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环保遭遇塑料袋:“限塑令”引发大震荡
2008 年 03 月 05 日 08:36 观察与思考
-观察记者 夏 燕
尽管没有能源、房地产等行业的巨大产业影响力，但因为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被新政
推上前台的塑料袋产业第一次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新政策，无论赞许抑或猜疑，种
种公众心态都在暗中进行着角力。
全国即将迎来“限塑”时代。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
自当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
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据：全国每天光买菜用掉的塑料袋就有 10 亿个，其他
各种塑料袋的用量则在 20 亿个以上。
2 月 17 日，家住杭州拱墅区和睦新村的黄先生照例骑着车，来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二十分钟后，黄先生手拎十几个塑料袋出现，由于东西太多，他不得不把一部分东西放在地
上，才能腾出手来摸出车钥匙打开电动车。“不用塑料袋，车上没法放。用手提回去，会勒
得手受不了。”黄先生尴尬地说。几天后，这些塑料袋变成了黄先生家里的垃圾袋。再后来，
小区将这些垃圾袋统一收集后送到附近的垃圾站……来自杭州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的数
据显示，这个城市平均每天有 41 吨白色污染产生，这些白色污染中几乎全为塑料包装物—
其中仅有 10%经简单处理后进行了回收再利用，剩余的 90%则全部混在了生活垃圾当中。
如今，“限塑令”尚未显现威力，这座城市中各种塑料袋的使用也一切照旧。对于 6 月 1
日后即将执行的限令，许多人的最直接反应是：“那么家里的垃圾该怎么办？”
当塑料袋成为一面镜子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2 月 15 日清晨，杭州西湖区益乐农贸市场门口，来买菜的市
民为领取环保购物袋排起了长队。“以后来买菜别忘了带上这个购物袋。”工作人员一边发袋
子，一边向市民宣传着。这一天，西湖区包括益乐、松木场在内的 6 家农贸市场联合推出“绿
色生活，代代相传”赠送环保购物袋活动，仅 2 月 15 日一早上就免费送出了近三千个购物袋。
记者看到，居民手中拿到的袋子分浅绿、深绿两种颜色，每只成本价 2 元，全部由某商
家免费提供。益乐农贸市场的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杭州每人每月买菜要消耗
近 100 只塑料袋，用上新的环保袋后，估计能减少 70%的塑料袋使用量。
然而，对于取消免费塑料袋，这位工作人员仍然表现出一丝忧虑：“以后塑料袋真的收
费了，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事实上，塑料袋即将有偿使用的消息甫一发布，在茶余饭后的谈天说地中，小小塑料袋，
俨然成了一面镜子。
2 月 10 日，国家标准委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就塑料购物袋的三项国家标准向社会征求
意见，“公众的反应非常积极。”相关负责人表示，收到的意见中大部分对塑料袋有偿使用表
示支持，但也有小部分提出了异议。“比如有人就会质疑，为什么塑料袋的费用要摊到消费
者身上，而不是由商家承担。”
对塑料袋收费，公务员叶毅就不太乐意。“一个大男人，每天都拿着购物袋上街，太不
方便了。”
“现在什么都涨价，塑料袋就算只卖一两毛钱，小数也怕长算。”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李娜
刚结婚，每天都在为小家庭的开支精打细算，她并不觉得自己少用几个塑料袋对环境有什么
影响。“环境污染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企业还有科学家去解决，我们小市民出不了什么力气。”
“我很支持环保，但要我多出钱？No way！”限塑令发布的当晚，工程师成栋就在 qq 上
对朋友说。
一部分商家也显得忧心忡忡。浙江理工大学侧门的水果摊边，不时有学生匆匆称上几斤
橘子和苹果，老板则殷勤地在塑料袋外再套上一个塑料袋。他说，每次进 100 元的塑料袋最
多只够用 10 天，真要取缔免费塑料袋倒能省了一些开支，但问题是顾客买东西大都很随意，
不太可能随身带着布袋和篮子，“我不提供塑料袋，人家就可能不买我的东西。”
杭州西郊一家超市的收银员说，平时一个收银台的塑料袋发放量在五六百个左右，节假
日则在千个以上，粗略估计，该超市 30 个收银台塑料袋的日消耗量在 1 万到 2 万只之间。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会被装进塑料袋里，即使是有包装的鞋盒或者成捆的面巾纸。
“对于不能免费提供塑料袋的规定，超市正在开会研究。”该超市门店经理说。超市需要
用到塑料袋的地方很多。不仅仅是收银台，生鲜部门的水产、蔬菜、水果在处理、上架的过
程中都需要用大量的塑料袋，但目前对此还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
然而，按照“限塑令”的意图，推广有偿使用塑料袋并不是真的要消费者掏出更多的钱来，
而是为了倡导消费者尽量少用塑料袋。但正如墨菲定律所预示的那样，新政的执行还未开始
就遭遇了不少“麻烦”。
杭州麦德龙超市从营业开始就推行有偿使用塑料袋制度。商场某楼层经理表示，超市目
前提供给顾客的袋子有几种选择： 元和 元的普通塑料袋，以及售价为 6 元的无纺布
购物袋。然而调查表明，每 10 到 20 个结账消费的顾客中才有一个会购买塑料袋。
在经营户众多的农贸市场，情况颇为复杂，推行塑料袋收费也更为困难。益乐农贸市场
的工作人员表示，以现在农贸市场使用的塑料袋为例，单只塑料袋的价格在 元左右，
如果一个家庭每个月的塑料袋消耗量是 90 只，按照成本收费，顾客每月要付出 元。而
当“限塑令”实施后，壁厚超过 毫米的塑料袋价格普遍超过 元，这样一来每个月购
物产生的塑料袋支出将超过 20 元。“让习惯了免费塑料袋的顾客自己掏钱买塑料袋，会比较
难。”他说。
而在一些小商品市场、水果摊，为了尽量降低经营成本，推行塑料袋收费制比农贸市场
更为复杂。让顾客提着纺布袋或菜篮子上街买东西？看上去似乎挺美。
二十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菜篮子，这样二十年前常用的东西如今和蒸汽机一样，已成为字面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名
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菜篮子工程”，似乎更应该称呼为“塑料袋工程”。
许多人还记得二十几年前买东西的情景：先把东西用麻纸包好，然后从悬在空中的吊篮
里扯下纸绳捆扎成十字。如果在摊上称好零食，摊主会顺手从事先折好的纸盒里取出纸三角，
然后把零食倒进去折了口递给你；如果去市场买菜，篮子基本是少不了的，而且很有可能，
那时候家用的菜篮子还是用废旧塑料捆扎绳手工编制的。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塑料袋已替代了那些温馨的回忆。
1902 年 10 月 24 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
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它比篮、篓方便，比布袋便宜、隔油，比纸袋经用、隔水、耐
温，加上价格低廉，因而几乎无处不在。而自塑料袋诞生的那天起，也注定了它是一种“即
用即弃”的消耗品。
上世纪 80 年代，广东零售业最先开始向顾客附赠塑料购物袋，此后迅速普及到大江南
北。当年的媒体曾热情讴歌这一“便民举措”，称其开启了消费史上的新篇章。彼时的中国，
商场里免费提供塑料袋被视为热情服务的标志之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方便却变成了大麻烦。2002 年 10 月 18 日，英国《卫报》
评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塑料袋不幸“荣获”这一称号。《卫报》称，我们的地球似乎已经
变成了“塑料星球”，土地、河流、高山、海洋……塑料袋无所不在。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已
离去，这些家伙仍然占据着地球，因为它们是“永生”的。
尽管只有一百多年，如果说当时人们为塑料袋的诞生而欣喜若狂，现在却不得不为处理
这些充斥在生活中、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极大威胁的包装物而煞费苦心了。
在给人们带来便捷享受的同时，塑料袋的最糟糕之处在于：一旦生产出来即很难自然降
解。调查表明，塑料一旦掩埋在地下，历经 200 年也不会腐烂降解，且会破坏土壤的通透性，
使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生长。如今，处理它们的方法不外乎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而焚烧所
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2 月 16 日，杭州乔司垃圾焚烧场。戴上口罩、安全帽，周小军小心翼翼地把垃圾袋的
扎口绳挂在吊车的吊钩上，再小心翼翼地爬出那堆“危险的垃圾”，神情严肃地看着吊车把垃
圾袋吊到高炉顶端，然后和同事一起，把垃圾袋投入高炉的炉口。两年多来，这样的动作，
周小军每天都要重复好多次—虽然杭州目前已尽力提高垃圾焚烧的比例，但还是有近 50%
的生活垃圾是进行填埋的，其中就包括了每天近 40 多吨几百年都不可降解的白色污染物。
位于杭州半山青龙坞的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是当地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该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在城市垃圾清运中，易拉罐、饮料瓶、报纸、硬纸箱、啤酒瓶等等基本上都
已经回收。垃圾车里，除了剩饭、菜叶和渣土外，全是白花花的塑料袋。这些废旧塑料袋主
要来源于农贸市场、超市、商场和医院，其中最大的一块农贸市场，占了近 30%。然而，
城市塑料袋的收集并不像可乐罐等一样简单和有回收再利用价值，一公斤几毛钱的回收价基
本无利可图，所以一般的垃圾回收者对此并不感兴趣。
但事实上，塑料袋的处理成本并不低。“一只塑料袋在完成使命后，无论是填埋还是焚
烧，由于要经过清理、运输、处理等一系列环节，其最少的花费是 元。按当地一年消
耗 40 亿只塑料袋来算，处理费至少在 4000 万元左右。”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由此，从各个环节来看，如何统一清理回收这些塑料袋，都是一个难题。
而在商家看来，它们的难题并不在此。从某种角度看，国家将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实行
的“限塑令”，俨然已成为考验其商业智慧的试金石。杭州某大型零售连锁超市的经理在接受
采访时即表示，最近免费塑料袋的话题过于敏感，但超市肯定会遵守国家相关规定，提前做
好推广减少使用塑料袋的活动，在普通市民中推行环保购物的概念。
记者了解到，一般情况下，大超市送出的塑料袋成本仅占整个超市销售额的千分之几左
右，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超市宁可加大成本也不愿意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对此，
有业内人士分析，因为目前几乎商家都免费赠送塑料袋，所以谁也不愿首家实行“有偿使
用”，生怕顾客会流向其他超市门店。“只有政府出台有关规定，促使所有超市统一执行，才
能确保这项环保举措的推行。”这位人士认为。
实际上，也正因为是免费发放给消费者，所以商家更加注重控制成本，塑料袋的厚度也
尽可能地薄。按照国家新的要求，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目前几乎所有超市里免费发放的塑料袋都达不到这个最低标准。
环保塑料袋的“救命稻草”？
2008 年 03 月 05 日 08:36 观察与思考
环保塑料袋的“救命稻草”？
似乎在一夕之间，多年来一直以无偿使用形式给公众带来极大便利的超薄塑料袋，成为
了这场告别仪式的主角。而一些在混乱市场竞争中挣扎的中小塑料袋企业，也正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局。
“很郁闷。”站在塑料熔化后充斥着浓烈气味的工厂里，江建国这样表达他对“限塑令”的
第一反应，“我们这样的小厂没法再和别人竞争了，不知道还能做多久”。江建国是德清一家
塑料制品厂的老板，几年前花了 10 多万元买回两套二手吹塑机和制袋机并租下现在的一间
百来平米的厂房后，他成了这家初期只有 6 个工人的塑料袋工厂的老板。
