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权利救济途径优化研究——基于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
衔接机制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由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
、个人信息泄露等单一侵权行为引发的群体性损害事件日益增多，对
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维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重要制度创新的民事公益诉讼，其适用范围与实
践深度不断拓展，与旨在填补个体权利损害的传统民事私益诉讼，共
同构成了我国民事权利保护的双轨体系。然而，由于二者在诉讼目的
、原告主体、责任构成及救济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现行法律对二
者关系的规定尚属原则性与空白化并存，导致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与
私益诉讼的“并行不悖”常常演变为“衔接不畅”，引发了诸如诉讼程序冲
突、裁判结果矛盾、司法资源浪费以及受害个体权利救济缺位等一系
列现实困境。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并行时，
在程序启动、证据运用、既判力延伸与责任承担等核心环节所存在的
制度性梗阻。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现有制度缺陷的系统性
诊断，构建一个贯穿诉前、诉中、诉后全流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衔
接协调机制，为解决相关司法难题，实现公共利益维护与个体权利救
济的有机统一与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
。首先，通过对《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两种诉讼
的规定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法释义学分析，廓清我国现行法律对该问
题所设定的基础框架与存在的制度真空。其次，在比较法的视野下，
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德国示范诉讼等域外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成熟经验
，为构建我国的衔接机制提供理论镜鉴。本研究的核心方法，将是对
我国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因同一侵权行为而同时引发公益与私益诉讼
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重点归纳和提炼司法机关在处理二者关系
时所面临的共性难题、裁判逻辑与制度需求。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机制缺失，
主要表现为四大制度性困境：第一，程序启动的无序与冲突，缺乏明
确的告知、登记与案件管理规则，导致两种诉讼“各自为战”，增加了
当事人与法院的程序负担；第二，证据运用的壁垒与障碍，在公益诉
讼中由法定机关依职权获取的关键证据，难以合法、高效地为后发的
私益诉讼所利用，加重了个体受害者的举证困难；第三，既判力范围
的模糊与争议，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既判力，特别是其对侵权事实与
因果关系的认定，能否及于、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及于后续的私益诉讼
，法律规定不明，同案不同判风险高；第四，损害赔偿的割裂与缺位
，公益诉讼主要追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公共性救济，
其所设立的生态修复或赔偿基金，与个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害赔
偿请求之间，缺乏有效的联通与分配机制。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内在目标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二者并非相互排斥的竞争关系，而应是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的协作关系。构建二者的有效衔接，是实现民事权利全面、高
效救济的必由之路。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挑战了将两
种诉讼进行机械化、二元化分割的传统观念，推动了我国民事诉讼理
论向更为整合、更具功能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的纵深发展。其实
践价值则在于，本研究提出的涵盖“诉前告知登记”、“诉中协同审理”与
“诉后成果共享”的体系化衔接方案，为人民法院在未来审理此类复杂
案件时，如何在案件受理、证据交换、责任认定与赔偿分配等环节进
行更为科学的程序管理与实体裁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哲学与可操作
的裁判指引；并为立法机关在未来完善《民事诉讼法》、出台相关司
法解释时，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同保护，提
供了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制度构建蓝图。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私益诉讼；衔接机制；权利救济；既判
力；证据共享
引言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权利保障体系中，民事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最
终屏障，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体系性，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合法
权益能否得到及时、充分的实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与社
