以生存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配给制和
最低工资都是市场社会的文明底线,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如果说配给制干扰了价格机制,
使市场不能出清,那恰恰说明,价格机制及所谓的效率是反人道反民主的。
第十五章消费行为的双重性与边际效用理论的失误
市场是由买卖双方组成的,故买卖双方行为的动机和模式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买方行为即消费者行为,而消费者行为又服从边际效用理论。所谓效用,
是指物品或服务对于消费者的有用性,而边际效用则是指消费一新增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新增
的效用。因此边际效用递减就是,“随着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某种物品,他从中得到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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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边际的效用量是下降的。”(P62)举例说,吃第一口面包时最饿,因此效用最大,吃最后
一口面包时仍然有正效用,但效用最小。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即每一口的效用都小于
前一口。
看上去,这一理论符合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消费感受,似乎无可质疑。但也有一些消费行
为不符合这一理论。例如,一位多年不见患难朋友远道而来,你请他去上最好的饭店吃饭,
点最贵的菜,似乎非此不足以表达曾经生死与共的感情。也许这一顿饭让你半年省吃俭用,
但你觉得值。这时,花钱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钱花得越多,自己心里就越舒坦。再如,10
万元一辆夏利车与 30万元一辆奥迪车,都可以满足一个人交通的需要。按照边际效用理论,
夏利车满足雪中送炭的需要,就象吃第一口饭一样,边际效用最大,而奥迪满足的则是锦上
添花的需要,其超出夏利部分花费的边际效用最小。但是,人们却愿意用 20万元去购买不
值 10万的边际效用,这是为什么?又如,贪官首先是官,一般而言,虽然未见得有高薪,
但其基本需要是已经得到了满足的,谋取薪俸之外的利益是要满足那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
薪俸外利益的风险和成本却很高,为什么贪官会如飞蛾扑火般贪污?泛而言之,在追求权力
和金钱的金字塔上,越往上路越窄,被人踩入万丈深渊的机会越多,而新增金钱所能满足的
新增效用却最小,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停下争名夺利的脚步?
仔细一想,人们日常消费行为从根本上并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而服从社会地位最
大化原则。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咸菜窝头,却要攒钱盖房子,给儿子取媳妇,哪怕
媳妇进门,自己住进草棚。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村里人的承认和称赞。城市里
的居民也一样,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有好吃的舍不得吃,有好穿的舍不得穿,有发展升迁
的机会还得首先看是否影响孩子的教育。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只是表现方式有所
不同罢了。美国人保罗·福塞尔写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全面描述了美国人
如何在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上花钱,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在别人的心目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
位。提高社会地位的比赛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进行着,通俗地说,这社会地位就是面子。中
国人爱面子,外国人也爱面子,只不过面子的形式不同罢了。中国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口气。这其实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揭示。在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和地位的社会,多
一点钱就意味着高人一等,这点钱就有着极大的边际效用。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富外
有富,因此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就越来越残酷。
把人完全当作趋乐避苦的动物来处理,并由此总结出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是功
利主义哲学的功劳。事实上,效用与功利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汇:“utility”。边际效用递
减
可以译成边际功利递减,或者功利主义也可译作效用主义。功利主义虽然源远流长,但杰里
米·边沁(JeremyBentham,边沁是习惯译法,《经济学》第十六版中译本中译作本瑟姆,
P64)的确在功利主义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中称:“自然把人类
置于两个至上的评价——‘苦’与‘乐’——的统治下。”而所谓功利,“意即指一种外物
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
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由此,边沁建立起了一整
套趋乐避苦的人生哲学。
毫无疑问,人和动物一样,有趋乐避苦的本能。然而,人之不同于动物,恰恰在于人能
长时间以苦为乐。这并非象边沁所认为的,是一种误用的功利主义,因为害怕未来生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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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而反对当下幸福。事实上,即使那些实践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原则的现世享
乐主义者也发现,苦中苦本身就有乐。正是在吃苦中,个人的身心得到锤炼,意志得到磨砺,
智慧得以增长,自信得到增强,从而感受到成长的欢乐,感受到力量和幸福。这是动物所不
具备的感受,恐怕也是边沁所没有意识到的。但边沁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当他博览群书、苦
苦求索时,他没有感到智慧增长的幸福吗?当他发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时,
他不是体验到豁然开朗的喜悦吗?我们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猪有过这种智慧的欢乐。
诚然,人之初与动物一样趋乐避苦,没太多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人具有理性发展的潜力。
理性不但使人懂得事物与社会的复杂因果联系,使人追求长远的趋乐避苦而忍受一时痛苦,
还使人享受到理性的欢乐。理性的欢乐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强烈的、持久的、深沉的,
而快乐则是微弱的、转瞬即逝的、狭隘的。幸福来自于理性,快乐来自于感官。幸福是人所
独有的,快乐则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人真正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快乐。幸福意味着人生理
想、目标和价值的实现,也意味实现的过程。由于各种目标、价值之间的冲突,理性也会带
来痛苦。理性的痛苦同样是强烈的、持久的、深沉的。当理性的痛苦达到极端时,当人一生
追求的目标失落时,如爱子病亡、理想破灭等,人可能会毁灭自身的肉体存在,即自杀。自
杀又是人所独有的,自杀意味着对趋乐避苦原则的彻底否定,自杀是人性高于动物性的极端
表现形式。正是由于理性的欢乐和痛苦都更为强烈、持久、深沉,因此才有信仰的形成,才
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信徒,才有皓首穷经的读书生活。
边沁的功利主义迎合了社会生活的感官化倾向,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一种广泛的社会思
潮,这并不等于功利主义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可以成立。在对人的理解上,没有比功利主义更
加浅薄无知的理论了。诚然,二十世纪以来,作为利己主义的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越来越成
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然而人们在纵欲无度时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幸福,而是感到空虚、无聊,
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功利主义又促进社会两极分化,并使各种罪恶与战
争得以滥行无忌,使每一个人真正面对着“他人即地狱”的险恶处境,惶惶不可终日。在人
与自然关系上,功利主义使大自然成为人类欲壑的牺牲品,使地球日益变得不可居住。正是
这种体验使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各色各样宗教或准宗教甚至邪教的怀抱。可以断言,功利
主义空前流行之时也将是功利主义面临最终被唾弃之日。然而,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恰
恰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连边沁都是从斯密那里得到功利主义的启示的呢。
但是,功利主义毕竟不可能完全消灭人的社会性,只是使获取社会承认和地位的方式变
得越来越物质化。因此,与寻求社会承认相应的边际效用递增规律仍然主导着消费行为。边
际效用递减规律并非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不需要考虑面子的时候,边际效用才会递减。事实
上,完全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消费主体不是人,而是兔子、山羊、猴子、老虎、豹子,
是动物。老虎吃山羊的感受绝对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动物性消费的
边际效用递减与作为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增常常是复合在一起的。仍以请朋友吃饭的故事为
例,为了要表示友好或富有,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最大;为了吃饱饭,第一元钱的边际效
用最大。按照面子原则,恨不得倾囊而出;按照胃口原则,经济实惠最好。最后的菜单是这
两种原则的混合,既有面子,又能省钱;既服从边际效用递增原则,又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
则。当然,面子原则是第一位的,视面子的等级不同,所点的菜的档次也不同;实用原则是
