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
教学提要
绪论
短期分析的模型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450）
IS-LM模型
AD-AS模型
IS-LM-BP模型（开放的宏观分析）
经济周期理论与中国的经济波动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转型
乌干达的中位年龄吗？才15岁！这个国家只有50％的人年龄超过15岁。这个国家很年青，因为没几个人能活到老（中国的中位年龄是，美国是 ，日本是）。
典型事实
1、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很大
2、今天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近两百年的发展
3、人均GDP高的国家，相对而言其社会福利也比较高。
4、OECD国家的“俱乐部收敛”和欧洲殖民地的“财富逆转”现象
5、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无法确定因果性。
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资本积累
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6个经济成长阶段：
一是传统社会，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
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
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
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资本积累
实现起飞需要3个条件：①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②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③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例如建立使私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建立能代替私人资本进行巨额投资的政府机构等。罗斯托认为，一国只要具备了上述3个条件，经济就可实现起飞，一旦起飞，经济也就可以自动持续增长了。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里实现了起飞，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实现了起飞，德国是在1850～1875年，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按照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Take－Off），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大推进”理论（Big Push）也支持高投资量的合理性
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资本积累
四是成熟阶段。这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的时期。其特点是，现代技术已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将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渐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
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这一阶段，主导部门已不再是耐用消费品工业，而是为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如教育、保健、医疗、社会福利、文娱和旅游等部门。
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
科斯
ACEMOGLU
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地理或环境？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衰落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 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东方专制主义
卡尔·魏特夫（1896～1988年）是德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犹太人，1928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25～1933年间参与过法兰克福派学术活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灌溉农业的管理需要和官僚权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在1924年开始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撰写了有关中国的大量论文和著作。其代表作是《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共分十章，各章的主题分别是：第一章，治水社会的自然环境；第二章，治水经济 ---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第三章，国家比社会强有力；第四章，专制权力---极权力量而非仁慈力量；第五章，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从---全面的孤独；第六章，治水社会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第七章，治水社会所有制的复杂类型；第八章，治水社会中的阶级；第九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兴衰；第十章，东方社会的变迁。《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治水社会”。
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 他的这一理论完整地反映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其理论用他本人的话可以概括如下：“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水利政治学”、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
他用这把钥匙解剖世界历史，把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地区，西欧、北美和日本属于这一类；其余是治水地区。非治水地区经过封建社会而发展成为现代多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企业主、农场主和劳工组织相牵制而又互相配合，就可以使“多中心社会的原则长期延续下去”。魏特夫认为“所有伟大的治水文明都存在于习惯上称作东方的地区”，中国是他论述的主要“治水国家”，他在《东方专制主义》里用大量篇幅论述中国，此外，还论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中亚土耳其斯坦、拜占庭、俄国等地区和国家。
他认为“治水社会”没有经过封建主义阶段，而且必然出现“东方专制主义”，言外之意，地理环境决定了“东方专制主义”，
教学提要
绪论
短期分析的模型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450）
IS-LM模型
AD-AS模型
IS-LM-BP模型（开放的宏观分析）
经济周期理论与中国的经济波动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林）：模仿技术
后发劣势（杨）：缺乏制度变革的动力
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开放？勤劳？人多力量大？
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平的全球化新秩序
