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巴塞罗那海上保险法视角下中国海商法的
发展——基于船舶碰撞责任认定的司法对比
摘要
在全球化浪潮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宏大背景下，作为调整国际贸
易与海上运输核心法律关系的中国海商法，其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正
面临着深刻的历史审视与未来展望。回溯海商法数个世纪的演进，肇
始于中世纪地中海贸易、集当时海事习惯法之大成的巴塞罗那《海事
调解集》，作为海商法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之一，其蕴含的法律智
慧与制度原则，至今仍为我们理解海商法的精神内核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历史视角。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中关于船
舶碰撞责任认定的古老原则，并将其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
于，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法制对话，深刻揭示船舶碰撞责任认定从“结
果公平”向“比例公平”的演进规律，诊断出现行中国海商法在司法适用
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并从古老的海洋法智慧中，为中国海商法的未来
发展与完善，汲取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镜鉴与制度启示。
本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历史法学比较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的结合。
首先，本研究将运用历史文献分析与规范比较的方法，对巴塞罗那
《海事调解集》中关于船舶碰撞责任划分的条文进行深度解读，提炼
出其在不同碰撞情形下（如单方过失、双方过失、不可抗力等）的核
心裁判逻辑与损害赔偿原则。其次，本研究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第八章“船舶碰撞”为分析蓝本，并结合中国海事法院公开的、
具有代表性的船舶碰撞纠纷判决，实证地归纳出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
船舶过失、建立因果关系、以及裁量责任比例时的主要路径与裁量标
准。
研究结果表明，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与中国现行海商法在船
舶碰撞责任认定上，展现了从简约主义到精细主义的深刻范式转型。
第一，在归责原则上，《海事调解集》体现了一种注重结果、追求快
速恢复商业秩序的实用主义逻辑，尤其是在双方过失碰撞的情形下，
其确立的“过失均分”或类似的损害分摊规则，以其简明、确定的特点，
在当时极大地降低了诉讼成本与不确定性。第二，相较之下，中国海
商法则完全承袭了 1910 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的精神，确立了以“过失责任”为核心、以“过失程度比例”为损害赔偿划
分标准的、更为精细化的现代归责体系。第三，在司法实践中，中国
海事审判在认定“过失程度比例”时，虽然力求精准，但也面临着自由
裁量权过大、论证过程不够透明、以及对不同种类过失（如航行过失
与瞭望疏忽）的权重分配缺乏统一标准等挑战。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从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的“过失均分”
到中国海商法的“比例分摊”，这一演进深刻地反映了海事技术的发展、
证据规则的完善以及法律对“实质公平”追求的深化。然而，现代规则
的精细化，也带来了裁量复杂性与诉讼成本增加的代价。这一结论的
理论意义在于，它系统性地梳理了船舶碰撞责任认定的历史脉络，为
理解现代海商法规则的制度成因与价值取向，提供了纵深的历史维度。
其实践价值则在于，本研究认为，尽管“过失均分”规则已非主流，但
其背后所蕴含的追求法律确定性、促进和解、避免过度诉讼的价值内
核，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通过更为明确的司法指引、引入专
家辅助人制度、以及完善诉前调解机制等方式，来克服“比例分摊”原
则的内在困境，防止司法裁量的过度随意化，具有重要的、超越时代
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巴塞罗那海上保险法；海事调解集；中国海商法；船舶
碰撞；责任认定；过失均分；比例分摊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海洋连接、以航运为命脉的全球化时代。作为
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重要的航运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经济繁
荣，已与海洋的和平、安全与法律秩序，密不可分。在此宏大的时代
背景之下，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与船舶财产关系核心法律规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其制度的完备性、司法的公正性与理论
的先进性，不仅直接关乎我国航运业的健康发展，更深刻地影响着我
国在国际海事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
