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2014JournalofEconomicsofShanghaiSchoolNo．12，2，2014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阈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阐发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张嘉昕内容提要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现实的紧迫性需要学术界的积极回应，由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所提出，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为基本观点的“新人口策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日益广泛的关注。本文在马克思人口理论的视阈下，对“新人口策论”进行系统梳理，阐述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形成、发展观、政策体系以及对相关质疑的回应等内容，获得有益启示。关键词马克思人口理论新人口策论计划生育先控后减申图分类号C923，F014．6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领域，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对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影响重大。客观实际的紧迫性需要学术研究予以积极的回应。目前，备受瞩目、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为基本观点的“新人口策论”正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提出并发展的。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关注目益热切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本文首先对马克思人口理论进行研究，然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新人口策论”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分析，获得有益启示。一、马克思人口理论述要马克思人口理论全面系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国人口发展历史与现实情况进行深入思考，以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入口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和收稿日期：2014一03—10作者简介：张嘉昕(1981一)，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基金项目：本文由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2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完善起来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协调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应当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统一。物质资料生产，指人类通过劳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的生产，指人类为了世代的延续，即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所进行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即实现“两种生产”的相互协调。马克思从劳动力人口要与生产资料相适应的角度进行阐述，“生产资料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就不能转化为产品”(马克思、恩格斯，1974)。总而言之，“两种生产”的协调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在任何社会，人口生产都必须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人口过少，则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也无法充分吸收产品，故不能保证物质资料生产的健康发展；人口过多，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人均消费品数量便不足，故不能充分满足入口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目的在于追逐利润最大化，以此为需要来调节劳动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两种生产”出现失调，这既是资本的过剩，又是劳动人口的过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更多地表现为后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1974)。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协调“两种生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可以通过有计划地调节来实现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协调发展。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1887)中强调，要通过调解入口的自身生产来协调两种生产：“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马克思、恩格斯，1974)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对人口生育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政策。(二)人口基数、经济因素影响着人口再生产马克思指出，既然社会生产可以划分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两部分，社会再生产也应当划分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口再生产思想。首先，他提出了“人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阚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如何生产人”的问题，并借鉴斯密的观点，认为“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马克思、恩格斯，1974)。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工人的过度劳动⋯⋯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马克思、恩格斯，1974)恩格斯指出，人口再生产要受到现有人口数量的制约，“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的人数成比例”(马克思、恩格斯，1974)。这反映出，人口基数对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性作用。马克思不仅在研究人口数量时把人口再生产区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在深入剖析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时，提出两种区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方法：一种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寿命短、世代更替迅速的类型；另一种是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人口寿命长、世代更替缓慢的类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寿命短、世代更替迅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再生产类型会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人口寿命长、世代更替缓慢的类型。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发现，经济因素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他又指出：“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成反比。”(马克思、恩格斯，1974)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将实现较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阐述了经济因素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最根本因素的观点。马克思既提出了科学系统的人口再生产理论，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的再生产视为单纯生物学过程的错误理论。马克思指出，这一完全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人口再生产理论“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分析道：“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地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马克思、恩格斯，1974)资产阶级经济学人口理论的逻辑谬误在于“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在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1974)。(三)以教育和培训提升人口质量马克思不仅研究人口的数量问题，而且也十分重视人口的质量因素。他指出，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教育和培训是使人口质量得以提升的关键途径。马克思这样写道：“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微小的让步，只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以后，将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艺教育在