第二位的,即在设定档次的菜中选择酸甜苦辣各种风味、鸡鸭鱼肉各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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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一个新的消费行为理论。人的消费行为是社会性和动物性
的复合,并且社会性主导着动物性。动物性消费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社会性消费则服从
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究竟一个具体的消费行为中有多少成份属于社会性,多少成份属于动物
性,这要视不同人在不同情境购买不同商品而论。富人消费中的社会性成份多于穷人,衣服
的社会性成份多于食品,在公共场合消费品的社会性多于私人场合消费品,礼物的社会性多
于日常用品,高档商品的社会性多于动物性。像首饰一类的物品则只有社会性而没有动物性,
像窝头一类的食品则只有动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绝大部分商品介于两者之间。社会性强的物
品的价格取决于该物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社会地位满足的程度,而不取决其实际功效。一些
商家深谙其中道理,刻意制造或渲染物品的社会属性,例如毁版限量制作的手表,包装精美
独特的小点心,巴黎时装节的时装,古董字画,或者麦当娜的内衣,乔丹的球鞋,从而获取
高昂的价格。广告更是赋平常商品以高贵的社会性联想的典型,一瓶白酒配以富丽堂皇的大
饭店,一种化装品配以一群靓丽少女的艳羡目光,甚至一块地板配以拥抱跳跃的青春男女。
消费者往往就在广告的社会性暗示中高价购买了成本很低、用处不大的商品。
如果都以直线表示边际效用的减少或增加,当社会性边际效用增加率小于动物性边际效
用减少率时,该商品合成边际效用仍呈递减态;反之,则呈递增态。见下图 1,图 2。
在边际效用递增时,等边际准则是否还成立呢?是的。如前述奥迪车购买中,由于合成
边际效用递增,后 20万元购买到的效用将是前 10万元的两倍以上。
当然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由于边际效用递增,岂不是会产生价格越高购买得越多的现象
吗?需求曲线不是会向上吗?是的,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这种现象。在超市中你可以发现,有
的人专门挑同类商品中的最高价格购买。但是,由于人们的总购买力有限,需要购买的物品
又很多,则价格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以公式表示有:
P1Q1+P2Q2+..PnQn≤Ine
在一定收入条件下,第 n种商品的价格是受什么限制呢?这就取决于该商品在购买清单
中的相对重要性(或称购买权重)。事实上,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慢慢就形成了与其生活方
式相适应的不同物品的购买权重,PnQn/Ine,这一数值既有可变性,又有稳定性。随着
收入的上升,权重会相应作调整,例如低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大,高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低。
当生活方式和收入都相对稳定时,其购买权重也相对稳定。收入通过权重决定着其购买行为,
即选择什么档次的商品。这样,通过观察一个人在什么商场购买什么品牌的手纸、洗涤剂、
衣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处于什么阶层,收入水平在什么位置。都是屁股,高收入者用
高档手纸,低收入者用低档手纸,所满足的基本需要是一样的,但社会性则迥然相异。低收
入者在手纸上都自惭形秽,而高收入者则从手纸的柔软度、洁白度上体验到了自身的高贵。
因此,需求曲线向下的原因并非是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受制于收入水平。即使某种商品
边际效用递增,由于该商品的购买权重和购买者的收入水平所限,购买者也不会无限购买。
当我们认同向下的需求曲线时,实际上我们是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上考虑问题,这样价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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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就只能买得越少。如果社会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形,则不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呈金字
塔形,最高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少,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大;如果社会结构呈枣核形,则不
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也呈枣核形,最高档与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都较小,中档商品的购
买量最大。不懂得商品档次随收入分布这一道理,必然会在商战中失算。在某大学附近的一
家超市曾将其价格定位在中高档上,结果门可罗雀。后来该超市下调半档价位,很快又顾客
盈门。
萨缪尔森在书中也提到了收入限制可以解释需求曲线向下(替代效应可归结为收入效
应):“近几十年以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另一种分析需求的方法——无需提及边际效用。
该
方法使用了‘无差异曲线’,并且以严格和一致的形式得出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命题”。
(P66)这其实正是不自觉地放弃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一个概念只能解释部分现象,
而另一个概念可以解释全部现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前一个概念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
的。但萨缪尔森既没有这么深的思考,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去否定边际效用递减论。
当萨缪尔森试图用边际效用理论去解释经济生活时,问题就更多了。他谈论所谓价值悖
论与消费者剩余。据说,亚当·斯密困惑于以下价值悖论:
没有什么能比水更有用,然而水很少能交换到任何东西。相反,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
价值,但却经常可以交换到大量其他物品。
萨缪尔森给出了解释:“水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于很低的价格水平,而钻研的供给和
需求曲线决定了它的均衡价格十分昂贵。”(P70)但这等于是同义反复。他又进一步解释:
“钻石十分稀缺,因此得到钻石的成本很高;而水十分丰裕,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几乎可以
不花什么成本就能得到。”(P70)但这仍然没有解释有用和低价的“悖论”。萨缪尔森最后
的解释是:“水在整体上的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相反,水的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
效用,取决于最后一杯水的有用性。”(P70)这样,有用性就与价格协调起来了,边际效用
低,因此价格低。这就是所谓“狗尾巴摇动狗身子。摇动价格和数量这个狗身子的是边际效
用这条狗尾巴。”(P70)
但这种解释首先存在一个技术困难,如何确定最后一单位的度量值,最后一吨水?最后
一加仑水?最后一杯水?最后一滴水?显然度量单位越小,边际效用越低,那么是否其价格
也就越低?由于面包和水之类的物品的无限可分性,如果最后一单位无限变小(总量就无限
变大),是否其价格就都将趋近于零?
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实上,水或钻石的价格或完全取决于在具体交易情境下供求双方
的力量对比,而与该物品的有用性关系不大——有用性成为力量对比的因素之一。例如带着
钻石到沙漠旅行的迷路商人,就很可能会用一颗钻石去换一桶水中的一杯水,因为这时迷路
商人处于力量对比的极弱方。又如,在各大城市,自来水厂垄断了水的供应,处于强势地位,
则水价可以持续提高。如果自来水厂属于市政府公营,则其水价取决于政府与厂长之间的委
托代理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取决厂长以权谋私谋公的意愿和能力,取决于厂长管理的水
平等。如果自来水厂属于私营,则要看他是否垄断了全市的水供应,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欺骗
舆论,是否能够编制不同的收费名目,变相提价,是否有新的水处理技术,是否有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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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加入到水供应业中来,等等。在那些江河湖泊地区,由于水网密布,居民用水完全可能
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但如果这些地区水被不同程度地污染,则水处理和供应企业就会应运
而生。由于大量地、无区别地供水,水价将取决于供求双方的总体力量对比。供应方不会因
你渴得冒烟而收高价,也不会因你存储着大量水而收低价。
由于商品价格取决于力量对比,因此是否存在消费者剩余就取决于供求形势。当供过于
求时,消费者处于有利地位,可以用接近甚至低于成本价买到商品,产生消费者剩余;当供
不应求时,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就会付出远远高出成本的价格,产生消费者亏损。可见,
究竟是否存在消费者剩余以及消费者剩余有多大,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价格理论。
萨缪尔森如此钟情于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恐怕与计算消费者剩余有极大的关系。虽然边
际效用递减理论解释真实的价格形成无所助益,但它可以使人产生拥有巨大消费者剩余的自
我满足感,从而加深对市场经济的热爱。萨缪尔森写道:“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还指出,现代
社会的公民享受着巨大的特权。我们每个人都能以低价购买大量品种繁多的非常有用的物
品。这是一种令人羞辱的思想。如果你知道某些人因为他们的高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而态度傲
慢,可以建议他们冷静下来,思考一番。如果把拥有专业技术的他们送到荒无人烟的岛屿上,
那么,他们的工资又能购买多少东西呢?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积累下来的技术知
识,我们每个人又能生产出多少东西呢?很显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我们未曾出力的经济世
界中获得了利益。”(P72)
这一段论述是似而非。不错,现代社会的公民享受着巨大的特权,但这并非是消费者剩
余概念所能解释的。具体来说,美国公民所享受的巨大特权来自于二个方面,一是耗竭有限
的自然资源,二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当萨缪尔森在超级市场上花 100美元(当然他会
买符合他身份的更贵的西装)买一套很不错的西装,体验着巨大的消费者特权时,作为经济
学家他应该想到生产这套西装的中国工人能从中得到几美分,而为生产这套西装又需要花费
多少能源和原材料。想一想世界上 10多亿喝着污泥浊水的赤贫人群吧,他们不幸来到这个
现代世界,却连他们祖先可以免费得到的清洁的水和空气都享受不到。他们不是感受着巨大
的消费者亏损吗?