海商法，作为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法律部门，其演进历程，本身就
是一部世界海洋贸易与文明交流的壮丽史诗。当我们审视与展望中国
海商法的未来时，将目光投向其悠远的历史源头，往往能获得最为深
刻的启示。在地中海的碧波与信风之中，随着中世纪欧洲商业的复兴，
一个旨在规范航海者、商人与船东之间复杂关系的法律体系，逐渐由
习惯凝聚而成。其中，于十三至十四世纪，在当时的地中海贸易中心
巴塞罗那，最终编纂成文的《海事调解集》，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部系统性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海事法典。它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
不仅照亮了中世纪地中海的商业航路，其所确立的诸多原则，如共同
海损、委付、船舶优先权等，更是穿越了数百年的时空，被后世几乎
所有的海事立法，所继承与吸收。
在《海事调解集》所规制的、纷繁复杂的海上风险之中，船舶碰
撞，无疑是最具戏剧性、破坏性也最具法律挑战性的场景之一。两艘
价值不菲的船舶，在广阔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因为天灾、人为疏忽
或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而猛烈相撞，导致船货两损、甚至船员伤亡，
其责任的归属与损失的分配，自古以来，便是考验海事法律智慧的核
心难题。巴塞罗那的先贤们，在那个航海技术相对原始、证据收集极
为困难的时代，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何种解决方案？其背后的法律逻
辑与价值权衡是什么？
与之相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装备着全球定位系统（GPS）、
自动识别系统（AIS）、船舶数据记录仪（VDR）等尖端科技的现代化
船舶，在中国繁忙的沿海航线上发生碰撞时，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以及海事法院，又是如何运用现代的法律规则与证据手段，
去认定责任、划分损失的？这两套分属于不同历史时空、不同技术背
景、不同法治文明阶段的法律体系，在面对“船舶碰撞”这一相同的法
律问题时，其裁判逻辑的“同”与“异”，深刻地反映了海商法数百年来的
演进轨迹与范式变迁。
然而，目前国内对海商法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对现行国际公约
与国内立法的解释论，或是对英美等主流海商法国家的制度借鉴，而
对于将现行法，置于更为宏大的、源头性的海商法历史长河中，进行
“寻根溯源”式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与像《海事调解集》这样古老的法
典进行深度对话的尝试，尚不多见。这种研究视角的缺失，使得我们
对许多现行制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缺乏一种纵深的历史感与批判性的反思精神。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与中国现行海商法
在船舶碰撞责任认定上的制度差异与内在逻辑演变，致力于打破传统
海商法研究中“重现代、轻历史”的路径依赖，构建一个以“历史比较”为
方法、以“制度镜鉴”为目标的全新研究框架。
文献综述
为了对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与中国海商法在船舶碰撞责任认
定上，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深度比较研究，必须将其置于全球海商法
史的宏大叙事、船舶碰撞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化运动，以及中国海商
法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这一多维度的立体坐标系中，进行全面的梳
理与批判性的审视。一个法律体系如何处理海上碰撞这一典型的、高
风险的侵权行为，深刻地反映了其在航行安全、证据规则、公平理念
与经济效率等多元价值之间的根本权衡与取舍。
在国际海商法史的宏大视野下，对船舶碰撞责任的研究，其源头，
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关于《阿奎利亚法》在船舶损害赔偿中适用
的零星记载。然而，真正将船舶碰撞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性的海事
法律制度进行规范的，则始于中世纪地中海的海事习惯法。在这一领
域，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无疑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对
《海事调解集》的研究，汗牛充栋，学者们，如斯坦利·斯科特等，通
过对其不同历史版本的校勘与翻译，系统地还原了这部法典的诞生背
景与制度全貌。在船舶碰撞领域，学者们普遍指出，《海事调解集》
最大的制度贡献，在于其面对中世纪证据手段极为有限的困境，所展
现出的高度实用主义与智慧。特别是其在处理双方均有过失或过失不
明的碰撞时，所确立的“损害均分”或类似的规则，即由双方船舶平均
分担全部损失。这一规则，虽然在现代法看来，略显“粗糙”，但在当
时，却以其无与伦比的简明性与确定性，极大地促进了纠纷的快速解
决，避免了无休止的、关于过失程度的辩论，体现了“宁要大致的公平，
不要迟到的正义”的商业理性。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与全球贸易的扩展，各国海商法在船舶碰
