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电子送达制度研究——基于《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
司法适用障碍
摘要
随着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全面提速与司法改革的持续深化，旨
在提升审判效率、优化司法资源的电子送达制度，已从昔日的辅助手
段，跃升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一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更是以法律的最高形式，确立了电子送达的优先适用地位。然
而，这项承载着效率改革厚望的制度，在司法实践的运行中，其所内
含的“技术效率”追求，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这一程序正义的“根本目
标”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日益凸显的内在张力。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
我国现行电子送达制度，特别是围绕《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核心规
定，在司法适用层面所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的障碍与困境。本研究的
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该条款在实践运行中的规范解释分歧、事实认
定困难与权利救济短板进行系统性诊断，构建一个旨在弥合效率与公
正之间鸿沟的、更为精细化、人性化的制度完善框架，为从根本上解
决当前电子送达实践中，因规则粗疏而引发的程序争议与实体不公问
题，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以及比较法研
究。研究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及其相关司法解
释为核心规范文本，进行体系化的法释义学分析，厘清其内在的逻辑
结构与制度预设。同时，本研究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数据库
为基础，通过对近年来，因电子送达的效力问题而引发的申请撤销缺
席判决、上诉或申请再审的典型司法案例，进行系统性的、定性的内
容分析，以实证的方式，归纳与类型化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焦点与
裁判逻辑。此外，将简要借鉴域外法上，关于电子送达中“同意”的认
定与“送达推定”的规则，为我国的制度反思，提供参照。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围绕《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司法适用，主
要存在四大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障碍。第一，“同意”原则的虚化障碍：
法律所要求的“经受送达人同意”，在实践中，极易因格式化的《送达
地址确认书》与过于宽泛的“默示同意”解释，而被虚化、架空，当事
人的程序选择权，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质性的尊重。第二，“到达”标
准的技术化与形式化障碍：法律将“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作为送达
完成的标志，这一纯粹的技术化标准，在实践中，遮蔽了“受送达人是
否能够有效知悉”这一送达制度的根本目的，导致“系统送达”与“有效通
知”之间的逻辑断裂。第三，送达成功的“推定”僵化障碍：在系统显示
送达成功后，受送达人若主张因技术故障、账号失管等原因，而未实
际收到，其所承担的推翻责任过重，法律缺乏对“善意未收取”情形的
合理豁免与甄别机制。第四，权利救济机制的滞后性与不充分性障碍
：在因电子送达瑕疵而导致程序利益受损后，当事人所能依赖的，主
要是申请再审等事后救济途径，其成本高昂、周期漫长，缺乏一种在
审判程序内部的、低成本的、及时的纠错与补正机制。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子送达的司法适用困
境，必须推动其制度理念，从当前这种以法院为本位、以技术效率为
核心追求的“送出主义”，向以受送达人权利保障为中心、以实现有效
告知为根本目标的“收到主义”转型。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
刻地揭示了，在“智慧司法”的浪潮下，程序正义的实现，绝不能被简
化为技术流程的自动完成，而必须通过更为精细、更具人文关怀的制
度设计，来确保技术，始终是服务于、而非取代司法核心价值的工具
，从而为我国的程序法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应与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考维度。其实践价值则在于，本研究所提出的关于构建“分层同意与
动态退出机制”、引入“有效通知的综合判断标准”、建立“善意未收取的
合理抗辩”以及完善“程序内即时纠错机制”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重塑路
径，为指导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细化，以
及最为根本地，为在司法实践中，构建一个效率与公正兼顾、技术与
温情并存的电子送达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电子送达；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同意原则；程序正当；
送达地址确认书；智慧法院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据流与算法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交往模式的