第十六章生产函数起什么作用?
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建立在生产函数概念上,由此引入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
产量,以及边际收益和规模收益的增减分析等。然而首先值得讨论的正是生产函数概念本身。
所谓生产函数,是指企业或组织甚至整个社会,在既定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给定投入与
所能得到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公式表示,当投入指劳动(L)与资本(C),得到最大
产出 P时,则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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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L,C)。
当投入还包括土地(E)时,公式可扩展为:
P=f(L,C,E)。
一般而言,如果有多个投入要素 a、b、c、d、e等时,则公式为:
P=f(a,b,c,d,e..)
在经济学中,常用的主要是第一类公式。一个著名的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函数即如此。该函数由美国数学家柯布、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根据历史统计
资料,研究从 1899-1922年美国的资本和劳动对生产的影响得出。其表达式为:
P=AL**aC**(1-a)[注:L**a表示 L的 a次方,C**(1-a)表示 C的(1-a)次方--编者]
其中,A、a是常数,0<a<1。具体对于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A=,a=。这意
味着即美国经济的增长由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引起,其中劳动力引起的增长幅度大于资
本引起的增长幅度。
然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并不完全符合生产函数的定义,因为历史统计资料上的某一
年的实际产出不等于,一般来说总是小于该年最大可能的产出。我们知道,即使在生产的繁
荣时期,各行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也不一定能达到 100%;在萧条时期,更将有高达 50-70%
的生产能力闲置,例如目前中国多数行业就处于这种状态。道理非常简单,市场经济是竞争
经济,即使在繁荣时期,各行业中也有强弱之分,弱势企业也仍然可能接不到定单;相应地,
工人也仍然实现不了全员就业,即劳动力有闲置。事实上,在既定技术条件下使给定投入的
最大产出化,意味着所投入的要素相互协调,服从整体最优化。而市场经济中投入要素分别
属于不同竞争主体,各竞争主体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因而必然相互冲突,难以实现整体最
优化。不仅如此,由于各竞争主体的相互冲突程度和方式不同,由于政府调控竞争的力量和
方式不同,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总产量。统计资料上显示的产量
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其所以是这一产量而不是别的产量,并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所决定的,而是在一定工程技术条件下,该年度市场各种力量充满偶然性地竞争冲突的
产物。其次,由于柯布和道格拉斯处理的是 1899-1922年间现实数据,而这些年间技术在不
断发生变化,因此该函数还不符合生产函数所要求的工程技术条件不变的假设。
那么为什么一个不符合生产函数定义的公式被如此广泛地推崇为著名的生产函数呢?
恐怕是与该函数的社会暗示有关。我们知道,函数是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是指一个或一组
自变量 x通过某种规则 f对应于唯一确定的因变量 y,则 y是 x的函数,记为 y=f(x)。受
过严格高等数学训练的人,都会赞叹高等数学定义和推理的严谨性与完备性。如果一组变量
间能建立起严格的函数关系,则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同意其内在关系的规律性,如 F=ma或
E=mc**2一样,无可违抗。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恐怕就是发现并确定事物间的函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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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甚至连暗示事物间存在函数关系,都可以使其论断带上科学色彩。
问题在于,自然和工程领域存在的确定的函数关系并不存在于有人参与的经济和社会领
域。涡轮机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可以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一个有多人组成的企业的投入和产
出间就不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因为涡轮机的每一个零部件之间的配合是确定的,不会有哪
一个零部件比如齿轮考虑到自身的磨损而停止工作,或者哪一个螺母因为承受了压力而自动
脱扣;而每一个人却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而磨洋工、损坏工具、
浪费原料、虚报冒领,或劲头足、爱护工具、节约原料、提合理化建议,从而同样数量的工
人(L),同样的设备和技术(C),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产量和质量,从长期来看尤其如此。
有人可能会说,生产函数说的是投入要素与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假设企业管理非常好,
每一个工人像每一个零部件一件忠于职守,则一定的劳动与资本的投入不是会对应一定的最
大产出,从而使生产函数成立吗?是的。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什么时候的产出是
最大产出?事实上,一个企业最大产出的潜力往往是很大的,而且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潜
力越大。这样,研究生产函数就成了研究企业投入各要素的最佳组合及员工积极性的最大调
动,而这就跑到管理领域去了。
也就是说,或者不存在有确定对应关系的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函数不能“描述企业的生
产能力”(P82),因此没有实际意义。事实也是如此,生产函数只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
无论对于理解经济的真实运行状态,还是对于微观企业决策,都没有任何作用。柯布—道格
拉斯函数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没有。只是罗列了历史数据,并运用数学工具构造了一个貌似
规律的拟合曲线而己。其实,对于任何一组数字来说,现代数学工具都能拟合出一条近似曲
线并写出相应的公式来,而这组数字也许仅是一组随机数。
那么为什么萨缪尔森如此珍爱生产函数概念呢?恐怕是因为生产函数可以抹杀经济活
动的冲突和斗争性,并给其以科学的包装。从技术上讲,这也是一个偷懒的好办法,这样就
可以避开对复杂的企业生产经济活动的了解,把生产过程变成一个“黑箱”,避开劳资纠纷,
避开同样勾心斗角的企业或公司政治,使“君子远疱厨”,使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
可以在书房中批量生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虽然不符合萨缪尔森的定义,但符合上述
这些理由,因此才没有人认真追究。
第十七章生产二重性与边际收益递减
诚如萨缪尔森所述:“使用生产函数,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即边
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我们获得的产出增量
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每一单位该种投入的边
际产量会下降。”“当更多的投入,例如劳动,被追加于固定的数量的土地、机械和其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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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上时,单位劳动所能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拥挤,机械被过度使用,劳动的
边际产量下降。”用微积分语言即是,产出对投入的二阶偏导数小于零。
然而,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类似,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考虑到生产的二重性。不错,
在生产中存在大量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大量(而不是例外)边际收益递增的
情况。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分工生产扣针,正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之
一。
“一个工人,..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
决不可能了。”但分工以后,“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四万八千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四
千八百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
能一日制成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1]
为什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呢?因为劳动力越多,分工越细密,
工作效率越高。其实,在一定土地上追加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产生边际效益递增
现象。例如有的研究种子,有的研究肥料,有的研究杀虫,有的制造农业机械,有的修缮水
库沟渠,就可以使边际效益递增。也就是说,生产也有二重性。就生产的自然性而言,边际
收益的确是递减的。就生产的社会性而言,边际收益既可能是递增的(分工合作,三个和尚
轮流挑水吃),也可以是负的(相互博弈对抗,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然也可以是递减的。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经验的积累,即所谓学习曲线上。一个人连续几小时学习,其收
益固然是递减的,这是由人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但一个人连续若干年学习,其收益就可能是
递增的。从文盲到小学毕业,只能认个路牌;高中毕业,可以当个营业员、电工、驾驶员什
么的;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进入管理层,在机关或研究机构工作,但却只能做硕士生的下级
和助手,如此等等。因为持续学习意味着知识的积累,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认识和处理复
杂问题的能力的增强,从而意味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处于较高的等级。我们知道,现代社
会学习时间越来越长,这其实正是学习边际收益递增的结果。我们看到画家一挥而就,羡慕
其十分钟赚了一万元钱,这不是长期磨练,边际收益递增的表现吗?个人如此,一个企业或
组织也一样。如制造飞机,第一架时需要购置厂房、设备、人员,需要经历一次次地失败,
成本最高,收益最小;第二架有了初步经验,成本降低,收益上升;第三架飞机可能开始改