会风险结构的深刻变迁，由单一主体实施的、但其损害后果却广泛弥
散于不特定多数个体的侵权行为，如大规模环境污染、系统性食品药
品安全事件、平台型企业对海量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等，正日益成为
挑战传统司法智慧的“新常态”。在此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以“
一对一”为典型样态的民事私益诉讼，虽然在填补个体化、具象化的损
害方面依然不可或缺，但其在应对具有公共性、扩散性特征的大规模
侵权时，却暴露出程序成本高昂、个体举证能力孱弱、诉讼效益低下
等固有局限。
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深刻的时代需求，我国在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
本土国情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民事诉讼法》及诸多实
体法中，确立并大力推进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赋予
检察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等特定主体，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
诉讼的权力，旨在从宏观层面制止违法行为、修复受损公益、预防未
来风险，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
等领域的一柄“法治利剑”。至此，一个以维护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私益
诉讼，与一个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益诉讼，共同构成了我国民
事权利保护体系中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双轨”格局。
然而，法律制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宏大叙事的逻辑自洽，更
在于其微观运行的精密顺畅。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群体性侵权事件
，其损害后果天然地具有“公私兼具”的双重属性：一家化工厂的非法
排污，既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环境（侵害公共利益），也导致了下游养
殖户的财产损失（侵害私人利益）。当检察机关就此提起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并获得了法院支持之后，那些遭受了具体损失的养殖户，
其个体的赔偿请求，应当如何通过司法程序得以实现？公益诉讼中由
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所获得的、能够证明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因果关系的关键证据，能否为养殖户在其后续的私益诉讼中所直接援
引？法院在公益诉讼中作出的、关于化工厂构成侵权的认定，对于后
续审理私益诉讼的法院，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公益诉讼因
故败诉，是否意味着所有个体养殖户的索赔之路都将被彻底堵死？
目前，对于这些直接关系到两种诉讼制度能否有效协作、关系到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能否得到协同保护的核心程序性问题，我国现行
法律与司法解释，并未提供一套清晰、系统、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这
种制度上的“衔接真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往
往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掣肘”的尴尬境地，不仅造成了司法
资源的无谓消耗与裁判结果的潜在冲突，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导致在
公共利益得到宏观修复的同时，无数个体受害者的具体、实在的损害
，却因缺乏有效的程序通道而被悬置，从而使得权利救济的“最后一公
里”迟迟无法打通。因此，深入研究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机
制，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探讨，而是成为制约我国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效能、影响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的、具有高度现实性与紧迫性
的重大实践课题。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内在关联与外在
冲突，致力于构建一个贯穿诉讼全流程的、体系化的衔接协调机制。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中国特色”的“双轨制”权利救"济
模式进行深度解构，深刻地检验、反思乃至重构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
关于诉讼标的、当事人、既判力等基本范畴的内涵与边界，为在全球
性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中，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更为包容与
整合的理论范式，从而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在
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于，为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要
面对的、日益增多的公益与私益交织的复杂案件中，提供一套逻辑自
洽、层次清晰、价值明确的程序管理方案与裁判指引。最终，通过探
寻一个能够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宏大价值与填补个体损害的朴素正义之
间，在提升司法效率与保障程序公正之间，取得精妙平衡的制度框架
