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与企业内部控制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知识共享理论的分析 林钟高 安徽工业大学会计系 【摘 要】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安排，本身既是知识共享体系（具有内部契约的公共物品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这个体系的设置和平台作用的发挥（也就是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问题）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究竟如何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理论界未曾研究这个问题。本文根据组织知识共享理论，在系统分析了内部控制的知识共享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论证了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企业内部控制模式共生互动的联系，不同的企业环境（行业特征、市场稳定性、技术特征、规模、政府管制等）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和信息传递模式，而组织结构和信息传递直接影响知识共享，最终影响内部控制的构造与模式选择。文章按照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信息体制特征，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效率的内部控制模式。 【关键词】 组织结构；信息体制；内部控制模式；知识共享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路径 创建于1864年5月的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在2008年1月因期货交易员杰罗姆·凯维埃尔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大量购买欧洲股指期货，形成49亿欧元（约71亿美元）的巨额亏空，堪称史上最大的金融悲剧。1995年2月，在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分支机构、世界上最为老牌的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首席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 Leeson）违规从事日经股票指数期货交易造成损失达14亿美元，从伦敦乃至全球的金融界消失。作为我国最典型的金融案件，2004年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期货业务主管陈久霖私自从事境外石①油期权投资，造成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被迫寻求重大债务重组。 三个案件到底给了人们怎样的启示呢？很多人认定在这些地方，权力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层权力失去了监督与制约，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系统存在功能残疾（不能“防止”，虽能“发现”但迟迟不能“纠正”），比如内部管理不善，缺乏风险防范机制；金融交易所存在监管漏洞；过度从事期货投机交易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呢？笔者认为，导致这些恶性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内部控制的根基不牢，控制环境不佳，尤其是与内部控制模式具有紧密联系和重要影响的企业组织结构与信息机制存在重大问题，比如中航油事件，在组织结构方面，包括高层组织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等) 和执行层组织结构(中层、基层组织结构)形同虚设，导致企业缺乏科学决策和运行机制，难以实现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组织构架设计不适 作者简介：林钟高，男，1960—，安徽工业大学副校长，会计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内部控制理论。 电子邮箱：linzhg@ ; linzhg@ 通信地址：243002 安徽省马鞍山市，安徽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转林钟高。 ①转引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 / 19
当，结构层次不科学，权责分配不合理，导致机构重叠、职能缺位、推诿扯皮，运行效率低下。在信息机制方面，信息不畅、沟通滞后，既无法及时了解业务的进展情况，更无从掌握业务活动中隐藏的风险，不重视信息在控制系统中的基础地位，管理者对期权交易市场信息的缺乏以及中航油与其母公司之间沟通的不及时十分严重，既缺乏外部的市场信息（特别是期货风险头寸的计量信息），也缺乏集团内部的信息沟通机制，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其实，我国企业缺少的不是内部控制和制度模式，缺少的是知识共享和组织结构、信息体制关联观念下的风险辨识和风险规范制度的实施，缺少的是让制度得以执行的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与具体方法。知识共享和组织结构、信息关联的实质就是按照业务发展和运行逻辑关系进行内部控制制度安排，以保证企业运营的效果和效率、保护企业资产，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企业对法律法规的遵循等目标的实现，从而提高内部控制的功效和效果(质量)。现有内部控制研究与实践大都简单地把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权力制衡控制系统或者制度系统看待，要么侧重于研究内部控制模式的划分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要么只是单纯从组织行为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对企业组织结构问题进行一般定性分析，很少将内部控制这个权力制衡系统背后所蕴涵的组织架构、信息机理和作用机制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实践中也没有根据内部控制的不同模式进行合理的组织结构再造和业务流程重组，以致在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中航油、三九、国内外银行业等事件）由于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强有力的信息传导机制而不能及时地发现并制止。