撞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规则体系，法律冲突日益严重。这一局面，
直接催生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海商法国际统一化运动。在船
舶碰撞领域，其最重要的成果，便是 1910 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
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布鲁塞尔碰撞公约》）。该公约，是现代
船舶碰撞法律制度的奠基石。以弗朗切斯科·贝林杰里等为代表的当代
海商法权威，在其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该公约的划时代意义。其核
心贡献在于，彻底废除了在英美海事法院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过失
均分”规则，转而确立了两大基本原则：第一，以船舶的“过失”作为承
担责任的唯一基础；第二，在船舶互有过失的情况下，各船的责任比
例，应当“根据其过失的程度”来划分。 这一“比例分摊”原则，被认为
是更符合实质公平理念的、更为科学的规则，并迅速为世界主要航运
国家所采纳。
反观我国国内，对船舶碰撞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对现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章的解释与适用展开。《海商法》在碰撞责任
上，全面继受了 1910 年《碰撞公约》的原则。国内的权威海商法学者，
如司玉琢、李海等，在其经典的教科书与专著中，对《海商法》第 169
条所确立的“按份责任”原则，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法理阐释。近年来，
随着司法实践的丰富，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宏观的原则介绍，转向微
观的司法适用难题。学者们开始聚焦于：（1）在认定“过失程度”时，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边界何在？ 如何避免“五五开”、“三七开”等裁判的
随意性？（2）如何区分和认定不同类型的过失？ 例如，一艘船的航行
操作失误（如未按规定避让），与另一艘船的瞭望疏忽，这两种过失，
在责任划分中，应如何权衡？（33）在证据认定上，如何有效运用
VDR、AIS 等现代航海技术证据，来精确地还原碰撞过程，从而为责
任比例的划分，提供客观依据？
尽管国内外的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宏观的制
度背景，但深入审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亟待进一步突破与整合的
明显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断裂”，未能将古老的海
事习惯法智慧与现代的司法实践困境，进行有效的连接与对话。 国内
对《海事调解集》的研究，多停留于法制史的宏观介绍，而未能深入
到其具体制度（如碰撞）的内在逻辑，并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反
思我们当下的问题。而对现行碰撞法的研究，则又过于“就事论事”，
满足于在 1910 年《碰撞公约》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修补，
缺乏一种更为宏大的、回溯源头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比例分摊”原则
本身，是否也存在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困境。
第二，在比较方法上，多为“横向比较”，而缺乏“纵向比较”。 现
有比较法研究，多是比较中国法与英美法、德国法等当代外国法的异
同，这种“共时性”的比较，固然重要。但本研究认为，进行一种“历时
性”的、跨越数百年的“纵向比较”，即比较同一法律制度在不同历史阶
段的范式变迁，可能更能揭示出法律演进的深层规律与内在矛盾。
第三，在问题解决的思路上，对于“比例分摊”原则在实践中遭遇
的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多为技术性的，未能从海商法根植于商业
理性的精神内核中，去寻找更为根本的、价值层面的启示。 面对裁判
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海事调解集》那种追求“确定性优
先于精确性”的古老智慧中，获得某种启示，从而在坚持“比例分摊”原
则的同时，通过某种方式，为其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打破传
统海商法研究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壁垒，构建一个以巴塞罗那《海事
调解集》为历史参照系、以中国海事司法实践为现实考察对象、以船
舶碰撞责任认定为具体分析样本的、独特的“历史-现实”对话式研究框
架。 本文将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介绍《海事调解集》的规则，或评
述中国当下的司法判例，而是要通过将二者并置于同一分析平台，进
行深度的、对勘式的比较，来系统性地、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当下制
度的优势与挑战，并最终尝试从古老的海洋法智慧中，为现代海商法
的完善，寻找被遗忘的、但可能依然闪烁着光芒的制度基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与中国现行海商法在船舶
碰撞责任认定上的制度逻辑与司法实践，进行一次跨越历史与现实的