4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认识到，教育必须从儿童阶段便开始实施，并且智力教育和体育教育同等重要，不能有所偏颇。马克思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1974)恩格斯也指出：“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马克思、恩格斯，1974)(四)人口增长要与自然承载力相适应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演进中，与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明确地阐述了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入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然；另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制约的、受限制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操控。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发生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并向大城市集中，这使自然环境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一书中分析道：“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阶级怎么能够健康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越来越弱，还能指望什么呢?”城市的生态环境被严重损害，广大居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也受到掠夺性开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纪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的热带雨林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人们，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但必须重视的现实是，人类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也对自然环境进行了破坏、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这势必影响人类社会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阈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的长远发展。恩格斯特别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1974)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系统地论述了要注意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自然环境承载水平之间关系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综上所述，马克思人口理论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深邃的洞察性和科学的前瞻性。这一理论对人口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人口再生产与人口基数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人口质量的提升途径，人口增长的数量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承载水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给出了科学系统的解答。在马克思人口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在人口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下文将对日前产生广泛影响的“新人口策论”进行梳理和研究。二、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理论体系(一)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形成程恩富教授的人口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新人口策论”。这一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高水平的研究阵容。“新人口策论”的理论观点是程恩富教授根据我国基本国情经过长期思考所形成的。2009年3月，程恩富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和《杭州日报》等具有影响力的媒体采访时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人口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社论为《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和《当代又出“马寅初”》。随后，学术界关于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研究迅速升温，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广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社会公众也对程恩富的人口思想进行了学习、分析乃至争论。在人口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不断完善且社会影响力正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他在著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一届论坛上(2009年7月)，发表题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回应十点质疑》的主旨报告，随后与他人合著出版《激辩“新人口策论”》一书，至此，“新人口策论”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此后，程恩富教授发表《“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等一系列相关文章，其人口思想在理论创新、对策建议等方面不断有新成果，对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领域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二)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发展观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理论要旨在于以科学的发展观分析我国社会经济
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发展与人口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人口问题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影响的战略思维体系。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内容：1．人口数量庞大对民生质量改善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程恩富教授提醒人们必须同时注意到，在人口基础庞大、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快这一客观事实面前，人均GDP数值还很低，人民生活综合水平提高的速度较慢，我们在教育、文化、医疗、住房、旅游、交通运输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源日益紧张，社会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这些已经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构成不利影响。程恩富教授从民生的角度分析人口数量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各项社会资源还不够充分，人口数量众多造成了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这成为此类社会资源价格昂贵、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业是民生之本，但庞大的人口数量即便是再高且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难以吸纳的，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总体局面很难在短期内消除。201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①，而实际失业率则可能更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加，我国就业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因此，应当限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为民生提供更可靠的保障。2．人口数量庞大与资源消耗的矛盾面对我国人口数量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程恩富教授于2009年指出，“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而且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其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程恩富，2010)。这简明清晰地指出了当前我国资源水平与人口数量的现实情况和前景预测。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构成矛盾。具体来讲，中国人口总量占全球22％，而主要资源量方面，耕地占全球的9％、水资源占6％、森林占4％、石油占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我国现有耕地保有量人均不到1．4亩，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煤、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人均占有率分别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其他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50％②。这意味着，为维持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国需要大量进口各类资源，①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②洛涛、王一娟：《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载《经济参考报))2007年4月24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阈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7也使我国的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其中，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经高达75％，日均原油产量与日均消费量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国家能源安全堪忧。可见，程恩富教授关于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与资源消耗之间矛盾的判断正确，控制入口总量十分必要。3．人口数量庞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我国多数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严重污染，有的著名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涸，草原退化，湿地减少，荒漠扩大，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排放有害物质总量增加，等等。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与人多相关”(程恩富，2010)。目前，我国内地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lo座，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座。人口聚集导致了城市环境污染的加剧，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2013年3月)显示，我国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仅占10．67％，差的城市占75．80％，极差的城市占13．52％。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每日要处理大量的生活垃圾，而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占用了稀有的土地资源，垃圾焚烧会产生有害气体，大城市的郊区已经出现垃圾围城现象。在人口与环境关系紧张的华北地区，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据估计透支的地下水已近2000亿立方米。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城市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多数城市采取填海造陆的方式扩大空间，又向海洋不加处理的排放污水和垃圾，导致近海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可见，程恩富教授关于我国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的阐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理念，从人口数量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支撑度、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了我们所面对的严重问题，也为其政策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三)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政策体系“新人口策论”的政策建议宗旨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新入口策论”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提出了对总人口的控制目标和基本实施原则。根据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2050年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远景规划，我国人口规模收缩并控制在5亿人左右为宜，在实现这一基本目标之前，必须积极地推行以“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为核心内容的严格一胎化主导政策。同时，全国范围内实施免费的婚前体检政策，并防止性别检测技术的滥用。此外，要对少民族和难医治的不良