也就是说，现有研究和实际运作的共同问题在于忽略了内部控制模式的重要前提，即：知识共享与组织结构、信息关联性，没有能将知识共享、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与内部控制模式进行关联深入讨论，既忽略了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知识共享载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忽略了知识共享对于内部控制模式的重要价值，也忽略了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对于内部控制模式的重要影响，以至于权力制衡的良好愿望落空，内部控制失效。事实上组织结构和信息机制（包括透明）才是制衡权力的基础，良好的控制必须首先解决好组织结构与信息保障问题。正如COSO所指出的，是否健全的组织结构、科学合理的权责设置关系到内部控制的基本前提，成为影响、制约内部环境的重要因素；能否及时鉴别、挖掘、获取、处理丰富的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能否实现信息在各部门、各层次、内部外部间顺畅地传递，能否很好地沟通、理解和利用信息，决定了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本文的观点：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安排，本身既是知识共享体系（具有内部契约的公共物品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内部控制的权力制衡是手段（措施），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是核心（基础）。因此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对企业内部知识共享进行分析, 构造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内部控制激励机制时应该满足的各种约束条件，并进一步提出实现组织结构、信息机制与内部控制模式关联互动的措施与路径。 二、内部控制与知识共享：一个分析性框架 （一）关于知识共享 ①知识共享是当今知识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很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一直关注着组织内知 ①2000年9月联合国《知识管理和信息技术》的调查报告，将来自领导者的激励和管理制度的激励作为知识管理顺利实施的两个重要因素，并将知识管理激励的调查研究列为知识管理9大研究内容。从知识交易的视角出发, 可以将知识共享分为三种:显性交易、隐性交易、以及组合交易。显性交易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直接的知识交换, 通常称为市场交易。在市场交易中, 交换利益具体明晰, 交换有法律作支撑。隐性交易就是以非货币为媒介的间接的知识交换。隐性交易一般表现为不稳定、不规范和不具法律约束性。 20
识共享问题。由于知识内涵的开放性和知识分类的复杂性，专家学者们对知识共享的内涵理解尚没有一致的看法。Hendriks 和Botkin 等人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的过程；Senge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提出，知识共享不仅仅是一方将信息传递给另一方，还包含愿意帮助另一方了解信息的内涵并从中学习，进而转化为另一方的信息内容，并发展个体的行动能力；有学者从市场的视角认为知识共享过程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参与知识市场的过程，正如其他商品与服务，知识市场也有买方、卖方，市场的参与者都相信可以自此获得好处。穆森(Musen，1992)认为知识共享可以使组织内的知识达到加乘的效果；斯维彼(Sveiby，1997)认为知识共享是组织同事间对彼此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价值观、人际网络及工作流程的了解程度；圣吉(Senge，1997)认为知识共享不仅包括知识的传递，还包括帮助对方学习知识的意愿和行动；海丁和史瑞恩(Hidding & )强调只有知识共享才能为组织创造更高的价值；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Davenport & Prusak，1998)发现知识共享的意义就是将知识进行传递和吸收，即“知识共享=传送+吸收”；德林克斯(Hendrinks，1999)提出知识共享牵涉“知识拥有者”与“知识需求者”两个主体；Sulin Ba, Jan Stallaert, Andrew （2001） 提出在公司内部通过建立市场机制实现知识共享；Claude ,Sudinpto Bhattacharya, Louis-Andre Gerard-Varet（1998）将知识作为企业内部公共品来讨论其共享机制；Matthias Krakel（2002）分析了影响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知识转移的因素。我国学者(魏江、王艳，2004)认为知识共享是员工个人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如电话、口头交谈和网络等)为组织中其他成员所共同分享，从而转变为组织知识财富的过程；左美云（2000）从知识运行机制、知识明晰机制、知识绩效机制和知识奖惩机制4个方面对知识管理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框架性的研究；张建华、刘仲英（2004）等构造了知识共享度测量模型，提出了考核员工知识贡献的指标体系和测度员工知识共享等级的评估方法，并设计了面向员工知识贡献等级的奖惩方案。 如果进一步对知识共享的定义进行归纳，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知识转移(徐勇、王福军，1999)、知识学习(David ，1993)、知识交易(，1998)、知识系统(，1990)、知识类型转化(野中郁次郎，1999))”五个角度展开的，其研究要素可以归为:知识共享对象—知识内容(显性知识和隐性识)；知识共享手段—知识网络、会议和团队学习等；知识共享主体—个人、团队和组织。知识共享对象(显性和隐性知识)借助共享手段，在共享主体中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不断发展(王蔷、任庆涛，2004)。因此知识共享是组织内员工、团队和组织的显性、隐性知识通过各种共享手段为其他成员所共同分享，从而转变为组织知识财富的过程，其三维模型见图1。 知识共享对象 显性知识 个人知识 团队组织知识 知识共享过程 隐性知识 知识网络 个人 团队 组织 知识共享主体 会议 团队学习 知识共享手段 图1 知识共享的三维模型 21