深度比较分析。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深刻揭示海商法在该领域数百年
的演进规律，又能为当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镜鉴，
本研究采用了以历史文献分析与规范比较为基础，并以司法案例的实
证归纳为核心支撑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海商法领
域的历史比较与制度反思研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搭建一个连接中世
纪海事习惯法与当代中国海事审判的对话桥梁，探寻并重构船舶碰撞
责任认定从“结果导向的简约主义”向“过程导向的精细主义”转型的内在
逻辑、制度得失与未来完善路径。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的有
机结合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
首先，历史文献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历史比较的文献基础。
这是为整个比较研究，构建一个坚实的、可靠的“历史端点”的关键步
骤。本研究将以国际公认的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的英文或中文译
本为核心研究对象，重点聚焦于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船舶碰撞的章节
与条款。通过对这些古老条文的精读与解读，本研究将运用历史语境
分析的方法，力求还原这些规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如航海技术、证
据条件、商业习惯）下的真实含义与功能。分析的重点将聚焦于：
《海事调解集》是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碰撞（如不可抗力、单方过失、
双方过失、过失不明）的？在每种类型下，其设定的损害赔偿或分摊
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侧重于惩罚
过失，还是侧重于快速恢复商业秩序）是什么？
其次，规范比较分析法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主线。本研究将
以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所提炼出的《海事调解集》的碰撞责任认定框架
为一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章“船舶碰撞”的现行法律
规范（特别是第 167 条至 170 条）为另一方，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对
勘式的制度比较。比较的维度将紧密围绕船舶碰撞责任认定的核心法
律要素展开，主要包括：（1）归责原则的根本差异： 即从《海事调解
集》中可能存在的混合归责模式（包含结果责任与过失责任的元素），
到《海商法》中纯粹的“过失责任”原则的演变。（2）双方过失下的赔
偿规则的范式转型： 即从《海事调解集》中经典的“过失均分”规则，
到《海商法》第 169 条所确立的“按过失程度比例分摊”规则的根本性变
革。（3）因果关系认定的显性化： 现代海商法对“过失”与“损失”之间
因果关系的明确要求，与《海事调解集》中相对模糊的处理方式的对
比。
再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支撑，是以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实证归纳
分析法。这是本研究确保对中国现实的诊断，是“接地气”而非“想当然”
的关键所在。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
法律专业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为：（1）案件类型：船舶碰撞引起的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核心争议： 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船舶互
有碰撞过失的情况下，责任比例的划分。（3）裁判文书的代表性： 选
取由我国主要海事法院（如上海、广州、青岛、宁波、大连等）作出
的、判决理由较为详尽、具有典型意义的一审或二审判决。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采用质性归纳法，对入选的判决文书，
进行深度解读。分析的焦点在于：（1）法院在认定船舶是否存在“过
失”时，其主要的法律依据（如《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事实依据
（如航海日志、VDR 数据、海事调查报告）是什么？ （2）在认定双
方均有过失后，法院是如何具体地、量化地，裁量出责任比例（如
70%/30%，60%/40%，50%/50%）的？其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为此提
供了何种程度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3）是否存在一些普遍的、反复
出现的“裁量因素”？例如，法院是否会更看重某些类型的过失（如违
反避让规则的过失），而相对轻视另一些类型的过失（如瞭望疏忽）？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归纳，本研究旨在提炼出当前我国海事司法
在适用“比例分摊”原则时的主流裁判模式、裁量倾向及其内在的困境。
最后，在理论构建与制度反思阶段，本研究将把上述三种方法的