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头胎特殊对待。2．有差别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出台配套的社会保障政策来配合“先控后减”人口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程恩富教授主张，在传统的男孩偏好生育观念没有改变之前，“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即‘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自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自保”(程恩富，2010)。此外，国家还要将通过计划生育节省下来的经费投入社会老年事业中，对家庭成员因从事高风险行业身亡或失能的家庭给予补贴和保障，这有利于维护社会核心与稳定。3．构建“三型社会”体系经过前两点的论述，“新人口策论”的人口政策目标定位于建设“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即实现人口规模可控且人口质量稳步提升的新局面。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提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将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协调匹配，形成新型的社会系统。“三型社会”体系设计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转变国民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历史经验表明，我国人口问题不是仅从一两个领域入手就可以有效解决的，需要全面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并具有远期规划，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治理方案。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的政策体系正是针对我国客观实际所设计的一整套控制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配合相协调的政策建议，具有顶层设计的战略眼光和理论高度，有利于促进我国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四)程恩富教授对相关质疑的回应程恩富教授的人口思想不仅在学术界备受关注，而且又由于人口问题是我国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也在社会媒体和大众媒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人口策论”不仅吸引了一批支持者进行研究，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学术团队，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程恩富教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回应，其人口思想也在此过程中日趋完善。本文将其概括为“十个回应”，要点如下：1．回应“人口老龄化说”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是目前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观点。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解答：(1)老龄人口问题不等同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也不等同于人口老龄危机。人口老龄化是否真的成为一种危机，并不取决于老年人口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如果劳动力供给并未发生短缺，那么，老年人口增加就没有影-向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预测，我国16～64岁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9．9亿的峰值，2050年为8．7亿，高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阈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故短时期内，我国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危机。(2)虽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老龄化指数偏高，但这并不是这些地区可以放开二胎政策的依据，因为存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这些地区转移寻求务工就业机会。(3)老龄化所导致以代际转移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难以维持，有人据此主张放开二胎，但需知在全球长期人口自然增长率放缓的前提下，现收现付制正逐步向基金积累制过渡，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才是解决养老金短缺的根本途径。(4)针对广泛争议的“4～2—1”家庭结构问题，程恩富教授指出，这种家庭结构只是一部分，解决它所产生的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仍应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用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2．回应“性别失衡说”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又一主要论据。需要思考的是，性别比失衡是否源于计划生育的实施?解决这一问题是否一定要放开二胎?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系统性阐释：(1)性别比失衡并不意味着婚配比失衡，考虑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动态变化，一定时间段出生性别比根本不同于未来相应时间段的婚配比；(2)实施二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性别比失衡，但问题是由此所带来的人口大幅度提高使得代价过于高昂；(3)必须强调的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绝非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而是由于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泛滥、男女不平等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等，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程恩富、王新建，2010)。3．回应“人口密度说”这一观点认为，与外国相比，我国的人口密度并不高，既然高人口密度的国家没有限制生育，我国也不应该实施计划生育；并且，高人口密度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程恩富教授指出了这种观点问题所在：(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算高，但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适合居住的土地较少，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密度的高低来讨论入口政策；(2)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复杂，并没有相关实证研究证实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入口上的大国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强国。4．回应“生育权利说”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权首先是私权，然后才是公权。因此，公民有权自由生育，国家不能干涉。对此，程恩富教授指出：“生育权利说是绝对剩余权观念的反映，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自私的权利观。”(程恩富、王新建，2010)诚然，生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但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事实面前，不考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只是片面强调个体的自由生育权，是对真实自由的危害。如果公权得不到维护，私权