数字化时代。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
到了国家治理的每一个角落，司法领域，亦概莫能外。在我国，“案多
人少”的矛盾，作为长期制约基层司法效能的结构性难题，与人民群众
对司法公正与效率日益增长的新期待，形成了持续而深刻的张力。在
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
智慧法院”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司法改革战略的中心位置，成为破解
司法实践困境、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在这场深刻的司法变革中，民事诉讼送达制度，这个看似细微、
程序性的环节，却意外地，成为了变革的“先行者”与“突破口”。传统的
、以邮寄、专人直接交付为主要方式的物理送达，其成本高昂、周期
漫长、成功率不稳定的弊端，在案件数量爆炸性增长的今天，已成为
制约整个审判流程效率的“第一道关卡”。与之相对，电子送达，以其
近乎零成本、瞬时完成、可全程留痕的巨大技术优势，自然而然地，
被视为是打通诉讼流程“堵点”、提升司法“加速度”的“金钥匙”。为此，
我国的立法者与最高司法机关，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动着电
子送达的全面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条，更是以法律的最高位阶，明确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
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进一步确立了
“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即视为送达的法律效力。
然而，一项旨在追求极致效率的制度革新，在司法实践的复杂土
壤中，其真实的运行图景，远比制度设计者的蓝图，更为复杂、更具
张力。当我们将目光，从宏观的效率数据，下沉到微观的、充满个体
悲欢的个案之中时，一系列深刻的、关乎程序正义根本价值的追问，
便油然而生。当一个不熟悉网络操作的老年人，在立案时，于一份格
式化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机械地勾选了“同意电子送达”并填写
了一个不常用的电子邮箱后，他是否真正地、自由地、可预期地，作
出了一个关乎其后续所有程序权利的重大选择？当法院的电子诉讼平
台，显示一份附有缺席判决风险告知的开庭传票，已于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某分“成功发送”至该邮箱后，我们是否就能理所当然地，推定其
已经完成了有效告知，并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一场剥夺其辩论权的
缺席审判？当事人因手机丢失、邮箱被盗、系统故障、短信拦截等在
数字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意外，而未能实际阅悉该电子文书时，其所面
临的，是败诉的实体风险与沉重的救济负担，这是否又与送达制度旨
在保障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这些绝非杞人忧天的理论推演，而是正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真
实发生的、令人不安的常态。对于这一系列关乎电子送达制度“灵魂”
的根本性问题，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了其严重性，但现有
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目前，极度
缺乏一种能够以《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这一这一核心法律文本为“手
术刀”，对我国电子送达制度的整体运行逻辑与内在的法理缺陷，进行
一次系统性的、结构化的理学”诊断。因此，深入研究电子送达制度在
司法适用中的核心障碍，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诉讼法理论探讨，而
是回应社会公众对数字时代司法公正的深切关切，是确保我国“智慧法
院”建设，能够在坚实的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
。
本研究旨在以《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规范解释与司法适用为核
心，系统探究我国当前电子送达制度的内在困境及其制度重塑路径。
本研究致力于打破以往研究中，那种对技术效率的单向度肯定或对权
利保障的碎片化呼吁，构建一个以“程序正义的有效实现”为核心价值
目标、以“探寻效率与公正的最佳平衡点”为分析框架的全新研究体系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深刻地反思，在技术逻辑与法律规则深度
交织的背景下，传统的送达法理，应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适应性的理
论重构，从而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提
供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践路径。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于，为我国的立
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在未来进一步精细化电子送达规则时，提供一
份来自司法实践深处、有案例支撑、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诊断报告与
制度完善方案，并最终为全国的法官，在适用电子送达这一日益常规
化的审判工具时，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稳定、也更具权利保障精神的
裁判思路与行为指引。
文献综述
为了对民事诉讼中电子送达制度的司法适用障碍，进行一次体系
化的、深入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全球范围内司法程序的信息化转型
