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现实融合探讨——基于征信机构数
据保护的司法规制
摘要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个人信用
体系已成为支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深刻地影
响着个体的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然而，作为该体系核心的征信机构
，在海量收集、处理和共享个人信用数据的过程中，数据泄露、信息
错误、查询滥用等问题日益凸起，对公民的人格权、财产权构成了严
峻的挑战。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在《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共同构建的法律框架下，民商法如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宏观目标
实现现实融合，并创新性地将研究焦点置于对征信机构数据保护义务
的司法规制之上，旨在为解决征信活动中权利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冲突
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在对《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核
心法律文件进行体系化解释的基础上，重点选取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施行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数十份涉及个人征信异议、信
息错误侵权的典型判决作为实证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
实践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将宏观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具体化为征信领域
特殊注意义务的裁判路径。法院逐步确立了信息提供者（如商业银行
）与信息处理者（征信机构）的“双重注意义务”：信息提供者对所报
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有源头审查的首要责任；征信机构则负有
对信息进行审慎的形式审查、建立并有效运行异议处理机制的法定责
任。研究发现，司法裁判的核心，正从过去单纯审查征信机构是否遵
守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程序性规定，转向更为实质性地考察其行
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确立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特别是在公民提出异议权时，法院对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协同处理
的效率与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对征信机
构数据保护的司法规制，是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融合的关键节
点。其融合的本质，在于通过司法裁判，将个人信息主体在征信活动
中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法定权利，从纸面上的宣言转化为可
诉、可执行的现实权利。这一司法能动主义的路径，不仅极大地丰富
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学理论，为征信这一特殊领域的数据处理活
动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更重要的是，它为指导征信机构的合规经
营、规范金融机构的数据报送行为、以及保障公民在信用社会中的基
本人格尊严，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构建一个既
高效运转又尊重权利的现代化个人信用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
关键词：个人信用体系；民商法；征信机构；数据保护；司法规
制
引言
在当今由数据驱动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
的数字化转型，信用，这一古老的商业伦理，正在被赋予全新的技术
内涵与社会功能。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核心、百行征信等市场
化机构为补充的个人信用体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传统的信贷审批，延伸至求职、租赁、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成
为个体的“经济身份证”。这一体系的健全与高效运行，对于优化金融
资源配置、防范信贷风险、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乃至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诚信”理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可以说，
一个覆盖全民、数据驱动、奖惩分明的个人信用体系，是建设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基石。
然而，凡事皆有两面。个人信用体系的强大功能，建立在对个人
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公共事业信息等敏感信息的“全景式”归集与
深度画像之上。征信机构作为这一海量数据的“掌控者”与“加工者”，其
手中掌握的权力是巨大的。与此同时，风险也如影随形。一笔被错误
记录的“不良”还款信息，一次未经授权的信用报告查询，一次因系统
漏洞导致的数据泄露，都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贷款申
请被拒、购房计划搁浅、商业机会丧失，甚至在社会评价中蒙受不白
之冤。这类“信用污点”一旦形成，其负面影响往往具有长期性与广泛
性，而个体在强大的征信系统面前，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
等的弱势地位。这些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得如何有效规制征信机构的
数据处理行为，平衡信息利用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成
为制约个人信用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目前关于如何将《民法典》所确立的人格权保护、《个人
信息保护法》所构建的数据处理规则，与《征信业管理条例》这一专
