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近三年商事合
同案件的实证分析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与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频发
，商事合同履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根本性障碍日
益凸显，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平衡契约严守与个案公平的“安全阀”，其
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所确立的情势变更制度的核心环节，“再交涉
义务”——即当事人在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前，是否负有先行相互
协商的义务——其法律性质与司法认定标准，在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
巨大争议，直接影响着合同僵局的破解效率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本
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适用图景，
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近三年来相关商事合同纠
纷案件的系统性实证分析，超越“是”或“否”存在该义务的理论争辩，揭
示人民法院在个案中认定当事人是否已尽合理协商努力的裁判逻辑、
核心考量因素及其对最终判决结果（变更或解除）的影响机制，为解
决相关法律适用难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
。首先，对《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文本进行体
系化解释，厘清“再交涉义务”的规范基础与立法精神。在此之上，以
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数据库为样本来源，通过设定严格的筛选标准，
精选出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在判决理由中明确论及情
势变更与当事人协商过程的商事合同纠纷终审判决，运用定性内容分
析法，对法院的裁判理由进行深度编码与归纳，提炼司法机关在认定“
再交涉”行为时的关键审查要素。同时，本研究将借鉴《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PICC）等国际性法律文件及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处理合同“
基础动摇”时对当事人协商义务的规定，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比较法
上的参照。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将“再交涉”视为一个独立的、
先于诉讼的、程序性的强制性义务，即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当事人未进
行充分协商而直接驳回其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然而，“再交涉
”的过程与态度，已经成为法院在实体审查中，用以判断当事人是否秉
持诚信原则、是否积极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以及最终在变更与解除
两种裁判路径之间进行选择的核心裁量因素。研究发现，法院在评估“
再交涉”行为时，重点审查三个方面：（1）协商的启动：一方是否以
明确的方式，向对方发出了协商的要约；（2）协商的过程：双方是否
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的合同调整方案，而非仅仅消极拒绝或坚持原
合同条款；（3）协商的结果：导致协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客观上已
无调整空间，还是一方存在主观上的不诚信或不合作。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情势变更中的“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司法
实践中，被塑造为一种根植于诚信原则的“软义务”或“行为义务”。它并
非诉权的前置门槛，而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以及如何
干预合同关系时，用以评估当事人行为正当性的“试金石”。一方当事
人积极、真诚的协商行为，将极大地增加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
性；反之，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或在协商中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当事人
，则可能面临其诉求被驳回或被判令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风险。这一
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长期以来关于“再交涉义务”性质的理论争
议，提供了一个来自司法实践的、更为辩证与务实的解答，深化了对
诚信原则在合同履行与救济阶段功能作用的认识。其实践价值则在于
，它为身处合同僵局中的商事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与风险预
警；并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如何更为精细、合理地运用自
由裁量权，平衡合同自由、契约严守与个案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明确的裁判思路与参考标准。
关键词：情势变更；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诚信原则；合同变
更；合同解除；实证分析
引言
在当今这个被深刻定义为“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