、程序正义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挑战，以及我国“智慧法院”建设
从追求“有没有”到关注“好不好”的阶段性跃升这一多维度的立体坐标系
中，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批判性的审视。如何在一个由代码和数据构建
的虚拟空间中，重建一个能够确保所有诉讼参与者，特别是弱势一方
，获得有效、及时通知的程序规则体系，是所有现代法治国家都在共
同面对的核心课题。
在国际比较法的宏大视野下，各国对于电子送达的引入与规制，
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审慎探索到逐步接纳的过程，但其制度设计的核心
，始终贯穿着对“程序正当”（Due Process）理念的坚守，特别是在“同
意”的获取与“送达效力”的认定上，展现了不同的、但同样审慎的制度
智慧。在美国，其《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 条，对电子送达作出了
详细的规定。其核心特征，是严格区分了律师代理的案件与当事人自
行诉讼的案件。对于有律师代理的诉讼，一旦律师在法院的电子案件
档案（ECF）系统中注册，即被视为同意接受该案的电子送达。这背后
，是基于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具有熟练使用该系统并及时履行查
阅义务的专业能力的合理预设。但对于没有律师代理的、普通民众自
行参与的诉讼，规则明确要求，必须获得该方当事人“书面的、明确的
同意”（consent in writing），绝不轻易适用默示同意或推定同意。
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其电子送达的推广，则与一个
名为“特别电子法院邮箱”（beA）的、具有国家强制性与高度安全性的
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连。德国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律师、法院、检察
院以及其他法律从业机构，都必须设立并使用该官方邮箱系统。一份
法律文书，一旦被法院成功发送至一名律师的 beA 邮箱，即产生送达
的法律效力。这种模式的成功，其关键，不在于技术的先进，而在于
其将电子送达的义务，主要施加给了具有专业能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并通过国家主导的、统一的、高安全性的技术平台，来确保送达过
程的可靠性与严肃性。比较法的经验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成熟的电子
送达制度，其构建的重心，并非单纯追求“送达”这一技术动作的完成
，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来确保接收主体，有能力、也应当去
接收，从而在根本上，保障“通知”这一程序目的的实现。
反观我国国内，围绕电子送达的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探索，几乎
是亦步亦趋、相互激荡的，并大体上，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个前后递
进的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是制度探索推广期的“效率优先”与“技术赋能”研究阶段
。在电子送达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早期，学术研究的重心，几乎完全
聚焦于其相较于传统送达方式的巨大优势。以何帆、王禄生等身处司
法改革一线的研究者的著述为代表，大量的文献，从节约司法成本、
提升审判效率、破解“送达难”等角度，系统性地、全方位地，论证了
构建并全面推行电子送达的正当性与紧迫性。这些研究，深刻地分析
了传统送达模式的弊病，并对电子送达的技术实现路径、平台建设等
，进行了前瞻性的探讨。在这一阶段，研究的主基调，是乐观的、积
极的，其核心话语，是“以信息化，助推司法公正与效率”，其主要贡
献，在于为这项重大的程序性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动员与舆论支
持。
第二阶段，是制度全面铺开后的“问题反思”与“权利保障”研究阶段
。随着以《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修订为标志，电子送达在全国范围
内，被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制性地全面推开后，其在实践中所暴露
出的问题，也开始大量地、集中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张卫平、
傅郁林等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为代表，一批更具批判性与反思性的
文献，开始涌现。这些研究，开始从“效率”的宏大叙事，转向“权利”的
微观审视。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其一，是“同意”原则的适用
困境。 学者们敏锐地指出，司法实践中，通过格式化的《送达地址确
认书》，来“一揽子”获取当事人对电子送达的同意，其真实的自愿性
，存有疑问，并对“默示同意”的边界，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其二，
是“送达成功”的认定标准。 学者们开始深刻反思，将纯粹技术性的“到
达特定系统”，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有效送达”，是否合理，并初步探
讨了在受送达人主张未收到时，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其三，是特殊
群体的权利保障。 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到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者、
身处偏远地区者等“数字弱势群体”，在电子送达程序中所面临的特殊
困境。