1880-2000，人均gdp增加5倍；之前2000年，人均gdp增加1倍。
中国经济转型的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
地下钻油技术1859年；1930年美国高速公路网，二战后的航空业，汽车和飞机促使了对石油的需求。
1978年-1998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1950-2000，全球也翻了两倍；但是很多新技术实在七八十年代发明的，尤其是个人电脑、互联网。
新的全球化，不再依靠海军，而是依靠律师
中国经济转型的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
中国人口是世界的1/5，对科技创新和世界新秩序的贡献小于1/5。
忽视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富民穷
美国：资产性财富35万亿美元：储蓄15000亿美元，22：1；敢于消费。
中国：79万亿人民币人均6万元，每年年增长6千元，户均5人，每年多3万元资产性收入——敢于消费
中国经济转型的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
出口、投资变为内需主导，需要倒逼。
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变
国有经济破坏法治规则
新《劳动合同法》：国家把社会责任推给企业；1、受害的是中产阶层；2、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3、雇人更加谨慎、就业更难。
享受中国GDP快速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被普通居民享受。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为何不能创造新就业？
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之比
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倍，如果95年的基数是100，到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倍，
政府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同期，中国的GDP是每年平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 。
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量与相对比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亿。
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不受制约的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人民币，相当于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小。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万亿美元，这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量与相对比
在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亿农民的纯收入
社会总财富的分配：¾在政府,1/4在民众
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而民间的，到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按年15%计算，2007是万亿。
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万亿。
政府去年的增量收入（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是万亿，是10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2007：50+29+9++
社会总财富的分配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万亿元，相当于GDP的倍。 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倍。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而中国资产性升值的道路基本被堵塞！
中国的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而中国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社会总财富的分配
万亿的政府收入，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每个中国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 ，这个是当年的增量，还不包括巨额的存量财富增值效应。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和历史比较
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当然是小政府！
朝廷岁入跟今天需要亿个城镇居民、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高增长为何没有高就业？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高增长为何没有高就业？
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 。
计划型经济体普遍都是基础设施超前的。（图：投资占GDP比）
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高增长为何没有高就业？
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的时候是20%，80年以后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51%。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
06年有41%是来自于投资、03年的时候有60%是来自于投资，所以从图里面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波动性很大。并且总体上贡献率没有提高。
高增长为何没有高就业？
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我们花的钱都在政府的手里面，由政府花了。
就是国家掌握这些财政税收之后只会进一步强化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如图，06年的时候，在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万亿人民币，而对于民营经济做的总投资将近2万亿人民币，
不管是90年还是04、05年，还是现在对国有固定资产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对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倍。
高增长为何没有高就业？
98年国有企业损失了2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到99年的时候，那一年国有经济失去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国有企业投资所能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是负的，每年都在减少。但是民营经济仍然创造着几百万个就业机会。
第一个安全就是就业的安全
说中国的经济必须按照9%的速度增长，要不然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公有制，关键是资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
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吴敬琏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
耿 强
*
中国经济转型
转型的路径选择：渐进 激进