研究成果，进行有机的融合与升华。通过将《海事调解集》的古老智
慧，与中国司法实践的现实挑战进行碰撞与对话，本研究将最终在一
个更为宏大、更为深刻的视野下，对中国海商法在船舶碰撞领域的未
来发展，提出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的文献溯源、与中国现行海商法
的规范比对、以及对中国海事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本研究清晰地描
绘出船舶碰撞责任认定，在数个世纪的演进中所发生的深刻范式转型。
其核心的制度变迁，是从一种追求“确定性”与“效率”的简约主义裁判模
式，转向了一种追求“精确性”与“公平”的精细主义裁判模式。然而，这
种进步的范式转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伴生着新的、不容忽视
的挑战。
一、 古老智慧的结晶：《海事调解集》中的简约主义裁判逻辑
对《海事调解集》相关章节的解读表明，在面对中世纪航海技术
落后、证据手段匮乏的客观条件下，其制度设计者，展现出了非凡的
商业理性和务实精神，其核心裁判逻辑，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基于碰撞
结果与过失状态的、类型化的、简约主义的损害分配方案。
首先，在归责原则上，其展现出一种“过失”与“风险”相结合的混合
模式。 对于因不可抗力或无法查明原因的碰撞（即所谓“不可避免的事
故”），《海事调解集》倾向于让各方船舶“各自承担损失”，这体现了
风险自负的古老航海思想。对于能够明确认定是一方船舶单独过失造
成的碰撞，则由过失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确立了过失责任的基本
原则。
最为核心、也最具智慧的，是其对双方均有过失或过失无法查明
的碰撞的处理，即著名的“过失均分”或类似规则。 《海事调解集》的
条文，虽然表述朴素，但其精神内核在于，当两艘船舶对碰撞的发生，
都存在可责难之处时，法律不再去进行一场复杂的、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关于“谁的过错更大一点”的辩论，而是直接判令，将两船的全部
损失加总，然后由双方平均分担。例如，A 船损失 100 金币，B 船损
失 200 金币，总损失为 300 金币，则双方各承担 150 金币，最终结果是
损失较重的 B 船，可以从损失较轻的 A 船那里，获得 50 金币的补偿。
这一规则，虽然在个案中，可能无法实现最精确的公平，但其最大的
优点，在于无与伦比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它极大地，压缩了法官
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得诉讼结果变得高度可预测，从而能够有效地，
促使双方当事人在诉前达成和解，避免将宝贵的商业时间与金钱，耗
费在无休止的诉讼之中。这种设计，深刻地体现了海商法服务于商业、
以效率为生命的内在精神。
二、 现代法治的精进：《中国海商法》中的精细主义裁判范式
与《海事调解集》的简约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面承袭了
1910 年《布鲁塞尔碰撞公约》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构
建了一套以“过失程度比例”为核心的、高度精细化的现代裁判范式。
其核心，体现在《海商法》第 169 条第 22 款的规定：“互有过失的，
各船按照过失的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标志着对“过失
均分规则的彻底摒弃，转向了对“比例分摊”的全面拥抱。在这一范式
下，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快速地定分止争，而是要通过一
场详尽的、证据驱动的司法审查，来尽可能精确地，量化每一个碰撞
参与者的过失程度，并使其所承担的责任，与这种程度，实现完美的
匹配。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法院认定，A 船的过失程度是 30%，B
船的过失程度是 70%，那么，B 船将承担总损失 300 金币的 30%（即
90 金币），A 船承担 70%（即 210 金币）。最终的结果，是损失 200
金币的 B 船，需要向损失 100 金币的 A 船，倒赔 10 金币。
这一范式转型，其背后，是深刻的时代进步。航海技术的飞跃，
使得通过 VDR（“黑匣子”）、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雷达影像
等电子证据，来客观、精确地，还原碰撞发生前数小时乃至数天内，
船舶的航行轨迹、速度、舵令、以及驾驶台的声响，成为可能。证据
规则的完善与海事调查制度的专业化，也为法官进行复杂的、技术性
的事实认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自然有能
力、也有意愿，去追求一种比“一刀切”的均分，更为实质、更为精确
的个案公平。
三、 进步的代价：中国海事司法在适用“比例分摊”原则时的内在
困境
然而，对“精确公平”的无限追求，也带来了其不可避免的“进步的
代价”。通过对我国海事法院相关判例的实证归纳，本研究发现，在适
用“比例分摊”原则时，司法实践正面临着系统性的、深刻的内在困境。
首先，是“过失程度”的量化，缺乏统一、透明的裁量标准，导致
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绝大多数判决书中，法院在详尽地、专业地，分
析了碰撞双方各自存在的、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具体过失行
为（如未保持正规瞭望、未采取安全航速、未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
