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扩张研究——基于未参与表决股东
诉权正当性的实证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深入实施，公司治理的规范化与股东权利的精细化保护已
成为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体系
中，相较于决议可撤销之诉与无效之诉，决议不成立之诉因其制度构
建的晚近性与理论阐释的不足，在司法适用中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
尤以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最为突出。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
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
一，特别是在未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未被通知参会、被非法剥夺表
决权或自愿弃权的股东）是否享有诉权的问题上，存在“限缩说”与“扩
张说”的尖锐对立。“限缩说”将原告资格严格限定于参与表决的股东，
以维护公司运营效率与决议稳定性，但此举可能导致部分股东的核心
权利救济无门。“扩张说”则主张赋予所有股东诉权，以强化程序正义
与股东权利的全面保护，但又可能面临滥诉风险。这种裁判分歧，使
得股东权利的保护状态极不确定。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公司决议不成
立之诉中原告资格的扩张问题，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未参与表决股东
诉权正当性的法理与实证双重分析，揭示当前司法实践的困境与理论
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兼顾股东权利保护与公司治理效率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
案例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对百余份相关司法判决进行了系统性的梳
理与类型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实践中，“限缩说”仍占据
主导地位，多数法院以股东未参与表决为由驳回其起诉，其核心理由
在于认为决议不成立之诉旨在纠正表决程序中的瑕疵，未参与者与此
无直接利害关系。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决议不成立事由（如会议未
召开、伪造决议）对所有股东利益的根本性侵害。研究结论认为，必
须打破传统思维，对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进行体系化的扩张解
释。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决议不成立所侵害的，并非仅仅是特定股东
的表决权，更是公司作为一个团体法人的意思形成机制本身，以及全
体股东基于此机制而享有的程序性期待权与实体性监督权。因此，原
则上所有股东，无论是否参与表决，均应被赋予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
的原告资格。为防范滥诉风险，可引入诚信原则作为限制，对于恶意
利用程序或自愿放弃权利后又反悔的股东，可酌情限制其诉权。本研
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公司法决议效力理论、指导
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以及在更深层次上保障中小股东的程序性权
利，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公司决议不成立；原告资格；股东诉权；未参与表决股
东；程序正义；司法解释
引言
在当今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作为现代市
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公司，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化、规范化与科学化
，已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根基所在。股东会或董事会
决议，作为公司这一“商业共和国”的“最高立法”与核心决策形式，其合
法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公司的运营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以及整个交
易秩序的安全。为精准规制公司决-议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瑕
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构建了决议可撤
销、无效与不成立三位一体的诉讼救济体系，这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
法律制度的日益成熟与精细。
然而，在这套看似完备的体系中，决议不成立之诉作为最晚被正
式确立（由 2017 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所规定）的一种诉讼
类型，其在理论阐释与司法适用上，相较于前两者，仍处于一种相对“
年轻”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决议不成立，指向的是公司决议在形式
上或程序上存在根本性、结构性的重大缺陷，以至于其甚至未达到一
个“决议”在法律上应有的最低成立标准，例如会议根本未召开、伪造
决议签名、出席人数或表决权数未达到法定或章程规定的最低要求等
。这种瑕疵的严重性，决定了其法律后果是“自始、当然、确定地不发
生法律效力”。正因其制度的“年轻”与后果的“严厉”，围绕决议不成立
之诉的诸多程序与实体问题，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显著的争议，其中