尽管国内外的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宏观的制
度背景，但深入审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亟待进一步突破
的明显不足。第一，在研究的规范根基上，对《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
这一核心文本的体系化、精细化法释义学分析，尚显不足。 现有研究
，多是在宏观层面，讨论电子送达的利弊，但对于将第 90 条的每一个
构成要件（如“同意”、“特定系统”、“到达”），置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
体系之中，进行深入的、体系化的规范意涵解释，并揭示其内在逻辑
矛盾的研究，目前尚付之阙如。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实证案例的深
度运用与类型化分析，有待加强。 现有研究，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实践
中的问题，但其所引用的案例，多是“点缀式”的，缺乏对大量真实案
例，进行系统性的归纳、编码与类型化分析，从而未能以一种更具说
服力的方式，呈现出这些“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及其具体的表现样
态。第三，在制度构建的路径上，虽然提出了“保障权利”、“完善救济”
等宏观建议，但对于如何将这些原则性的建议，转化为一套具体的、
可操作的、能够与现行法律框架与技术平台相衔接的、精细化的规则
体系，其方案的颗粒度与可行性，尚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打破对
电子送达问题进行“宏观利弊分析”或“碎片化问题列举”的传统研究范式
，采取一种以《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司法适用全景”为考察对象、
以“规范解释与案例实证深度融合”为核心研究方法的、体系化的诊断
与重构路径。 本文将不再仅仅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效率与公正”的平衡
，而是要通过对核心法条的精细解剖与大量真实案例的解码，去系统
性地、体系化地，呈现出现行制度在“同意获取-送达实施-效力认定-权
利救济”这四个核心环节，所普遍存在的、环环相扣的制度性障碍。通
过这种以“全流程障碍诊断”为基础、以“精细化制度重塑”为目标的独特
研究路径，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规范深度、实证力度与方案建构
性上的不足，为在我国，真正地、有效地，构建一个既能顺应时代发
展、又能坚守程序正义底线的现代化电子送达新秩序，提供一份更具
理论穿透力、建设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我国民事诉讼中，以《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为核心
的电子送达制度，在司法适用层面所暴露出的内在障碍，进行一次深
度、系统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重构。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精准地描绘出
现行机制在实践运行中的真实困境，又能为未来的制度完善，提供具
有坚实论证基础与高度可操作性的对策蓝图，本研究采用了以规范分
析法为理论基石、以司法案例的定性内容分析为核心驱动，并与比较
法研究相互印证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司法程序制
度的运行效能诊断与立法完善研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对作为“法律文
本”的第 90 条，与作为“鲜活实践”的司法案例之间的张力进行系统性分
析，探寻并重构一个旨在实现效率与权利平衡的现代化电子送达新模
式。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的协
同运用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
首先，规范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实证讨论的“理论坐标系”。
这是构建整个制度评估体系的“法教义学根基”。本研究将对构成我国
电子送达法律规制体系的核心规范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多层
次的解释。核心分析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
，本研究将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等多种法
学方法，对该条文的每一个关键词（如“经……同意”、“可以”、“能够
确认其收悉”、“特定系统”、“到达”）的规范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
、精细化的剖析。同时，将该条文，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
法政策文件（如关于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进行并置解读，以系
统性地，呈现出我国立法者与最高司法机关，在构建电子送达制度时
，其所预设的价值位阶、制度目标与运行逻辑。规范分析旨在构建一
个“应然”的、从法律文本出发的、逻辑自洽的电子送达制度模型。
其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这
是本研究力求客观、深入，并最终为理论构建提供坚实“实践靶向”的
关键所在。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将以“中国裁判文文书网”、“北大法宝”
等公开法律数据库为基础。在样本选取上，我们将以“电子送达”为核
心关键词，以“缺席判决”、“上诉”、“申请再审”、“送达异议”等为辅助
关键词，进行多轮、交叉的组合检索，时间范围将重点聚焦于新《民
