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研究——基于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
的司法适用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网络服务提供者（ISP）已成为信
息传播、商业交易与社会互动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其平台亦沦为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行为的高发地。为平衡权利人
保护、平台发展与用户表达自由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等法律确立了以“通知-删除”为核心的“避风港原则”以及“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存在的“红旗标准”，作为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
权连带责任的核心规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两大原则的适用边
界与具体标准仍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地带。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网络
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司法认定难题，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相关司法
判例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揭示人民法院在适用“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
准”时的裁判逻辑、关键考量因素与未来发展趋势，为解决当前法律适
用中的困境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通过对《民
法典》、《电子商务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规范
进行体系化解读，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类型、归责原则以及两
大核心规则的法律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裁判文文书网等公开法
律数据库为样本来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著作权侵权、网络名誉
权侵权等纠纷的司法判决文书，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深度剖析法院
在审查“合格通知”的构成要件、平台“必要措施”的及时性与合理性，以
及在适用“红旗标准”认定平台“应知”状态时的具体司法裁量标准。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在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时
，正从早期的形式化、类型化的审查模式，向更为注重实质正义、技
术中立与利益平衡的精细化、个案化审查模式演进。在“避风港原则”
的适用上，法院不仅审查通知的形式要件，更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对权利人是否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与举证义务、平台采取的删除或屏蔽
措施是否过度损害用户合法权益进行综合判断。在“红旗标准”的适用
上，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仅凭侵权信息的“明显性”进行判断
的简单模式，发展出一套更为综合的、多因素的考量体系。法院在判
断平台是否“应当知道”时，会综合评估侵权信息的类型与知名度、侵
权行为在平台上的呈现方式（如是否被置于首页或被主动推荐）、平
台是否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平台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审
查能力、以及是否存在大规模、重复性的侵权行为等一系列因素。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并非两套截然分
离的规则，而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动态责任体系。“避风港”
为平台提供了一个程序性的免责路径，而“红旗”则为这一程序性免责
设定了一个实质性的例外，二者共同构成了平台责任的“一体两面”。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化了对网络平台在侵权法中“帮助侵权”
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并为过错推定原则在数字环境下的具体化，提供
了来自中国司法实践的宝贵经验。其实践价值则在于，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构建合规、有效的内部侵权投诉处理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为被侵权的权利人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维权策略与举证方向，并为司
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技术与法律高度交织的新型纠纷时，实现对平台创
新发展的鼓励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了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裁判思路。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司法实践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据、算法和网络平台深度塑造的数字化时代
。从信息获取、社交娱乐到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网络服务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特别是网络平台经营者，已经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它
们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连接了亿万用户，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商业的繁荣与文化的创新。然而，正是这种连接的便捷性与信息的
爆炸性增长，使得网络空间在成为机遇之地
的同时，也沦为了侵权行为滋生的温床。盗版影视作品通过网盘
肆意传播、侵权商品在电商平台公然销售、诽谤言论在社交媒体上病
毒式扩散……这些网络侵权行为如同一颗颗数字世界的“毒瘤”，不仅
严重侵害了著作权人、商标权人、名誉权人等广大民事主体的合法权
益，也破坏了网络生态的健康与清朗，成为制约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如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便成
