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量的实证分析
陶坤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量的影响。先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数据的实际验证来对FDI与就业总量的关系做出一个说明，接着结合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效应、传导方式以及其分布的部门与地区这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解释来对这一前文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剖析，最后结合FDI的新特征给出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就业总量 效应分析 地区差异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就业问题自然是政府十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同时，引进和利用外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很重要的一项经济政策。那么，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的关系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Nigel Driffield 与Karl Taylor（2000）以英国作为东道国分析了1984到2000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指出FDI导致的在外国部门与本国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外溢（productivity spillover）加大了工资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本国熟练劳动力的更多的使用，进而由工资的差异性导致了就业增加与否的不确定性 。Edward 和Erika Wada（2001）以FDI的来源以及在中国投入时分布的地区为分析的切入点，指出了在90年代后期（96-99）FDI主要来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投资更加集中在本国市场、资金更加集聚在沿海省市，这使得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 。Christoph Ernst（2005）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例，时间跨度为1990-2002年，研究表明由于FDI进入的方式和部门的原因，90年代后大量涌入的FDI对于就业的影响总体是不如人意的，但相对拉丁美洲而言，中国跨国企业（TNC）对于就业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原因在于劳动力更多地雇佣在了有较高劳动密集度的部门 。Xiaolan Fu和 （2005）通过将FDI引入Smith-Myint的出口剩余模型(vent for surplus)并运用计量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FDI与城镇企业和乡村企业(china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有企业进行对比。作者主要侧重于说明引入的FDI多分布在出口部门，吸收了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对改善中国的就业情况有着积极的作用 。Chang-Tai Hsieh（2006）在Brian 和Ann 的“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基础之上，分析了FDI对中国本国企业的影响，指出FDI对于其投入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的平均生产力（资本的、人力的）的提升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FDI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有正效应 。
国内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李海舰（2000）认为如果将改革开放20年分为三期，那么从1980年到1995年，FDI起到了扩大就业的作用，从1996年到1998年仅起到了转移就业的作用，而从1998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种扩大失业的作用 。黄为民（2000）通过回归分析认为FDI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 。牛勇平（2001）试图通过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来分析外资对就业的实际绩效，认为在总量上FDI对GDP和就业有一定影响，其中港澳台企业较为显著 。蔡昉、王德文（2004）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FDI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 。张建勤（2005）在对利用FDI数额、FDI进入模式、FDI来源与结构等创造就业效应的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强调FDI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黄旭平、张明之（2007）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FDI对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其冲击反应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 。金碧、陈仲常（2007）从FDI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特别地在模型中加入反映FDI独资化倾向的变量，结论认为FDI与其独资化倾向均对就业有着积极而显著的正影响 。
综上所述，国内对FDI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从产业、企业结构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而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侧重于从FDI进入方式、分布的地区或部门等方面来试图对这一传导途径进行解剖。本文也将先通过数据的实际验证来对FDI与就业总量的关系做出一个说明，然后结合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效应分析、传导方式、分布的部门与地区这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解释来对这一前文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剖析，最后结合FDI的新特征给出政策与建议。
二、实证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就业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供给的弹性相对较小，而需求的弹性较大，就业的需求与资本存量、前期的就业量、总产量变化正向相关，与劳动时间、前期的平均工资负向相关。此外还会受到改革情况、开放度以及重大经济事件的影响。 由于本研究旨在说明FDI对就业量的影响，因此选取将总资本存量分解成FDI和国内资本存量这两个解释变量，此外，就业量无疑是产量和工资的函数，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一年度的产量和平均工资。因此选取这四个变量建立就业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就业量，用L表示，解释变量为如下：Q（-1）表示上一年的总产量，K1代表国内资本量，K2代表FDI量，W代表上一年的平均工资。分别用C1 、C2 、C3 、C4代替各个解释变量前的系数即可得：
LnL=C + C1LnQ（-1）+ C2 LnK1+ C3LnK2 + C4 LnW（-1）+ε…………（1）
