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的侵权责任认定研究——基于科学不确定性与人权
保障的司法平衡
摘要
随着以 CRISPR-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以
前所未有的能力干预生命密码，为治愈遗传性疾病、攻克癌症等医学
难题带来了革命性的希望。然而，技术应用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伦理
、法律与社会风险，特别是“脱靶效应”、长期健康影响等科学上的不
确定性，以及对人类基因池的永久性改变，使得由基因编辑技术引发
的侵权损害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对传统侵权责任法律框架的严峻挑战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基因编辑技术侵权责任的认定难题，以科学不
确定性与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司法平衡为核心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传
统侵权法理论在该领域的适用困境，并尝试构建一套既能回应技术风
险、又能保障受害者权益的司法裁判规则与制度完善路径，为解决相
关法律争议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
比较法研究与案例分析法，在对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进行体系
化解读的基础上，重点借鉴和剖析了在处理高新科技风险与环境侵权
等领域中，关于因果关系认定、过错推定、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的理
论与实践，并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作为典型案例，对其背后
所暴露的法律真空与制度缺失进行了深度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传统
侵权责任法中以“过错责任”为核心、要求受害人对“行为-损害-因果关
系”承担完全证明责任的归责原则，在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不确定
性时，几乎无法适用。科学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了因果关系的证明力，
使得受害人陷入“无法归责”的司法困境，这与保障生命权、健康权和
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核心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
，即基因编辑技术的侵权责任认定，必须实现从“行为导向”的过错审
查向“风险导向”的责任分配的深刻转型，其司法平衡的支点在于将人
权保障的价值位阶置于优先地位，并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来消
解科学不确定性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障碍。这具体要求：其一，建立
分层级的归责原则，对旨在治疗个人的体细胞基因编辑适用过错推定
责任，而对涉及改变人类遗传物质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则应适用
严格责任；其二，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引入“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倒
置”规则，只要受害人能初步证明损害与基因编辑行为之间存在关联的
可能性，则应由加害方（研究机构或医疗机构）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
的证明责任；其三，强化伦理审查的法律地位，将其作为认定过错乃
至豁免责任的关键程序性要件；其四，探索建立强制责任保险与社会
补偿基金制度，以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为受害者提供最终的权益
保障。这一研究对于丰富我国侵权法理论在生命科技时代的新内涵，
指导未来可能出现的基因编辑侵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以及推动相关领
域的专门立法，从而构建一个鼓励负责任创新、严防技术滥用、保障
基本人权的法律治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基因编辑；侵权责任；科学不确定性；人权保障；司法
平衡
引言
在 21 世纪的今天，以 CRISPR-Cas9 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代基因编辑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高效率和低成本，引领着一场深刻的
生命科学革命。这项被誉为“上帝的手术刀”的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够
像编辑文字一样，对生物体的 DNA 序列进行精确的删除、插入或修改
，其在农业育种、生物制药以及人类遗传性疾病治疗等领域展现出的
巨大潜力，令人类社会对一个“无遗传病”的美好未来充满了遐想。然
而，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赋予人类巨大能力的同时间，也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伦理困境与法律挑战。2018 年震惊世界的“贺建
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如同一声惊雷，将这项原本处于实验室前沿的
技术所潜藏的巨大风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在全球公众面前。这
一事件不仅粗暴地践踏了基本的科研伦理和医学道德，更将一个极其
严峻的法律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经过基因编辑的个体，在未来
的人生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健康损害，或者其后代发生了遗传变异，
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应如何认定？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根源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所固有的“
科学不确定性”。首先，存在“脱靶效应”的风险，即编辑工具错误地修
改了非目标基因序列，可能引发癌症或其他难以预料的疾病。其次，
存在“嵌合体”风险，即并非所有目标细胞都被成功编辑，导致个体内
部存在多种基因型细胞，其长期影响未知。再次，也是最令人忧虑的
，对于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而言，任何微小的错误
或未知的副作用，都可能像一颗“遗传定时炸弹”，在人类基因池中传
递和扩散，对子孙后代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的影响。然而，目前关
于基因编辑技术在具体侵权情境下的法律适用研究尚不充分，导致在
实际应用中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策略。当这些潜在的损害在数
