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与学科发展田中阳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并特别强调将质量和特色直于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位置，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准确把脉，既指出了其症结，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得到极度扩张，特别体现在盲目扩招、学校升格和学校合并上。伴随着这种扩张，一方面是高校进一步行政化，教师主体进一步边缘化，另一方面是学生的素养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教师的学术创造力萎缩，综合素养降低，学科建设走向形式主义。高校的"内涵"逐渐被淘空，开始伤及根本。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艰深的难题，也是必须攻克的一道难题，因为它关乎国运的盛衰、国基的强弱。泡沫掩盖下的虚空将造成实现中华复兴的人才断层，尤其是与民族文化的疏离，与优秀传统的离异，道德素养的低下，以致知识的匮乏，将造出一大批无用乃至有害的"人才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将变得徒有其名。从马加爵、药家鑫到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林森浩，一件件高校学生杀人案，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这些"人才"到了各行各业，将会干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答案不难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应该引发全民族的忧患和警醒。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一场从观念、体制到具体政策、举措的系统变革，其中学科发展是一个必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高校工作，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学科发展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这句话说得很精辟，但具体到如何理解、如何落实却大相径庭。在强调外延扩张的时期，学科发展强调的只是"科研"和教师的职称层次、学历层次以及实验设施等"物"的建设，强调的是有利于实现外延扩展的各项指标，而背弃了高等教育"育人"的本质，放弃了高等教育真正把人作为教育过程的主体，从而把人才培养作为中心的定位。且不说由于体制的弊端以及腐败对学术的严重侵害所造成的职称、学位和学术成果的含金量的严重降低，单说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形式主义的学科建设和学术评价，就使大学变成了一个"官商学"交易的场所，对师生的心理和基本素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这种行政化、市场化、粗放式的高等教育方式，不可能遵循通识教育的路径，而通识教育正是我们必须重新拾田的科学的育人之道。"内涵式发展"必须要形成一个有利于"通识教育"的高校体制、环境和氛围，让高校建设尤其是学科建设，能够回到健康的育人轨道。通识教育是一种"内涵式"教育。在西方教育"的英语词汇"education"是从拉丁文演变来的，有引出和唤醒之意，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就在于以引导和唤醒的方式，去帮助和引导人自身智性和德性生友和成长的过程，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称之为"知识的助产婆即为范本。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13卷1期，1941年6月)中也有精辟论述，他说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在此文中，他对大学师生间的教育教学活动作了一个精当的比喻性描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从古今中外这些经典的教育思想来观我们外延式扩张时期的高校学科建设，已经谬其远矣!学科建设首先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建设。大学行政化、衙门化、应试教育和片面追求各种指标都是破坏文化建设的，是使师生的心灵锈化和污染的，久而久之，会使我们的本应承担文化建设主要任务的大学变成文化沙漠。比如，现在大学对教师学术水准的评价机制，是由课题、论著和获奖几项指标确定的，这就引发教师们敷衍教学的倾向生成，照本宣科的教师、把讲稿复制成PPT的教师比比皆是，他们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科研"。而所谓"科研也是照着文件上的指标一项一项千方百计去实现的，学术指标的实现甚至成了关系的比拼，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伪学术、伪博士和伪教授，严重破坏了学术空气。长此以往，我们的高校不但出不了大师，而且连身心健康的一般人才也难培养出来，培养出的是北大钱理群教授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那种可怕的"人才"。忧国忧民，以夭下为怀，为教育、学术和真理献身的民族脊梁式的人才将变得稀缺。又比如，应试教育使学生变得孤陋寡闻，缺乏文化和道德素养，缺乏为因为民的志向和责任心。"满堂灌"、"填鸭
式"的教学最大的危害是把学生变成了没有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奴仆，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之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品质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怎能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因此，学科建设如果不重视教师和学生的基本的文化素养的培养，不重视环境、氛围和制度的建设，最终将会走向绝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教师素养的缺陋直接影响学生培养和学术建设的质量，而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又将成为未来的教师和文化的传承者，做出来的学术也会成为未来文化传承的范本和范式。这就将导致成一场自欺欺人的黑色幽默的讽刺喜剧，也是一场民族的大悲剧。通识教育正是疗救此弊的良方。通识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把教育真正作为"教化"的过程，而且特别注重确立师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信念，确立与其文化水准相适应的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和准则，确立一种深入灵魂的坚定、虔诚、有敬畏的崇高信仰，这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施展自身的前提和出发点。通识教育与学科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普遍面临的问题，但具体到每个学科则有不同的要求，下面我以新闻传播学为例作点具体分析。新闻传播学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外延式扩张的一个典型。据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介绍，1982年底，全国高校中的新闻院、系、专业点16个，在校生1585人(包括专科生)，专业教师364人;1989 年底院、系、专业点增至51个，在校生5000余人，专业教师880人(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609页)。今天是什么样的规模?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院、系、专业点已多达800多个。从湖南省的情况来看，1993年湖南师大在尿中文系设直当时省内第一个新闻学专业点，2001年成立了省内第一家新闻与传播学院，到今天，省内凡有文科的高校都设直了新闻传播学院、系、专业点，在校学生规模均是数百人或上千人。有的学校无师资，无设备，无图书资料。这样培养出来的所谓"新闻人才绝大部分都进不了新闻传播界，进去了的也少有出类拔萃者。作为反证，媒体普遍更欢迎学文、史、哲、政、经、法乃至理、工、农、医的人才进入媒体。这种外延式扩展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也误人子弟。这种误人子弟比农民被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所坑导致一年收成无望还要痛彻肺腑，还要让人绝望。历史和现实都在质疑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合理性。新闻传播学是一门边缘性极强的、典型的"功夫在诗外"的交叉学科，是一门以文史为基本底蕴和依凭的学科，是一门培养道德自律要求极高的人才的学科，是一门新技术、新媒体层出不穷，发展日新月异、永远处于"新"的学科，是一门最需要"内涵式"发展、最需要通识教育的学科。比如，新闻是为历史书写日记，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无论是采写新闻还是研究新闻，都必须有史家的眼光，没有史家的眼光，既写不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也研究不出新闻的真正价值;新闻传播又是文化的承传载体和传播渠道，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只有了解文化，才能真正解读传播，只有了解文化，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和现实，也才能写出反映历史本质和生活本质的新闻，也才能研究出新闻传播运行的规律。再比如，新闻传播工作者除了应有一般"人"的德性和操守外，还要具有"新闻人"的德性和操守。传播具有监测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和提供娱乐四大功能，而监测环境是四大功能之首，施拉姆喻其为"社会的雷达新闻则是社会的"喉舌"、"耳目"、"警钟"、"木锋杰斐逊将其视作"第四权力"。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极高的道德自律性。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中就对报人的职业操守做过分析，他说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赔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构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如谓当堂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房、公论不稍宽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则认为"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页)因此，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德性教育比知性教育更为重要，更为根本。而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培养，是产生不了这样德才识学兼备的新闻人才的，许多在外延式发展中速成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本身就缺乏这样的素养，不明白这样的学理。因此，要使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回到通识教育的轨道，不但需要克服体制与政策机制的弊端，而且还需要教师观念、素养和能力的根本性改观。总之，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必须让学科发展回到通识教育的轨道，以人为本，把过去外延式发展中丢失的"人"找回来。这是一种合理的逻辑，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