lO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保障则无从谈起。5．回应“人口人手说”’“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争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人口论”认为人消费的价值大于生产的价值，“人手论”则相反，认为人生产的价值大于消费的价值。基于此，“人口论”和“人手论”各自成为支持和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对于“人手论”所带来的迷惑性，程恩富教授鲜明地指出，“人口”不能无条件地变成“人手”。从“时间在先”的意义上讲，人的数量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随着年龄增长，人最终会失去其“人手”属性。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升，平均总抚养费提高；“人手论”是落后生育观念的体现，它忽略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性。6．回应“高质生二说”这一观点认为，基于优胜劣汰的基因遗传学，高智商人群、社会精英人群可以生育第二胎。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回应：(1)人人生而平等，“高质生二说”违背了平等原则，若付诸实施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2)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执行难度大正是因为精英阶层的违规行为，这一群体存在严重的超生倾向，因此，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3)大多数人的能力是经过后天教育培养形成的，精英阶层的后代并不是自然地高智商、高素质。7．回应“头胎较憨说”我国长期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老三最聪明”的说法，有人据此作为放开二胎的论据。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剖析：(1)老大的憨厚并非智力因素，而是作为兄长对小辈的照顾，小辈的“聪明”也并非源于生育次序，而是由于“后发优势”，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受教育水平、生活质量提高；(2)这一说法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就已经进行了充分和慎重的论证；(3)即便确实存在“老大憨”个案，不具有普遍性，绝不能据此改变人口政策。8．回应“独子性格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便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独生子女容易出现性格缺陷，主张放开二胎。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回复：(1)认为独生子女性格存在缺陷的相关研究多见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早期，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研究逐渐减少；(2)独生子女性格缺陷属于个案，不能以偏概全；(3)即使部分独生子女确实存在性格缺陷，但也会随其成长过程逐渐得以纠正；(4)一些研究成果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主观推断较强，对独生子女的评价并未做到客观公正。9．回应“兵源风险说”有人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兵源短缺。程恩富教授的回应如下：(1)庞大的人口基保证我国在21世纪不会出现兵源短缺，并且兵力多寡并不决定现代战争的胜负；(2)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阈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11兵役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不会因为性别、宗教、是否是独生子而有所区别。防范兵源风险的基本途径是建立有效的预备役制度和国防动员体系而不是放开生育政策。10．回应“大国空巢说”这一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会使中国沦为空巢大国，民族风险巨大。程恩富教授对这一耸人听闻、很不严肃的观点进行了回应：(1)这一观点并未以中国庞大人口数量的现实为出发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余年来使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生育率逐渐降低，但人口规模仍在增长，生育率仍有可能反弹。(2)这一观点的各种推论缺乏科学依据，人口减少绝不至于亡国亡种。(3)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为了拉动内需就应该鼓励生育，这有违经济学常识，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人民收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新人口策论”对相关质疑的回应全面详实、科学有力，其自身理论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发展和完善，具有了更强的现实解释能力。三、启示以“新人口策论”为理论内核的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人口形势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热切关注，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亟待完善，需要一种具有解释力强的人口理论。经过前文研究，程恩富教授的人口思想全面系统、体系完备、结构严谨，对我国人口理论发展和人口政策调整的意义深远。我们可以从程恩富教授的人口思想获得以下启示：(--)“新人口策论”是对马克思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口问题十分重视，尽管身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时期，但他们已经对有关人口增长与入口基数、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人口质量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新人口策论”遵循马克思人口理论的基本思路，对当前中国人口数量、人口增长形势及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与环境承载水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当前庞大人口基数以及依然较快的人口增长趋势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关于实施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马克思人口理论的政策逻辑。(二)“新人口策论”符合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显然，要实现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一面要提高经济总量，另一面要严格控制我国当前庞大的人口规
海派经济学第12卷第2期模。因此，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并认真贯彻执行。可见，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严格一胎化”主张是正确的，它立足现实，并充分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的人口政策有所松动，允许适当的“开口子”，但出现了生育小高潮，导致20世纪末将我国人口规模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没有完成。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关系到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规模庞大的现实，充分吸取历史教训，人I：／政策应像耕地保护政策一样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松动。必须指出的是，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执行都有不到位之处，这对于那些严格遵守计划生育的政策家庭来说极为不公平。因此，“新人口策论”提出的不分城乡的严格一胎化政策，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三)“新人口策论”的政策建议具有创新性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新人口策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创新性。首先，“新人口策论”提出，建设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由此，构建三位一体的“三型社会”。这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继承，是统筹考虑、综合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缓解人口数量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重要思想。其次，“新人口策论”提出，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即“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自保”。这是针对我国客观实际所提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能够有效地激励人们自觉地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个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程度联系起来，为我国社会管理事业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综上所述，程恩富教授人口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人口理论，并在结合我国实际，在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方面皆有创新。可以预见，如“新人口策论”等秉承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客观实际并反映中央精神的人口学理论将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参考文献[1]程恩富，2010，《激辩“新人口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E2]程恩富，2010，新人口策论：先控后减，《广东商学院学报》，第1期。[3]程恩富、王新建，2010，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人口研究》，第11期。r4]国家人口计生委，2008，坚定不移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专家发言摘登，《中国妇女报》，10月24日。[5]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2期马克思人口理论视阁下的“新人口策论”研究13[7]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9]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ElO]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1]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2]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3]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4]王中保，2009，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海派经济学》，第4期。[15]张纯元，1986，《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6]郑志国，2009，马克思主义人13'观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Analyonsisthe‘‘NewPopulationPolicy’’undertheGuidanceofMarxPopulationTheory——ExplainingProfessorChenEnfuPopulationThoughtsZhangJiaxinAbstractChinaisalargedevelopingcountry，wtheworld’Smostithpopulouscountry．Thepopulationproblemiscloserelatedonbll—uildweingoffsocietyin2020．FamouseconomistProfessorEnfumakestheCheng“newpopulationtheory”whichthesupportingpolicyoffamilyplanningpol—icy，gettingscholarsandthepublicincreasinglywidespreadconcern．BasedonthevisualvalveMarxpopulationtheory。systematicanalysisof“newpopulationtheory”，thispaperanalyonsisProfessorCheEnfu’Sngthought，obtbeneficialainingenlightenment．KeywordsMarx’SPopulationTheoryNewPopulationTheoryFirstControlandthenCutFamily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