事诉讼法》生效以来的近三年（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9 月），以确保
所有样本，均能最直接地，反映出新法第 90 条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情
况。经过初步检索后，再由研究者进行逐篇的人工阅读与筛选，最终
构建一个包含数十份以电子送达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案件核心争议焦
点与裁判关键理由的、具有高度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有效样本数据库。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采用定性的内容分析方法，对样本裁
判文书，特别是其中为关键的当事人诉辩主张、法院查明的事实、以
及裁判文书的说理（“本院认为”）部分，进行深度的、类型化的编码
与归纳。分析的焦点将聚焦于：（1) 法院是如何认定当事人“同意”电
子送达的？（是基于明确的书面同意，还是基于某种行为的“默示”或“
推定”？）； （2) 案件中，送达平台所显示的“已送达”状态，与当事人
所主张的“未收到”之间，发生了何种具体的冲突？ （3) 在面对这种冲
突时，法院是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其最终采纳或否定电子送达效力
的核心裁判逻辑是什么？（是更倾向于相信技术平台的记录，还是会
综合考量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4) 现有的权利救济程序（如申请再
审），在纠正可能错误的电子送达时，其有效性与局限性体现在哪里
？ 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系统性归纳与类型化分析，本研究旨在提炼
出电子送达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四大核心障碍，并深刻地揭示其背后
共同的制度性根源。
最后，在理论构建与对策建议阶段，将运用比较法研究作为重要
的参照与启发。通过对美国法中关于“书面同意”的严格要求、德国法
中“特别电子法院邮箱”的职业共同体模式的简要介绍，本研究旨在通
过“他山之石”，来反衬我国现行制度在设计上的粗疏之处，并为本研
究最终提出的、旨在完善我国电子送达机制的、具体的、建设性的对
策建议，提供更为广阔的制度想象空间与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研究结果
通过对以新《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司法适用为核心的、全国范
围内相关典型案例的系统性内容分析，并结合对法律规范的深度剖析
，本研究精准地、全景式地描绘出了电子送达这项旨在提升司法效率
的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所普遍存在的、相互交织的四大结构性障碍。
这些障碍清晰地表明，当前电子送达制度的构建，在价值取向上，过
于偏重技术效率的实现，而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上，则存在着明显的、
亟待弥补的制度短板。
一、 “同意”原则的虚置困境：从“程序选择权”到“格式化确认”的
异化
《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将“经受送达人同意”，作为启动电子送达
的法定前提，其立法本意，在于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将是否愿
意接受这种新型、但亦有潜在风险的送达方式的决定权，交予当事人
自身。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本应是核心程序保障的“同意”原则
，却在追求效率的巨大惯性之下，被系统性地、普遍地予以了“虚置”
与“架空”。
实证案例分析表明，“同意”的获取，在绝大多数法院，都已演化
为一种高度格式化、标准化、近乎强制性的流程。当事人在立案时，
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要求签署一份由法院事先印制好的《送达地址
确认书》。这份文书中，通常会以默认勾选或紧凑排列的方式，将电
子送达（包括短信、电子邮件、诉讼平台账号等）列为优先或必填的
送达方式。对于绝大多数缺乏法律知识的普通当事人而言，他们往往
将签署这份文书，视为完成立案所必须履行的“手续”，而对其背后所
代表的、放弃传统送达方式、并需承担及时查阅电子媒介义务的重大
法律后果，缺乏清晰的、充分的认知。大量的裁判文书显示，当事人
在后续程序中，以“当初并未真正理解和同意”为由，抗辩电子送达的
效力，但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以“当事人已在《送达地址确认书
》上签字确认”为由，认定其“同意”成立，并驳回其主张。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默示同意”的认定，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被
过度扩张的危险。在部分案件中，仅仅因为当事人在起诉状或答辩状
中，写明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部分法院便迳行认定，其已
默示同意接受电子送达。这种解释，完全曲解了当当事人提供联系方
式的本意，将一种单纯的“联络信息”，不等价地，拔高为了一种具有
法律效力的“程序合”。这种将“同意”从一项需要当事人积极、明确作出
的意思表示，异化为一种只需当事人消极、被动接受的格式化流程的
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电子送达制度的正当性根基。
二、 “到达”标准的片面技术化：从“有效通知”到“系统记录”的降
格
电子送达制度的根本目的，与所有送达制度一样，是为了实现“有
效通知”，即确保诉讼文书的内容，能够为受送达人所实际知悉，从而
保障其后续的程序参与权。然而，《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将送达完成
的标志，界定为“诉讼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这一标准，在司
