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权利救济路径研究——基于选择性救济机
制的司法实践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模式的不断创
新，兼具融资与融物双重属性的融资租赁，已成为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获取设备、更新技术的重要金融工具。然而，在宏观经济周期性
波动与企业经营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下，承租人违约，尤其是迟延或拒
绝支付租金的现象日益凸 C 显，如何有效、公平地对出租人的合法权
利进行救济，已成为融资租赁领域最为核心的法律问题与司法难题。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民法典》背景下，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
权利救济的核心机制——即在承租人根本违约时，出租人所享有的“请
求支付全部剩余租金”与“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两种救济路径的选择
适用问题。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系统性实证考察
，揭示现行选择性救济机制在运行中的裁判规则、核心争议焦点与价
值平衡机理，为解决融资租赁纠纷、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
。通过对我国《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一条、七百五十二条等核心法律
规范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解释，明确出租人权利救济选择机制的立法
原意与制度构造。在此之上，以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运
用定性分析与归纳演绎的方法，深度剖析人民法院在面对出租人不同
诉讼请求时，如何认定根本违约、如何审查救济路径的选择、特别是
在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后，如何计算其最终的损害赔偿
范围，从而提炼出司法实践中已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裁判逻辑与计
算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严格遵循《民法典》所确立的选择
性救济框架，即出租人不得同时主张请求支付全部剩余租金与解除合
同、收回租赁物，以防止其获得双重利益。司法裁判的核心与难点，
已从“能否选择”转向“选择之后如何清算”。当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
回租赁物时，司法实践已普遍形成了一个以“填平原则”为指导的损害
赔償计算公式，即：出租人的实际损失 = (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 其
他法定或约定的损失) - 租赁物收回或处置后的价值。实证分析发现，
该公式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最大的争议焦点与裁判难点，在于如何
客观、公允地确定租赁物被收回时的“价值”。法院通常采用拍卖、评
估、变卖等方式来确定其价值，但在具体操作中，仍面临着评估标准
不一、程序启动困难、价值认定争议大等现实困境。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选择性救济机制
，其本质并非一个单纯的程序性选择，而是一个旨在精确恢复出租人“
可期待利益”、同时避免其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清算机制。这一机制的司
法适用，深刻地体现了我国民法在合同解除制度上，从传统的“恢复原
状”向更为精细化的“损害赔偿”的理念转型。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
，它深化了对融资租赁交易“融资”本质的认识，丰富了我国合同法中
关于根本违约救济与损害赔偿计算的理论内涵。其实践价值则在于，
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损失计算模型的系统性梳理，为融资租赁行业的交
易主体在设计合同条款、评估违约风险以及选择诉讼策略时，提供了
清晰的指引；同时，也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如何更准确地
进行利益平衡、更规范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裁判思路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融资租赁；出租人；权利救济；合同解除；损害赔偿；
司法实践
引言
在当今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宏大社
会背景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效率
，成为衡量经济健康度的关键指标。融资租赁，作为一种集融资、融
物、贸易、技术更新于一体的边缘性、交叉性金融工具，凭借其能够
有效盘活企业固定资产、降低融资门槛、加速设备流通的独特优势，
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迅猛的发展。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运
，到中小企业的生产线升级、医疗设备的购置，融资租赁的触角已延
伸至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然而，这种业务模式的繁荣，也伴生着法
律风险的积聚。融资租赁合同通常具有履行周期长、交易金额大、法
律关系复杂的特点，在宏观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企业经营压力增
大的背景下，承租人因资金链断裂或其他原因，无法按期足额支付租
金的违约事件，已成为制约该行业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风险点与最常见
的法律纠纷。
当承租人构成根本违约时，如何设计一套既能充分、高效地保护
出租人（通常为金融租赁公司或商业银行）的合法债权，又能避免其
因滥用优势地位而获得超额利益，从而公平地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
救济制度，便成为整个融资租赁法律制度设计的核心与灵魂。传统的
合同法理论，在面对根本违约时，通常赋予守约方以合同解除权。但
在融资租赁这一特殊交易中，简单的合同解除并“恢复原状”，显然无
法满足其作为“融资”工具的核心诉求。出租人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出
租”一件设备，而是通过“出租”这一法律形式，收回其投入的全部资金
成本并获取约定的利润。因此，仅仅取回一件已经使用过、价值已经
