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赃款打赏主播的善意取得属性研究——基于服务合同关系的
法律本质
摘要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网络直播行业的爆炸式增长，一种新型的法
律纠纷日益凸出：行为人使用盗窃、诈骗等犯罪所得的赃款，在网络
直播平台对主播进行大额“打赏”，当原权利人（即赃款受害人）追索
该笔款项时，主播及平台方往往主张其构成善意取得，拒绝返还。这
一问题触及了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制度在网络虚拟交易环境下的适应性
边界，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广泛争议与裁判尺度不一。本研究旨在深
入探讨使用赃款打赏主播行为的法律属性，以其背后隐含的服务合同
关系为切入点，剖析善意取得制度在此场景下适用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清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
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案例分析法，首先厘清了网络直播中“打赏
”行为的法律本质，并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现代化阐释。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直播打赏并非单纯的无偿赠与，而是一种包含了
情感激励与娱乐服务的、具有对价性质的混合合同关系。主播通过其
才艺表演、情感互动等，为用户提供了即时的、非物质性的精神消费
服务。用户的打赏行为，是购买和激励这种服务对价的支付方式。因
此，主播接受打赏并非“无偿”取得，这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提供了前
提。然而，“善意”与“合理价格”的认定在此场景下极具特殊性。研究认
为，对于常规的、小额的打赏，可以推定主播为善意，且其提供的即
时娱乐服务可视为合理对价；但对于远超正常消费水平的、异常高额
的打赏，主播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善意”不能轻易被认定，且其
提供的服务与巨额款项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价值失衡，难以构成“合理
价格”。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赃款打赏主播能否构成善意取得，不
应一概而论，而应构建一种区分打赏金额、交易情境的类型化认定规
则。司法实践中，应引入与打赏金额相匹配的注意义务标准，对异常
大额打赏，应由主播方承担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举证责任。这一结
论对于丰富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理论内涵、统一司法裁
判尺度、平衡赃款受害人与网络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促进网络直播行
业的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赃款打-赏；善意取得；网络直播；服务合同；合理对价
引言
在当今中国，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直播作为其中最具活
力的业态之一，已经从最初的小众娱乐发展成为一个集社交、电商、
教育、娱乐于一体的庞大产业链，催生了数以亿计的用户和数以百万
计的主播。在这一繁荣的生态中，“打赏”作为连接主播与用户最核心
的互动与变现机制，其所承载的资金流动量极为惊人。用户通过购买
平台虚拟货币，向心仪的主播赠送虚拟礼物，主播和平台再据此进行
分成。这种即时性的金钱往来，在激发内容创作活力的同时，也成为
各类法律风险的温床。
一个日益尖锐且频发的法律问题是，当行为人利用盗窃、诈骗、
贪污挪用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资金（即赃款）对网络主播进行高额打赏
后，赃款的原始权利人（受害人）在发现资金流向后，向主播或直播
平台主张返还，由此引发的纠纷。在此类案件中，主播和平台方通常
会援引《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抗辩理由
，主张自己是在不知情（善意）的情况下，通过提供直播服务（有偿
）获得了打赏款，因此不应承担返还责任。而受害人则认为，赃款无
论流向何处，其所有权并未转移，主播作为赃款的实际占有人，理应
返还。这一冲突使得法院在裁判时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要保护无
辜受害人的财产权，追回犯罪损失；另一方面，也要维护网络交易的
安全与稳定，保护善意经营者的合法收入。由于法律对此种新型交易
形态的性质界定不清，导致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有的支持返还，有的则驳回，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损害了司
法权威和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因此，深入研究使用赃款打赏主播的
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打赏”这一网络行为的法律本质，并以此为