正如众多中小塑料袋企业一样，江建国的工厂生产经营并不复杂：从废旧塑料交易市场
买回原材料后，生产成低档塑料袋，并将其销往集贸市场、小百货店等。初期因为没有固定
销售摊位，他要开着摩托车背着装满塑料袋的大包上门兜售，“整天就在各个集贸市场里转，
一家家地问别人要不要塑料袋。”前些年，江建国的工厂基本上每天生产 10 万个以上的塑料
袋，节假日期间这一数字甚至还会上涨，销售相对稳定。
然而危机不期而至。“限塑令”让他“感觉走到了发展尽头”。“订单少了很多，估计会辞
退部分工人。”一名在江建国厂里的工人说，他一个老乡所在的小塑料袋厂已打算转行做缝
制布袋的生意，“说是今后限用塑料袋了，布袋会好卖些”。
江建国没有考虑过做布袋，但年前曾有过转做可降解塑料袋的想法，然而经过分析之后
他认为那东西对自己的小厂“技术、成本要求都太高。”
无独有偶。同样的问题也考验着在市场竞争中挣扎的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
“商贩使用那些不可降解或者用回收塑料做的塑料袋便宜，至于会不会破坏环境他们并
不关心。而卖塑料袋是要靠量的，量上不去，企业就只能不断亏本，加上还有一些假冒的环
保塑料袋冲击，我们就更难做下去了。”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慧告诉记者。
调查表明，以环保为显著特征的可降解塑料袋是一种由玉米淀粉等其他粮食作物渗在塑
料粒中聚合制成的物质，在自然光、水、微生物、空气等自然条件作用下，会自行分解消纳，
从而解除对环境的污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企业虽然已经能够研制和生产出可降解的
环保塑料袋及餐盒等，但在推广及销售中却遇到极大障碍，许多研制和生产环保塑料制品的
企业因此相继陷入困境。
目前，由于生产企业多属民营，和国有企业相比，其在获得政策、贷款、税收支持等方
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加上没有硬性约束，一旦遇到某些经济利益冲突，“环保”二字往往就被
轻易地扔到一边。
那么，即将执行的“限塑令”又能否成为“救命稻草”、给予环保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一
个新的契机？对此，业界普遍的看法是，在有关政策正式实施后，所有的塑料袋生产企业肯
定都将面临减产压力，但具体程度还需视政策实施情况而定。
其间，各方讨论最为集中的还有这次新政的实施力度能有多强。像江建国一样的大量中
小企业尽管已经有了危机意识，但曾在多个地方多次上演的政策失效的历史，又使得他们对
新政的“浅尝辄止”抱有期待。资料显示，从 1999 年开始，陆续有天津、江苏等十多个省市
出台了相关规定，限制使用超薄塑料袋。但最终由于是局部性限制政策且在现实中监管乏力，
超薄塑料袋仍在这些地方广泛使用，相关规定一度成为一纸空文。如今，即便是一些塑料行
业协会，也对该项新政的实施前景持保留态度。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甚至表示“这不是一个
能短期实现的工程”。
然而，尽管没有能源、房地产等行业的巨大产业影响力，但因为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
被新政推上前台的塑料袋产业第一次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新政策，无论赞许抑或猜
疑，种种公众心态都在暗中进行着角力。但不能不承认的是，“一旦落实到位，将深度改变
塑料袋市场杂乱的竞争格局”。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
“限用塑料袋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在杭
州古荡农贸市场总经理金长看来，“限塑”并不是一个人的事。
鼠年伊始，某网站就“限塑”组织了一项数百万人参与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60%
的人认为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对自己生活影响较大，但也有超过 50%的人表示会因此
改变购物习惯。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说。
2004 年，上海市曾计划实施塑料袋有偿使用，其间环保部门的网上调查结果表明，90%
的市民对这一举措投了赞成票。但当部分超市实行收费后，却遭到了多数消费者的抵制，直
到如今，上海仍在等待搭上全国的顺风车。
赵玲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采访中她坚持自己是个有环保理念的人，比如不用一次
性快餐饭盒和筷子，但她也不好意思地承认，有时并没有在生活里坚持环保的生活方式，因
为觉得偶尔不环保可能并没有太大影响。
像赵玲玲一样，许多人的环保行动力仍然仅仅停留在口头阶段。即使有时身受其害，转
眼也忘了环保从自身做起的重要。家住杭州文一路一栋小区顶楼复式单位的张全，只听说过
地势低会被水淹，从来不知道住在高层也会发大水。去年夏天，一场台风袭击杭州，家里的
阳台随即开始积水，并迅速灌到房间里，泡得所有的木地板全变了形，而导致这场大水的原
因，竟然是阳台出水口被风吹来的塑料袋堵住，水完全无法通过管道流下去。现在的张全，
仍然是塑料袋的忠实拥趸，垃圾也是随便丢出门外，至于环保，“有那些名人在做啊，我们
老百姓做不做有什么重要？不是也有人一到地球日就去捡塑料袋嘛。”
一边是便捷的现实享受，一边是与自身关系并不怎么密切的宏大意义。让渡自己的现实
享受，去承担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道义与责任，这种选择往往让很多人不屑一顾。
那么，解决塑料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仍然需要用一种同样便捷的物质继续满足大多
数人的这种享受？于是有人想到了纸袋。但日前美国环保署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纸袋并不
比塑料袋更环保。它在解决塑料袋“潜在危害”时，同样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生产纸袋的过
程不仅会带来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而要使纸袋再循环利用，可能会耗费更多的
能源。也有人想到了代替塑料袋、方便群众生活且同样价格低廉的环保用品，但实践证明，
这无论在研发、推广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可见，是否环保、能否控制白色污染，关
键不在于用纸袋、布袋或其他，而在于塑料袋能否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
说，只要物质被纳入循环利用的轨道，就不会出现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
在国外媒体眼里，“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还很薄弱。”英国《卫报》在报道中国要求停止
使用免费塑料袋做法时这样评论。所以在中国，“当国民的环保意识比较弱的时候，价格应
该发挥一定的作用。”有观点认为。
然而，在价格杠杆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的现实经济条件下，更多的焦点仍然落到了习惯
这个字眼上。
“动机虽然很小，但往往具有惊人的威力，能够使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魔鬼经
济学》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这样说道。在治理“白色污染”问题上，同样在
于能不能改变公众的动机和习惯。试想，如果人人都认为滥用和乱丢塑料袋是可耻的；如果
人人都能将塑料袋与其他垃圾分类开来；如果人人都不再是行动力缺失的口头环保主义
者……那么结果又会是怎样？
诚然，习惯不是一天能够养成的。即使在居民环保素质颇高的新加坡，也只有 10%左
右的市民支持彻底推行自备购物袋及有偿使用塑料袋。小小的新加坡尚且如此，何况 13 亿
人口的大国。或许正如《卫报》所说，“在这一点上，公众的参与非常重要，而思维方式的
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切都需要慢慢来。 -
绿色奥运破解“垃圾围城”
奥运鸟巢
环卫工人
居民不愿垃圾场建在小区附近
垃圾处理场
与部分西方国家乐于将奥运政治化不同，中国公众显然抱有更为切实的想法——希望奥运会
带给北京乃至中国的不止是 17 天的变化。
其实，每个奥运问题背后都是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奥运会只不过把这些集中呈现
在 17 天而已。绿色奥运的背后，难道不是如何建设一个绿色中国的更艰巨的挑战吗？
据专家预计，奥运会期间将产生 1 万吨以上的垃圾。垃圾处理是绿色奥运的重要一环，
北京曾庄严承诺：“到 2008 年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 30%，分
类收集率将达到 50%。奥运会垃圾全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回用率达 50%。”
然而，这 17 天的垃圾总量，也不过与偌大一个北京城的垃圾日产量相当。而中国 2006
年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亿吨，2/3 的城市被垃圾环带包围。
政府在解决垃圾问题上不可谓没有教训。在民众中开展环保教育、推广垃圾分类，结果
人们却找不到分类垃圾箱，而运输车更是把所有垃圾一股脑装进车厢，原来整个城市的垃圾
分类系统全靠外地拾荒者支撑。再者，城市规划未能充分考虑垃圾处理的环保需要，置环保
部门的意见于不顾。循环经济说到底是一门技术活，不但要求科技实力，更要求精细管理。
而中国一旦要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境，首先被民众感受到的改变，仍然是收费增税。作为垃
圾处理系统工程的一揽子计划与未来资金流向，民众仍未知情。
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的倡导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兴建传统的垃圾填埋场相
比，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建设垃圾发电厂。目前该行业在全国已呈遍地开花之势，相关的统一
标准却付之阙如。
希望北京绿色奥运关于垃圾处理承诺的践行，能够为中国更广大的地区提供良好的范例，
无论在系统处理、标准制定还是与居民的平等协商谈判上。
六里屯垃圾电厂“叫停”之后
2008 年 03 月 14 日 11:35 南风窗
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垃圾，优美的风景将会受到破坏。
荒地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
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
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一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
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 1999 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
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
皮书》中提出的 2008 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
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
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
2006 年 10 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
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
总局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
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 11 月 7 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
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