，本研究旨在为我国民事权利救济途径的未来优化，乃至整个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坚实的法治实践路
径。
文献综述
为了对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机制进行体系化的研究，
必须将其置于全球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法视野与我国本土民事
诉讼制度改革的宏大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批判性的审视
。如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为最大多数的受害者，提供最充分的权利
救济，是现代民事司法制度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为此进行了不
懈的、各具特色的制度探索。
在比较法视域下，应对群体性侵权的核心制度模型，主要以美国
的集团诉讼（Class Action）和德国的示范诉讼（
Musterfeststellungsklage）为代表。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通过“代表人
诉讼”的模式，允许一个或数个与集团成员具有共同法律或事实问题的
原告，代表全体成员进行诉讼，其判决结果的效力，除选择“退出”（
opt-out）的成员外，及于所有集团成员。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
将无数分散的、小额的诉讼请求，捆绑为一个具有巨大诉讼能量的“集
团”，从而实现诉讼经济与权利救济的统一。然而，其也因律师费畸高
、当事人控制权被虚化等问题而备受争议。德国的示范诉讼，则是一
种“两阶段”模式：首先，由合格的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就群体性纠纷
中的共同性法律与事实问题，提起一个“示范确认之诉”，由法院对此
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然后，个体消费者可以依据该示范判决，向
法院提起一个简化的、仅需证明其个体损害的“给付之诉”。这一模式
，通过将“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进行分离审理，力图兼顾效率与个体
权利。这些域外的制度，虽然在具体模式上与我国的“公益/私益”双轨
制不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关于如何处理“共性”与“个性”关系、如何
平衡“集体”与“个体”利益、以及如何分配判决效力的制度智慧，为我们
思考本土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参照与制度镜鉴。
国内学术界对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自其正式入法以来，始终是
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热点，并已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正当性、原告资格的界定、以
及其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关系等宏观基础理论。随着司法实践的逐步展
开，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开始向更为具体、更为微观的程序运作问题
下沉，其中，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
目前，国内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核心的学
术论争与观点集群。第一，关于二者关系的定位，存在“补充说”、“替
代说”、“并行说”等不同观点。 “补充说”认为，公益诉讼应仅在私益诉
讼无法有效启动时，才发挥补充作用。“替代说”则主张在特定领域（
如环境侵权），应以公益诉讼全面替代私益诉讼。而目前学界与实务
界的主流观点，是“并行说”，即承认二者各自独立的价值与诉讼空间
，但如何从“并行”走向“协同”，则正是当前研究的难点所在。第二，关
于衔接的具体制度障碍，学者们已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在
既判力问题上，多数学者主张，应有限度地承认公益诉讼胜诉判决对
后诉的拘束力，即在被告侵权事实认定上，应产生“预决效力”，但对
于公益诉讼的败诉判决，则不应阻碍个体提起私益诉讼。在证据共享
问题上，学者们普遍呼吁，应建立公益诉讼的证据向私益诉讼的“移转
”机制，以减轻个体受害者的举证负担。在损害赔偿的衔接上，学者们
提出了设立“赔偿基金”、引入“登记加入”制度等多种构想，试图打通从
公共性赔偿到个体性补偿的通道。
尽管国内外的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制度比较到微观的程序分析，
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阶梯和丰富的制度构想，但深入审视，现
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亟待进一步突破的明显不足。第一，研究
视角多为“问题清单式”的呈现，缺乏体系化的、全流程的制度构建。
现有研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既判力、证据等单一问
题，进行深入的专题探讨，但很少有研究能够将这些“程序碎片”，整
合为一个从诉前、诉中到诉后，环环相扣、逻辑自洽的、具有高度操
作性的“全流程衔接机制”。这使得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显得零散，
难以形成制度合力。第二，研究方法上，对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仍然
相对薄弱。 尽管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衔接不畅的实践难题，但目前极
度缺乏对已有的、公益与私益交织的司法案例，进行大规模、系统性
的实证考察。这些案件中，法院究竟是如何应对程序冲突的？其在判
决说理中，体现了何种裁判逻辑与价值倾向？实践中最大的痛点究竟
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缺乏来自一手案例数据的支撑，理
论构建就容易陷入“想当然”的境地。第三，在理论深度上，对衔接机
