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司
法执行困境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障残疾人平等、
充分、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已成为衡量社会公平正义与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标尺，其中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基
础性前提。为规范和推进此项工作，我国专门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然而，尽管立法先行，该条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却面临
着显著困境，导致残疾人通过诉讼维护其无障碍通行权的路径充满障
碍。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司法执行层面所
面临的核心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解决相关法律问题提供理论
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分
析法，系统梳理了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选取了我国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司法判例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研究结果表
明，《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司法执行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首先，无障碍通行权的法律属性模糊，法院在将其作为独立的民事诉
讼案由或行政诉讼标的时存在认知分歧与受理障碍；其次，责任主体
认定困难，建设、管理、维护等环节的责任链条复杂且分散，导致原
告难以确定适格的被告；再次，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证明难度极大，
尤其是在损害事实的量化与因果关系的建立上，原告方往往因举证不
能而承担败诉风险；最后，司法救济措施的有效性不足，法院倾向于
作出原则性宣告，但对于发布强制性行为禁令或判决实质性损害赔偿
则持保守态度。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当前我国关于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司法保护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从诉权确认、责任归结到权利
救济的全过程均存在堵点，使得这部以权益保障为核心的行政法规在
司法场域内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本研究对于丰富残疾人权益保
护的法学理论，指导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并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
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残疾人权益保护；无障碍环境；司法执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诉讼困境；公共利益诉讼
引言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其核心价值追求。残疾人事业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亿万残疾人
及其家庭的民生福祉，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
有之义。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员等社
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条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
仅是城市道路、公共建筑等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观
念的变革，体现着一个国家对生命尊严与个体价值的尊重程度。为此
，我国在立法层面作出了积极回应，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等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外，国务院于 2012 年专门颁布并实施了《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改造、管理和维护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依据。
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立法文本中的权利宣示，若无强
有力的执行机制作为保障，终将沦为一纸空文。尽管《条例》颁布已
逾十年，但在现实生活中，盲道被占用、公共建筑入口缺乏坡道、公
共交通工具未设无障碍设施等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些物理障碍如同
无形的壁垒，严重阻碍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进程。当残疾人的无
障碍通行权受到侵害时，司法救济本应是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终
屏障。然而，目前关于残疾人因无障碍环境缺失而提起的诉讼，在司
法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
与实践策略。当事人往往在立案、举证、责任认定等环节遭遇重重困
难，胜诉案件寥寥无几，即便胜诉，所获救济也往往是象征性的，无
法从根本上改变无障碍设施缺失或不规范的现状。这种立法上的积极
姿态与司法实践中的消极保守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使得《条例》的
制度功能大打折扣，也让残疾人群体的司法获得感大为降低。因此，
深入研究《条例》在司法执行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
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司法执行过程中
的核心法律障碍，通过构建“规范审视—实践诊断—困境归因—对策建
构”的研究框架，为打通残疾人无障碍权益的司法救济通道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和实践路径。本文将不再局限于对《条例》文本的静态解读，
而是深入司法实践的腹地，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实证分析，揭示法院在
处理此类案件时的裁判逻辑、价值权衡以及面临的制度性难题。本研
究力图明确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诉因理论模糊、责任主体认定