年甚至数十年后才显现时，受害者将面临几乎无法逾越的诉讼障碍。
在传统的侵权法框架下，他们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所患的某种疾病，与
多年以前接受的基因编辑操作之间，存在法律所要求的、明确的因果
关系？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长期后果又难以完全预测的情况下，
研究或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基因编辑技术侵权责任的认定难题，其核心
目的在于，面对科学不确定性这一核心障碍，构建一个以保障生命权
、健康权、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为价值导向的司法平衡框架。本研究
将不再局限于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伦理层面的批判，而是致力于深入
法律的技术内核，剖析我国现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应对此类新
型科技侵权时的“制度赤字”，并尝试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
的法律解释与制度建构方案。此举不仅旨在填补当前学术界对于基因
编辑技术侵权责任进行系统性司法适用研究的理论空白，更致力于为
我国的司法者与立法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通过对
归责原则、证明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等核心要素进行适应性重构，本
研究希望能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复杂的基因编辑侵权案件提供
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在鼓励生命科学负责任创新的同时，为
公民的基本人权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防线，最终丰富和完善我国在新
兴科技领域的法律治理体系。
文献综述
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规制，特别是其可能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
是一个涉及法学、伦理学、生命科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
域。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系。
在国际上，相关研究与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紧密互动，呈现出
多元化的探索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其研究多聚焦于
产品责任法与医疗过失侵权法的适用性。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基因编辑
疗法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产品”，从而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或者应将
其定性为一种高度复杂的“医疗服务”，从而适用以“专业注意义务”为核
心的过失责任原则。例如，多位学者，如多夫·格林鲍姆（Dov
Greenbaum）等人，通过对 FDA 监管框架的分析，指出一旦基因编辑
疗法获批上市，其引发的损害很可能被纳入产品责任的范畴。然而，
亦有学者，如雅各布·谢里夫（Jacob Sherkow），对严格责任的适用持
审慎态度，认为这可能过度抑制创新。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英美法
系中成熟的“丧失机会”（Loss of Chance）理论、“风险增加”（Increased
Risk）理论以及“市场份额责任”（Market-Share Liability）理论，都被
学者们援引作为在科学不确定性下放宽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的可能路径
。在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其研究则更多地受到“预防
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深刻影响。学者们普遍强调，在面
对具有潜在巨大风险的新兴科技时，法律规制应采取一种更为审慎和
前瞻的态度。德国的《基因技术法》和《药品法》对基因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并对特定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设定了严格责
任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这些制度为如何在法律中体现对科学不确
定性的风险分配，提供了重要的立法范例。
国内的研究，在“贺建奎事件”之后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学者们从
伦理和法律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法律层面，研究主要围绕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基因编辑技术行为的定性。学者们普
遍认为，应根据编辑的对象，将其区分为“体细胞基因编辑”与“生殖细
胞系基因编辑”，并主张对后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制乃至绝对禁止
。其次，是在归责原则的选择上。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传统的过错
责任原则难以应对基因编辑的挑战。多数学者，如张新宝、王迁等，
主张对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损害，特别是涉及临床应用的，应引入严
格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再次，是在因
果关系的证明上。学者们借鉴了环境侵权、医疗侵权等领域的经验，
大力倡导在基因编辑侵权诉讼中，适用证明责任倒置或降低证明标准
的规则，例如引入“流行病学因果关系”或“高度盖然性”标准。最后，是
对《民法典》相关条款的解释适用。学者们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四十六条关于“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的规定，以及第一
千二百一十八条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在基因编辑侵权案件
中的适用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但普遍认为这些条款尚不足以完全覆盖
基因编辑技术的特殊性。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为我们勾勒出了基因编辑侵权责任的基
本法律框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研究
的系统性与整合性有待加强。现有研究多是对归责原则、因果关系等
某个单点问题的深入探讨，但缺乏一种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置于“科
