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研究——基于刑事
责令退赔与民事索赔的竞合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对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日
益受到重视，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责令退赔作为两大核心救济路径，
其制度功能与适用范围的协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刑事诉讼
程序中的责令退赔制度，旨在快速恢复被犯罪行为侵扰的财产秩序，
而附带民事诉讼则承载着依据民事实体法对被害人损失进行全面填补
的功能。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二者在适用对象与赔偿项目上存在交叉与
模糊，导致了严重的法律竞合与裁判规则冲突，尤其体现在对间接损
失、可得利益损失等非直接物质损失的处理上，被害人的民事索赔权
利常常被限缩或架空。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通过对刑事责令
退赔与民事索赔的竞合关系进行系统性分析，为解决当前司法困境提
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实证研究法，在对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进行体系化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司法判例进行类型化
分析，系统考察了不同法院在处理此类竞合问题时的裁判路径、逻辑
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冲突性裁判模式：
一是以刑事退赔完全替代民事赔偿，驳回被害人的全部附带民事
诉讼请求；
二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缩性地等同于刑事退赔的范围，
仅支持直接物质损失；
三是将间接损失等请求从附带民事诉讼中剥离，引导当事人另行
提起独立民事诉讼。
这些做法不仅导致了同案不同判，更实质性地损害了被害人获得
充分赔偿的合法权益。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必须对刑事责令退
赔与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功能区分与范围界定，构建一种“刑事退赔优先，
民事补充”的分层、递进式赔偿体系。
刑事责令退赔应聚焦于返还违法所得、赔偿直接物质损失；而附
带民事诉讼则应在此基础之上，对包括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乃至
精神损害在内的、所有因犯罪行为引发的、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损失进
行全面补充赔偿。本研究对于丰富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理论，厘清两
大制度的法律关系，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以及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财
产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责令退赔；赔偿范围；法律竞合；间接损失
引言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宏大社会背景下，
刑事司法的功能正经历着从单纯的惩罚犯罪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
重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如何全面、有效地填补因犯罪行
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司法文明程度的关键标尺。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提供了两条主要的经济损失
救济渠道：
一是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制
度，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请求；
二是同法中规定的责令退赔制度，授权刑事审判庭在判决主刑的
同时，责令被告人退还违法所得或赔偿被害人损失。这两种制度并行，
共同构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的法律框架。
然而，理想的制度设计与复杂的司法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张力。目
前关于这两种救济路径的关系，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尚不够明确，
导致在具体案件中，特别是涉及财产犯罪的案件中，二者的适用范围
常常发生重叠与冲突。
一方面，刑事责令退赔以其程序简便、执行有力的特点，在司法
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其赔偿范围通常被严格限定于被告人的“违法所
得”或被害人的“直接物质损失”。
另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本应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侵权责任编，对被害人全部损失进行周延性赔偿的终极渠道，但受
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惯例以及部分司法解释的滞后性，其赔偿范
围在实践中亦被严重限缩，往往与刑事退赔的范围趋同。
这种功能混同与范围模糊的现状，使得被害人就其间接损失、可
得利益损失等正当民事权益提出的索赔请求，频繁地在刑事退赔与附
带民事诉讼之间被“来回推诿”，最终陷入“赔偿真空”的困境。因此，深
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赔偿范围，其核心在于
构建一个“竞合分析—功能定位—范围厘清—路径选择”的研究框架，
以期从根本上理顺刑事责令退赔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的法律关系。本
研究的核心目的，并非要否定任一制度的价值，而是要在深刻理解二
者立法初衷与功能特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体系定位与功能划
分，从而构建一个既能发挥刑事司法效率优势，又能保障民事赔偿全
面性的、协调统一的被害人救济体系。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力图为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与民事诉讼法学交叉领
域的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视角，为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
一法律适用标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并最终为司法实践中公正、高
效地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清晰的实践路径。
文献综述
围绕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责令退赔制度，国内法学界已积累了相
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维度对两大制度的性质、功能及
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平台。
国内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历史悠久，理论体系相对成熟。
学者们，如陈光中、樊崇义等泰斗，对该制度的设立目的、历史沿革
和价值功能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普遍认为其核心价值在于诉讼经济，
即在同一程序中解决与犯罪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民事赔偿问题，从