困难、因果关系证明链条脆弱、以及司法救济措施乏力等具体问题，
并追溯其背后的法理根源。通过此种方式，本研究旨在填补现有研究
中对司法实践层面关注不足的理论空白，推动相关法律理论的深化，
并为立法机关完善法律制度、为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为残疾人及
其维权组织有效开展诉讼活动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最终目
的在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使无障碍环境建
设从一项政策倡导真正转变为一项可诉、可执行、可保障的刚性法律
权利。
文献综述
围绕残疾人权益保护，特别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问题，国内
外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
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与立法实践起步较早，理论体系相对成熟，
尤其是在将无障碍权利塑造为一项可诉性权利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作为纲领性国际文件，明确
将“无障碍”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和缔约国的核心义务，为各国国内立法
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理论指导。以美国为例，其 1990 年颁布的《美国
残疾人法》（ADA）是该领域的里程碑式立法。相关研究，如 Ruth
Colker 等学者的分析指出，ADA 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其制定了详尽、
明确的无障碍技术标准，更在于其赋予了残疾人个人提起诉讼的“私人
诉权”（private right of action），并辅之以法院发布强制令（injunction
）和判处惩罚性赔偿等强有力的司法救济手段。这使得司法成为推动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强大引擎。欧洲国家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通过
反歧视法、建筑基准法等法律，建立了以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并重的
保障体系。这些国家的研究普遍强调，无障碍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清
晰的法律标准、多元的责任主体认定规则以及有效的司法强制执行程
序。
国内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
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宏观
层面的立法评析与制度构建。许多学者，如黎建飞、马忆南等，从宪
法学、民法学角度论证了残疾人平等权与参与权的宪法地位，并对《
残疾人保障法》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立法价值与进步意义给
予了高度肯定。这些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
，并就如何提升法律位阶、完善法律内容提出了诸多宏观建议。其二
，行政监管责任的研究。部分学者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政
府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监管职责，分析了住建、交通、市场监管等
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与协调问题。这些研究指出了当前行政执法
中存在的监管缺位、处罚力度不足、部门协调不畅等现实问题，并主
张强化政府的行政责任。其三，对司法救济途径的初步探索。随着一
些标志性案件的出现，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诉讼的案件，学者们开始
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司法保护问题。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引入检察机
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或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认为公益
诉讼是克服个人维权困境、推动系统性问题解决的有效路径。
尽管已有研究成果丰硕，为本课题奠定了理论基石，但仍存在以
下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空间，从而构成本文的研究切入点。第一，现
有研究在视角上侧重于“应然”的立法论和行政监管论，而对于“实然”的
司法实践，特别是残疾人个人提起的私益诉讼，缺乏系统性、深度的
实证考察。多数文献在提及司法救济时，要么是原则性的呼吁，要么
是聚焦于更具影响力的公益诉讼，而对于构成司法救济基础的、大量
的、但往往以败诉告终的个人诉讼案件，其背后的具体障碍和裁判逻
辑，缺乏基于一手案例材料的归纳与分析。第二，研究内容上存在一
定的“碎片化”倾向。现有文献虽然也触及了诉讼中的一些难题，如举
证难、胜诉难等，但未能将这些难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
地构建出《条例》司法执行困境的“全景图”，未能深入剖析从立案门
槛、被告确定、责任构成到判决执行等诉讼全链条的制度性堵点。第
三，研究方法上，以传统的法学思辨和规范分析为主，案例分析多为
个案评注式，缺乏对一批案例进行类型化、归纳化的实证研究，这使
得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性受到一定影响。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在于弥合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
鸿沟，将研究的重心从宏观的制度倡导下沉到微观的司法裁判过程。
本文将以《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司法执行困境为核心议题，摒弃
纯粹的理论推演，转而深入司法裁判文书这一“富矿”，通过对真实案
例的精细化解读与归纳，系统性地提炼出当前阻碍残疾人无障碍权益
司法救济的核心障碍。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试图通过实证分析
，揭示法官在面对此类案件时所遵循的深层裁判逻辑和面临的制度约
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完善建议。通
过这种方式，本文旨在为“如何将《条例》中的宣示性权利转化为可诉
性权利”这一核心难题提供一份基于实践观察的解答，以期弥补已有研
究在实证基础和问题导向上的不足，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系
化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司法执行层面遭遇的现
实困境进行实证考察与法理剖析，以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制度完善方