为网络法治领域的核心议题。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技术服务的提供者
与网络平台的运营者，其本身通常并非侵权信息的直接发布者，而是
处于一个中介性的地位。如果要求其对平台上数以亿计的用户生成内
容（UGC）进行事前、全面的审查，不仅在技术上不现实、经济上不
可行，更有可能因“过度审查”而扼杀用户的表达自由与平台的创新活
力，形成所谓的“寒蝉效应”。但反之，如果对其完全免除责任，任由
侵权行为泛滥，则无异于纵容其通过为侵权提供“便利设施”而获利，
这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动摇整个创新体系的根基。因此，
在“过度压制”与“过度放纵”这两个极端之间，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划定一
条合理、清晰、平衡的法律责任边界，成为各国网络立法与司法面临
的共同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立法机关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
的基础上，在《侵权责任法》、并最终在集大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中，系统性地构
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核心规则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石，便
是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的“通知-删除”规则（即“避
-风港原则”）以及作为其补充与例外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存在的
“红旗标准”。“避风港原则”为平台提供了一个程序性的免责路径：在权
利人发出合格通知后，平台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即可免
于承担连带责任。“红旗标准”则规定，即使没有收到通知，如果侵权
行为的存在对于平台而言，已经像一面“红旗”一样显而易见，平台仍
然负有主动采取措施的义务，否则仍需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这两大看似清晰的原则，在付诸司法实践时，却暴露出了
一系列深刻的解释与适用难题。例如，权利人的“通知”需要具体到何
种程度才算“合格”？平台在接到通知后，“及时”的法定时限是多久？平
台采取的“必要措施”除了删除之外，是否还应包括封禁账号等更严厉
的手段？更为复杂的是，在判断平台是否“应当知道”侵权存在时，法
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巨大。一部热播剧的盗版链接、一个知名品牌的假
冒商品，对于平台而言，是否就自动构成了“红旗”？平台的算法推荐
功能，是否会加重其注意义务？对于这些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与技术
复杂性的问题，法律条文本身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导致在司法实践
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市场主体对于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
缺乏稳定的预期。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具体解释和
适用这两大核心规则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司法认定标准，
将研究的焦点创造性地置于“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这两大规则在司
法实践中的互动关系与动态适用之上。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意义在于
，试图将传统的侵权法理论（特别是帮助侵权与过错推定）与日新月
异的网络技术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为这两大核
心规则在中国法-律体系下的具体化、情境化与体系化，提供理论支撑
，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网络侵权法学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于，
本研究旨在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合规、高效的内部侵权治理体系，
提供明确的法律风险指引；为广大权利人在遭遇网络侵权时，如何有
效地进行举证与维权，提供清晰的诉讼策略；更为重要的是，为人民
法院在审理此类日益增多、技术与法律高度交织的新型网络纠纷时，
提供一套能够实现个案正义、鼓励技术创新与维护公共利益相统一的
、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裁判思路与判断基准。
文献综述
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规则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必须立
足于其在比较法、国际公约以及我国自身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脉络，
对其核心规则——“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的演进与争议，进行全面
的梳理与批判性的审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是全球互联网
治理中的核心议题，不同法域在平衡言论自由、产业发展与权利保护
的多元价值博弈中，形成了一系列既有共性又存差异的法律制度。
国外在该领域的制度构建与理论探索，以美国与欧盟最具代表性
。美国 1998 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第 512 条，率先系统
性地确立了适用于网络版权侵权领域的“通知-删除”（Notice and
Takedown）避风港规则。这一制度框架随后被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的
方式，逐步扩展适用于商标侵权等其他知识产权领域。DMCA 的立法
精髓在于，通过为遵守特定程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一个可预期的“
安全港”，来鼓励其在不承担过重审查负担的前提下，与权利人合作移
除侵权内容。与“避风港”相伴相生的，是“红旗标准”（Red Flag Test）
的诞生。在著名的“维亚康姆诉 YouTube 案”中，美国法院明确阐述了“
红旗标准”的内涵，即平台不仅在“实际知道”（actual knowledge）侵权
时有义务采取行动，当侵权事实或情节对于一个理性的观察者而言是“
显而易见”（obvious）的，以至于平台应当知道（should have known）
侵权存在时，其同样负有移除义务。然而，对于何为“显而易见”，美
国司法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总体上对平台课以较高的注意义务持相