模糊性）的时代，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地缘政治的持续紧张、大宗商
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正以前所未有的
深度与广度，冲击着长期、复杂的商事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基础。传
统的商业风险预测模型，在这些系统性的、非商业性的“超级风险”面
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合同订立时的基础条件发生当事人无法预
见、非不可抗力所能解释的、非商业风险所能归类的重大变化，以至
于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将显失公平时，如何为陷于困境的当
事人提供一条既能维护契约正义，又不至过度损害交易稳定的法律出
路，便成为现代合同法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正是在这一宏阔的社会
与经济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所正式确
立的情势变更原则，被寄予了厚望。
然而，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上的一项“例外”规则，其适用必
须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其被滥用为当事人随意毁约的借口，
从而动摇“契约严守”这一市场经济的基石。为此，《民法典》第五百
三十三条在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的同时，也嵌入了一个看似程序性、实则充满实体内涵的指引：
“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这一表述，立即在法学界与实务界引发了一
个核心的、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争议：在一方当事人依据情势变更原
则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是否必须先与对方进行“重新协商”？这种“重
新协商”，是否构成一项独立的、可诉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即
所谓的“再交涉义务”？如果构成，其启动的条件、进行的方式、持续
的期限以及违反的后果又是什么？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尚不充分，立法与司法解释亦未
给出明确答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存在显著的不统一。部
分法院倾向于认为，未经协商直接起诉，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旨在“共
担风险、协商解决”的立法精神，可能对原告的诉求持更为审慎的态度
；而另一些法院则认为，法律并未将其设定为诉权的前置条件，只要
情势变更的实体要件成立，法院即应介入裁判。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
确定性，使得身处合同僵局的市场主体，在寻求救济时面临着巨大的
困惑：是应当先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一场结果未知的谈判，还是
应当尽快启动诉讼程序以锁定权利？这种困惑，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
，也使得情势变更制度在破解合同僵局、实现个案公平方面的功能大
打折扣。因此，深入研究“再交涉义务”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地位与作
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法典》施行后，“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商
事审判中的真实适用状况，创造性地将研究焦点从“应然”层面的理论
思辨，转移到“实然”层面的司法实践考察。本研究的基本立场是，与
其在理论上争论是否存在一项抽象的、独立的“再交涉义务”，不如去
实证地考察，在具体的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协商与否、以及协商的过
程与态度，究竟是如何影响法官的最终心证与判决结果的。在理论层
面，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深度解码，为“再交涉义务”的性质
与功能，提供一个更为辩证、更贴近中国司法现实的解释论模型，并
以此为切入点，深化对诚信原则在合同法全流程中作用的理解，从而
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于，为全
国的司法裁判者，在审理日益增多的情势变更案件时，如何更为精准
、统一地把握当事人协商行为的法律意义，提供一套清晰、可操作的
裁判思路与分析框架；为广大的市场主体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在面对
重大外部环境变化时，如何以一种更符合法律预期、更能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方式，来处理合同僵局，提供明确的合规指引与诉讼策略建
议，最终为在维护交易稳定与实现个案公平这两大核心价值之间，寻
求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平衡点，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文献综述
为了对情势变更中的“再交涉义务”进行体系化的司法适用研究，
必须将其置于诚信原则的宏大理论背景、比较法上处理类似问题的成
熟经验以及我国自身从司法解释到《民法典》的制度演进脉络之中，
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批判性的审视。“再交涉义务”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
概念，而是现代合同法在面对外部环境剧变时，为了在“契约严守”的
刚性与“公平正义”的弹性之间寻求平衡，而发展出的一种重要的过程