制背后的诉讼法理重构，探讨不够充分。 构建衔接机制，并非简单的
程序修补，它实质上触及了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恒定”、“处分权主
义”、“辩论主义”等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现代化调适问题。如何在一个更
为宏大的民事诉讼理论转型框架下，来理解和定位这一衔接机制，是
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展开的深层次议题。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打破对
单一程序问题进行“切片式”研究的局限，采取一种“全流程”、“体系化”
的制度构建视角，旨在提出一个贯穿诉讼始终的、逻辑闭环的民事公
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衔接机制。 本文将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即不
再仅仅满足于识别问题，而是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对诉讼不同
阶段的程序功能进行精细化解构与重组，来构建一个能够在效率、公
正与权利保障等多元价值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制度模型。通过这种
功能主义的、体系化的研究路径，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制度整合
性与可操作性上的不足，为我国民事权利救济途径的优化，提供更具
穿透力、建设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机制，进行一
次系统性的制度诊断与前瞻性的体系重构。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深刻
揭示现行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实践困境，又能在此基础上，提出逻
辑严谨、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制度完善方案，本研究采用了以规范分
析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为核心方法论，并辅之以比较法研究的综合性
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制度解释与立法
完善研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深度解释与对司法实践的
客观观察，构建一个能够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协同保护的、全流
程的诉讼衔接框架。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的有
机结合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
首先，规范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法理论证的逻辑起点与制度
根基。本研究将对构成我国“双轨制”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核心规范群
，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多层次的解释。此处的“规范”，不仅包括
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也包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
与规范性文件。核心分析对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关于普通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的原则性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编的实体法基础；《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实体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与诉讼请求的特殊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
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消费、个人信息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多个具
体司法解释。规范分析旨在精准地、全景式地描绘出我国实在法为两
种诉讼的并行所设定的“制度版图”，并从中敏锐地识别出规则之间的“
断裂带”、语义上的“模糊区”以及制度上的“真空地带”，从而为后续的
实证考察与制度构建，提供一个清晰、权威的“问题清单”与“参照基准”
。
其次，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是本研究连接理论与实践、诊断“真
问题”的关键环节。这是本研究力求避免“纸上谈兵”，确保制度设计具
有坚实实践基础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
等权威法律数据库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在样本选取上，将围绕“民事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问题，进行主题化的案例检索。由于直
接在同一份判决中处理两种诉讼衔接的案例极为罕见，本研究将采取
一种更为复杂的“关联案件串联分析”方法。即，首先检索并定位一批
已审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然后，再以该案
的被告和侵权事实为线索，反向检索是否存在由个体受害者就同一侵
权事实提起的私益诉讼案件群。通过这种方式，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
能够反映“同一侵权行为”在“不同诉讼轨道”中司法遭遇的“案件包”。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采用定性深度剖析法，对每一个“案件
包”中的公益诉讼判决与私益诉讼判决，进行精细化的比较与关联分析