对审慎和保守的态度，以避免扼杀创新。欧盟则通过 2000 年的《电子
商务指令》和新近生效的、影响深远的《数字服务法案》（DSA），
构建了更为精细化和主动性的平台责任体系。特别是 DSA，它根据平
台的规模与风险，设定了差异化的义务，要求超大型在线平台（
VLOPs）不仅要遵守“通知-行动”机制，更要承担主动的风险评估、内
容审核透明度报告以及推荐系统风险缓释等更为积极的治理责任，这
标志着全球平台治理的重心，正从传统的“避风港”模式向“风险预防”模
式演进。
国内学术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研究，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产
业的爆发式增长与相关立法的逐步完善，呈现出持续深化与问题导向
的鲜明特征。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 DMCA 制度的引介、比较以
及在我国的移植可行性探讨。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侵权责任法》特别是《民法典》的出台，学界的研究焦点迅速转向对
本土法律规范的精细化解释与适用难题的攻关。围绕“避风港原则”，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关于“合格通知”的
构成要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通知中对侵权内容定位的精确度要求、
对权利凭证的初步证明标准等问题。第二，关于平台“必要措施”的内
涵与边界。研究探讨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之外，平台是否以及何
时应当采取封禁账户、公示处罚、保存证据等更进一步的措施。第三
，关于“反向通知”与恢复机制的完善，即如何保障被投诉用户的申辩
权利，防止因权利滥用而导致的合法内容被错误删除。
随着网络侵权形态的日益复杂化，对“红旗标准”的司法适用研究
，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新热点与难点。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旗标
准”是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应
当知道”部分的具体化，其本质是一种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研究的焦
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红旗标准”的适用范围。除了版权领域，该标
准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适用于商标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其他类型的网
络侵权？第二，“红旗”的判断因素。学者们尝试从侵权信息的明显程
度、被侵权客体的知名度、平台是否对信息进行了编辑或推荐、平台
是否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平台的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等多个维度
，构建其司法认定的考量因素体系。第三，“红旗标准”与算法推荐的
关系。对于平台利用算法主动向用户推送的内容，其是否应负有比用
户自主上传内容更高的注意义务，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最为激
烈的前沿问题。
尽管国内外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分析视
角，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的不足之处。第一，对“避风
港原则”与“红旗标准”的互动关系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多将二者作为两
个并行的、独立的规则进行探讨，而未能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相互
关联的责任体系。例如，一个平台如果其“通知-删除”机制设计得非常
高效、便捷，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被认定触及“红旗标准”的
风险？反之，一个反复出现同类侵权、其“通知-删除”机制形同虚设的
平台，是否更容易被认定为“应当知道”？这种动态的、系统性的互动
关系，缺乏深入的实证揭示。第二，对“红旗标准”司法认定的实证研
究相对匮-乏。虽然理论上对“红旗”的判断因素已有诸多探讨，但对于
在真实的司法判例中，法院究竟采纳了哪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判断标
准，哪些因素在法官的自由裁量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缺乏基于大样
本案例的系统性归纳与分析。第三，对不同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如
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内容分享平台）注意义务的差异化
研究不够深入。不同平台的商业模式、技术能力、对内容的介入程度
千差万别，对其适用“红旗标准”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进行类型化的
区分对待，现有研究未能提供充分、清晰的解答。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在于，致力于将“避风港原
则”的程序性审查与“红旗标准”的实质性判断，作为一个统一的、相互
影响的责任认定整体进行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即
不再将二者割裂，而是通过对覆盖不同平台类型、不同侵权类型的司
法判决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旨在揭示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内在互
动逻辑与动态平衡关系。通过这种研究路径，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
在制度联动性与司法实证方面的不足，为构建一个既能有效遏制网络
侵权，又能保障平台创新活力，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的、
更为精密和平衡的法律治理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
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核心法律规则——“避风
港原则”与“红旗标准”的司法适用，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实证考察与理论
重构。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深刻性与实践指导价值，本研究采
用了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为核心，并与规范分析、比较法研究深度融
合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网络法与侵权法交叉领域
