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科技活动是现代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职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质——专业性与学术性的基本特点。大学的科技体制是其科技活动的制度保证。对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深化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也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国外大学科技体制的一般研究；对国外大学科技体制的发展历程给予简约式的考察。第二章：国外大学科技体制的国别研究：主要是对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现代大学科技体制进行专题研究。第三章：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历史研究；对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发展历程给予简约式的研究。在此之后，转入本论文的核心研究部分：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改革研究。这部分分为四个专题。第四章：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第五章：中国大学科技投资体制改革研究；第六章：中国大学科技机构改革研究；第七章：中国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在深入进行研究后，本论文得出一些重要结论，主要有：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建立“政府一社会一大学”二级三类的大学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科技投资结构，将政府科技经费主要投向大学；指出大学应加强“国家目标”的基础性研究；提出“基础性研究的直接性效益理论”；指出大学科技开发的本质是加快科学技术转移速度，提高科学技术转移比率；指出教学只能培养一般人才，只有与科研结合才能培养优秀人才等。
目 录 总序„„„„„„„„„„„„„陶西平 序„„„„„„„„„„„„„„潘懋元 自序 第一章 国外大学科技体制的一般研究 第一节 科研活动进入大学 第二节 大学科技体制的萌芽 第三节 大学科技体制雏型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节 大学科技体制的完备和扩充 第二章 大学科技体制的国别研究 第一节 美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美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二、美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第二节 日本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日本的国家科技体制 二、日本大学的科技体制 第三节 英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英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二、英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第四节 德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德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二、德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第五节 启示 第三章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历史研究 第一节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雏型期” 一、科学研究思想在大学的确立 二、科技机构在大学的建立 三、新中国大学科学技术工作的调整（1949—1953） 第二节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探索期” 一、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前探索期” 二、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后探索期” 第四章 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第一节 国家科技管理体制 第二节 大学宏观管理体制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体制基本架构 二、宏观管理体制的“缺陷”与大学科技发展的不利 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 第三节 大学科技评价体制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 二、建立“政府一社会一大学”二级三类的大学科技评价体制 第四节 大学科技管理所应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应遵循“科研自由性规律” 二、大学科技管理应遵循“战略方向”和“动力原则”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大学科技投资体制改革研究 第一节 大学科技投资渠道改革研究 一、保持原有大学科技投资渠道的畅通 二、转换思路，增加大学科技投资新渠道 第二节 大学科技投资结构改革研究 一、国家科技投资结构失衡，投入不足与投入效益低下并存 二、解决科技投资结构失衡的对策研究 第三节 大学基础性研究投资比例改革和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研究 一、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的研究 二、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 第四节 大学科技开发的理性思考 一、大学科技开发是一种制度创新 二、产学合作的内部机制和科技开发本质的研究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大学科技机构改革研究 第一节 大学科研机构设置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研究 一、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二、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存在的问题 三、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问题的对策 第三节 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研究 一、中国的发展靠什么 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外比较研究 三、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成绩与问题
四、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对策 第四节 大学科研机构关系模式和特色研究 一、大学的系和研究所关系模式研究 二、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特色的研究 第五节 大学科技产业发展研究 一、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二、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三、大学科技产业发展的建议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中国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第一节 大学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一、关于教学编制和科研编制的划分问题 二、关于教学系列职称和研究系列职称的评聘问题 三、关于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的计算问题 四、关于鼓励个人竞争和提倡团队精神的问题 五、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第二节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研究 一、中国科技奖励制度 二、科技奖励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三、存在主要问题的解决对策 第三节 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人才培养 一、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教师的培养 二、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学生的培养 本章小结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总 序 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方面表现为教学方案的实施，咨询报告的采纳，教育教学理论的实验及其推广等，所有这些，都是就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再把研究成果返回到实践中去，改进和推动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又表现为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不仅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形式，也是实践应用研究的形式。正是在著书立说的基础上，应用研究才得以与基础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雄厚基础。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于1996年2月成立以来，以教研、科研为中心，研究工作稳步前进、逐步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科院在努力通过研究工作推进教育教学实践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一定实际效用的论著。为了使这些论文和专著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达到为繁荣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服务的目的，教科院决定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文库》的形式，予以正式出版。这套《文库》不同于一般的丛书。一般的丛书有相对完整的计划，总共出版多少册、多少字数、多长时间出齐等。《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文库》以出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包括顾问、特约研究员、兼职研究员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主，在保证书籍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的基础上，完成一本，出版一本，没有总册数和总字数的限制。凡纳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文库》出版的书籍，都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性、客观性和创造性的原则，并严格遵守科学研究中的道德准则。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素以开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为提高教育管理效益和决策水平服务，开展教育宏观改革问题研究为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开展教育教学实践领域里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开展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为办院宗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文库》同样也应以上述“四个研究、四个服务”为自己的编纂宗旨。但愿这套《文库》能在紧密服务于北京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同时，也能为促进教育学术的进步、促进教育科学的发展、促进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作出贡献。 陶西平 1997年12月
序 培养人才与发展科学，是现代大学两种主要的社会职能。在知识经济社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和知识的创造、分配、传播、应用的两大任务，都将落在大学的肩上。人才与科技，将在大学校园交汇、融合，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建立高科技产业，从而使大学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 大学以其学科齐全，人才荟集而在科技活动中占优势，尤其是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上，占有不可代替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却往往受制于落后的科技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先进的体制，能够促进科学的繁荣，而落后的体制，却成为科技发展的绊脚石。中国的科技体制，包括大学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前苏联模式而形成的。这种体制，在60年代初，就已暴露其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缺点。《自然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的有关部分，就是企图改正科技体制、大学科技体制若干明显的缺点而制订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即使只是一些小修小改也很难行得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在市场经济积极面的影响下，大学的科技体制，在引进竞争机制、改变投资结构、提高成果转化率、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收到一些成效。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传统思想的阻力，以及市场经济负面的影响，无论在政策导向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人力与财力的投入上、人事制度的改革上，都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同时，为了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又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例如，关于教育产业化与科技产业化问题、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问题、实施“211工程”问题、建设高科技园区问题等等，都与科技体制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研究，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将有利于发挥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有利于科技开发与转化，有利于增加科技的战略准备，使大学能成为科技的知识库、思想库、人才库、“孵化器”。一句话，有利于加强与发挥大学在“科教兴国”战略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作者吴岩博土，曾在大学里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多年，并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科技体制改革设计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酸甜苦辣的体会。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日英德等国的科技体制及其改革动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于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现状与改革，从国家主管部门到大学教师和科技管理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专访。在占有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做全面的整理与深入的分析研究。全书大体分为两大部分：第一至第三章，是中外科技体制的比较研究；第四至第七章，分别研究大学科技体制中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机制设置、人事制度的改革。由于作者对科技体制的掌握较全面，对存在问题看得较准较深，因此，所提建议比较中肯。例如，关于建立国家科技决策组织，以统筹包括大学科技在内的科技政策、规划与资源分配；建立二级三类大学科技评估体制，变单向指向式为双向反馈式；改革科技投资结构，认为国家科技经费应主要投向大学等，都是有理有据的见解；其次，能提出一些精辟
的论点。例如，提出“基础性研究的直接性效益理论”，论证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包含基础科学在内，从理论上纠正了基础科学无经济价值，从而重应用技术、产品开发而轻基础研究的偏向；论述大学科技开发的本质是加快科技的转化速度，提高科技转化的比率，批判“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错误；提出教学只能培养一般人才，只有与科研结合才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论点，阐明教学与科研在培养人才上的统一性。这些建议与理论，无疑对科技决策与科技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78年中国大地迎来了第一个科学的春天，那么，世纪之交，中国正迎来第二个科学的春天。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为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增添一点春色。 潘懋元 1999年6月10日
自 序 “科教兴国”作为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一百多年近现代发展史上历经屈辱、磨难后，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共识。不发展教育和科技，不足以振兴国家，而教育和科技如果不能适应振兴国家的要求，则有愧于它担负的崇高使命。由于现代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职能之使然，中国大学在“科教兴国”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担负着教育兴国和科技兴国的双重重任，，而大学的科技体制是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发展创新性科技的制度保证，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才的质量和科技的水平。基于此，我在大约10年前就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工作和研究中一直悉心加以“揣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心得。 撰写《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论》，我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是想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方面作一尝试；二是想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方面作一尝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科技活动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广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管理工作者，以及对科技活动进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对于大学科技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笔者近几年来在梳理对大学的科技活动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和专著时发现，这些论文和专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册性的工作研究；一类是概论原理性的理论研究。实践不能提升为理论，理论难于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始终是一个难点，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书立题的最主要的动机和所要达到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在大学科技体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改革研究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力图取得一些能对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具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并在相当程度上较好地解决理论没有来源于深厚的实践生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不足。 为此，笔者曾做了长期、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有：迄今为止，笔者曾在一所综合性大学主管全校自然科学科研管理和科技开发工作达十余年，对100多所高等学校进行过实地调查和专访；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美国、日本、中国高校科技体制及政策的比较研究》；承担了国家教委“七五”教育科学重点项目《高等学校管理》（专著）中“科学研究管理”的研究和撰写；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中“高等学校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对策研究”的研究和撰写；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02号课题《29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专著）中“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进步”的研究和撰写；特别是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对46所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类别的高等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所、系和科研（技）处、产业处、开发公司以及教育部科技司、科技部火炬办和中科院科技政策局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研究和专访，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在原有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对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国家科技体制和大学科技体制作了大量、系统的国别研究，形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研究》。答辩委员会在对论文的评价中认为：“这一选题明显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填补了国内这
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以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上、下）（上册：1984年7月第一版，下册：1985年2月第一版）为标志，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建立。15年来成绩斐然，其主要表现在：已公开出版冠以“高等教育学”字样的专著十数部；公开发行和内部交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百余种；建立了一支世界上人数最为庞大的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研究队伍。进入90年代，随着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对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问题也被提到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日程上，学科建设研究日渐成为一个热点并持续至今。探讨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等属于元教育学范畴的文章很多，也取得了许多有创意的阶段性成果。但作为一个曾以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笔者深知高等教育学尚属一门幼稚学科，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还很不成熟、很不深入。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是对高等教育学赖以生存的高等教育实践的认识不够深，把握不够准，而这恰恰是高等教育学存在、发展的养料和基石。针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一时徘徊不前，难有大的突破的局面，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会长潘懋元先生，在1997年4月天津召开的第四届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年会上，号召理论工作者对学科建设研究暂时放一放、降降温，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去，在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后再回头进行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学之所以能与普通教育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在于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就是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和学术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即精英（英才）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但入学人数占适龄总人口的比率上升只是公民享有接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专业性和学术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区别的质。而要保持其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最根本途径只能是进行科学研究。从教育的功能上看，普通教育具有传承文化的功能，而高等教育除此之外还有选择、批判、创造文化的功能，特别是文化的创造功能是高等教育所独有的。而要保持其文化的创造功能的途径也只能是进行科学研究。从高等学校的职能上看，高等学校具有三大职能：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发展科学技术；三是直接为社会服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现代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方法，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培养优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不可或缺的手段。教育部曾呼吁大学要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以便于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立足于国内培养。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是二战后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学校自身发展共同需求所使然。而高等学校要完成这一职能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有高水平、高质量的物化和非物化的科技成果。而其来源只能是高等学校开展的科技活动。科学研究在三大职能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上至“培养人才”，中连“发展科学技术”，下达“直接为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专业性的保持，决定着高等教育文化创造功能的实现，决定着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完成。而决定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无疑更为基本和至关重要。但以研究
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论问题为己任的高等教育学对此的研究却较为空泛。以大学科技体制为题目的专著寥若星辰，专门研究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专著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对于中外大学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专题性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本书的基本脉络。相对于大学的教学体制来说，大学的科技体制是一个与教育外部的联系更为紧密和直接的开放系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高等学校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则更晚，第一个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1926年建立的交通大学工业研究所，至今不过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源于学习西方，走过了从模仿、借鉴到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历史过程。基于此，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中外大学科技体制发展的历程给予了简约式的一般研究，之后对于当今代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代表大学科技体制不同发展模式的美、日、英、德大学科技体制进行了国别研究，然后，进入本书的核心研究部分——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在这部分研究中又将科技体制分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科技投资体制改革研究、科技机构改革研究和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四个专题。由于大学的科技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精深的活动，从学科上涉及理、工、农、医等；从类别上又有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发展研究；相对于其他体制改革来讲，科技体制改革是最复杂同时又是最具科学性的。大学的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与教育内部诸要素相联系的，尤其是与教学工作联系最为密切的改革领域。同时，它与教育外部的联系比起教学活动来说更为紧密和直接。因此，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本研究中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 另外，为了不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产生歧义，特在此对本书中所指的大学和科学技术加以说明。本书中的大学是指理、工、农、医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书中的科学技术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软科学及技术，不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
第一章 国外大学科技体制的一般研究 近现代大学建立的前提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分化成数门独立的学科；近现代大学建立的标志是：（1）自然科学的独立学科引入课程；（2）科学研究引入大学。1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源于学习西方，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不断向国外，尤其是向西方大学学习、借鉴的历史。基于此，要想研究现代中国大学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脉络，就必须溯本求源，对西方近现代大学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特别是对在历史和当代曾经或正在起着示范性或代表性作用的德、美、英、日的大学进行具体分析考察，继而理清中国近现代大学科技体制从模仿、借鉴到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备体系的演进历程，从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提出建立适合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进而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支持和支撑作用的中国大学的科技体制模式。 第一节 科研活动进入大学 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的发展，同时，德国的采矿业、冶金业、贸易及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探险活动导致了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需要科学，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宗教神学和各种旧势力的罗网。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首先举起科学的旗帜，提出日心说，并于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创立。 为了培养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力推行人文主义教育，近代科学的创立又为新人文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要求，人文主义教育的广泛兴起不但使中世纪后期建立的大学获得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许多新的近代大学。如：英国1582年创办了爱丁堡大学；爱尔兰1592年创办了达布林大学；德国1402年创办了魏兹堡大学，1409年创办了莱比锡大学，1471年创办了慕尼黑大学，1527年创办了马尔堡大学，1582年创办了维尔兹堡大学，1694年创办了哈勒大学，1737年创办了哥廷根大学；俄国也在1632年创办了基辅莫吉廖夫学院；这些新创立的近代大学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但大都设立了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同时，为了建立和宣扬新思想、新学说，许多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献身于科学事业进行科学研究。由于大学里图书资料丰实，还有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氛围和土壤，在哥白尼学说的影响下，许多分散的个体研究活动在大学里广泛兴起。这时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大学里从事科学研究的，例如：奥地利数学家波依巴赫（1423—1461）、德国天文学家阿皮安（1495—1552）、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1499—1557）、德国数学家雷梯库斯（1514—1574）、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 1这里的科学研究是指分散的个体的科学研究。
家伽利略（1564—1642）、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荷兰数学家斯内尔（1580—1626）、法国天文学家皮卡尔（1620—1682）、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华利斯（1616—1703）和牛顿（1642—1727）等等。 在这个时期的大学里，虽然高等教育机构仍表现为传统大学的组织、管理、甚至系科结构，如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一如从前，但决定大学根本特征的课程内容已有了很大的改革与更新。数学、物理学、化学、细菌学、植物学等已独立进行专门讲授。由于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各门自然科学已明显地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们开始大量采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如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设计了自由落体实验和斜面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原理；医学和生物学已广泛采用解剖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和动植物的结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实验科学理论，实验研究从此逐渐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为了学术交流的需要，自发地成立了一系列进行学术交流的科学团体。如1560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创立的“自然奥秘学院”，1603年在意大利圣诺伦拿创立的“林河学院”，这种科学团体当时在意大利有170多个。英国在培根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于166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此后法、德、俄等国都先后建立了科学院。这些科学院在当时只是一种学术交流团体，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国家科研中心。这些学术团体的建立，为来自大学的科学家提供了开展学术交流的场所，为分散的个体研究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过渡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已进入大学，但这种科学研究是以分散的个体的研究方式而开展的，科研主要是为满足教学内容、支持学术观点的需要，科研只是本能地与教学相结合，科研只是教师凭爱好、兴趣而进行，尚无固定人员编制、尚无有目的有规则的组织、尚无校内的固定研究机构、尚无校方的经费支持等科技体制的最起码的条件。 第二节 大学科技体制的萌芽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活动从分散的个体形式逐渐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发展，其功首推最早确立科学研究为大学职能的德国大学。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作用仅限于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即使有一些分散的个体的科学研究，也只是教师们个人兴趣、爱好所致，科学研究无论如何谈不上是大学所应担负的主要任务，无论是赫赫有名的牛津、剑桥大学，还是古老的巴黎大学，概莫能外，德国大学同样如此。大学对新的科学持排斥的态度，大学教授不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不必从事科学研究，甚至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就德国而言，经过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再处于进步的状态，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机构。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甚至以自己在这样的大学工作感到耻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大学率先在18世纪进行改革运动。 德国最早提倡现代科学和研究的大学是哈勒大学和稍后成立的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创