。分析的焦点将聚焦于：（1) 法院在审理后发的私益诉讼时，是否提
及、以及如何评价在先的公益诉讼判决？ （2) 私益诉讼的原告，是否
曾尝试援引公益诉讼中的证据？法院对此持何种态度？ （3) 法院在私
益诉讼中，关于侵权事实、因果关系等争议焦点的认定，与公益诉讼
的认定，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其裁判理由为何？ （4) 在公益诉
讼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等责任后，私益诉讼中的个体损害赔偿请求
，是如何被处理的？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归纳，本研究旨在客观
地、深刻地揭示出当前司法实践中衔接不畅的真实样态、主要症结及
其背后的裁判逻辑。
最后，在理论构建与对策建议阶段，将辅之以比较研究法。通过
深度考察美国集团诉讼中关于“集团认证”（class certification）、“通知
与退出”（notice and opt-out）、以及和解分配的程序，和德国示范诉讼
中关于“示范判决”效力范围的规定，本研究旨在借鉴域外制度在处理
群体性纠纷时，平衡效率与公平、协调共性与个性的成熟技术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将通过司法实证分析所诊断出的“中国问题”，与通过
比较法研究所获得的“他山之石”，进行有机的整合与创造性的转化，
最终构建一个既符合中国司法实际，又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的、贯穿
诉前、诉中、诉后全流程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衔接机制，并据
此提出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立法与司法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梳理，以及对司法实践中公益
与私益诉讼交织的关联案件群进行深度剖析，本研究系统性地揭示了
，在“双轨并行”的宏观制度设计之下，由于缺乏具体、精细、可操作
的程序性衔接规则，我国民事权利救济体系在应对“公私利益交织”的
群体性侵权事件时，正面临着深刻的、贯穿诉讼全流程的制度性梗阻
。这些梗阻，并非孤立的技术性瑕疵，而是相互关联，共同削弱了司
法救济的整体效能，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层层递进的制度性困境。
一、 程序启动的无序困境：信息孤岛与诉累风险
实证分析发现，民事公益诉讼与相关私益诉讼的启动，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呈现出一种“信息隔离”、“各自为战”的无序状态。一方面，
当检察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经过前期调查，决定对某一重大
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时，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其负有向社会公众或潜
在的个体受害者进行广泛告知的义务。这导致数量庞大的、遭受了实
际损害的个体，对自己本可以“搭便车”的、更为宏大的权利救济行动
，毫不知情。他们或者因不知情而错过了主张权利的最佳时机，或者
在后续以极高的成本，独立地、重复地提起私益诉讼。
另一方面，当零星的个体受害者率先提起私益诉讼后，也缺乏一
个有效的机制，能够将这些分散的“诉讼信息”，汇集并传递给有权提
起公益诉讼的法定主体。这可能导致本应由公益诉讼进行整体性、根
源性治理的重大侵权问题，被切割为无数个案，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审
理负担，也使得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停留在了“碎片化”的水平。这种
程序启动阶段的“信息孤岛”现象，直接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程序空转
与资源浪费，是整个衔接机制缺失的最初始、也最普遍的表现。
二、 证据运用的壁垒困境：公益诉讼成果的“私用”障碍
在群体性侵权案件中，个体受害者面临的最大诉讼障碍，往往是
因果关系与损害程度的举证。而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特别是检察机
关），通常拥有强大的调查取证能力，其在诉讼中形成的、经由法庭
质证认证的证据材料（如权威的鉴定意见、全面的排污数据、内部的
技术文档等），对于证明侵权行为的核心事实，具有极高的“含金量”
。然而，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极具价值的诉讼成果，要从公益诉讼的“
卷宗”，合法、顺畅地“流转”到私益诉讼的“法庭”，面临着巨大的制度
壁垒。
首先，缺乏明确的证据移交与共享规则。个体受害者及其代理律
师，应通过何种途径，申请查阅、复制在先生效的公益诉讼案卷材料
？法院是否有义务、有权力依职权调取？对此，法律规定一片空白。
其次，即便获取了相关证据，其在后发的私益诉讼中的证据资格与证
明力，也存在不确定性。后诉的被告，完全可以主张前后两案的诉讼
标的不同、争议焦点有别，从而对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力，提出新的
抗辩。这种证据运用上的壁垒，使得公益诉讼在事实查明上所付出的
巨大司法成本，其效用被局限在了个案之内，无法有效地外溢和辐射
至更广泛的个体权利救济层面，从根本上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
三、 既判力延伸的理论困境：裁判结果的“同案异判”风险
既判力，即生效判决所具有的确定力与通用力，是维护司法权威
与法律秩序稳定的基石。在公益与私益诉讼的衔接中，最核心的法律
技术问题，便是在先生效的公益诉讼判决，其既判力能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延伸并拘束后续的私益诉讼。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司
法实践对此问题的处理，呈现出高度的不统一与不确定，蕴含着巨大
的“同案异判”风险。
当公益诉讼胜诉时，判决中关于被告“侵权行为成立”、“行为与损
害（公共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对于后续审理私益诉
讼的法院而言，是否构成不可动摇的“既定事实”？部分法院在实践中
，会倾向于采纳在先判决的认定，但其在判决说理中，往往将其作为