，尤以谁有权提起该诉讼，即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最为突出和棘手
。
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在于，我国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决-议可撤销
之诉的原告资格，明确限定于“股东”；对于决议无效之诉，则扩张至“股东、董事、监事”
等。然而，对于决议不成立之诉，法律却保持了沉默，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这一立法
上的“留白”，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裁判尺度的严重不统一。争议
的核心，聚焦于未参与表-决的股东，是否享有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所谓“未
参与表决”，其内涵十分复杂，既包括因未被通知参会、被非法拒绝入场等客观原因而无
法参与的股东，也包括虽被通知但自愿放弃出席或在会上投了弃权票的股东。在司法实践
中，一种观点（可称为“限缩说”）认为，决议不成立之诉主要关乎决议的形成过程，未参
与表决的股东并未亲历该过程，与决议的程序瑕疵没有直接的法律上利害关系，赋予其诉
权可能诱发滥诉，威胁公司的稳定。另一种观点（可称为“扩张说”）则认为，决议不成立
所侵害的是公司整体的意思形成机制和所有股东的固有权利，无论股东是否参与表决，其
合法权益均受到该“虚假”决议的潜在威胁，因此应赋予其诉权以提供充分救济。这两种观
点的对立，使得未参与表-决股东的诉权保护，完全取决于个案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律的
确定性与可预期性受到了严重挑战。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中原告资格的扩张问题
，以“未参与表决股东的诉权正当性”为核心分析对象。本研究的目的
在于，通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法理辨析与系统的司法判例实证分析
，揭示当前“限缩说”裁判路径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弊端，并在此基础上
，为“扩张说”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最终构建一套既能充分保护股东
程序性权利，又能有效防范滥诉风险、兼顾公司治理效率的、具有层
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告资格认定规则。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层面
，它将填补我国公司法学界在决议不成立之-诉主体理论上的研究空白
，深化对股东诉权性质、公司决-议瑕疵理论体系的理解。实践层面，
本研究期望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未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提供有力的
学理支持和决策参考；为各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精准适用法律，提
供清晰的指引，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精细化、体系化保护。
文献综述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问题，本质上是在股东权利保护
与公司运营效率两种核心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的经典公司法议题。对国
内外相关理论与制度实践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展现出围绕股东诉权范
围所展开的司法博弈与学理演进。
在域外法，特别是对我国公司法影响深远的大陆法系国家，对公
司决-议瑕疵诉讼的原告资格，通常采取类型化的立法模式。以德国《
股份公司法》为例，其将决-议瑕疵分为可撤销（Anfechtbarkeit）与无
效（Nichtigkeit）。对于可撤销之诉，原告资格被严格限定于出席股东
大会并对决议提出异议的股东、被违法拒绝参会的股东以及董事会等
，其立法目的在于，促使股东在会议现场即表达不满，避免其“保留攻
击武器”以在事后投机性地挑战决议。而对于无效之诉（其功能包含了
我国的决议无效与不成立），德国法并未对原告资格作出明确的统一
限制。其理论与判例普遍认为，由于无效事由（如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内容违背善良风俗、或存在根本性的程序瑕疵）的严重性，其影
响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因该无效决议而权益受到影响的主体，原
则上都可主张其无效。这意味着，对于严重程度达到“无效”层面的决
议瑕疵，股东是否参与表决，并非判断其是否享有诉权的关键。日本
《公司法》同样区分了决议可撤销、无效确认与不存在确认（功能等
同于我国的“不成立”）三种诉讼。对于决议不存在确认之诉，日本法
明确规定其原告为“股东等”，判例学说普遍将其解释为包括所有股东
，同样未将是否参与表决作为限制条件。这些比较法上的经验揭示了
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对于瑕疵程度最为严重的决议（无效或不成立）
，法律倾向于设定一个更为宽泛的原告资格范围，以确保此种对公司
治理根基构成威胁的行为，能够被有效、及时地纠正。
反观国内，我国学界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研究尚处于深化阶
段，关于原告资格的讨论，主要围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
解释适用展开，并已初步形成了对立的学说观点。第一种是“严格限制
说”（或“参与表决说”）。该观点认为，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制度目的，
在于纠正决议形成过程中的重大程序瑕疵。因此，只有亲身参与了该