办于1694年，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其主要特征：一是采纳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二是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理性主义哲学家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是“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虔诚派神学家弗兰克（A．H．Francke）在哈勒大学任教三十多年，他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虔诚信仰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正是他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启蒙哲学大师沃尔弗（Christian von wolff）一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哈勒，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他是创建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正是以上三人的努力，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成为18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2 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7年，它既是效仿哈勒大学的产物，又是哈勒大学的对手，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哈勒大学，因此有人认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德国教育史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说：“哥廷根大学不同于别校的优点，是该校使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有经济充裕的设备和富丽的图书馆，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3 哥廷根大学的创办人闵希豪生（Cerlach Adolf Von Munchhausen）曾在哈勒大学学习法学，长期担任汉诺威政府官员。他终生关心大学的发展，亲自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和科学学会，他用高薪和优良的条件吸引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短短的时间里，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哥廷根大学建立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医院等，其图书馆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如此优越的条件，使学生进行了更多的独立阅读，更使教授进行了较多的有独创性的研究。 哈勒和哥廷根大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按照哈勒和哥廷根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学术自由、注重科学研究等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特征都已显现端倪。然而从整体上看，德国大学仍远离时代的要求，科学研究充其量只是大学的副业而已，并非对每个教授的要求，更非大学的正式职能。真正使德国大学焕发生机，进而对全世界大学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完成于19世纪。 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以许多大学教授为代表，墨守古老的和保守的思想，认为教育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第二种主张以源于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实际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极力强调以对职业、邦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青年。功利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邦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第三种主张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更主观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认为教育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的潜力，强调语言学、古典学 2贺国庆：“近代德国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展和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第8—16页。 3 鲍尔生著，藤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第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最终新人文主义思想取得了支配地位。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库勒、赫尔德和歌德等。而将新人文主义的理想贯穿到大学改革中，是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费希特（1．G．Fichte）三人在创办柏林大学中完成的。后二人被誉为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而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的洪堡则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洪堡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后又结识歌德和席勒等人，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809年，担任教育厅长的洪堡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终于将柏林大学的新理想付诸实施。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一是学术自由，二是教育与研究的统一。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在教育史上，洪堡是提出大学教育应当与科研相结合的第一人。他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能够称为大学水平。同时，洪堡反对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要求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所谓“纯粹科学”，这种思想支配德国大学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柏林大学一开办，即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貌，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新校风。柏林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甚至是第一位的职责。鲍尔生说：“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学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的最有能力的教师。„„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4 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新大学采用了开设讲座的制度。为鼓励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方法，即高年级学生和优秀生在教授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学课题。习明纳成为“科学研究的养成所”，成为培养优秀学术人才的摇篮。到19世纪中期，科学研究精神已在德国大学稳固地扎下根来。许多伟大的发现者和学者认真而热情地从事研究活动，如历史学的开创者柏林大学教授兰克，实验化学的创立者吉森大学教授李比希，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yon Homboldt）等。 1820年到1870年德国大学科学的新精神是通过习明纳和研究所而体现的。在1850年以前的习明纳多由个人举办，并未经邦政府承认，往往随着举办者的去留而废存。19世纪中叶以后，由邦官员支持设立的永久性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主流。从规模上看，由于得到政府的承认和资助，习明纳和研究所一改过去由个人举办时的做法，即课程由个别教授开设，少数几个学生定期集中在一起（常常设在教授家中），解释难度较大的课文，承担和报告独立研究的课题，从中得到教授和同学的点评。1840年前，许多教授不得不自己支付研究经费，如吉森大学的李比希就曾自己花钱购买世界上第一个用于教学的化学实验室的设备。而得到政府支持下的习明纳，不仅有了专门的指导者，还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稳定的经费来源。1840年以后，政府大大增加了对习明纳和研究所的投入。1820年柏林大学用于 4 鲍尔生著，膝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习明纳和研究所的经费为37500塔勒（德国当时的一种银币名），1870年达到375500塔勒，50年增加了10倍。在1880－1907年间，由普鲁士文化部高等教育处负责人阿尔特霍夫（P．Althoff）在9所普鲁士大学帮助建立的习明纳和研究所就多达176个。5 这一时期习明纳和研究所发展最快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如1860—1914年间各大学医学院至少创办了173个研究所，其中许多是为新的学科开设的。这种快速增长反映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美国教育史学家麦克莱兰（C．E．Meclellan）对此评价说：“作为学术和发现中心的德国大学的荣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有生气的机构。”6 近代大学科学研究职能是在德国起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对美、英、日、法、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丹麦、挪威、瑞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建立、发展的作用也极大。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也大量吸取了德国的经验，将大学看作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在北大创立研究所。短短的时间，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并且北大由此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重视科研的校风影响至今，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学。 从1814年起第一批4名美国学生赴德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柏林大学前后接纳的美国学生就超过五千人。他们回国后，便把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1876年一开办就体现了与传统英式学院不同的特征：重视研究生教育而不是本科教育；重视科学研究而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科学研究成为每个教授的职责。为了鼓励高深研究，霍普金斯大学引入了德国大学的讲授法和习明纳制度，大学还特别注重实验室方法，重视图书馆的功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霍普金斯大学成为享誉世界的名校，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卡特尔（J．M．Cattell）1926年调查发现，当时1000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243人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在它成立的20年内，美国60多所大学和学院中每校都有了3名或3名以上的教师在霍普金斯大学取得过学位。7 有人称霍普金斯大学是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 长期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一直为牛津、剑桥两校所垄断。两校恪守传统，崇尚古典学科，拒绝新科学和科学研究，以致培根、洛克、达尔文、斯宾塞和穆勒（J．S．Mill）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都非大学出身。有人说，在1830年以前，“英格兰没有科学专业，也没有任何从事科学事业的机构”8。还有人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而来的。尽管有了波义耳和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古老的大学中生根。1820年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ell）赴德访问后，倡导在伦敦设一所新大学，八年后，伦敦大 5 C．E．Mecllmd：State，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P．28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C．E．Meclland：State，Society，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P．28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HOhn S．Brubacher，Willis Rudy：Hig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ty of Amerci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1636—1976，P．176，Harper ＆ Row，publishers. 8 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1100—1914, P．128．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r,1984
学学院诞生。该校完全世俗化，开设多种课程，注重现代科学和技术。1830年，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发动了一场促使大学承认自然科学的运动，1839年，英国学生普莱费尔（Lyon Plafair）来到德国吉森大学，随李比希学习，随后将德国的学术生活方式介绍到英国。1845年，李比希的学生、德国化学家霍夫曼（A．W．Von Hofmann）被聘为皇家化学学院首任院长，他将德国大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T．H．Huxley）十分推崇德国大学，认为德国大学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学者团体，是真正的大学，他甚至说德国一所财力不足的三流大学在一年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财力充足的英国大学在十年中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他认为改变英国大学落后局面的关键是扩大大学的职能，开科学研究之风。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用七个月的时间考察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的教育状况，1868年发表《大陆的学校和大学》。其中有关德国的部分1874年冠以《德国高等学校和大学》的书名重新发表，他断言：“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两者兼而有之。”9 在德国大学的冲击下，英国新成立的大学最先引入科学学科和研究。一向顽固保守的牛津、剑桥两大学也被迫改制，1855—1860年间，牛津建立了许多现代科学实验室；剑桥于1871年建成著名的世界上第一个基础科学集体研究机构——卡文迪什实验室（初创时称为德文郡物理实验室）。到1880年，科学研究之风已盛行于英国大学之中。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贝尔纳在30年代曾说，在英国完成的基本科研工作约有五分之四是在大学试验室里进行的。对大学说来，科研工作即使不比教学更为重要，起码也是同样重要。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同时大革命的胜利也促使法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变。大革命后，资产阶级的国民公会关闭了所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由神、法、医、哲学等系组成的22所传统大学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的专门学院、综合理工学院、高等师范学院等；以进行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法兰西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科学和文学研究所。专门学院大都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中心，以传授的主要科目命名，例如，以传授纯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化学和物理学为主要科目的数学、物理专门学院，以教授基础战术、战略战术和军事行政为核心内容的十多类专门学院。综合理工学院主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以冶金、筑城学、建港、架桥、修路、制图等为主要学习内容。而高等师范学院则主要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法兰西学院着重人文和一般科学的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则以自然史、生命和地球科学研究为主。在19世纪60、70年代之前，法国的科研机构基本上不从事教学，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纯粹或实用的科学研究以及其他与科研有关的活动上。在相当长的时期，法国教学与科研各成体系，相互独立，形成了与德、英两国不同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离的鲜明的“法国模式”。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影响下，在专门学院中才开始设立研究机构，但进程缓慢。法国这种在高等学校之外设立专门的科研机构来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做法，对 9 Matthew Arnold：Higher．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Germany，P．152，Macmillan and Co．, 1892．
俄国以及后来成立的苏联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中国由于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因而“法国模式”对中国后来的科技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像本·戴维（Ben David）在《科学与教育》中所论述的：“在苏联，大学、职业专门学校与其他各种研究机关之间的分离表现得比法国还要明显。苏联的研究组织和财政主要集中在国立科学院，在法国，则是集中在诸如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之类机构之中，两者实质上并无区别„„法国和苏联在学术上威信最高和最具权威的人土并非在大学之中，而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10 大学必须开展科学研究的思想之风也吹到日本。1886年，日本政府在其颁布的《帝国大学令》第一条中指出：“大学的目的在于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其应用，以及探究其学术的奥秘。”其中还规定：“大学可设置本科大学和研究生院”，大学本科“讲授学术技艺及其应用”，研究生院则“研究高深的学术技艺”。这就从国家法规上具体规定了大学具有教学与科研两种职能和任务。 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大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专门的科研机构和大量教学、科研用的实验室在大学开始建立，虽然分散的个体的自由研究仍在大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但已开始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方向发展。 2．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和任务之一，不但大学教师，而且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也参加科学研究。 3．政府和校方开始提供经费，鼓励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研究。 尽管科学研究已成为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各国对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地讲，科研是作为完善高等教育本身的手段。用来提高师资水平和培养人才的质量，而未考虑到发展科学技术，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大学里陆续设立了许多科研机构，师生也比较普遍地开始接触科学研究，政府及校方的经费也开始投向科学研究。但整体上讲，科研活动规模小，仍以个体或小群体为主，科研仪器设备仍以为教学实验服务为主，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更谈不上，因此，作为大学的科技体制的雏型尚未建立，只是处于朦朦胧胧的萌芽状态。 第三节 大学科技体制雏型的形成和发展 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前，科学技术发展属“小科学”时代。所谓“小科学”是指：（1）所需经费、科研人员数量较少，以分散的个体和小规模的集体为主要研究组织形式；（2）科学以分化为主要发展形式，即科学以专门化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为主要特征。 在这个时期，大学科技体制的雏型逐步形成并得到充实和发展。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10 福涛博士学位论文：《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第169页。
Aft），把国有土地赠予各州兴办从事农业和机械技术教育的农工学院，以培养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以“赠地学院”为核心，美国还首先在农业方面确立了“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体制，对美国农业现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1904年，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R．Vanhise）就任维斯康星大学校长，他积极推进大学与企业界的合作，在他领导的14年内，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了“大学推广部（University Extension），通过该部设在各地的“地区推广中心”（District Centers Of Extension Teaching），为企业职工提供短期课程。学校还成立了公共福利部（Bureau of General welfare），负责解答企业提出的各种问题。学校的各种实验室还为企业提供检验土壤、矿石、燃料和水等方面的服务。 1862年，耶鲁大学开始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在对德国模式进行了重大变革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了研究生院，成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该校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创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最慷慨地促进一切有用的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靠其能力而献身于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11 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大学等先后成立了研究生院。创办研究生院的最初目的是在对大学毕业生进行高级培训以便胜任各种职业，但研究生院的建立，实际上使得从事科学研究成为大学里任命学术性职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科学研究已成为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各大工业公司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实验室，开展适应于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应用研究。这一潮流给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以极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工业公司也看到了大学所拥有的巨大的科学技术潜力，联合起来向大学投资，扶持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一些力量较强的大学开始建立一批实验室和科学实验站（以农业科学实验为主），大学的研究开始进入有组织的集体研究阶段。1915年到1930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对化学工程系的教学计划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当时化工生产的需要。一些工业公司也对该校的应用化学实验室给予了资助，以便开展符合企业需要的研究。2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开展跨学科研究，解决基础科学中的重要问题，而洛杉矶和帕沙第纳的工业部门、大的私人基金和一部分私人企业也提供了一定数额的资助。美国政府也开始向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支持。但直至二战前，美国政府每年给大学的科研经费总共不足5000万美元。大学的科学研究具有“小科学”时代的典型特征。 1871年，英国成立了以“调查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为目的的德文希尔委员会，就如何加速发展英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寻找对策。根据这一报告，英国对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包括设立一些拥有完备的实验室和实验工厂的新型工科大学，并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采取新的措施加强科研工作。这个委员会提出的大学改革的宗旨是：①科学研究应是大学的主要任务；②大学应是培养受过高深教育的教师、科学家的场所；③为达到上 11 陈树清：“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外国教育动态》，1982年第1期，第16页。
述两个目的，大学必须立即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更新设施。在这一时期，利兹、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和费拉德尔菲亚等新型大学发展成为英国的科研中心。牛津、剑桥两大学为改变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状况，也相继建立了研究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大学的科研人员运用流体力学、材料力学和阻燃化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促进了英国飞机和舰艇制造的发展，当然，这个时期的大学科技活动仍然是小规模的，以30年代卢瑟福领导的著名的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例，研究人员不过20余人，年度经费不过2500英磅。 由于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许多学科已开始或已经建立起较完善的理论与实验体系。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的发展的联系已日益加强。大学里学科设置比较齐全，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力量较强，实验仪器设备较为精良，科学研究也不仅仅只为教学服务，也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也日感兴趣。大学里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不同学科的科研机构也尝试进行合作，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协调、管理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对科研课题的立题、计划执行、成果认定、评价及经费使用情况、仪器设备的分配、使用和管理都有了一些管理办法和规则，大学里的科技体制的雏型已经建立并日臻完善。 第四节 大学科技体制的完备和扩充 从二战开始至今，科学技术发展逐渐进入“大科学”时代。所谓“大科学’’是指：（1）所需经费、科研人员数量庞大，以大规模的集体研究为主要研究组织形式；（2）需要严密的管理办法、完备的管理机构和高水平专业化的管理人员；（3）需要跨学科、跨行业、跨国进行合作；（4）科学技术急剧分化形成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急剧综合形成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技术的不断综合和科学的不断分化相结合，形成了以综合化为主要标志的“大科学”时代特征。 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科学”时代，大学的科技体制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1．科技管理体制日臻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制度化；2．科技经费的高速增长；3．科技机构的数量急剧增加、规模日益庞大；4．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水平的科技队伍；5．大学基本职能的扩展。 大学宏微观科技管理体制的制度化是大学科技体制进入成熟发展时期的最重要标志。以美国为代表，以二战为契机，大学科技管理体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大学崇尚大学科学研究应该不包括有功利作用和实际应用目的的科研计划，应该是“纯科学’；的研究，仅是为了启人心智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美国大学“威斯康星”思想为主流的与社会生活联系更紧密的做法逐渐地取而代之并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大学的中心也从德国移到美国，正像美国教育家、政治家康南特（James B．Gounant）尖锐指出的“德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那是在19世纪。” 在二战期间，为了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为大学提供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在许多大学建立大批大型实验室，几千名大学里的教授、科学家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共同进行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像“曼哈顿工程”技术负责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总结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经验时指出的“使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同样也可以说，如何科学地指挥、组织、协调科学研究本身，使之更为有效、更多地出成果出入才，不仅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是决定高校办学效益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60年代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总负责人韦伯博士在总结经验时说： “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管理。”经过战后50、60和7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跨国的、多国的科研项目的国际合作更是进入一个新的境地。科学的组织、协调、管理更为重要。在这种更为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中，各国大学科技体制在注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逐渐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大学内部的科技管理体制又各具特色，形成了“哈佛模式”、“牛桥模式”、“东大模式”„„ 大学科技体制进入成熟发展期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大学的科技经费高速增长，经费来源主渠道政府化，大学科技机构数量和规模庞大，具有了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以基础性研究为基础，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合理配置的科技大军。二战期间，美、德、日各国大学的大批教授和学生被组织参加战争武器的研究，国家拨付大量的科研经费。战后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科学研究又经历了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黄金时期”和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期的“贫困时期”和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国际化时期”。以美国为例，战前美国政府向全国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不足亿美元，而1996年政府拨给大学的科研经费为亿美元，即使半个多世纪间，前后美元币值大不相同，也仍可见到差距之大。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1957年至1967年，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平均每年增长17％，基础研究经费增长更高达％，专职科研人员从4万增加到7万，博士生每年递增30％。12 大学科技机构装备精良，规模庞大，成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1984年科研经费达到亿美元，其中林肯实验室年度经费为亿美元，细胞融合中心、核科学实验室、电子研究实验室、磁学实验室的年度经费也达到2500万美元、1840万美元、1080万美元、940万美元。199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研经费已达亿美元。美国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科技人员的53％在大学，1989年大学共有研究与发展（R&D）人员17万多人，美国大学集中了美国乃至世界上最优秀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世界各发达国家，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 二战后，大学基本职能的扩展为大学科技体制的完备和扩充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大学的科学研究从“雏型期”的以为教学服务为主要目的发展到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并行不悖，在此基础上根据大学三大职能的确立，大学的科学研究又具有了新的任务和作用。更加紧密地与地方、国家、国际经济发展相结合，并发挥直接性的作用。这种职能的扩展已迫使大学从仅为大学科学研究服务的闭合的科研体制转变到具有更为丰富内容的开放的科 12 匡兴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27页。
技体制，从而适应新时代对大学提出的更多、更高、更生动的要求。 第二章 大学科技体制的国别研究 第一节 美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美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美国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联邦制。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美国科技体制的政治基础。美国尊重科学、崇尚技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受到宪法保护。1995年美国有人口亿多人。美国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统计，美国1992年发表的论文达万篇，占当年世界科学论文总数万篇的36％，从1945年至1996年全世界共有200多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美国有175人，占60％以上，美国的重大发明占世界总数50至60年代为80％，70年代为60％，80年代为50％，美国有“发明国家”之称；经济学家认为1929至1964年美国经济增长中，有45％应归功于科技创新。美国的科技成就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强有力支持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军事、政治强国，这是美国政府、工业界和社会有识之士承认科技和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结果。美国研究与发展（R&D）经费绝对值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相当之高，如表2－1所示： 表2—1 美国研究与发展（R&D）经费情况表 年份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R＆D经费（亿美元） 839 1093 1231 1420 1508 1608 1662 R&D/GDP 资料来源：《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科学技术数据袖珍手册》美国科学基金会科学资助研究处出版、《Outlook in science Policy》Vol．18，No．7 July/August，1996。 美国的科技体制同其政治体制一样是多元化的，立法、司法、行政从不同角度干预国家科学技术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管理。行政系统管得最多，立法机关次之，司法系统最少。美国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实行分权管理，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与政府无关，恰恰相反，政府是采取经济手段和颁布法令对全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工作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鼓励、引导、控制、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在研究管理和工作实施上各自独立，由此形成了彼此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三大科研系统。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美国科技体制的构成相当复杂，是一种“有秩序的紊乱”。美国这种科技体制的特点是散而不乱，管而不死，灵活性大，应变能力强，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性、创新性和竞争性。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科技体制的这种分散性
也呈现出它不足的一面。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也认识到要想保住美国在世界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高度分散的科技体制已不适应美国当前的形势需要，它不利于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和目标，不利于制定比较长期的科研计划，不利于统一调配国家的科学技术资源，不利于使政府对科学技术资助更富预见性，不利于增强美国的工业竞争力以对付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因此，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宏观管理，扩大了政府职能，使科技体制从高度分散向集中协调型有所发展。但分权管理的传统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从根本上说美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是多元化的，如图2—1所示的是美国科技体制的基本框架：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科技体制由五部分组成：1．白宫科技咨询系统；2．国会的科技机构；3．联邦政府的科技机构；4．工业企业的科技机构；5．大学的科技机构。 值得着重说明的是1993年11月23日克林顿总统签署总统令成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这是一个与现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相平级的科技决策机构。它由总统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商务部长、卫生部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航宇局长、环保局长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其办事机构为OSTP。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对预算分配提出建议。这就使科技决策机构不仅进入了政府最高决策层，具有了最高权威性，还实实在在地赋有了预算分配建议权。 二、美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199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3545所，在校生1360万人，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1525亿美元。其中约有450所能授予博士学位，其中150所被称为研究型大学。1995年美国的高等院校为3632所，在校生1401万人。13美国的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或者说美国的大学中心任务有两个：培训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美国的大学承担着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任务，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整个欧洲。以诺贝尔奖为例，1946—1981年英国有38人，法国有6人，德国有13人，而美国就有109人，其中的80％的人在大学，1993—1996年4年间美国有25人获诺贝尔奖，其中23人来自大学，美国的大学被称为“科学家之家”。 图2—1美国科技体制基本设置示意图 13 “1995年美国高等教育统计（年报）摘译，“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5/10（总第46期），第3—5页。