中国制度变迁的模式：诱致型 强制型
渐进式转型：增量改革、存量调整
中国改革的动力推动源：放权让利
中国转型的成绩与问题
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
1958-1978年：行政性放权，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为重点。
1979-1993年：增量改革，又称为“体制外优先”改革，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分为重点实施改革。
1994-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改革。
行政性分权的经济学分析
放权的计划经济是比集权的计划经济还要坏的计划经济。
计划的令行禁止
行政性放权与经济性放权的区别
地区分割、地区保护
同时行政性分权也使得市场关系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缝隙中成长起来。
乡镇企业
西欧的封建城邦制下发展的市场关系。
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
转轨有两种不同的战略：
第一种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放在从基层生长出来的私有企业，在转轨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从下到上的私有化生长中创造良好的微观条件。
第二种战略的重点是改造原来的国有企业，使它变成真正的企业。
中国：M型与U型组织
转型要受到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组织结构的影响。（许成刚、钱颖一，1993，AER）
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的组织结构存在着重大的不同。
苏联经济更多的是由专业化部门或者职能部门整合成的条条部门。（Branch Organization）
苏联的条条包括：采掘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等等。
中国在1958年以后，主要是以区域为原则组织起来的，被称为“块块”（Regional Organization ）。各省、各市、甚至各个乡镇都可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系列。
前东欧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更为集中，像是U型的等级机构。
中国则有一个相对非集中化的结构，很像是M型等级结构。
各自的优缺点
中国的M型组织的缺点：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城市化滞后。
前苏东国家的U型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并充分利用劳动分工，提高效率。
但是，从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M型组织结构为改革的试验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在一个地区的改革试点，可以以较低的逆转成本从学习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前苏东经济，企业间具有太强的相互联系和互补性，U型组织使得地区性改革无法成功。
U型组织结构：直线职能制
M型组织结构：事业部制
直线职能制，又称为U型结构。它属于那种权力集中于高层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个职能部门，每一个部门又是一个垂直管理系统，每个部门或系统由企业最高层领导直接进行管理。
U型结构的优点是，有利于企业集中有限的资源，按总体设想，投到最有效的项目上去；还有利于产供销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密协调。
其缺点是，高层领导者陷于日常经营活动，疏于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战略；由于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越来越困难，造成体制僵化，管理成本上升。
直线职能制最早由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发展起来，至1917年，美国制造业236家公司有80%采用了这种结构。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及非营利组织还经常采用这种组织形式。
事业部制也可称之为项目式组织结构，其结构图是M形的。最早设立事业部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发明者是管理学家斯隆和杜邦。这是一种分权式结构，它是在总公司之下设立多个事业部，事业部可以按产品、或按市场、或按地区划分，每一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产品和市场；事业部是总公司下面的一个利润中心，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
其优点是：1）权力下放，有利于高层领导集中精力研究企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问题；
2）各事业部独立核算，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各事业部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率；
4）便于培训管理人才。
其缺点是，由于在总公司和各个事业部都要设置职能结构，比如生产、销售、财务，容易造成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管理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各事业部独立性强，考虑问题容易忽视整个利益，等等。
从企业管理实践看，事业部制主要适用于产品多样化和从事多元经营的组织，也适用于面临市场环境多变或所处地理位置分散的大型企业和巨型企业。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型企业普遍向多样化经营发展，事业部这种组织形被广泛运用。有人曾对美国500家大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过调查，发现：从1949年到1976年，采用事业部的企业所占比重，从20%增加到60%。在日本，60年代采用事业部制的企业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70年代采用事业部制则成了一种时尚。比如：松下电器的事业部制
中国形成M型“块块”为主的历史演进
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地方为中心。
1949年建国时，照搬前苏联的体制，发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毛，1956）
1958，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发动地方积极性。
1966，十年文革。部委的彻底打碎（中国的振荡疗法），私人企业在温州的大发展。
1978年以后，财政包干，财政联邦主义。
结 果
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全国大面积受灾，其中以河北、山东、山西最为严重，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出现灾荒，并发生饿死人的事。文革期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大幅度下滑。
七十年代初期，县一级拥有五小工业，相对可以自给自足。
中国企业的经济规模较小，1988年时，145人/企业。
——市场转型较为顺利的代价
M型组织结构的优点
竞争：重复建设、管理人员（地方官员）的“锦标”激励。————》放权让利式改革。
可以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式渐进性改革。（实验的地区是相对独立的，不像前苏东国家的互补性）
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
验 证
东三省地区的经济组织结构与前苏东地区相似。（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很高；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矿产资源等）－更多的由国家部委控制。