法实践中，被普遍地、片面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标准”，即只
要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或第三方系统，在后台日志中，显示该电子文
书已“发送成功”或“已投递”，即完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送达。
这种将“有效通知”这一复杂的法律事实判断，降格为“系统记录”这
一简单的技术状态确认的做法，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程序风险。在
大量的执行异议或申请再审案例中，当事人往往会提出一系列在数字
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真实的抗辩理由：例如，法院发送的短信通知
，被手机的安全软件，自动识别为“垃圾短信”并予以拦截；法院发送
的电子邮件，进入了邮箱的“垃圾箱”，当事人从未查阅；当事人在诉
讼过程中，更换了手机号码，但忘记了及时向法院变更；诉讼平台的
账号，因长期未登录而被冻结，或当事人根本忘记了密码。
然而，面对这些充满了现实细节的、具体的抗辩，许多法院的裁
判逻辑，却显得异常僵化与冰冷。裁判文书的说理，往往高度一致：“
本院通过电子诉讼平台，向上诉人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了开庭传票
及系统链接，该平台显示已发送成功，应视为送达。上诉人虽主张其
手机对该信息进行了拦截，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其作为受
送达人，负有保障其提供的电子送达地址能够正常接收法律文书的义
务，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在这种裁判逻辑之下，一个在技术上
“已到达”的系统记录，其证明力，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不可推翻的
地位，而送达制度所应追求的“有效通知”的实质目标，则被彻底地、
形式主义地，予以了牺牲。
三、 举证责任分配的失衡：从“协同查明”到“单方苛责”的偏离
在电子送达的效力发生争议时，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
，是决定个案公正与否的关键。理想的状态，本应是法院、送达方与
受送达方，共同协力，以查明“是否实现了有效通知”这一客观事实。
然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呈现出一种极度的、
向受送达人一方倾斜的“苛责模式”。
当法院的送达系统显示“发送成功”后，一个初步的、有利于法院
的“送达完成”的推定，便宣告成立。此时，如果受送达人主张其并未
收到，并因此，未能参加庭审，导致了缺席判决，那么，他将负有几
乎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他需要向法院证明一个“消极事实”，即“我
没有收到”。而要证明“没有发生”的事情，其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例
如，他如何才能向法院，有效地证明，一条短信，是被手机的底层系
统，而非其本人，主动拦截的？他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是真的忘记了
诉讼平台的密码，而非恶意地，以“忘记密码”为为借口，来拖延诉讼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送达实施方的法院，在面对当事人
的质疑时，其所要做的，仅仅是从后台系统中，调取并打印一份“发送
记录”，即可完成其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分配上的悬殊与失衡，其
背后，是一种不合理的、过度的“技术信任”与对当事人（特别是败诉
方当事人）的“道德预判”。它在无形之中，预设了“技术系统是永远不
会出错的”，而“主张未收到的当事人，大概率是在说谎”。这种简单化
的逻辑，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更在实践中
，使得大量可能确实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而未能收到电子文书的当事
人，陷入了“有理说不清”、“有冤无处伸”的程序性困境。
四、 权利救济渠道的梗阻：从“程序内纠错”到“程序外重审”的错
位
电子送达制度，因其高度依赖技术、且运行过程，对当事人而言
，并不完全透明，其发生错误的概率，天然地，就高于传统的物理送
达。因此，一个设计精良的电子送达制度，必然需要配套一个高效、
低成本、易于启动的权利救济机制，以便在错误发生时，能够及时地
予以纠错与补正。然而，我国现行的制度设计，在这一最为关键的“安
全阀”环节，却存在着明显的“梗阻”与“错位”。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发现，自己可能因为一个有瑕疵的
电子送达，而被错误地进行了缺席判决后，其所能寻求的主要救济途
径，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判决生效后，申请再审。然而
，申请再审，是一个门槛极高、程序极为复杂的“程序外”救济。当事
人需要准备繁琐的申诉材料，经过法院的立案审查，其案件，才有可
能，被决定“再审”。整个过程，耗时数月甚至经年，早已完全背离了
电子送达制度所追求的“效率”初衷。当事人，为了纠正一个本应在原
审程序中，就得到解决的、小小的“送达程序瑕疵”，却被迫，要付出
启动一场全新诉讼的巨大成本。
司法实践中，极度缺乏一种“程序内”的、即时的纠错机制。例如
，在缺席判决作出后、生效前，赋予当事人一个简便的、快速的“送达
异议”程序，由原审法官，对送达过程，进行一次专门的、快速的审查
。这种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本可以通过简单补正程序（如重
新送达、再次开庭）就能解决的程序性争议，最终，都不得不“升级”
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生效判决是否应当被推翻的“再审之战”。这
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诉累，也给法院自身，带来了不必