进工装设备,建立工艺规范,边际收益进一步增加。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竞争的赢家通吃上。仍以飞机制造为例,当波音生产了数百架飞
机,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设计制造技术不断提高后,别的厂商就无法通过正常利润积累的方
式来打入飞机市场。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赢家通吃的竞争法则不断发挥作用,
使得各地的自由竞争渐渐被地区性或全国性垄断取代,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垄
断全球主要行业的局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产品复制可实现无成本复制和无成本传播,
又依仗专利法保护可以随意定价,赢家通吃的速度大大加快。微软公司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
全球首富不到十年时间,把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工业巨头抛在身后,靠的就是赢家通吃。
赢家通吃是极端的边际效益递增,它意味着只有不断地高强度地投入才最终成为赢家,一旦
屈居第二,则全部投入都将化为乌有。也就是说,只有超出对手的最后那部分投入才产生全
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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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生产的自然性使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而生产的社会性却使要
素的边际效益递增(当然也可能为负或递减,取决于社会性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现实的
生产活动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且社会性主导着自然性(市场主导着生产,利润主
导着生产),因此边际效益递增才是主导性规律。具体到某一项投入的边际效益究竟是递增
还是递减,取决于该项活动的自然性成份和社会性成份的关系,以及社会性成份的具体内容,
并不能一概而论。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规模收益的增减。所谓规模收益是指同比例增加各投入要素时总产
量的变化,而规模收益递增即意味着总产量的增长超过要素投入的增长。“例如,一位正在
设计一个小规模化工厂的工程师发现,把劳动、资本和原料投入增加 10%,会引起总产出
超过 10%的增长。”(P84)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规模经济,就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
实际上,在相同技术路线下增加厂房、设备和人员并不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只有随着投入的
增加,采用了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组织形式,亦即实现了要素的复杂重组,才能使收益递
增。对扩大了的要素进行复杂重组,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的体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收益递减。我们知道规模收益递减一般与生产的自然性相联系,但
萨缪尔森谈论的规模收益递减并非源于生产的自然性,而恰恰源于生产的社会性。他说:
“尽
管在许多部门中规模经济潜力很大,但是,在某一点上,也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当企业
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的总是问题也就日益难以处理。在无休止的追逐高利润
的过程中,企业可能发现它的市场地理区域或生产线已经扩张到能够有效管理的范围之外。”
(P85)其实,当管理问题出现时,企业效益可能不仅会递减,有时还会骤减,甚至是坠入
破产深渊。刚刚发生的韩国大宇公司破产案就是典型。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成份中的对抗性
因素占上峰时出现的现象。由于各企业在哪一点上出现管理失控,以及是否会出现管理失控
并非直接与规模相关,故此类规模效益递减并非必然。尽管多数企业遇到了规模扩张后的管
理失控,但有一些企业却闯过了这一关,成为全球性的企业,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递
增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企业的边际或规模收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是骤增还
是骤减,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和对外竞争的胜利,亦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
洛克菲勒的石油企业从小到大,无论是边际收益还是规模收益都不断递增,而且顺利地渡过
了管理极限,正是出色的经营管理的结果。反之,那些按照规模收益递增论进行的企业扩张
决策,却常常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搞清楚边际或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不同原因才能解释相关经济现象。萨缪尔森认为,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解释为什么亚洲许多国家如此贫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拥挤的中国和
印度,生活水平之所以低,是因为在每一英亩的土地上有如此众多的劳工,而不是因为农民
在经济激励面前无动于衷。”(P84)其实这恐怕是透过理论有色镜的偏见。中国农民的生活
水平低主要不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中国是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是发达
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地;农村又是中国经济竞争中的弱者,唯一的优势是无限
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农村社会内部,普通农民是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弱者。这就使中国农民
遭受着世界、城市和农村强者的三重剥削。不错,中国农民在经济激励面前动起来了,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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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为跨国公司、城市打工,向国际国内市场出售农产品等)却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实际
上,在不受或少受三重盘剥的前提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如能恰当组织起来,一部分就地建
设乡村道路住房,一部分生产相应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一部分兴修水利,一部分搞生态
农业和多种经营,一部分用以教育和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比目前的生活水平提高十几倍甚
至更多。但这就意味着萨缪尔森子孙们的玩具要更贵一些了,衣服不能随买随扔了。
第十八章企业是什么?
在“企业的性质”一节中,萨缪尔森讲述的并不是企业的性质,而是企业存在的几个重
要理由,即“利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筹集资金和组织生产”。(P87)然而,夫妻店规模
很小,也不需要筹集多少资金,日常活动不是组织生产,而是进货出货,并不符合企业存在
的理由,为什么也算是企业?照萨缪尔森提供的数字,这样的企业在数量上还占美国 1800
万家企业的大多数(P87)。
从概念上说,企业的性质是指其本质,是支配各种企业现象的。企业的性质应该能解释:
都是企业,为什么有的企业至今仍然是手工作坊,有的企业却规模大到难以想象;为什么有
的企业制造伪劣产品,而有的企业则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为什么有的企业筹资无门,而有
的企业却有银行主动上门;为什么有的企业生产井井有条,有的企业却一片混乱;为什么有
的企业会罢工停产,有的企业却能顺利运行;为什么有的企业产权清晰却管理混乱?为什么
有的企业产权不明却管理得当?为什么有的企业会破产倒闭,而有的企业则兴旺发达;为什
么有的企业可以破产重组,而有的企业却只能破产清算?为什么有的企业是别的企业的子企
业,而有的企业却可以控制别的企业?为什么两个人的合伙制企业难以为继,而上百万人的
股份制企业却可以不断发展?都是企业内部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工资高,有的人工资低,有
的人可以支配别人,有的人却只能被别人支配,有的人可以占有利润,有的人却会被随时解
雇?
其实,躲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很简单:企业是所有者实现其目的的组织工
具,是雇主与雇员利益既合作又冲突的场所。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多大规模,如何筹
资,质量好坏,如何确定工资,则取决于所有者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实现目标的意愿和能力。
对于绝大多数私有企业来说,所有者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当然,也不排除有
的所有者目的比较复杂,例如欧文,就是要借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来达到其救世济民的目的。
也就是说,私有企业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实际上体现着所有者的生活目的和道德水准,
并受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随着所有者目的逐渐单一化为个人利益
最大化,随着所有者道德水准的不断下降,企业的目的才越来越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
有人可能认为,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与所有者的生活目标和道德水平无关。凡
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设法降低成本,压低工资,提高质量的企业都生存不下去,而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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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企业主尽可能地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出去。在市场竞争上将是无道德的企业驱逐有道德的企
业,正如劣币驱逐良币一样。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欧文的实验结果是,虽然提高工人
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企业办小社会(幼儿园,小学,商业合作社等)增加了成本,但工人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企业具备足够的对外竞争力。河南南街村王宏斌的成功之
道与此类似,由于道德因素介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干部和工人都接受低工资加供给
制,使南街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均远远低于国内各类企业。在跨国公司追逐最低成本和最低