而节约司法资源、便利被害人行使权利。然而，关于其赔偿范围，则
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早期的司法解释，特别是 2000 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将赔偿范围限定为“因
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解读为仅包
括“直接物质损失”，从而排除了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学
界长期存在批判性反思，王利明、张新宝等民法学者从侵权法理论出
发，主张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与独立的民事侵权诉讼保持一致，
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全面覆盖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全部
损失。
关于刑事责令退赔制度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刑法学领域。学
者们对其法律性质的界定存在不同观点，主要有“非刑罚处罚方法说”、
“保安处分说”、“恢复性司法措施说”等。尽管定性不一，但对其功能和
范围的认识则相对统一。学界普遍认为，责令退赔的核心功能在于剥
夺犯罪人的不法利益，恢复被犯罪行为改变的财产原状，其范围应以
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能够直接计算的被害人财产损失为限。它是一种
具有公法性质的财产处分措施，其裁量和执行与刑事主刑的判决紧密
相连。
当这两种制度发生交集时，关于其竞合关系的研究便成为前沿热
点。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是“吸收合并说”，认为在财产犯罪案件中，刑事责令退赔
已经涵盖了被害人的主要损失，附带民事诉讼应被吸收或不再具有提
起的必要性。
第二种是“择一适用说”，主张应赋予被害人选择权，由其决定是
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还是等待法院依职权作出责令退赔裁决来寻求救济。
第三种是“补充说”，该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认为两大
制度功能不同，应形成一种补充关系。即刑事责令退赔作为基础性和
优先性的救济方式，处理直接的、明确的财产返还问题；附带民事诉
讼则在此基础上，对责令退赔未能覆盖的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等
进行补充性赔偿。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辨析层面已达到相当深度，但审视之下，仍
存在若干值得本研究进一步挖掘和突破的切入点。第一，在研究方法
上，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规范分析和逻辑演绎为主，虽然法理阐述
深刻，但对于司法实践的“实然”状态，即全国范围内的法院在面对此
类竞合案件时，究竟是如何裁判的，其主流裁判观点是什么，是否存
在显著的地域性或层级性差异，缺乏基于大规模司法判例的、系统性
的实证考察。理论上的“应然”构想与司法实践的“实然”图景之间存在多
大差距，是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回答的问题。第二，在问题的聚焦度上，
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了范围冲突的存在，但未能对冲突的核心地带—
—即间接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进行类型化的、足够深入的专题分
析。例如，在合同诈骗案中被害人期待的合同利润，在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中权利人的预期收益，这些损失在不同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是如何
被定性与处理的，缺乏细致的归纳与剖析。第三，在对策建构上，多
数研究提出的“补充说”虽然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对于如何构建一个
具有可操作性的、清晰的程序衔接机制，例如，如何在同一份判决书
中既包含责令退赔的内容，又包含附带民事诉讼的判项，二者在执行
顺序上如何协调等，缺乏具体、可行的制度设计。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将从司法实践的真实困境出发，以实证分析
作为核心研究方法，力图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本文的独特价
值在于，它将不再满足于对不同理论观点的复述与评判，而是通过对
海量裁判文书的量化与质性分析，精准地描绘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处
理该问题的真实图景及其内在逻辑。在此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本文
将对“补充说”进行深化和具体化，尝试构建一个功能清晰、范围明确、
程序顺畅的“分层递进式”赔偿体系，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证深度和
制度设计精细化方面的不足，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更具针对性和
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责令退赔竞合问题的实证
考察，揭示当前司法实践的困境与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调统一
的法律适用规则。为实现这一兼具描述性与建构性的研究目标，本研
究在整体设计上采用了以案例实证研究为核心，结合规范分析与比较
法研究的综合性研究路径，构建了一个“规范梳理—实证诊断—法理剖
析—规则重构”的研究框架，力求研究结论既源于实践的土壤，又具备
坚实的理论根基，并最终能为实践提供指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核心的法律规
范性文件与理论文献。研究团队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涉及被害人赔偿的相关条文，并对历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
题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关
键文件进行了逐条解读，旨在清晰地勾勒出问题的规范性框架。同时，
广泛搜集并研读了国内法学核心期刊上关于此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
与专著，为本研究的理论定位与学术对话提供了平台。
第二层面，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是大量的司法裁判文书。
为确保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本研究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
先行法律信息库”等专业数据库，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案例检索。检索
策略的设计力求科学、精准，采用了多组关键词进行交叉与组合检索，
主要包括“附带民事诉讼 and 责令退赔”、“合同诈骗 and 可得利益损失”、
“侵占 and 间接损失”等。时间范围设定为自《民法典》生效以来至近期
的案件，以考察新法实施后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在案例筛选上，本
研究设定了严格标准，重点选取那些判决理由部分对附带民事诉讼赔
偿范围与刑事退赔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论述的案件，特别是那些被害人
明确提出了间接损失或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请求的案件。通过此种目的
性抽样，本研究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数百份高质量、高相关度判决书