门性的行政法规进行有效衔接，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统一、明确的裁
判标准，相关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充分。法律规范的竞合与冲突，导致
在实际应用中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策略。例如，征信机构对于
信息提供者（如银行）报送的错误信息，应承担何种程度的审查义务
？在处理公民提出的异议申请时，其程序性义务与实体性义务的边界
何在？因信用报告错误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的，是否应予赔偿？对于
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着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征信市场的规
范性。因此，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在司法层面的现
实融合路径，以对征信机构数据保护的司法规制为核心切入点，构建
一个能够有效协调信息利用与权益保护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本研
究将致力于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揭示人民法院在处理个
人征信纠纷案件时的裁判逻辑、责任分配原则与价值衡量标准。其最
终目的，在于提炼出一套能够有效指导未来司法实践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规则体系，以期填补当前理论研究的空白，推动形成征信机构、
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主体之间权责清晰、救济顺畅的良性互动格局，从
而丰富和完善我国在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权能法律保护体系。
文献综述
个人信用体系中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征信机构的数据保护责任，
是法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的前沿领域，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长
期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制度实践。
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与立法起步较早，主要形成了以美国和欧盟
为代表的两种规制模式。美国作为信用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早在
1970 年就出台了《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FCRA
），并在此后不断修订完善。FCRA 的核心，在于通过精细化的程序性
规制，来保障信用信息的准确性与使用的公平性。其研究重点主要集
中在：征信机构（Consumer Reporting Agency）的法定义务，如必须采
取合理程序确保信息“最高可能的准确性”；信息主体（消费者）的权
利，如免费获取信用报告权、对错误信息提出异议权（dispute）、以
及要求征信机构在规定时限内进行调查和纠正的权利；以及信息使用
者在查询信用报告时的“授权”与“许可目的”原则。以 Robert Gellman 等
为代表的学者，对 FCRA 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长期跟踪，认为其在程序
正义保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征信机构的实质性审查义务要求相
对宽松。欧盟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并未针对征信行业进行专
门立法，而是将其完全置于其通用数据保护法规（现为 GDPR）的框
架之下。欧盟模式的研究重点，在于将征信活动解释为一种“数据处理
”行为，并严格适用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如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特别是“同意”或“合法利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以及被
遗忘权等。以 Cécile de Terwangne 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强调，
在 GDPR 的高标准下，征信机构的许多传统做法，如长期保存负面信
息、进行宽泛的信用评分等，都面临着合规性的挑战。
国内的研究轨迹与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早期
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等域外制度的引介与比较，探讨在我国建立
集中统一征信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随着 2013 年《征信业管理条例
》的出台，学术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对该条例具体制度的解释论，如对“
不良信息”的界定、异议处理程序的设计、信息查询的授权等问题。这
一阶段的研究，普遍肯定了《条例》的里程碑意义，但也指出了其在
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例如，对信息提供者的责任规定较为原则
、对征信机构的注意义务标准不够清晰、以及民事救济途径不够顺畅
等。
近年来，随着《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至基本人格权益的
高度，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的颁布，国内的研究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更为纵深的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核心，转向了如何在前
述“三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
）并存的背景下，重构征信活动中的法律关系与责任体系。王利明、
程啸等民法学者强调，应将征信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处理，完全纳入《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制范畴，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更正、删除
等权利应得到全面保障。有学者提出，传统《条例》中基于行业管理
视角的规则，若与《个保法》中的权利保护规定相冲突，应优先适用
位阶更高、保护更周全的后者。此外，关于征信侵权的责任认定，特