基础，深入分析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要件在网络直播这一特殊场景下
应如何被解释与适用。本研究将突破将“打赏”简单视为“赠与”的传统认
知局限，论证其作为一种新型服务合同对价的属性，并以此为逻辑起
点，重新构建赃款打赏场景下善意取得的认定标准。其目的在于，为
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套清晰、自洽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
架，从而统一裁判尺度；为直播平台和主播群体的合规经营提供法律
指引，促进其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也为社会公众和法律
研究者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财产流转规则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最终，
本研究力求在保护受害人权益、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与维护网络交
易秩序这三重价值目标之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文献综述
关于赃款打赏主播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是传统民法理论与
新兴网络实践碰撞的产物，其核心争议点在于对“打赏”行为的法律定
性以及对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解释。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此提供了多元
的视角。
在域外法域，虽然没有完全对应的“打赏”概念，但对于通过网络
进行的、具有支付性质的虚拟交易，其法律探讨具有借鉴意义。在德
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善意取得制度（Gutgläubiger Erwerb）的适
用范围主要限于动产，且要求严格的“有偿”和“善意”要件。对于金钱这
种特殊的种类物，一旦发生混同，原所有人的追及权原则上即告消灭
，受害人只能向不当得利人主张返还。然而，如果接收方是“无偿”取
得，则无论是否善意，都构成不当得利，需要返还。因此，问题的关
键便转化为对网络交易性质的认定。英美法系则通过“依约因获得对价
的善意购买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规则提
供保护，同样强调“对价”（Value）的支付和“无恶意通知”（without
Notice）。在处理涉及数字内容或服务的交易时，法院倾向于从合同法
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用户支付金钱获得了某种即时的服务或体验，
那么服务提供方通常被认为是支付了对价。这些域外经验表明，对交
易“有偿性”的认定，是能否阻断原权利人追及权的关键一步。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形成了两种主要
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赠与合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打
赏”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最接近于赠与。用户出于对主播的喜爱和赞赏，
自愿将财产无偿给予主播，符合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特征。在此逻
辑下，由于主播是“无偿”取得打赏款，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
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即使主播是善意的，也因缺乏合法根据而需
要向原权利人返还。这种观点逻辑清晰，结论明确，在早期的司法实
践中也得到了不少判决的支持，其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赃款受害
人的利益。
第二种观点是“服务合同说”。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和学者研究的
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赠与说”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打赏”并非完
全无偿。主播通过持续的、高质量的直播表演（如唱歌、跳舞、游戏
解说、情感陪伴），为用户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即时性、互动性的
娱乐服务。用户的打赏行为，既是对已提供服务的付费，也是对未来
更好服务的激励。因此，主播与用户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即时清
结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主播的表演构成服务供给（履行合同），用
户的打赏则是对价支付。在此逻辑下，由于主播是“有偿”取得打赏款
，这就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打开了大门。只要主播在接受打赏时是“善
意”的，且打赏金额与其提供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合理对价”