性制度安排。
在比较法与国际统一法层面，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基础动摇时先行
协商，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制度选择，其理论基础普遍被归结为诚信原
则的派生要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
）与《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PICC 第 条在规定了“艰难情
形”（Hardship）的后果时，明确指出“受损害方有权请求重新谈判”，
并且法院在最终决定变更或解除合同时，会考量“任何一方拒绝进行重
新谈判或者中断谈判是否不合情理”。PECL 第 条亦有类似规定。
这些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并未将“再交涉”规定为诉权的前置条件，
但清晰地将其定位为一项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其履行情况直接影响
到司法救济的获得。在国别法层面，德国法通过其“交易基础障碍”（
Störung der Geschäftsgrundlage）理论，判例学说普遍认为，当出现交
易基础障碍时，当事人的首要义务是“合同调整”（Vertragsanpassung）
，而合同调整必然以双方的重新协商为前提。法国《民法典》在 2016
年改革后，更是在第 1195 条中明确规定，遭受情势变更的一方，可以
“请求对方重新协商合同”，只有在协商被拒绝或失败后，才可以请求
法官介入。这些域外经验表明，强调当事人的协商前置，是现代合同
法处理情势变更问题的一个共同趋势。
我国关于“再交涉义务”的研究，是伴随着情势变更制度本身的确
立而逐步展开的。在《民法典》颁布前，我国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的两个司法解释来处理此类问题，但解释中并未明确提及“再交涉”。
学界对此的讨论，主要是在诚信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主流观点认为
，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负有协助、通知、保密等
附随义务，当发生情势变更时，同样应当基于诚信原则，优先通过协
商来共担风险、解决纠纷。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以“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的表述，首
次将“协商”引入情势变更的法律条文，这立即引发了学界对“再交涉义
务”性质的新一轮、更为深入的探讨。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
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说”，认为“再交涉义务”是一项法定的、独立
的附随义务。其主要理由是，情势变更的根源在于双方均无过错的外
部风险，共同协商是贯彻公平原则、实现风险合理分配的最佳方式。
法院作为最后的、不得已的救济手段，应当在当事人自身努力穷尽之
后再行介入。第二种观点是“否定说”，认为《民法典》的表述是“可以”
而非“应当”，这表明立法者将其定位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
。强制要求当事人进行没有成功希望的谈判，会不必要地拖延纠纷解
决，增加当事人的成本，与诉讼经济原则相悖。第三种观点是“折中说
”或“软义务说”，认为“再交涉”并非一项能够强制履行或产生独立违约
责任的“硬义务”，而是一种基于诚信原则的行为准则。当事人是否进
行了真诚的协商，将作为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情势变更、以及在变更
与解除之间如何选择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尽管理论界对“再交涉义务”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聚焦于该义务在《民法典》施行
后的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与适用的，相关的系统性实证研究
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研究方法以理论推演与规范解释为主，
缺乏对司法裁判现实的客观描摹。 学者们构建的“硬义务”或“软义务”
模型，在多大程度上与司法实践的真实图景相契合？在面对具体的、
千差万别的商事交易纠纷时，法官在内心深处，究竟是如何评估当事
人的协商行为的？对于这些直接反映“活的法律”的问题，缺乏基于大
规模判例的实证分析作为支撑。第二，对“再交涉”行为的司法审查标
准研究不足。 即使承认“再交涉”具有法律意义，那么，什么样的行为
才构成“真诚的协商”？一次口头沟通算不算？发一封格式化的函件算
不算？提出一个对方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算不算？对于这些直接关
系到当事人行为指引的核心问题，现有研究未能从司法判例中，提炼
出一套相对清晰、具体的认定标准。第三，对“再交涉”行为与裁判结
果之间关联性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 当事人协商与否、协商的质量
高低，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机制下，会影响到法院最终是判决
变更合同、解除合同，还是驳回诉讼请求？对这一核心“因果关系”的
实证考察，是打通理论与实践的关键，但目前尚付之阙如。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将对“再
交涉义务”的研究，从抽象的、应然的理论争议，彻底转向具体的、实
然的司法适用考察，首次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近三年相关商事判
例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来为这项义务进行一次精准的“司法画像”。本
文将不再预设一个理论上的“正确答案”，而是通过对大量一手司法判
决的说理部分进行深度分析，来客观地重构我国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判