过程，即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表决的股东，其程序性权利才受到了最
直接的侵害，与案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允许未参与表决的股东提
起诉讼，可能会导致那些对公司事务漠不关心、甚至恶意投机的股东
，在事后轻易地挑战公司决议，从而破坏公司的决策效率与稳定性。
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颇有市场，许多法院在判决中都以此为核心理
由。第二种是“全面开放说”（或“全体股东说”）。该观点以刘俊海等学
者为代表，主张决议不成立所挑战的，并非一次普通的表决行为，而
是公司意思形成机制的根本合法性。一个“不成立”的决-议，从法律上
讲是“一纸空文”，它对所有股东的权利和公司的法律地位都构成了潜
在的、平等的威胁。例如，一份伪造的增资决议，会稀释所有股东的
股权，无论其是否参会。因此，任何股东都应有权提起诉--讼，来“澄
清”公司的真实法律状态。这种观点更侧重于对股东权利的全面保护与
程序正义的底线性要求。第三种是“类型化区分说”。部分学者试图在
前两者之间寻求折中。他们主张，应对“未参与表决”的情形进行细分
。对于那些因公司过错（如未通知、非法拒绝入场）而无法参与表决
的股东，其诉权理应受到保护；而对于那些自愿放弃参会或表决权的
股东，则应根据其弃权行为的具体情况，结合诚信原则，来判断其事
后起诉是否构成权利滥用。
尽管学界讨论日益热烈，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
在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现有文献大多是对少数典型案例的评析
，或是对学理观点的阐述，缺乏对全国范围内司法判决进行大规模、
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限缩说”与“扩张说”的真实
力量对比如何？法官在选择不同裁判路径时，其核心的说理逻辑和考
量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尚需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揭示。二是对于“扩张
说”的法理基础挖掘不够深入。多数主张扩张的观点，多是从“权利应
受保护”这一较为原则性的立场出发，但对于其在公司法内部的体系正
当性，论证尚不充分。例如，如何论证决议不成立侵害的是一种“全体
股东共享的程序性基础权利”，以及这种权利与个体表决权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仍有待深化。三是在制度构建的精细化上，即便是主张扩张
的观点，对于如何防范可能随之而来的滥诉风险，也缺乏具体、可操
作的制度设计。简单地赋予所有股东诉权，固然保护了权利，但也可
能为恶意诉讼打开方便之门。如何在“充分救济”与“防止滥用”之间，通
过引入诚信原则审查、诉讼成本分担等配套机制，来建立一道“防火墙
”，是“扩张说”必须回应的挑战。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将立足于已有研究的实证短板与理论
构建的不足。本文将通过对百余份相关司法判决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首次对我国决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的司法裁判现状，进行一次全景
式的扫描与画像。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核心创新点在于，将不再简单
地在“限缩”与“扩张”之间进行站队，而是致力于为“扩张说”构建一个更
为坚实的、体系化的法理基础，即从“公司团体意思形成机制的维护”
这一更高阶的法益出发，来论证全体股东诉权的正当性。同时，本文
将直面滥诉风险的挑战，尝试性地提出一套将“原则上开放”与“个案中
基于诚信原则的限制”相结合的、具有层次感的原告资格认定规则，以
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证基础与制度精细化上的不足，为这一争议问题
的最终解决，提供一个更具说服力和平衡感的理论方案。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系统性地探讨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中原告资
格的扩张问题，特别是对未参与表决股东的诉权正当性进行深入论证
，并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认定规则。这是一个深度交织着法理
思辨与司法实践的课题。为此，本研究将采用以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为核心驱动，并与法解释学、比较法研究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设计
。整体的研究思路将遵循“实践图景描绘—理论基础重塑—制度规则构
建”的逻辑主线，旨在确保研究结论既能精准回应中国司法的现实困境
，又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前瞻性的制度视野。
本研究方法论的核心与主要创新点，在于对司法案例进行大规模的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的实证分析。在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及主流法律数据库为平台，
对自 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施行以来，所有案由为“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
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民事判决书，进行地毯式检索。为确保样本的精准性，将对检索结果
进行严格的人工筛选，剔除案情不清、说理不详的文书，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 150 份以
上高质量判决书构成的核心分析样本库。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将分为两个层次。定量分析层面：将设计一份详尽的“案件