1．美国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 美国的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都实行自主管理，没有统一的办学要求、政策或规模。美国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也是如此，没有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进行管理。 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科技研究发展计划。政府与大学没有直接的隶属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更多地是以经济、法规、政策的手段来对大学施加影响，以使大学的科技活动与美国的整体发展相一致、相适应。政府通过给大学科研项目的多少、拨款额度的大小，政府建立大学里的科研机构的数量和颁布有关的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等软的而非强硬的行政手段来对大学进行间接的、宏观上的有效管理。并且吸收大学里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越而成名的教授们以不同方式为政府各机构工作。如吸收大学的有关人员参加政府组织的同行评议小组，就他们本专业的基础研究项目是否应获得资助提出意见；吸收大学有关人员参加政府各委员会的咨询工作，针对各类问题提出建议，包括长远科技战略和各科技领域的资源分配；聘请大学的有关人员担任政府的政策顾问。通过这些措施使政府能够倾听大学对国家和大学自身科技发展的意见。同时，政府通过对科研项目的分配，科研经费的拨款，科研机构的建立．重要成果的采购以及签订重大科技项目合同等对大学科技活动进行规范，在此框架下让大学放手进行自由的科技活动。 美国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美国大学与工业在科技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的联系和合
作。 开展咨询服务。各大学的系都准许、鼓励教授们每月有几天在从事科技活动的公司做咨询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类活动对双方都有利，公司一方可以从中获及新思想和新见解，学校一方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商业经营方式，使学校的科研成果既能满足研究者个人和专业上的需求，又能应用，为社会谋福利。 大学工业合作研究。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让大学教授在工业界进行短期的合作研究。为此，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一些暑假专题计划提供资助。此类计划是一项由大学和公司双方就某个有研究价值的项目所达成的协议，科研成果可自由发表，不必担心要对所有权进行保护。但这项计划实施并不顺利，其原因是进行这类活动的年轻科技人员又在为竞争终身教授而努力，他们能否得到这一职位取决于资深教授对其科研成果质量所作出的评价。因此，他们很可能不愿冒长时间脱离系里工作的风险。第二种形式是通过拨款或合同方式从公司获得研究经费。这类研究经费在大学获得资助的经费总额中并不占很大的比例，但在促使大学和工业界更密切合作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某项科研成果有产生重大发明的可能性，公司就会为提供的财政资助寻求专利权，而大学无疑会坚持公开发表成果的自由，这就需要双方进行协商或事先对此约定。 在大学建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这类中心基本上又可分为两种类型：①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出“种子”钱，吸收工业公司参加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大力承担工程研究、教育与工业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侧重研究那些既有工业价值，又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一般研究领域，为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跨学科研究机会。因此，工程研究中心同工业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实施这项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类中心有可能促进当地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进而推动本地区的工程教育和研究活动；②吸收工业公司赞助的大学——工业联合体。它们主要财政来源是参加联合体的赞助公司集团，每个成员每年提供一笔经费，集中起来用于核心研究计划，其研究成果开始只转让给联合体成员，6—18个月后，全部研究工作最终以文献方式公开发表，知识产权属大学，但联合体成员有权免费使用许可证。 由大学在校园内或附近建立“大学研究园”。这是大学——工业合作的高级形式。它是大学和企业在资金、设备、人才、知识方面共享的，相互依存与促进的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一体化组织。这类组织在美国大量出现，成为一种竞争优势。 大学校内的科技管理体制。美国大学校内科技管理体制五花八门，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四类：①学校设立专门委员会来领导科技工作，委员会由校长指定。委员会的任务是选择和审批研究课题并抽查执行情况，科研项目负责人或者执行者向委员会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委员会只负责研究本身，其他一切问题，诸如设备、工作场所、人员等均由学校行政当局解决。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卡内基理工学院都采用这种办法进行管理；②一些大学配备专职的科研领导，他们的职责是督促检查根据合同进行的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以及解决科研上和行政组织上的问题，这种职务一般由从事行政领导的人，例如系主任来担任。加利福尼亚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采用这些管理方式；③有些大学则通过签订合同委托专业公司或非营利研究机构来代管科研工作。这些大学有的是由学校出面，有的是由系出面签订合同，采用这种方式的有伊利诺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等；④有些大学不设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工作期限的确定以及研究工作的执行都由教师自己来做，研究工作的后勤供应由学校行政当局解决。这种大学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等。 2．美国大学的科技机构 美国大学的科技机构大体可分为四大类：①各院、系实验室；②独立的研究所；③政府在大学设立的各种研究中心；④工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机构。 院、系实验室：在美国，许多大学的研究工作是与教学密不可分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由各院、系的教师、研究生、博士后组成的研究组在院、系实验室里完成的。例如，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分部就有7个系和2个跨学科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物理化学到古生物学的广泛研究，其生物科学分部就有20多个系和研究中心，从事分子遗传学到进化生物学，从免疫学到解剖学等的研究。据统计，美国大学中约有6000多个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实体。 独立的研究所：在有些研究领域，由于设备日益复杂和昂贵，研究人员和操作人员较多，往往设立独立的研究所。它们在组织上脱离了各系的领导，由校一级进行领导和管理，有些大学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甚至设在校外。在这些研究所里，除了部分教授和其他教师兼职进行研究外，专职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另一个特点是这些研究中心是跨学科研究机构，汇集了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技人才共同研究一些综合性的课题。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设立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空间科学中心等，伊利诺斯大学设立的微电子中心、材料研究实验室、生物技术中心等都是跨学科研究机构。近年来，大学设立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而且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大学研究发展中的重要趋势。 联邦政府设在大学的研究中心：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和利用大学的研究潜力，促进政府与大学和工业的合作研究，加速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继在大学设立各种研究中心。例如：联邦资助发展中心（又称：联邦合同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科学技术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等形式。 联邦资助研究发展中心（FFRDC）：主要靠政府拨款，以完成某些特殊目标，或在某些领域提供研究和训练设施。这些中心的设备一般由政府所有，但研究中心由某一大学或数所大学组成的大学集团进行管理，大学在人事管理和工资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权，其研究人员多是专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二战至1990年，联邦政府设在大学的这种研究中心有19个，例如，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贝实验室，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等。能源部设在大学的研究中心最多，规模最大，其所资助的研究经费占75％左右。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ERC）：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设在大学的专门从事工程科学研究和教
育的新型科研机构，它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创建工程研究中心的目的在于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解决美国工业面临的重要的工程技术问题，如复合材料制造技术，机器人，生物技术，微电子在工业中的应用等，同时促进工程基础理论的发展。工程研究中心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组织筹建并提供资助，由大学或大学集团进行管理。每个工程研究中心在5年内可以从政府得到1000万—1500万美元资助，同时也鼓励工业界对研究中心提供资助。从1985年开始兴建，到1994年已建成21个。如设在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工程设计研究中心，由杨伯翰大学和犹他州大学联合兴办的先进燃烧工程实验室，设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微电子学机器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讯研究中心，由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兴办的系统工程中心，设在普度大学的智能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等。工程研究中心一方面将那些研究基本原理的大科学家，将原理转变为商品的工程师以及有能力超出传统科学界线研究问题的研究者结合起来，解决工业面临的一些紧迫的技术问题，同时，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培养出一批高级科技人才，为增强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打下基础。 国家科学技术中心：由于政府创办工程研究中心取得成功，联邦政府决定以工程研究中心为模式，在大学创办更多的跨学科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科学技术中心。这些中心将精心组织，使大学和工业公司在双方急需的研究领域进行合作，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在90年代的前5年兴办80至100所国家科学技术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美国政府为了改善科学与工程研究基础结构，增加大学的计算能力，从1985年起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2亿多美元，在大学建立了5个超级计算机中心。过去运算几亿次/秒的计算机只在政府的核武器研究、气象预报以及大型石油公司的石油勘探数据处理等方面使用。这些计算机中心分别设在伊利诺斯大学、康乃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地。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分别由12所大学和19所大学组成的大学集团进行管理。这些中心装有CrayX－MP－48型机和Cyher205型机以及其他机种，并随时增添最新的机种，并将建立起全国的超级计算机网络。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飞速提高，1996年英特尔公司采用标准部件，研制出运算一万亿次／秒）的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超级计算机中心的机型也将不断更新换代。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建立将大大改善美国大学的计算能力，并将对提高美国工业竞争力作出贡献。 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从70年代中期起，国家科学基金在大学执行“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计划”，现在已在几十所大学中建立了研究中心。1986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预言：“今后5年内将有上百个大学——工业联合体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这些研究中心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州政府和工业界共同集资在大学内兴建。例如，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聚合物加工研究中心，罗得岛大学的机器人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集成传感器研究中心，沃尔塞斯工学院的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等。 3．美国大学的科技投资体制 美国大学的科技经费的来源主要有：①联邦政府；②州及地方政府；③工业企业；④机
构基金；⑤大学自身；⑥其他。 表2－2 美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来源 单位：（％） 年份 资金来源1984－1985 1987－1988 1993 1995 联邦政府 63 57 60 州及地方政府 7 8 工业企业 8 机构基金 8 大学自身（其他） 19 资料来源：1．《国外科技体制及其变革》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2．《1994年科学技术数据袖珍手册》美国科学基金科学资源研究处。 3．《高等教育纪事》（年报）1995．9．1美国教育部。 表2－3 美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及在总额中的比例 年 份 1990 1993 1995 全国R&D经费（亿美元） 1500 1608 1662 大学R&D经费（亿美元） 158 216 大学R&D／全国R&D（％） 13 资料来源：《Outlook in Science Policy》，1991．1994．1996。 从表2－3可看出美国大学研究与发展的经费1995年已达216亿美元，数额之巨大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能够相比的。从表2—2可看出联邦政府是大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约占大学此类经费的3／5左右。联邦政府提供给大学研究经费的部门主要有6个：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农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其中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对大学拨款数额占政府对大学拨款的50％左右，其次是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表2－4 克林顿政府1997财年研究发展预算分配案 年份1995 1996 1997 （实际支出） （估计数） （建议数） 政府R&D总额（亿美元） 政府拨给大学R&D总额（亿美元） 大学／政府预算拨款（％） 资料来源：预算管理局，美国。 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一般包括两部分：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直接经费包括：购置特殊设备费、研究人员的劳务费、差旅费。间接经费比较复杂，通常包括：①日常运行和维修费（公用事业费、日常维修费）；②房屋和设备折旧费；③图书资料费（含图书资料费、图书
管理人员工资和相应开支）；④学生管理费；⑤一般管理费（内含学校人事、会计等行政人员的工资和相应开支）；⑥项目管理费（内含研究计划管理人员的工资及相应开支）；⑦系、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管理费。对于直接经费比较容易定量评议，政府对于间接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往往与校方意见不一。以1985年为例，美国全国大学科研间接经费与直接经费的比例为1∶2，即间接经费占总经费的1／3。但由于各个学校历史背景不同，科研类型不同，学校所处地区不同，管理办法不同，直接经费与间接经费所占比例相差很大，这在政府与校方之间，校方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时常引起争吵。鉴于此，1995年一个由大学官员组成的具有影响力的小组提议，在联邦政府偿付给大学进行研究的管理费用的方式上做较大改变。提出这项建议的是康奈尔大学主管财务的副校长罗杰斯、普林斯顿大学财务长克拉克、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校长道弗提、加利福尼亚大学主管事务和财务的第一副校长肯尼迪等人。按照这一方案，每个大学的管理费用将不再按实际研究费用的既定百分比，而是由大学研究的平均费用的标准方式来决定比率，并可根据地区和研究类型的差异进行调整，这一方案将以10年为期，分阶段实行。此方案建议每年大学将获得相同比例的科研管理费用以26％为最高限额，与此同时，每所大学还将获得一个与设备有关的费用比率，它将根据学校内建筑物、仪器设备、公用设施、业务部门、图书馆等项目的平均费用决定，并将考虑到地区和研究类别的差异。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对此很感兴趣。14 美国基础研究的60％以上是由大学完成的。由于美国基础研究在世界上占有比例非常之大，可以说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对于世界来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年代之前，美国大学中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的70％以上是基础研究经费，但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中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增长较快，从事应用、开发研究的大学、大学里的机构和科技人员越来越多。美国政府认为当前世界上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而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迅速削弱，工业竞争力明显下降，今天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创造更多的新知识和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他们把大学与美国的科学技术地位和工业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但利用大学来维护其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而且要求大学对增强工业竞争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4．美国大学的科技人员 据美国科学基金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技术数据手册》统计，1988年美国共有科技人员万人，他们分别在政府部门、工业企业、大学和非营业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研究管理、教学、生产、生产管理、销售等工作。其中从事R&D的科技人员约占全国同类人员总数的12％，其中84％是科学家。美国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科技人员的53％集中在大学。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报告书—1993”（Science ＆ Enigneering lndicators—1993）统计，美国1989年共有R&D人员万人，其中大学占18％。美国大学集中了美国乃至世界上最优秀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大学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被公认为是美国强大科技实力支柱所在。 14 科林·科迪斯（Collen Cordes）：“美国大学研究的管理费用计算方式有重大改革”，《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5／8（总第44期），第19页。
第二节 日本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日本的国家科技体制 日本的科技体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企业为主体，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三部分构成的科学技术体制。政府通过政策指导和行政、法律、经济手段的干预，对“产、学、官”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组织体系进行有效管理。日本的科技体制是一种从上至下的纵向分层管理体制。一般地讲，政府部门的科学技术活动由各相关省厅负责，属于跨省厅的国家项目或研究领域由科学技术厅主管，并负责协调。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由企业自主进行，国家通过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调控。大学的科学技术活动由文部省统一管理。日本科技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民间企业集中了科学技术70％以上的人、财、物，然而，这种结构特征并不是日本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实质在于日本政府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政府对于作为科学技术活动主体的，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民间科学技术活动乃至全国的科学技术活动有着极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对科学技术活动的政策指导。由于特殊的文化与历史原因，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日本的纵向分层的管理保证了其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实施；②政府对科学技术活动的法律制约。仅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立法就有近200个，上至科学技术会议设置法、科学技术厅设置法，下至一个国立研究机构的定员，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另外，与科技政策相配合，制定一些政策需要的科技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倡导和鼓励什么，限制和禁止什么。在组织制定某项重大的技术开发计划时，往往立法在先，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③政府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经济干预。这是政府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最主要的手段。主要采取：a．政府的科技预算主要用于政府和大学的研究机构，通过经费的分配来体现科技发展政策和调整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方向；b．政府的财政投资贷款。除预算外，政府财政总额中还设立对科学技术的财政投资贷款。采取低利率、特别利率等各种优惠政策，按照有偿的原则为特定目的直接针对研究项目或单位进行投资贷款；c．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与委托研究费。政府所提供的补助金意义并不只限于补助本身，它的作用和影响非常之大，代表政府对某一方向所采取的扶植和鼓励政策，起导向性作用；d．税制优惠。政府多年来制定一系列有关优惠政策，利用税制和金融手段来鼓励民间企业扩大投资数量，引导他们的研究开发资金投向。 通产省、文部省、农林水产省、厚生省、科学技术厅是日本政府科学技术活动的主要省厅，其研究经费占政府研究经费预算总额的90％以上。日本科技体制的设置情况可由四部分组成：1．政府的科技咨询审议机构，2．政府部门的科技机构，3．企业部门的科技机构，4．大学的科技机构。如图2—2所示： 图2—2 日本科技体制基本设置示意图
日本科技体制中，最有特色的是从总理府到各省厅以及各研究机构都设有相应的科技咨询审议机构。但日本的这种机构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咨询部门”或“智囊团”，它们其实就是国家和部门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机构，日本政府历来重大的科技政策，总体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规划，就是由政府最高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学技术会议以回答总理大臣咨询的方式作出的。隶属于总理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咨询机构有：日本科学技术会议，日本学术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宇宙开发审议会。其中科学技术会议成立于1959年，是日本科学技术政策最高咨询审议和决策机构，由总理大臣担任议长，议员有大藏大臣，文部大臣，经济计划厅长官，科技厅长官，日本学术会议会长及5名学者担任。科学技术会议对日本科技政策、规划及发展方向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其日常工作由科技厅计划局主持。日本学术会议是又一个很重要的内阁总理的咨询审议机构，它是根据《日本学术会议法》于1949年设立的，由总理大臣任命210名委员组成，设一名会长及两名副会长。该委员会依法回答政府关于科学研究预算的制定方针、政策等咨询，并由法律授权负责管理日本的学术团体和统一对学术机构进行联系，其下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7个学部，是日本最高学术咨询和管理机构，素有“学术界国会”之称。 二、日本大学的科技体制 日本高等学校按学校的重点任务和培养学生的类型可分为：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四年制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按经费来源和主办者划分为国立、公立、私立。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与四年制大学是日本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活动的主体。1995年共有高等学校1223所，其中大学565所，短期大学596所，高等专门学校62所，在校生总数为万人，其中大学万人，短期大学万人。在565所大学中，国立98所，公立52所，私立
415所。15 1．日本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 日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日本大学实行的是纵向管理体制。文部省是大学科技活动的政府主管部门。日本大部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集中在大学。文部省通过以下措施对大学科技活动进行管理：①设立、充实和完善国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共同利用研究机构，大学附属研究所，大学相关研究所的基础设施；②对公立、私立大学和民间研究机构提供研究经费和设备援助；③为有重大价值的基础研究项目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经费援助；④促进宇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重要特定领域的研究开发；⑤培养年轻研究人员；⑥推进学术研究方面与社会的协作与合作；⑦支持日本学术振兴会为振兴日本学术研究所开展的各项事业；⑧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工作，不断完善学术情报系统功能。这些措施主要以文部省学术国际局为中心，高等教育局等有关部、局共同完成促进学术振兴工作。 为了振兴学术研究，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研究人员的意见，在文部省内设置了学术审议会、大学审议会、测地学审议会等。为了有效地贯彻振兴学术的政策方针，还设置了给予日本学术上功绩卓著的研究人员优厚待遇并承担学术发展上所必需的各项专业的机构——日本学士院。 学术审议会：学术审议会的任务是根据文部大臣的咨询，调查审议有关学术的重要事项，并就相关事项向文部大臣提出建议。学术审议会的委员为27人，除此之外，还设有专门负责审查分配研究费补助金的委员1600人，以及若干专门委员。学术审议会于1973年提交了《关于当前振兴学术的基本政策》的报告，1984年发表了《关于改善学术研究体制的基本政策》，1992年7月，审议会根据近年来学术研究周围新出现的形势变化，提交了《关于展望21世纪综合推进学术研究的政策》的报告。16 大学审议会：1987年成立的在文部省内设立的调查审议有关大学事项的机构。设置大学审议会的宗旨在于通过来自不同角度的讨论，将大学有关人员和社会各方面的要求适当地反映到文教政策中去，以便使大学按社会和国民的期望进一步得到发展。 日本学士院：从1879年设立东京学士会院以来，已有110年历史，会员共150人，从日本各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中选拔，向会员颁发养老金。此外，日本学士院还向特别优秀的学术论文等研究成果颁发日本学术的最高奖——恩赐奖及日本学士院奖。从1988年底开始增设日本学士院爱丁堡公爵奖。 日本学术振兴会：该机构于1932年运用昭和天皇的御赐金作为财团法人设立。设置的目的是在与国家振兴学术的政策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灵活地按照研究人员的要求实施振兴学术的各项事业。为了进一步充实、发展该事业的活动，1967年将原财团法人改组为文部省管理下的特殊法人。 除了文部省掌管大学的教学与科学技术事业外，科学技术会议和日本学术会议也通过其 15 文部省：《文部统计要览》平成七年版（日）。 16 文部省：《日本文教政策》平成六年版（日），第236页。
制定的政策对大学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日本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的大学近年来在科技活动方面积极与社会进行协作和联系，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在大学面向民间的研究协作制度方面有：委托研究制度、委托研究员制度、与民间等的共同研究制度；在民间机构面向大学的研究协作制度方面有：奖学捐款制度、捐款讲座、捐款研究部门制度以及其他协作与联系。 委托研究制度：是指国立大学在认为有益于教育、研究活动时，接受民间等委托，由大学的研究人员作为公务开展研究活动的制度，与此相关的经费由委托方负担。 表2—5 日本大学接纳委托研究情况 年 份 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项目（件） 1814 1919 2025 2203 2121 2189 2432 经费（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文教政策）平成六年，文部省（日）。 委托研究员制度：是指大学对民间机构等选送来的在职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生水平的研究指导，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表2—6 日本大学接纳委托研究员情况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人数 914 1025 1099 1172 1182 1159 1034 资料来源：同表2—5。 与民间等的共同研究制度：除上述两种以外，1983年度开始又新创设了与民间等开展共同研究的制度。大学在接受了民间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后，大学的研究人员便与民间机构的研究人员处于同等的地位，就共同的课题展开研究。 表2—7 日本大学开展与民间等的共同研究情况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人数 465 700 842 1031 1288 1398 1527 件数 396 583 705 869 1139 1241 1392 资料来源：同表2—5。 奖学捐款制度：是指国立大学以资助学术研究和学生的学习费用为目的，从民间企业或个人接受的捐款。它在振兴大学学术研究、增加大学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捐款者的捐款热情，在不违反捐款者意愿的范围内，采取了注明捐款者姓名等方法。 表2—8 日本大学接受奖学捐款情况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金额（亿日元） 291 352 380 426 457 501 500 资料来源：同表2—5。
捐款讲座、捐款研究部门制度：这项工作从1987年度开始，它以设置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方面不可缺少的讲座、研究部门为前提，是民间企业等奖学捐款基础上的附加产物，目的是使国立大学的教育、研究活动更加丰富、充满活力。捐款讲座和捐款部门可以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为对象，并可在名称上注明捐款人姓名，开设期2—5年。捐款讲座、捐款研究部门经过大学的选取，配置客座教授、副教授等，从事教育、研究活动，其待遇和研究经费等从奖学捐款中支付。截止到1991年8月，以工学和医学等专业为中心，在13所国立大学开设了36个捐款讲座和9个捐款研究部门，在2个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开设2个捐款研究部门。1993年8月又增加到48个捐款讲座。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试验研究）：它是对大学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自主规划的研究活动中特别重要的研究项目予以资助的计划，但企业的研究人员作为研究项目的承担人之一也可以参加。其中的“试验研究”是以研究成果有可能转为实际应用的试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对象的。在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时，尤其鼓励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参加，在1991年度所采纳的451个课题中，民间企业人员参加的课题达260个，在1993年度所采纳的689个课题中，民间企业人员参加的有400个。17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产学协作：学术振兴会自成立以来，依靠学界和产业界的第一线研究人员，创立了按主题划分的“产学协作研究委员会”，面向未来的技术开发，选定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协商，信息交换活动等。迄今已成立155个委员会。 研究助成法人：在大学接受民间资金时，以资助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法人为数最多。例如，资助研究经费，资助派遣，招聘研究人员所需的经费，授予奖章的同时颁发奖金等等。公益法人在振兴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截止到1991年6月，共有122个财团法人资助大学的学术研究，23个公益信托机构也对此进行资助，到1993年8月，共有129个财团法人、29个公益信托机构对此进行资助。 2．日本大学的科技机构 日本大学的科技机构包括：大学的学部、研究生院的研究科、学部的附属研究设施、校内或全国性的共同利用研究设施、大学附属研究所、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 大学的学部：大学的学部是进行教育、研究的基本组织。学部通常由几个学科组成，学科又由讲座、科目组成。学部的研究活动在制度上应以讲座或科目为最小单位，但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讲座、科目，有时甚至将属于学科的所有讲座、科目统归在一起，称为教室或研究室，并以此为研究活动的独立组织，这在日本大学学部里也是很多的。 研究生院的研究科：截止到1994年，在552所大学中设有研究生院的有371所。研究生院通常由几个与学部相对应的研究科组成，和学部混在一起运营，原来很少有为研究生院单独设置专职教师和专用设施、设备的，但最近，根据学术研究的进展，人们正想办法去适 17 文部省：《日本文教政策》平成六年版（日），第263页。
应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实际需要，诸如设置独立的研究科或专科，不再与学部或学科相适应，设置不附带学部的，单独由研究生院构成的大学等等。 大学附属研究所：设置大学附属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专门致力于教育、研究职能中的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研究。作为附属研究所的研究组织，设有相当于大学学部中讲座的研究部门（大多为10个以上）。1994年8月，国立大学中设有63个这种研究所，诸如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中包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在内的17个研究所已成为各领域的全国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利用的研究所。1993年6月，在公立和私立大学设立的大学附属研究所有300所，如高崎经济大学产业研究昕，早稻田大学理学研究所，近畿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等各种各样的研究所。按照研究领域划分，国立大学的研究所理工科类的为多，公立和私立大学中社会、人文学科的居多。 表2—9 日本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一览表（1994年度） 机构名称 设置年度 设置地点 高能物理学研究所 1971 茨城县筑波市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 1972 东京都品川区 国立极地研究所 1973 东京都板桥区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1974 大阪府吹田市 广播电视教育开发中心 1978 千叶县千叶市 宇宙科学研究所 1981 神奈川县相模原市 冈崎国立共同研究机构 1981（合并） 分子科学研究所 1975 基础生物学研究所爱知县冈崎市 1977 生理学研究所 1977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981 千叶县佐仓市 国立遗传学研究所 1984 静冈县三昌市 统计数理研究所 1985 东京都港区 学术情报中心 1986 东京都文京区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1977 京都府京都市 国立天文台 1988 东京都三鹰市 核聚变科学研究所 1989 爱知县名古屋市 资料来源：同表2—5。 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它不设在某一特定的大学内，其目的是为了推进：①一所大学难以应付的、需要庞大而完备设施的领域的研究活动；②需要有组织地进行网络性收集研究资料，开展调查研究的领域的研究活动；③需要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众多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边缘性、综合性研究的领域的研究活动。大学的共同利用机构作为全国大学研究人员共同推进
该领域研究活动的场所，同时又作为拥有独具特色的设施、设备和资料的共同利用场所，对发展各专业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日本大学的科技投资体制 日本大学科技经费的来源主要有：①政府和公共团体研究经费；②企业；③大学自身的各种创收。国家支付的公共经费包括预算上划人国立学校专项会计后再拨给各国立大学的经费，以及划入文部省一般会计支付给研究人员和大学的经费，如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和私立大学经常费补助金等。日本的国立、公立大学的科研经费的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来自民间的相对较少，而私立大学的研究费近90％由学校法人自筹，来自政府的只占10％左右。 表2—10 日本大学研究费情况表 年度 数字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机构各称 全国总额（亿日元） 130783 137715 139095 137091 135960 公司（亿日元） 92672 97430 95607 90536 89803 研究机构（亿日元） 15142 16205 17725 18968 18632 大学（亿日元） 22970 24079 25763 27587 27526 大学／总额（％） 资料来源：《文部统计要览》平成八年版（日）。 表2—11 日本大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构成比情况表（1992年） 区分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开发研究 全体（％） 公司（％） 研究机构（％） 大学（％） 资料来源：同表2—10。 日本大学科技经费分为两部分：研究费和特别研究费。研究费中有几种分配方法：①按照一定标准额度对每个研究人员支付经常研究费，让他们自由选题，进行探索新知识或探索真理的基础性研究；②进行特定领域的研究活动所需的事业性研究费；③为大学的研究组织、研究设施和研究设备提供专门经费。特别研究费：按照研究内容有选择有重点予以分配的特别研究费，对于特别有前途的研究项目，直接向研究人员和研究小组提供研究费或科研补助金。特别研究费对大学的科技活动非常重要，其最重要的一种当属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1990年为558亿日元，1991年为589亿日元，1992年为646亿日元，1993年为736亿日元，1994年为824亿日元，1995年为924亿日元，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日元。科学研究费