江浙地区的经济组织结构与前苏东地区不同。－更多的是由地方政府控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西欧封建城邦制。
谢谢大家！多联络！
耿 强 博士、副教授
南京大学 经济学系
华盛顿大学 经济学系
025-83621117(o)
gengqiang2008@
中国经济转型的效率与公平
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是它是公平的吗？？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自由主义”的公正观
罗尔斯：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即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结果不平等。
诺齐克：自由即公正，过程公正即结果公正，因此限制结果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1）
第一正义原则：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传统自由主义价值即个人基本自由、政治自由、宪政民主与程序正义。
第二正义原则：在机会均等原则下尽量照顾“最少受益者”的分配正义。
罗尔斯的自由优先已经包含了过程公正优先，这与如今有些人理解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往往把“公平”理解为过程公正，而公正之只能“兼顾”不能优先，使得所谓“效率优先”被解释为：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可以认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显然，无论罗尔斯还是诺齐克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主张。
但是罗尔斯的观点也不能被解释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因为公平竞争与效率并无矛盾，根本不存在“优先”还是“兼顾”的问题。“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历来是指正当的自由竞争（它被认为是效率之源）与输者赢者之间的结果不平等这两者的矛盾。显然罗尔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分配正义的，他反对“赢家通吃”，主张承认公正的赢家，但也适当照顾输家，特别是在由于某种先天禀赋不足、虽然尽了努力仍成为输家时。照顾尽了力的输家并不是罗尔斯独有的思想，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把它看成慈善，而是看成一种权利。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2）
罗尔斯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一样从不混淆道德与权利，他强调“正当（right）”不同于“善（good）”，而且“正当”优先于“善”，在罗尔斯大力弘扬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这种“正当对于善的优先（priority of right）”是一个“基本特征”。
所谓正当优先于善，实即权利优先于道德。这意味着那种以追求“道德理想”为理由任意侵犯他人正当（但也许谈不上高尚）权利的做法是不正义的。罗尔斯还确认：个人权利也不能以集体功利为理由被剥夺。“根据正义，每个人都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便为了社会全体的福祉，也不能无视这些权利。在合乎正义的社会中受到保障的各种权利，不能被置于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的计算之下。”这些观点无疑也是诺齐克同意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3）
诺齐克的正义观（1）
诺齐克则是从“持有正义的完整链条”的预设来展开立论的。这个链条由三个命题构成。
一、“获得的正义”：最初财产的获得必须来源清白，不得来自强权掠取或诈骗。这里讲的“最初财产”是指可以追溯到的初始状态，并不以一代人为限。一个强盗如果把他的抢劫所得通过合法的继承手续传给了儿子，那么即便儿子本人完全清白，也不能说他拥有这些财产是合乎公正的。
诺齐克的正义观（2）
二、“转让的正义”：财产持有过程中的每一次转让与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没有强权或欺诈介入。
三、“矫正的正义”：持有的正义必须是可以追溯的完整链条，只要其中一环是不正义的，则此后即使每次交易都合乎公正，其结果也不正义。
诺齐克的正义观（3）
对于不正义的结果，应该根据“正义的历史原则”予以矫正。依据这三个命题，诺齐克挑战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诺齐克看来，如果一个所有者最初财产的来源是清白的，其后的每次财产增值又都是来自公正的自由交易而无任何欺诈与强取，则他最终哪怕是富可敌国，也是公正的持有，不应受到指责。他如果自愿进行公益－慈善投入，当然应当称赞。但社会或国家没有理由以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来取富益贫。
转型国家的公正问题（1）
美国这样的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罗尔斯的设定应当较为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或更久的私有制社会来说，要对现存的持有状态考查其正义的历史链条是否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依据这种考查来实行“矫正正义”更是难以操作。所以连诺齐克自己也不否认，他建构的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像罗尔斯假定的：大家实际上对此无所认知，但知道我们现在要实践正义就行了。
转型国家的公正问题（2）
转轨中国家，情形就大有不同。首先，那里的私有财产体制正在形成中，并非祖产久远，不知所自，很难假设这“正在进行时”的产权初始配置对于利益攸关的人们会构成什么无知之幕（ “不准知之幕”？）。
公共财富的“产权明晰化”过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或负外部性：本来是大家的东西，你多拿了，我的就少了。
只有先打破“不准知之幕”，公正、公开地完成了产权明晰化，在一个具有起码公信力的持有状态下。才有在“获得正义”的前提下确定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人们才会至少可以“相互冷淡” 而不至于相互敌视。
转型国家的公正问题（3）－没有“诺齐克”，就没有“罗尔斯”
诺齐克的理论可以说是十分彻底的：清白的财产再多也不限，但只要追查十八代祖宗哪怕一代有不义之财，“矫正正义”的悬剑就会落下。在传统私有制下这样彻底的理论会导致乌托邦，但在转轨经济中既然产权是初始界定，获得的正义就是起码的要求，矫正的正义也不能说不可行。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主要是针对“权家通赢”，针对最初财产来源不清白、此后的增值又是利用强权的人。诺齐克理论正是也只是冲着这而来的，而罗尔斯理论有一半是对着那些最初的获得清白、此后的增值又只依靠公正交易的人。这在当代美国是当务之急，在一个处于原始积累的社会恐怕就不是问题的核心了。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你再有能耐，你的手指甲永远是黑乎乎的。”
——《悲惨世界》
“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俗称河北一号文件)
“以世界来看是民营企业有原罪，以民营企业来看却是世界有原罪。” ——赵晓
“既不能一网打尽，也不能一笔勾销，区别软性原罪和硬性原罪”
——盛洪
转型国家的公正问题（4）
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轨的完成，持有链条延长，“矫正”难度加大。然而如果当初缺乏诺齐克正义的约束，持有的正义性将变得十分可疑。这时是冒着社会失序的风险强行“矫正”——这意味着一场革命。此前的转轨中诺齐克正义越少，此后的罗尔斯正义也就越难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