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 300 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 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
黄世平说，300 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 300 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
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了几十
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 5 大项，20 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
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
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
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
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 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
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 300 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
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
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
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
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 5 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
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
出现 300 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
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
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
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
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
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
25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
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
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 2008 年建成的 3 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
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
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 130 倍、砒霜
的 900 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
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
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 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 1 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 1985 年，
美国就有超过 137 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
使用的禁令；1996 年北美洲五大湖区 52 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
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
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
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
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圾场的选址
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
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 1100 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
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 1995 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
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
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
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屯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
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
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
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
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 500 米
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 10 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
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
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 1 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
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
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 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
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表
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
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
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
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
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
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
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
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 1999 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
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 100 米之外
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
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 1 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
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
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 7000 多万到垃圾填埋场，
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
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
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面对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汹涌民意，西方城市管理者有自己的解决方式。“给垃圾场周边
居民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免费供电、供暖，免费收垃圾等等现实好处，这些是普遍采用的
有效措施。”王维平说。
但这些需要政府和公众平等坐下来谈判的方式是否能在中国实现，却还是个未知数。对
于北京来说，更紧迫的压力来自奥运会。垃圾处理是绿色奥运最重要的一环，北京市曾庄严
承诺：“到 2008 年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 30%，分类收集率将
达到 50%。奥运会垃圾全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回用率达 50%。”这一连串的数字需要面
临的挑战，不仅有技术上的壁垒，更有汹涌的民意。
北京垃圾的出路在哪
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
答案是：环卫工人罢工。如果城市无人清扫，人们将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状不难设
想。
人们随处制造着垃圾，却常不以“垃圾”为意。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时曾打出“绿色奥
运”的旗号，承诺届时“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 30%，分类收集
率将达到 50%”。如此庄严的承诺，让公众开始关心“垃圾”话题。
实际上，不论 2008 年之前，还是 2008 年之后，垃圾问题都是困扰中国城市生活的重大
难题。那么，北京垃圾处理的现状如何？“垃圾减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于征收传说中的“垃
圾税”呢？2008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言，“适当提高
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标准”，看来所谓征收“垃圾税”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 2 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上，已要求各地配
合有关部门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标准。
“农民游击队”的角色
北京城里每天总有一些人踏着三轮板车，或走街串巷，或静待一隅，收购各样废旧物品。
他们正是数以十余万计的北京回收大军中的成员，这支队伍虽不是正规军，却编制有序，分
工精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北京城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的重头任务。