补助金主要有如下9种：①特别推进研究：旨在推进在国际水平上争创尖端的先导性研究。1993年此类课题为42个，1994年为39个；②重点领域研究：旨在灵活机动地重点推进成为学术、社会热点的学科专业的学术研究，如环境、地球、宇宙科学、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癌症的特别研究等。1993年度重点推进领域为77个，1994年度为83个；③一般研究：指在谋求独创性、先导性基础研究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振兴；④奖励研究：奖励大学青年研究人员的出色研究；⑤试验研究：进一步促进其成果有可能转为实用的试验性、应用性研究，推进大学与社会各界的联合与合作；⑥国际学术研究：推动国外学术调查及国际合作研究；⑦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奖励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特别研究员所进行的研究。日本非常重视培养富于开拓性的青年研究人员，尤其在其研究能力急剧提高时期，为其提供适宜的研究条件，使其专心致志从事研究，为此文部省1985年创立并实行以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的在读者和完成者为对象的“特别研究员制度”。1993年度奖励人员为1700人，金额为亿日元，1994年为2100人，金额为亿日元：⑧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开与推广；⑨开创性基础研究费：推进符合学术审议会意见或规定的课题的研究18。 此外，科技厅设立新的“战略”研究补助金，1996年为150亿日元，通产省新的“创造性”研究计划，1996年为26亿日元，这些补助金将向大学的研究人员开放，这表明除文部省外的其他政府机构首次能向大学研究人员提供高额补助金。另外，文部省和科技厅还实施了博士后奖学金计划，并且金额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加。 日本的研究经费的管理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人头费和设施费，这是由大学本部或学部管理，其余部分由大学的研究组织（讲座、学科、研究部门等）直接管理。 图2—3 日本大学按支出项目划分的研究费构成比例（1992）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白皮书》平成六年版，科学技术厅编（日）。 从图2—3可看出，日本大学研究经费中，人头费占了％，比研究机构的％、公司的％高出许多，这对大学研究本身是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 4．日本大学的科技人员 日本总务厅科学技术调查报告表明，1993年日本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人员总数为62万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54万人，其中大学分别占总数的％和27％，人数为万人和万人。日本大学的专职研究人员由三部分组成：教师、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在读 18 文部省：《日本文教政策》平成六年版（日），第240页。
者及医务室人员。此外还有辅助人员，分为：研究辅助人员、技术人员、事务人员。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之比为1∶。 日本大学的教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核心，截止到1995年日本大学共有教员16万多人。 表2－11 日本大学按职称划分的教员情况表（1995年度） 单位：人 类别 数量 合计 校长*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职称 高等专门学校 4306 61 1614 1472 653 506 短期大学 20702 409＋117 7883 5950 4440 1903 大学 137464 551＋203 51551 31507 17534 36118 总计 162472 1021＋320 61048 38929 22627 38527 资料来源：同表2－9。 注：校长包括校长和副校长，前者数字为校长，后者数字为副校长。 日本大学教员年龄整体上正趋于高龄化，这已成为大学要继续保持研究活力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文部省采取整顿充实研究生院，充实特别研究员制度，充实面向研究生院学生的育英奖学事业，加强研究人员的流动性等措施加强对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培养，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在研究经费、研究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节 英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英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1993年5月26日，英国政府首次发表了科技白皮书《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战略》，制定了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战略：在继续保持和发展英国杰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同时，建立更好的科学、工程和企业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掘英国的科技潜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和改善生活质量服务。这是对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战略设想。英国的科技体制在1992年进行了较大调整，1964年成立的科学教育部撤销，成立教育部和科技部。19 内阁中主管科技工作的部主要有4个：科技部、教育部、贸工部和国防部，其基本设置如图2－4所示。1993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科技部作出了3项调整：（1）取消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由科技部长和政府首席科学家任主席、副主席，成员由企业家、学者和政府主要部的首席科学家组成； （2）设立总主任（director general）领导各科研委员会工作；（3）把5个科研委员会调整为6个。原5个委员会是：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农业与 19 张泰余：《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食品研究委员会和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调整后把原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分成物理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和天文学与物理委员会，设立生物技术与生物学科研委员会，把原农业与食品委员会并入。教育部下设高等教育基金会（原大学基金会和学院基金会1992年合并而成），它每3年对大学各系的科研成果作一次评比，根据成绩决定后3年大学的科研经费。此外，英国著名的科学组织有：皇家学会、皇家工程科学院、皇家医学院联合会和英国科学院。它们对英国政府科技政策和大学的科研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4个著名科学组织各有分工，皇家学会偏重于自然科学；皇家工程科学院则是工程师的组织；皇家医学院联合会顾名思义是医药界高层次专家的组织；而英国科学院则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为主。1991年12月，皇家学会已有会员1097名，还有107名外国会员，获得学会会员资格被公认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政府极为重视皇家学会的咨询意见，正是根据他们的建议，才把科学教育部分为科技部和教育部，他们还参与了对各大学科研成就的评比工作。 图2－4 英国科技体制基本设置示意图 英国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1990年为121亿英镑，占GDP的％，1992年为126亿英镑，占GDP的％，从80年代中期以来R&D经费占CDP的比例——直呈下降趋势，与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相比，是5国中最低的。英国政府也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止这种下滑趋势。 二、英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在英国，科研活动以大学为主，因此人才、设备和经费主要集中在大学，使得大学在国家科研活动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英国的高等教育分为大学系统的和非大学系统的高等学校，由于1991年英国政府在其教育白皮书《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框架》中决定将允许多科性技
术学院更名为多科技术大学，因此，进入90年代中期，英国新、旧大学加起来达到100多所，这是英国高等学校从事科研活动的主力军。 1．英国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 英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对大学科技活动管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政策、拨款、评估。在这方面，英国独具特色。 通过拨款，政府对大学进行管理，主要涉及教育部、科技部、贸工部和国防部，其中以教育部和科技部为最重。教育部又是通过其下设的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拨款间接地干预大学的科技活动；科技部又是通过其下设的研究委员会的6个专业委员会的拨款间接地指导大学的科技活动，英国大学科研经费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基金会和研究委员会的政府拨款制度一般被称为英国大学科研经费的“双轨制”、“双渠道”或双重资助系统。高等教育基金会和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科学家、企业家和官员，他们独立地对各大学的科研成绩进行评判，然后决定其拨款的额度，教育部和科技部将科研经费一次性拨给各委员会，由他们自行拨款。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既保证了政府通过拨款手段对大学科技活动的领导、调控、管理的权威和权力，又以间接的、非行政命令式的科学的、柔性化的方式进行，保证了这些拨款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提高了经费使用的科学性、高效率和保持大学科研方面与国家科学技术整体方向相一致的功效，而又不会使大学感到失去科研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这种做法实在是非常高明。 英国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与经费拨发的“双渠道”。第一条渠道以高等教育基金会主持的科研质量评比为基础拨发年度科研经费，称作一般性资助；第二条渠道是由各研究委员会提出研究方向，大学各系根据专业研究方向提出课题，经研究委员会评比，审查后择优批准，按需拨发经费，这是以竞争得到的经费，称为特别资助或项目资助。以质量评比为依据拨发科研经费的做法始于1989年，第一次评比了1986年以后的科研成果，决定了1992年以前3年各校科研经费的数量。1992年12月18日公布了第二次评比的结果，决定了1993年、1994年、1995年三年各校科研经费的数量。评比办法要求每所大学每个系的教师每人交两篇最近3年中写的论文。这就产生3个数据：一是一所大学有多少系参加评比；二是每个系参加人数占全系教师的比例；三是参加评比的论文质量。评比采用5分制，以质量为主要依据，决定质量的标准有3条：在哪一级杂志上发表；为多少人多少次引用；所得经济效益和科研经费多少。1992年评比共收到万人的论文，来自150个单位。高等教育基金会将英国大学的全部专业划分为72个专业组，邀请各专业方面的权威、专家对同一专业的科研成果进行评比，参加评判的有450多人，来自大学，企业、政府行政等方面。经费计算是以系为基本单位，各系的总和就是高等教育基金会拨给该校的科研总经费。这样的“评比——质量——经费”的做法，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尤其是在得分多少上意见纷纷，但在总的原则上学术界和各政党间意见是一致的。1992年12月18日《泰晤士报》社论说：“这种制度固然很严厉，但比起对大学表现看法中一直存在的偏见要好些”、“经常性的公众评测是自我满足
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神话的敌人”、“这次科研评测是对高等教育的改造，使之在责任感与市场推动基础上接受中央计划所采取的措施的检验。”许多大学教师认为这是比较好的做法，也只能这样做了。 1992年英国科教部分为教育部和科技部后，把原属于科教部的5个研究委员会划归了科技部，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地位，表示政府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欧共体内大多设有科学部长，在欧洲交往的需要。改组后研究委员会的宗旨与大学的关系基本照旧。1993年，这5个委员会经过前面提到的分化和并入变成6个，这些专门研究委员会着重在4个方面对大学科研进行资助：专项研究经费、学生奖学金、中心设施的建立与管理、参加国际研究合作。 此外，贸工部和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也根据研究合同将大批经费拨给大学。皇家学会、皇家工程学会、皇家医学院联合会和英国科学院通过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促进大学科研工作，主要有：（1）参与大学科研评比，参与制定对大学的科技政策；（2）每年设立200名研究员名额，主要设在大学和研究所；（3）对重要科研成就颁发奖章、奖金；（4）提供项目研究资金；（5）出版刊物杂志以发表优秀论文，每年举办多次高水平科学研讨会；（6）提供图书馆和信息服务；（7）促进大学与企业界合作。 英国大学与工业的关系。大学与工业的合作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牵头的产学合作，一是大学与企业自主进行的产学合作。 政府牵头的产学合作的典型代表是由贸工部牵头的“纽带（LINK）工程”。“纽带工程”项目通常由政府部门出资50％，企业投资50％，执行项目越远离市场，政府投资就越多。这些项目一般具有连续性，至少3—5年才能完成，每个项目还包含许多子项目，分别需要1—5年完成，这些项目大多属于开创性的并具有长期效益。 “纽带工程”给大学带来了许多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大都是多年的，甚至是长期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并且在研究中体现企业的需要，促进了成果的商品化：与此同时，这些合作也增加了英国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并刺激了企业，使之增加自身科研开发的投资。“纽带工程”开始于1987年，至今已有11年的历史。 大学与企业自主合作的典型代表是“科学园”。7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经济萧条造成大批失业，政府削减大学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迫使处于“金字塔”中的大学更多地向企业谋出路，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在大学周围陆续建立起了科学园。经过10多年的发展，1992年英国已有52个科学园。这些科学园又分为两种主要形式：纯粹用于科研、设计，提出新思想、新发明，使其用于技术转让的称之为研究园；不仅提出新思想、新发明，而且还有试制、小批量生产的称之为工业园。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主持瓦瑞克大学科学园剪彩仪式上对此给予精辟评价：“在历史上，大学发挥了两个作用，一是把积累起来的知识传递给后一代和教他们如何思考；二是创造新学说，提出新思想，发现科学规律，提出新假说，寻找打开知识世界大门的钥匙„„现在建立科学园就是使大学承担第三个作用，要把大
学里的发现和创造性思维推广到社会上、商业上，使之变成整个社会的财富。”20 英国大学的校内科技管理体制。英国大学校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负责科研计划及经费的审批并有建议权和提供咨询。真正的科研工作是由教授进行管理，包括研究项目的确定，研究计划的制定，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的选配，科研进度与管理，项目结题及成果推广应用等，都由教授负责实施。大学教授会或校务委员会只是通过控制分配给系、院的经费来间接进行干预，不负责研究工作的协调。 2．英国大学的科技机构 英国大学的科技机构主要有：研究中心、研究院（所、室）、专门实验室、研究园、工业中心和教学公司。 研究中心：从事跨学科研究，采用实验研究中心的形式来组织科研力量，人员由有关单位抽调，中心只固定少数人员。通过这种灵活有效的组织，集结大批生物、生化、化学和工程方面的人才，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教学。这些中心并且招收研究生和本科生。例如，帝国理工学院设置了技术与开发中心、遥感中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中心等10多个跨系的研究机构。 教学公司和工业中心是大学与工业界组织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它们把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由大学的导师与企业的工程师组成公司或中心的实体。既承担科研和研究生培养任务，又有效地完成企业的科研合同项目。舍尔福德大学、伯明翰大学、阿斯顿大学、布鲁奈尔大学、斯特勒斯克莱德大学、曼彻斯特科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都建有许多教学公司。 科学园：包括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研究园和工业园，这些都是用于科研、设计，提出新思想、新发明并可以试制、小批量生产的研究和开发基地。 专门实验室：英国大学的许多专门实验室不仅为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享誉世界。例如，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地；曼彻斯特大学焦德尔班射电天文台，世界上最著名的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穆拉德空间科学实验室，世界著名的空间研究中心之一。仅以成立于1871年的，由钢铁工业家和剑桥大学校长第七代德文郡公爵W·卡文迪什倡导资助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初创时称德文郡物理实验室）来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25人之多，约为法国的总和，至今仍居世界各科学组织之冠。在此工作或由此培养出来的世界级大师可以排出许多名：麦克斯韦、瑞利、汤姆森、卢瑟福、布拉格、郎之万等，他们对推动世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的飞速发展居功至伟。 3．英国大学的科技投资体制 英国大学科技经费的来源主要有：高等教育基金会、研究委员会、贸工部、国防部、其他政府各部、企业、社会捐助（慈善机构）、欧共体资助、其他。其投资体制如图2－5所示。 20 吴岩：“科学研究是实现高校基本职能的关键”，《高等学校管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87页。
图2—5 英国大学科技投资体制示意图 参见：张泰金所著：《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中“英国大学在科研中的特殊地位”示意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如前所述，英国大学科技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有两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基金会和科技部的研究委员会。前者通过每3年一次的科研评估拨给大学，这主要是研究人头费和设备费。它直接拨给学校和系而非某一特定项目，我们称之为一般性资助，后者是通过大学科技人员的项目申请，经过评审后直接拨给某一特定课题，我们称之为特别费用。1995—1996学年，高等教育基金会为大学科技活动拨款亿英镑，研究委员会为大学科技项目拨款亿英镑。 表2－13 英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来源情况表 （1993—1994学年） 机构名称 R&D经费（亿英镑） 所占比例（％） 大学总额 21 100 高教基金会 37 研究委员会 22 中央政府、卫生与医药部门 10 慈善机构 14 工业部门 7 海外经费（包括欧共体） 7 其他渠道 3 资料来源：《教育参考资料》1996年7月25日第14期，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合作研究：主要是大学与一些公司、政府部门、欧共体和其他组织合作的研究项目，合作研究项目经费由合作部门分担，大学分担的部分从高等教育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中支付。 合同研究：主要是大学与商业合作者，或在政府部门、卫生部门或其他外部组织的合同
下所做的应用性或与市场直接有关的研究和咨询，这是在“双渠道”经费中支付。 英国的慈善机构也是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资助者之一。1993—1994学年资助大学3亿英镑，主要用于医学，生物学或与此相关的领域。 4．英国大学的科技人员 英国大学的科技人员包括：教学人员、研究生和实行合同制的专职高级研究人员。 教学人员包括教授，副教授、高级讲师、讲师、研究员和研究助理员等，在英国大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科研课题主要的实际承担者。近年来，高等教育基金会科研经费的拨款增幅不大，而其他外部经费则从1989—1990学年的8亿英镑增加到1993—1994学年的12亿英镑左右，10年间合同研究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人。但目前大学能为这些合同人员提供的位置是有限的。最近，大学校长委员会与研究委员会、皇家学会和科学技术局共同起草一份有关研究人员职业管理的文件，目的是建立研究人员管理原则的框架。 表2－14 英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人员情况表 单位：千人 年度 数字 1990 1991 1992 机构名称 全国R&D人员 130 126 123 企业 80 75 71 政府研究机构 15 15 15 大学 28 29 31 大学／总额（％） 资料来源：同图2—3。 第四节 德国大学科技体制研究 一、德国的国家科技体制 1990年10月，两德统一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原联邦德国11个州加上原民主德国的5个州共计16州，统一后人口7967万人。面积为万平方公里；统一后的德国的科技体制经过几次调整，基本上以原联邦德国的科技体制为基础，原民主德国的科技体制照此进行调整、改造。 1993年，德国政府研究技术部发表科技白皮书，以世界技术竞争更加激烈为前提，提出科技政策的中心任务是保持和增强本国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1994年10月，联邦议院选举后，联邦政府联邦研究技术部（BMFT）与联邦教育与料学部（BMBW）合并成立一个超级部——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人称未来部，部长为
吕特格尔斯。德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有：大学、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大型研究中心、“蓝名单”研究机构、企业。基本设置如图2－6所示。 图2－6 德国科技体制设置示意图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于1951年由“德国科学拯救联合会”和“德国研究委员会”’两个在战后以重建科研事业为宗旨的机构合并而成 该机构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以大学、大型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及其他学术社团为成员。德国研究会的科研资助有三种形式：（一）普通资助项目。它面向广大科学研究者，每一名接受过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均可提出申请，无论什么时候，从事什么专业；（二）重点资助项目。它有计划、有重点地促进科学研究，其资助对象是全国不同科研机构的科学家所进行的重大合作研究项目，资助期限为5—10年；（三）特别资助项目。由大学、各州、联邦及科学审议会与德国研究联合会一起共同制定的资助计划，一般以大学为中心集中该地区的有关科研力量进行的多学科项目。该联合会1996年经费总数为18亿马克，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分担。 马克斯一普朗克学会（马普学会，MPG）：是以注册法人社团形式建立的独立科研机构，它的前者是二战后被占领军解散的威廉皇家学会（相当于国家科学院）。目前，马普学会拥有近百个研究所或科研小组。学会的编制内工作人员近万名，其中德国科学家2500人，各国的奖学金研究生和客座科学家近4000人。此外，每年还有1600名左右的大学博士生到学会的研究所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马普学会是德国基础研究方面的一支不可缺少和替代的中坚力量，并以从事交叉或边缘学科的基础研究为特长。学会的研究所承担的基础研究任务具有3个特点：①需要特殊设备和巨额研究经费，这是大学所不能承受的；②需要集中相关学科精英迅速开辟的学科交叉或边缘性的新研究领域，而且是大学难以胜任的任务；③需要以人力和财力给予重点支持的重要的未来科学领域。马普学会研究以弥补大型研究中心和大学基础研究方面的不足为目标，重在多学科和新领域的纵深发展，是德国基础研究学科创新的中坚力量。1996年，马普学会的经费为14亿马克，比1995年增加了5％，其中12亿马克由老联邦州提供，新联邦州提供另外2亿马克。
大型研究中心：德国现有16个国家大型研究中心，拥有21730名职工，其中科研人员约1万人，这里拥有齐备完善的大型科研设施和充裕的研究经费，集中了德国一大批科学权威和精英，主要从事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当代工业的前沿研究。大型研究中心的设立及其研究方向和任务的确定，直接反映了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所奉行的科研政策和战略目标。大型研究中心还向社会开放研究设施，与大学、大学外的研究机构及工业界进行合作研究。由于大型研究中心均设在大学附近，并吸引了许多大学外的研究机构在其周围设立，于是，形成以大型研究中心为核心的科研“星系”。大型研究中心的尖端领域基础研究与国家未来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是德国战略性基础研究的主力军。1995年11月3日，原德国的“16个大型研究机构工作联合会”被正式改名为“赫尔曼·黑尔姆霍尔茨德国研究中心联合会（HGF）”。HGF评议会由17个来自各学科的科学家组成。成员有德国研究联合会主席，未来部部长、马普学会主席、弗朗霍夫协会主席，科学委员会主席、大学校长会议主席以及若干州的科学部长等。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一译弗朗霍夫）：建于1949年，以物理学家和玻璃工艺师约瑟夫，弗劳恩霍夫的名字命名。现有57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当一部分研究所进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委托研究。 “蓝名单”研究机构（BLE）：这也是德国的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它们由联邦与所在州政府共同资助建立的。1995年，根据“研究资助框架协议”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蓝名单”研究机构共有82个，人员编制9270人，预算总额为亿马克。这些研究机构成为德国大学外继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德国大型研究中心后的德国科研体系中第四根支柱。其主要包括一些应用基础研究所，博物馆和服务性科技机构：1995年3月底，德国的“蓝名单”研究机构成立一个新的注册法人团体——“蓝名单科学联合会（WBL）”。 德国的科学经费（包括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1993年达1014亿马克，比1992年增加了％。1995年的科学预算为1061亿马克，比1994年增加了％，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为810亿马克，比1994年增加了％。研究与发展（R&D）经费份额的变化表明，近几年，经济界提供的份额在持续下降，1995年仅占％，比1989年的％，1991年的％都低，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出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则占％，比1989年的％，1991年的％都有较大的提高。而中央政府支付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逐年提高，1994年为163亿马克，1995年达169亿马克，1996年达176亿马克。 二、德国大学的科技体制 德国大学主要由7类院校组成：大学、神学院、师范大学、艺术院校、总合大学、专业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管理学院。迄今为止，合计有325所。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大学主要指：大学、总合大学、专业学院，目前约有225所。德国大学在德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和显赫的地位，特别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成为德国的大本营。与大型研究中心和马普学会相比，大学的优势在于学科分布全面，兵多将广；与企业和大学外的其
他研究机构相比，大学又具有相对的学科深度。德国的大学与大型研究中心，马普学会，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其他大学外的研究机构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特殊关系。 1．德国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 1976年，联邦的高校总纲法生效，这意味着原本严格的“文化主权”不再严格了，即联邦政府开始参与原本由州政府完全负责的高等教育。在德国，大学一直被看成是科学发展体系的重要部分，科学经费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经费。 德国大学与联邦、州政府的关系。德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多重多头”的，其联邦，州政府对大学科学技术活动的管理也是非常复杂的。 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1994年由原来的教育科学部和研究技术部合并组成的超级部，亦称未来部。BMBF设有6个司，其中除二司主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外，三司负责高等院校的生产设施、科学资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一司、四司、五司、六司各负责分学科的研究开发工作。它对大学的科学技术工作提出建议，并资助大学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项目。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负责制定科技政策的主要组织机构，它是大学科研工作的主要资助机构。DFG通过前面所述的三种形式：普通资助项目，重点资助项目，特别资助项目对大学的科研工作进行资助。 联邦、州教育计划和研究促进委员会：联邦和州政府通过这个混委会来支持大学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 州教育和文化部长会议：组织协调各州之间在科研方面的合作，这是州政府对大学进行管理的主要部门。 德国大学与企业界的关系。德国大学与企业界在教学、科研方面关系密切。主要的形式有科技人员的互聘，科技成果和学术的交流，签订研究合同，合办研究机构，建立科学公园等。 科技人员的互聘：大学的教师去企业中担任顾问，给工业研究人员讲课，如赫希斯特公司聘大学教授100名作为顾问。同时，企业科技人员被聘为大学教师。德国政府规定：教授必须从校外招聘。其中有许多是企业来的，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水平，又有多年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经济头脑，如在汉堡大学中从企业来的科技人员任教师的达200多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0％。此外，企业还派人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以其他方式进修深造。 科技成果和学术交流：德国大学的一些研究所邀请大公司或企业联合会共同制定研究所的科研任务或制定科研规划，大公司和企业同样邀请大学有关人员和机构来“会诊”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 合办研究机构：企业与大学在学校内合办研究所。如汉诺威工科大学橡胶研究所，亚琛高等工科学校合理化研究所，布伦瑞克高等工程学校核技术和操纵技术研究所，斯图加特高等工科学校机动车和汽车发动机研究所。
科学园：1983年，联邦政府，西柏林市政府和柏林工业大学一道创办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个科学园区——柏林革新与创业者中心。此后，在联邦和州政府的积极倡导和热心扶持下，科学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1993年底，德国各州兴办的科学园区有160个，园区内企业2900个，科研和生产人员总数22300人，到1995年底，科学园区将达到190个，到1994年，德国各州共有117个新的科学园区已投入使用。21 科学园的特点是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并与大学在地点上相邻而居。比如德国第一个科学园区——“柏林革新与创业者中心（TIB）”就是依附于柏林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一批高校和柏林哈恩——梅特纳研究所（从事核物理、太阳能和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的大型研究中心）等在内的180多家科技机构而建成的。比如1984年7月，巴符州第一个科学园区“卡尔斯鲁厄技术工厂”诞生，该科学园与卡尔斯鲁厄大学信息技术研究所相邻而居。卡尔斯鲁厄大学信息系是德国学科最完整、教学和科研实力最强的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单位。园区周围还有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国家大型研究中心）、弗朗霍夫系统技术和技术革新研究所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 德国大学与马普学会、大型研究中心的关系。如前所述，支撑德国科技体系的有6大机构，其中，大学与马普学会和国家大型研究中心关系更为密切，它们是德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从基础研究的布局来看，大学在学科分布上精细合理独具优势，是德国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马普学会在交叉及边缘学科的纵深拓展中成就非凡，是德国基础研究学科创新的中坚力量；大型研究中心的尖端领域基础研究则与国家未来的科技与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是德国战略性研究的主力军。这三支队伍并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密切联系的合作伙伴。大型研究中心和马普学会的专家经常受聘担任大学的兼职或专职教授，三个机构共同合作培养研究生已成为一种惯例。大型研究中心一般设在大学附近，设备对大学开放，大型研究中心与大学、马普学会和大学经常一起承担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项目。这三支队伍既有分工，各司其职又密切联系，合作研究，成为德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的“三套马车”。 德国大学校内科技管理体制。大学一般实行校、系、研究所（教研室）三级管理。学校一般设有评议会管理学术、科研事务，决定建立、改建或撤销研究机构，确认一般性经费数额，决定科研的原则性问题；系里设系务会管理研究和教学事项；在系之下是基层的教学与科研组织——研究所（或称教研室），大学的真正科研活动及其管理均由研究所的所长或教授负责。系一级的实际管理权限不大。科研工作从立项、进度、财务、组织等项工作均由教授或教授组负责，教授手下有助教、科学助教、高级助教、高级工程师和讲师等。 2．德国大学的科技机构 德国大学的科技机构包括：系和研究所。研究所又分为两类：校一级研究所和隶属于系的研究所。 德国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为系，系主任由一名教授担任，其领导机构为系务会。一个系由同属一个大专业的成员，或者若干相近小专业的成员构成，现在系有取代以往较小的讲座 21 黄群：“联邦德国科学园区概述”，《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1995年第7期。第1—9。
或研究所以及常常规模庞大的学院的趋势。 校一级研究所：这一般是规模较大，涉及学科较广或仪器设备比较昂贵的研究机构。如：亚琛高等工科学校的工艺研究所，柏林工科大学的工艺化研究所，波恩大学的水利研究所，布伦瑞克工科大学的威廉克劳茅茨木材研究所、核技术研究所，杜塞多夫大学的空气卫生和灰尘医学研究所，弗莱堡大学的高分子化学研究所、计算中心，汉堡大学的应用物理研究所等等。 隶属系的研究所：这是系里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单位，由一名教授任所长，成员有1—3名教授，2—5名博士生，众多的本科生和工作人员组成。所长、教授由系务会议确定，经校长批准后聘任。 无论是校级还是隶属系的研究所都既是科研机构，又同时是教学单位，并承担培养博士生的任务。研究所有很大的权限，能独立地与国内外有关单位联系工作，自行决定研究所的发展规划，有自己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研究所的教授有许多是实际生产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也有从其他大学聘用的，他们都与企业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按学科设置的研究所已显示出其不足和缺陷，有的大学已开始在进行改革。 3．德国大学的科技投资体制 德国大学的科技经费来源分为两大部分：科研基本经费和“第三方”经费（亦称科研促进费）。科研基本经费是包括在教育经费中，教育经费通常又包括两部分：来自州政府的预算拨款，这部分主要包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经常性费用（人员费和事业费）；基本建设（建筑和大型没备），这些经费由联邦和州各承担50％。“第三方”经费包括：①德国研究会（DFG）提供的科研资助经费；②部门委托研究经费：主要是联邦和各州政府部门把公共经费作为研究项目经费拨给大学，其中主要是由联邦各部，而联邦各部中又以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经费占大部分；③基金会资助的经费；④企业委托研究经费。 科研基本经费：教授位置或研究所拥有的开展科研的基本经费，这一经费的多少因专业及科学家的声望而不同。这部分经费从州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中划出，相当于人头事业费，这部分经费属于“开题”经费，数目不大，如果要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要争取“第三方”经费的支持。 “第三方”经费：包括上述的4种形式，其中来自政府的占75％左右，来自基金会的占10％左右，来自企业界的占15％左右。 表2－15 德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情况表（1992） 全国R&D经费（亿马克） 大学R&D经费（亿马克） 大学／总额（％） 807 127 资料来源：OECD，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ndicators 1994／1。 表2－16 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R&D经费情况表 年度 1994 1995 1996
数额 R&D经费（亿马克） 163 169 176 资料来源：德国《1996年联邦研究报告》，转引自《科技改革与发展战略》7／1996 董群编译。 大学从德国研究会（DFG）获得的资助是其“第三方”资助的重要来源，DFG的资助方式如前面所述有三种：普遍资助项目，占经费的40％左右；重点资助项目，占经费的18％左右；特别资助项目，占经费的29％左右，另外还有促进在大学等进行人才培养的特别项目：1996年，DFG经费总额达到18亿马克，其中17亿马克为三种资助项目，另外1亿马克为大学特别计划，用于资助来取得大学授课资格或获得学位的青年科研人员。 基金会资助：这种资助一般期限较短，如果该项目被证明具有长远意义，基金会一般会希望由国家接手该项目，为其提供进一步的资助，以使基金会的资助保持灵活性。著名的基金会有：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罗伯特——博施基金会、弗里茨——蒂森基金会、克虏伯基金会和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基金会一般按照DFG的资助程序提供资助经费。 企业委托研究资助：一般都是资助应用前景很好并能在近期内实施的应用、开发性研究，而且这种经费将会越来越重要，这不单单指其数额的增加，而在于它能使大学时刻保持与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使其科研与培养人才紧紧围绕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展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会导致非学术力量过多地左右大学发展，然而通过对大学评估指标体系中获得“第三方”经费支持程度的分值的重要性的加强，国家和大学愈来愈重视企业资助的重要性。 4．德国大学的科技人员 德国大学科技人员即为大学的教师。而德国大学的学术人员分类极为复杂，一层为1976年以前的分法，一层为1976年高等学校总纲法留下的，一层是1985年高等学校总纲法新规定的产物，学术人员基本上分为教授和“中层人员”。 教授：包括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 中层人员：学术助教、学术助理和专聘教师。随着1985年高校总纲法的颁布，又增设了高级助教、科学助教、高级工程师和大学讲师等职位。 表2－17 德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人员情况表（1989年） 机构 人员R&D人员总数 政府研究机构 产业 民间研究机构 大学 R&D人员（万人） 占总数比例（％） 100 资料来源：同图2—3。 注：这里的R&D人员是指全时人员与非全时人员折合之和，而非参加研究开发活动的总人数。 表2－18 德国不同类型高校教师数 单位：人
全时制 部分时制 管理技术 年度全体 学术及创造艺术教师 及其他教合计教师 总额总数 职员总数 教授其他科学及创造待别专业数 艺术教师 教师 大学及艺术音乐学院 1992 442587 375111 23881 100111 5135 245984 67476 1993 452723 379427 24813 101439 4146 249029 73296 高等专科学校 1992 52952 31879 10624 1039 2070 18146 20394 1993 56125 32938 11362 1267 2231 18078 22147 全体高等学校 1992 495539 406990 34505 101150 7205 264130 88549 1993 508848 412365 36175 102706 6377 267107 96483 资料来源：《1995—1996年度基本结构性数据》德国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1995年版，转引自“国外高等教育快讯”，5／1996，蒋凯译。 表2－19 德国理、工、农、医类高校教师 单位：人 年度 总数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 医学农学、 林学、食品 大学 1992 88156 32114 17949 34720 3373 1993 89614 33167 18324 34756 3367 高等专科学校 1992 8086 1359 6302 2 423 1993 8683 1330 6828 6 519 全体高等学校 1992 96242 33473 24251 34722 3796 1993 98297 34497 25152 34762 3886 资料来源：同表2－18。 注：本表所指为全时制学术教师数，未包括部分时制教师人数。 第五节 启 示