折损的租赁物，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
正是基于此种特殊的交易本质，我国法律为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
租人，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二选一的“选择性救济”机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在承租人违约时，出租
人可以作出选择：其一，是维持合同的效力，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
余租金（即租金的“加速到期”）；其二，是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
赁物。然而，这一看似清晰的“非此即彼”的规则，在进入纷繁复杂的
司法实践后，却引发了一系列更为深刻与棘手的法律适用难题。例如
，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后，其损失究竟应如何计算？是
仅仅收回租赁物即可，还是可以在收回租赁物的同时，再主张一定数
额的损害赔偿？如果可以主张赔偿，其范围应如何界定？法院又该如
何对收回的租赁物进行估价，以在赔偿额中进行抵扣？这些问题，在
立法层面仅有原则性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
的理解与裁判尺度存在差异，不仅影响了个案的公正，也损害了法律
的确定性与市场的可预期性。因此，深入研究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
选择性救济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运行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出租人权利救济选择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的适用现状与核心争议，致力于通过对大量一手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能够客观反映当前司法裁判主流规则、内在逻辑与未来发
展方向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挑战那种将
融资租赁简单视为“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传统观念，通过对其独特
救济机制的深度剖析，揭示其作为一种独立、特殊的商事合同类型，
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理论上所具有的独特构造与创新价值，从而丰
富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于，为各
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日益增多的融资租赁纠纷时，如何摆脱裁判思路的
模糊与分歧，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释法与裁量，提供一套清晰、可
操作的分析指引。这不仅有助于在个案中更为公正、高效地平衡出租
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有助于在宏观层面，推动融资租赁行
业的风险管理法治化、交易规则明确化，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金融法治保障。
文献综述
为了对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选择性权利救济路径进行体系化
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广阔的比较法视野与我国自身司法实践的演进
脉络之中。融资租赁作为一种发源于英美法系的现代金融交易模式，
其法律规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在功能主义立法思想驱动下，趋向
实质统一的鲜明特征。
在比较法视野下，对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权利的保护，始终围绕着
如何确保其能够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预期利润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在
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九条“担保交易”中，融资租赁在功能
上被视为一种设立在租赁物上的担保权益。当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
（作为担保权人）的救济路径，主要是通过行使担保权，即占有、处
置租赁物（担保物），并从处置所得中优先受偿。其求偿权的范围，
是以其未获清偿的债权总额为限，处置担保物所得超过债权的部分，
需返还给承主租人（债务人）。在国际层面，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UNIDROIT）制定的《国际融资租赁公约》，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该
公约明确赋予出租人在承租人违约时，可以收取应付的、加速到期的
租金，或者终止租赁协议并收回租赁物。同时，公约强调，出租人所
能获得的损害赔偿，应使其处于“如同承租人正常履行协议时本应处于
的地位”，这为“填平”损害赔偿原则在该领域的适用，奠定了国际法基
础。这些域外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共同特点，是穿透“租赁”的法律形式
，直面其“融资”的经济实质，将救济机制的构建，紧密地与担保法和
损害赔偿法的基本原理相结合。
我国关于融资租赁出租人权利救济的研究，与我国融资租赁业的
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大致经历了从司法解释的初步探索到《民法典》
系统性规定的演进。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发布的《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
指导该领域司法实践的最重要依据。该解释首次系统性地规定了出租
人在承租人违约时的权利，包括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
合同。学界围绕该司法解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早期的研究，多集中
于对融资租赁法律性质的辨析，即其究竟是“租赁”还是“借贷”，这直接
关系到其是否应受利率上限等金融管制的约束。随着实践的深入，研
究的焦点逐渐转向对出租人具体救济权利的探讨。学者们普遍赞同司
法解释所确立的“加速到期”与“解除合同”的选择模式，认为这符合融资
租赁的交易本质。
《民法典》的颁布，将融资租赁合同单设一章，并将上述司法解