从 1952 年，北京成立国有废品回收公司，到 1965 年，北京二环内已有站点 2000 多个，
随着国有企业的式微，到 1998 年站点仅剩约 5 个。 数十年来，“拾荒大军”把“国退民进”这
个词演绎得活色生香。
王维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两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 年，
在环卫局任职的王维平给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到丰台区的义和垃圾场捡垃圾。
后来，据此发家的许际才成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随许际才来到北京的杜茂献则成
为占据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间故事纷杂，无法一一赘述，讲来活似一部“川国演义”。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王维平从日本回国，他依托政府资源和江湖关系完成了震惊一
时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1999 年，王维平的调研数据说明，20 世纪末，
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数近 万人，其中四川约 万人，河南约 万人，河北约 1 万人，
江苏约 1700 人，此外还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在这 万人中，有 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
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 2 万人，人均年收入 万元；蹲守垃圾楼
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 万人，人均年收入 1 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
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 1 万人。
收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
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当
地财政收入的 93%，都来自于再生塑料制造。
2006 年，这支队伍已经达到 13 万人，而今，恐怕已至 16 万人左右。 北京市政管委会
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 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
属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约占 3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如此庞大而活跃的拾荒队伍，占垃圾
总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当充分“资源化”了的。
如何收编
不过，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兴学院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所说，
民间拾荒队伍已经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价值流”和“物质流”，只有“环境流”还没有兼顾。
有关“环境流”的问题，王维平的感触也很深。他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
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 62%与他们相关；二是卫生防病形
势严峻，71%的人都有传染性肝炎，梅毒、艾滋病也不鲜见；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2%
以上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间的回收产业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比如河北
文安的再生塑料污染，以及绿色和平曾呼吁公众关注的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污染。
要破解上述难题，回收大军“正规化”势在必行。不过，如何正规化却是个恼人的问题。
为此，北京曾试图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十余万的农民回收队伍进行“收编”。
为了巩固阵地，拾荒大佬杜茂献等人纷纷成立了资源回收公司，并与许多小区签订了“合
作协议”。同时，原来北京原有的资源回收系统也纷纷进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风。而北
京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等各区也陆续成立了由各区政府控股的资源回收公司。一时之间，
北京的垃圾回收业版图呈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各种资本竞相争夺利益，而遗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
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摊到了拾荒“个体户”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具体地说，譬如某个体
户与某回收公司签约，每年上缴费用竟高达 1 万多元，当然里面已包含了进贡给居民小区物
业公司的抽头。
实际上，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为民间控制的局面不过是中国拾荒业的一个样板戏，许多
地方都面临着放任或收编农民游击队的两难之境──为此，由杜欢政主导的长三角循环经济
技术研究院设计出一套方案，在以循环利用废旧金属为主导产业而有“五金之都”之称的浙江
省永康市试行。
在改革之前，本地人口不过 50 余万的永康市大街小巷游走的“农民回收游击队”将近有
4000 多人。新方案推行后，物华回收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将原有的数千散兵游勇收归
旗下，实行 “七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衡器、统一车辆、
统一管理，改编经费由龙头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杜欢政看来，这是为拾荒农民正名的
重要举措，他们将不再被视为二等公民。同时，这 4000 名农民又分别挂靠在 120 个收购站
点，这些收购点再分属 4 个回收基地，基地直接与交易市场挂钩，进行交易。
“永康模式”的精髓在于，它强调政府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主张“市场化”与“公益
化”并重的原则，并且尊重了过去 20 余年来形成的既有利益结构链条。“永康模式”已试行一
年多，比较成功，现今浙江省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试行。
而今，北京正在部分小区试点的“资源回收体系统一化”工程，似乎受到“永康模式”中“公
司加个体户”理念的影响──海淀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体系于 2006 年 10 月 9 日正式
启动，回收垃圾的小贩、板车，将逐步被封闭式运输货车取代，首批 13 辆运输车开始对紫
竹院、八里庄等 8 个街道共 110 个社区回收试点网点的再生物资进行统一收取和物流运输，
而试点的“社区回收站”所有“回收员”都是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其中八成就是以前的拾荒人。
垃圾税是绿色税种吗?
城市中庞大的农民回收队伍，的确为北京环卫部门减负不少，但所剩生活厨余垃圾数量
依旧庞大，令管理者大为头疼。
1991 年，北京利用世行贷款建成了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并投入使用，这标志着
北京的垃圾处理进入无害化阶段。此前，北京的垃圾不过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无害化”，很长时间国内主要指“填埋”。据北京市政管委会介绍，截至 2005 年底，
北京对垃圾的处理中，%进行了焚烧处理，%堆肥，制作成垃圾肥料，%则填埋。
预计到 2010 年，北京的垃圾日产量将达到 万吨，这对于北京城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现
实的情形恐怕要更加悲观一些，因为规划中的焚烧及综合处理设施均建设进程缓慢──北京
计划建设南宫、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 4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但其中高安屯和六里屯因为
环保问题遭致周边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强烈反对，一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然而，在王维平看来，过去政府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在被动地接受垃圾，强调末端无害
化处理实际上是“下策”。那么，何为“上策”呢？自然是“源头减量”。要实现“源头减量”，自
然要从制造厨余垃圾的家庭入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极为精细，最早分为可燃
和不可燃两类，后来又增列出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以及电池、灯管和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
常常访问日本的杜欢政教授说，哪怕一个普通的酒瓶，日本的家庭主妇也要把它分解成瓶身、
瓶盖和复合膜单独存放，积蓄一定数量再交给垃圾车。
如此精密的垃圾分类适合中国国情吗？杜欢政认为，这在中国还不太可行。原因在于，
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学习它的精
神和理念，然后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在发展中国家切实可行的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日
本的女性多数不用上班，在家专门管理家务，中国女性有这个条件吗？”杜欢政说。
既然精细垃圾分类在中国目前尚不可行，那该怎么办？于是，有人提出以征收“垃圾税”
的方法来扼制家庭垃圾产量。不难理解，这同为控制白色污染而进行塑料袋收费的思路如出
一辙。
“垃圾税”这个提法听起来还有点新鲜，不过，征收垃圾处理费在中国却已有年头，无论
《中国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还是 1997 年六部委联合发文，都对收取“象
征性”垃圾处理费作了相关规定。以北京为例，每个家庭每月需缴纳 3 元垃圾处理费，每年
仅 36 元。
“一个 3 口之家每年大约产生垃圾 吨，即使按照 120~125 元/吨的垃圾处理成本，36
元也过低，”王维平说，“尽管增收垃圾处理费用可能连带产生收费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它是
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
不过，杜欢政认为增收垃圾处理费并不是治本良方，“垃圾量与居民消费结构密切相关，
与垃圾收费并无直接关系”。
对于垃圾收费的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 譬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 2001 年审议
通过《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时，曾否决条例草案中原拟的“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的规定。
去年，英国政府曾提议引进“垃圾税”这一新税种，对扔垃圾这一行为收税，而这一设想
却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其后，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