本章1—4节对美、日、英、德4国大学科技体制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本节将对上述4国的大学科技体制中带有规律性的做法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于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因为在后面的第4—7章的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的专题研究中，我们将会对中外大学科技体制的异同点做详尽的比较研究，因此，从论文的写作框架结构上考虑，为避免重复，本节将只纲要性地进行概括，不展开论述。其可资借鉴的共性做法主要有以下6点。 1．政府对大学科技活动的管理是间接的、柔性化的。柔性化管理不等同于软弱管理，相反，这种管理是有力的。这种管理在充分尊重大学学术自由和考虑到大学科技活动特点的前提下，主要采取法规规范、政策鼓励、拨款引导等非硬性行政命令的方式。 2．长期、长效的基础性研究是大学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是由大学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能力所决定的。并且近年来由于对国家科技和经济长远发展有重大基础性作用的“国家目标”等高科技战略计划的广泛兴起，“国家目标”日益成为大学科技活动的“热点”和主攻方向。 3．尽管大学科技经费来源多渠道，但由于大学科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政府仍将是其科研经费的主要承担者。 4．重视科研经常费或一般经费的投入，即不附带科研项目的科研事业费的划拨，是保证大学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发现、发明必备的“种子基金”。 5．建立定期规范的大学科研质量评估制度，并将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质量评估结果挂钩。 6．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产学合作。 第三章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历史研究 上两章我们对世界现代大学科技体制的发展轨迹给予了简约式的考察，对当今世界大学科技体制最具代表性的美、日、英、德大学的发展模式给予了专题研究。本章我们将对中国大学科技体制发展的脉络给予一个轮廓勾划。依据我国大学科技体制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雏型期（1918—1953）；二、探索期（1953—1985）；三、发展期（1985一至今）。因为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部分的时间是从1985年算起，并将在后面进行专题讨论，所以本章将只对第一、二时期给予简约式考察。 第一节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雏型期”
按照校名校史追溯研究者的确认，对于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建立时间的看法有三：一种认为应是1895年盛宣怀所奏办的天津西学学堂的头等学堂（北洋大学的前身）；另一种认为应是更早的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22 第三种认为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然而，中国近现代大学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萌芽则要晚了许多年，而第一所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更是后来才有。 一、科学研究思想在大学的确立 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大月刊）发刊词》中写道：“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步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23 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指出：大学无研究所“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因此，大学各科研究所“不可不设”。24 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深受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影响，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十分重视，因此，他任北大校长后，就筹划设立研究所以供教师和毕业生、高年级学生从事研究工作之用。1920年7月，在他主持下，校评议会通过了《研究所简章》，其中规定：“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习明纳（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暂分四门：“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251922年，北大国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大学研究机构，开创了大学进行学术研究之先河。这时期，北大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孔子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虽然这些团体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盛极一时，昙花一现的产物，并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更远不能说北大学术研究已组织化和专门化，然而，它毕竟在大学里引入了科学研究的思想，并积极在探索之。正像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中所述：“在他（蔡元培）主持北大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不是肤浅的政论，就是学校教本，或者很浅近的参考用书。当这时代，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为不合时宜。”26 蔡元培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开幕词中也谈到，在民元以前，北大的方针 22 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福建与近代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11）。 23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0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94—295页。 24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午1月出版），转引自匡兴华主编：《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163页。 25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39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94—295页。 26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14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94—295页。
是中体西用，教师和学术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只是点缀；民元之后，由留英出身的严复署理校长，不少西洋留学生人校任教，教员、学生之间以说洋话为时髦，“中学”退居到装饰品的地位了。“但当时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27 将中国大学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的首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由于北大的带动，全国的大学纷纷效仿，科学研究的思想开始生根于中国大学的办学思想中。这时中国大学数量极为有限，民国元年，全国只有两所公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1916年，全国公立大学增至3所，私立大学增至7所。28 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条例》20条，附则3条，同时废止1912年公布的《大学令》和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条例》规定：“国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9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其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规定自然科学课程：“1．应注意生产技术的知识和技能。2．应以物质建设之完成为研究或设计之归结。3．应彻底从事科学之研究，并致力于有益人类增进文明之发明发现。”29 1934年，教育部又制订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1935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学位授予法》，这表明，这一时期大学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已逐步形成和制度化。 二、科技机构在大学的建立 1916年，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成立，这是由章鸿钊、丁文江创办的。10年后，1926年中国现代大学中第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交通大学工业研究所宣告成立。该研究所在交通大学校长凌鸿勋的筹划下，“为研究高深学术，促进科学及技术的实验而设立”。成立之初，经费紧张，设备欠缺，经凌鸿勋校长吁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才得以为继。研究所成立后，承接了国内各公私机关委托的大量的试验研究项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30 1929年秋，清华大学开办了研究院，首先试办物理研究所和外国语文研究所，并公开招收研究生。这一时期，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清华大学经费充裕，实验设备充实且先进，图书资料丰富齐全。同时，学校罗致了一批从国外学有所成的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教师，这些老师在国外受过科研训练，有较强烈的科研要求，因此学校学术研究空气较浓，科研工作有 27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95—296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94—295页。 28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14—15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94—295页。 29 《革命文献》第54辑，第275—276页，转引自徐明华：《民国时期大学的科学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第8卷，第1期，1992。 30 《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一定的开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理学院比较突出，某些项目的研究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有些还为国外学术界所侧目。熊庆来、吴有训、赵忠尧、李继侗、陈桢、袁复礼等都是成果显著的知名学者，理学院还主办了学术刊物《理科报告》（英文），这是我国科学界对外交流的主要杂志之一，在国外颇受好评。清华大学的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但是，这时期的许多主要研究多是教师在国外留学时工作的引申，由于国内条件限制，缺乏新创见和实验数据。大多是依据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国外生产与科学资料进行的，其成果大多以英文发表于英美杂志上。31 这时期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较多依附于美国的科学文化。 这一时期中山大学科研组织的发展独具特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大的两广地质调查所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组织地质系师生及科研人员多次共同开展野外和室内地质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培养了像陈国达这样世界知名的学者，中大的农学院因地制宜，融教学、科研、生产于一体，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农林植物、地壤方面的专门人才，创造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而且为广东省改良土壤性质，提高水稻产量，发展农林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大的医学院也斐声海内外，该医科全盘德国化，这表现在早年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主持校务时，聘请了七八个德国教授，采用德国教材，用德语讲课，医院设备也德国化，甚至连写病历、开处方都用德文。该科不分系，下设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物学5个研究所，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论与临床相结合，针对华南地区的常见病及华南地区民族的生理病理特点，作了大量的解剖学调查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培养了大批专家。32 除此之外，中央大学、北洋工学院及私立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等院校在这一时期也先后成立了各种研究所。 1937—1949年的十多年，是我国大学在战乱中避难图存，在漂泊中艰难维持，缓慢发展的时期，抗战前，全国42所大学已有12所设研究院，共45个研究学部。33 抗战爆发后，由于条件恶劣，研究院、所曾一度停办。1938年开始逐渐恢复，并酌予增设。1939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明确规定大学研究院的任务“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34 此后，大学研究院、所有了大幅度增加，到1946年已有25所学校设研究院、所，共计86个学部。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弊病，研究院、所的科研与学校的教学相脱离，研究院、所逐步脱离本校，自成独立单位，经 31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132页。 32 《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6页。 33 《革命文献》第59辑，第64页，转引自徐明华：《民国时期大学的科学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第8卷，第1期，1992。 34 北京大学高教审编：《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费独立、师资独立，受到教育界人士的非议，1946年12月，教育部开始纠正这种弊端，废除研究院和研究学部，一律改为研究所，使所、系成为一体，研究所主任亦由系主任兼任，系里的教师亦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35 在抗战时期，于1938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克服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困难，克服了图书资料缺乏，实验仪器设备差等具体困难，尽量从事较少依赖实验仪器设备的理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杂志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研究，周培源的流体力学研究等。生物、地质地理气象两系开展了较多的室外研究，对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作了普查，取得了许多新成果。36 1934—1939年，清华大学陆续建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这种研究所不招研究生，故称为特种研究所，后农研所招了研究生）。研究人员大多是专职的。特别是航空、无线电、金属3个研究所直接为军事目的服务，其经费大多来自政府资助。其中尤以航空研究所成绩最为突出，它建成当时国内惟一可用的昆明风洞，之后又利用风洞做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高空气象学等多方面的试验和研究。37 为我国的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发展迅速，从战前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到1948年的7个学院30个学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中国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38 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在美国发表的关于寻找中微子办法的论文就是这一时期在浙江大学完成的。截止到1947年，全国大学共设有156个研究所。 此外，在191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205所，大学教师万人，研究生629人，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决定设置院士，1948年从402名候选人中选出81名院士，其中自然科学类的54名，此中在大学或曾在大学任教的有34人，占63％39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给予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最高成就的科学家的最高学术荣誉，大学所占人数之多，也足以说明科学研究已逐渐在大学里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三、新中国大学科学技术工作的调整（1949—1953） 新中国成立后，对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进行了接管、改造，对大学和院系设置进行了调整。 35 北京大学高教室编：《高等教育研究》第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6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37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7—385页。 38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浙江大学校史稿》，第72页（未出版）。 39 樊洪业：《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附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1950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了改造高等教育的方针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方向。会议首次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必须进行系统的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的教育，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水平，以便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新中国的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使一大批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和科技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他们纷纷响应祖国的召唤归国工作，到1952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共接待归国学者和留学生2千余人。40 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大学里工作，他们为我国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9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大会认为：“综合大学虽主要是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大学应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并与各研究机构和业务部门取得密切合作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41 这次会议对如何制订科研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做法。这两次重要会议不仅对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给予了正确的阐述，而且对大学科研的任务、方向和方针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对于我国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全国性的有关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对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方法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但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之我国科技的落后和经济的窘状，大学科研条件和能力极为有限，除几所条件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大多数大学开展科研只是为教学服务，科研工作开展得并不普及和深入。 从1918年蔡元培第一次倡导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思想，1926年第一所大学自然科学类研究所的成立，到1953年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的召开的35年的时间里，我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从思想的萌发，机构的建立，政策的制订，逐渐发展。然而，就其整体来看，尚处在一种分散的、个体的状态，科学研究还只是为了教学而进行，大学肩负着发展科学技术的职能远未谈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更是其力所不能及，作为大学科技体制所应包括的基本构架：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投资体制、科技机构、科技人事制度更未完全形成，因此，我们只能将其归纳为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雏型期”。 第二节 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探索期”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6—7页。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87页。
在高教部召开的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之后，由于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开展科研工作。由于当时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迫使我们在经济、科技、教育体制上只能向苏联看齐，在中国科技体制中确立了两大体系——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之后，中国大学的科技体制进入了“探索期”（1953—1985）。在这个与“雏型期”所需时间几乎相同的30多年里又经历了1953—1966年“文革”前的“前探索期”、“文革”中10年的断裂、停顿甚至倒退的“空白期”、以及“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后探索期”。 一、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前探索期” 1953—1954年，全国开展科学研究的大学已有52所，到1955年秋，又增至98所，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2，所进行的科研项目为9248项，参加科研活动的教师为10590人，占教师总数的％，有26所大学出版了学报，28所大学召开过全校性的学术研讨会。42 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颁发的自然科学奖34项，其中高等学校获得6项。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强调：“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中国科学院和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做到各方面分工合作，密切结合。”他还在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指出：“必须重视高等学校内的巨大科学力量，鼓励并组织高等学校的教师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高等学校中，研究力量较强的教研室和实验室，应独立担当重要的研究任务”。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化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在新时期发展国家科学技术事业中，高等学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已拥有科技人员万人，占全国科技人员总数的78％，有高级科技人员7800多人，占全国总数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科学研究一个显著特点是已从“雏型期”时的分散的、个体研究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发展，并且进入了由国家统 42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转引自匡兴华主编：《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163页。
一规划、组织协调的研究阶段。 在这一时期，大学还开始同产业部门联合开展研究。1956年，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规划纲要（草案）》中规定，高校“应经常接受产业部门和科学院所委托的研究任务”，“必要时，高等学校可成立独立的研究室”，“还应鼓励产业部门和科学院把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设在高等学校里面。”该规划对大学的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自动化等新技术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1957年，全国大学同科学院和产业部门联合建立了54个研究机构。但是，在执行上述规划任务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大学开展科研无专项经费，使大学的许多教师调离高校跑到了科学院系统。1957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就如何确立我国科研体制的方针和体制问题展开了讨论，之后，高等教育部党组提出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和体制的意见》，认为“高等学校应该成为全国一般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以进行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方面）为主，以实际应用和技术改进的研究为辅。”遗憾的是这一意见并未被采纳。 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我国大学的科研工作也进入了它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在有关文件中多次强调“高等学校是一支重要的科学技术力量”，“高等学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一支重要方面军”，“进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切表明对大学科研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深入和提高，已不仅仅把科学研究单纯认为只是为教学服务，而认识到除此之外，发展科学技术也是我国高等学校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这种认识的提高，许多大学积极承担一批重要的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北京大学的多肽合成和牛胰岛素合成研究，南京大学的花岗岩研究，北大、清华的计算机、小型加速器的研制，山东大学的晶体生长研究等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1962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之后，国家科委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又逐步解决了大学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编制，物质供应渠道等实质性问题，使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开始真正全面纳入国家科学规划的轨道。在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共549个中心问题，由大学主持和负责研究的有372个，占79％。1964年3月按承担任务的单位下达的十年科技发展规划任务书的总卷数中，97％的卷数中共有186所大学承担了研究任务。1965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其中“新生长点和基本研究”方面共31项，由大学组织的有19项。1965年底至1966年，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举办直属高校科技成果展览会，共展出高等学
校承担十年科学规划任务取得的成果217项。43 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学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发展基础研究和新领域探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大学科研工作也出现了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违反科研规律的现象，在科研活动中贬低专家的作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科学试验中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损害了科学精神，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等等。1961年，国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制订了《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等政策，从而确保大学科研工作能正常健康地发展。 应该说，在“前探索期”阶段，尽管有过许多“左”倾东西的干扰，有“苏联模式”的不利一面的影响，但中国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已逐渐纳入轨道，并且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经费拨款、科研人员编制上都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中国大学科技体制已初具规模，但令人痛心的长达10年的“文革”使之毁失殆尽，使中国科技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和倒退，延缓了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速度和时间。 二、中国大学科技体制的“后探索期”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高等教育又进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教育科技界的一项当务之急的重大任务，针对“文革”年代知识分子被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教师被当作“臭老九”进行批判，进行科学研究是走“白专”道路的情况，邓小平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5月他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同年8月，他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8年他又发表了《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些讲话对于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位伟大的老人以非凡的勇气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使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挣脱了藩篱，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10月，教育部通知试行修订后的《高教六十条》，其中提出要逐步增加科学研究的比重，认真搞好科学研究，将高等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1979年1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高等学校“是我国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专门人才并列成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 在这一时期，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法规建设也得到了明显加强，197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0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4月，中共中央 43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1987年，转引自匡兴华主编：《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板社，第163页。
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了《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条例》，1984年3月，以国家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9月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1982年11月，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六五”全国科技攻关计划》，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统一组织和管理全国的科技队伍，统一领导长期规划，决定重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工作。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科技攻关项目经费使原有科研机构得到充实、捉高，一大批新建科技机构发挥巨大作用。到1984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共有实验室21300个，实验室工作人员万人，其中专职技术人员万人，仪器设备总值亿元。44 这些实验室分为三类：教学用的一般实验室、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仪器测试中心、装备精良的既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的专业研究实验室。这一时期中央教育部、省、自治区教委、大学纷纷设立主管科研和科技开发工作的科技司、科研处或科技处等职能部门。到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强调：“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在此将高等学校第一次放在首位。至此，中国高等学校科技体制发展完成了其“探索期”的使命，进入了一个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改革发展时期”。本文将在后面4—7章进行重点专题研究。 第四章 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科技管理体制是科技体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科技管理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始终，科技管理对于科技事业能否高效、持续地发展的重要性已不需赘述。对于大学科技管理进行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很多，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手册性的工作研究；（二）概论原理性的理论研究。从结构上又可按科技活动过程的3个发展阶段：计划管理、成果管理、开发管理划分为“片断”研究和全过程研究。从科技活动的要素上又可分为经费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管理、信息档案管理等等。本章的研究并不是在上述这些研究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引申，而是想打破手册性的工作研究和概论原理性的理论研究的体例，撷当前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中宏观和微观所出现的和未来将会出现的有内在密切联系的重大、重要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本章及后面几章将会体现出这种“风格”，即：不是形式上的“系统”研究，而 44 《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第229页，1992年。
是“问题”研究，当然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互不关联的，而恰好相反，是内在密切联系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系统”研究。 第一节 国家科技管理体制 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以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增加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阶段，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制定和调整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把科学技术，特别是民用工业、农业技术、高技术和未来战略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运营的经济发展方式。科技体制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1988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到199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6年的《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全国人大颁布的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科技进步法，至国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至此，中国的科技体制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特点突出、目标明确的体系。 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促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攀登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45 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逐步建立起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下世纪初把中国建成科技和经济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46 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总体部署是：科技工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面向经济建设和 45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46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社会发展主战场；第二层次是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第三层次是加强基础性研究。47 针对每一个层次都制定了相应的科技计划，这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部署。 中国新型科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应该是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加快技术创新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体现，科技资源的配置应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来进行；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科技开发活动应以企业为主进行；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等超前性的科研活动、重点社会公益性科研活动，应以政府支持为主，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开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全局性、综合性、关键性的科技攻关活动，由国家组织实施。48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是：稳定一头，放开一片。稳定一头是指按少而精的原则，重点稳定一支精干的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攻关和重点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科技队伍，放开一片是指放开、放活科技开发型、科技服务型和大部分社会公益性的机构，通过实行结构调整、人才分流，将这些机构引向市场，以各种形式进入企业，或创办各种经济组织形式的科技型企业，或整体向科技型企业、企业集团转化。49 中国的科技计划：（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科技计划：1．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2．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3．星火计划；4．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5．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二）促进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科技计划：1．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火炬计划。（三）加强基础性研究的科技计划：1．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2．攀登计划；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科技决策管理系统：中国科技工作包括民用科技和军事科技。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国务院，中国科学技术的大政方针由国务院决策作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国务院负责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国有8大队伍：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系统、地方科技厅系统、中国科协、国家各部委属研究开发机构、大中型企业属研究开发机构、国防科工委系统。此外，还有一些民营科技开发机构。如图4－1所示。 图 4—1 中国科技体制示意图 47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48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49 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二节 大学宏观管理体制研究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纷纷给各类科技机构“松绑”或“放权”，亦有人说应该是“还权”，即把本该属于科技机构的权力还回来，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应该说这一科技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作用是巨大的。有人用“放水养鱼”来形容其功绩，对这方面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取得了很丰厚的成果。但是，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科技管理体制领域内却兴起了另一种改革——“集权”。笔者一直对这“另一种改革”极为关注，并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搞活放开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宏观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失控”，这一宏观调控管理的不力对中国整体科技活动，特别是对作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的主力军的大学的科技活动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本节将对此进行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体制基本架构 中国大学科技管理的最高部门是国家教育部50 ，大学无论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各部委属的，还是省属的地方大学在业务上都要接受其指导。国家教育部、中央各部委和省、市、 50 199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国家教育委员会改为国家教育部，将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计划经济委员会。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改为国家科学技术部等。