下面分别对样本与统计量的选择做一个说明。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投资分成了几个比较典型的阶段，从起步、成长、波动到高速增长、提高与巩固 。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外商对华投资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崭新阶段，FDI的总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和就业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也呈现一定新的特征，因此选择1992-2005年的数据比较有代表意义，可以对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做一个较典型的解剖。其次，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统计量的选取如下：（1）L（单位：人）代表扣除第一产业后的二、三产业的总社会就业量，因为相对而言，FDI进入的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工业和服务业，而较少涉足农业，虽然由于技术外溢等也会对农业的生产与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间接效果不易估量，在这里我们将其忽略。（2）Q（-1）（单位：亿元）代表上一年的国内产出，虽然产出量是实物量，在单个企业内可以很容易的表达出来，但扩展到全社会，这个量就显得“扑朔迷离”了，国内外的学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几乎都是用货币计量的方法来代替。本模型中，我们选择用剔出价格因素的年度GDP（-1）来表示。（3）K1 (单位：亿元)代表国内资本部分，包括固定资产原值和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但由于统计口径与统计资料的欠缺，我们一般都是将其等同于国内支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就是剔出价格影响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FDI中的70%（外商一般将投资的70%作固定资产投资 ），但当FDI相对总投资不大时，K1等于K减去FDI。（4）K2 (单位：亿元)代表FDI，数据为剔出外汇与价格影响的年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5）W（-1）（单位：元）代表上一年的职工平均年度工资，并且用CPI进行处理，剔出了价格因素。
数据选取如下：
【表1】1992— 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建模方程数据统计
（单位：分别见前文所述）
D V
L
Q
K1
K2
W
1992
27453
2711
1993
29128
1994
30827
1995
32535
1996
34130
1997
34979
1998
35460
1999
35626
2000
36042
2001
36512
2002
36870
2003
37886
2004
39931
2005
41855
资料来源：对《2006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所得
结合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
LnL=+(-1)—+—(-1)
t 值为 () () () () ()
R2= F= D-W=
从此回归的模型中我们发现：方程的拟合度很好，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了，同时F统计量也通过了检验。但是国内投资K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主要是由于存在着多重共线性，一方面，K1的值是通过全社会固定资本减去FDI的部分得到了，两者高度相关；另一方面，从实际中看，FDI的流入对国内资本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所以将K1 从方程中剔除重新回归，得到一下结果：
LnL=+(-1)+—(-1)
t 值为 () () () ()
R2= F= D-W=
经过观察我们发现，新的回归方程仍然保持了很好的拟合优度，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明显提高，常数项、国内产值的一期滞后、FDI、以及工资的一期滞后都通过了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为很高，同时，D-W值也更加接近2，残差自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从方程我们可以直接地看出：
（1）上一年度的实际国内产出和就业量正向相关。实际产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量将增加%，这和经济理论是高度符合的。国内产量的增加，必定会引起就业量的增长。
（2）上一年度的实际平均工资与就业量负向相关。实际工资增加1%会使得就业量相应的下降%，这说明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就业量会有所减少。虽然实际工资的上升会提高劳动力的收入与福利，但由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大，工资的上升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微观上看表现为企业会较少劳动力的雇佣，宏观上就表现为就业量的下降。
（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就业总量的整体影响为正值，在1992—2005年这段时间，平均下来FDI每增加1%，会导致就业量增加接近%，从直观上看FDI对就业效应的影响不如前两个解释变量对就业量的影响，但我们要注意FDI会同时对GDP以及工资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间接通过GDP和工资对就业量产生影响。
三、理论分析
1．FDI对我国就业总量的效应分析；
克里斯托夫M 科斯指出，FDI对东道国的就业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间接以及乘数效应三个方面。
首先是直接效应，即东道国的劳动力被外资企业直接雇佣，表现为国内外资企业中员工数量的增多。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288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1245万人，涨幅达倍。同时，外商相对而言更愿意利用我国当地的普通劳动力，因此FDI在我国还是主要分布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比如制造业就吸收了很大部分的FDI，2001年制造业实际利用FDI金额为亿美元，占全年总的实际利用量的%，2005年的数据分别为亿美元和%，表明制造业是我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产业，同时由于其劳动力比较集中的特点，所以FDI对带动就业的直接效应还是比较显著的。
其次是间接效应，即劳动力被某些与这种新投资的联系作用而获益的公司所雇用，体现在伴随外资企业的设立其他相关产业的扩张或通过产业链的相关作用而带动的就业。比如从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等角度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还会带动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据对500强在天津投资项目的不完全统计，为其配套的企业多达1330家，其中仅为摩托罗拉配套的企业就达400多家。