（二）内部控制的知识共享特征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安排，本身既是知识共享体系（具有内部契约的公共物品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提高知识共享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 共同知识可以促进高质量的有用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减少信息的传递和理解偏差的交易成本，利于相关主体的理性追求和对非理性行为的控制，它的价值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并使人们彼此之间的博弈结果从较低的均衡迈入较高的均衡(Vanderschraaf)，它加深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它的提升有利于资源的帕累托最优。知识共享需要什么？①相互信任；②清楚地进行交流的能力和充分的交流渠道；③共同的语言背景；④共享的理由或者目的；⑤思维的空间；⑥与其他人随机互动的能力；⑦对共享的自主权；⑧专有的知识；⑨非命令和控制的体制；⑩支持共享的基础架构。因此，知识共享，从个人层面是知识的互补；从组织的层面，它需要通过恰当的组织结构形成一种知识联盟，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使知识实现合理而有效的流动，以保证知识的创新和增值。企业组织的结构要素安排和设计会有效地影响企业知识共享的效果，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各个层面的知识共享需要设计各自独特而有效的结构。信息体制有其特定的制度生存环境，并且具有不同的交易费用结构特征，必须使制度环境与信息体制相匹配。制度化关联与信息体制的耦合互动可以弥补组织信息体制内生的体制缺陷，降低总交易费用。制度环境的扰动和制度的历时关联影响治理合约的治①理效率，治理合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需要控制体系平衡和均衡各种代理关系以减少纷争和浪费资源，同时也需要权力制衡机制保证其执行，内部控制系统就肩负着“组织内控制”﹙参与者利益之间的持续或平衡﹚和“组织的控制”﹙主张由他人来操纵或利用某些参与者﹚的统一：一方面激励组织成员以专门的知识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以制度等制约其的行为（马颖，2007）。因此就组织层面而言，知识共享意味着这些知识可以在组织成员之间传播和分享，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机制，储存着其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等所积累的知识，从而引导组织成员解决特定问题的行为及其互动模式。图2（1）用象限的形式说明了组织知识共享与内部控制之间在概念上的关系。那些建立并维持有效知识共享的企业最有可能长期生存和成功，没有这样的知识共享，恶化就会很快成为现实。 有效的知识共享 高度的知识共享 有效的内部控制 高度的内部控制 快速成长的公司 成熟、稳定、健康的公司 起步阶段的公司 颠峰阶段后的公司 公司面临很大的困难 低度的知识共享 低度的知识共享 低度的内部控制 高度的内部控制 图2 组织知识共享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图（1） ①现有研究文献认为，知识共享的障碍除了隐性知识表达障碍、知识拥有者共享障碍、知识共享者共享障碍之外，还来自知识共享渠道等方面的障碍，包括：缺乏对知识共享的技术支持、缺乏利于知识共享的合理的组织结构、缺乏对知识共享的激励等。 22
如果把共同知识形态看做是作为数据、资料储存起来的存货，或者是通过交互作用而处于流通状态的知识(彼得·F.德鲁克)，则所有的组织都是个人或团体之间不完备契约的组合，契约关系中的人们是追求自利和有限理性的，其拥有着私人信息，但同时也无法得到完备的相关信息，所以当处理信息和决策能力有限时，就产生了由于契约不完备而引起的纷争和浪费资源。内部控制系统作为共同知识的载体，组织成员或组织就能够进一步理解或预期其他成员或组织的行为，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备而产生的信息传递成本和信息理解偏差等的重大交易费用，使组织成员自我控制和他控形成内在有机的融合，利用共同知识的价值促进对组织契约不完备的弥补，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共享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见图2（2）表示。 自控主导 转化 知识共享 激励约束 内部控全员积极主信息 信念知识 共同知识 契约弥补 制系统动特定博弈 推理提升载体 他控辅助 图2 组织知识共享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图（2）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共同知识价值凸显的载体、形式和渠道，通过缩短空间距离，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加强交易者的沟通与交流，为知识与信息在不同责任个体、不同组织之间的快速、准确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大量同质交易的集聚降低了信息冗余度，提高了责任个体处理信息的效率。信息的高传播效率建立了有效的信息共享与甄别机制，通过相互学习和模仿等方式，关于相互合作的惯例和知识在群体当中快速积累，将会增加个体成员的理性。此外，交易者之间的合作相对稳定，彼此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和互惠预期，经济活动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得到提高，使其内部控制系统成为全员参与的积极系统以弥补组织的契约不完备，并利用共同知识的作用提升了自控的主导地位，形成了自控与他控相结合的动态的内部控制系统，使其运行更为有效。总之，通过内部控制治理的知识共享特性降低了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进交易者的理性，降低了合约的不完全性，有效克服企业内部控制合约存在的问题，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治理效率。 三、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与内部控制模式选择 以上论述了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知识共享载体，需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信息管理体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内部控制的知识共享特征，选择或者设置合理的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进而设置或者选择合适的内部控制治理模式呢？COSO报告中对内部控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内部控制之所以设置，就是促使企业在迈向控制活动目标的路上，达成管理理念，并把路上的意外风险减到最少。但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内部控制理论、理念、方式和手段以及效果各有不同：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内部控制关注的是组织机构和岗位， 23