的司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对第一手的司法裁判数据进行客观、中立
的分析，探寻隐藏在众多判决背后的真实裁判逻辑、价值权衡与法律
适用规律。整体研究框架遵循“规范基础的厘清—司法实践的检验—裁
判规则的提炼—理论深化与对策建议”这一科学路径，确保研究结论既
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又有可靠的实践支撑。
本研究的数据与资料收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的协同运用。
首先，规范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是本研究展开一切论述的逻辑起点与
理论参照。在研究初期，本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至四
十五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
核心条款，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解释。
同时，通过对美国 DMCA、欧盟 DSA 等代表性法域的立法与判例进行
比较研究，特别是深入分析了“红旗标准”的理论渊源与在不同法域的
适用差异，本研究深入了解了该问题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多元解决路
径与内在法理，这为后续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分析，设定了一个具有国
际视野的、可供对话的理论坐标系。
其次，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这是本研
究力求客观、深入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
行”、“北大法宝”等权威、全面的法律数据库作为样本来源。在样本选
取上，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与代表性，本研究将检索的时间范围设定
为自《侵权责任法》施行（2010 年 7 月 1 日）以来至研究截止日，以
观察我国法院在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上的长期演进。检索关键词组合使
用“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通知删除”、“避风港原则”、“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红旗标准”，并结合“著作权”、“名誉权”、“商标权
”等具体侵权类型，以及“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电商平台”、“视频
分享”等具体平台类型。在样本筛选阶段，本研究剔除了事实不清、说
理不详、非终审判决以及主要争议点不在于平台责任认定的文书，最
终精选出数百份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事判决书作为精研样本，样本覆
盖了从最高人民法院、各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到各级地方法院
的不同审级，以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互联网产业发达地区。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采用了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
的方法。在定量分析层面，本研究对每个案例的核心信息进行数据提
取与编码，编码变量包括：案件审理年份、法院层级、平台类型、侵
权类型、法院最终是否认定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支持率）等。通过对
这些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旨在从宏观上把握司法裁判的
总体趋势与在不同平台、不同侵权类型上的差异。在定性分析层面，
这也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本研究对每一份样本判决书的“本院认为”
部分进行深度文本分析，聚焦于法官的裁判理由与法律逻辑。分析的
重点在于：法官是如何审查“通知”的有效性的？对于平台的“必要措施”
，其及时性与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在适用“红旗标准”时，法官
明确援引了哪些具体的案件事实作为平台“应当知道”的依据？这些事
实依据可以被归纳为哪些类型化的判断因素？法官在裁判时，是否对
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
最后，在理论构建阶段，本研究将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进
行逻辑的归纳与演绎。首先，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的裁判逻辑
与考量因素进行提炼，总结出当前我国法院在适用“避风港原则”与“红
旗标准”时，实际遵循的一套不成文的、但具有高度共识的“司法审查
规则”。然后，将这套从实践中提炼出的规则，与前述的国内外理论学
说进行对照与反思，分析中国司法实践对既有理论的采纳、修正或创
新。最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对话中，本研究将构建起一个更为精
细化、类型化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司法认定理论框架，并据此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完善与司法指导建议。通过这一整套研究方
法的运用，本研究旨在确保其分析能够跨越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
的鸿沟，其结论能够为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结果
通过对我国数百份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司法判例进行
系统性的实证考察，本研究深刻揭示了人民法院在适用“避风港原则”
与“红旗标准”时所形成的、日趋精细化与情境化的裁判逻辑。研究的
核心发现是，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对两大规则的孤立、静态适用，转
而将它们视为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责任认定体系，其核心是在个
案中，通过对平台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介入程度以及侵权行为的
具体样态进行综合性评估，来最终确定平台应负的注意义务与法律责
任。
一、“避风港原则”的适用：从程序性审查向实质性平衡的演进
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在审理适用“避风港原则”的案件时，已经普
遍超越了对“通知-删除”程序的形式化审查，转而对通知的实质内容、
平台的删除义务边界以及被投诉用户的合法权益保护，进行更为深入
的探究与平衡。
首先，在对“通知”的审查上，法院确立了“足以定位侵权内容”的实
质性标准。一份合格的通知，不仅需要包含权利凭证、侵权内容初步