税收的全球化浪潮下,北欧国家仍然保持极高的税收和福利,以北欧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
却没有迁出本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居欧洲乃至全球的中上水平。这些都足以说明企
业目标的复杂性,也证明存在有德企业击败缺德企业的可能性。其实,私有企业单一化的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因是多重的。固然有自然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却有也劣币们组织起来使
劣币逻辑合法化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其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功不可没,它起着使劣币逻
辑合法化、唯一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斯密经济学的教导下,利己等同于利他,作恶等同于
为善。于是企业目标渐渐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而且企业行为越来越不择手段。
对于有多个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来说,所有者之间的目标冲突,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目
标冲突,常常成为企业各种现象的本质。从分工与竞争的角度看,合伙制或合作制企业应该
比单一业主制更有竞争力。同是经营街头零售店,合伙制的资金会更加充裕,货物品种会更
加多样。但是,合伙者之间的冲突空间很大。合伙制企业所有者往往同时参与企业的实际工
作,必然需要有不同分工,不同分工的苦乐必然有差别,不同分工在企业运行中的实际地位
和自由度也有差别,这些差别又在不断变化之中,故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权利和义务平衡点。
合伙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则是陷入囚徒困境,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合伙制企业的存在需要
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克制,什么时候信任资源耗竭,什么时候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合
伙制在经济活动总量中仅占相当小的一部分”(P88),其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萨缪尔森讲的“无
限责任”——夫妻店也是无限责任却大量存在,而是社会信任资源稀缺。在信任资源稀缺的
条件下,无限责任才会成为双方相互争夺利益、推卸责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人可能会想,照此推理,则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岂不是更加难以存在吗?这个问题的
关键在于这些分散的股东(所有者)的实际关系如何。在经济人假设下,如果这些分散的股
东都掌握信息,参与决策,参与决策的执行——例如职工股份合作制,则股权越分散,目标
冲突越复杂和强烈,企业越难以存在。中国目前有一些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而且改制以
后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因是合作者行为不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在每一个环节上寻求
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那些借股份合作制之名,强迫职工入股,职工又无民主管理权利的
企业,也可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因为在这类企业里,普通职工无论是作为所有者还是作为工
人都不掌握信息,不参与决策。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上市企业。由于股票市场追涨杀跌的股民既不掌握企业信息,又不
参与决策,也不是企业职工,信息和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则构成企业本质的
矛盾可进一步简化为少数大股东之间的目标和利益冲突。然而,这些大股东并不亲自经营,
更不直接参与生产分工,其相互间利益冲突被极大地简化了,简化为对企业重大问题和重要
人事任免的决策,在这些问题上大股东间的利益一致性常常大于利益冲突性。这是股份制得
以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大公司本质层的冲突主要并不发生在大股东之间,而是发
生在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因为总经理掌握着企业内外的全部信息,并以具体的决策落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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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战略方针,有足够的自由度巧妙地运用董事会赋予的权力来谋取薪酬以外的个人利
益,使企业经营出现所有者不愿意见到、短期内也难以察觉的问题。随着这一冲突的发展,
近二十年来,欧美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直线上升。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发展,则这些庞
然大物也照样有可能崩溃解体。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金融界巨擘利用垃圾债券购并大企
业时,大股东见钱眼开,高级经理人员成为内应,百年老店一夜之间易主,随之企业各利润
中心被拆分出售,企业员工被大规模裁减,货品价格变相提升,消费者和企业员工都受到损
害,企业长远利益也受到损害,得益的则是企业的原股东、高级经理和华尔街的金融大盗。
为防止此类现象的蔓延,“从 19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
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
不
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1]但是,我怀疑此类立法的可操作性。在恶性购并案中,
我们看到,公司经理不但没有考虑利益相关者,甚至没有为股东服务。而大股东之所以能接
受购并方案,也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这里,亚当·斯密的“利己即利他论”再次破产。
这就是说,当一切经济人因素被完全释放后,股份制企业恐怕也难以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企业是一个小社会,社会是人与人斗争与妥协、冲突与合作的场所,企业也如此。居于
企业权力结构中心的所有者的目标固然构成企业的本质,但该本质并不是直接体现到企业的
每一个现象上,而是通过一层层的矛盾体现为现象的。这一层层矛盾即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冲
突与合作。所有者聘用一些人作副经理,副经理可以不断按照经理的意志被撤换,则副经理
相对于所有者成为企业的现象;副经理任用一些人作部门经理,则部门经理相对于副经理成
为现象,副经理在部门经理前成为企业的本质;这样,本质经过一层层的现象向外传递,到
工人那里就成为每天工作的内容、数量、工艺规范的指令。现象对本质构成制约,副经理的
意愿和能力对贯彻经理的意志构成制约;工人的工作意愿和能力对贯彻车间主任的意志构成
制约;工资水平对工人的工作意愿构成制约;工具、原材料对工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构成制
约;市场行情对销售员的业绩构成制约;技术创新的可行性对研发人员的进度构成制约。但
本质却决定着现象,通过撤换、评价、激励、命令、钻研、攻关,使企业的生产进度得以保
证,市场得以打开,技术得以创新。本质和现象间的合作与冲突,正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
和人与物之间的矛盾。
因此,更进一步说,企业是一个以实现所有者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矛盾综合体。当所
有者是全民或国家时,经营者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该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如
六十年代的鞍钢、大庆;当所有者是私人,但其目标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理
想主义者的企业,如欧文;当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而其目标却是经营者利益最大化时,该
企业就会成为贪官污吏企业,如我们今天的部分国有企业;当所有者是私人,其目标是私人
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企业。依据所有者构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实际状况,所有者与经营者与实际目标构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出更多类型的企业。
当然,从矛盾综合体的其他方面出发,企业还可以有各种分类标准。例如,单纯考虑现
象,有服务型企业,生产型企业;有小企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等。比较有意义的是从现
象和本质相对照来分类。有的企业权力结构严密,本质到现象的传递顺畅,但由于市场或技
术突变,使企业陷入困境,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企业称为实力型企业;有的企业则相反,内部
管理混乱,但拥有独门技术或遇到了供不应求的市场,企业红红火火,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企
业称为机遇型企业。前一类企业的困难是暂时的,后一类企业的好运是暂时的。当然两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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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可以相互转换。前一类企业如果遭遇困境,人心大乱,则一时的挫折就会成为永久的失
败;后一类企业如果利用顺境,整顿内部管理,则一时的红火可能成为迅速成长的良好开端。
但是,一般而言,居安思危难,处变不惊也难,因此企业发展总是呈现大起大落现象。能够
持久发展的企业,一般都需要其所有者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和远见卓识,或者有相互配合的
民主化决策机制。
企业是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的黑
暗,看不到企业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因而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新制度经济学把
企业的本质看成是个人契约关系的一个连结,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然而其方法论上的缺
陷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我将在全书结束时作简要探讨。
[1]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
第十九章没有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
完全竞争市场是论证市场合理性的基本模型。然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恰恰是没有竞争
的模型,因而不是对现实的合理抽象,而是对现实的根本背离。