①以职能为导向；信息经济模式下的内部控制关注的是流程和作业，以流程为导向。本文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这种思路并不同时意味着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就只局限于这样两个因素。其实在现实中影响内部控制模式的因素很多，比如不同的的企业环境（行业特征、市场稳定性、技术特征、规模、政府管制等）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和信息传递模式，而组织结构和信息传递直接影响知识共享，最终影响内部控制的构造。也就是说，组织结构的权力配置直接影响内部控制，组织通过制度（如信息传播制度）影响内部控制。 在理论上，关于内部控制模式的划分方法多种多样：①威尔逊（1988）认为控制模式包括典型的官僚政治式控制、明确的管理及程序控制、激励控制、生产及管理技术控制、知识管理控制等。②罗伯特·西蒙斯（1995）提出了边界控制系统、诊断控制系统、信任控制系统、交互控制系统等四种内部控制模式。③斯科特（1981）划分了内部控制模式的四个阶段，即:封闭、理性系统阶段；封闭、自然系统阶段；开放、理性系统阶段；开放、自然系统阶段。④张先治（2009）根据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理论及模式演变，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提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模式框架应由制度控制系统、预算控制系统、评价控制系统和激励控制系统四大模式组成。究竟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哪些因素？它与企业组织结构和信息体制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不仅关系到内部控制的设置，更关系到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企业设计与选择合适的内部控制模式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共生互动性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成员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规定公司内部各成员间的业务关系，包括高层组织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等) 和执行层组织结构(中层、基层组织结构)。古典组织理论(Scott ，1961) 的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各机构的职能结构(关键职能)、权责结构(权责分工及相互关系)、层次结构(纵向管理层次)、部门结构(横向结构) 及其组合形式，强调分工与层级划分。现代组织理论研究组织的整体效率，强调组织效率胜于资源配置效率。组织结构作为企业资源和权力分配的载体，它在人的能动行为下，通过信息传递，承载着企业的业务流动，推动或者阻碍企业使命的进程。由于组织结构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企业所有战略意义上的变革，都必须首先在组织结构上开始。因此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内控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好的企业内控制度要通过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去完成。实践证明，一个不适宜的组织结构必将对企业内控制度产生巨大的损害，它会使良好的内控制度设计变得形同虚设。我们可以借用葛雷纳（1972）模型的基本②理论，每次危机皆表示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相对应的就是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之相适应，随着企业发展与组织变革的需要，内部控制制度也要不断创新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内部控制与公司组织结构变革具有共生互动性关系（李映辉，2007）。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组织时，他会带着从原先的组织中逐渐形成的行为习惯，而这种行为习惯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组织内的知识共享。企业需要合适的组织 ①俞玉林，信息经济模式下企业内部控制理念新探，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60316 /。哈默对企业流程再造的定义是：对企业业务流程作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重设计，以达到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现代关键指标的巨大提高。其基本思想是：企业以关键流程为核心，重新构造企业组织，提倡组织内灵活变通，合理分权与授权，让每位员工有一定的决策权；以顾客满意度为唯一考核标准；建立灵敏迅速的信息传递机制等，通过上述措施将金字塔型官僚组织体系改造成扁平化组织体系，将刚性组织变为柔性组织，使分工和等级制度变为合作与协调，使大规模生产变为灵活制造，并改变原有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互不相干的状况，从而使企业形成对环境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实现企业运作的高效率。现代内部控制正是需要建立在这样的流程导向基础上。 ②葛雷纳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组织成长过程中的演化与变革》，在这篇文章中，葛雷纳概述了每个成长阶段的特征，为管理者提供一个预测变革危机、管理变革危机的框架模型。一般认为，企业组织结构会朝着扁平化、网络化、无边界化、多元化、柔性化和虚拟化等方向发展。 24
，基础，比如组织架构、组织角色，以执行知识共享的活动。根据Ernst & Young Centers （1997）的调查，组织架构是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一个平等的文化意味着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而这更有可能发生知识共享。Currie和Kerrin（2003）强调了项目组的使用，以确保有效的知识共享。因此, 很多学者着重于研究通过组织手段、文化手段、制度安排等来解决知识共享中的问题，很多学者也探讨了适合于知识共享的组织结构，如Hedlund（1994）的“N型企业”、野中郁次郎等的“J型企业”以及Romme（1996）的“循环结构型企业”，此外还有适于知识共享的矩阵式结构、多维管理结构和学习型组织结构等。无论是何种结构类型，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能弥补层级结构缺陷的便于知识畅通互动的柔性组织结构。只有弱化等级结构，才能建立开放的、学习型的、成长的知识共享机制。 按照Leibenstein( 1966) 的观点, 组织资源配置的非效率主要来自于“X—非效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协调不力，那么，组织需要构建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组织的协调机制要通过信息的有效利用实现，组织演化成一个大的信息处理系统，则组织结构可以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任务单元信息关联关系。组织信息体制是组织应对制度环境变化的工具，同时又是组织体之间联结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组织信息体制对于组织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治理合约的选择。