自治区教委都设有科技司或科研（技）处，指导或管理大学的科技活动，大学内设有主管科技工作的校长或副校长，设有主管科技工作的职能部门科研（技）处，各院、系、所（室）、中心有主管科技工作的院长、主任、所长或副职。同时，大学还与中央和地方科委，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厅委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关系，并与企业公司等进行科技方面的合作。 中国大学的科技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纵向管理体制，国家教育部和省教委代表政府统管大学的科技工作，国家教育部设有负责高等教育的高教司和专门负责科技工作的科技司，以及与科技工作密切相关的条件装备司等。国家教育部与省教育厅负责科技工作的有关司、处与国家科技部和地方科技厅的司、局、处并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是一种业务关系，凡是涉及大学的重大科技问题，国家科技部须会同国家教育部，省科技厅。必须会同省教育厅共同商议才能作出决定，国家教育部还与国家计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国务院负责科技奖励的委员会或办公室，省教委与省计委等联系密切，为大学承担项目，鉴定成果，申报奖励，推广应用进行组织协调工作。 二、宏观管理体制的“缺陷”与大学科技发展的不利 作为主管教育口的国家教育部和省教委，其制定的科技政策和科技规划无疑对大学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教育部科技主管部门与各大学联系紧密，其政策和规划的出台都事先与各大学反复磋商，一般来讲，比较符合和有利于大学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即便出现一些问题，由于沟通反馈及时便利，能避免较严重的偏差出现。但作为中央和省级政府主管科技重大政策和规划的科委和计委，由于其掌管着巨大的财物、经费分配权，其制定的政策和规划的倾向对于大学科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原因是：（一）大学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其承担着国家重要科技发展任务，国家的科技政策和规划当然与之休戚相关；（二）大学承担科技任务，优势是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而这些恰好属于由政府资助的各种科技计划，其管理部门属于科委和计委，而由于科委和计委所站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许多问题上并未通盘考虑，对于生力军和主力军的大学科技力量了解不够或不愿了解，在具体计划的落实上出现了部门保护主义、不公平竞争等腐败现象，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大学科技机构科研任务、经费“吃不饱”，而一些部门属研究开发机构科研任务由于自身条件不够，水平不高而出现“吃不了”，经费浪费掉的怪现象。国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划拨的科技经费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学这支学科齐全、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国家科技发展的生力军没有充分发挥其全部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管理体制的“缺陷”所造成的浪费。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美国1993年11月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商务部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内务部长、卫生部长、航宇局长、环保局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对预算分配行使权威性的建议权，使科技决策机构进入政策最高决策层，具有最高权威性。1994年，德国联邦政府将原来的教育科学部和研究技术部合并，成立了一个超级部——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人称未来部，成立未来部的主要目的是把教育与科学和研究开发紧密地衔接起来，协调联邦州之间和联邦与州之间的合作，组织科学界、研究界和经济界共同推动已确定的主导科研项目，为跨学科和跨管辖的研究活动提供机会。进入90年代，日本的经济开始显现出衰退的迹象，日本悟出科学基础薄弱正是其复苏乏力的原因所在，在其科技政策中提出加强有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研究的长期科技发展方针。日本科学技术会议是日本科技政策最高咨询审议和决策机构，由总理大臣担任议长，议员有大藏大臣、文部大臣、经济计划厅长官、科技厅长官、日本学术会议议长和5名学者组成。日本科学技术会议对日本科技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具有权威性的影响。透过这种变化我们发现，尽管美、德、日都是崇尚政治、经济、文化分权而治的，尤以美、德为甚，然而在科技战略发展政策及经费的分配方案上都共同采取了“集权”措施，要么成立高于政府各部的科技决策机构，要么合并成立统管科技界、大学界、产业界科技活动的超级部。这一宏观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是正确的。这是这些国家政府强烈意识到科技实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而成立一个充分考虑各部门的作用和利益同时又不只为某一部门利益和发展所左右的最高决策机构或综合部，是符合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的，也是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规律的。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总负责人韦伯博士在总结经验时说：“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管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技术负责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总结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经验时也指出：“使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当科研生产关系成为限制科学能力发展的惰性力量时，改革不合理的科研体制，建立新型科研生产关系，就成为发展科技的必须。同时我们还要打破一种思维方式，改革不一定只指“放权”，有时改革就是“集权”，其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科技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也必须成立一个高于中央政府各部和省级政府各委、厅的最高科技决策部门，这是解决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缺陷”，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有利于中国大学科技发展的标本兼治办法。 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 建立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委员会基
本职责是：研究制定国家（或全省）科学技术政策，讨论、决定重大科技任务和项目，协调全国（全省）各部门科技工作的关系，监督掌管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审批权的部门公开、公正、高效地行使其职权。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其成员组成：委员会主任由总理担任，副主任由主管教育、科技、财政、经济的副总理（1—2位副总理）担任，成员有国家教育部部长、国家科技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财政部长、科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国家经贸委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4位不担任政府职务的教育界的科学家、4位不担任政府职务的科技界的专家和2位不担任政府职务的企业家，其组成人员中的政府官员的委员资格任免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其10位科学家和企业家实行任期3年一届制，最多只能连任两届，连任者不能超过总数的1／2。委员会实行每人一票制，凡重大政策、规划、经费分配方案、重大项目的实施、国家各大科技计划的出台或执行应提交委员会表决，超过总人数2／3才能生效。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3次全体会议。省级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也应照此设立。 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对于大学科学技术发展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在研究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时，必须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理顺国家整体科技管理体制，才能使高等教育系统内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本文对此占用如此大的篇幅进行研究的用意所在。 第三节 大学科技评价体制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 国内出版的关于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的著作中一般都有科研评价或评估的章节。如：薛天祥主编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梁其健、姜英编著的《高校科研管理概论》，周达谦、余年生著的《高校科研发展探索》等等。而在大学实际工作中开展的科研评估最为成功的例子是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这个评估对保证国家重点实验室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作为科技管理的研究还是实际管理的运用都只是把“评价”作为一种手段，只是发挥其科技管理的辅助功能。然而，深入研究国外大学科技评价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大学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科技评价决不仅仅是大学科技管理的一种手段，应该而且必须发挥其在大学科技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大学科技管理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建立大学科技评价体制。这是提高中国大学科研管理水平，保证大学科技发展科学、高效、平衡的重要举措。
早在5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对科技工作的评价，他们从科技水平和科技管理水平等方面来评价公司、部门研究所和大学的工作。进入70年代，科技评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英、美、德、日等国大学进行科研评估已形成一种制度，并紧紧地与大学的声誉地位、科研水平、科研经费、学科方向、生源质量、研究生培养、师资水平相联系，成为衡量大学整体实力的标准和大学发展的指挥棒。在这些国家中，尤以英国的做法最值得研究和借鉴。 英国政府对大学科研管理是与经费资助联在一起的，其资助采取“双渠道”（或称“双重资助系统”）。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的科研质量评比是以大学的系为单位进行评估，学校所得经费就是各系的总和，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美国科研评估是以个人为评估对象，经费也是拨给个人的。因此英国各大学非常重视这种评比，因为假如通过了，整个系都能得到资助；假如不能通过，将不仅是个人得不到资助，而是一个系整个集体都不能得到资助，损失惨重。这就极大地调动了集体的积极性。1992年英国共有100所大学参加科研质量评比，其中47所老大学，50多所1992年刚刚由多科技术学院升格而来的新大学。这次评比采纳计分制，评估标准可分为5大等级（共7个级制），以5分制计： 5a分：所有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大多数分支领域研究已达到国际水平； 5b分：所有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某些分支领域研究已达到国际水平； 4分：几乎所有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某些分支领域研究已接近国际水平； 3a分：大部分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某些分支领域接近国际水平； 3b分：大部分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 2分：仅有一半专业研究达到国家级水平； 1分：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专业达到国家级水平。51 得分最高的剑桥大学52个专业中有40个得5分。牛津大学在45项专业中有28个得5分，并且参加项目全部在3分以上，这表明3000名教师将继续获得科研经费。伦敦大学学院43个参加项目中有22个得5分。沃瑞克大学科研成绩是地方大学中的佼佼者。诺丁汉大学也有11项达到5分。苏格兰中成绩最好的是爱丁堡大学。刚升格的多科性技术大学一般在科研方面底子薄，力量弱，大都在2分以下，惟一得单项5分的是西敏寺大学（原中伦敦多科性技术学院），它选择了通讯与信息研究专业参加评比，5名教师所交的论文使该专业获得了5分。根据规定，得1分者不发科研经费。有一些大学没有参加评比，它们放弃这种渠道的经费来源而集中进行教学，成为教学型大学，在教学人头费上得到补偿，一些大学从 51 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38页。
企业中增加经费来弥补科研经费。52 1996年科研评估安排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依据全面的评估，以适当数量的数据为基础，鉴定将根据出版物的质量或研究人员的专著，每一个研究人员需提供最近4年或6年（取决于项目的时间和规模）所发表的4份出版物或专著，基础性和应用性项目将给予平等对待，保证不会抑制大学从事与工业界相联系的项目，科研评估将涉及69个专业领域，评估专家将包括工业、商业、政府、公共机构和大学的人员，评估之后，将结果公布于众。53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管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97年，全国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55个，其建设总投资约14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投资近9亿元人民币（含外汇9000多万美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现汇8000多万美元。与此同时，国家各有关部委也开始执行了与此类似的部门开放实验室计划。其中有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大学，此外还有一些部门开放实验室也建在大学内。实践证明，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的成功执行主要依赖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指导方针的正确，其核心是执行严格的评估制度。54 建立“政府一社会一大学”的宏微观相衔接的科技评价制度是解决大学科技管理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人治”痼疾，走向“法治”的一种观念和体制上的更新，是大学科技管理走向民主、公正、公开、独立、科学的制度保证，建立大学科技评价体制具有5种作用。 1．评价体制旨在对大学科技水平、成果和人才等的评价，有助于提高大学的整体水平。定期对大学进行学术水平、成果价值、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评估，有利于大学聚集前沿的学术思想和优秀人才，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此外，评估除了对大学科技水平和成果的认可和肯定的作用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对被评估的大学及系、所和个人具有“诊断”的功能，通过“诊断’’从中发现缺陷和不足，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2．评价是国家对大学的科技政策、大学校内科技政策的反映与反馈，有利于加强国家对大学、大学对系所的宏观与微观的管理。根据评估可总结出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也可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而克服管理中的盲目性，为科学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为国家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评价制度是科学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评价制度有利于大学宏观、微观科技体制改革。评价体系从体制上包括对管理体制、 52 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40页。 53 张艺华：“英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参考资料》，1996年第14期，第30 54 朱蔚彤：“谈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科技导报》，1997年第1期，第10页。
投资体制、科技人事制度、科技机构的评估；从评价过程上包括了事前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从价值上包括了科学价值评估、社会价值评估和经济价值评估；从层次上包括国家评估、社会评估和校内评估等等，因此从这种科技评价体制中可以非常及时地发现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大学宏、微观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4．评价体制有利于大学之间、大学校内各系所、个人之间开展良性竞争。定期评价可以使大学清楚了解自己在全国中所处的位次以及优势和不足，使系所和个人知道自身在全国同专业、同行中所居水平如何，从而激励竞争的斗志为加强实力，提高水平而展开良性竞争。 5．评价是向政府和公众展示大学科技实力、科技贡献，求得国家和公众对大学科技在物质和观念层面给予支持和最有说服力的宣言和广告。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评价可以加深对大学作用的认识，从而在物质上给予更有力的支持，而公众通过传媒了解评估结果，可以在舆论上有力地支持大学的科技投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公众对大学科技发展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因为公众的态度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政府行为和企业界的兴趣，从而使大学科技发展在物质和舆论上都得到有力支持：中国高等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办法： 二、建立“政府—社会一大学”二级三类的大学科技评价体制 在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内或会同高教司成立全国大学科技评价办公室，以4年为一周期，以“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里的指标数据为基础，邀请大学、科学界、产业界、政府行政部门的专家制定出评价办法、指标体系等具体权重，制成计算机软件。在具体操作中运用反演集合理论中的德尔菲方法（德尔菲方法应用很广，但有一些弊病，反演集合理论中的德尔菲法要求每位专家在提出方案的同时，要指出方案的利和弊，由工作人员将各种方案和方案的利弊集中整理后反馈给各位专家„„）反复权衡，既要考虑其科学性，又要照顾其简便性、可操作性，与每年上报的“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表”配合起来，不会增加大学的负担，又能保持其原始数据的真实性，鼓励非官方的社会机构来对大学科技活动进行评估，作为政府官方评价公布结果的对照，允许、鼓励其定期公开其评价结果，各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科技评价系统，对本校的系、所和个人进行定量评价。这种三类：政府、社会、大学；二级：国家教育部和大学的评价体制可以弥补过去科技体制缺少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调整、自我监督、自我检查、自我评价机制的缺陷，可以使科技管理体制从原来的单向指向式变为双向反馈式。二级三类的大学科技评价体制的实施可分二步进行：第一步只评但不奖不罚，即只在媒体上进行大力宣传，通过传媒将评价结果公布于众，使成绩好的大学产生荣誉感，使成绩较差的大学产生压力感，从而使大学都产生奋勇争先、奋力追赶的动力。第二步在进行完第一次评价3年后进行第二次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国家所
拨教育经费中的科技经费所占比例挂钩，并与科研机构的设置、科技人员的奖励、科研课题的立项等联系起来，以奖优为原则形成制度化。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家教育部的定量评价。分为两种：一种以学校为评估单位，这可充分看出学校的整体水平，这主要针对一流大学，使之竞争学校的整体位次；一种以专业为评估单位，这是面向所有大学的，一般大学尽管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但在某些专业上也可有突出成绩，通过专业评估，也可脱颖而出，这有利于鼓励一般大学以学校基础较好的专业为突破口，与一流大学一比高低，办出学校的特色来。 当然，制订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事，其中的指标体系的设定，量值的给出都需要反复权衡。大学的科研又涉及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不同类型。仅以基础性研究为例，其评价就存在着基础性研究成果量化难，研究成果确认的滞后性，研究过程可视性与可控制性，制定一种刚性的评价办法尤为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中国大学所独有的，而英、美、德、日等国也同样存在。因此，不能以其操作的困难性就废而不做，从总体上看，只要精心组织、设计、并注意给予及时修正，其推动大学科技发展的利处远大于弊处。这也正是英、美等国长期坚持其做法的原因所在。 根据笔者在大学科技定量评价方面所积累的研究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此方面的工作，提出学校评价和专业评价应设立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43个三级指标，将之制成计算机软件，输人数据，即可实施。55 如表4—1所示。 表4－1 中国大学科技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研究条件 1—1研究人员条件 1－1－1参加研究与开发人员人数 1－1－2研究人员队伍职称的合理比例 1－1－3研究人员队伍的流动性 1－1－4实验、辅助、管理人员的比例 1－1－5研究生参加研究的比例 1－2研究物质条 1－2－1研究与发展经费 1－2－2仪器设备状况 1－2－3研究用房状况 1－2－4图书、信息、资料条件 1－2－5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状况 55 吴岩、肖汉卿、卢素魁：“河北大学科技工作定量评价系统软件”。
1—3科研管理水平 1－3－1科研管理水平 2．研究方向 2－1研究方向 2－1－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 2－1－2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2－1－3对经济发展的价值 2－1－4研究方向的连续性 3．科研开展状况 3－1承担课题状况 3－1－1承担国家级课题数 3－1－2承担省部级课题数 3－1－3承担横向课题数 3－1－4承担自选及其他课题 3－1－5承担国际合作课题数 3－2完成课题情况 3－2－1按时完成国家级课题数比例 3－2－2按时完成省部级课题数比例 3－2－3按时完成横向课题数比例 3－2－4按时完成国际合作课题数比例 3－3科研与教学结3－3－1培养研究生数量 合情况 3－3－2研究发表论文数量 4．研究成果 4－1专著与论文 4－1－1出版专著 4－1－2公开发表论文 4－1－3专著或论文被引证的篇（部）数和次数 4－1－4在国际、国家级学术会上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宣读论文的数量 4－2鉴定科研成果4－2－1鉴定评议成果的数量 与专利 4－2－2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数 4－2－3鉴定为国内先进水平的成果数 4－2－4专利获得数 4－2－5专利实施数 4－3获奖科研成果 4－3－1获国家级奖励项目数 4－3－2获省部级奖励项目数 4－3－3获厅局级及以下奖励项目数
5．科技成果效益 5—1社会效益 5－1－1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数 5－1－2科技成果用于生产增加利税数 5－2学校效益 5－2－1科技成果为学校创收 5－2－2科技成果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5－2－3科技创收转化为学校固定资产的比例 第四节 大学科技管理所应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研究 一、大学科技管理应遵循“科研自由性规律” 大学科技管理体制是与其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以及国民性相一致相适应的，并无简单的优劣之分：但是不同的模式还是存在各自的利弊。中国大学实行的是纵向分层的科技管理体制，其最大的优点是：有利于使国家对大学科技工作的要求迅速、彻底地得到贯彻，使大学的科技工作充分纳入国家整体规划中，在局部与整体发生矛盾时，这种管理体制能有效地使局部服从整体。而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就是常常忽视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特殊规律——科研自由性规律。科研自由性规律是指：对于科学研究本身来讲，研究者个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应得到自由地发挥，应不受经济、政治和行政等外部诸多因素的干预，这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研究能取得重大突破、发现的基本保证。56 美国大学的科技管理实行的是“多头领导”的多元化体制，有卫生部、国防部、航宇局、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等部门对大学下达任务，提出要求，行使部分“管理”职能。美国大学内部的科技管理体制也是多元化的，有的学校设立专门委员会来领导科研工作；有的学校不设校一级的机构而由系主任对科研进行领导；有的学校通过签订合同委托校外专业公司或非营利研究机构代管，有的学校只提供必备的后勤等保障条件，由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自己来管理。这种符合各自情况的多元化的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遵循其自由性的规律，有利于个体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取得重大突破、发明、发现。当然，这种管理体制也有其不足，就是存在着过分强调个体和局部利益的倾向，当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在科技发展方向看法上发生矛盾时，这种弊病就很突出，因此，为了有效有力地干预和管理科技工作，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目的也正在于此。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中国大学太穷了，如果我们有美国大学那么多科研经费，我们会干的比他们出色多了。诚然，我们的科研经费确实不能与美国大学同日而语，经费的短缺确实是制约我们取得突出 56 吴岩：硕士学位论文“美同、日本、中国高校科技体制及政策的比较研究”，第43页。
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体制的弊病，我国大学校内科技管理体制过多地强调整齐划一，学术管理行政化，忽视科研自由性规律。这从国家花费巨资在大学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却未尽如人意的情况得到印证，我们这些设备不谓不精良、人才不谓不一流的专业实验室的科研成绩往往是在“验证”学术前沿的东西，在技术上进行“改良”和“完善”，真正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寥若晨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管理人员包括科研人员自身重视科研自由性规律不够。我们在羡慕美国大学充裕的科研经费的同时，不要忘记也要学习其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奥秘”——体制。我们可以预言，今后中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在微观上是“放”，美国大学科技管理体制在宏观上是“统”，其发展方向是趋同性。当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繁重复杂的任务，会遇到许多困难，包括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习惯思想，不能希望一朝一夕就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但这种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则是必然的和正确的。 二、大学科技管理应遵循“战略方向”和“动力原则” 大学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任务，已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大学不仅是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一支主力，也是科技攻关、引进项目消化吸收、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高技术产业开拓的重要力量。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科技工作与教学工作都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师资水平的提高，学科内容的更新、交叉，新兴学科的形式都有赖于科技工作的开展，高水平的科研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立足于国内培养的问题。大学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把它作为一项基本任务，精心组织、妥善安排，以不断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和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大学科技管理的长期发展战略就是基于此种认识而制定的，我们将之称为“战略方向”。大学科技管理的战略方向是与国家的科技发展指导原则相吻合的，可以形象地概括为：“稳定一头，放开一片”。深刻、全面地领会这一发展战略，并将其有效地贯彻于大学科技活动中，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经济、科技持续性发展也将起极为至关重要的作用。“稳定一头”对于大学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其在基础性和高技术研究中的主力军作用，重点稳定一支精干的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攻关和重点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科技队伍，由于这类科研需要高水平人才持续稳定地进行，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一般应以博士学科点为基本力量，形成一支精干的、布局结构比较合理的科研队伍。要大力争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的支持。大学科技管理要给予精心组织，积极协调、创造条件、鼓励联合。“放
开一片”对于大学来讲就是要把大多数科技力量投入到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上，这是由中国实际和大学实际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所决定的。长期以来，大学科研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其表现就是许多“高水平”、“高效益”的成果被“束之高阁”。大学方面常常发出企业工厂没有现代意识，不重视科技，不识货的抱怨，实际情况并非全部如此。其中许多成果要么是成熟度不够，不能生产化，要么是没有市场，不能商品化，科研方面低水平、无效益的重复性劳动太多；一方面科研经费短缺，一方面大量经费被浪费。同时长期的与社会“隔离”，造成大学教师心中没有了实际，其培养的人才不了解实际，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而“放开一片”使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观。大学通过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计划（攻关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以及企事业委托研究项目，通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出售专利、领办和联办企业等形式解决了一批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推动了工农业的科技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大学也因此受益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仅以1995年为例，大学共获得科技经费亿元，其中委托和其他经费为亿元，占％。这极大改善了大学科研和教学条件，增强了实力，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大学与社会的“隔离”。 “稳定一头，放开一片”是大学科技管理的长期发展战略。而在微观具体的管理中与“科研自由性规律”相对应的原则我们将之概括为“动力原则”。动力原则包括：内在动力原则、需求牵引力原则、科学问题导向力原则、相关性推动力原则。 内在动力原则：大学科技管理中要激励研究者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妙的乐趣、欲望并产生为之献身的动力。这种例子在科技史上屡见不鲜。如：公元前6世纪希帕索斯勇敢地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置疑，提出了无理数理论。1514—1564年维萨留斯通过解剖尸体，首次弄清了人体结构，否定了盖仑的人体结构学说，57 学校科技管理职能部门要制定配套的规章政策，提高科技人员的合理合法收入，为科技人员献身科学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物质条件。 科学问题导向力原则：在科学现象发现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科学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加以解释，这些科学问题又会导致进一步的科学规律的发现。例如：由于对化学元素是否存在一种自然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导致了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由于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黑体辐射现象，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由于牛顿力学的时空观不能解释以太实验结果，爱 57 陈德棉、毛家杰：“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科学政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4期，第1—4页。
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58 大学科技管理要特别注意这些科研中内在的系列问题的深入与连贯的探索，鼓励科技人员持久地追探，假以时日便会形成特色，获得突破。 需求牵引力原则：由于人类对于驾驭自然和社会生产实践的需求，科学研究会由此而产生一种需求牵引力。例如：由于生产和军事需要，火药被发明了，由于天然碱来源有限，1775年法国医生路布兰发明了路布兰制碱法。59大学科技管理同样要鼓励这种来源于实际的研究。 相关性推动力原则：由于科学技术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其表现有三种类型：1．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对象的拓展和扩大，应用到另一学科而产生第三学科；2．某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另外一些学科的支持，这种支持是该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3．某一学科与另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它们之间相互支持。例如：范霍夫·阿累尼乌斯等根据物理学的原理和实验研究化学问题，创立了物理化学，海特勒、伦敦用量子力学的方法处理氢原子，创立了量子化学。60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分化、无限综合要求大学科技管理部门特别注意精心组织、积极协调跨系、跨校、跨国的多学科研究，以期取得新发现、新发明，创立新学科。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中国大学科技体制改革出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首次提出建立“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以解决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首次提出建立“政府一社会一大学”二级三类的中国大学科技评价体制，并指出这是大学科技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 特别提出中国大学科技管理要遵循“科研自由性规律”，这是中国大学科学技术取得重大发现、发明的体制保证； 强调中国大学科技管理要处理好“稳定一头、放开一片”的长期发展战略，具体操作上要注意发挥动力原则，即：内在动力原则，科学问题导向力原则、需求牵引力原则、相关性推动力原则。 第五章 中国大学科技投资体制改革研究 58 陈德棉、毛家杰：“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科学政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4期，第1—4页。 59 陈德棉、毛家杰：“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科学政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4期，第1—4页。 60 陈德棉、毛家杰：“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科学政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4期，第1—4页。