，那么主播就可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合法保有该笔款项。这一学说
更能反映网络直播的商业实质，也更符合维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上述两种路径，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多数研究在论证“服务合同说”时，对其法律构造和对价关系的
分析尚不够深入，未能有效回应“打赏金额与服务价值如何衡量”这一
核心质疑。二是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善意”和“合理价格”两大核心要件
，在网络直播这一高度虚拟化、情感化的场景中应如何具体判断，缺
乏可操作的标准。例如，主播对于一笔远超其日常收入水平的“天价”
打赏，其注意义务应达到何种程度？如何界定一个粉丝对主播的情感
投入所对应的“合理”打赏范围？三是现有研究多为纯理论探讨，结合
具体司法判例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归纳的研究相对较少，未能充分揭示
当前司法实践的困境、裁判理由的分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在于，坚实地立足于“服务合同说”的
理论基础之上，不再纠缠于“赠与”还是“服务”的二元对立，而是将重心
放在如何将善意取得制度的抽象要件，具体化、操作化地适用于赃款
打赏这一特殊场景。本文将通过对“善意”和“合理对价”在网络语境下的
再解释，尝试构建一套能够区分不同打赏情境、具有层次性和弹性的
认定规则。此举旨在弥补已有研究在制度细节构建和司法实践指导上
的不足，为解决理论争议、统一裁判尺度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方案。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解决赃款打赏主播这一新兴法律纠纷中善意取得制度
的适用问题，其核心在于对法律概念在新型商业模式下的解释与适用
，属于法律解释学和应用法学的交叉领域。因此，本研究采用规范分
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构建一个“行为定
性—要件重释—规则构建”的逻辑递进式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两种方式进行。
在文献层面，本研究首先对《民法典》中关于善意取得、不当得利、
赠与合同、服务合同等相关法律条文及其权威释义进行精读，准确把
握我国现行法的规范基础。其次，通过学术数据库广泛搜集国内外关
于善意取得、网络虚拟财产、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法律定性等主题的
学术文献，系统梳理学界的主要观点和理论争议，为本研究提供坚实
的理论背景。在比较法层面，重点关注德国、日本、美国等法治发达
国家在处理类似数字交易纠纷时的立法与判例，以资借鉴。在案例层
面，本研究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等法律数据库为核心平台
，以“网络直播”“打赏”“主播”“赃款”“善意取得”“不当得利”等为关键词
进行组合检索，全面收集自 2016 年网络直播行业爆发以来，所有涉及
赃款打赏返还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在收集到的数百份初筛判例基础上
，本研究将进行人工精选，剔除事实不清、说理不详的文书，最终选
取约 50 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判决书作为核心分析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是层层深入的。第一步，进行行为定性分
析。本研究将运用合同法理论，对网络直播中的“打赏”行为进行深入
的法理剖析。通过分析主播的表演、用户的互动、平台的规则等要素
，论证“打赏”并非单纯的赠与，而是一种包含了对价交换性质的、即
时履行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这一法律定性是后续所有分析的逻辑起
点。第二步，进行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重构性解释。在确立“有偿性”
的前提下，本研究将聚焦于“善意”和“合理价格”这两个核心要件。通过
对案例样本的质性分析，归纳法院在实践中认定“善意”时所考量的因
素（如打赏金额、打赏频率、主播与用户的互动情况等），并从中提
炼出主播在此类交易中应负有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同时，探讨在
精神消费领域，如何创造性地解释“合理价格”，是采取“主观说”（只要
用户自愿即可）还是“客观说”（应存在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第三
步，构建类型化的适用规则。基于对“善意”与“合理价格”的再解释，并
结合案例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将尝试提出一套区分不同情形的、具有
可操作性的裁判规则。例如，对于小额、分散的常规打赏，可以推定
主播构成善意取得；而对于单次或累计的、与主播通常收入水平严重
不符的异常高额打赏，则应转换举证责任，要求主播一方证明其“善意
”和交易的“合理性”。通过这种方式，力求得出一套既能回应理论争议
，又能有效指导司法实践的解决方案。
研究结果
通过对网络“打赏”行为法律本质的深入剖析以及对相关司法判例
的系统性梳理，本研究发现，将赃款打赏主播行为一概而论地认定为“