圾税”征收计划程序过于复杂、表述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
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
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王维平认为，爱尔兰的情形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现阶段中国垃圾费将按人头收取。不
过，一旦条件具备，按照每个家庭实际产生的垃圾量来征收垃圾处理费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到塑料袋收费，再到加大征收垃圾处理费，这一系列的税费政策真
的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感谢《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为本文撰写提供的支持，本文写作亦参考冯
永锋专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
应对垃圾新思维：从处理到管理
2008 年 03 月 14 日 11:35 南风窗
王维平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 223 年，
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
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 1924 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 1980 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
步。
1972 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
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 1970 年代
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在国际上，1972 年是个分界线，农民从那年开始拒绝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国大概是在
1979 年，开始出现农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从那到现在快 30 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
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局面。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几年前同样处于
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只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垃圾一方面扼杀、吞噬着城市，改变着城市风景，同时也启发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
式，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循环经济。据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统计，2005 到 2007 年，3 年
间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原料有 40%来自于废旧物资。2005 年一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回收的
废旧物资总量价值 2500 亿美元，欧洲是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最好的区域，单是用纸一项，全
欧洲再生纸占了消费总量的 70%。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轮胎。他们著名的“371 承诺”，每条轮胎能够翻新 3
次，使用 7 年，行驶 100 万英里。废旧的轮胎使用 3 次之后，即使最后彻底不能再奔跑，仍
然能够做成橡胶粉被利用。
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呢？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资源争夺是国际斗争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地
域狭小、缺乏资源，历来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废旧物资是跟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战略
资源。
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旧物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
缺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题中早已是共识，只是在中国我们还认识不足。
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大家都会明白，垃圾绝不仅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宝藏，重
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宝藏。
走向垃圾综合管理
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如今，欧美国
家最先进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综合管理，结合中国垃圾实情，对于垃圾管理，主要应该
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合法性。在中国，我们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 2005 年出台的《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进的，主要提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减量化。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欧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
能做到负增长，东京从 1989 年就开始了负增长，至今已持续了 19 年。欧洲除了希腊和土耳
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化则是更加现实的问题，研究垃圾的学者都会说“垃圾是放错了位
置的资源”，这个就不用细说，单是垃圾管理带来的就业大军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在中国，600
多座城市，一共有 230 万垃圾产业大军，光北京就有 17 万之众。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
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
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
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
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
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
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
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 25 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
了 25 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 10 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
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
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
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
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
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
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
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
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
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
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
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
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
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
圾问题上，中国的 600 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
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 8200 千焦(4200 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
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总体来讲，中国的垃圾管理事务，这两年在不断进步。仍以北京为例，虽然系统管理的
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至少在政府决策层的头脑里，垃圾问题已经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系统管理的思想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了。
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净化、堆放污染、末端治理和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如今的中国城市正处在第三阶段，这是现实困境所决定的。但我们应该提倡迅速地进入第四
阶段，起码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地方应该率先进入第四阶
段，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烧炉，在末端治理阶段徘徊不前。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
经济学教授 本刊记者田磊采访整理)
奥运垃圾处理进行时
2008 年 03 月 14 日 11:35 南风窗
吴 那
奥运会把数量庞大的人在短时期内集中到一个不大的区域内，产生的巨量生活垃圾是一
件让历届主办方都非常头疼的事情。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道理好说，但如何把这些资源放到合适的地方，实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专家预计，2008 年奥运会期间，将产生 1 万吨以上的垃圾。随着奥运
会一天天迫近，中国的奥运垃圾处理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处理厂的新建与停用