一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来对待，而非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既判事
项”。这意味着，被告在私益诉讼中，仍有空间对同一核心事实，进行
再一次的、全面的抗辩，这无疑架空了公益诉讼在统一法律适用、降
低后续诉讼成本方面的制度功能。
更为棘手的是，当公益诉讼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败诉时，其判决的
效力应如何理解？如果机械地适用既判力的“消极作用”（一事不再理
），是否意味着所有个体受害者都将丧失另行起诉的权利？这显然有
违程序正义。然而，如果不承认其败诉判决的任何效力，又将导致对
同一事实的重复审理。这种既判力理论在“公私交叉”领域的适用困境
，是导致衔接不畅的核心法理症结。
四、 损害赔偿的割裂困境：从“公共修复”到“个体补偿”的鸿沟
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与修复性特征，其
判决结果，通常是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或是设
立专门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至国库或特定基金账
户。这些救济措施，旨在修复受损的“公共物”，而非直接填补具体个
体的“私人物”。实证分析发现，在公益诉讼获得圆满成功之后，那些
遭受了人身、财产等具体损失的个体受害者，其最终的损害赔偿请求
，往往仍然需要通过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从零开始的私益诉讼程序
，去另行主张。
公益诉讼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与个体受害者的最终获赔之间，
存在着一道深刻的程序鸿沟。例如，在环境公益诉讼判令被告支付数
亿元的生态修复资金后，因污染而减产的渔民，其损失能否从该笔资
金中获得部分补偿？法律并未提供任何指引。这种赔偿机制上的割裂
，使得两种诉讼在最终的权利实现环节，未能形成有效合力，导致出
现了“公共利益看似得到维护，而个体正义却被迟滞”的制度性遗憾。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系统性实证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在我
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存在着一道由程
序启动的无序、证据运用的壁垒、既判力延伸的模糊以及损害赔偿的
割裂所共同构成的“制度鸿沟”。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困境，不仅严重
削弱了我国“双轨制”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更在理论层面和
实践层面，为我们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
的深刻启示与明确的改革靶点。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深刻地挑战了那种
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视为两种截然不同、可以截然两分的“二元对立
”诉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种以“程序协同”与“成果共享
”为核心的“整合性民事权利救济理论”的必要性。
首先，本研究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诉讼理论中关于“诉讼
标的”的单一性与不可分性假设。在群体性侵权事件中，“公益”与“私益
”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法益，而是一个由“共同侵权事实”所引发的、具
有内在关联性的、一体两面的损害后果。检察机关所主张的“生态环境
受损”，与渔民所主张的“渔业减产”，其事实与法律根源高度同质。因
此，理论的创新必须承认，此类诉讼的“标的”，具有天然的“复合性”与
“可分性”。法律程序的设计，不应是强行将其切割为两个互不相关的
诉讼，而应是构建一种能够同时处理其“共性”问题（如侵权行为的认
定）与“个性”问题（如个体损害的计算）的、更具弹性的程序模型。
其次，本研究对衔接困境的剖析，深刻地推动了对民事诉讼基本
原则在现代社会适应性转型的理论反思。例如，“处分权主义”与“辩论
主义”要求诉讼的范围与进程，由当事人的主张与攻防所主导。然而，
在公益诉讼中，由检察机关等法定主体所推动的、旨在查明真相的程
序，其成果应如何被私益诉讼中的个体当事人所“继承”？这迫使我们
必须在理论上探讨，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对传统的当事人中心
主义进行适度的修正，引入更多的法院“职权探知”与“程序管理”色彩，
以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实质正义。本研究主张，构建衔接机制
，其本质是在民事诉讼的“任意性”与“法定性”之间，寻求一个新的、更
能适应群体性纠纷解决需求的平衡点，这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理论，
正在从对个体自由的单一尊崇，转向对个体自由、公共秩序与司法效
率等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成果为破解当前的“衔接失灵”困局，
构建一个协同、高效的民事权利救济新格局，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
层次分明、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三阶段、全流程制度改革路线图”。
第一阶段：诉前衔接——建立“告知与登记”机制，实现信息汇集
与程序集约。 立法或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等公益诉讼起诉
主体，在决定提起公益诉讼后，负有通过公告等有效方式，向社会告
知案件基本事实与诉讼请求的义务。同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
同步开启一个“权利人登记程序”，允许因同一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害的
个体，在指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其权利与损害情况。这一机制，能