建立在博弈均衡基础之上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治理契约生存的基础，不同的生存制度影响着行为人的行为预期结果。同时，制度具有互补性，互补性的制度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性。一种制度的演化需要其他制度的相互配合，并且，一种制度的演化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影响其他制度的现有状况。那么，组织结构的状态和演进不仅影响组织信息体制和制度化关联方式，而且影响交易效率。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会发生演进。企业内分工除了随交易效率的改进而发生外生演进外，企业内分工还具有演进的内生性。内部控制以组织变革为背景，既要保证控制的有效性，又要保证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保证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整体效率(，1980)。因此，从契约理论分析，内部控制是内部契约的体现,是在给定条件下，人们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内部控制具有制度①驱动的路径依赖性(效率和利益集团的寻租)，另一方面具有自适应性特征，出于对组织结构效率的追求，利用内部制度自我学习和改进机制，以自发性地适应效率最大化要求。规范的内部控制是共同知识的载体，是组织结构的传感器，知识共享增强和组织结构变革引起决策权力和公司目标变革，进而促进内部控制演进。从博弈理论分析，内部控制设计、实施和修订是一个博弈过程，博弈各方力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营者与所有者博弈，经营者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组织结构，让委托人充分了解其努力程度，以降低经营者报酬逆向调整的风险。博弈的结果是正式的制度，如果外部治理效率下降，就可能转向内部治理，治理契约的选择和内部控制设计以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为导向。 （二）信息体制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性 不同信息化关联方式，必然影响知识共享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2008年5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要求“企业应当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信息系统，促进内部控制流程与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实现对业务和事项的自动控制，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从内部牵制，发展到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再到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及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经历了从单一零散到全面综合的发展过程，毫无疑问与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环境的变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认识论的产生与发展、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王海林，2008）。其 ①组织生态理论强调组织生物性进化的自然选择，认为是环境选择了不同的组织形式，组织变迁增强了企业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当任何经济参数均不发生外生变化时，分工具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的动态机制(杨小凯，2000)。组织学家提斯(Teece，1997) 提出动态能力框架，需要不断重构组织优势，增强组织的适应性(更新自身的核心资源)和组织性(更新自身专长的整合能力)。 25
中现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飞速发展无疑加速了经济全球化步伐，使企业经①营的内外环境、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多变，进而推动了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前进。 遵从青木昌彦(2001) 的分类方法,把组织的信息模式分成三种: 即信息包裹式(IE)、信 ②息同化式(IA) 和层级分解式(HD)。一般认为，不同责任主体共同感知系统环境信息，则对系统环境信息的认知准确度就高，导致内生交易费用就会低；相反，个体感知系统环境信息，准确度相对低，内生交易费用就会高。但在共同感知系统环境信息，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时，由于共同协商机制，可能导致外生交易费用高。反之，在个体感知系统环境信息，并独自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外生交易费用相对较少。一般认为, 强势责任主体信息认知能力强, 对系统环境信息把握的准确性高。同时，基于中间层责任主体与责任完成主体之间的系统环境的辅助同化，更进一步提高了强势责任主体感知系统环境信息的准确度，进而使内生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在总交易费用等于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之和的情况下，各信息体制表现出不同的交易费用特征( 见表1)。 表1 不同信息体制的交易费用特征 交易费用类型 内生交易费用 外生交易费用 信息体制 信息包裹体制 高 低 信息同化体制 低 高 信息层级分解体制 中 中 引自《组织信息体制、制度化关联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作者刘冰、高闯，中国工业经济，2006，3：21-28）一文的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信息体制的选择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任务单元之间的活动性质；二是环境振荡的对比特征；三是人力资本类型。具体而言，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是竞争的，那么信息包裹模式比信息同化模式在信息处理上更有效率。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是互补的, 那么结论相反。同时，信息体制效率因系统振荡与个别振荡两者之间的比值的不同而变化。一般认为，系统信息振荡比重越大，越需要系统环境信息的强同化。