的案例样本库，这些案例覆盖了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知
识产权等主要财产犯罪类型。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以质性内容分析法为主导，辅之以
必要的量化统计。对于案例样本库中的每一份判决书，研究团队都进
行了精细化的编码与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设计结构化的案件
信息编码表，系统性地提取每个案件的关键信息，包括案由、犯罪类
型、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项目（特别是是否包含间接损失）、法院
对刑事退赔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方式、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项目与
金额、以及最为关键的——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就赔偿范围问题进
行的核心说理。其次，对编码后的信息进行归纳与类型化。依据法院
对竞合问题的处理方式，将所有案例划分为前文提及的“替代模式”、
“限缩模式”、“分离模式”等几种典型的裁判路径。再次，对每一种裁判
路径下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质性分析，提炼出法官作出此类判决所依赖
的核心法律依据、司法理念与政策考量。同时，进行初步的量化统计，
例如计算不同裁判模式在样本库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不同犯罪类型与
不同裁判模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通过上述方法的有机结合，本研
究旨在穿透海量案例的表象，精准地描绘出我国司法实践在处理此问
题上的宏观图景、内在矛盾与深层逻辑。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法典》生效以来全国范围内数百份涉及附带民事诉讼
与刑事责令退赔竞合的司法判例进行系统性的编码与深度分析，本研
究清晰地揭示了我国司法实践在处理被害人民事索赔请求时，存在着
深刻的理念分歧与规则冲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法律规范的顶层设
计意在为被害人提供双重保障，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二者关系的不明
确导致了裁判路径的混乱，并总体上呈现出对被害人赔偿范围进行限
缩的保守倾向。
首先，本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最为普遍的裁判模式是“范围限缩
模式”，即法院虽受理了附带民事诉讼，但在确定赔偿范围时，却将其
严格地、甚至是不自觉地等同于刑事责令退赔的范围，二者在判决结
果上高度重合。在超过 60%的样本案例中，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职务
侵占等经济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明确提出了包括预期利润、资金占用
利息、为追索款项而支出的律师费等在内的间接损失或可得利益损失。
然而，法院在最终判决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驳回了这些请求。其在裁
判文书中的典型说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范围问题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失”，而此处
的“物质损失”应被解释为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物毁损或减少，不
包括间接损失。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额，往往与通过刑事侦查手段追
缴的赃款赃物或会计鉴定报告中认定的直接被侵占数额完全一致。这
种做法，实质上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功能，从一个基于民法完全赔偿
原则的救济机制，降格为了一个仅仅是对刑事追赃挽损结果进行司法
确认的程序。
其次，“刑事替代模式”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也占据了相当比例。
在约 25%的样本案例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适用了“责令退赔”
之后，便直接以“被害人的损失已通过刑事退赔程序解决”或“附带民事
诉讼的请求与刑事处理部分重复”为由，径行驳回了被害人提起的全部
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这种模式在被告人已全额退赃退赔的案件中尤为
常见。法官选择此路径的动因，主要是追求诉讼效率，避免在刑事审
判中过多地纠缠于复杂的民事损害计算问题。然而，这种“一揽子”处
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剥夺了被害人就刑事退赔未能覆
盖的损失（如前述的间接损失）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序性权利，使得附
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这些案件中被完全虚置。
再次，一种相对进步但仍存在问题的“程序分离模式”正在部分法
院中兴起。在约 15%的样本案例中，主审法官展现出对民法完全赔偿
原则更为深刻的理解。法院在审理中承认，被害人主张的间接损失或
可得利益损失在民事实体法上具有正当性。但是，法官同时认为，这
些损失的计算相对复杂，其争议的焦点已超出典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审理范围，若在刑事案件中一并审理，可能会不当拖延刑事审判的
进程。因此，法院在判决中会作出如下处理：一方面，在刑事判决主
文部分，就直接物质损失部分作出责令退赔的裁决；另一方面，对于
被害人提出的间接损失等索赔请求，则在附带民事判决部分裁定驳回，
并明确告知被害人“可就该部分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种模式相
较于前两者，至少在实体上承认了被害人索赔的权利，但其将救济程
序人为地割裂为“刑事+独立民事”两个阶段，无疑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
违背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且被害人在另行起诉时，可能
面临证据、诉讼时效以及被告人偿债能力下降等多重现实障碍。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实证扫描，揭示了当前我国法院在处理
刑事责令退赔与附带民事诉讼竞合问题时，所呈现出的三种相互冲突
且普遍存在限缩被害人权利倾向的裁判模式。这一系列发现，不仅深
刻地暴露了现有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更在理论层面
与实践层面，为我们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重构制度体系提供了关键的
靶点与契机。
首先，本研究结果在理论上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以扎实的实证证
据，深刻地揭示了当前两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功能异化”与“价值
扭曲”的深层根源。从立法本意来看，刑事责令退赔与附带民事诉讼本
应是两条功能互补、价值协同的救济路径：前者是基于公法权力，旨
在快速剥夺犯罪所得、恢复基本财产秩序，其核心价值在于“恢复性”
与“效率性”；后者则是基于私法请求权，旨在依据民法典的完全赔偿
原则，对被害人因犯罪这一特殊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进行周延
性填补，其核心价值在于“补偿性”与“全面性”。然而，本研究的实证结
果表明，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范围限缩”与“刑事替代”做法，实质上
是用前者的公法逻辑与效率价值，不当替代和压制了后者的私法逻辑