最后是乘数效应，即FDI通过外溢等方式对就业量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效应更多的体现在动态效应上，一方面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提升东道国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而带来产量的上升从而带动就业，FDI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本身，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技术了管理经验，通过国内企业的学习效应，而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普及，从而提升产量，也扩大了就业。另一方面FDI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的方式也会对就业产生比较长远的影响。比如跨国企业的进入通过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等方式可能会淘汰一部分的企业，但是大多数企业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更一步的激发出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增加了实力，从而更有能力吸收新的劳动力。此外，外商企业相对而言更加注重对员工的培训，因此有助于员工自身技能和素质的提升，更有利于其面对工作岗位的挑战。这些效应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FDI对我国就业量影响传导方式的分析；
关于FDI对东道国就业量影响的传导方式，我们可以结合FDI的进入方式、进入动机、投资的差别以及其对工资的影响这两方面，对这种效应的传导途径做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从进入方式而言，通常外商进入东道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绿地投资，即通过新设的方式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另一种是收购，即通过兼并收购东道国已有的企业而进入该国。绿地投资在短期内会吸收较大量的就业，通常是东道国的普通劳动力。此外，通过间接效应也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比如大量的短期临时工以及带动相关产业中企业的就业。对于另一种兼并或收购的进入方式，一般会导致被并购方企业的业务整合与人员的调配，在短期内一般会导致人员的流动甚至挤出一部分的就业，但是长期看来，整合之后的企业竞争力增强，也会吸收进来更多的劳动力。对我国而言，根据《外商投资报告》的研究，近两年来，外商收购兼并方式的投资增多。虽然制造业中购并投资的比重还不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但涉及到一些重要产业的骨干企业，影响较大。分析看来，在这些企业短期的整合中会流失一部分的劳动力，但从长期看来，更合理的结构会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
此外，在进入动机之中，有资源探索型、市场开发型、生产基地型、知识提取、风险分散型等，但研究表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对于国外企业是最大的诱惑，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动机中生产基地和市场开发型的动机占了绝大部分。对于生产基地型动机的企业，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是其最看重的因素，因此主要表现在不熟练技术（unskilled）劳动力的大量吸收上。对于市场开拓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了占领市场，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已有企业的萎缩，流失一部分的劳动力，但这种效应表现得比较间接。同时，这种企业在其研发和管理方面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生产中也需要更有技术的员工，因此对于熟练技术（skilled）劳动力的吸收会相对更多。从数据上看，由于外资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国的制造业，因此对不熟练劳动力的吸收是占大多数的。但中国进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行业也有了一些变化，对熟练劳动力以及研发人员等较高教育程度的员工的吸收效应也不断增大。
最后，从投资方式上看，这对于外商投资者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外资企业的风险以及收益的分配。在中国的情况就是相对合资、合作与合作开发这三种形式，外商独资企业即外资企业对于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较小，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也相对较小。这是由于一方面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有较大的自由权，受中方的管制相对较少，不用考虑就业等非市场因素。以利润为中心的出发点自然会使得这些企业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本的投入比例，从而导致较多的失业，另一方面，相对于合资企业，独资企业与其他国内的企业联系合作的比例较小，而更加放眼与全球的资本市场，这样外商投资的间接效应会有所减弱。
【表2】 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统计
（单位：亿美元）
方式
项目个数
比重
合同外资
比重
使用外资
比重
总计
44,019
100
1,
100
100
中外合资企业
10,480
中外合作企业
1,166
外资企业
32,308
1,
外商投资股份制
47
合作开发
0
其他
18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外资统计》
从实践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92年后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独资企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从90年底的%增长到了2005的%，外资企业比例的上升减少了FDI对劳动力的直接吸收，在一定程度对总的就业量产生了负效应，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市场化的加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迅速稳定的发展，同时对国内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改善国内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国内劳动力的从业能力，间接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
3．FDI分布的部门和地区的差异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东道国后，由于分布的部门不同和地区的差异也会对东道国的就业情况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产业构成上分析，正如前文所述，FDI在我国主要还是分布在制造业部门，这样大部分吸收的都是非熟练劳动力，2005年度，制造业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8928家，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和％。进入WTO之后，我国在服务业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势良好。2005年同期，服务贸易领域（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合计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445家，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同比分别为%、%、％；其中新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水平，在全国新增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增加了个和个百分点，为％和％。服务业中聚集的外商投资企业更有利于我国劳动力这表明FDI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正朝着一个更为良好的趋势上发展。一方面，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较高，同样的FDI在服务行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在服务行业吸收的FDI对我国就业的增长有着较明显的作用。