案。为实现此研究目标，整体研究设计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以规范分析法为理论基础，以案例分析法为核心实证工
具，构建了“法律规范审视—司法实践考察—困境成因分析—制度路径
建构”的研究框架。
在数据收集阶段，本研究主要依赖于两类资料。第一类是规范性
文件，即本研究的规范分析基础。研究团队系统性地收集并研读了我
国现行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的全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
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核心文本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通过对
这些规范文本的梳理，旨在厘清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义务主体、责
任内容、法律责任以及相关的诉讼程序规定，为后续的案例分析提供
准确的规范参照系。
第二类是本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即司法裁判文书。为保证样本
的全面性与代表性，研究团队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法律
信息库”、“北大法宝”等国内权威的法律信息数据库，进行了系统性的
案例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设定为自《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2012 年
8 月 1 日生效起至 2025 年初。检索关键词采用了多组词汇的组合与扩
展，包括“无障碍”、“残疾人”、“盲道”、“坡道”、“电梯”、“公共交通”
、“行政不作为”、“民事侵权”等。在初步检索获得大量案例后，研究团
队制定了严格的筛选标准，进行人工精选：首先，剔除与本研究主题
无直接关联的案件；其次，重点选取原告明确以《条例》或相关法律
中关于无障碍环境的规定作为权利主张依据的案件；最后，优先选择
裁判理由部分对案件争议焦点（如诉讼主体资格、责任认定、因果关
系等）进行了详细阐述的判决书或裁定书。通过此种目的性抽样，本
研究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不同
类型，且能充分反映当前司法实践主流观点与核心难题的案例样本库
。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对于规范性
文件，主要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
解释，旨在探究《条例》各项规定的准确含义、立法目的及其在整个
法律体系中的逻辑地位。对于筛选出的案例样本，则主要采用质性研
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具体步骤如下：第一，设计结构化的信息提取表
，对每一个案例的核心要素进行编码，包括案件类型、原被告身份、
诉讼请求、争议焦点、法院对关键法律问题的说理（如对权利属性的
界定、对责任主体的判定、对因果关系的论述等）、裁判结果及其依
据。第二，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归纳与比较分析，将不同案例中法院
的相似裁判逻辑或面临的共同难题进行归类，从而提炼出《条例》司
法执行困境的几个核心面向。第三，在提炼出核心困境的基础上，将
这些实践中的问题与前期的规范分析结果进行对照，深入剖析二者之
间产生张力的深层原因，即困境的制度性根源。通过将规范分析的“应
然”与案例分析的“实然”进行反复对话与验证，本研究力求确保研究结
论既有扎实的实证基础，又不乏深刻的法理洞察。
研究结果
通过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规范文本进行深度解析，并结
合对相关司法判例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该条例在司法执
行层面遭遇了显著且多维度的困境。这些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
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阻碍残疾人有效寻求司法救济的制度性壁垒
。司法实践表明，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普遍表现出一种消极和保守
的姿态，其背后反映出深刻的法律适用难题。
首要困境在于无障碍通行权的法律属性模糊，导致原告在诉讼类
型的选择与诉权的确认上面临“立案难”的门槛。从《条例》的文本来
看，其作为一部行政法规，主要规定的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无障
碍环境建设中的职责，以及建设单位、管理单位的义务，其行政管理
色彩浓厚。因此，当残疾人认为其无障碍通行权受损时，是应提起民
事侵权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法律上并无清晰界定。若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如某商场或某市政道路管理方）往往会抗辩称，《条例》设定
的是行政管理义务，并非直接创设了原告可向其主张的民事权利。法
院在审理中也常常因为缺乏明确的民事诉讼案由，以及难以将“通行不
便”直接等同于《民法典》意义上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而对案件的受
理持保留态度，或最终以“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若
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则需指出具体行政机关的何种“行政不作为”违法
。然而，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与维护责任往往涉及规划、住建、交通、
城管等多个部门，责任分散，原告很难精确地将矛头指向某一个部门
的某一项具体法定职责的怠于履行。在分析的案例中，多起针对政府
部门的行政诉讼，均因原告无法证明被告机关负有“明确、具体”的作
为义务，或其诉请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
理或驳回起诉。这种权利属性的模糊性，使得残疾人的维权诉求在司
法程序启动之初就可能陷入“民事无门，行政无路”的窘境。
第二个核心困境体现在责任主体的认定困难。无障碍环境的形成
是一个涉及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管理、维护等多个环节的长期
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不同的参与方。当一个无障碍设施（如盲
道）出现问题时，其责任可能在于当初规划不合理、设计有缺陷、施
工不合规、验收走过场，也可能在于后期的管理者（如商场物业、市
政养护单位）维护不当，或者是被第三方（如违章停车的车主）侵占
。这种责任链条的复杂性和分散性，给原告确定适格被告带来了巨大
挑战。在司法实践中，被诉的各方往往会相互推诿。例如，在一起残
疾人诉某地铁公司出入口未设轮椅坡道的案件中，地铁公司辩称其建
设方案是经过政府规划部门批准的，符合当时的建设标准，责任不在
自身。在另一起盲人因盲道中断而摔倒受伤的案件中，市政道路管理
部门可能主张该路段的占用是由沿街商铺或违规施工单位所致。法院