什么叫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世界是一个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的世界。一
个完全竞争的企业相对于市场来说是如此之小,以致于该企业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是将
市场价格作为既定价格来加以接受。当农民史密斯出售小麦这种无差异的产品时,他面对的
是愿意支付每蒲式耳 3美元的市场价格的众多购买者。正如大多数居民户必须接受由杂货店
或影剧院所收取的价格一样,竞争企业也必须接受他们所生产的小麦、石油或鞋的市场价
格。”(P110-110)用供求曲线来描述,由于市场相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如此之大,以致从个别
企业来看,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即在既定的价格下,他可以出售任意数量的物品。因此,完
全竞争企业的生产数量就取决于生产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时,企业利润最大化,
因此该数量即完全竞争企业的供给量。
这意味着,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不考虑定价,只考虑数量。然而有什么企业是不顾定
价,只顾数量的企业呢?如果有,那一定是以价格作为计划指标的计划经济。当同一市场中
存在无数竞争者时,竞争者们会各显神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品种,争取以更低的
价格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全的同类产品,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在小麦市场上,虽然有无数的小麦生产者,谁也垄断不了小麦市场,谁也无法成为小麦市场
价格的绝对决定者,但有竞争能力者总是试图成为价格领先者——不是抬高价格,而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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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我们知道,影响农业产量的因素很多,土质,肥料,水利,种子,虫害,光照条件,
气象条件,田间管理各不相同。因此,同样生产小麦的农民,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土地投
入下,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极大地不同。在同一价格下,有的农民赔本,有的农民盈利,
有的农民甚至利润丰厚。如果史密斯是生产经营能手,具备竞争意识,他就会使自己的小麦
价格总是低于市场平均价(成本领先),在出售的小麦上打上史密斯品牌(制造产品歧异),
并且利用所积累的资金去兼并那些赔本农民的土地。这样,史密斯的农场就会不断扩大,而
且始终保持较高的利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史密斯牌小麦的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大,史密
斯慢慢就具备了对局部市场的垄断供应权,可以使其价格高于小麦平均价而市场仍然扩大,
走上垄断之路。这时,小麦市场就从无限竞争走向有限竞争,乃至有限垄断。
也就是说,即使在无限竞争市场上,领先的竞争者也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
的价格影响者。真正的竞争是在生产、技术、管理和对顾客需求的捕捉(标歧立异就是利用
顾客寻求差异,寻求产品质量稳定性的心理)上展开的,成本和质量无非是竞争优势或劣势
的外在标志。这里我们可以顺便回顾生产函数概念,由于企业是人和物的复杂的矛盾综合体
(一个人生产小麦都如此复杂,何况要素更多的企业),由于同样数量的人和物下的矛盾组
合方式不同,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各不相同,同一企业的不同管理和技术条件下
的生产函数也不同,因此降低成本的竞争也可以理解为寻求最优生产函数的竞争。反过来说,
由于生产函数是把企业生产当作黑箱处理的思维的产物,懂得了企业生产的复杂性与可变性
以后,生产函数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可以说,萨缪尔森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行为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的企业行
为,而微观经济学也就成了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学。企业间的竞争意味着一部分企业的供给
不被市场接受,而另一部分企业的供给则可能供不应求。因此当萨缪尔森将单个企业的供给
曲线加总而成为所有企业的总体供给曲线时(P114),更充分地表明完全竞争市场不考虑竞
争。有意思的是,当萨缪尔森这样加总时,其实已经落入了他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合成谬
误”:
“有时我们会假定,对局部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总体来说也正确。然而,在经济学中,我
们经济发现总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
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P4)
事实上,身处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家们发现,微观经济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极为有限。
只要不是愚蠢,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利润最大化这些概念都
是很容易掌握的,恐怕千百年来任何商人都懂得这些道理,只不过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罢了。
但是,谁要只是根据这些概念来决定生产数量和价格,谁就必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这些数
据只能成为决策的参考。由于企业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管理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数据都是可
变的。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降低成本,而这是微观经济学所不懂的。如果考虑到市场竞争,
企业的目标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场份额最大化,或更准确地说是竞争优势最大化。道
理很简单,当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使产品定高价时,其竞争优势便会受到削弱,最终
会被淘汰出局。现在中国企业界都懂得这一点了,他们的总结是:“宁要份额,不要利润”,
这才会有一轮轮的价格战。
为竞争提供真实模型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战略》和《竞争
优势》。波特详细分析了一个企业所面临的五大竞争力量,同行竞争只是五大竞争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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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大力量是潜在入侵者的威胁,替代产品的威胁,卖方侃价力量,和买方侃价力量。无
限竞争行业的行业竞争力往往是最弱的。由于企业微小而众多,在相对集中的原料供应商面
前,它缺乏谈判能力,在相对集中的购买商面前,它也缺乏谈判能力。中国农业是典型的弱
竞争地位行业,化肥、农药、机械和种子等产业的集中度高,侃价能力强,可以侵蚀农业;
购买方面,或者是国家,或者是粮食贩子,也相对集中,也可以侵蚀农业。处境最惨的是弱
势行业中的弱势企业,比如农业中的小农场主。当然,因为无利可图,农业就没有多少潜在
入侵者的威胁了。替代产品方面,如果没有直接在工厂中将原料合成为粮食的技术出现,暂
时也没有。相反,行业集中程度越高,其行业竞争力越强。例如客机行业,全球只有两家大
型客机生产公司,无论对其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还是对各航空公司,都具有竞争优势;
又加上其行业技术壁垒极高,潜在入侵者望洋兴叹,替代产品如高速列车等又只能威胁中小
型客机的生意,故大型客机行业享受着高额垄断利润。当然,认清这五大竞争力量,及自身
所处的竞争位置,其实还只是搞清了竞争形势图,就像作战搞清楚了地形和兵力配置图一样。
某一企业具体的竞争行为,还需要根据本企业的具体特点来制定和实施。关于这方面的详细
阐述,可参见波特的著作。
遗憾的是,尽管迈克尔·波特的著作被企业界尊为“商战圣经”,但其改写微观经济学
的重大意义却未受到注意。或者波特的市场竞争理论成立,或者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
理论成立,两者只能取一。当然,对于企业主们来说,这两者各有各的用处。市场竞争理论
可以指导他们的实际工作,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则可以为市场经济制造合理性,把残酷的商战
说成是帕累托最优,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主美化成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上帝的选
民。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用于解释竞争产业的长期行为时,错误就更
加明显了。该理论认为,短期内,由于存在固定成本,只要企业收入大于或等于可变成本,
企业即使亏损也会继续生产。故短期内企业可能持续亏损。但从长期来看,固定成本也是可
变的,一个产业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只要企业利润为正,就会有新厂商进入;反之,就会有
部分厂商退出。因此,竞争产业的长期均衡是零利润均衡。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
任何一个竞争性产业出现过长期零利润均衡。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性产业的竞争性
都逐渐削弱,垄断性逐渐增强,进入壁垒逐渐加高,长期利润逐渐上升。一个行业在长期竞
争中会演化出哪些壁垒呢?波特指出:
“规模经济。大规模的经济性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的单位成本随总产量的增加而降
低。规模经济的存在阻碍了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或者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
承担遭受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或者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
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
产品歧异。产品歧异意味着现有的公司由于过去的广告、顾客服务、产品特色或由于第
一个进入该产业而获得商标信誉及顾客忠诚度上的优势。产品歧异建立了进入壁垒,它迫使
进入者耗费大量资金消除原有的顾客忠诚。这种努力通常带来初始阶段的亏损,并且常常要
经历一个延续阶段。这样建立一个品牌的投资带有特殊的风险,因为如果进入失败,他们就
会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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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需求。竞争需要的大量投资构成了一种进入壁垒,特别是高风险或不可回收的前期
广告、研究与开发等。..
转换成本。转换成本的存在构成一种进入壁垒,即买方由从原供应商处采购产品转换到
另一供应商那里时所遇到的一次性成本。转换成本可以包括雇员重新培训成本、新的辅助设
备成本、检测考核新资源所需要的时间及成本,由于依赖供应方工程支持而产生的对技术帮
助的需要、产品重新设计,甚至包括中断老关系需付出的心理代价。..