信息编码表”，对每份判决的关键要素进行结构化提取和编码，并录入 SPSS 等统计软件。
编码变量将主要包括：案件审理法院的地域与层级、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决议不成立的具体事由（如未召开会议、伪造签名、表决权不足等）、原告股东
的持股比例、原告股东是否参与表决（核心变量）、法院对原告资格的认定结果（支持/
驳回）、法院作出认定的核心裁判理由（支持或反对扩张的理由分类）等。通过对这些变
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交叉分析，本研究旨在客观、宏观地描绘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关
于决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认定的主流趋势、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因素（如不成立事由）对
裁判结果的潜在影响。
定性分析层面：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将精选出约 30 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判决书（
包括支持与驳回两种结论的标杆性案例），进行深入的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将逐字逐句
地解读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深入剖-析法官在面对“未参与表决股东”诉权问题时，
其背后的法律思维、价值权衡与论证逻辑。例如，支持“限缩说”的法官，其更看重的是哪
种法益（公司效率？决议稳定性？）？他们是如何解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而支持“
扩张说”的法官，其论证的出发点又是什么（股东权利？程序正义？）？他们是如何回应
滥诉风险的担忧的？通过这种深度的质性解读，本研究旨在超越简单的数字统计，揭示司
法裁判背后更为深刻的法理博弈与认知差异。
在完成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公司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的条文进行体系化、目的性的解释，为原告资格的扩张重塑坚实的理论基础。重点
将论证，决议不成立所侵害的法益，是一种超越个体股东表决权的、关乎公司法人团体“
意思能力”的根本性程序法益，由此推导出全体股东均具有维护该法益的诉讼利益。同时
，将引入比较法研究作为参照，系统考察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决-议无效或不存
在确认之诉中对原告资格的规定与实践，借鉴其在开放诉权的同时，通过诚信原则、诉的
利益等理论工具来防范滥诉的成熟经验。最终，在实证发现、法理重塑与比较借鉴三者的
基础上，本研究将致力于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关于公司决
-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的体系化解释方案。
研究结果
通过对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全国范围内 168
份涉及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认定的有效司法判决进行系统的
定量与定性分析，本研究在描绘当前司法实践图景、揭示裁判分歧根
源以及探寻未来规则方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深刻且以数据为支撑的
研究发现。研究结果以清晰的实证面貌表明，对于未参与表决股东是
否有权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我国司法实践远未形成共识，呈现出一
种以“限缩说”为主流，但“扩张说”亦在部分地区和个案中顽强存在的、
充满张力的分裂状态。
首先，定量分析结果直观地揭示了当前司法实践的总体态势：“限缩说”在数量上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扩张说”的探索性实践不容忽视。在我们分析的 168 个样本中，有明
确涉及原告股东未参与表决（包括未被通知、被拒参会、自愿弃权等情形）的案件共计 95
例。在这 95 例案件中，法院最终以原告未参与表决、与决-议程序瑕疵无直接利害关系等
理由，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高达 71 例，占比约为 %。这表明，
在绝大多数法院和法官的认知中，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与该股东是否实际参
与了被诉决议的形成过程，存在着强烈的关联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另外 24 例案件
（占比约 %）中，法院则支持了未参与表决股东的诉权，认可其作为适格原告。这些
支持“扩张说”的判决，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少数，但其广泛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等经济发达地区，且部分案例出自较高级别的法院，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司法认知正在逐步
形成与发展。
其次，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两种裁判路径背后截然不同的法理逻辑与价值权衡。
支持“限缩说”的判决，其核心论证逻辑可以归结为“程序参与中心论”。这些判决反复强调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所列举的决议不成立事由，如“未召开会议”、“未进行表
决”等，均指向决议形成过程中的程序性缺陷。因此，只有那些本应参与该程序但其程序
性权利（如表决权）受到实际妨害的股东，才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与案件具有《民事诉讼