释的核心内容，吸收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标志着我国对这一领域的法
律规制走向成熟。此后，学术界的研究进入了更为精细化的阶段。学
者们，如王利明、崔建远等，围绕《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展开了
深度解释。其核心观点普遍认为，该条所规定的“请求支付全部租金”
与“解除合同”，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救济方式，出租人只能择一行使，
其法理基础在于防止出租人不当得利。在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
的情况下，其同时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研究的重
心，进一步下沉到对该“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之上。绝大多数学者主
张，应以“填平”为原则，即以出租人未受偿的租金债权总额，扣除租
赁物回收价值后的差额，作为其最终的损失。
尽管国内外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规范指
引，但深入审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亟待进一步突破的不足之处。第
一，研究方法以规范解释为主，对司法实践的全景式、数据化考察相
对缺乏。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应然”层面，对《民法典》条文进行逻辑
严谨的法理推演，构建理想的损害赔偿计算模型。但是，在“实然”层
面，即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其真实的
裁判分布是怎样的？在具体的判决文书中，法官是如何阐述其计算逻
辑的？对于租赁物回收价值的确定，究竟是以评估价为准，还是以拍
卖价为准？不同法院之间是否存在裁判思路的差异？对于这些来自司
法实践的“真问题”，缺乏基于大规模样本的、客观中立的实证研究作
为支撑。第二，对租赁物价值确定这一核心操作难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尽管“扣除租赁物回收价值”已是共识，但如何确定这个“价值”，却是
实践中争议最大、最易引发当事人不满的环节。现有研究对此多为原
则性的探讨，未能提供一套清晰、可操作、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利益的
价值确定程序与标准，这使得该理论在指导司法实践时仍显得较为抽
象。第三，对于选择性救济机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与效率分析探讨不
足。现有研究多从法律教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较少运用法经济学
的工具，来分析不同的救济规则设计，对于降低交易成本、优化风险
分配、激励当事人履约的效率影响。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在于，将研究的重心从对
法律规范的纯粹解释，转向对选择性救济机制司法实践的全景式实证
考察，特别是聚焦于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计算，尤其是租赁物价值认
定的核心操作环节。本文将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即不再仅仅满
足于构建理想的理论模型，而是致力于通过对大量一手司法裁判文书
的归纳、分析，来客观地描绘出我国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真实图
景、内在困境与改革动向。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路径，本文
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践基础与操作细节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
为完善融资租赁出租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提供更具针对性、建设性和
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在承租人违约时所享
有的选择性权利救济路径，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状况，进行一
次系统性、深度的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精准地
反映司法实践的真实图景，又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与前瞻性的制度构
建价值，本研究采用了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为核心方法论，并与规范
分析法、比较法研究、法经济学分析等多种方法深度融合的综合性研
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商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的司法实践与制
度改革研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对第一手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客观、
系统的归纳与分析，提炼出人民法院在面对出租人权利救济选择时的
真实裁判逻辑、价值权衡与演进趋势，并以此为基础，为完善相关制
度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的协同运
用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首先，规范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法律讨
论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基础。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本研究对我国现行有
效的、与融资租赁出租人权利救济相关的法律规范群，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梳理与解释。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的
融资租赁合同专章（特别是第 751 条、第 752 条），以及关于合同解
除（第 563 条、第 566 条）、违约责任（第 577 条）、损害赔偿范围（
第 584 条）等一般性规定。同时，本研究还将回溯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重要的司法解
释文件。规范分析旨在精准地厘清我国法律体系在出租人权利救济问