够将潜在的、分散的私益诉讼，在诉前阶段就予以识别和汇集，为后
续的程序集约化处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诉中衔接——引入“协同审理与成果共享”机制，实现
效率提升与成本降低。 对于已登记的私益诉讼，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
体情况，灵活采取多种协同审理模式。对于共性法律与事实问题，可
以与公益诉讼进行合并审理，统一进行法庭调查与辩论。在证据运用
上，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确立“公益诉讼证据的共享原则”
，即在公益诉讼中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除涉及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
等特殊情况外，在后续的私益诉讼中，应被推定具有证据资格与相应
的证明力，对方当事人如有异议，需承担更高的反驳证明责任。在既
判力问题上，应明确规定，公益诉讼胜诉判决中关于被告侵权行为成
立的认定，对后发的、已登记的私益诉讼，具有拘束力，后诉仅需审
理个体的因果关系与损害数额即可。
第三阶段：诉后衔接——构建“一体化赔偿与分配”机制，打通权
利实现的“最后一公里”。 在公益诉讼判决被告承担金钱给付义务（如
生态修复费用、惩罚性赔偿金）的情况下，应探索建立“损害赔偿基金
的统一管理与分配”机制。法院可以指定一个中立的管理人，负责该笔
资金的接收与管理。对于已登记权利的个体受害者，可在公益诉讼判
决生效后，启动一个简易的损害确认与分配程序。法院或管理人，依
据在协同审理阶段已查明的个体损害事实，直接从基金中划拨款项，
予以赔偿。对于基金有剩余的，再用于公共利益的修复；对于基金不
足以完全覆盖所有个体损失的，则按比例进行分配。这一机制，能够
将两次判决的执行，整合为一个程序，极大地提升了赔偿的效率与效
果。
当然，本研究亦需正视其存在的局限性。本研究提出的衔接机制
，对人民法院的案件管理能力、程序驾驭能力以及司法资源配置，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应对大规模权利人登记
所带来的程序压力，如何科学地管理与分配赔"偿基金，都还需要更为
精细化的配套制度设计。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一
，对“权利人登记”与“代表人选定”的具体程序规则，进行专题性的立法
论证研究，探讨如何将其与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有机融合
。其二，对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管理、监督与分配，进行跨学科的
比较与实证研究，借鉴信托法、破产法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其三，持
续追踪并研究在构建了部分衔接机制后（如部分地区法院的试点），
其运行的实际效果、存在的新问题，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持续
的、动态的实践反馈。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双轨制”宏观背景，通过
对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并行实践的系统性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由
于缺乏有效的程序衔接机制，二者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启动无
序、证据壁垒、既判力模糊、赔偿割裂等制度性困境。这些困境，不
仅严重制约了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共利
益与私人利益在司法救济层面的“两张皮”现象，使得权利的全面、高
效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打破当前“二元分立
”的制度僵局，构建一个贯穿诉前、诉中、诉后的，以信息共享、程序
协同、成果共享为核心的整合性诉讼衔接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与私
人利益协同保护、推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成功地将散落于不同程序环节的“衔
接难题”，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制度困境”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一套具有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全流程的体系化解决方案。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以中国的司法实践为基础，深刻地论证了从“分离
”走向“整合”，是现代民事诉讼应对群体性纠纷的必然趋势，从而为我
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在实践
层面，本研究所构建的“告知登记—协同审理—一体化赔偿”的三阶段
衔接模型，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在未来进行制度完善与司法改革时
，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目标明确、路径具体的“施工蓝图”。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私利益交织的复杂纠纷必将愈发
普遍。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度设计必须与时俱
进，以更具智慧、更有效率的方式，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深切
期盼。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理论的不断深化与实践的持续探索，我
国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必将能够从当前的“并行不悖”，真正
走向未来的“协同共治”，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崭
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