获得分销渠道。新的进入者需要确保其产品的分销,这一要求也构成进入壁垒。在某种
程度上产品的理想分销渠道已为原有的公司占有,新的公司必须通过压价、协同分担广告费
用等方法促使分销渠道接受其产品,而这些方法的采用均降低了利润。
与规模无关的成本劣势。..下面是(已有企业)一些最关键的优势所在:专有的产品
技术;原材料来源优势;地点优势;政府补贴;学习或经验曲线。
政府政策。最后一种主要的进入壁垒是政府政策。政府能够限制甚至封锁对某产业的进
入。..例如,对控制污染的要求可能会使进入产业所需资金增加,同时可能导致对所使用
的技术的成熟程度,甚至设施的最佳规模的要求有所提高。通常出现在类似食品和与健康有
关的产业的产品检验标准能够导致相当长的生产导入期,这不仅提高了进入的资本成本,而
且会引起已立足企业对即将发生的进入充分注意,有时使他们对新竞争对手的产品有了充分
了解从而形成其报复战略。..”[1]
新厂商的进入障碍就是已有厂商的积累优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这种积累优势
成为已有厂商高额利润的来源,而高额利润又使已有厂商有足够的资源采取报复战略,扼杀
新进入者,或迫使新进入者望而却步。波特还分析了哪些产业可能对进入者存在强烈报复的
可能:
“一种对进入者勇于报复的历史;
已立足企业具有相当充实的资源条件进行反击,包括富裕现金、剩余借贷能力、能满足
未来所有可能需要的过剩生产能力,或者在顾客及销售渠道方面有很强的杠杆;
已立足企业深深陷于该产业,并且在该产业中使用流动性很低的资产;
产业发展缓慢,这使在不降低已立足企业的销售与财务业绩的条件下,产业吸收新公司
的能力受到限制。”[2]
因此,一个产业的进入价格并不是有利润产生的价格,而是“进入扼制价格”:“即指当
进入者设想其克服结构性进入壁垒及承受遭到报复的风险时的代价恰好为进入带来的(进入
者所预测的)潜在报酬所平衡时的现行价格结构。如果现行价格水准高于进入扼制价格,则
进入者将预计其通过产业侵入可获得平均水准以上的利润,这时就将会出现进入。”[3]进
入扼制价格下的利润,就是该行业的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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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会得出长期零利润均衡的结论呢?原因正在于该理论所构造
的是没有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
如果说萨缪尔森承认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模型,事情倒也罢了。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也是
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然而,萨缪尔森却想用虚构的模型解释现实。例如,他用停业点理论
解释石油业的失业问题——尽管停业点理论不需要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因而还有些实际
意义:
停业原则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石油行业。1985年,当原油的价格为 27美元一桶时,美国
大概有 35000个油井。但到了第二年,油井的数量降到低于 19000个,减少了将近一半。是
油田都枯竭了吗?这几乎不可能。相反,是石油价格狂跌到每桶 14美元的水平。是利润没
了,而不是油井干了。因此,石油公司就将钻塔卸掉。(P114)
然而,石油业内人士都知道,被关掉的那些油井,其石油开采成本低于 14美元。不但
足以支付可变成本(勘探费,钻井费,及钻塔设备是油井的固定成本),而且有可观的利润。
为什么在有可观利润的情况下关掉 18000个油井呢?因为石油行业是高度垄断行业,被关掉
的油井和开着的油井属于同一家石油公司。油井被关掉不是因为无利可图,而是不利于提高
石油价格,不利于获得垄断利润。我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萨缪尔森居然如此拙劣地为大石油
公司辩护,实在是太有损学者风度了。
当然,萨缪尔森并非不知道,“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属于‘不完全竞争’的领域”[4],
但是他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某种具体而肯定的事物”,“具有明显的有效率的性质”,“较
易于分析和理解”,因而是一种很重要的特殊情况[5]。然而,“这一模型即使在斯密时代也
与现实相去甚远。斯密时代交通和通讯都很不发达,除纺织品等少数市场外,绝大部分市场
都是地方性市场。虽然就全国而言,存在着生产相同产品的大量厂商,但高额的运输和通讯
费用把这些厂商分隔在各地方市场,在每一个地方市场相同的厂商就不多了。诚然,在各地
方市场上,不多的厂商也相互竞争,但却远远偏离完全竞争模型,往往每家厂商都能对市场
价格产生影响,厂商与厂商之间的竞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常常既联合制定行业垄断
价格,又相互防范、暗下绊子,争夺着行业的主导权,谋求着打败对手,垄断当地市场。这
种情形正如我们在集贸市场常常见到的那样,虽然有十几个水产品摊位,但价格却常常惊人
一致(当然视品质而不同),每一个新来的摊主如果不问清楚行情,独立地标低价出售,那
么他轻则会受到警告,重则会被人赶出市场。当然,在基本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各摊主也在
暗使绝招,有的服务周到,有的不计包装物重量,也有的注水,有的以次充好。
随着交通和通讯状况的改善,是不是就形成了全国市场上的完全竞争呢?也不是。到十
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和通讯的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这却恰恰不是促成了全国
市场的完全竞争,而是促成了全国市场的寡头垄断。正是在这个时代,卡特尔、托拉斯、康
采恩成为企业组织的主导形式。此后,各大强国的集中程度都不断提高,直至各国都形成了
少数几家或十几家控制众多行业的大财团,它们对内左右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格局,对外则疯
狂地瓜分并争夺殖民地和市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二战结束以
后,西方列强在苏联面前联合起来,相互开放市场,促使垄断从一国走向区域乃至全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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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被称为全球化的过程的内核:开始是竞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垄断的全球化(其
实更准确地说是区域化)。”[6]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第 6-12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 1月。
[2]同上,第 13页。
[3]同上,第 13页。
[4]萨谬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83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3月。
[5]同上,第 829页。
[6]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 165-16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年 1月。
第二十章再谈竞争市场的效率和公平
搞清楚了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排除竞争的本质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实际竞争市场的效
率和公平。
在实际竞争市场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因此虽然交易双方在一定价格
水平上达成交易,实现了所谓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但这种效率是静态的,而其非效率
则是动态的。最典型的是工人和老板间的契约。由于工人处于弱势方,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
资。在该工资点上,工人如果想提高工资,老板就不雇用他;反之,老板如果想进一步压低
工资,则工人可能另谋出路。在这一工资点上,达到了帕累托效率,尽管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然而,工人很快了解到其工作的价值,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心理开始不平衡,反映到工
作上便是不好好干活,也就是低效率。反之,如果老板并不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来压
低工资,工人开始工作后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则其工作积极性将会提高,工作就会有效率。
科学管理首倡者泰勒出身于工人,深知工人与老板的利益对抗会产生磨洋工现象。因此,他
力倡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同时改善工人的报酬和老板的利润。但是工人发现,按照泰勒的办
法,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工作强度也加大了,但报酬并没有相应增加,提高效率的所得绝大
部分落入了老板的腰包。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的操作被泰勒制所规范,熟练工种与非熟练工
种的技术差距缩小,从而失去了与老板利益对抗的自由度,其工资水平更加取决于工厂门外
的失业大军的数量。因此,泰勒制的推行遭到了许多工厂工会的强烈抵制。这是不公平导致
低效率的典型事例。可见,从静态来看,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从动态来看,公平和效率是
一致的。
不公平源于当事各方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当事各方的力量不平衡、和信息不对称
的条件下,交易必然不公平。每一笔交易都是一场对抗,一场博弈。在一个连续交易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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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与工人的交易,复杂设备的供货商与客户之间,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交易的环境
和内容不断在发生变化,力量对比也时时在发生变化,交易各方相当大的精力都将消耗在对
抗和博弈中,而工作的质与量就成了博弈的筹码,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将被极大地降低。也
就是说,在实际市场竞争中,“看不见的手”将导致既无效率,又无公平。
市场经济的无效率和不公平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危机时期,大量生产资源被闲置,大量
工人失业,生产明显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而贫富差距也极大化。这时候,减少不公平的
措施意味着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意味着增加效率。但是,从静态来看,危机时期资源配置仍
然是有效的。因为每一笔交易仍然在价格平衡点上达成,商品分配给消费者时仍然按照等边
际准则进行,增加所得税只能降低富有者的效用。也就是说,危机时期是动态非效率和静态
有效率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时候。
不仅如此,即使在景气时期,市场也不能使资源配置到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微观