证据等形式要件，其所提供的信息，必须能够让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
、理性的平台审核人员，在无需进行复杂的法律和事实调查的情况下
，能够准确地定位到涉嫌侵权的内容。例如，在视频分享网站的著作
权侵权案件中，如果权利人仅笼统地指出某个用户上传了侵权视频，
而未提供该视频的具体网络地址（URL），法院通常会认为该通知不
合格，平台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这一标准的确立，实质上是在权利
人与平台之间，合理地分配了发现和定位侵权的成本与责任。
其次，在对平台“必要措施”的判断上，司法实践展现出高度的“比
例原则”与“合理性”考量。法院普遍认为，“必要措施”的核心是“有效制
止侵权”，其具体形式应与侵权的性质、程度和平台的能力相适应。对
于初次、非恶意的侵权用户，平台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链接，
通常即被视为已尽到义务。但对于那些在平台上反复、大规模实施侵
权行为的“惯犯”用户（如专门销售假货的网店），司法实践则倾向于
认为，平台在接到多次通知后，其“必要措施”就不应再局限于简单的“
删除”，而应升级为更为严厉的、能够从根源上遏制侵权的措施，如对
该用户账号采取断开链接、限制功能、直至终止服务（即“封号”）等
。若平台在有能力采取但未采取这些升级措施，则可能被认定为“措施
不力”，仍需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在“反向通知”与恢复机制上，法院愈发重视对被投诉用户
言论自由与经营权利的保护。判例显示，如果平台在接到被投诉用户
提交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即反向通知）后
，未能依法及时恢复被删除的链接，并因此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平台
自身将可能对用户承担赔-偿责任。这表明，司法实践正在努力矫正实
践中存在的因平台“宁枉勿纵”、过度反应而导致的对用户合法权益的
忽视，强调“避风港”不仅是权利人的维权工具，也是一个需要平衡各
方利益的公正程序。
二、“红旗标准”的适用：从“明显性”判断到多因素综合考量的体系
化
“红旗标准”的适用是网络平台责任认定的核心与难点。本研究的
核心发现，在于系统性地归纳了司法实践在认定平台“应当知道”侵权
存在时，所形成的、一套超越简单“明显性”判断的、多因素综合考量
的裁判体系。法院在进行判断时，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事后诸葛亮”
的角色，以一个“理性、审慎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当时的技术与认知
条件下应有的注意义务为标准，进行客观化的过错推定。
第一，被侵权客体与侵权信息的“知名度”与“显眼度”是基础性考量
因素。这是“红旗”之所以为“红旗”的前提。例如，正在影院热映的高清
完整版电影、音乐排行榜上最热门的歌曲、社会知名人士的重大诽谤
性言论等，这些信息因其极高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其未经授权的传
播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侵权“嫌疑”。如果这些信息还被平台放置在网站
首页、热门推荐、专题页面等“显眼”位置，法院则极易认定平台对此
已构成“应知”。
第二，平台对侵权行为的“介入程度”与“获益情况”是关键性加重因
素。司法实践明确区分了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中立性”服务的平台
与那些对内容进行了编辑、整理、分类、排序、推荐，从而深度介入
信息传播过程的平台。对于后者，法院会课以其更高的注意义务。特
别是，如果平台通过设置特定的算法模型，主动将侵权内容推送给用
户，或者通过“竞价排名”、“广告分成”等方式，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
了经济利益，这将被视为平台“应知”的极其有力的证据。
第三，侵权行为的“规模性”与“重复性”是重要的警示性因素。对于
平台上孤立、偶发的侵权行为，法院通常不会轻易适用“红旗标准”。
但如果同一权利人的同一作品被不同用户反复上传，或者同一用户在
短时间内大规模上传涉嫌侵权的内容（如一个新注册的网店瞬间上架
数百件远低于市价的“名牌”商品），这些异常的行为模式，对于一个
具备基本技术管理能力的平台而言，就构成了一面需要其主动进行审
查的“红旗”。
第四，平台的“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是决定其注意义务高度的调
节性因素。法院在裁判时，并不会对所有平台“一刀切”，而是会充分
考虑平台的具体情况。对于像淘宝、百度、腾讯这样的大型、成熟的
平台，因其具备强大的技术团队、完善的审核机制与丰富的治理经验
，法院会对其施以相对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对于一些小型的、初创的
、提供创新性服务的平台，法院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宽容，以避
免因课以过重的责任而扼杀技术创新。通过这种个案化、情境化的考
量，司法实践在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同时，也保留了必要的弹性。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的系统性实
证考察，揭示了“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在司法裁判中从孤立走向互
动、从形式走向实质的演进脉络。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理解数字经济
时代的侵权法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素材，更对网络平台、权利人、用
户乃至整个互联网治理生态的健康发展，均产生了深刻而具体的实践
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以扎实的实证证据
，为传统的“帮助侵权”理论在网络环境下的现代化与具体化，提供了
来自中国司法实践的生动样本。首先，本研究揭示了“过错”在平台责
任认定中的核心与阶层化地位。无论是“避风港原则”下因未及时删除
而产生的过错，还是“红旗标准”下因“应知”而未采取行动产生的过错，
其本质都是对平台注意义务的违反。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判例的归纳，
成功地将这一抽象的“注意义务”，分解为一套包含信息知名度、平台
介入度、获益情况、技术能力等在内的、可供观察与分析的、多维度
的考量因素体系。这极大地增强了过错原则在网络侵权案件中的可操
作性，是对我国侵权法理论的一次重要丰富与发展。其次，本研究提
出的“动态责任体系”的分析框架，深化了对“避风港原则”与“红旗标准”
关系的理论认知。它指出，二者并非简单的“一般”与“例外”的静态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一个平台在“避风港”程
序上的合规表现，会直接影响其在“红旗标准”下的过错评估。这种理
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系统地理解平台责任的整体逻辑，避
免了对单一规则的片面化解读。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构建一个更为良性、公正的
网络治理生态，具有多维度的指导意义。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本研