其次，如果我们从FDI分布的地区上看，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地理分布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涉足的较少。虽然这种不平横在近几年有所改善，但从截止到2005年的情况分析（见下表），东部地区仍然吸引了绝大部分的FDI。地理上分布的极不均衡，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不断拉大，间接影响了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业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一方面西部的失业率较大，而人民的收入自然会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过分流动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大量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不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即使使得劳动力总量上有所增长，但是增长潜力也是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这种偏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表3】截止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地区名称
项目数
比重
合同外资
比重
实际使用
比重
总计
552960
100
100
100
东部地区
457944
中部地区
59947
西部地区
35051
有关部门
18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外资统计》
四、政策建议
通过实际的数据验证并结合数据分析和理论解剖，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外资造成了就业的转移、挤出和损失，但综合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正向的较大的且较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引进外资的政策。最后，结合FDI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给出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
随着我国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表明了我国也摒弃了原来一味追求FDI数量的态度，更加注意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虽然FDI的地位和比重有所下降，国内比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世纪90年代平均为%，2005年已降为%。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外资所占比重，从前些年占10%以上降为2004年的%。国际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上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达到%，明显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4年已降为%。同时，其他类型外资比如企业的海外融资或者境外投资者以QFII等方式的流入也减弱了FDI的分量。但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的影响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政策，以保证并且提升FDI对我国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
提升外商投资项目的价值含量
FDI对就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全球范围以及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间接效应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产业结构看，20多年来来华外资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制造领域，从早期的纺织、轻工、玩具等传统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电子信息、机械、化工、制药等产业为主，尤其是IT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使我国成为IT产品出口大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的角度看，传统产业存在高附加价值环节，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着低附加价值环节，来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而言，仍处于劳动密集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因此，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产业，均应将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价值含量作为主要目标。
2．协调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实践表明，来华投资在产业上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吸引外资不足。此外，FDI对第三产业的带动效应更为明显，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也较为突出。因此，从政策上看，应该及时修订现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细化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到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上，如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活动、研发、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等，而不是简单地归类为高新技术产业之类。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要严格禁止。
3．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的注入
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增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随着外资的进入也变得更为严峻，因此，我国还应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可以在内陆地区选择少数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区位良好、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设立特殊经济区，继续对外资实行鼓励政策，引导外商在此投资开展制造业或服务业。
综上，通过提高FDI的质量，协调其进入的产业与分布的地区，是发挥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也增张作用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只有处理好了这几点，才能保证FDI对我国就业的增长和提升效应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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