断的真实逻辑、核心审查要素以及其对裁判结果的实质性影响。通过
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路径，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践基础、
数据支撑与标准提炼上的不足，为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构建一个更具
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规则体系，提供
更具针对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我国《民法典》框架下，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再交涉
义务”在商事审判领域的司法适用现状、裁判逻辑与实体影响，进行一
次系统性、深度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重构。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精准地
反映司法实践的真实图景，又能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议提供富有建设
性的解答，本研究采用了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为核心方法论，并与规
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深度融合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
位为商事法与民事诉讼法交叉领域的司法实践与制度解释研究，其核
心目标是通过对第一手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客观、系统的归纳与分析
，提炼出人民法院在面对当事人协商行为时的真实审查标准、价值权
衡与裁判规则。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的协同运
用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首先，规范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法律讨
论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基础。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本研究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进行了逐字逐
句的精细解读，特别聚焦于“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这一表述在整个法
律条文结构中的地位与可能的多重含义。同时，本研究还系统梳理了
《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诚信原则（第七条）、总则编中关于公平原
则（第六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虽已废止但其精神仍有参考
价值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历史文件，旨在从规范源流与体系解释的角度，精准地厘清“再交
涉义务”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理论根基、制度空间与立法精神。
其次，比较法研究是本研究拓宽理论视野、寻求制度镜鉴的重要
方法。情势变更作为大陆法系的一项经典制度，其在不同法域的演进
，为我们理解“再交涉义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本
研究将重点考察《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与德国、法国的新民
法典。对于 PICC，将重点研究其在“艰难情形”下，对“请求重新谈判”
权利的定位，以及将“不合理地拒绝谈判”作为法院裁判考量因素的具
体规定。对于德、法两国的立法与判例，将重点研究其是如何将“合同
调整”的协商前置义务，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程序性要求与实体性后果的
。比较法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理解成熟法域在平衡契约严守与
个案公平，以及在促进当事人自治解决与司法最终干预之间的关系时
，所展现出的制度智慧，为评估我国司法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裁判模式
的合理性，并为其未来的制度完善，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理论参照。
再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这
是本研究力求客观、深入，并最终为“再交涉义务”进行精准司法画像
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北大法宝”等
权威法律数据库作为样本来源。在样本选取上，检索的时间范围严格
限定于《民法典》正式施行日（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以
确保所有样本均是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新案件。检索关
键词采用“情势变更”与“协商”、“重新协商”、“再交涉”等进行组合。在
样本筛选阶段，本研究将进行多轮严格筛选：首先，剔除管辖权异议
、程序性裁定等非实体审理文书；其次，剔除仅在当事人诉辩主张中
提及“情-势变更”而法院未予审理或回应的文书；再次，剔除家事、劳
动等非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最后，精选出那些在“本院认为”部分，对
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实质性审查，并且明确论及了当事人之间
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进行了“协商”过程的终审判决，构成研究的核心
