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如果说《奥德赛》中的塞壬一幕揭示了神话和理性劳动的交叠，那么，整部史诗可以说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这部史诗，特别是在其最古老的层面上，都表现出与神话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表明：那些冒险故事就是从大众传说中流传下来的。但是，由于荷马史诗的精神采纳了神话的元素，并对神话本身进行了“整理”，因此它在叙事过程中与神话产生了矛盾。哲学上的批判表明，人们通常所说的史诗与神话的同一性（无论如何，现代古典语文学都会驳斥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幻想。史诗 （Epos）和神话（Mythos）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指的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即便荷马史诗将各种完全不同的素材调和了起来，我们也仍旧可以从中见到这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现成的普遍语言可供使用，那么，荷马史诗就会在叙事过程中创造出这样一种语言；它通过一种人所共知的表现形式，解析了它极力颂扬的社会等级秩序。对阿喀琉斯（Achilles）暴怒和奥德修斯迷路的赞美，已经变成了对那些无法再被赞美的事物的一种程式化的眷恋；而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荡的形象。史诗不仅从历史一哲学的角度说相当于小说，而且说到底它已经具有了非常类似于小说的特点。意义深远的荷马世界是一个神圣的宇宙，它显现了规范理性的成就，这种理性借助其自身所反映的合理秩序彻底砸碎了神话
味着那些无所不能的力量终究会被摧毁。不过。神话是很不真实的，因为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事实上都没有住着魔鬼，这种欺骗连同那些流传下来的大众宗教所玩弄的巫术伎俩一起，在这位业已成熟的旅行者的眼里，变成了一种纯悴的“误导”，因为这个旅行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捍卫自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守护自己的财产。奥德修斯所经历的风险，全都是充满危险的诱惑，会把自我从他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引向歧途。奥德修斯把每一次诱惑都当成值得一试的新经验，他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新手，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番——有时候像是一个愚蠢的好奇者，或者像一个演员那样，不厌其烦地排演自己的角色。“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救世主出现”：知识既构成了他的同一性，也可以使他生存下去，知识既从各种各样的经验中，也从背叛和拯救中获得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这个有知识的幸存者也在最大程度上遭受了死亡助威胁，使他在延续生命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坚定。这就是在史诗和神话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所潜藏的秘密；针对冒险活动，自我并没有坚定不移地构成一种对立力量，然而，正是由于其顽固不化的特点，他只能采取对立的形式来塑造自身，也就是说，只能在同一性遭到否定的多样性中获得新的同一性。奥德修斯就像后来所有真正的小说根据他塑造的英雄一样，放逐自我的目的，正是要寻找自我；他所导致的这种对自然的异化，恰怕是他在每一次冒险活动中抗拒自然、背弃自然的结果；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为自己所赋予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力量，同他想要摆脱的那种权力遗留下来的审判和报复一起，都同样获得了胜利。在荷马那里，自我的同一性产生了各种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不明确的神话所产生的作用，因此，自我的这种同一性也必定是从这些神话中派生出来的。个性以时间形式构成的内在组织依然是很脆弱的，这样，各种冒险活动的外在统一性及其结果，就不过是场景的空间变换，不过是被呼风唤雨的地方神加以神化的各种地域之间的变换。即便在后来的历史中，只要自我感受到了这样的虚弱，或者读者感受到了这种虚弱的独特表现，那么，有关生命的叙事就会变成一系列的冒险活动。因此，在旅行过程中，历史时间从空间，从一切神话时间的永恒模式当中分离了出来，充满艰辛，而且反复不断
即理性的支配形式需要利用牺牲。在这种远古时期的匮乏状态里，人们几乎不可能将人的牺牲和吃人的现象区分开来 （kannihalismus）。集体成员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只有靠吃人肉才能存活下去。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某些族群或社群是以吃人为乐的，而在今天，这种快乐的本能则只有依靠对人肉的厌恶才能得到证明。后来，在饥荒时期里，以至于同一年内出生的所有年轻人都被供给仪式之用，诸如此类的牺牲习俗足以说明，野蛮和启蒙在合理性上只是一步之差。因此，早在神话意义上的民间宗教获得文明形式之前，这种宗教必定会被认为是虚幻的：当系统化的狩猎生活能够为部落提供足够的猎物，并使每个部落成员都略有盈余的时候，如果巫师继续命令把他们的俘虏当作食物，那么，这些启蒙了的猎手就必然会感到大感不解。尽管巫术对牺牲的集体解释完全否认了牺牲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不过，这种言简意赅的启蒙假设，虽然像当代的意识形态一样，曾经一度作为真理而存在，但它毕竟还是显得大幼稚了。因此，最晚近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已，而且它使我们重新跳出了我们以前仅仅站在问一个层次上的认识：即阶级社会的发展欺骗了以住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一再证明牺牲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只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祭祀仪规要比其特定的理性必然性存活得更为久远，而这种必然性本身已经是很不真实的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关于牺牲方面的这种鸿沟，就给狡诈提供了可乘之机。所有祛神话化的过程（Entmythologisierung），都充满了关于无用和多余的牺牲的一系列体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