题上的“制度供给”现状，识别出其中的原则性规定与解释空间，从而
为后续的实证考察，提供一个清晰、权威的“参照系”与“评判尺”。
其次，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这是本研
究力求客观、深入，并最终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结论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各类商业法律数据库作为主要的数据来
源。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将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一级案由，并
结合“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损害赔偿”、“租金加速到期”等关键
词进行组合检索，时间范围重点限定在《民法典》施行之后，以捕捉
最新的司法动态。在初步筛选后，本研究将剔除大量非实质性审理的
文书（如管辖权异议裁定），最终精选出覆盖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法
院层级、不同租赁物类型（如车辆、生产设备、医疗器械等）的，总
数达数百份的，明确就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范围及计算
方式进行详细论述的裁判文书，构成研究的核心样本库。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在定量分析层面，本研究将对样本裁判文书的关键信息进行结构
化编码与统计分析。编码变量包括：裁判年份、法院地区、租赁物类
型、合同金额、出租人诉讼请求、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项目、租赁物
价值的确定方式（如评估、拍卖、当事人合意、法院酌定等）及其占
比。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交叉分析，本研究旨在从宏观
上、数据上揭示出我国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总体裁判模式、地域
性差异，以及影响赔偿金额的关键变量。
在定性分析层面，这也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本研究对每一份核
心样本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进行深度的文本分析与法理重构。分析
的焦点将聚焦于以下核心问题：（1) 法院是如何论证其支持的损害赔
偿计算公式的法理基础的？ 是援引“填平原则”，还是合同的具体约定
？（2) 在具体的赔偿项目上，法院的支持范围是怎样的？ 除了未付租
金，是否支持预期利润、逾期利息、律师费、租赁物回收费用等？（3)
最为核心的，法院是如何确定租赁物回收价值的？ 在采用不同价值确
定方式时（如评估 vs 拍卖），其说理有何不同？法院在多大程度上会
主动依职权调查或委托评估？当事人对价值认定提出异议时，法院如
何处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编码与归纳，本研究旨在提炼出隐
藏在个案背后的、具有普遍性的司法裁判规则、价值权衡与潜在的裁
判分歧。
最后，在理论构建与对策建议阶段，本研究将把通过实证分析得
出的司法裁判图景，与前述的规范分析、比较法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
、印证与反思。通过将司法实践的“实然”状况与理论模型的“应然”目标
进行对比，评估我国现行救济机制的实施成效、发现实践中的深层症
结，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比较法经验与法经济学原理，从完善损害赔
偿的计算规则、规范租赁物价值的评估程序、优化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分配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旨在推动我国融资租赁纠纷
解决法治化的立法与司法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法典》施行以来，全国范围内数百份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系统性的实证考察，本研究深刻揭示了在出租
人权利救济这一核心领域，我国司法实践所呈现出的一个既有高度共
识又存细节分歧、既严格遵循立法精神又在能动地进行规则细化的复
杂图景。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司法实践已牢固确立了以“填平原则”为
指导的、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计算模型，但该模型在具体适用中，
尤其是在租赁物价值的确定环节，仍面临诸多挑战，并由此催生了多
样化的司法应对策略。
一、 选择性救济框架的严格遵守：防止不当得利的司法共识
定量与定性分析均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融资租赁纠纷时，
严格恪守了《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所设定的选择性救济框架。在
所有样本案件中，未发现任何一份判决，会同时支持出租人既请求支
付全部剩余租金，又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诉讼请求。法官在裁判
文书中，会明确指出此两种救济路径的“相互排斥性”，其核心的法理
依据在于防止出租人获得“双重利益”或“不当得利”。这一发现表明，穿
透融资租赁“租赁”之外衣，洞察其“融资”之实质，将救济机制的构建与
防止不当得利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
普遍共识与牢固基础。
二、 解除合同后损害赔偿计算模型的类型化与普遍化
当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时，其是否有权进一步主张
损害赔偿，以及赔偿范围如何界定，是本研究的考察核心。实证分析
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经超越了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
，通过大量的个案裁判，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获得普遍遵循的、类型化
的损害赔偿计算模型。该模型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公式：
出租人应获赔偿额 = (A. 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数额 + B. 其他损失) -
(C. 已支付的租金 + D. 租赁物回收价值)
在这个公式中，各个构成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相对明确的内涵