那么，建立在强势企业主导基础之上的层级分解同化模式较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同化模式在信息处理上更有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企业内部控制治理合约的选择及其演进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包括内生③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而决定总交易费用的因素是组织机构、组织信息体制及其制度化关联形式。从长期演化角度看，内生性的社会分工促进了交易的发展，也 ①关于IT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论述，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二：信息技术使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对企业内部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杨周南，2002.刘志远等，2001)；信息技术会对企业的整体内部控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内部控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章铁生，2007)。 ②①层级分解模式。组织在某种系统环境中, 信息分工是按照上层任务单元对系统环境作出后验认知, 并相应作出行为变量, 然后上层任务单元在一定的噪音情况下把它对系统环境的后验认知传递给下层任务单元, 下层获取信息后作出决策, 这种层层信息分解传输的模式称为层级分解模式。②信息同化模式。组织任务单元共同面对系统环境, 并对系统环境作出相同的后验认知, 不仅对于可编码知识, 而且对于意会知识都达成共同认知。此种信息分工模式区别于层级分解信息模式, 在于他们的行动决策包含了共识形成或集体决策的因素。③信息包裹模式。组织的两个任务单元独立监测系统环境, 但两个任务单元的系统性环境大致在相似的域内, 虽然两个任务单元因为独立监测系统环境而形成不同的后验认知, 但往往它们不同的后验分布存在替代性和竞争性。 ③将内部控制的本质解释为企业内部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从而导致作为生产组织模式，企业比公司更有效率，这种解释科学地说明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属性。见张晓东、严栩栩的《内部控制模式的分析》一文的论述（载《时代经济论坛》，2008年第9期）。 26
①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治理合约的选择和演进( 如图3)。 长期内生演进 企业内部控分工 交易 制度环境 交易费用 信息体制 制治理契约 交易效率 制度化关联 图3 企业内部控制治理合约选择和演进机理 （三）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与内部控制模式 ②企业基本组织结构主要有直线职能式、事业部式和矩阵式组织结构。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信息关联体制，从而内部控制方式与权限各具特点，其内部控制的内容是不同的。内部控制制度化是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过程。无论其制度化的具体形式是采取自主性制度化，还是采取诱导性制度化，其最终结果都意味着参与人策略决策的程式化和关于其他参与人决策的不确定性的减少将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同时产生。也就是说，内部控制制度化降低了人们交易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沟通成本，有利于交易的更广范围和更深深度的进行。 在组织中个人任务的执行涉及到有关各自特质环境信息的加工，从这个意义上任何组织都存在信息加工活动的分工。不论是层级分解信息体制，信息同化体制还是信息包裹体制，任何一种信息体制都离不开负责信息加工的参与人。信息体制的不同模式决定了信息传递及最后作出决策的主体，影响着组织域内部及金融域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而影响着内部控制治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模式从“资本的逻辑”向“劳动的逻辑”转变，由于用于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资源( 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时间资源、制度资源等) 是有限的，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处于非均衡状态，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又因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固化在人身上的信息加工技能，是一种“不可分离的信息资产”。由此，组织信息体制在内部控制治理框架下运作的过程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调节变量嵌入其中，并影响着它们的输出结果（见图4）。 ①引自《组织信息体制、制度化关联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作者刘冰、高闯，中国工业经济，2006，3：21-28）一文的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②以上各种组织结构类型只是最典型、最基本的类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类型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出现了诸如超事业部结构、模拟性分权结构及多维结构等形式。内部控制与组织结构的交叉部分是分工、职责划分及协调。该交叉区域的大小由组织的职能结构特点决定, U 型组织结构的企业, 交叉区域较大；M型组织结构(事业部制) 的企业, 交叉区域缩小；H 型组织结构(控股公司) 交叉区域相对较小。有些组织机构与内部控制的交叉大, 例如内部审计机构是企业组织结构之一,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组织机构与内部控制的交叉相对较小, 例如生产安全管理部门、市场策划部门等。内部控制的关键要素是人员(授权与分工) 、资金和信息, 通过建立职能结构、权责结构、层次结构或网络结构, 进行分工协调, 实施内部控制。企业对业务流程再造,实现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控制过程有效整合, 导致内部控制与组织结构交叉区域发生变化。 27