样本库。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对每一份核心
样本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进行深度的文本分析与法理重构。分析的
焦点将聚焦于以下核心问题：（1) 法院对“再交涉”的定性：法院在判
决中，是如何描述“再交涉”的法律地位的？是将其称为一项“义务”、“
权利”还是一种“合作精神”的体现？（2) 法院对“再交涉”行为的审查要
素：法院在判断当事人是否进行了“合理协商”时，重点关注了哪些客
观事实？例如，是否有书面函件往来？是否提出了具体的调整方案？
协商持续了多长时间？（3) 协商行为与裁判结果的关联：当法院认定
一方当事人“真诚协商”而另一方“拒绝协商”时，这一认定是如何影响其
最终判决的？是更倾向于支持真诚协商方的诉求（如判决解除），还
是会以此为由，在变更合同的具体条款（如调整价格、分担损失）时
，对不合作方作出不利的裁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编码与归纳
，本研究旨在提炼出隐藏在个案背后的、具有普遍性的司法裁判规则
与价值取向。
最后，在理论构建与对策建议阶段，本研究将把通过实证分析得
出的司法裁判图景，与前述的规范分析、比较法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
、印证与反思。通过对司法实践中“软义务”模式的理论升华，本研究
将最终构建一个超越传统“硬义务”与“否定说”之争的、更为精致的、具
有中国司法特色的“再交涉义务”解释论框架，并据此从司法指导、商
事实务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旨在推动情势变更制度更
有效适用的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
数十份涉及情势变更与再交涉义务的商事合同纠纷典型终审判决进行
系统性的实证考察，本研究深刻揭示了在这一充满理论弹性的领域，
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能动地发展出了一套既遵循立法精神，又具有高度
务实性的裁判逻辑。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人民法院并未将“再交涉”僵
化地理解为一项独立的、程序前置的“硬义务”，而是将其作为诚信原
则在情势变更场景下的具体化体现，一种衡量当事人行为正当性、并
据此进行裁量与赋权的“软义务”或“行为标准”。
一、“再交涉”的司法定性：非诉权门槛，乃诚信标尺
实证分析的首要发现是，在所有样本案件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
法院仅仅因为原告在起诉前未能证明其与被告进行过“重新协商”，就
直接以程序不合法为由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的案例。这清晰地表明
，我国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并未将“再交涉”视为一项类似于“劳动争
议仲裁前置”的、能够阻断当事人诉权的程序性前置门槛。法院普遍认
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赋予当事人的是请求司法机构介入的
权利，而“可以重新协商”的表述，是对当事人自治解决纠纷路径的提
示与鼓励，而非限制。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再交涉”在司法审判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
，当事人是否进行过协商、以及协商的态度与过程，被法院提升到了
一个实体审查的核心高度。定性内容分析发现，法官在判决的说理部
分，会不厌其烦地、极为详细地梳理双方在纠纷发生后、诉讼提起前
的所有沟通交往过程。判决书中会大量引用双方往来的函件、邮件、
会议纪要乃至微信聊天记录，其审查的细致程度，远超对一般合同履
行行为的审查。法院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将“再交涉”的过程，作
为一面检验双方当事人是否秉持诚信原则的“镜子”或“标尺”。一个积极
主动、富有诚意地寻求解决方案的当事人，其行为会被法院贴上“诚信
”、“合作”的标签；而一个消极回避、无理拒绝或提出不切实际要求的
当事人，其行为则会被评价为“不诚信”、“缺乏合作精神”。这种基于诚
信原则的定性评价，虽然不直接决定诉权的存否，但却深刻地、决定
性地影响着法官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裁断。
二、“再交涉”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从形式到实质的三维考察
在将“再交涉”定位为诚信标尺后，法院又是如何具体评估当事人
的协商行为是否“达标”的呢？本研究通过对样本判例的归纳，提炼出
了法院进行审查的三个核心维度或层次，呈现出从形式到实质的递进
逻辑。
第一维度：启动的明确性——是否发出了清晰的协商“信号”？
法院审查的起点，是看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是否曾以一种可被
证明的、明确的方式，向对方发出了要求重新协商的“信号”。在样本
案例中，那些仅仅通过电话进行过模糊沟通，或在诉状中才首次提出
情势变更与协商意愿的当事人，其主张往往难以获得法院的积极评价
。相反，那些通过发送正式的《商洽函》、《律师函》，在函件中明
确援引情势变更原则，陈述合同履行遭遇的客观困难，并清晰地提出“
希望双方就合同价格/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进行重新协商”的当事人，
则被法院普遍认定为已经“积极履行了其作为诚信一方的通知与协商启
动义务”。
第二维度：过程的建设性——是否提出了具体的调整“方案”？
仅仅发出协商信号是远远不够的。法院会进一步深入审查，在协
商过程中，双方（特别是主张变更或解除的一方）是否提出了具体的
、具有建设性的合同调整方案。如果一方仅仅是反复强调困难，要求
对方无条件让步，或提出的方案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核心利益（例如，
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一倍的情况下，要求对方完全承担所有上涨成本）
，这种协商会被法院评价为“缺乏诚意”或“形式主义”。相反，那些能够
基于客观数据，提出一个双方“共担风险”的、具体的调整方案（例如