动等）之后，在最终确定责任比例的环节，其说理过程，往往会骤然
变得高度概括与结论化。判决书通常会以“综合考虑双方的过失行为及
其与碰撞发生的因果关系大小”、“本院酌情认定”等表述，直接给出一
个具体的责任比例，如“七三开”或“六四开”。但对于为何是“七三”而非
“六四”，其背后的量化逻辑与权重分配，则几乎完全不予阐释。这使
得责任比例的最终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议庭法官的内心确
信，缺乏外部的、可供当事人与上级法院检视的客观标准，损害了法
律的确定性。
其次，是对不同性质过失的“权重”分配，存在潜在的逻辑不一致。
船舶碰撞中的过失，可以被粗略地，分为“根本性”或“结构性”的过失
（如船舶不适航、船员不适任），与“操作性”的过失（如具体的航行
操作失误）。在某些案件中，法院可能更看重导致紧迫局面的、违反
避让规则的“操作性”过失；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则可能更强调作为事
故背景的、持续存在的“结构性”过失（如瞭望的持续性疏忽）。对于
不同过失之间，特别是作为与不作为、持续性过失与瞬间性过失之间，
应如何进行重要性的比较与权衡，司法实践未能形成稳定的、可被遵
循的裁判规则。
最后，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裁量空间，在客观上，可能降低了当事
人达成诉前和解的可能性，并增加了诉讼成本。 正因为最终的责任比
例，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倾向于“到法庭上搏一
把”，寄希望于通过诉讼，来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裁量结果。这与
《海事调解集》时代，那种因规则确定而促使当事人快速和解的制度
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与中国现行海商法在船舶
碰撞责任认定上的系统性比较，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与现实证据，深刻
地揭示了该领域法律范式从“简约主义”向“精细主义”的宏大转型，及其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所伴生的“裁量困境”。这一系列发现，其意义远不
止于对两种制度优劣的简单评判，它更为深刻地，在法治哲学层面、
司法改革层面乃至未来的制度完善层面，为我们理解并系统性地破解
现代侵权法所普遍面临的“精确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了
一个来自海商法这一古老而前沿领域的、极具价值的“中国样本”。
在理论贡献与法理反思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以船舶
碰撞责任认定这一具体制度为“探针”，深刻地、实证地揭示了，在法
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实质公平”的无限追求，是如何以“法律确定性”
的某种程度丧失为代价的，并在此基础上，旗帜鲜明地主张，我们应
当以一种更为辩证、更为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古老法律智慧中所蕴
含的、对“效率”与“可预期性”的价值坚守。
这一理论反思，首先体-现在对“法律进步观”的深刻解构上。长期
以来，我们习惯于一种线性的、单向的法律进化论叙事，即认为法律
的发展，必然是从“粗糙”到“精细”、从“形式”到“实质”的、不可逆的进
步过程。从“过失均分”到“比例分摊”的转变，似乎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司法实践困境的揭示，则雄辩地证明了，这
种“进步”，并非没有成本。 当我们将无限的、几乎无法被客观量化的
裁量权，赋予法官，去追求那个理论上存在的、最完美的“责任比例”
时，我们所牺牲的，是法律作为市场经济行为规范，所应具有的最宝
贵的品质之一——稳定性与可预期性。这深刻地启示我们，任何制度
设计，都是在多元价值之间进行的、充满痛苦的权衡与取舍，不存在
一个在所有维度上都完美无缺的“最优解”。“精细化”本身，并不天然地、
无条件地，等同于“更优越”。
其次，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它为海商法的“商事品格”，提
供了一个极具历史纵深感的生动注脚。 海商法，本质上是商人法，其
第一性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根基，是服务于商业贸易的效率与安全。
巴塞罗那《海事调解集》中的“过失均分”规则，之所以能够被商人社
会所广泛接受，并延续数个世纪，正是因为它深刻地，契合了商业活
动对“时间就是金钱，确定性就是生命”的内在需求。它宁愿牺牲个案
中百分之十或二十的“精确”，来换取整个商业社群在纠纷解决上的、
百分之百的“效率”。本研究的结论，实际上是在呼吁，我们在享受“比
例分摊”原则所带来的、更为精致的个案公平的同时，绝不能忘记海商
法的这一“初心”。 我们的司法实践与制度完善，必须始终贯穿着一个
核心的追问：我们的裁判，是否足够清晰、足够稳定，以至于能够为
广大的船东、货主、保险人，提供一个关于风险分配的、可靠的预期，
从而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航运贸易活动？
在对策建议与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
察，为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如何克服“比例分摊”原则的内在困境，在坚
持现代法治精神的同时，适度地、智慧地，向古老的法律智慧“借火”，
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三维一体”制