层级分解 组织信息分工体制 信息同化 内部控制 信息包裹 人力资本 图4 组织信息体制与内部控制治理动态运作框架图 同个公司内部层级分解体制与信息同化体制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下的博弈。在工业经济时代，层级分解体制在很多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机制中占有主导作用，上层任务单元对系统性环境进行后验认知，并根据组织发展及协调的需要，在一定噪音情况下传递给下层，下层任务单元只能在上层任务单元的指挥下进行信息加工。因此，上层任务单元基本上是物质资产的所有者，他们拥有让谁使用或不让谁使用资本的权力(Hart & Moore, 1990)。下层任务单元即劳动工人则是在物质资本所有权下进行信息分割状态下的劳动，上层与下层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在上层任务单元同样是物质资产的所有者时，由于信息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组织域中某一项任务的完成需求多种人力资本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信息同化则成为必然。人力资本的信息协作化使得他们在与上层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时拥有的一定的话语权，在博弈中能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性利益分配。为了在博弈中取胜，物质资本所有者在进行任务分工与协调中，尽量把信息同化模式压缩到最小范围，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一种信息分割的环境中完成既定任务。由此，当层级分解体制与信息同化体制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下进行博弈时，物质资本所有者会一边大力宣传公司的团队精神，一边在经营管理中尽量压缩专有人力资本掌控公司某项整体任务信息。企业所有权是不同利益主体借助于一定的信息体制进行平等博弈的结果，因此，层级分解体制与信息同化体制就成为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内争取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外显方式（薛金楼，2007）。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三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下的内部控制模式及其特征。 1、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信息包裹体制 直线职能式（功能垂直型）组织结构—信息包裹体制，这是一种以权力集中于企业高层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制度，企业的经营活动按照功能分成若干垂直管理系统，每个系统又直接由企业最高领导层指挥，且各系统部门按其所负责的职能进行设置、运作。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垂直的、“命令—控制式”的领导模式，其内部控制属于直接控制方式, 控制权集中。企业总部财务部门作为统一的权力机构, 对整个企业的资金筹集、运用及利润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管理, 以领导身份统辖下属企业、部门的财务部门（卢凤娟，２004）。美国《财富》杂志早在1995年对美1000家大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企业改变了“命令—控制”型的企业体制，转向弹性化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利信息流通，决策迅速，运转效率提高。 由于直线职能式（功能垂直型）组织结构—信息包裹体制的内生交易费用高, 因而，努力减少系统环境信息扰动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 既保证知识的外溢, 又降低对系统环境认知的偏差，从而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成为直线职能式（功能垂直型）组织结构—信息包裹体制下内部控制治理合约模式的首要任务。 28
2、事业部式组织结构—信息同化体制 事业部式组织结构—信息同化体制，是一种分权模式，它是针对直线职能式结构将一个产品的生产分解为多个职能部门，而减少了对产品整体性考虑不足而设立的，是依据对象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其中每一个事业部针对一个产品或项目而组成，拥有独立经营的管①理权力，称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利润中心。在事业部式的组织结构中，企业决策分成由企业最高领导层和事业部分别承担的战略决策和运作两个层次。企业最高领导层保留重大人事决策、财务控制等权力，把一部分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事业部，并通过各类指标对事业部进行业绩考评。可见，事业部式组织结构—信息同化体制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并把按计划统一分配资源与按价格机制分配资源这两种资源分配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其内部控制属于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方式，这种组织结构的企业总部对事业部的主要财权集中，只对重大的、全局性的财务事项做出决策，如重大的筹资、投资决策等，而根据需要将一部分次要财务决策权力下放给事业部。在这种组织结构下企业成员之间划分财权，使各责任主体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的权力。 由于事业部式组织结构—信息同化体制的内生交易费用较低，而外生交易费用较高，因而，利用互补性责任主体之间的学习网络机制、社会嵌入式信任治理、信息共享—租金分享组合等方式，再加上采取此治理合约的企业责任主体之间作业链或流程的互补关系，长期的合约关系和拥有较多具有背景导向型的人力资本，可以保证长期形成的组织惯例的不断延续和与组织需要的信息加工技能的匹配，从而降低外生交易费用，成为事业部式组织结构—信息同化体制下内部控制治理合约模式的首要任务。 3、矩阵式组织结构—信息层级分解体制 矩阵式组织结构—信息层级分解体制，是把直线式的纵向领导系统和按工程项目或业务项目划分的横向管理系统结合起来的、纵横交错的管理组织结构形式。它既可以根据某一产品生产、设计、销售的需要设置项目小组来对该产品的对象进行统一管理，又可以对各职能进行分类管理。矩阵式组织结构是一种短期性组织结构，常与其他组织结构形式配合使用。其内部控制也属于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方式, 这种组织结构是一个一级管理，多级经营的扁平式体系，有利于总部的监督，也有利于分部经营效率的提高。总部设立了专门财务中心对分支机构进行财务分析与考核，将资金筹集、运用等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分支机构。 由于矩阵式组织结构—信息层级分解体制中, 主要采用主导责任主体观测系统信息，并承担风险的方式，可以发挥主导责任主体信息收集能力强的优势，起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目的。同时建立在“面对面”合作方式之上的信息包裹制的外生交易费用也较单纯采用纯信息包裹制的外生交易费用低。所以矩阵式组织结构—信息层级分解体制下内部控制治理合约模式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较为均衡，数值居中，但总交易费用并不一定小，降低该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成为主要问题。 四、结语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知识共享载体，必须依赖于科学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信息体制（这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COSO框架中都有一个原则性的表述）。组织结构、信息体制作为企业信 ①事业部门按性质可以分为利润中心、投资中心和战略事业单位。其中，利润中心具有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其资产和市场情况规定相当的盈利责任；投资中心具有较大的投资权，并规定相当的投资收益任务；而事业战略单位的任务是负责有相互关联的若干大类产品的战略开发、投资、生产和销售，一般下辖若干投资中心。 29