：
A. 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数额：这通常被理解为合同约定的所有租
期内的租金总和，包含了出租人投入的本金与预期的全部利润。法院
普遍支持将“未到期租金”纳入损失计算的范围，这是对融资租赁交易“
融资”属性的直接肯认。
B. 其他损失：这一项在实践中主要包括：承租人违约产生的逾期
利息、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保
全费），以及为收回、保管、处置租赁物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对于这
些费用的支持，法院通常会审查其发生的必要性与数额的合理性。
C. 已支付的租金：这部分作为承租人已履行的部分，理应在损失
中予以扣除。
D. 租赁物回收价值：这是整个公式中最核心、最具争议性，也是
最能体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变量。
这一计算模型的普遍适用，标志着我国司法实践在融资租赁合同
解除的法律后果上，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合同法“恢复原状”的思维定式
，向以“赔偿可期待利益损失”为核心的现代商事思维的深刻转型。
三、 核心困境与多元应对：租赁物回收价值的确定难题
实证分析发现，虽然损害赔偿的计算“公式”已趋于统一，但公式
中的核心变量——“租赁物回收价值”的确定，却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
的最大困境与挑战，并由此展现出最为多元化的裁判样态。
定性分析揭示了法院在确定租赁物价值时，主要采用的几种路径
及其存在的问题：
以司法拍卖或变卖价为准：这被认为是确定租赁物客观市场价值
最为公允的方式。在部分案件中，如果租赁物在诉讼过程中已被成功
拍卖或变卖，法院会直接以该处置价款作为其回收价值。然而，这种
方式的适用前提是拍卖或变卖程序能够顺利启动并完成，在实践中常
因承租人不配合、租赁物下落不明、或多次流拍而受阻。
委托司法评估确定价值：这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在当事人对租赁
物价值争议较大时，法院通常会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租赁物进行价格评估，并以评估报告的
结论作为认定依据。此方式的优点在于专业性与中立性，但缺点也十
分明显：评估周期长、费用高，且评估基准日、评估方法的选择，也
常常成为当事人新的争议焦点。
当事人合意或单方自认：在少数案件中，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能
够就租赁物的价值达成一致，或者出租人在起诉时自认了一个回收价
值，且承租人未提出有力反驳，法院通常会予以采纳。
法院酌定价值：在无法通过上述方式确定价值，或者评估、拍卖
成本与租赁物自身价值相比过高，不符合经济原则时，部分法官会依
据在案证据（如购买合同、折旧情况、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等），结合
自由心证，酌情确定一个回收价值。这种方式虽然高效，但主观性较
强，对法官的专业能力与中立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定量分析亦显示，租赁物价值的确定方式，与案件的最终结果（
出租人的实际获赔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对租赁物价值的
认定，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利益
分配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如何规范和统一这一环节的司法裁量，已成
为融资租赁纠纷公正、高效解决的关键所在。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权利救济司法实践的全
景式实证考察，系统地揭示了在选择性救济机制的适用中，司法共识
的形成、裁判模型的构建以及在核心操作环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这
一系列发现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司法在能动地解释与适用《民法典
》、应对复杂商事交易挑战时的智慧与努力，更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
面，为完善我国融资租赁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深刻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通过坚实的实证数
据与丰富的案例剖析，为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损害
赔偿范围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来自司法实践的强有力支持与精细化印
证。本研究归纳出的“出租人应获赔偿额 = (全部租金 + 其他损失) - (已
付租金 + 回收物价值)”这一司法裁判模型，在理论上，是对我国合同解
除制度与损害赔偿理论的一次重要发展。它深刻地表明，在融资租赁
这类具有持续性、融资性特征的商事合同中，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已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所强调的、旨在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状态的“恢复
原状”，而是演变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旨在填平守约方“履行利益”损失
的“清算模式”。这一模式，穿透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形式，直击融资租
赁交易的经济本质，即将整个交易视为一个封闭的、以收回本息为目
的的资金投放与回收过程，违约解除则构成了对这一过程的提前清算
。这一发现，挑战了那种将所有合同解除后果都作同一化理解的传统
观念，为构建更为类型化、精细化的合同解除效果理论，提供了来自
融资租赁领域的鲜活样本。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成果对于融资租赁行业的参与者、司
法裁判者乃至立法者，均具有直接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出租人）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明确地提示，
在承租人违约时，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并非一个一劳永逸的
简单选项，而是一系列复杂法律行动的开始。出租人在作出此选择时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最终能够获得的金钱赔偿，将与其能够证明