要的审级负担，形成了一种程序上的“恶性循环”。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司法适用途中“同意”、“到达
”、“举证”与“救济”四大核心环节的实证考察，系统性地揭示了当前电
子送达制度，在追求技术效率的宏大叙事之下，所普遍存在的、对程
序正义价值的系统性遮蔽与减损。这一系列基于司法一线实践的诊断
，其意义远不止于对一项具体诉讼制度的利弊分析，它更为深刻地，
在法治理论层面、司法实践层面乃至未来的制度构建层面，为我们理
解并系统性地推动数字时代的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带来了极具价值
的深刻启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从根本的制度理念上
，实现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那么，当前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电子
送达模式，其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将很可能，是以牺牲司法的正当性
与公信力为代价的。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以电子送达这一极
具代表性的“智慧司法”改革样本，深刻地、实证地揭示了，在当前的
司法改革进程中，一种片面的“技术工具主义”与“司法效率主义”是如何
相互结合，并对传统的、以保障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为核心的程序正
义理论，构成深刻挑战的，从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关于“程序价
值”、“知情权保障”以及“技术与法律的关系”这三大核心理论命题的探
讨，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实践反证与理论素材。
首先，本研究的结论，是对我国民事诉讼中“送达”制度根本价值
的再发现与再肯定。长期以来，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影响
下，送达，往往被视为一项单纯的、事务性的、服务于审判的“辅助工
作”。然而，本研究通过对因送达瑕疵而引发的严重程序后果的实证分
析，雄辩地证明了，送达，绝非一项无足轻重的技术性环节，它是整
个民事诉讼程序大厦赖以建立的“第一块基石”。没有合法、有效的送
达，就不可能有当事人平等的程序参与；没有平等的程序参与，就不
可能有公正的法庭辩论；没有公正的法庭辩论，就不可能有令人信服
的裁判结果。因此，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有力地，将送达，从“
程序的边缘”，重新拉回到了“程序正义的核心地带”，并深刻地论证了
，任何旨在提升送达效率的改革，都必须以“确保有效通知、保障程序
参与”这一根本价值，作为其不可逾越的“底线”。
其次，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它为“技术与法律”的关系，这
一宏大的法哲学命题，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来自中国司法实践的
生动注解。本研究的发现清晰地表明，技术，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
。电子送达系统“到达即送达”的技术逻辑，其背后，就内含着一种“效
率优先于权利”的价值预设。当法律规则，不加审视地，全盘接受这种
技术逻辑时，其结果，就是法律被技术所“驯化”，而非技术被法律所“
规制”。因此，本研究的理论启示在于，法律，在面对汹涌而来的技术
浪潮时，其首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保持一种清醒的、审慎的“价
值警惕”。法律人必须成为那个“吹哨人”，去敏锐地识别并揭示出，隐
藏在高效、便捷的技术表象之下，可能存在的、对人的尊严、权利与
自由的潜在侵蚀，并通过精细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制度设计，来确保
技术，始终是作为实现法治目标的工具，而非目标本身。
在制度重塑与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基于对司法适用四大障碍的
诊断，为我国未来的电子送达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层次
分明、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从‘送出主义’到‘收到主义’的范式转换”四
梁八柱制度构建蓝图。
第一，在“同意”环节，构建“分层授权与动态调整”的新模式，实现
从“被动接受”到“自主选择”的回归。
未来的司法解释，必须彻底摒弃当前这种“一揽子授权”的格式化
做法。首先，应建立“分层同意”规则，即将对裁判文书等核心文件的
电子送达同意，与对程序性通知等非核心文件的同意，进行区分，前
者必须由当事人进行单独的、明确的、手写的勾选或确认。其次，必
须赋予当事人明确的“动态调整权”，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当事人都
应有权，通过简便的方式（如在线申请、电话告知），单方面地，撤
回其对电子送送达的同意，并要求恢复传统送达方式，法院非有正当
理由，不得拒绝。
第二，在“到达”环节，构建技术确认与有效通知相结合”的综合认
定标准，实现从“技术判断”到“法律判断”的升维。
未来的司法解释，应明确，“到达特定系统”仅仅是构成送达的一
个“初步证据”，而非送达完成的最终标志。在当事人提出合理异议时
，法院必须启动对“有效通知”的实质性审查。审查时，应综合考量以
下因素：（1) 法院是否采取了“多渠道、冗余式”的通知方式？（例如
，在发送系统消息的同时，是否同步发送了手机短信，作为提示？）
；（2) 当事人是否存在明显的、属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情形？；（3)
当事人所主张的未收到理由，是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44) 该