别是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错
误信用记录本身，就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不应再苛求原告
证明具体的财产损失或严重的精神损害。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为我们描绘了宏大的蓝图，但在将这些
宏观理论与微观司法实践相结合方面，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的
系统性整合不足。现有研究往往对“三法”进行割裂式的解读，而未能
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系统性地揭示它们在司法适用中，是如何
被法官整合、解释与适用的，特别是当规范发生冲突时，法官的裁量
逻辑为何。二是研究的实证基础相对薄弱。虽然理论上对征信机构应
承担何种义务进行了诸多探讨，但鲜有研究能够基于对《个人信息保
护法》实施后大量司法判例的系统性梳理，来检验和印证这些理论在
实践中的真实图景。三是对于“双重注意义务”的内涵与边界界定不够
精细。虽然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信息提供者与征信机构均负有责任，但
对于各自责任的性质、范围、以及在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尚缺
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类型化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在于，将研究的重心从纯粹的规范解
释，转向对司法裁判逻辑的实证分析。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在实证
深度与规则提炼上的不足，通过对大量一手案例的归纳与演绎，系统
性地构建一个能够反映我国当前司法智慧的、关于征信机构数据保护
的司法规制模型。通过这种研究路径，本文期望能够为理论与实践的
鸿沟架设一座桥梁，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立法完善与司法统一，提供更
具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系统性地揭示和构建我国司法机关在处
理个人征信数据保护纠纷时的裁判规则体系，从而为民商法与个人信
用体系的现实融合提供清晰的司法视角。为达成此目标，本研究在整
体设计上，采用了以案例分析法为实证核心，并以规范分析法为理论
支撑与解释框架的综合性法学研究方法。研究的整体逻辑框架将遵循“
规范体系梳理—司法实践考察—裁判规则提炼—理论模型构建”的四步
进路，旨在确保研究结论既有坚实的法律解释学基础，又能敏锐地回
应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真问题。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涵盖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规范性法律与
政策文件。这是本研究进行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本研究将对现行有
效的、规制个人征信活动的核心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是人格权编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条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是关于“告知-同意”
规则、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个人权利行使以及处理者义务的规定）以
及《征信业管理条例》（重点是关于信息采集、整理、保存、使用以
及异议处理的专门规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规章、司
法解释以及指导性案例，也将作为理解规范内涵与政策导向的重要参
考。
第二，司法判决文书。这是本研究进行实证分析的核心素材，也
是本研究的特色与重点所在。本研究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
宝”等权威法律信息数据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日（
2021 年 11 月 1 日）为时间起点，以 2025 年 9 月 30 日为截止时间，进
行了地毯式的案例检索。检索关键词组合为（“征信”或“信用报告”）与
（“异议”或“错误”或“侵权”或“个人信息保护”）。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与分析的深度，本研究对初步检索到的数百份判决制定了严格的筛选
标准：案件必须是民事诉讼；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必须涉及个人信用报
告中信息的准确性、异议处理的合规性或信息查询的合法性；判决书
的说理部分必须对被告（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侵权
责任的构成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论述。经过筛选，本研究最终确定了 60
份能够清晰反映法院裁判逻辑与法律适用思路的典型判决书，构成深
度分析的样本库。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与比
较案例分析法。首先，对于筛选出的 60 份典型判决，本研究设计了一
套结构化的编码分析框架，对每一份判决的关键信息进行提取，编码
维度主要包括：原告诉讼请求的类型（如请求更正、删除、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被告的类型（征信机构、商业银行或其他信息提供
者）；法院最终认定的核心法律依据（是优先适用《条例》，还是《
个保法》，或二者并用）；法院对被告“注意义务”的具体认定标准（
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法院对因果关系与损害后果的认定逻辑
；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在完成编码后，本研究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
法，对不同法院、不同案由的判决进行分组对照，精准地识别出裁判
思路的共性与差异，并归纳出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趋势与存在的争议
点。最后，本研究将在规范分析的指引下，对这些司法实践的裁判逻
辑进行法理上的评判与重构，最终提炼出一套能够系统性解释和指导
征信数据保护司法实践的规则体系。
研究结果
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 60 份典型司法判决的系统性
内容分析，并结合对相关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解读，本研究发现，我国