与公平价值。这种功能上的混同，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
中存在的“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对诉讼效率的片面追求，以及部分
滞后司法解释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束缚。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
在于，它不再停留在对两种制度进行静态的性质辨析，而是通过动态
的实践考察，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司法场域中不同法律部门逻辑的
冲突与失衡，从而主张必须进行一次以“功能复位”为核心的理论重构，
即在裁判理念上明确区分刑事程序中的恢复性目标与民事程序中的补
偿性目标，坚决抵制以牺牲民事权利的全面保护来换取刑事审判效率
的实用主义倾向。
其次，本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是系统性且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它
直接指向了现有司法解释的修订与裁判方法的统一。对于最高司法机
关而言，本研究的发现雄辩地证明，2000 年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物质损失”的界定，已严重不适应
《民法典》所确立的完全赔偿原则，并已成为导致当前司法乱象与被
害人权利受损的制度性根源。因此，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
诉讼的赔偿范围进行重新界定，已是刻不容缓。新的解释应明确宣告，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实体上与独立民事侵权诉讼完全一致，只
要是与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直
接损失、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符合法定情形的精神损害，均
应纳入其审理范围。
对于一线刑事法官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分层递进式”裁判方法可
为其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在审理案件时，法官应首先处理刑事责令
退赔部分，将其范围严格限定于能够快速查明、无甚争议的违法所得
与直接物质损失，并在刑事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在此基础之上，对
被害人提出的、超出此范围的其他民事赔偿请求，应作为附带民事诉
讼的独立部分进行审理，并依据民法典的规则进行认定和裁判，最终
在附带民事判决书中作出判决。这两个部分应在同一份裁判文书中体
现，但在逻辑和内容上保持相对独立。在执行程序上，也应明确刑事
退赔部分的执行优先于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以体现公法责任的优先
性。
然而，本研究也必须承认其存在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案例
样本虽然广泛，但仍无法完全穷尽所有司法实践的样态，尤其是一些
未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的案件，其背后的裁量逻辑难以被精确
捕捉。第二，对于“程序分离模式”中被害人另行起诉后的胜诉率、执
行情况等后续问题，受限于研究范围，本研究未能进行有效的追踪与
评估。第三，本研究提出的制度重构方案，其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法官群体司法理念的转变和专业能力的提升，这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性的工程。
基于这些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向上加以拓展。可以
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法研究，系统考察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如德国的
附带诉讼程序）是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协调刑事追诉与民事赔償的，为
我国的制度完善提供更具体的借鉴。可以采用更为深入的质性研究方
法，如对资深刑事法官、检察官、律师进行深度访谈，以探究影响他
们裁判选择的深层制度与文化因素。此外，还可以对特定类型的犯罪
（如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中的间接损失计算问题，进行更为专
门化、精细化的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裁判标准。
结论
本研究围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这一核心议题，通过对刑事责
令退赔与民事索赔的竞合关系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与法理辨析，系统
地揭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规则冲突与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
的严峻现实。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以刑事
退赔替代民事赔偿、限缩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以及将合理索赔请求
推向独立民事诉讼的做法，其根源在于两大制度的功能混同与价值失
衡，最终导致了对《民法典》完全赔偿原则的实质性背离。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不仅以海量的司法判例数据，客观呈
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对现有规则的简
单评判，提出了一套具有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功能复位、范围
分层、程序衔接”的制度重构方案。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清晰地论证了
刑事责令退赔的“恢复性公法功能”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补偿性私法功能”
的本质区别，主张必须在司法理念上实现二者的彻底分离与协同。在
实践层面，本研究构建的“刑事退赔保底、民事补充完善”的分层递进
式赔偿模型，为最高司法机关修订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以
及为一线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进行精准裁判，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综上所述，在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应因其进入不同的诉讼程序而产生实
质性的减损。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权，作为其财产权和人身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民事实体法的全面、周延保护。附带民事
诉讼制度的设立，其初心正是为了高效、便捷地实现这一保护。因此，
我们必须果断地摒弃那些以效率之名行限缩权利之实的陈旧观念与做
法，通过深刻的理论反思与精细的制度重构，让附带民事诉讼回归其
作为 民事救济渠道的应然本色。未来的司法改革，应以《民法典》的
精神为根本指引，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明确附带民事诉讼对间接
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等的全面覆盖，从而在制度上彻底疏通被害人权
利救济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公民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