发展教育和科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钱!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共性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所属层次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是在原有雄厚基础上的再提高，而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业。美国1995年R&D经费为1662亿美元，中国R&D经费一直保持在25—27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60。经费投入是前提，科技投入之重要正像一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道道理之浅显而深刻。 第一节 大学科技投资渠道改革研究 一、保持原有大学科技投资渠道的畅通 中国大学科技经费的来源有：1．预算内科研事业费；2．主管部门专项费；3．其他政府部门专项费；4．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5．各种收入转为R&D经费；6．其他。前3项可划为政府渠道，主要有科研事业费和承担国家各种科技计划争取来的经费；第4项为企业渠道；第5项为学校自身创收经费。全国设有理、工、农、医学科的高等学校1991年为806所，1992年为804所，1993年为814所，1994年为781所，1995年为766所，扣除参加此类科研的高等专科学校后所得出的大学数为1991年529所，1992年为529所，1993年为530所，1994年为503所，1995年为502所。61 全国大学科技（R＆D）经费情况如表5—1和5—2所示。 表5—1 全国大学科技（R&D）经费拨入情况表 单位：千元 各种收入 其他政 企事业 科研事 主管部 中转为科技 年份 合计 府部门 单位委 其他 业费 门专项费 （R＆D） 专项费 托经费 经费 1991 1592911 137735 264658 539923 531610 50371 68614 1992 2488066 173267 341871 817029 919345 63434 173120 1993 3212009 215990 384682 986779 1319486 87833 217239 1994 3993964 261199 504147 1047681 1812917 103421 264599 1995 4774059 424159 533478 1123154 2266069 104002 323197 数据来源：“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国家教委科技司。 注1．本表数据中包括高等专科学校数据，但由于高等专科学校科技经费只占总经费的1％左右，可略去不计，以下各表如未特别说明，均照此理解。 61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第5、10页。
注2．科研事业费：指学校上级部门从科学事业费、教育事业费中通过切块和按项目戴帽下达，以及学校从教育事业费中安排的科技（研究与发展）经费。 注3．主管部门专项费：指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从科技三项费、技改费、基建费中为学校安排的科研专项费。 注4．其他政府专项费：包括国家计委、科委专项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务院各部门专项费、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费。 注5．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指学校从校外企、事业单位按合同、协议获得的科研经费。 注6．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R&D）经费：指从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新产品出售等各种收入中转用于科技（R＆D）的经费。 注7．1994年起，本表为科技经费，包括R＆D经费和科技服务经费。 表5—2 全国大学科技（R&D）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千元 内部支出 转拨给外 年份 合计 科研 仪器设 上缴 小计 业务费 其他 单位经费 人员费 备费 税金 1991 1353496 1320668 88164 776293 281881 2320 172010 32828 1992 2079586 1972037 127584 1163714 385991 2388 292360 107549 1993 2984523 5855549 210096 1710128 564288 4147 366890 128974 1994 3650681 3493861 290725 2099324 681529 8742 413541 156820 1995 4304581 4128467 356889 2484329 769607 22878 494764 176114 资料来源：同表5—10 注：科研人员费：指学校科研经费中实际支出的人员工资、福利等费用。 从表中可知道，1995年全国大学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科技经费亿元，其中政府资金亿元，占％，企事业单位委托、大学收入转为经费和其他经费为亿元，占％。 表5—3 全国大学研究与发展（R&D）课题情况 课题数 当年投入 其中：研究生 当年拨人经费 年份 （项） 人数（人） （人） （千元） 1991 78638 130002 26950 1276557 1992 85658 136749 29846 2001185 1993 89449 146680 31428 2612676 1994 88780 147295 32818 2800161 1995 90842 152564 36015 3048043 资料来源：同表5—1。 注：当年投入人数：指本年度参加课题的全时人数，包括参加课题研究的研究生。 表5—4 全国大学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单位：项
国家自然 国家发 国家科技 国务院各部门 省（市）自治区 年份 科学奖 明奖 进步奖 科技进步奖 科技进步奖 1991 36 70 128 1766 1631 1992 — 72 192 2195 1792 1993 27 62 119 1974 2030 1994 — — — 1993 2846 1995 31 50 187 1603 2104 资料来源：同表5—1。 注：“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省（市）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含重大成果奖。 从表中可知道，1995年全国大学承担R＆D课题近10万项，获得的国家级三大奖：自然科学奖31项，发明奖50项、科技进步奖187项，分别占全国同类奖项的％、％、％。 从以上综合情况来看，中国大学R＆D经费与全国科技经费一样在绝对值上是每年递增的。 表5－5 1991—1994年全国科技经费与（R&D）经费情况表 年份 全国科技经费（亿元） R&D经费（亿元）R&D 经费／GDP（％） 1991 1992 1993 1994 资料来源：范晓峰：“中国R&D投入趋势研究”，“科研管理”1996年17卷第4期第5页。 注：由于统计的原因，1993、1994年全国科技经费数据与其他研究中引用的数据有出入，但不构成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全国R&D经费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1994年和1996年竞跌至％，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左右。中国政府已承诺将在2000年使R&D经费占GDP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形势相当严峻；而且即使达到这个目标，由于中国R＆D经费基数很小，希望能够使高等学校科研经费有一个质的改观也是不现实的。1995年中国大学R＆D经费为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大学1995年R＆D经费为216亿美元，日本1994年为27526亿日元，德国大学1992年为127亿马克。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R＆D经费只有1／40左右。因此，在保证政府对大学R＆D投入主渠道的同时，还要多争取其他渠道的投入。其中争取企业的投入是一个长久的办法，1995年企业等的投入已占到％，超过了政府的
投入数额。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活动的最大不同是：企业没有成为科技开发活动的主体，其R＆D经费的投入太小。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中1／3明亏、1／3暗亏、1／3持平或微利，62 要想走出困地，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希望企业拿出大笔资金投入R＆D中，投入大学中在短期内也是很难做到的。大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企业的科技进步活动，如：接受委托研究、参与技术改造、培训科技人员等各种形式的产学合作来获得企业的支持。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还应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创新的路来。 二、转换思路，增加大学科技投资新渠道 在保证原有大学科技投资渠道畅通的同时，开辟大学科技投资新渠道。主要做法有两个：组建政策性科技银行和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 政策性科技银行。政策性银行是指为政策支持的项目筹集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政策性科技银行主要用于资助基础性研究的融资，不能经办高盈利的融资，但又要求这些项目有一定的收益能力，可保证到期收回本金与利息，以公益性和保本微 利为原则，以使政策性科技银行的资金能够周转使用，维持其正常经营。其资金来源：1．财政拨人的资金；2．经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3．企业、个人和海外捐赠的资金。 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由国家教育部牵头成立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发扬爱国帮教的优良传统，鼓励海外华人华侨为发展高等教育、振兴科技，踊跃捐赠。在基金会名下设立各种科技基金。基金来源除企业和个人捐赠外，由财政拨出一部分，此外可发行债券和股票筹集基金。基金会主要资助大学里有明显经济效益、有一定风险性的科技项目，有偿使用，收回的本息再人基金本金，滚动发展。 第二节 大学科技投资结构改革研究 一、国家科技投资结构失衡，投入不足与投入效益低下并存 科技投入不足是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第一，表现在科技投入的强度上。我国科技总经费绝对量较少，1993年为亿，1994年为亿，而且其中直接用于R&D的经费的比例也非常低，1993年R&D经费只有亿元，占科技总经费的％，1994年R&D经费只有亿元，占科技总经费的％。科技经费的相对量，即R&D经费占GNP的比例，1994年仅为％。第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和物价上涨的年均增长率。我国1980—1992年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为％，而同期财 62 王德全、马庆国：“中国科技现状及对策研究”，《科研管理》，1997年18卷第1期第8页。
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率为％。财政科技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85年为％，1992年为％，1993年为％。第三，科技投入的主体和渠道不足、不畅。综观世界发达国家，R&1）经费负担和使用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例如，日本1992年企业负担占全国R&D总经费的％，使用占总R&D经费的％，美国1993年为％、％，德国1992年为％、％，英国1992年为％、％。63 而中国企业1993年使用R&D经费仅占总R&D经费的％。64 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实际状况以及对于科技进步作用认识及法律法规保障不到位，没有承担起R&D经费投入主体的作用，R&D经费过分倚重于政府财政投入。而由于中国财税制度改革，政府财政收入已从1978年占GDP的％下降到1994年的％，65 有人将政府财政状况形容为“吃饭财政”，因此，在都需要增加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较“软”的科技投入。科技投入不足当成“必然”。66 在中国科技发展的组织和体制上，在企业和大学之外还游离着一支具有完善的独立体制的科技系统——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其中，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又可分为地方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央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中央部门属研究开发机构俗称大院大所（中国科学院和各部委的大院大所）。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由大学、中科院和大院大所承担着国家研究与开发的主体活动。无疑，大院大所和中科院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它们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即存在着教育、科技、经济相分离、相脱节的弊病，并且学科较为单一，形不成互为紧密联系的学科群，因而不能适应今天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 各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政府研究与发展机构，其特点是水平相当高，它们的任务是从事企业和大学所承担科技研究课题之外的项目，或承担大学不能或不宜承担的项目，它们与大学关系密切，互为支持和补充。美国的政府研究机构、日本的政府研究机构、德国的研究机构和英国的研究机构都是如此。如：德国在大学和企业之外设有三大研究机构系统：马普学会、国家大型研究中心和“蓝名单”研究机构。而这三大机构并不是大学的竞争对手，而是密切联系的合作伙伴。它们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合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德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德国大学是国家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大本营。学科分布广泛，人才汇集；而马普学会在交叉及边缘学科的纵深拓展中成就非凡，而国家大型研究中心 63 科学技术厅编：《科学技术白皮书》（日）平成六年版，第315页。 64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第40页。 65 王德全、马庆国：“中国科技现状及对策研究”，《科研管理》，1997年18卷第1期第8页。 66 韦仕明等：“论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对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1期第一页。
设备精良，在国家战略性基础研究中充当主力军。而且国家大型研究中心均设立在大学周围，其仪器、设备共享，且由于德国大学特殊的教授聘任制度，其许多教授即为马普学会和国家大型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大学与这些研究机构从科研项目、实验设备、研究人员都无法分开，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反观中国则情况大不一样，在R&D经费的使用上，中国大学1993年为34．7亿元，占总R&D经费的％，而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为亿元，占％67。即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发展机构R&D经费使用额与大学R&D经费使用额之比为1∶，而发达国家的比例，1992年日本为1∶，1992年英国为1∶1．1，1992年德国为1∶1．1，1993年美国为1∶1．6，68 我国政府部门属研究开发机构R&D经费与大学R&O经费相比所占比例之高是日、英、德、美的3—倍。1993年中国大学科技经费中有亿元来自政府拨款，而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为亿元，两者相差8倍之多。同期全国科技总经费为亿元，大学科技经费只占％，而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占％，69 两者相差又为8倍之多。而同期大学却承担着全国科研课题的％。70 获得的国家三大奖的比例为，自然科学奖为50％左右，发明奖为30％以上，科技进步奖为20％左右。71 大学一方面显现着科技力量与承担的科研任务不相称，承担的科研任务与科研经费不相称的窘态，一方面科技活动具有投入少、产出多、水平高，效益好的突出优点。而相比之下，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则远未达到这种效果。这在中国便存在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不十分发达，企业实力不雄厚造成了科技投入不足，而且政府在其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以不低于4％的财政收入投入科技活动（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亦不算低）。并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按理说，这得来不易的科技经费应该而且必须投入到最能发挥其作用，产生最大效益的系统去，一般规律是应将绝大部分投入到高技术研究、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大学和促进科技进步、增加经济实力的基地——企业。然而，中国科技经费存在着严重的投入结构性效益低下问题。中国存在着大学、中科院和大院大所三大研究类型差不多，都以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基本任务，并且都以政府投入为主要经费来源的机构。而政府不是集中财力，择优支持，而是让三家分而食之，而且尤为不合理的是将政府科技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到无法与大学科技活动所具有的投入少、产出多、水平高、效益好特点相媲美的中科院与大院大所。政府拨给政府部门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科技经费是拨给大学的8倍之多!国家科技投资流向极不合理，存在着严重的投资结构失衡现 67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第40页。注：这里的大学R&D经费由于统计口径原因略有出入。 68 科学技术厅编：《科学技术白皮书》（日）平成六年版，第315页，由此计算而得出。 69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第36、37页，由此计算而得出。 70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第54、64、73页，由此计算而得出。 71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高教领导参考”，1996年第23期，第1页。
象，投入不足与投入效益低下并存。 科技投资结构失衡，投入不足与投入效益低下的另一突出问题是科技投入的行业壁垒和重复浪费。国家科技拨款是一口出、多口管，各个部委都有科技计划，有科技经费，而庞大的中央部委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又分别隶属各个不同部委，其各部委的科技项目经费不是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和研究力量强、研究基础好、水平高、效益好的原则进行分配的，而存在着人情和不正之风，其中最重要的是部门保护主义，把大部分项目交给本部门的研究机构，搞科技投入的行业壁垒，而大学虽然占有设备精良、学科众多、基础好、水平高的优势，但都被部门研究机构的“天时、地利、人和”所消耗殆尽，结果往往是以竞争失败而告终。同时，由于各部委都有基础性研究计划，重复研究较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更多，据统计我国40％的科研项目重复国外的研究，72 自己之间的重复研究也很多，科技经费浪费严重。 二、解决科技投资结构失衡的对策研究 由于大学和科技发展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天然联系，也由于大学有着广泛的国内外的学术联系和学科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加之大学有着设备较为精良，相关学科较为齐全，人才济济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优越的科研环境，大学已经成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高科技的主力军，基础性研究的基本的主要力量。大学科技活动又具有投入少、产出多、水平高、效益好的特点，因此，在国家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的情况下，即“开源”方面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要在科技投入的流向上，即“节流”上做文章。笔者建议：转变思路，在科技投资结构上进行改革，转、裁、减、并、联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将国家科技投资的原有大部分投向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转为大部分投向大学。这将会使大学的科技经费在短期内增加几倍，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科研活动的物质支撑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大学的科研水平、科技开发的质量和效益，为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立足国内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真正提高中国整体科技水平，这是一份投资，多份效益的高明做法。这不仅仅是站在大学的立场上提出的，而是从国家整体上通盘进行考虑后提出的政策建议。其具体的做法是转、裁、减、并、联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颁布以来已十多年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已下发了许多种，其重点有两个：1．针对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的改革；2．针对企业科技体制的改革。在针对地方政府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上动作较大，其主要措施有：转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科技实体，裁减政府科技开发机构，减少政府经费投入，并入企业或企业集团。然而对于中央部门属的大院大所和中科院，虽然 72 李仕明等：“论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对策”。《科研管理》，1996年第17卷，第一期，第二页。
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削减事业费，鼓励科技人员面向经济主战场，创办、领办和联办科技公司或企业，增强自我造血的机能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讲，是采取“保护”的政策。这当然有许多主、客观原因。这涉及到国家整体的科技力量设置的格局，涉及到各部委、各方面的利益，涉及到对建国以来科技发展的评价，涉及到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涉及到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的东西，其改革的难度相当之大。但如果不对此进行真正的改革，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句空话，科技投入与科技效益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科技发展的良性循外，科技与经济发展，科技与教育发展的互动互促作用也难以完全体现，这绝非言过其实。因为大院大所和中科院所占科技投资之多、科技人员之多、科研仪器设备之多都对国家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1．相当一批与行业发展密切的部委属大院大所通过会员制、股份制，成为行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国家大幅度削减其经费投入，条件成熟后，其经费将主要从行业中得到。 2．相当一批开发型的部委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可转为独立的科技型企业，自我经营、自我发展，国家不再划拨科技经费。 3．一批技术型部委属大院大所和中科院的研究所，可并入特大型、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成为特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的工程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推广中心，为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和公司作出贡献，国家不再拨付科技经费。 4．一批基础研究型的部委属大院大所和中科院的研究所并入大学，成为大学的研究中心，以此为核心，形成高水平的学科群队伍，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国家队”。 5．较少数对国家科技、经济、国防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不宜并入大学和其他部门的大院大所，仍然保留，但其发展规划必须与大学科研密切合作，联手共进，其设置要考虑与大学在地域上、学科结构上、人员交流上、资源共享上达到最优化，以达到投入产出的最大效比。 总之，大多数大院大所或通过会员制、股份制成为行业技术开发机构，或成为特大型、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科技中心，国家逐步削减其科技投入。一部分大院大所并入大学，成为科研中心和培养高级人才基地，其原有人员实行自然减员，其新增人员由大学统筹考虑，实现较为合理的人才结构。不宜并入大学或其他部门的大院大所与重点大学和少数特大型企业或大企业集团一起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国家队”，彻底改变科技投入结构的失衡状况，使国家财政预算内的科技经费大部分投入到大学中，从结构上解决投入不足与投入效益低下的问题。
第三节 大学基础性研究投资比例改革 和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研究 投资渠道的改革研究旨在努力拓宽和增加投资渠道和投资强度，从而增加科技的总投入量，即增加投入的绝对量，从而使大学的科技投入随国家科技投入总量的增加而增加；投资结构的改革研究旨在科技总投入量未有大的增长时，改变投资结构，即投入的流向，从而将政府科技经费的大部分投到大学，从而使大学科技经费在相对量上有明显的增加；而本节所要探讨的基础性研究投资比例问题，对于大学来讲，它是科研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大学是否能够“稳定一头”，即保持一支精干的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国家队”，从而保证为国家科技、经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和提高国际声望提供支持力；能否“放开一片”，即主要指大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否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降低、环境与生态的治理与保护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作出直接的现实的贡献。本节具体讨论二个问题：1．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的研究；2．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 一、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的研究 中国对基础性研究的定义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198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研究为“三分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发展，基础研究系指纯科学；在1989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将过去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合并，通称为“基础性研究”，这个概念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以探索未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的的基础研究；（2）围绕重大或广泛的应用目标，探索新原理、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的定向研究（称定向性基础研究或称应用性基础研究）；（3）对基本科学数据系统地进行考察、采集、评价、鉴定，并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基本规律的研究。73 中国的“基础性研究”概念与UNESCD的“基础研究”（纯研究与战略研究）和许多国家的“基础研究”（好奇型研究、战略研究和大科学）的内容基本一样，这样就使中国的“基础性研究”与国际通用的“基础研究”的概念接轨，能够在同一概念下探讨问题。基础性研究的最大资助者是政府，基础性研究最大的承担者是大学，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惯例。这是由基础性研究的公益性、长效性和大学科研的超然性、多科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政府是基础性研究的最大资助者，政府对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强度取决于三个方面：1．政府对基础性研究作用的认识；2．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实力；3．国家现有的基础性研究水平与格局。 中国政府对基础性研究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1989年“全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对基础性研究的定义界定表明政府已不再把基础性研究狭隘地理解为“纯科学”的研究，1995年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 73 孙枢、吴述尧等：“关于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若干问题”，《科技导报》，1996年第10期，第33页。
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主席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李鹏总理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确保基础性研究的稳定发展，是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方针”。基础性研究的使命是不断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发明，积累科学知识，创立新的方法，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和方法，培养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知识储备，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威望，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基础性研究不仅是具有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而且还具有经济功能。 持续稳定地支持基础性研究一直是我国科技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加，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也呈增长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基础性研究的最主要资助者，从它的经费增长情况即可看出这种趋势。如图5—1所示： 图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科技导报”10／1996，第33页。 国家现有的基础件研究状况和格局影响着政府支持基础性研究政策。中国从事基础性研究的机构有三个：大学、中科院、政府部门属部分研究与开发机构，其中大学与中科院又是其主体。中国政府根据基础性研究“有所赶、有所不赶”的精神，提出了“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政策，制定了“稳定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其具体做法是在“九五”期间，国家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增加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使其在2000年能达到占我国R&D经费的10％，稳定一支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队伍，即支持6万人（折合全时4万人左右，不含2万研究生），为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作出应有的贡献。7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阐明了中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基础性研究有二：（一）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创立新颖的学术观点；（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课题。要考虑二者的平衡，即要合理安排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妥善处理好基础性研究中突出重点和保持适度资助规模的关系。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3∶7的比例，这基本 74 陈佳洱：“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序，第2页。
上反映了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实际状况。75 对于“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创立新颖的学术观点”的政策来讲，就是大力提倡创新，注意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一些“非共识”和“风险性”项目，经认真论证后，给予特别扶持政策，为真正的创新性项目创造宽松和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新兴带头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是创新性项目的“富采”和“当采”领域，注意扶持发展新兴带头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重视软科学的发展。对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带动作用的课题”的政策来讲，最核心的就是基础性研究要瞄准“国家目标”。“国家目标”有两层涵义：一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我国科学技术要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江泽民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的“把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成果储备，作为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76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家目标”的实现将为基础性研究的发展提供经济上的保证和广阔的用武之地；基础性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将为“国家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围绕“国家目标”制定优先发展领域和组织重大重点项目时，充分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将科学发展的机遇与国家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基础研究要把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列为优先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相当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因此，应用基础研究在强调创新的前提下，增强向实际应用或开发转移的潜力，并采取措施，促进其成果向应用研究、应用技术甚至开发的转移化。努力扩大与工业部门的联合资助，探索在科学基金条件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途径。 现阶段，我国政府支持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渠道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事业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委“攀登计划”、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大工程设施的建设以及各地方和行业的科学基金的一部分。如图5—2所示。 图5—2 中央政府支持基础性研究活动主要机构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同图5－1，第34页。 75 陈佳洱：“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序，第2页。 76 陈佳洱：“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序，第1页
中国的大学同美、日、英、德的大学一样，是国家基础性研究的主力军。在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中承担课题约占该计划总课题数的30％，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承担面上项目的67％，重点项目的36％，在高技术“863”计划民口五大领域中承担的课题数约占49％，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155个中在大学建立的101个，占65%，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占1／2，在国家发明奖中占1／3，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中占60％，在最能反映跨世纪基础性研究优秀人才状况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总理基金）中，1994年获得资助者130名，其中大学有82名占63％。1996年获得资助者84名，其中大学有50名，占60％。 基础研究 表5—6 全国大学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比例情况 单位：千元 试验发展 年份 合计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基础研究／合计（％） 1991 1276557 157045 718418 401094 1992 2001185 222021 1073714 705450 1993 2612676 299482 1399771 913423 1994 2800161 340968 1571318 887875 1995 3048043 438849 1698460 910734 资料来源：同表5—1，由此计算而得。 基础研究 表5—7 政府部门属科技机构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比例情况 单位：亿元 试验发展 年份 合计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基础研究冶计（％） 1994 12 1995 12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第10期。 注：政府部门属科技机构包括中科院系统的研究机构。 资料来源：科技厅编《科学技术白皮书》平成六年版（日）第328页。 1995年全国大学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为亿元，占R＆D课题费亿元的％，同期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主要是中科院和部门大院大所合计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为亿元，占其R&D课题费亿元的％，两者相加为亿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基础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投入情况。80年代，中国R&D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方面投入的比例为∶∶，90年代，中国基础性研究在R&D经费中的比重亦低于7％，到2000年，中国上述比重的规划为1∶3∶6，77 即基础性研究的比重占10％，而美、日、德各国如图5—3所示： 77 陈佳洱：“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序，第1页
基础研究 图5—3 美国、日本、德国、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比例示意图 试验发展 从图中可知，美国1993年基础性研究投入比例为％，日本1992年投入为％，德国1989年投入为％，而中国投入为不到7％，远远低于美、日、德的比例。而再对大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进行比较。图5—4是中国国家教育部属大学总体和分类院校投入比例情况。 从图5—4和图5—5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1995年投入到基础性研究的经费占总R&D课题经费的％，而日本大学1992年投入到基础性研究的经费占R&D经费的％，再看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以基础性研究为重点的综合大学其比例为％，而日本相对应的理科大学其比例为％，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其比例为％，而日本大学工科大学其比例为％。尽管日本一直把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放在应用开发方面，但日本大学却仍把其绝大部分的经费和人力投入到基础研究中，这是符合大学的特点和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而反观中国大学，其在科研方面的做法却很值得商榷。尽管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尽管应该把国家大部分科技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发展，以及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基础性研究必须加强，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后劲以及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决定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中国大学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重任，大学应该也必须把基础性研究当作科研的头等重要任务。当然开展基础性研究并不是不顾国家的财力承受能力，不考虑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方向的全面开花，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围绕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重点学科建设发展的“国家目标”而开展研究，即使是美国这样经济超级大国，其基础研究也是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中国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并制定出切实的措施。 基础研究 图5—4 中国国家教育部属院校、应用研究 经费投入比例示意图 试验发展