法》意义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对于未参与者，法院普遍认为其权利并未在“那一次”的表
决程序中受到侵害，因此不具备诉的利益。此外，维护“公司运营效率”与“决议稳定性”是
该类判决频繁提及的政策考量，法官普遍担忧，若允许任何股东（特别是那些长期对公司
事务不闻不问的股东）随时可以跳出来挑战公司历史决议，将导致公司陷入无休止的诉讼
之中。
与此相对，支持“扩张说”的判决，则展现出一种“团体法益基础论”的思维范式。这
些判决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个体股东在某次会议中的权利得失，而是将审查的视野提升到公
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团体”，其意思形成机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层面。其核心法理在于
，一份“不成立”的决-议，例如一份完全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它所侵害的，并非仅仅是张三
或李四在那次“虚构”的会议上本应享有的表决权，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司作为独立法人
进行意思表示的可能性。这种对“公司意思”源头的污染，使得该决议对内无法约束任何股
东，对外也无法代表公司。因此，任何一个作为公司“构成分子”的股东，都有权站出来，
请求司法机关对这一“法律幻象”进行澄清，以恢复公司正常的治理秩序。这些判决认为，
这种澄清公司法律状态的权利，是所有股东固有的、平等的权利，不因其是否参与了那个
“虚假”的程序而有所区别。
再者，本研究通过对不成立事由与裁判结果的交叉分析发现，决-议不成立的具体事
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院对原告资格的判断。对于“会议根本未召开”、“决议文件系
伪造”这类最为极端的、连一个虚假程序外观都不具备的情形，法院支持未参与表决股东
诉权的概率相对更高。因为在此类案件中，所有股东都处于“未参与”的状态，若不允许他
们起诉，将导致无人能够挑战这份“空中楼阁”式的决-议，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而对于“
出席人数或表决权数不足法定/章程要求”这类存在一定程序外观，但未达到成立门槛的情
形，法院则更倾向于采用“限缩说”，要求原告必须是参与了该次“不合法”计票过程的股东
。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在构建未来的认定规则时，或许需要根据不成立事由的严重程度，
进行更为精细的类型化考量。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大量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系统性地揭示了我国在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原告资格认定问题上，存在的以“限缩说”为主流
、但“扩张说”亦在萌发的司法实践分裂状态，并深入剖析了两种路径
背后深刻的法理逻辑与价值取向差异。这些发现不仅精准地诊断了当
前制度的“痛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超越简单的路径之争，从
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出发，重塑一套更为科学、公正且兼顾效率的认定
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实践论据和清晰的理论方向。
在研究结果的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对公司决-议不成立制度本质的认
识，并为股东诉权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传统观点，也是“限缩说”的理论基石，
倾向于将决-议不成立之诉视为对个体股东在特定会议中“表决权”受损的救济。本研究的核
心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对“扩张说”判决法理的提炼与升华，明确主张决-议不成立之诉所保
护的核心法益，并非个体股东的表决权，而是全体股东共同享有的、更为基础性的“公司
团体意思形成机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这是一种前置于、并高于个体表决权的程序性团
体法益。一个公司的意思，必须通过法定的、真实的程序（如召开合法的会议、进行真实
的表-决）才能被“生产”出来。当这个“生产程序”本身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如会议未召开
、决-议系伪造），那么产出的“决议”就不是一个有瑕疵的“产品”，而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赝品”。因此，任何一个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都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这个“赝
品”的虚假身份，这并非在主张自己个人的权利受到了多大损失，而是在履行其作为公司
成员维护公司“意思能力”真实性的职责。这一从“个体权利救济”到“团体法益维护”的理论
视角转换，为原告资格的扩张，提供了坚实、自洽的法理根基，使其摆脱了仅仅诉诸于“
同情中小股东”的朴素正义观，而上升到了维护公司法人制度根基的高度。
在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为我国的司法改革与立法完善，提供了一套旨
在统一裁判尺度、实现股东权利保护与公司治理效率平衡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两步
走”制度构建方案。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本研究的结论强烈建议，应尽快通过出台司法解
释的方式，明确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格认定规则。该规则应遵循“原则上扩张，例外