，提出一个阶梯式的价格调整公式，或建议将固定价格合同修改为“成
本+合理利润”的开口合同）的当事人，其协商行为则会被法院高度肯
定，认为其“为解决合同僵局作出了实质性努力”。
第三维度：失败的归因性——协商破裂的责任在于“谁”？
在多数案件中，诉至法院的纠纷，其前期协商往往已经破裂。此
时，法院审查的最终落点，便是对协商失败的责任进行归因。法院会
仔细辨析，导致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是一方提
出的调整方案合情合理，而另一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一概予以拒绝
，固守“合同必须严格履行”的立场，那么法院会倾向于认定，是后者
的僵化与不合作，导致了合同僵局的最终形成。反之，如果是一方漫
天要价，远远超出了情势变更所能调整的合理范畴，那么即使对方中
断谈判，法院也可能认定责任在于前者。这种对失败责任的归因分析
，直接决定了法官内心天平的最终倾斜方向。
三、“再交涉”评价与裁判结果的强关联性：决定路径，影响结果
实证分析最核心的发现是，“再交涉”行为的诚信评价，与法院最
终的裁判结果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可被观察到的关联性。这种关联
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决定救济路径的选择：在“变更”与“解除”之间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赋予了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
力。在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被初步满足的情况下，法院究竟是选择对
合同进行强制性调整以维系其效力，还是“一刀切”地将其解除，当事
人在前期的协商态度，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样本案例显
示出一种强烈的趋势：对于那些经过了真诚协商，证明双方确实已无
可能通过调整合同条款来克服障碍的案件，法院更倾向于作出“解除合
同”的判决，因为当事人自己的努力已经证明“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相反，对于那些一方积极寻求变更方案，而另一方消极拒绝协商的案
件，法院则更倾向于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强制性地“变更合同”，其判
决的变更方案，往往会吸收积极协商方曾提出的合理建议，并让不合
作方承担其本应通过协商可以避免的不利后果。
第二，影响实体利益的分配：在损失分担与责任划分中
在判决变更合同，特别是涉及价格调整、损失分担的情况下，当
事人的协商行为，直接影响了实体利益的最终分配。例如，在一个长
期供货合同中，因政府政策导致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供货方发出协
商函并提出了一个分摊成本的合理方案，但需求方置之不理。最终，
法院在判决变更合同时，可能会判令一个更接近于供货方所提方案的
价格，并明确指出，需求方因其“不履行诚信协商义务，应自行承担一
部分本可通过协商避免的损失扩大”。通过这种方式，法院将“再交涉”
这一行为标准，巧妙地转化为了具体的、可量化的实体裁判结果，从
而为诚信行为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司法激励。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商事审判实践的实证考察，系统
地描绘了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图景。研究的核心发现
——即我国法院将“再交涉”塑造为一项基于诚信原则的、决定裁判路
径与实体结果的“软义务”——不仅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议提供了来自
实践的解答，更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推动我国合同法治的精细
化与现代化，带来了极具价值的深刻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验
证并深化了“再交涉义务”的“折中说”或“软义务说”，并为其构建了一个
更为精致的、具有中国司法特色的“诚信原则——行为标准——裁量因
素——实体后果”的四阶段传导机制理论模型。传统的理论争议，多停
留在“再交涉”是否为一项独立的“义务”的本体论层面。本研究则通过对
司法实践的解码，将研究的重心从“它是什么”，转向了“它如何运作”。
研究发现，“再交涉”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或
抗辩权存在，而是作为诚信原则在特定场景下的具体化，被法官用作
评估当事人行为正当性的一个核心“行为标准”。对该标准的评估结果
，并不会直接导致程序性的法律后果（如驳回起诉），而是作为一个
关键的“裁量因素”，被纳入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并最终通过影响救
济路径的选择（变更或解除）与实体利益的分配（损失分担），来转
化为可执行的“实体后果”。
这一理论模型，深刻地揭示了诚信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已不再
仅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帝王条款”，而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精细化的司法
审查标准，被转化为具体裁判规则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能动性原则
”。它挑战了那种认为软法原则无法在司法中精确适用的传统观念，展
示了我国法官在面对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时，所展现出的、将宏大
原则具体化为个案正义的司法智慧与能动性。这一发现，对于丰富我
国的民法解释学，特别是关于诚信原则功能作用的理论，具有重要的
补充与深化价值。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成果对于商事主体、法律实务工作者
以及司法机关自身，均构成了清晰而深刻的行为指引与制度完善建议
。