在面对这种复杂的责任关系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来指引责任
的划分与承担（如是否适用共同侵权或补充责任），往往倾向于要求
原告提供精准的证据来指向唯一的、直接的责任人，这对于本身就处
于弱势地位的残疾人原告而言，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第三，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证明，尤其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的
证明，是原告难以逾越的又一高墙。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原告必须证
明被告的行为造成了其实际损害，且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对于无障碍环境案件而言，损害事实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
难题。除了少数因设施缺陷直接导致人身伤害的极端案例外，大多数
情况下，残疾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出行不便”、“被剥夺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的机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尊严受损”等非物质性损害。这类损害在司
法实践中很难被量化为具体的金钱赔偿数额，法院对此类诉请的支持
力度非常有限。更为致命的是因果关系的证明。被告方常常抗辩称，
即使设施存在不完善之处，也并非导致原告无法出行的唯一原因，原
告自身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家人协助等都是影响因素。法官在裁判中
也倾向于认为，无障碍设施的缺失与原告的“不便”之间，是一种宽泛
的、事实上的关联，但很难被认定为侵权法所要求的、具有直接性和
相当性的法律因果关系。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如举证责任倒置）的
情况下，原告几乎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来排除其他所有可能因素，从而
建立起一个无懈可击的因果链条，最终导致诉讼请求难以获得支持。
最后，即便原告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诉讼，所能获得的司法救济
也往往是软弱和无效的。这是《条例》司法执行困境的最终体现。法
院在判决中，对于要求被告立即改造或修建无障碍设施的诉讼请求（
即“恢复原状”或“排除妨碍”）普遍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因为这类判决的
执行涉及复杂的工程技术标准、行政审批程序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
法院担心自己陷入无法监督执行或与行政权产生冲突的境地。因此，
判决结果多为对被告违法事实的确认，或判令其在“合理期限内”采取“
适当措施”等模糊措辞，缺乏强制性和可操作性。而在损害赔償方面，
如前所述，由于损害量化困难，法院即便支持赔偿，其数额也往往是
象征性的，远不足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和维权成本，更无法对潜在
的违法者形成有效的警示和震慑。这种“赢了官司，输了权利”的现象
，极大地挫伤了残疾人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积极性。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司法执行困境的实证分析
，揭示了我国残疾人权益司法保护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这些发现不
仅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未来的立法完善、司法改革
乃至社会观念的转变，都提供了极具实践意义的启示。
首先，本研究结果在理论上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将残疾人无障碍
通行权的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社会福利或行政管理议题，提升到了一
个关乎基本人权司法保障的法学议题。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诊断，本研
究清晰地论证了，当前我国的法律框架未能成功地将“无障碍”这一政
策性、宣示性的要求，转化为一项具体的、可诉的、能够获得有效司
法救"济的法律权利。这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在将社会权（Socio-
economic rights）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方面所面临的普遍挑战。传统司法
理念倾向于处理“消极权利”（即防止国家或他人干涉的权利），而对
于需要国家或社会投入资源来积极实现的“积极权利”（如无障碍权）
，则往往以“司法谦抑”为由保持距离。本研究的发现，为这一宏大的
理论命题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实证注脚，并有力地主张，若要真正
实现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司法必须适度摒弃机械的谦抑
姿态，通过能动的法律解释和制度创新，为社会权的实现提供可行的
司法路径。这在理论上丰富了人权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
学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研究。
其次，本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是多维度、系统性的，直接回应了
前文所揭示的四大困境。第一，针对权利属性模糊与立案难的问题，
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在于立法层面的明确化。未来的《残疾人保障法》
修订或制定专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时，应明确规定残疾人及其
他社会成员享有无障碍环境权，并创设明确的民事诉讼请求权基础，
即当无障碍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同时，对于政府部门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也应在《行政诉
讼法》或相关法律中明确其可诉性。
第二，针对责任主体认定困难，应在立法中引入更为科学的责任
分配规则。可以借鉴产品责任法中的理念，建立“首负责任制”或“链条
责任制”。例如，规定直接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的管理者（如商场
、酒店、车站）作为首负责任人，先行对残疾人承担责任，然后再根
据内部关系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等追偿。此外，应强化政府的兜底
责任，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或责任人确实难以确定的情形，由政府承担