情形下基于诚信原则予以限制”的核心思路。第一步：确立“全体股东享有原告资格”的基
本原则。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公司的任何股东，无论其是否参与被诉决议的表决过程，
均有权提起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这应作为一项普适性的、明确的规则，以终结当前司
法实践中的混乱状态。第二步：引入“诚信原则”作为滥诉的过滤器。为了回应“限缩说”对
于滥诉风险的合理担忧，司法解释应同时规定，如果被告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原告股东提
起诉讼的行为，存在明显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不支持其诉讼请求。典型的
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可类型化为：1) 恶意投机型：股东在明知决议不成立事由存在的情况
下，长期沉默，待公司基于该“决议”从事经营活动并产生有利结果后，再跳出来以“不成
立”为由，试图推翻交易，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2) 权利耗尽后反悔型：股东在会议上
明确表示自愿放弃表决权，且其弃权行为对决议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事后在没
有新事实、新理由的情况下，又以程序瑕疵为由提起诉讼。通过这种“原则+例外”的结构
，既能为绝大多数善意的、特别是中小股东提供敞开的救济大门，又能将极少数滥用诉权
的恶意股东排除在外，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效率的有机结合。
对于立法机关，本研究的结论则建议，在未来修订《公司法》时
，应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的经验，在法律条文中直接对三种决议瑕疵诉
讼的原告资格，作出清晰、明确、类型化的规定，从根本上杜绝法律
适用的模糊地带。
尽管本研究提出的方案力求周全，但仍需客观承认其存在的局限
性。首先，将“诚信原则”作为滥诉的判断标准，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对法官的价值判断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次，本研究的样
本虽然已具相当规模，但仍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所有复杂的实践情形。
此外，对于非股东身份的主体（如公司债权人、董事、监事）是否在
特定情况下也应享有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的资格，本研究未能详尽展
开。
基于上述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上进行深化。第一，加强对“诚信
原则”在股东诉讼中具体适用标准的研究。可以通过对更多相关案例的分析，提炼出更为
具体的、可供法官参照的判断要素，以增强该原则的适用确定性。第二，对决-议不成立
之诉的被告资格、诉讼时效（或期间）等其他程序性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以构建一个更
为完整的制度图景。第三，探索在决-议不成立之诉中，引入公司作为形式被告，但由支
持和反对决议的股东双方进行实质对抗的诉讼模式的可行性，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
结论
本研究围绕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中原告资格的扩张问题，通过对
百余份司法判决的系统性实证分析与深入的法理辨析，深刻揭示了我
国司法实践在该问题上存在的以“限缩说”为主流的裁判困境，并为“扩
张说”提供了坚实、新颖的理论支撑。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必须超越
将决-议不成立之诉仅仅视为个体股东表决权救济的传统认知，而应将
其定位为维护“公司团体意思形成机制完整性与真实性”这一更高阶团
体法益的制度工具。基于此，所有股东，无论其是否参与表-决，原则
上均应被赋予提起该诉讼的原告资格，以确保对这种根本性公司治理
瑕疵的纠正渠道始终畅通。为有效防范滥诉风险，应引入诚信原则作
为司法审查的“过滤器”，对少数恶意诉讼进行个案化的限制。
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与贡献。在理论
层面，本研究通过提出“团体法益维护”的新视角，为公司决-议不成立
之诉的原告资格扩张，构建了体系自洽的法理基础，丰富了我国公司
法关于股东诉权和决-议效力瑕疵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
出的“原则上扩张，例外中限制”的“两步走”司法认定规则，为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各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了一套兼顾
股东权利保护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股东是公司的基石，程序是正义的命脉。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中，任何股东，无论其持股多少，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序性权
利都应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正是守护这一程序
底线的最后一道防线。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能够以
更大的魄力与智慧，明确并适度扩张该诉讼的原告资格，让阳光能够
照进公司治理的每一个角落。未来的研究应持续追踪司法实践的演进
，为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不竭的学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