来说,每一个企业内部的不公平使企业资源利用达不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从宏观来说,大量
资源被配置到利润高昂的产业,成为该产业生产过度陷入危机的前奏。例如,王府井东方广
场兴建时中国处于商业景气状态,而当它落成之日,却发现王府井地区豪华商场林立,市场
通货紧缩,顾客门可罗雀。也就是说,危机时期过剩的生产能力正是景气时期资源配置不当
的结果。从微观来看,这叫竞争失败。从宏观来看,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市场的无效率。
竞争必然产生大量失败者,失败者必然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因此市场必然达不到生产可能
性边界。
萨缪尔森也承认,“效率需要一些更为严格的条件。..它们包括购买者必须具有充分
的信息,生产者完全竞争,排除外部经济效应,如污染或发明等。对于这样的经济来说,一
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系统才会实现经济学家们有效配置的理想境界。”(P120-121)其实,这些
条件既是不现实的,又是相互矛盾的。因为竞争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
要求技术不断更新,要求尽可能利用无费用的资源等等。因此,作为折衷主义大师的萨缪尔
森在这里曲折地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无效性。
如果市场经济既无效率,又不公平,那为什么市场经济还会存在?还会有如此巨大的创
造力呢?维持市场经济现实性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己主义,而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则与其毁灭
力相伴随。虽然我们有了电视、电话、汽车、高速公路、飞机,但是满足人基本需要的空气、
水、阳光、土地、森林都在日益恶化,更何况信任丧失,人人自危,因此从社会整体利益上
并不能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亚当·斯密经济学试图把自利者的相互博弈论证成整体利益
最大化,然而现实恐怕是自利者的相互博弈使整体落入囚徒困境。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囚徒
困境中,有的人成了监狱中的牢头,有的则是被牢头勒索的苦力。牢头当然要论证监狱的合
理性,于是有给牢头捧脚的人为监狱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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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竞争与不完全竞争
如果说完全竞争是排除竞争的虚假概念,那么与此相应,不完全竞争也是虚假概念。这
里的关键是如何定义竞争。
竞争是个人、企业或集团、组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企业竞争毋庸多言。个人
间的竞争也无所不在,收入的竞争,权力的竞争,资源占有的竞争,学历的竞争,信息的竞
争,甚至情人的竞争,嫔妃争取皇帝宠幸的竞争。连生活细节都充满了竞争,说话的方式、
风格、眼神、动作,衣服、鞋、领带、化妆品,食物、饮料、烹调技术,居室的大小、朝向、
位置、装修、家具,无一不是人们竞争的对象,也无一不体现着一个人的竞争力。
问题是,怎样才算个人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呢?利润最大化吗?初中生如果寻求利润最
大化,就应该辍学,去打工赚现钱。如果继续上学,则是寻求竞争力最大化。竞争力最大化
意味着在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里没有收入,只有资金、时间、精力的付出。辍学的
小学生、初中生就像小本经营的杂货店,无力继续投资,只好赚点现钱;硕士生、博士生就
像大公司,经验长期积累,拥有专门技术和知识,利润丰厚。事实上,人的一生充满着这样
的选择。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有三类选择,一类是继续积累型,很辛苦,收入很低,但知识、
技能、经验、信息在积累,如读硕士、博士,或创业办公司;一类是边回收、边积累型,收
入低一些,但有积累,例如在实验室搞研究;一类回收利润型,收入高,但没有新技术或知
识的积累,例如做程序员。做官的人也知道,每一级都可以回收利润,以权换钱,但小权只
能换小钱,大权才能换大钱,而要掌握大权,就得克制一点,不要贪小财,享小福,而要善
于钻研为官之道,编织权力网络,积累权力资本,甚至必要时得以钱换权。积累的时间越长,
就越具有垄断性地位,行业壁垒就越厚,垄断利润也就越高。如做大官,拥有专利,成为大
公司的 CEO,成为学界泰斗。凡是最终成为政、商、学、研各界精英的,大都在重要选择
关头都更注重积累,更注重竞争力的提高,而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从静态来看,竞争力
的提高会妨碍利润最大化;从动态来看,竞争力的提高才能保证长久的利润最大化。因此,
追求长远利益最大化的人必然追求竞争力的提高,注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人才会寻求利润最
大化。
个人如此,公司也一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凡是按照微观经济学模型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企业,都是长不大或者甚至会倒闭破产的企业;凡是“宁要份额,不要利润”地寻求竞
争力最大化的企业,才是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企业。当然,如果竞争不激烈,例如在清朝
开银行或钱庄,在汉朝开纺织厂,或者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办乡镇企业,利润和竞争力也都可
以得兼。更进一步推论,在竞争不激烈时,虽然有丰厚的利润,但应该及早为竞争激化做准
备,或者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性能和质量,或者预留部分资金应对未来的价格战,而不是一
味地享受,甚至不是一味地扩大再生产。1990年代初,中国摩托车行业竞争尚未激化,利
润丰厚。但到 1990年代中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厂商不断扩大再生产,新厂商不
断进入,价格战一再爆发,新老厂商都被拖瘦拖垮,只有那些拥有新技术、高质量和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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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有赢利。
由此可见,在激烈竞争中,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可以进一步提炼为竞争力最大化。这是
竞争者的目标。
什么是竞争力呢?竞争力其实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程度越高,竞争力越强。体力
劳动不可替代性低,故体力劳动工资低。博士硕士不可替代性高,故其收入就高。微软视窗
的不可替代性最高,故微软公司享有超级利润,街头杂货店不可替代性最低,故收入仅能糊
口。这是一般而论。在具体情境中,例如大企业财务主管的不可替代性甚至高过负责生产经
营的主管,因此财务主管的实际收入会高于生产主管。名律师在重大案件中的不可替代性高
于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因此其收入也更高。
有人可能会想,垄断不就是不可替代吗?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
需要说明的是,萨缪尔森教科书中的“垄断”是完全竞争的对立面,由于完全竞争不存
在,故“垄断”也不存在。萨缪尔森定义的“垄断”是:“单一的出售者完全控制某一产业”
(P127)。该定义没有对单一出售者的范围限制,因此只能理解成全球;又没有对产业范围
准确界定,因此我们只能按常规理解成生产一组相近产品的行业。这样,如果严格按照其定
义的话,甚至迄今为止都没有过“垄断”。最接近在全球范围完全控制某一产品的微软公司
也达不到“垄断”,操作系统有 Linux与它竞争,浏览器有 Netscape与它竞争。如果把产品
扩大成软件产业,则“垄断”更无从谈起。问题是,并不需要单一的出售者完全控制某一产
业,只需要在特定条件下购买者无可选择或选择成本很高,购买者会就感到强烈的垄断。在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购买者所面对的经常是单一出售者,克服时空限制需要付出代价,这
部分代价就可以成为垄断利润;在特定需求的限制下,购买者并不是可以任意购买一个产业
的任一产品,而是购买其中一种特定规格、性能、质量的产品,这一特定产品就可能是独家
供应的,这时购买者就感觉到垄断。事实上,迈克尔·波特的全部企业竞争战略的要害就在
于利用、制造、巩固并加深垄断,并且借着这一地位索取高价。十九节中所提到的种种行业
进入壁垒都是垄断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垄断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商品或服务的不可替代性。某一企业、商品
或服务的不可替代程度越高,垄断程度就越高,利润就越大。某一城市公用设施的独家供应
是垄断,专利是垄断,一条航线上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垄断,大城市中心方圆五公里之内的
独家五星级饭店是垄断,乔丹的投篮动作是垄断,麦当娜的形体是垄断,帕瓦罗蒂的歌声是
垄断。垄断其实无处不在,只是垄断程度有高有低,或不可替代性有高有低罢了。在日常生
活中,当你的家人半夜得急病,而你到处找医院时,你会感到垄断;当你乘火车抱怨盒饭奇
贵时,你会感到垄断;当你要给孩子找一所好中学时,你会发现垄断;当你习惯于去高档商
场时,你会发现垄断;当你用熟了 WORD时,你会发现垄断。
那么垄断和竞争力是什么关系呢?它们都是特定情境下的不可替代性,是从不同立场出
发对同一事态作出的不同判断。设想买卖双方,当卖方处于不可替代位置时,卖方所感受的
是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很强;而买方则会认为卖方是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卖方垄断,也是人们
比较熟悉的垄断类型。当买方处于不可替代位置时,买方感到自己竞争力很强,而卖方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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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买方处于垄断地位;这是买方垄断,例如招标,又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与其协作配套厂之
间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配套件供应价格。换言之,当一方认为自己竞
争力很强时,另一方就会认为对方垄断程度很高。
垄断和竞争是一对矛盾,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利用甚至构造特定情境下的垄断地位,
特定情境的范围越宽,垄断面越高,不可替代性越强,垄断地位越高,竞争力越强;而要拓
宽垄断面,加固垄断地位,就必须进攻对手的薄弱环节,蚕食对手的地盘。恰如交战,垄断
是盾,竞争是矛;垄断是坦克的厚装甲,竞争是坦克的火炮;垄断是深沟壁垒,竞争是地道
炸药;垄断是十面埋伏,竞争是出奇制胜。垄断和竞争都是服从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总
目标。虽然竞争的结果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但垄断仍然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竞争是永
久的、无条件的,因此也可以把垄断看成竞争的手段,而竞争则等同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最高的垄断程度是某一企业或个人对全球范围的全部产品拥有不可替代的定价权,显然这在
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