学不确定性”与“人权保障”这一核心张力关系中，构建一个完整的、具
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司法平衡模型的系统性研究。二是研究的实践可
操作性探讨不足。多数研究停留在“应然”层面的立法论倡导，例如呼
吁适用严格责任或证明责任倒置，但对于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法官
应如何设定启动这些特殊规则的门槛、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如何分配
具体的举证责任等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程序问题，缺乏更为精细化的方
案设计。三是对人权保障的价值维度挖掘不够深入。现有研究多是从
技术性的侵权法角度切入，而未能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乃至
后代的人权，作为一种具有优先性的、能够主动塑造和重构侵权法规
则的价值源泉，从而使得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略显单薄。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创新之处在于，将不再满足于对各
个击破的制度建议的重复呼吁，而是试图从“司法平衡”这一更具方法
论意义的视角出发，将“科学不确定性”视为客观约束条件，将“人权保
障”视为最高价值目标，系统性地重构基因编辑侵权责任认定的司法裁
判逻辑。本文将从价值排序、归责原则选择、证明责任分配、程序性
审查等多个层面，构建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分析框架，以期弥
补已有研究在系统整合性与司法操作性上的不足，为我国在该前沿领
域构建一个既科学理性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治理体系，提供更具穿
透力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在深刻理解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科学不确
定性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导向的侵权责任
认定司法平衡框架。为实现这一跨学科的、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目标，
本研究采用了以规范分析法为根基，以比较法研究为参照，并深度结
合案例分析法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整体的研究逻辑遵循“识别困境—理
论重构—制度设计”的路径，旨在通过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批判性反思，
并借鉴相关领域的成熟经验，最终提出一套具有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
行性的解决方案。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涵盖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法律规范与政
策文件。这是本研究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本研究将系统梳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编的全部条文，特别是关于产品
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特
殊侵权类型的规定，这些规定集中体现了我国法律在处理具有科学不
确定性和举证困难问题时的立法智慧。同时，本研究还将全面收集我
国近年来由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生物医学研究、基
因技术应用的伦理准则、管理办法和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构成了对
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法律评价的“软法”依据。
第二，比较法资料与理论文献。为了获得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可
资借鉴的制度资源，本研究将进行系统的比较法研究。重点考察对象
包括：德国的《药品法》和《基因技术法》中关于严格责任和因果关
系推定的规定；美国产品责任法中关于“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判例
法规则，以及其在生物技术产品领域的适用；以及国际组织（如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相关宣言、报告和伦理指南，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在规制基因编辑技术上的基本共识与价值取
向。此外，本研究还将广泛涉猎国内外关于风险社会理论、预防原则
、科技伦理以及侵权法在科学不确定性下面临的挑战等相关领域的权
威学术文献。
第三，典型案例的深度分析。鉴于直接的基因编辑侵权诉讼案例
在全球范围内均极为罕见，本研究将以 2018 年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
儿事件”作为核心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析样本。本研究将通过官方
调查报告、权威媒体的深度报道、司法机关的刑事判决以及学界的评
论分析，对该事件的事实经过、伦理争议、法律定性进行全景式的、
深度的剖析。这一案例虽然未进入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但它以最极端
的方式暴露了现有法律框架的全部漏洞，是检验任何理论构想与制度
设计的最佳“试金石”。此外，本研究还将类比分析我国在环境污染（
如“常州毒地案”）、药品不良反应、医疗新技术应用等领域中，法院
如何处理因果关系证明难题的典型判例。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采用一种“问题-回应”式的质性分析
框架。首先，在识别困境阶段，本研究将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将基
因编辑侵权的典型场景（如脱靶伤害、迟发性损害）“代入”我国现行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条文之中，通过逻辑推演，揭示其在归责原
则、证明责任、因果关系等环节的“不兼容”之处，从而精准定位法律
的“制度赤字”。其次，在理论重构阶段，本研究将运用比较分析法，
将德、美等国在应对类似科技风险时的制度工具（如严格责任、证明
责任倒置、风险增加理论）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现状进行对照，
提炼出可供借鉴的核心法理与制度要素。最后，在制度设计阶段，本
研究将以“贺建奎事件”为镜鉴，以人权保障为最高价值指引，将前述
分析的成果进行整合与本土化改造，系统性地提出关于基因编辑侵权
责任认定的分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伦理审查的司法效力
以及社会补偿机制等一整套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构建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基因编辑技术侵权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适用性进