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主要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将收集的餐
厨垃圾经过固液分离机，将大体积物料挤压脱水并提出。在北京，污水得到处理可达到《北
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由于分离出的固体物质有机物含量很高，可
作为堆肥原料。处理餐厨垃圾，需要专门的垃圾处理厂。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北京将建设 4 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将
达到 1200 吨，于奥运会前建成投入使用，力争 100%处理北京餐厨垃圾。2007 年 10 月 13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投资 万元，历时 1 年建成的北京市首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投入
运行。
这座餐厨垃圾处理厂位于大兴区赢海乡南宫堆肥厂内，占地面积 公顷，年处理餐
厨垃圾 万吨。具有每天处理 200 吨餐厨垃圾的设施，主要处理北京市 122 家奥运签约饭
店、31 个奥运场馆和部分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2008 年奥运会前，北京市部分大型餐馆、
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餐厨垃圾也将统一收集处理。据测算，北京市每万人日产生
餐厨垃圾约 吨，全市餐厨垃圾日产生量约为 1200 吨。
除了这些新型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原有的焚烧、填埋等处理方法依然使用，但考虑到对
环境的影响等原因，一些原有的垃圾处理厂在改造中。
昌平垃圾综合处理厂位于昌平区东沙河上段东岸，属于规划昌平新城中部，是昌平新城
的景观建设中心。但因为这个垃圾综合处理厂紧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赛比赛场地，
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昌平区关闭了垃圾综合处理厂，将焚烧车间改为垃圾密闭转运站。
位于昌平卫星城范围内的昌平垃圾综合处理厂现已停用。
昌平辖区内有 18 个街道及乡镇，日产垃圾在 1000 吨以上，其中城区日产垃圾 300 吨，
街道乡镇及农村地区日产垃圾量约 990 吨。全区将新建 16 座密闭垃圾转运站对垃圾进行压
缩处理，然后送到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
根据《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北京在“十一五”期间将投资 亿元，建
设 48 个大型环卫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投资 亿元建设 27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7 座垃
圾转运站，投资 亿元建设 9 座粪便销纳站，投资 亿元建设 4 座建筑垃圾处理场。
高科技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处理工作中引入了大量新技术。国内首套专门用于
接收、处理已经居民分类过的垃圾精分选系统——小武基光谱分选系统开工建设，并将在奥
运会期间投入使用。
光谱分选系统是根据不同物质对光谱形成的反射不同的原理，实现不同物质之间更为精
细的筛分。仅塑料就能按原料不同分出 8 种，分类回收，更好地实现再利用，提高分选和处
理效率，处理精度比现在大幅提高。该系统还能分辨纸张等轻质物质。
光谱分选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垃圾分选技术之一。建成后，小武基大型固废分选
转运站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光谱分选的垃圾分选站。届时，奥运中心区场馆产生的大量分
类垃圾将通过此系统进行精细分选，为北京实现“绿色奥运”提供技术保障。
据悉，该系统建成后还将配套建立全透明的空中参观通道，届时参观者可以零距离观看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垃圾分选设备运行过程。
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小武基分选转运站渗滤液处理工程，已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
阶段。该工程总投资 550 万元，日处理渗滤液能力可达 60 立方米。经过该工艺处理后的渗
滤液和污水可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水标准。
5 种新型环卫车辆去年正式“上岗”，这些车辆具有道路清扫、吸扫、清洗以及餐余垃圾
处理等功能，有的环卫车辆可自动吸扫落叶、树枝、污水沟内杂物等垃圾。专门用于城市道
路清洗的清洗车，其出水水压较强，一次作业就可呈现道路本色，洁净度可达到“席地而坐”
的程度。这些新型环卫车辆效率可达目前同类设备的 10 倍左右。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将
为奥运场馆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自主研发的餐余垃圾车，车箱体内采用推板压缩方式，车身底部安装有大容量的污
水箱，在餐厨垃圾压缩装箱过程中，能将残渣和液体初步分离。抵达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后，
餐厨垃圾通过车辆后门，直接卸到处理设备处，能够避免二次污染。这些餐厨垃圾收运车将
主要用于奥运场馆和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收集清运，然后将餐厨垃圾统一运送到环卫集团南
宫餐厨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北京环卫集团称，公司采购了 30 部多功能餐厨垃圾收运车，主要用于保障奥运场馆和
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理。
奥运场馆周边将配置 800 多座移动公厕，大客车式的移动公厕也正在研究中。
垃圾处理能力增强
随着垃圾处理厂的兴建和高科技的不断应用，北京的奥运垃圾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北京
市的垃圾管理工作，也已经逐步从末端向源头转化，从被动的接受垃圾向主动的消减垃圾和
资源化利用垃圾转化。
去年，100 多家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作为首批试点，餐厨垃圾开始启动规范化管理，
有关部门将建立起餐厨垃圾排入申报管理制度，试点单位将每天申报餐厨垃圾的日产量、委
托收运单位及最终处理去向等。
在进行试点后，从今年起，北京市将在总结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餐厨垃圾规
范管理范围，初步建立专业化收集、运输和处理的管理运行体系。在今年 6 月前，所有奥运
场馆、奥运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都将实行单独收集运输和处理。122 家奥运签约饭店、31 个
奥运场馆和部分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纳入规范管理和安全处置。
200 余家以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宾馆为主的社会单位已与北京环卫集团签订餐厨
垃圾集中收集清运处理合同，其餐厨垃圾都将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随着环卫集团与奥运场
馆，奥运签约饭店、宾馆签约的增加，从 1 月至 2 月中旬，集团的餐厨垃圾收集处理量明显
增加，达到 6250 吨。其中 2 月上旬 10 天的收集处理量 2050 吨，相当于去年一个半月的收
集处理量。去年环卫集团共收集清运处理餐厨垃圾 9040 吨。
“申奥时的承诺，比如污水处理问题、水源保护、垃圾处理等，北京已经完成了，从趋
势看，北京具有兑现全部承诺的能力。北京奥组委此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奥运村是
以人为本、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居住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北京 2008 奥运会环境审查
报告》这样评价。
重庆的环保名片
2008 年 03 月 14 日 11:35 南风窗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犹如国际大片里的撼人情景：坐在透明玻璃窗后的操作员利用电脑控制，让两个巨大的
“铁爪”轮番探入 20 多米深的垃圾池，抓起垃圾投入旁边的焚烧炉。
这家 24 小时不停运转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童家溪镇，工厂外
貌犹如一座漂亮的小型公园。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每吨垃圾可发电 230 度，我们每年可以
处理约 50 万吨生活垃圾，同时解决 3 万多户人家一年的用电量。”
重庆市在 2008 年初决定垃圾处理场未来发展方向是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并将择机关闭
主城区现有的垃圾填埋场。重庆的情况预示着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
垃圾抢夺战
重庆主城区每天产生 3000 吨左右城市垃圾，目前主要有两家垃圾处理场正式运营。一
家是隶属于市政部门的长生桥垃圾卫生填埋场，另一家就是同兴垃圾发电厂；前者于 2003
年 7 月正式运营，后者则为 2005 年 3 月，属 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
同兴垃圾发电厂建成后，双方即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垃圾抢夺战”。2005 年 4 月，由于
所需垃圾量缺口大，同兴垃圾发电厂开始到江北区、高新区及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等地“抢
垃圾”。按设计，当时同兴每天需要 1200 吨生活垃圾才能“吃饱”，但当时每天最多只有 800
吨垃圾入场，仅为总需求量的 2/3。该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垃圾供应量直接关系到企业
的效益，甚至生死，所以那时候的竞争非常激烈。”
鉴于“垃圾抢夺战”愈演愈烈，最后重庆市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前
提下，组织重庆主城区垃圾的调运”。“两家企业一直在争夺垃圾资源，实际上是争夺垃圾处
理费。”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表示。
按照重庆市的政策规定，每处置 1 吨垃圾，市财政补贴长生桥填埋场 48 元处置费；而
给同兴发电厂的处置费是每吨 元，原因是“焚烧发电更环保，而且同兴是由企业投资”。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投资 亿元，占地 1037 亩，设计能力是每天处理垃圾 1500 吨，
设计寿命 20 年；同兴垃圾发电厂投资 亿元，占地 150 亩，其使用年限却不会像填埋场
那样随着垃圾库容的减少而“寿终正寝”。虽然垃圾发电占地少、污染少，但是目前垃圾填埋
仍然具有费用低廉的优势。
但是，垃圾填埋的本质决定了其二次污染的可能。2004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长生桥
垃圾填埋场所在地南岸区长生镇的村民认为垃圾场散发的臭气难以忍受，加上污水排入河流，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阻断交通，导致垃圾无法运入。堵路持续，重庆全城迅速
被 4000 吨垃圾围困，主城区有的主干道一半堆满了垃圾，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引发了
著名的“都市生态危机”。
而让同兴发电厂一直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人因为污染问题来到我们厂门前抗议”。同兴
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我们还经常主动邀请、组织周边的干部、群众到厂里参观，
让大家充分了解生产的真实情况。”