息传输的方式影响着知识共享程度和公司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的运行，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形式不断向扁平化组织形式推进的情况下，信息体制在人力资本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中地位不断突显的情况下，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已不是某一个单一组织结构和信息体制就可以主导公司内部控制治理并使之完善，在同一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下，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信息体制相互协作并相互排斥，实现着公司所有者、经营者与利益相关性等各种投入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究其实质，组织结构与信息体制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下的博弈其实就是公司内部各投入要素（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而在信息传输层次上的动态博弈过程。不论是运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和信息体制，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在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框架内通过合作博弈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因为他们存有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共同的系统环境中，通过知识共享和信息沟通来建立合作意愿，共同分享合作的收益，以追求帕累托最优。 主要参考文献 . 葛雷纳，组织成长中的演变和变革[J]，哈佛商业评论，1972年7-8月。本文引自http://wenruiliu. 李映辉，对内部控制与公司组织结构变革共生性的探索， /070211/ 刘志远、刘洁，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企业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01（12），32-36 卢凤娟、韩向宏，企业组织结构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J]，商业经济，2004（11）：59-60。 马颖，共同知识价值视角透视长安福特公司内部控制系统[J]，商场现代化，2007（5）：198-200 王海林，IT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模式探讨会计研究[J]，2008（11）：63-68。 王蔷、任庆涛，知识型企业的组织架构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04（2）：11-13 威尔逊R.，实用成本控制指南[M]，苏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魏江、王艳，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1):68-69 徐勇、王福军，知识管理－－如何构建中国的知识型企业[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薛金楼，组织信息分工模式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博弈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7（2）：42-43。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杨周南，企业信息系统的发展规律[J]，中国会计电算化，2002（3），21-22 野中郁次郎、竹内广隆，创造知识的公司—日本企业是如何建立创新动力学的[M]，北京：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1999. 张建华、刘仲英，知识管理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7). 张先治,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模式创新与选择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35-39 章铁生，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内部控制规范: 国际实践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7（7），29-35 左美云，企业知识管理的激励机制[J]，中外企业文化，2000，(24). Currie 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enhanc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2003(6) .&. I.．Prusak.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J].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1998 E. Fama. Agency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88:287-306 Hart，O．and Moore，J．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Dec．1990． Hedlund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N-form Corporation[J]，Stt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15(1):73-9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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