赠与”或绝对地适用“善意取得”，均无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和回应复杂
的实践。司法实践正在自发地探索一种更为精细化的处理路径，其内
在逻辑与本研究提出的“服务合同说”及类型化认定规则高度契合。
首先，本研究确认了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具有显著的“服务合同”属
性，这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奠定了“有偿性”基础。与单纯的赠与不同
，直播打赏发生在一个具有商业模式的互动场景中。主播通过持续输
出歌舞、教学、游戏、聊天等表演内容，为用户提供了可消费的、具
有精神娱乐价值的服务。平台的规则设计，如“粉丝团”、“PK”、“守护
榜”等，都将打赏金额与用户能够获得的不同等级的虚拟身份、互动权
限、情感回馈等紧密挂钩。用户的打赏行为，并非纯粹的无偿给予，
而是为了换取更好的观看体验、更强的参与感、与主播更近的虚拟距
离，以及在粉丝社群中的身份认同。这种“金钱换取服务与体验”的交
换关系，完全符合服务合同的本质特征。判例分析显示，越来越多的
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开始摒弃简单的“赠与说”，转而承认直播服务的“无
形价值”和打赏行为的“对价性质”。例如，在某些判决中，法院明确指
出“主播的演艺行为并非毫无价值，用户的打赏系对其演艺活动的肯定
和评价，具有一定对价性”，这标志着司法认知的重要转变。
其次，在确立“有偿性”之后，善意取得的适用焦点便集中于“善意”
和“合理价格”的认定。本研究发现，这两个要件在网络直播场景下呈
现出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和金额敏感性。关于“善意”，其核心在于主播
在接收打赏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款项来源不合法。对于常规的、符
合其粉丝消费习惯的小额打赏，主播作为服务提供者，没有能力也没
有义务去审查每一笔资金的来源，法律应当推定其为善意。然而，对
于某些“天价打赏”，如短时间内一个普通用户突然打赏数十万甚至数
百万，这已明显超出了正常娱乐消费的范畴，构成了交易的“异常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诚信的经营者应当对该交易的合理性
产生警觉。此时，主播的“善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其负有了一定
的注意义务。判例分析显示，法院在处理巨额打赏案件时，会着重审
查打赏的金额、频率、该用户的历史消费记录、主播是否曾主动诱导
或与用户进行私下联系等事实，综合判断主播是否“应当知道”资金存
在问题。
关于“合理价格”，这是本研究的难点与重点。精神服务的价值难
以量化，使得“价格”是否“合理”看似无从判断。本研究认为，不应将“
合理价格”等同于一个固定的市场公允价，而应采取一种更具弹性的“
相对合理性”标准。对于小额打赏，可以认为用户自愿支付的价格即为
其主观认定的合理价格，主播提供的即时娱乐服务构成了有效对价。
然而，当打赏金额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时，其款项与服务之间的对价
关系就可能被打破。例如，一个小时的直播获得了数百万的打赏，此
时这笔款项的主要性质可能已经超出了“服务费”的范畴，而更多地体
现为非理性的情感投射或炫耀性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认
为，主播提供的服务，不足以构成对如此巨额款项的“合理对价”，从
而否定善意取得的适用。部分判决已经体现了这种思路，法官会论述“
涉案打赏金额巨大，远超一般社会公众的消费水平和对网络直播服务
的价值认知”，从而支持受害人的返还请求。
综上，本研究归纳出的司法实践趋势与理论分析结论是：赃款打
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以打赏金额为核心变量的类
型化认定模型。对于“常规-小额”打赏，应推定主播构成善意取得，以
保护交易安全和行业稳定；对于“异常-巨额”打赏，则应转换举证责任
，要求主播和平台方对其“善意”和交易的“相对合理性”承担更重的证明
责任，以保护赃款受害人的根本利益。
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对传统民法理论，特别是善意取得制度，带来了重
要的理论贡献。它将一个诞生于物理世界、以有形动产为主要适用对
象的古老制度，成功地“转译”并适用于高度虚拟化、情感化的网络直
播场景。这一过程的核心创新在于，对善意取得制度的两大核心要件
——“善意”和“合理价格”——进行了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再解释。本研
究提出的“与交易金额相匹配的注意义务”标准，是对传统“善意”认定中
“应知”标准的具体化和情境化，它将抽象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了可供司
法实践考量的具体因素（如打赏金额的异常性），从而增强了法律的
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提出的“相对合理性”标准来
审视精神消费领域的“合理价格”，避免了陷入对无形服务进行绝对价
值评估的困境。它承认了精神消费的主观性和情感溢价，但在极端情
况下，又通过与社会一般消费观念的比较，为司法干预保留了空间，
防止善意取得制度被滥用为非法资金“洗白”的通道。这一系列理论上
的精细化处理，不仅为解决赃款打赏问题提供了方案，更为未来处理
其他涉及数字内容、虚拟服务的财产纠纷，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