廖国勇表示，1 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后只剩下 20%的炉渣和 20 公斤的废灰；炉渣可制
成砖、路沿石等建材，并能用作高速公路铺路，作稳水层；而只占原垃圾容量的 1~3%的废
灰也正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另外渗滤液通过生化、超滤和钠滤处理后，用于厂区花园
浇灌实现回用，“可以说进入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所有垃圾，不会有什么污染和浪费”。
2007 年，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共接收垃圾 52 万吨，与 2006 年接受垃圾 43 万吨相比提
高 %，处理量已近重庆市主城区的 1/2。
“垃圾研究院”
“我们不但在技术上领先填埋式的垃圾处理场，也在投资、生产成本上远远低于国内很
多垃圾发电厂。”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综合部副部长杨洋说，“因为我们的设备全部实现了国
产化，这样成本就被大规模降下来了。”
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是国内第一座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创新并完全实现关
键设备国产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业主为重钢集团旗下的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也
是国内唯一有能力生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核心设备的企业。“三峰环境”与法国阿尔斯通
(2002 年因阿尔斯通业务调整，技术转移至德国马丁公司)签订了垃圾焚烧发电中国独家引进
技术《许可协议》，同时签订了合同价格 550 万欧元的同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和
技术服务协议》。
“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是全套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由政府投入巨资建设而成的。”杨
洋说，“例如上海浦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使用进口设备，投资达 亿元，而同兴依靠重
钢既有的设备制造能力，实现关键技术的国产化，项目总投资仅为 亿元。”
“在三峡蓄水以前，为了不使被淹的沿江垃圾对水体直接造成污染，且时间紧迫，重庆
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采用填埋方式，这种办法见效快且成本较低。”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蒲勇健说，“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如在垃圾填埋中对渗滤液的处理未过关，
且填埋占用了土地，市政府出于对环保和减少土地占用的考虑，已经把垃圾发电作为将来发
展的方向。”
2006 年 11 月，集垃圾发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培养全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人才等为一体
的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重庆科技学院新校区内。该研究院是由重庆市科
委、重庆科技学院和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届时将建成一个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垃圾焚烧发电装配、集成、调试基地。
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EEC-CHINA)也于 2007 年 10 月落
户重庆科技学院，主要与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同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新技
术的研究。
2007 年末，重庆市建委有关官员透露，将再建一座日处理垃圾能力 2000 吨的垃圾发电
厂，总投资约 5 亿元，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选址工作也即将展开，力争在 3 至 5 年后主城区
生活垃圾全部用于焚烧发电。杨洋说：“重庆的第二座垃圾发电厂肯定由同兴去承担建设，
因为我们是已经成功的先例。”
除了在重庆本地的成功运行，同兴及上级“三峰环境”已经将竞争的触角伸向国内外：分
别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和中国福州红庙岭以 BOT 方式建成了生活垃圾发电厂，均预计在
2008 年内投产；分别参与重庆万州三峡垃圾发电厂、成都二期垃圾发电厂的投标。
“垃圾焚烧装备的国产化，正在推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杨洋说。
现在，同兴每年平均发电 1 亿多度，其中 9000 万度进入国家电网销售，其余供自身生
产使用。杨洋说：“虽然赚钱不多，但我们也算是个赢利企业，而且员工收入在重庆也不算
低。”
“我希望同兴垃圾发电厂能够参加明年的世界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评选。”2007 年 10 月，
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资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经济评估专家赛米尼斯一
行到中国考察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现状，重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他的第一站。
未来之争
由于中国一些城市环卫部门一级垃圾分拣较为粗糙，造成一些建筑垃圾中的塑料等材料
和少部分医疗垃圾也进入垃圾发电企业的垃圾处理场，使得焚烧中二恶英等有毒气体超标造
成二次污染，这也是目前对焚烧垃圾的最大争议。
“经过焚烧，垃圾中的细菌、病毒比其他处理方式消灭得更彻底，各种恶臭气体被高温
分解、烟气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几率很小。”重庆同兴垃圾发电
厂的杨洋说，“事实上人们普遍担心的‘二恶英’只要温度保持在 850 度以上的燃烧，停留两
秒时间就会基本消失，我们厂执行的是欧盟低于每立方米 纳克的标准，而且这些技术指
标都是送到欧洲比利时测试达标的。”
杨洋表示，他们一直都“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中国标准”。现在，同兴已经成为
了重庆市的一张环保名片，每次有贵宾光临，政府有关部门都会邀请到同兴参观考察，“一
次又一次获得喝彩”。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倡导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
兴建垃圾填埋场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更愿意建设垃圾发电这样循环经济的“政绩工程”。于是，
垃圾发电行业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中国“十一五”规划倡导循环经济，最重要一环就是鼓励开发可循环再生的新能源，而太
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是公认的三大清洁新能源，“其中垃圾发电的综合效应最为
突出”。专家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新增垃圾发电装机容量 330 万千瓦左右，按每千瓦 4500
元的设备造价计算，中国垃圾发电市场容量为 149 亿元。东部沿海及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
许多民营企业十分看好该行业。
蒲勇健指出，垃圾焚烧发电的重点是垃圾处理而不是发电，要防止一些地方以建垃圾焚
烧发电厂为名，新建小型火电厂，使垃圾处理产业化走入歧途，“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规范完
善技术政策”。
垃圾发电的中国版图
2008 年 03 月 14 日 11:35 南风窗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杭州
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有句名言：废弃物只
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国外，1 公斤垃圾平均热值是 2000 千卡(接近每千克标准煤实际热
值的 1/3)，这个数值在中国是 1300 到 1400 千卡。”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
诉记者。
目前中国有 661 个大中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均年产垃圾以 8%~10%的速度增长；对垃圾
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并将占用大量土地，从而制约城市的生
存与发展。据统计，2006 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亿吨，全国城市有 2/3 被垃圾
环带包围。
无怪乎，今年 2 月 19 日，城市垃圾处理技术作为 4 项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中的环境
保护关键技术之一，被清晰地列入发改委发布的《“十一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
术开发专项规划》之中。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已经成为政府
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很显然，单靠地方政府每年拨出几百万的财政资金，要实现这些目标无疑是杯水车薪，
那么，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是如何做的呢？
被卖掉的“样板工程”
每天清晨 4 点多，位于杭州市区西北半小时车程的乔司垃圾发电厂就开启了大门，从城
区各环卫所开来的近百辆载重 8 吨的垃圾车，穿越不过六七米宽的伸缩门陆续开进这个香樟、
冬青树密布的工厂，中午时分，更有来自附近乡村的几百辆垃圾三轮车鱼贯而入。据了解，
这些垃圾车，每天运到公司的都有 100 辆次左右，垃圾总量超过 500 吨。
杭州的八大城区加上下沙、西湖风景区，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3000 多吨，在夏天，
这个数字还要略高一些。春节、 五一及十一节假日，垃圾的总量也比往常要多。这些垃圾
被运到乔司垃圾发电厂的材料区后，就被直接倾倒在垃圾堆放区一侧的预处理平台上，然后
随着机械传送带，被带进了流水线操作的发电程序中。
首先，是工人的分拣，拣出铁桶、大砖块等不易燃烧的垃圾，然后袋子被切开，使垃圾
散开，再用磁性带吸走铁盒、啤酒瓶盖等，经过传送再除铁，然后进入垃圾成品库。一架吊
车，每隔七八分钟，就会从这个成品库里，吊走 吨左右的垃圾，运进焚烧炉。在整个预
处理过程中，每天都会拣出 2 吨以上不能燃烧的东西。
接下来，垃圾、以及一部分助燃物(主要是煤粉)被鼓风机吹到锅炉里的半空中进行充分
焚烧，燃烧后的热量被传输到几台专门的集成发电机组上用来发电，而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
尘器、半干法烟气处理系统等脱尘、脱硫、脱酸、除去二恶英后达标排放。最后，垃圾焚烧
后产生的约 5%的废渣，被运到几公里外的砖瓦厂，制作成铺人行道的路面砖。
这就是杭州郊区乔司垃圾发电厂的一幅典型生产图景。
该厂是 1999 年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杭州锦江集团固定投资 2 亿多元，依靠浙江大
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的垃圾焚烧技术新建起来的“大规模清洁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项目”，日处理垃圾 800 吨，而且，这个示范项目完全采用的是国产化设备，被业