司法实践在规制征信机构数据保护义务方面，已经超越了早期单纯依
赖《征信业管理条例》进行程序性审查的阶段，转而进入了一个以《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价值指引，对征信活动进行更
为全面和实质性审查的新阶段。司法裁判的结果，清晰地勾勒出了一
个以“双重注意义务”为核心、以“异议权实现”为关键、以“损害赔偿谦
抑”为特点的司法规制图景。
首先，司法实践普遍确立并细化了信息提供者与征信机构的“双重
注意义务”。在所有涉及信息错误的案件中，法院不再将责任简单地归
咎于一方，而是对信息流转的两个关键节点——源头报送与后续处理
——分别进行审查。对于信息提供者，主要是商业银行，法院普遍认
为其负有“源头数据质量保障”的首要义务。判决书显示，法院会深入
审查银行是否有充分的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将相关信息定义为“不良信
息”，其内部对于逾期、欠息的认定标准是否合理、明确，以及在报送
数据前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告知或催收程序。多家法院明确指出，银行
不能仅以格式条款作为抗辩，其报送行为必须经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
双重考验。对于征信机构，法院则普遍认为其负有“审慎的接收与处理
”义务。虽然法院并未要求征信机构对每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
核查（因不具备可操作性），但要求其履行“审慎的形式审查义务”，
例如，对明显矛盾、不合逻辑的数据进行警示和过滤。更为重要的是
，法院将征信机构的核心义务，定位在建立并有效运行一个“便捷、高
效、透明”的异议处理机制之上。
其次，对信息主体“异议权”的程序性保障，成为司法裁判的重中
之重。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样本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并非是信息本身的
对错，而是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异议申请后，是否尽到了及时、有效的
处理义务。法院在裁判中，反复强调《征信业管理条例》和《个人信
息保护法》赋予信息主体的异议权和更正权，是其在征信活动中最为
核心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判决结果表明，如果征信机构或商业银行在
法定的期限内（通常是 20 日）未能给出处理结果、处理程序不透明、
或者在确认信息错误后未能及时更正，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判决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是更正信息、赔礼道歉）。这一裁判趋势
传递出一个强烈的司法信号：在征信领域，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
重要，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漠视本身，就是一种可诉的侵权行为。
再次，在侵权责任的构成，特别是损害后果的认定上，司法实践
表现出一种审慎而谦抑的态度。虽然多数判决在法理上承认，错误的
不良信用记录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权益或一般人格权的侵害，但在损害
赔償的判决上却极为保守。在 60 份样本案件中，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
偿的诉讼请求，仅有不足 10%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且支持的金额普遍
较低（多在 5000 元以下）。法院对于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通常
要求原告证明该错误记录对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或“正常生活受
到显著影响”，举证责任较重。对于财产损失，法院则要求原告提供明
确的证据，证明其遭受的损失（如贷款被拒导致的商业损失）与错误
的信用记录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金融机构在审批贷款时
会进行综合评估，原告往往难以证明信用记录是其被拒的唯一或决定
性因素，因此，获得财产损失赔偿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结果反
映出，当前司法实践的核心功能，仍定位在“权利恢复”（即纠正错误
）而非“损害填补”之上。
最后，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展现出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
护法》与《征信业管理条例》进行融合解释的明显趋势。判决书的说
理部分，不再仅仅引用《条例》的程序性规定，而是越来越多地将《
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等基本原则，以及
《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的规定，作为判断征信活动正当性的上位
法依据。这种融合解释，使得法院在面对《条例》规定较为笼统或存
在空白的领域时，能够从更高位阶的法律中汲取裁判资源，从而使判
决更具法理深度与正当性。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所揭示的裁判规律，在理论层
面，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学理论的深化，特别是在特殊领域的具体
化适用，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与理论素材。其核心理论贡献在于，
它验证并丰富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风险预防”与“过程控制”的监管理
念。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侧重于损害发生后的事后救济。然而，本研
究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在征信侵权领域，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个人信息
风险的特殊性——一旦损害发生，往往难以弥补。因此，法院将裁判
的重心，创造性地前移至对数据处理“过程”的规制之上。本研究提炼
出的“双重注意义务”模型，以及对“异议权”程序性保障的极度重视，正
是这一“过程控制”监管理念在司法层面的具体体现。它不再仅仅追问“
结果是否错了”，而是更加关注“程序是否正当”、“风险是否被充分管理
”。这一司法转向，挑战了那种认为只有造成实际损害才能获得救济的
传统侵权观念，确立了“程序性权利本身即是值得保护的实体利益”的