参考，丰富了数字民法学（Digital Civil Law）的理论内涵。
在实践启示层面，本研究提出的类型化认定规则，为各方法律主
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对于人民法院而言，这一规则有助于统一
全国范围内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法官在审理案件
时，可以不再纠结于“赠与”还是“服务”的定性之争，而是直接进入一个
更为精细的审查框架：首先审查打赏金额是否异常，若无异常，则倾
向于保护主播；若存在异常，则重点审查主播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
义务，并综合判断其提供的服务与所得款项之间是否存在极度的价值
失衡。对于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而言，本研究的结果发出了明确的合
规信号。平台不能再以自己仅是“技术服务提供者”为由推卸责任，而
应建立起对异常打赏行为的监控和预警机制。例如，可以设置单日、
单次打赏的上限，对超过上限的交易进行人工审核或要求用户进行额
外的身份验证。主播也应意识到，对于“天降横财”式的巨额打赏，并
非可以高枕无忧地收入囊中，而应保持警惕，避免与用户进行可能引
发法律风险的私下深度接触。这种合规意识的提升，长远来看有利于
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提出的“异常-巨额”
的判断标准，本身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多大算大”需要司法实践在
个案中不断探索和类型化，形成更为具体的标准。其次，本研究主要
聚焦于主播与受害人之间的返还关系，对于直播平台在其中的责任（
如是否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或补充责任），因篇幅所限未能深入探讨
。平台的注意义务、监管责任及其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该问题
中同样重要的一环。此外，本研究主要基于民法视角，对于可能涉及
的洗钱、赌博等刑事犯罪的交叉问题，也未能充分展开。
基于上述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向更深、更广的维度拓展。第
一，可以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判例的数据分析，尝试归
纳出司法实践中认定“金额异常”的大致区间和关键影响因子，为立法
或司法解释提供更为精确的数据支持。第二，可以对直播平台的法律
责任进行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平台作为交易的组织者和规则制定者，
其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责任边界以及与主播之间的责任分配机
制。第三，可以开展跨学科研究，结合犯罪学、金融学的知识，分析
赃款通过网络打赏进行流转的模式与特点，并从反洗钱、金融监管的
角度，提出更为综合的治理方案，实现民事追偿与刑事打击的有效联
动。
结论
本研究围绕使用赃款打赏主播能否适用善意取得这一前沿法律问
题，通过深入剖析“打赏”行为的服务合同本质，并对善意取得制度的
核心要件在网络直播场景下进行再解释，最终得出了一个旨在平衡各
方利益的系统性结论。研究表明，将“打赏”行为定性为具有对价性质
的网络服务合同，比简单的“赠与说”更符合商业实质与法律逻辑，从
而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提供了“有偿性”的理论前提。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对于赃款打赏能否构成善意取得，不应采
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必须构建一个以打赏金额和交易情境为核
心变量的类型化认定规则。具体而言，对于常规的、小额的打赏，鉴
于主播在交易中的善意和其提供的即时娱乐服务的对价性，应当推定
其构成善意取得，以维护网络交易的安全与效率。然而，对于远超正
常消费水平的异常巨额打赏，主播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善意
”不再是理所当然；同时，其提供的服务与巨额款项之间可能构成价值
上的严重失衡，难以满足“合理价格”的要求。在此类情况下，应当转
换举证责任，由主播和平台方承担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明责任
，否则应向赃款受害人承担返还责任。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对传统民法制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
性解释，丰富了善意取得理论的内涵，为解决类似的新型法律问题提
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的类型化裁判思路，
为统一司法尺度、规范行业发展、平衡保护受害人财产权与维护交易
安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演进，法律必
将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通过对传统法律智慧的深刻理解和
对新兴商业模式的精准把握，我们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持续地追求
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