内看作是中国垃圾发电的国产化“样板工程”。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诉记者，
全部采用国产化设备，设备投资比依靠进口的同等规模垃圾发电厂要少一半，有的甚至要
少 2/3。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2 年 6 月建成并运行的乔司垃圾发电厂有两台发电能力各为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每天发电量近 30 万千瓦，“其中的 80%，即约 24 万千瓦的电并入华东
电网，这个数量是杭州(当年)夏季缺电量的 1/5”。截至 2004 年，乔司垃圾发电厂共已发电
亿千瓦，按 80%的并网量计算，锦江已获发电收益 6000 万元左右，收回固定投入还要 6
年时间。
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前景看好的环保能源项目，已经在两年前被杭州锦江
集团整体转让给了浙江省电力公司，后者在 2004 年的浙江“电荒”危机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目前国内垃圾发电项目多采用 BOT 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服务期限大多为 25 年左右。”
一名证券分析师告诉记者，垃圾发电项目具有前期投资大、运营成本低的特点，加上优惠上
网电价和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能给后来者带来稳定、高额的回报。
亏损的余杭热电厂
作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民营企业，杭州锦江集团在全国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
的垃圾焚烧项目有近 20 个，分布在山东菏泽、河南郑州、安徽芜湖以及湖北武汉等地，但
媒体报道称，这些项目目前很多尚处于亏损状态。“该公司进入行业较早，但由于早期国家
尚未对垃圾发电的补贴和上网优惠电价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早期投资的部分项目盈利能力欠
佳。” 国金证券的一名分析师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距离杭州市区西几十公里远的余杭镇上有座余杭热电厂，现在已经改名为“锦江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不过这里的老百姓只认得去热电厂的土路，对于新的公司名称显得非常陌生，
颠簸的三轮小汽车拐来拐去，中途竟然误停在一个叫“锦江木业”的小作坊门口。
3 月 4 日，记者来到了这个 10 年前投产的全国首座国产流化床垃圾焚烧电厂，这座上
世纪 90 年代初投资 6000 多万元建造的以煤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垃
圾焚烧项目的介入，很可能早就因耗能太高而进入国家限令停产的“黑名单”中。
目前杭州共有 4 个垃圾发电厂，分别位于乔司、余杭、萧山和滨江，其中被列为 2007
年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的萧山垃圾发电厂，几乎更是杭州锦江集团按照乔司电厂的模式复制
出来的，余杭热电厂则是杭州锦江集团在垃圾发电业务上的老基地。不过，这个老基地眼下
状况堪忧。
“100 人不到的发电厂，(锦江集团)总部已经投资将近 2 亿元了，2007 年亏损是 400 多
万，今年煤价上涨，估计亏损会更厉害。” 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成福告诉记者。
煤是该电厂用垃圾发电的重要助燃剂，目前是 吨煤和 吨垃圾混合，投入焚烧炉里燃
烧发热，最高时煤和垃圾的投放比例能达到 1℃9。
余杭热电厂一共有 3 个锅炉，其中一个是只能以煤为燃料的，现在已被关闭，另两个是
浙江大学研制的流化床焚烧锅炉，里面有一层被烧得通红的石英沙，焚烧炉内的温度控制
在 850℃到 950℃之间。但目前有一个锅炉正在改造，今年 7 月才能投产。“一套锅炉设备价
值几千万元，每年的折旧费就要 300 到 400 万。”徐成福表示。
鉴于未分类压缩过的垃圾燃烧效率不高，余杭热电厂还需要投入新的垃圾收集分类和压
缩装备，这使得垃圾预处理环节的成本增加了 20%，这还不包括最终的废气处理和脱硫装
置要面临严格的环境评价。当然，垃圾焚烧后的废渣是制水泥和制砖的绝好原料，余杭热电
厂每天垃圾量的 10%都变成了这样的原料。
目前只使用了一个锅炉的余杭热电厂，在正常情况下如果 24 小时满负荷运转，每天的
发电量将近 15 万千瓦，由于是资源循环利用，并网电价比一般热电厂每千瓦要高出 3 分多
钱，达到 元/千瓦；与此同时，这里每天还能为周边企业和居民区供热将近 400 吨，供
热价格是 152 元/吨。当然，也是在热电厂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通常时候，厂里负荷大时
用电量也大，发电这块基本是亏损的，仅仅依靠供热的收入，远远不够。”公司的总经理助
理华伟表示。
按照徐成福的说法，包括用煤在内，余杭热电厂处理一吨垃圾的平均费用是 65 元，而
现在杭州市规定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是每吨不到 20 元。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业内人士判断，
“只要补偿费达到每吨 40 元到 50 元，杭州的一些垃圾发电厂就能活得很滋润了。”
中国国情下的“垃圾发电”
自 1985 年深圳建设了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十五”期间，国家已经在上海、天
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 20 多座，而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拟建
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还将有近 60 座。
尽管垃圾焚烧相对于垃圾填埋处理方式来说占地少，相当于节省了 70%的土地，并能
够产生新的能源，但垃圾焚烧也同时存在许多弊端。
环境的二次污染是公众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专家表示，如果垃圾没有在 820℃以上燃烧，
将会产生对人体非常有害的二恶英，与此同时，尾气的脱硫和除尘处理如果未通过达标排放，
也会产生很多污染源。今年两会前香港居民对当地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片质疑之声，正
是基于此一因素。
最重要的还是成本问题。据媒体称，我国拥有成熟垃圾焚烧技术的单位有中科院、清华
大学、浙江大学、温州伟明集团等几家单位，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从日、法、德、比利时等国
引进设备。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 9 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
设备 亿元，而深圳 7 座焚烧厂中有 5 条是引进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 20 亿
元。而一个垃圾焚烧厂除去设备投资外，还需要土地占用费、运营费等等，动辄几亿甚至十
几亿的投资对于目前的国情不太适合。
浙江是国内利用垃圾发电比较先进的省份。浙江省温州市已经建设了 4 座垃圾焚烧厂，
是全国第一个可以实现把全部垃圾进行焚烧的城市，这 4 座垃圾焚烧厂均是由浙江温州伟明
集团以 BOT 形式建设的。此外，杭州市和金华市也是垃圾发电的拥护者。
据国金证券一名分析师的报告称，在中国，垃圾发电投资运营商可以分为三类：政府主
导型企业，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垃圾发电项目，公司作为政府建设这一项目的平台，如上海
环境、泰达股份、北京环卫、中国环境保护公司等；专业投资运营型企业，引进其他人的技
术、专注于 BOT 模式建设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企业，以运营管理为主，如威立雅环境(中
国)、金州环境、桑德环保、合加资源和光大国际等；工程投资型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技
术，并以此为基础，对垃圾发电项目提供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管理服务的企业，以工程建设为
主，如百玛士环保、杭州锦江、绿色动力和伟明集团等。
“目前垃圾发电产业竞争格局呈现外资试图进入、内资大企业垄断竞争、内资小企业试
图以价格战抢夺市场份额的局面。”他认为，目前国内垃圾发电市场主要由上海环境、光大
国际和杭州锦江、伟明集团等几家企业垄断竞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实力较雄厚、进
入行业时间早、具备投资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充足经验。
事实上，在这个竞技场上，拨动天平的不光是市场的砝码，更重要的是国家涉及能源环
保以及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和执行。
政策游走平衡木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将新增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32 万吨/日，其中城市建设规模 万 吨/日、县城新增规模
万吨/日，城市建设规模中垃圾焚烧厂 万吨/日，占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 479 项，其中垃圾焚烧厂 82 座，占 %；总投资 亿元，平均每年投资 173
亿元。
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电价优惠和垃圾处理补偿费，可以说是垃圾发电的三大经济支柱，
但目前这些经济支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达到三方平衡。
据记者了解，广州、深圳等城市一些最初引进国外垃圾焚烧设备导致成本过高的企业，
政府所给予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尽管已经偏高，却仍很难使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点；与此同时，
一些城市的政策导向仍然是“以填埋为主，以焚烧发电为辅”，即使有所调整，但因为旧有的
经济利益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打破，仍然在焚烧发电的补偿费用问题上有所保留。
与此同时，部分项目上网电价偏低也是一个问题，垃圾处理、发电产业链条上各方利益
如何补偿、社会成本如何分摊，目前尚缺乏明确界定。
为此，有关人士建议，扩大垃圾处理费收取范围；垃圾处理费收取标准要补偿垃圾处理
企业收集、运输、处理成本，并合理盈利；改进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降低征收成本、提高
征收效率。此外，对于垃圾发电上网优惠电价，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
理试行办法》已明确规定：2006 年及以后建设的垃圾发电厂，上网电价执行 2005 年脱硫燃
煤机组标杆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电价标准为 元/度。
《全国城镇环境卫生“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末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达到
60%；“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70%、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30%。
分析人士认为，从 2006 年数据看，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完成计划，但城市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尚有不小距离，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将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废处理
的发展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