行规范分析，并与相关国家法律制度及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和印证，本
研究发现，传统侵权法体系在面对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与科学不确定性时，其内在的制度逻辑与功能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从而导致了受害者权益保护的严重法律真空。这一结果集中体现在
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逐一失灵，以及人权保障价值在技术风险面
前的优先性凸显。
首先，在侵权责任的核心构成要件——过错的认定上，传统标准
遭遇了颠覆性挑战。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
，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然而，在基因编辑这一前沿科
学领域，“过错”的界定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对于遵循了当时所有
可知的科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但仍因未知的“脱靶效应”或长期潜伏风
险而造成损害的研究者或医疗机构，我们难以在传统意义上认定其存
在疏于“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科学的边界本身就是充满未知的，要
求科研人员预见所有不可预见的风险，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实
践上则会扼杀一切创新。另一方面，“贺建奎事件”则揭示了另一种极
端，即行为人对现有科研伦理和法律规范的公然违背，这种行为无疑
构成了重大过错乃至故意。因此，研究结果表明，单一的过错认定标
准已无法适应基因编辑技术的复杂性，必须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处理。
其次，在侵权责任认定最具决定性的环节——因果关系的证明上
，科学不确定性构成了受害人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侵权法要求原告
证明被告的行为与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
而，基因编辑造成的损害具有长期潜伏性、多因一果性（即一种疾病
可能由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和高度专业性的
特点。一个在幼年接受了基因编辑的人，在数十年后罹患癌症，他如
何能够向法庭证明，其癌症是当年的基因编辑操作“直接”或“相当”导致
的，而非源于其他因素？在科学本身都无法给出确定性结论的情况下
，要求一个普通的受害者拿出具有排他性的、清晰的因果关系证据链
，无异于剥夺了其获得救济的权利。这种证明责任的客观不能，使得
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此类案件中，实质上成为了加害者的“
免责条款”。
再次，在损害后果的界定与承担上，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生殖
细胞系基因编辑，对传统侵权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侵权法
处理的损害，通常是针对特定个体的、已经发生的、相对明确的损失
。但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其影响是可遗传的、跨代的，可能对整
个家族甚至人类基因池造成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改变。这种对“未来人
”的潜在损害，对人类物种整体性的风险，是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事
实”概念所无法涵盖的。此外，基因编辑还可能带来严重的人格尊严损
害，如“被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社会歧视等精神层面的痛苦，这些
损害的量化与赔偿，同样是司法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
最后，基于上述困境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对基本人权的保
障，成为了重构基因编辑侵权责任制度的根本价值出发点。当技术不
确定性使得传统的、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救济路径失灵时，法律必须
进行价值决断。生命权、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为了防止这些核心人权在巨大的技术风险面
前被悬置或虚化，法律制度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将保护的重心从苛
求对行为人过错的精确认定，转向对受害者损害的有效填补和对系统
性风险的合理分配。这意味着，法律必须赋予人权保障以优先的地位
，并以此为基“点，对传统的归责原则、证明责任等制度工具进行重塑
，以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倾向于保护弱者的司法平衡。
讨论
本研究的实证与规范分析结果，在理论层面上，为侵权法理论如
何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论模型。其核
心理论贡献在于，本研究论证了在基因编辑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
兴科技领域，侵权法的核心功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即从
传统的、以矫正个体间不法行为为主要目的的“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向以合理分配社会发展所必然伴生的风险、保障受害者基本
生存权利为核心目的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扩展。本研究
提出的，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基点来重构侵权责任规则的路径，其实质
就是主张，当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无法通过个体归责的方式被有效吸
收时，法律应通过制度设计，将一部分风险和责任，以一种更公平的
方式在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如科研机构、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之间进
行分配。这一理论视角，突破了将侵权法仅仅视为私人间“零和博弈”
的传统观念，而将其视为国家履行人权保障义务、实现社会团结、促
进科技向善的宏观治理工具，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侵权法理
论的时代内涵。
在实践启示层面，本研究的诊断性结论为我国构建基因编辑技术
的法律治理体系，提供了一套系统化、可操作的制度构建方案。这套
方案旨在通过司法与立法的协同，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健康发展划定明