先行改造和补偿的责任。
第三，针对证明标准过高的问题，必须对传统的举证责任规则进
行修正。应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此类诉讼中适用“举证责
任倒置”或“过错推定”。即只要原告能够初步证明无障碍设施不符合国
家强制性标准，且其因此遭受了不便或损害，就应推定设施的管理者
或所有者存在过错，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自己已尽到所有法定义务且不
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对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更为宽松的“相当性”
或“盖然性”标准，只要设施缺陷是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可
，无需证明其是唯一原因。
第四，针对司法救济措施乏力，需要赋予法院更强的裁判权力和
工具。法院应当敢于并善于运用行为禁令，明确判令被告在限定期限
内完成具体的改造任务，并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改造结果进行
评估验收。对于拒不执行判决的，应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与社
会信用体系挂钩。在损害赔偿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指导性标
准，并探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那些长期、系统性漠视无障碍
建设义务的商业主体，给予远超实际损失的经济惩罚，以起到有效的
震慑作用。
此外，本研究的发现也凸显了公共利益诉讼的极端重要性。鉴于
个人诉讼面临的重重困难，由检察机关、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提起的
公益诉讼，因其在调查取证、资源动员、对抗能力上的天然优势，成
为推动解决区域性、行业性无障碍环境问题的最有效司法途径。因此
，应在法律上进一步扩大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降低起诉门槛，明确
其诉讼请求可以包括要求进行系统性改造，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治理
一片”的社会效果。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选择上，虽然力
求全面，但受限于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范围和质量，可能未能覆盖所
有相关案件，尤其是那些在立案阶段即被驳回的案件，其具体理由更
难通过公开渠道获知。其次，本研究聚焦于司法执行这一断面，而无
障碍环境的实现是一个需要行政、立法、司法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
工程，对其他环节的分析相对简略。最后，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之间裁判倾向的差异等，缺乏量化的数据
支持。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可以采用
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访谈法官、律师、残疾人当事人，来
获取裁判文书之外的、更为鲜活的“故事”和观点。也可以开展比较法
研究，系统地比较分析美国 ADA 等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机制
与成功经验，为我国的制度设计提供更为精细的借鉴。此外，对公益
诉讼在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的作用机制与实际效果，也值得进行专门
的、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结论
本研究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司法执行层面所遭遇的现
实困境展开了系统性的实证考察与法理剖析。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尽
管我国在立法层面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了专门依据，但在司法实践
中，由于无障碍通行权的权利属性模糊、责任主体认定困难、侵权构
成要件证明标准过高以及司法救济措施有效性不足等一系列环环相扣
的制度性障碍，导致残疾人通过个案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路布
满荆棘，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司法保障。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它通过对一手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精
准地诊断出了当前我国残疾人无障碍权益司法保护的“病灶”所在，将
问题的讨论从宏观的立法倡导引向了微观的司法实践操作层面。在理
论上，本研究深化了对社会权可诉性问题的理解，揭示了传统侵权法
理论在应对系统性、结构性社会权利侵害时的局限性，并为主张司法
在人权保障中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佐证。在实
践层面，本研究针对司法执行的四大困境，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
性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包括在立法上明确无障碍通行权的民事可诉性
、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的证明规则、
以及强化司法救济的强制性与有效性，并特别强调了公共利益诉讼在
弥补个人诉讼不足方面的关键作用。
展望未来，建设一个包容、平等的社会，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
有尊严地、无障碍地参与社会生活，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法律作
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其价值不仅在于文本的宣告，更在于实
践的效力。当前，《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司法执行中遭遇的困境
，恰恰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法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
心和智慧，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司法理念的更新，通过立法、
司法、行政与社会的协同努力，拆除那些有形与无形的障碍，将纸面
上的权利真正铸成残疾人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坚实盾牌。这不仅是对残
疾人群体权益的承诺，更是对社会整体公平正义价值的坚守与推动，
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