新理念，这对于构建一个以风险预防为导向的、更为主动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律体系，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
在实践启示层面，本研究的结论为个人信用体系中的各个参与方
——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信息主体以及监管部门——都提供了清
晰、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首先，对于征信机构而言，本研究的结果为其合规体系的建设敲
响了警钟。合规的重心，必须从过去被动地接收和整理数据，转向主
动地、有效地管理异议处理流程。征信机构必须建立一个对用户友好
、流程透明、反馈及时的异议处理平台，并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确
保其高效运转。此外，对于合作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也应通过合
同约定等方式，建立起数据质量的协同管理与审查机制。简言之，征
信机构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其数据的广度与算法的精度，更
在于其权利救济渠道的温度与效率。
其次，对于商业银行等信息提供者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明确了其
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法律地位。银行不能再将数据报送视为一项简单
的、机械化的任务，而必须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涉及客户基本权利
的法律行为来对待。这意味着，银行必须对其内部关于“不良记录”的
认定标准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完善在报送负面信息前的客户沟
通与核实机制，并在收到征信机构转来的异议核查请求时，予以最优
先级的响应与处理。任何源头上的疏忽，都可能直接转化为法庭上的
败诉。
再次，对于广大的信息主体（公民）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维权指南。当发现信用报告存在问题时，最为直接有效的
途径，是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行使异议权。同时，在整个维权过程
中，应注意保存好所有沟通记录、申请材料等证据。如果在法定程序
走完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可以果断地诉诸法院。虽然获得高额赔
偿的难度较大，但通过诉讼来纠正错误记录、获得司法认定的“清白”
，其成功率是相当高的。
最后，对于立法与监管部门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当前制度中的一
个短板，即损害赔偿制度的乏力。未来在修订《征信业管理条例》或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应考虑适当降低征信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认
定门槛，或者建立类似于美国 FCRA 中的法定赔偿金制度。这不仅能
够为受害者提供更充分的救济，更能极大地提升征信机构与信息提供
者的违法成本，从而形成更为有效的法律威慑。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选取的案例样本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
对于个人通过行政申诉等其他渠道解决征信纠纷的情况，未能涵盖。
此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的信贷信息征信，对于正在兴起的、包
含更多非金融信息的“替代性数据”征信，其司法规制问题更为复杂，
有待进一步的专题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社会调查或访谈等方
法，深入了解信息主体在征信维权过程中的实际体验与困境。同时，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在信用评分中的广泛应用，如何对算法的公平性与
透明性进行司法审查，将是一个极具前瞻性与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结论
本研究围绕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现实融合这一时代课题
，以对征信机构数据保护的司法规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法律规范的体
系化梳理与对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系统性地描绘了我国法院在平衡
信息利用与权益保护时的裁判图景。研究表明，在《民法典》与《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引领下，我国的征信数据保护司法实践，已经从早
期的程序性合规审查，迈向了权利保障与过程控制并重的实质性审查
新阶段。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的融合，在司法层
面具体体现为一个以“双重注意义务”为基石、以“异议权程序保障”为核
心、以“损害赔偿谦抑”为特点的规制框架。法院通过精细化的裁判，
正在将抽象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转化为征信领域中信息提供者与处
理者必须遵守的具体行为准则。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司法机关在能动
地校正征信市场中因信息与权力不对等而可能出现的失衡，将法律赋
予公民的知情权、更正权等，从“应然”状态激活为“实然”权利。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提炼，丰富了个人信息保
护法在特殊领域的解释论，为构建以风险预防和过程控制为导向的侵
权责任理论，提供了本土化的司法经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发现
为征信机构、商业银行的合规经营，为公民的有效维权，以及为未来
立法与监管的完善，均提供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建议与参考。在一个“
信用即资本”的社会，一个公正、透明、高效的征信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不仅是保护个体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得以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有
理由期待，这套司法规制体系将日臻完善，为每一个生活在信用社会
中的公民，守护其应有的人格尊严与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