确的法律红线，并为潜在的受害者提供坚实的权利保障。
首先，在归责原则上，必须建立一个与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分层级
、类型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直接以特定患者为对象、旨在治疗或预防
疾病的体细胞基因编辑临床应用，其风险相对可控，且受益人明确，
可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即，一旦发生损害，应推定医疗或科研机
构存在过错，由其承担证明自己已尽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下的最高注
意义务且无任何程序瑕疵的举证责任。而对于涉及改变人类遗传密码
、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鉴于其风险的外部性、不可
逆性和潜在的巨大危害，本研究坚决主张，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适用“
严格责任”（或称“无过错责任”）。即，无论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只要其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种
制度设计，旨在通过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对染指人类基因池的任何企
图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
其次，在因果关系认定这一核心技术难题上，必须彻底摒弃僵化
的证明标准，建立一套向受害者倾斜的、灵活的证明责任与事实推定
规则。立法或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在基因编辑侵权诉讼中，只要受
害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接受过基因编辑，且其所遭受
的损害类型在现有科学认知上与该技术存在“合理的关联性”（例如，
属于已知的脱靶风险或潜在的免疫反应类型），则应认定因果关系存
在的“事实推定”成立。此时，证明责任应完全倒置给被告，由其提供
充分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科学证据来推翻这一推定。这种程序设计
，其实质是将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从无辜的、处于信息绝对弱势的
受害者一方，转移给了掌握核心技术、有能力控制和研究风险的科技
研发者一方。
再次，必须极大地提升科研伦理审查的法律地位，将其从“软约束
”转变为“硬门槛”。法律应明确规定，任何涉及人体的基因编辑临床研
究或应用，未经规范、透明、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其行为本
身即构成重大过错，甚至可以作为认定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决定性
依据。在诉讼中，违反伦理审查程序的，应直接适用对行为人最为不
利的法律后果，例如，在因果关系不明时直接推定其成立。这将从程
序上，为遏制类似“贺建奎事件”的“科学狂人”行为，提供最强有力的法
律武器。
最后，鉴于基因编辑损害的潜在巨大性和部分风险的不可归责性
，必须探索建立一个社会化的风险分担与权益保障机制。国家应强制
要求从事高风险基因编辑临床研究或应用的机构，投保高额的、覆盖
长期的第三方责任保险。同时，借鉴核能损害、疫苗损害等领域的经
验，应考虑由国家牵头，从相关产业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一
个国家层面的“基因编辑损害社会补偿基金”。对于那些确实无法认定
任何一方存在过错，或者加害方已无力赔偿的损害，由该基金提供基
础性的人道主义补偿和医疗救助。这一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受害者最终获得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主要是在宏观的法律理论与制度框架层
面进行构建。对于未来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
技术性问题，例如，如何界定“合理的关联性”、如何评估跨代损害的
赔偿数额、社会补偿基金的具体筹集与管理模式等，本研究未能提供
详尽的答案。此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侵权责任这一事后救济机制，
对于如何构建更为完善的事前行政监管体系，着墨不多。未来的研究
，可以在本研究的框架基础上，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对不同责任模
式的社会成本与效益进行更为精细的量化分析。同时，可以结合社会
学、伦理学的田野调查，深入了解科学家、医生、患者以及公众对于
基因编辑技术风险与法律规制的真实态度与需求，从而为制度的精细
化设计，提供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结论
本研究围绕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这一前沿法律难
题，以科学不确定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司法平衡为主线，通过对我国
现行侵权法体系的适用性困境进行深刻剖析，并借鉴国内外相关领域
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性地论证了重构该领域侵权责任体系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研究表明，面对基因编辑技术对传统法律理论所带来的颠覆
性挑战，任何固守成规的司法应对都将导致对受害者基本人权的架空
，法律必须以积极的、创造性的姿态回应科技的进步。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破解基因编辑侵权责任认定困境的根本出
路，在于完成一次以“人权保障”为最高价值指引的侵权法范式转型。
这场转型要求我们的法律体系在价值取向上，旗帜鲜明地将对生命、
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在制度设计上，勇敢地突破传
统侵权法的窠臼，建立起一套与技术风险相适应的、向弱势受害者倾
斜的、由分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严格的程序审查以及社会化
风险分担机制共同构成的综合性治理框架。这不仅是对个体受害者的
救济，更是以国家的名义，为一项潜力无限但又风险莫测的强大技术
，设定不可逾越的权利边界与责任底线。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将风险社会理论与人权保障理论深度融
入侵权法分析，为我国侵权法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在实
践层面，本研究提出的“四位一体”制度构建方案，为我国未来处理相
关案件的司法实践和推进相关领域的专门立法，提供了一份具有高度
前瞻性与现实操作性的“路线图”。人类正站在一个可以主动设计自身
未来的十字路口，法律是我们手中确保这条道路通往光明而非黑暗的
罗盘。构建一个科学、公正、充满人文关怀的基因编辑法律治理体系
，不仅是对当下每一个生命的负责，更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郑重承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