对于广大商事主体（企业及其管理者）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无疑
是一份在不确定性时代，进行合同风险管理的“行动指南”。当合同履
行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最为明智的做法，绝非是单方面地宣布停止
履行，也非是消极地等待对方起诉。正确的“第一反应”，应当是立即
启动并审慎地管理“再交涉”程序。具体而言，应当：（1) 启动要正式
：通过书面函件，明确提出协商请求；（2) 方案要具体：基于客观数
据，提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体现“共担风险”精神的调整方案；（3)
过程要留痕：完整保存所有往来函件、会议纪要等证据，以证明自身
的协商诚意。这些在诉前所做的努力，将不再是无用功，而是能够直
接转化为诉讼优势的“法律资本”。
对于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本研究的结论也为其代理此类案件
，提供了全新的诉讼策略视角。在代理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时，工作
的重心应从单纯地论证客观情势的“巨变”，扩展到精心组织与呈现当
事人在诉前“真诚协商”的全过程证据链。在代理另一方时，则应指导
当事人避免简单、僵化地拒绝协商，而是要积极回应，并从法律与商
业角度，有理有据地指出对方方案的不合理之处，从而在诉讼中占据“
诚信”的制高点。
对于人民法院及法官，本研究提炼的“三维审查标准”，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一个相对统一、透明的裁判思路参考
。为了进一步提升裁判的公信力与可预期性，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未
来适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将司法实践中已经形
成的、成熟的审查标准，予以明确化、规范化。例如，可以就如何认
定“建设性的调整方案”、如何把握“合理协商”的期限等问题，提供更为
具体的指引，从而在赋予法官必要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为其划定合
理的边界。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司法实践在“再交涉义务”问题上富有成效
的探索，但亦需正视其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挑战。第一，“软义务”的内
在模糊性。由于高度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何为“真诚”、“合理”，
不同法官之间仍可能存在认知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风险依然存
在。第二，证据审查的复杂性。对协商过程的审查，涉及大量非格式
化的证据材料，对法官的时间精力与商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一
，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更大样本量的案例进行编码与统计
回归分析，来更为精确地测度“再交涉”行为的各个要素（如是否书面
、是否提方案）对判决结果影响的权重。其二，对特定行业（如长期
能源供应、大宗商品贸易、建设工程）的“再交涉”实践进行专题研究
，以揭示不同行业交易习惯对司法认定的影响。其三，将“再交涉”与
商事调解制度的衔接进行研究，探讨如何将法院的诉前、诉中调解程
序，与情势变更下的当事人“再交涉”进行制度化的整合，以提升纠纷
解决的效率与效果。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时代背景，通过对近
三年来商事合同纠纷司法实践的系统性实证考察，深入剖析了情势变
更原则中“再交涉义务”的真实适用形态。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在我国
的司法裁判逻辑中，“再交涉义务”并未被构建为一项僵化的、程序前
置的“硬义务”，而是被能动地塑造为一项根植于诚信原则、作为法官
核心裁量因素的“软义务”或“行为标准”。当事人是否启动并真诚地进行
重新协商，虽不直接决定其诉权的存否，却深刻地、甚至在关键时刻
决定性地影响着法院在实体上，是选择变更还是解除合同，以及如何
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体现在其成功地以实证的方法，超越了长
期以来关于“再交涉义务”性质的理论争议，为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
提供了一个更贴近中国司法现实、更具解释力的“四阶段传导”理论模
型。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深化了对诚信原则在合同救济阶段能动作用
的认识，展示了宏大法律原则向具体裁判规则转化的司法技艺。在实
践层面，本研究所提炼的“三维审查标准”与“结果关联机制”，为身处不
确定性环境中的商事主体、法律实务工作者以及司法裁判者，在应对
因情势变更引发的合同僵局时，均提供了清晰、务实且具有前瞻性的
行动指引与裁判思路。
展望未来，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常态化，情势变更原则的适
用将愈发频繁，“再交涉义务”作为该制度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也将
日益凸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司法裁判的智慧在于平衡。本研究
所揭示的我国司法实践在平衡契约严守与个案公平，以及在鼓励当事
人自治与发挥司法最终裁断功能之间所展现出的务实与创新，预示着
我国的合同法治正朝着更为精细、更具韧性、也更为公正的方向不断
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司法经验的持续
积累，关于“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规则必将更加明确与统一，从而
为构建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经济法治环境，提供更为坚实
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