究的结果为其进行内部合规体系建设与风险防控，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路线图”。平台不应再将“避风港原则”仅仅视为一个被动的、事后的免
责工具，而应将其作为构建一个积极、有效的内容治理体系的起点。
具体而言，平台需要：第一，建立便捷、高效、透明的侵权投诉与处
理机制。这不仅是履行法定义务的需要，更是降低自身被认定为“应知
”风险的有效手段。第二，实施类型化的、与风险相适应的内容管理策
略。平台应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风险领域（如影视、音乐、知名品牌
商品）和高风险行为（如短时大规模上传、异常低价销售）进行重点
监控与主动审查，将有限的审核资源，投入到最容易触发“红旗标准”
的领域。第三，审慎设计与运用算法推荐系统。平台在利用算法追求
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评估其可能带来的侵权风险，并建立相应
的风险缓释与人工干预机制，因为算法的深度介入，无疑将显著提高
平台的注意义务。
对于被侵权的权利人，本研究的结论为其进行网络维权提供了更
为精细化的“诉讼攻略”。在发起维权时，权利人不仅要确保其发送的“
通知”在形式与实质上均符合“合格”标准，更应积极地收集和提交能够
证明平台“应当知道”侵权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包括：证明被侵
权作品或品牌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证据、平台曾对侵权内容进行过编辑
或推荐的截图、平台通过广告等方式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的证据、
以及证明曾就同一侵权行为向平台进行过多次投诉的记录等。通过充
分的举证，将案件从“避风港”的程序性审查，引导至“红旗标准”的实质
性审查，将极大地提高维权的成功率。
对于立法与司法机关，本研究的启示在于，需要进一步推动网络
平台责任规则的精细化与体系化。在立法层面，可以考虑在未来的司
法解释或单行法规中，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技术中立性
更强的搜索引擎与介入程度更深的电商平台），设定更为明确的、差
异化的安全港条件与注意义务标准。在司法层面，法院在加大对网络
侵权打击力度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平台创新与用户表达自由的保护，
在适用“红旗标准”时，审慎地划定“应知”的边界，避免对平台课以其技
术能力与商业模式所无法承受的、过于严苛的审查义务，从而在个案
正义与产业发展的宏观价值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司法实践在这一领域的积极进展，但亦需
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挑战。第一，“应知”状态的证明难度依然
较大。虽然司法实践发展出了一套多因素的考量体系，但在许多案件
中，权利人要证明平台在主观上达到了“应知”的程度，仍然面临着巨
大的信息不对称与举证困难。第二，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随着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网络
侵权的形态将更为复杂和隐蔽，传统的“通知-删除”与“红旗”标准，是
否还能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例如，对于
由 AI 生成并大规模发布的侵权内容，平台的责任应如何界定？这将是
对现有法律框架的重大考验。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一
，加强对算法推荐系统法律责任的专题研究，深入深入探讨算法的可
解释性、公平性与责任归属问题。其二，开展对新兴技术领域网络侵
权责任的前瞻性研究，IGC、元宇宙等新场景下的平台责任规则构建，
提供理论储备与立法建议。其三，加强对平台内容治理的理的经济学
与社会学分析，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全面、深入地评估不同
责任规则对社会福利、创新激励与言论自由的真实，为法律制度的完
善，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
结论
本研究围绕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这一数字时代侵权法的核心
议题，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大规模实证考察，系统性地探究了“避风
港原则”与“红旗标准”的司法适用规则。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我国司法
机关已经超越了对这两大规则的机械、孤立适用，而是将其视为一个
动态的、互补的责任认定体系，通过在个案中对平台类型、技术能力
、介入程度、获益情况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精细化的综合考量，来最终
确定平台应负的注意义务与法律责任。这一裁判思路的演进，标志着
我国网络侵权责任的司法认定，正从早期的规则导向，走向更为成熟
的、注重实质公平与利益平衡的原则导向。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成功地在抽象的法律规范与鲜活的
司法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在理论层面，本研究
以丰富的本土司法判例为基础，为传统的帮助侵权理论与过错推定原
则在网络环境下的具体化与情境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撑，深化了
对平台责任内在法理的认知。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所提炼的司法审查
规则与多因素考量体系，为网络平台进行合规建设、为权利人进行有
效维权、以及为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均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行
动指南与决策参考。
展望未来，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网络空间的治理挑战也必将持
续演进。本研究揭示的司法趋势——即在坚守技术中立与鼓励创新的
基础上，根据平台的实际能力与行为，课以其相适应的、动态调整的
注意义务——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网
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但网络空间的法治，也绝非传统物理世界规则
的简单平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立法、司法、产业界与社会社会公
众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则体系，
必将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日臻完善，为建设一个既充满又安全有序的
、更高水平的数字中国，构筑起更为坚实、更为可靠的法治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