份电子文书的重要性程度如何？（对于开庭传票、判决书等核心文书
，其“有效通知”的认定标准，理应更为严格）。
第三，在“举证”环节，构建“法院自证与当事人合理抗辩相结合”的
责任分配规则，实现从“单方苛责”到“协力查明”的平衡。
未来的司法解释，应当对举证责任，进行重新的、更为公平的分
配。首先，应强化法院的“自证责任”。当电子送达效力发生争议时，
法院不仅应提供“发送成功”的系统记录，更应就其送达系统本身的安
全性、稳定性、以及通知机制的有效性，承担基础的说明与证明责任
。其次，应明确当事人的“合理抗辩权”。当事人只需提供其未能收到
的初步线索与合理解释（如通信公司的短信拦截记录、邮箱服务商的
系统故障说明等），法院就应当启动进一步的调查，而非简单地，以“
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
第四，在“救救济”环节，构建“程序内即时纠错为主、程序外事后
救济为辅”的双层保护体系，实现从“救梗阻”到“权利畅通”的转变。
立法与司法解释，应尽快增设一项“送达异议”的程序内救济制度
。即，在缺席判决作出后、生效前的合理期限内（例如 15 日），当事
人有权，仅以“未获合法有效送达”为单一理由，向原审法院，提出书
面的送达异议。法院在收到异议后，应组织双方进行快速的听证，并
在限定的时间内（例如 10 日），作出是否重新送达、另行开庭的裁定
。唯有如此，才能将大量的程序性瑕疵，化解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的原审程序内部，从而真正地，实现程序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和谐统一
。
尽管本研究基于对司法实践的深度解剖，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
制度重构框架，但亦需正视其存在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
源于已公开的、进入到后续救济程序的“问题案件”，其对于在绝大多
数案件中，电子送达顺利完成的“常态”，可能缺乏同等程度的关注。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送达、区块链送达等新形态的出
现，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技术形态的适应性，尚有待持续的跟踪
研究。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一
，进行更为广泛的、针对法官、律师、以及普通当事人的大规模问卷
调查与深度访谈，以更为立体地、量化地，呈现不同诉讼参与主体，
对电子送达的真实态度、使用习惯与制度需求。其二，开展更为前瞻
的、关于新型送达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为可能到来的、更为深
刻的技术变革，提前进行法律上的理论储备。其三，将研究视野，从
民事诉讼，进一步拓展至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系统研究电子送达，
在不同诉讼类型中的适用异同与规则衔接，以期构建一个更为宏大、
更为协调的国家统一电子送达法治体系。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智慧法院”建设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司法适用为核心剖析对象，通过对法
律规范的深度解释与司法案例的实证考察，系统性地、全景式地，揭
示了我国当前电子送达制度，在“同意”原则的虚置、“到达”标准的技术
化、举证责任的失衡以及权利救济的梗阻这四个核心层面，所普遍存
在的、环环相扣的制度性障碍。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当前这种以技术
效率为单一价值导向的、带有浓厚“送出主义”色彩的电子送达模式，
已在实践中，显露出其对程序正义保障不足的内在缺陷，亟需从根本
的制度理念上，向以保障受送达人有效知情权为核心、兼顾效率与公
正的“收到主义”范式，进行一次深刻的、系统性的转型。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成功地，将一个在司法改革中，被
普遍视为“技术进步”典范的制度创新，置于程序法治的审慎天平之上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性的“体检”，从而为一场正在进行时的、
由技术驱动的司法变革，提供了一份兼具深度诊断与建设性方案的“冷
静思考录”。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以鲜活的司法实践，为我国民事诉讼
法学中，关于程序正义、知情权保障、技术与法律关系等核心范畴的
理论探讨探讨，注入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与时代内涵。在实践层面，本
研究所提出的、旨在实现同意机制“自主化”、认定标准“实质、举证责
任“平衡化”、以及权利救济“即时化”的“四维一体”制度重塑框架，为我
国未来的电子送达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改革，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与
坚守法治底线之间，寻找到一条更为科学、稳健、符合现代程序文明
理念的中间道路，提供了清晰的法治路径与制度远景。
展望未来，司法程序的数字化转型，已是浩荡前行、不可逆转的
时代潮流。然而，技术的奔流，愈是迅猛，法治的堤坝，愈需坚固。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电子送达制度的持续反思、精细规训与人文
关怀的注入，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必将能够成功地驾驭技术，而非
被技术所俘获，从而在一个更为坚实、也更具文明底蕴的法治基础上
，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
承诺，为网络强国与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镌刻下更为坚实的程序基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