的租赁物回收价值直接挂钩。因此，出租人应在风险管理与诉讼策略
上，进行更为精细的规划。例如，在合同订立阶段，可以尝试与承租
人就租赁物在不同年限的残值计算方法或价值认定方式，作出更为明
确的约定。在诉讼阶段，应积极地申请对租赁物进行保全与价值评估
，并主动提供证据，以避免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承租人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其在诉讼中的核心抗辩权利之所
在。即便承租人因违约而被解除合同，其依然有权对出租人主张的损
失范围，特别是对租赁物回收价值的认定，提出异议。承租人可以积
极地对出租人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提出反驳，或申请法院重新评估、
拍卖，以确保扣减的价值是公允的，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的赔偿
责任。
对于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本研究的结论，旨在为统一裁判尺度
、提升审判质效，提供参考。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主动地向当
事人释明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并引导他们围绕租赁物的价值进行举
证与辩论。在价值确定方式的选择上，应建立一个更具规范性的优先
顺序。例如，以公开市场形成的拍卖、变卖价格为最优先适用，因其
最能反映租赁物的客观公允价值。在必须采用评估方式时，应确保评
估机构的中立性与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并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质证权利
。只有在上述方式均不可行或不经济时，才应审慎地行使酌定权，并
必须在判决文书中，详细阐述其酌定价值的依据与理由，以增强裁判
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尽管确立统一的损害赔偿计算模型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但我们亦
需正视其在适用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局限性。第一，租赁物的多样性
与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对于通用性强、有活跃二手市场的租赁物（如
汽车），其价值较易确定。但对于高度定制化、技术更新迅速的专用
生产设备，其回收价值的评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第二
，程序的经济性与效率问题。繁琐的评估、拍卖程序，可能会显著增
加诉讼成本、延长审理周期，这与商事审判追求效率的价值目标之间
，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一
，对租赁物价值评估的程序性规范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性地探讨如何
构建一套更为科学、高效、低成本的价值评估与认定机制。其二，开
展法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大量案件数据的回归分析，来检验不
同的裁判规则（如不同的价值认定方式），对于案件审理周期、当事
人上诉率、出租人最终债权实现率的实际影响。其三，加强对特殊类
型租赁物（如无形资产、软件等）在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其“回收价
值”如何认定的前沿问题研究。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度框架与司法实践的现实土壤
，通过对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选择性权利救济路径的实证考察，深
刻地揭示了在这一核心法律领域，我国司法所取得的重大共识与面临
的现实挑战。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我国司法实践已严格遵循立法所设
定的“二选一”救济框架，有效防止了出租人的不当得利。更为重要的
是，在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路径下，司法实践已能动
地发展出一套以“填平原则”为指导的、精细化的损害赔偿计算模型。
该模型的广泛适用，标志着我国融资租赁纠纷的解决，在理念上实现
了从传统的“恢复原状”向现代商事“清算模式”的深刻转型。然而，这一
模型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其核心变量——租赁物回收价值的确定
，在实践中仍缺乏统一、规范、高效的操作标准，成为当前该领域司
法裁判的难点与争议焦点。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证分析，为这一
重要的商事法律制度，提供了来自司法实践的、最为直接与鲜活的注
脚。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系统性地阐释了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清算式
”赔偿的法理内涵，丰富了我国合同法与损害赔偿法的理论体系。在实
践层面，本研究所提炼的司法裁判规则与对核心困境的剖析，为融资
租赁行业的交易主体、律师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在合同设计、风险
防范、诉讼策略选择与司法裁判等各个环节，提供了具有高度针对性
与可操作性的参考与指引。
展望未来，随着融资租赁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与深化，其所引发
的法律纠纷必将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样的面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本研究所揭示的，司法实践在统一裁判模型
上的努力与在价值认定环节的分歧，共同指向了未来制度完善的方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经验的进一步积累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
化，特别是通过制定更为细化的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来规范租
赁物价值的评估与认定程序，我国融资租赁领域的权利救济机制，必
将朝着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方向迈进，从而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健康发展，构筑起更为坚固与可靠的法治堤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