度完善路线图。
第一维度：实现裁量标准的“客观化”——为自由裁量权配置“压舱
石”。
为了解决当前裁量标准模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或各海事法院，
应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审判指南的方式，逐步建立一套更为客观、
透明的“碰撞过失程度裁量因素体系”。该体系，不应试图给出一个数
学公式，而应明确列举出在划分责任比例时，必须予以考量的核心要
素及其相对权重。例如，可以明确：（1）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中“航行和避让规则”（第二章）的行为，其过失程度，原则上，重于
违反“号灯号码”或“声响和灯光信号”等规则的行为。（2）导致碰撞紧
迫局面的、作为“直接原因”的过失，其权重，原则上，高于作为“背景
原因”或“间接原因”的过失。（3）在能见度不良、通航密度大的复杂水
域中的过失，其可责性，重于在开阔水域的同类过失。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有效地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升判决的说理性与可预期
性。
第二维度：实现审判程序的“专业化”——为实认定引入“专业外脑”。
船舶碰撞案件，是典型的“技术事实”与“法律规范”高度交织的案件。
为了弥补法官在航海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应进一步完善与推广专家辅
助人与专家咨询制度。在责任比例的划分上，可以允许双方当事人，
聘请具有资深船长或航运专家资格的专家辅助人，就各自的过失程度，
及其对碰撞的“原因力”大小，向法庭提供专业的、量化的分析意见。
法官在最终裁量时，应当对这些专业意见，是否采纳，进行明确的回
应与论证。这有助于将一个主观的法律判断过程，转化为一个相对客
观的、可供辩论的专业技术分析过程。
第三维度：实现纠纷解决的“前端化”——重拾对“效率”价值的尊崇。
认识到“比例分摊”原则在诉讼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司法政策，应
当更加积极地，鼓励与引导当事人，通过诉前调解等非诉讼方式，来
解决纠纷。海事法院可以与船东协会、海事仲裁机构、保险公估机构
等，建立常态化的诉调对接机制。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向双方
当事人，充分释明进入诉讼后，责任比例认定的巨大不确定性与高昂
的诉讼成本，并可以参考历史上“过失均分”等简约主义的解决方案，
提出一个折衷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
坚持“比例分摊”作为最终司法裁判标准的同时，在纠纷解决的前端，
为当事人，提供一个更为高效、更具经济理性的替代性选择。
结论
本研究以一个跨越数百年历史时空的独特视角，通过将中世纪巴
塞罗那《海事调解集》的古老智慧，与当代中国海事司法的现实挑战
进行并置与对话，系统性地探究了船舶碰撞责任认定，从“过失均分”
的简约主义，到“比例分摊”的精细主义的深刻范式转型及其内在的制
度得失。研究的核心结论是：这一深刻的法律演进，在为个案带来更
为精确的实质公平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以牺牲法律的部分确定性
与可预期性为代价。在中国海事司法全面拥抱“比例分摊”原则的今天，
我们正面临着因裁量标准模糊而导致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裁判结果不
确定等一系列“进步的烦恼”。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坚定地倡导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法
学研究路径，成功地从一个看似尘封的历史文本中，为解决一个前沿
的、现实的司法难题，挖掘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镜鉴与制度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对“确定性”与“精确性”这对古老法哲学命题在
海商法领域的实践展开，深刻地丰富了我们对法律现代化进程复杂性
的理解。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所提出的、旨在通过“裁量标准客观化”、
“审判程序专业化”与“纠纷解决前端化”来系统性地回应“比例分摊”原则
内在困境的“三维一体”制度完善方案，为我国海事审判的未来改革与
发展，提供了一个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现实可操作性的清晰路线图。
展望未来，在全球航运贸易日益复杂、海上风险形态不断演化的
背景下，船舶碰撞纠纷，将对我们的法律智慧，提出更高的要求。我
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对历史保持一份温情与敬意，同时对现
实保持最敏锐的洞察与反思，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的海商法治
实践中，成功地驾驭“精确”与“效率”这两股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
强大力量，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个案正义与市场秩序的和谐统
一，从而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贡
献更为坚实、也更为智慧的法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