资料来源：同表5－1。 基础研究 图5—5 日本大学应用研究 经费投入比例示意图 试验发展
资料来源：同图5—3，第329页。 中国大学不仅存在着基础研究整体投入比例太小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单个基础性研究项目投入经费强度小、人员少，导致大学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能力较弱。如图5—6所示，从图5—6a中可以看出国家教育部直属院校每个项目年均投入的人数呈递减趋势，1995年每个项目年均不到2个人，从图5—6b中可以看出每个项目年均投入的经费呈递增趋势，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以及近年来实验易耗品和仪器设备价格上涨幅度过猛等因素，其实际可比价的增长幅度将大打折扣，而且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强度要比此还要低：从图5—6a和5—6b反映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无论从水平还是科研经费投入上都比全国大学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其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严重程度更甚。从中可以反映出我国大学科研还存在小手工工业的“作坊式”和自然经济下“个体式”的问题，并未体现出大学学科齐全，可以跨学科、跨系、跨所、跨校、跨国联合攻关，集体作战的优势，在项目上凭个人兴趣、科学意义小、效益差、小打小闹，基础性研究没有勇攀世界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和物质支撑条件，在具体操作上，学校科研管理职能部门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好跨学科、跨机构联合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如协调问题、成果归属与分享问题，经费划分问题，奖励署名问题等等，科研人员缺乏合作精神，缺少持之以恒，献身科学的精神，缺乏“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的现代意识。 图5—6a 国家教育部直属院校每个项目年均人数示意图 图5—6b 国家教育部直属院校每个项目年均经费示意图
资料来源：同表5—1。 注：项均人数：指当年参加每个项目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人数。 中国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比例方面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缺少基础性研究的“一般经费”。所谓“一般经费”是相对于“项目经费”而言的，“项目经费”是指申报课题获得批准后戴帽下达的特别经费，项目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为他用。而基础性研究的特性是探索性、非共识性、风险性，在前景不太明朗的情况下，需要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这就需要拨出一定额度的不带特定指向目的性的经常费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使用，大学科技发展史证明，这往往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发明的前奏，美、英、日、德大学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如前所述，英国大学的科研经费的主渠道有两个：科技部研究委员会按项目划拨的“特别经费”；教育部高等教育基金会按科研评比结果下拨给大学的“一般经费”。这个一般经费是按系拨给大学的，并不具有特别指向性，由系和教授根据自身情况，按需使用，其中供“自由探索”的经费占有相当比例，美、日、德大学均有这种科研经常费，这是符合科研自由性规律的，然而，中国大学却缺少这方面的经费投入比例，科研事业费少得可怜，而且许多投给应用开发项目，致使许多新思想、新创见的火花由于没有经常费的引火材料的支持而被迫熄灭，使得许多本应由中国人创立的新学说、创造的新理论、发明的新技术而改由外国人的名字命名，使得中国基础性研究始终停留在追踪而非创新的阶段。 中国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比例方面存在的第四个问题是缺少国际学术合作的交流经费的份额。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是基础性研究取得进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生命线，国际性与探索性、创新性一样是基础性研究的基本特征。基础性研究经历了个体活动时代、松散的群众组织时代、集体研究时代、国家规模时代到今天的跨国建制时代。基础性研究，特别是一些探索性、创造性较强的新兴和交叉的基础学科领域，尤其需要大量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基础科学的发展已使它本身成为一个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和高度智力合作的庞大结构体系。78 基础性研究的自身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决定和加强了它的国际化趋势，并日益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大学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 78 姜北、顾明达：“基础性研究同际科学合作的主要趋势及对策”，《科技导报》，1096年第10期，第25页。
有二种形式：一是由科学家自由选择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并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自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二是根据国家发展目标的要求，结合自身的资源和条件，选择一些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由国家进行重点投资，并在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基础上组织实施。两种形式都很重要，后者代表了今后基础性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政府行为”，已被许多国家纳入政府国际科学合作的计划、目标和战略中。在大学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中存在着基础科学研究水平起点低，国际合作研究重点不够突出；合作中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少一支能够深入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科学家群体及组织管理人才；缺少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经费等许多问题。其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在基础性研究经费投入中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经费额度所占比例太小。 针对大学基础性研究投入比例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如下对策： 1．充分依靠1993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赋予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依法加大基础性研究投入的比例和力度。《科技进步法》在正文中单辟一章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作出如下规定：“国家保障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稳定的发展，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在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中应占有适当比例。”（第四章第二十七条）、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学科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基础性科学研究课题，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及其他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自主选择课题、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第四章第二十八条）、“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按照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支持优秀青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在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青年科学基金。”（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国家支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建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向国内外开放。”（第四章第三十条）。 2．在大学已有的科研基地建设的基础上，通过评估、精选、联合、重组，完善多层次的基础性研究基地，国家给予稳定的科学事业费支持（一定额度的科研经常费，即一般研究经费），给予必要的运行费、设备更新费和开放课题费支持，以保证大学中相对稳定而精干的基础性研究人员拥有与国际接轨的仪器、设备条件，良好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环境以及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到目前为止，在大学中已建立了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6个专业实验室以及一批部门开放实验室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7个工程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国家教委评出400多个重点学科点，大学基础性研究要以此为基地展开。 3．在重点大学中建设好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学科群，确保该学科群上培养人才的“教练员”——博士生导师和科研的“主力运动员”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处于基础性研究的国际前沿。 4．建设大学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所网，通过校内学科领域相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以及专业实验室的相互合作，促进学科间和专业间的相互渗透，重点瞄准基础性
研究前沿领域，培养新生长点，使我国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5．建设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心，促进大学之间、大学与独立研究所之间的结合或融合，不断增强大学承担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任务的能力，为理顺我国基础性研究的体制提供发展模式与先进经验。 6．加强和完善各级各类各层次的基础性研究基金体系，较大幅度增加基金的种类和资助强度。在强化政府投入的同时，积极争取和引导企业的支持和资助。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和各项基金，加强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使基础性经费投入达到和保持在R&D总经费的10％以上。 7．不断增加基础性研究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的经费额度，制订相应学科的国际科学合作战略，加强国际信息交流，紧跟国际科技信息时代科学数据共享的步伐，建立国际合作交流信息网络，完善我国大学国际科学合作领域基础性研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8．通过上述措施和对策使中国大学基础性研究经费投入占R&D课题经费投入的比例达到20％左右，使重点大学达到25％—30％，使重点综合大学达到40％—50％，使重点工科大学达到15％—20％，从而使大学和国家的基础性研究得到有力保障，使大学的科研得到良性循环发展。 二、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但一般人的理解是：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科学则是间接的生产力，从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讲，认为开发研究是直接生产力，应用研究是比较直接的生产力，而基础性研究则只具有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作用，经济作用则与此相隔太远，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笔者却认为基础性研究除具有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外，还具有经济功能，并且这种功能是直接性的。据此，提出基础性研究的直接性效益理论，所谓直接性效益理论是指：大学基础性研究除对发展科学和培养各类各级人才（理、工、农、医各类和本科、硕士、博士各级）具有直接作用外，还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具有巨大的直接性效益。本文将从基础性研究的定义、基础性研究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求证三方面对此加以阐述。 1．从基础性研究的定义看其具有的经济功能 如前所述，基础性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1）以探索未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的的基础研究；（2）围绕重大或广泛的应用目标，探索新原理、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3）对基本科学数据系统地进行考察、采集、评价、鉴定，并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基本规律的研究。廓清基础性研究的概念，对于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基础性研究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是极其重要的。以前对基础性研究和其作用的理解仅停留在（1）中的探索未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上，似乎基础性研究没有，也不能包括（2）和（3），假使包括了（2）和（3）就会降低了基础性研究的“贵族身份”——高深学术性和无功利性。由于认识和宣传片面性，这种观念不仅在一般人中普遍认可，即使在相当一批主
管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科研管理者以及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头脑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由于对基础性研究定义把握的不准确，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性研究举步维艰，难有大的作为，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基础性研究投入长期保持低比例、低强度，政府、企业和公众认为基础性研究与现实社会和经济发展“风马牛不相及”，是一种置于社会边缘的“纯学术”研究，对其投入政策是“维持”而非发展，对于一些重大基础性研究应列为“国家目标”，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共性关键问题具有巨大推力的认识不到位；（2）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只注重基础性研究的“学术性”，对于一些基础性研究一旦取得突破、获得成功将会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甚至引发产业革命，或者认识不到或者不屑将“水平”与“利润”挂钩。而今，基础性研究不仅包括“纯学术”研究，而且还包括：围绕重大或广泛的应用目标，探索新原理、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对基本科学数据系统地进行考察、采集、评价、鉴定，并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基本规律的研究。对基础性研究的定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后，就会“自然”地将基础性研究与经济功能联系在一起。 2．从基础性研究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其具有的巨大的经济直接性效益 90年代，科技发展进入了“大科学”时代。“大科学”时代的特点是：一方面科技投入巨额化、科学研究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大科学”的巨额投资，需要多国合作；共同分担，而科研工作已不仅仅是跨学科，而是需要多国科学家共同合作，联合攻关。另一方面科研的三阶段：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边界模糊化，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出现了许多重大基础性理论与技术的突破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且这种势头越来越猛烈，形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热潮。例如：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每一项重大或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突破和研制成功，都在人类认识自身和战胜疾病所建立的医学领域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的生产方面带来巨大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效益。70年代中后期，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建立，在生物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到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抗人肿瘤的单抗都被制备出来，由于这些单抗只对相应的癌细胞具有高度特异的结合能力，并不损伤正常组织，因此，将这些单抗作为导向载体与抗癌药物、毒素、放射性核素这些“弹头”分子组成的“魔弹”被相继制造出来，使癌症的治疗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同时将之应用在异基因骨髓移植避免移植排斥反应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供体骨髓在体外用免疫毒素将其中的T细胞（一种引起移植排斥的主要效应细胞）去除，就可以进行异体骨髓移植，完全避免了移植抗宿主病的发生。79 许多患此病即被同时宣判死亡的患者，由于单克隆抗体技术而获得新生。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与威胁农作物生长的病虫害长期斗争，采用天敌、农药和人工摘除等各种办法消灭病虫害，利用分子生物学转基因技术使农作物免遭病毒侵害已从梦想变为现实，由山东大学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合作研究的“863”项目“小麦抗大麦黄矮病毒转基因工程”，培育出了世界上首例抗大 79 谢蜀生等；“单克隆抗体导向的肿瘤诊断与治疗”，孙枢、吴述尧等：“关于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若干问题”，（科技导报），1996年第10期，第18页
麦黄矮病毒转基因小麦。由大麦黄矮病毒引起的小麦黄矮病是严重危害小麦产量的世界性病毒病害，病害流行年份世界产麦区将造成20％—30％的减产。经检测，这种抗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可稳定地遗传到第三代，显出良好的抗病性和丰产性，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该成果被科技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联合评选为1995年世界10大科技新闻。80 由美、俄、日、欧共体四方联合进行的国际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是在新能源研究方面的革命，一旦受控核聚变研究进入实用化阶段，困扰人类发展的能源问题将迎刃而解。现在使用的核电站是利用原子裂变的原理获得电能，其获得的能量之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核废料污染问题、反应堆材料的制备等，而受控核聚变是利用聚合反应，即氢原子结合时放出的巨大能量，一吨海水中含有氘（D）和氚（T）相当于300吨石油的能量，可以说可控热核聚变是永久能源，81 它的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不会产生放射污染废物。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估计。人类基因组计划便是全世界科学家精诚合作的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旦突破将产生难以估计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1986年3月7日《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杜伯克（Dulbecco）的“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组的全序列分析”一文，此文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实施的标志。在文中他认为，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大家选择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即“零打碎敲”途径，要么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的基因组，分析整个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随后全世界各国响应号召，纷纷加入这一研究计划，美、英、法、德、日、意、丹麦、加拿大、以色列、瑞典、芬兰、荷兰、挪威、澳大利亚、新加坡、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智利、肯尼亚等国科学家加入这一宏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Human Genome）是指决定人体的生、长、育、老、病、亡的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在细胞遗传学上是指人体细胞中的24个不同染色体的总和，即“染色体组”，在分子遗传学上，是指人体细胞中精子或卵子等“单倍体”组胞（人体的大多数体细胞为“双倍体”，即含有两组“份”相似的遗传物质）中的25个DNA分（24个染色体与线粒体的DNA）的总和，具体讲就是要得到：①遗传图，②物理图，③序列图，④转录图。单是序列问题，就要弄清30亿对核苷酸的密码排列，5—10万个基因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格雷（Henry，Gray）的第一张人体解剖图解开了人体之谜，奠定了近代医学的基础，而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提供的这4张图，组成了人类的第2张解剖图，它揭示了人类基因组之谜，也将奠定21世纪生物学、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必将带来生物学、医学新的飞跃。82 现代自然科学使人类的健康踏上了新的台阶。人类已根治了天花，战胜了霍乱等瘟疫，控制了麻风病等不治之症，然而，肿瘤、心血管病等主要死因成为人类驱不掉的幽灵，艾滋病使人们对未知灾难有不名的恐惧，英国疯牛病又使人类健康面临新的威胁，人类为健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美国一年的医药费在7000亿美元以上，我国“八五”期间每年的医疗费用也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80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1—2月，第16页。 81 师昌绪：“新材料的现状与展望”，《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6年9期，第6页。 82 匡兴华主编：（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接近全国财政收人的20％。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人类早日弄清战胜这些疾病带来了福音。基础性研究能够产生巨大的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实例举不胜举，看不到或漠视其客观存在将会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贻误时机。大学由于其基础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责任的紧迫性和现实性，紧紧抓住时机。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国家教委在1996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九五”期间，在高校中优选一支精干力量，组织100个左右能体现国家水平的科技重点项目，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其中基础性研究重点项目以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中心和重点学科点为骨干力量，组织50个左右既是科技发展前沿，又有重大应用前景或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共性关键基础问题。这个决定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3．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的理论求证 基础性研究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起巨大的推力，而且对经济发展也起直接的推动作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教授及许多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我们引入曼斯菲尔德计算公式： Pt＝入十Φ83DBt十ΦtDt 式中，Pt代表一个部门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人为一常数；Φ。为T年净产值相对于基础研究资本存量的变化，称为基础研究的边际生产；Bt是T年基础研究的投资对当年净产值的变化率，称为基础研究的强度系数；Φt是T年应用与发展研究的边际生产；Dt是应用与发展研究的强度系数。等式中各项变量均大于零，据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与应用和发展研究正相关，而且与基础研究正相关。曼斯菲尔德运用此式对美国20个制造行业、10个大型石油企业和6个大型化工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论是在行业层次，还是在企业层次，基础研究和应用与发展研究一样，对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础性研究也具有直接性经济效益。 以上我们从基础性研究的概念、基础性研究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及理论求证三个方面对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得出了基础性研究具有直接性经济效益的结论。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理论意义是：拓展了基础性研究的功能，确立了其经济功能，确立了基础性研究的学术性与功用性的同一性。其现实意义是：为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大学坚持科研中基础性研究优先，重点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此也要指出，直接性效益理论所指的基础性研究是一整体性概念，而非特指某一具体基础性研究课题。 第四节 大学科技开发的理性思考 一、大学科技开发是一种制度创新 83 杨焕明：“21世纪医学、生物学的蓝图——人类基因组计划”，《科技日报》，1996年第9期，第9—18页。
现代社会要求大学的科学研究应完成三方面的任务：1．与教学结合，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2．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3．直接为社会服务的任务。而要完成第3方面的任务，则要求大学必须进行科学技术的“深加工”活动——科技开发。科技开发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大类形式：大学自办科技产业和产学合作。从技术的角度看，科技开发是技术的开发，是技术创新；从制度的角度看，科技开发是科技体制的改革，是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大学科技体制链条的“延长”，而是形成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现代科技发展需要、现代大学发展需要的“食物链”式的闭合系统，是一种具有优秀品质的大学科技体制。如图5—7所示： 图5—7 现代大学科技体制功能示意图 这个图形象地表达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大学角度来看，科技体制的创新从科技开发活动中得到科学与技术上的新问题，为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从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的一系列课题，同时商品化生产不仅为大学科学研究提供经济回报，而且从科学研究的功用性上为大学科学研究指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看，依靠大学的科技开发可以实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的梦想，用一句俗语可形象地表达大学科技开发对企业保持强劲竞争力的作用，这就是大学科技开发可以使企业“嘴里吃着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眼睛盯着一个，心里还想着一个。”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是图5—7所要表达的意思。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技术等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实现经济增长。舒尔茨更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研究，他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加的内生变量。经过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摸索，中国确定了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战略，这恰是企图通过经济体制上的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的增长。中国大学科技开发体制的确立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见解有许多不谋而合的相同之处。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1982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大学的科技开发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这中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一些争议，但中国大学科技开发工作的意义和功绩无论是对国家经济量与质的提高，
还是对大学自身实力的增强都是巨大的。现在已不是要不要搞科技开发，而是如何搞好的问题。不管是大学自办的科技产业，还是与企业结合进行产学合作，就大学方面而言，更多地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发挥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就企业方面而言，则是通过与大学合作将技术（包括技术产品）成熟化、完整化、工艺化、商品化，这是由大学的制度创新带来的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产学合作的内部机制和科技开发本质的研究 大学的科技开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学自办科技产业；一类是产学合作。 对大学自办科技产业，国内理论界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大力发展”的观点；一种是“得不偿失”的观点。从国内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校办科技产业的发展并未理会上述两种观点中任何一种观点，而是按照大学各自的实际“理性发展”。其理性发展的结果是：从19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技产业研讨会”传来的消息：“1996年，全国高校校办科技产业实现年销售额230亿元，上缴学校的利润和各项费用14亿元，这不仅大大加速了我国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示范”作用，同时也部分缓解了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84 ，北大方正集团目前已形成电子信息、金融、精细化工、实业开发四大支柱产业，产品涉及电子出版系统、通讯设备、网络传输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硬件、多媒体、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工控产品、印刷机械、金融工程系统、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众多领域。1996年北大方正产值达40亿元，利税逾亿元，分别比1995年增加了60％和53％。北大方正集团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投资近1亿元加强技术创新改造，不断完善创新机制，为进一步壮大企业实力，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实现销售额超亿元，利润过千万元的还有清华同方、江西中医学院江中制药厂、西安交大开元集团、东北大学软件集团、同济科技、上外集团、复旦复华、上海交大昂立、南洋国际等。全国高校校办科技型企业近3000家，既有上述科技含量高、产值大、效益好的“超级大国”，也有技术不过关、市场小、效益差的亏损企业，上述两种观点都只是针对一种现象的片面结论。笔者认为，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应该兴办高科技前导型的企业。对于一些高科技前导型的有巨大经济效益前景的但又需要奋力拓展市场的项目，许多时候由大学自办企业会达到最佳效果。由于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短期行为以及由于自身素质所带来的对科技作用认识不到位的原因，往往许多好的科技项目，企业没有慧眼识别。因此，只好由大学自己来办，由于大学对自己的产品认识最为深刻，如有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进行运作，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带动新兴产业的兴起。例如“北大方正现象”， 84 “中国教育报”1997年11月7日第1版。
它的电子出版系统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千百年的铅与火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电子排版境地。 大学科技开发的主渠道应该是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产学合作。从合作的参加者构成划分有：产学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官合作、产学研官合作。从合作的交易对象划分有：以产品或商品为交易对象的产学合作——技术转让，即以技术成果作为商品与企业进行交换；以要素为交易对象的产学合作——共建实体，即将科技成果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在大学与产业共同组建的一个实体内完成。目前我国产学合作的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技术转让。由大学将科技成果出售给企业，企业一次或分次性付给大学技术转让费。1995年全国大学共与企业签订转让技术合同4447项，转让费亿元，当年实际收入亿元，出售专利364项，专利出售金额亿元。85 2．科技攻关合作模式。“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地方和产业部门相继推出了多项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开发了一批新材料、新产品、大型成套装置及关键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例如四川联合大学“八五”共承担国家攻关项目96项，取得攻关经费达2350万元，该校承担的“料浆法磷铵工艺及装置”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持续攻关，10年来取得经济效益上百亿元，该项目被评为“六五”以来我国科技攻关的8大成果之一。86 3．产业部门与大学共建研究开发机构。例如天津大学与中国石化总公司合作建立了“天津大学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在推动石化企业技术进步、科技成果产业化、引进装置国产化方面成效显著，累计为企业创效益数亿元，成为企业可靠的技术依托。近年来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一些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把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立足点放在与大学合作上，认为这是一条快捷、有效、低投入、高产出的技术创新之路。如南京跃进汽车集团公司与江苏省5所大学联合成立汽车工程研究分院，作为企业研究开发基地，为集团各成员企业提供生产技术开发成果和人才资源。目前国家的一批特大型、大型企业如宝钢、首钢、一汽、二汽等都与大学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清华大学1995年成立了“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旨在为企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迄今为止已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和16家国外企业成为成员单位。87 4．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各类专业实验室，为高技术领域内的产学合作提供“媒质”，为高技术成果产业化提供“通道”。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已成为一个困扰产学合作的老大难问题，除了资金、政策和企业认识等方面原因外，科技成果成熟度低、配套性差、集成度不够是其主要原因。而造成这种问题 85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第78、70、71页。 86 杨东占：“产学研合作与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科技导报》，1996年第9期，第41页。 87 杨东占：“产学研合作与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科技导报》，1996年第9期，第41页。
的主要症结又是由于缺乏高水平、兼容性适应性强的中试基地，因而无法进行中试而造成的。因此有关部门在大学建立了一批面向行业的工程（技术）中心和各类专业实验室，鼓励承担企业委托项目，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例如清华大学的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获得了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SME）颁发的“大学领先奖”，而且在一批大中型企业进行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为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层次，面向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5．建立合资合股合作科技企业，使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完美结合，这是产学合作的高级形式。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其创新内容是不能中断的，因而就需要大学与企业携手开拓，近几年来，大学和企业通过合资、技术人股、全面技术承包、租赁亏损企业等形式建立了一批科工贸一体的公司或企业。它们以大学科技人员、科技成果、先进设备和科技信息作为企业的技术后盾，保证了技术创新的成功。例如南京理工大学与南京微分电机厂联合开发超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双方以技术、资产和资金参股，共建“南京大地水射流有限公司”，联合开发、联合生产、按股分红，显示出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极大优势和潜力。88 产学合作对于大学和企业来讲都不是应急的短期行为。因此，为了保证产学合作顺利、深入地发展，弄清产学合作的内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保证产学合作良性发展的本质因素。产学合作的内部机制有三：技术互补机制、利益互惠机制、风险互担机制。 产学合作的技术互补机制。技术互补机制是指产学之间在技术要素、技术能力上优势互补的内在关系。技术要素的互补包括两方面：大学技术要素的优势在于科技成果、科技信息、科研设备和科研专家；企业技术要素的优势在于生产厂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工程专家、市场信息和资金。技术能力包括：研究技术能力、生产技术能力、市场营销技术能力。大学技术能力的优势在研究技术能力，企业技术能力优势在市场营销技术能力上。而生产技术能力上大学和企业各有优势。技术互补机制是产学合作能够开展的首要前提条件，同时又是产学合作的主要目的。产学合作可以实现技术要素、技术能力优势互补，反之，技术互补又加强产学合作。目前产学合作技术互补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的适应性差；企业对大学科研成果消化吸纳能力弱。其解决对策为将松散型产学合作转变为紧密型的产学合作，使企业提前进入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成果的适应性和消化能力，使技术创新环节不中断。 产学合作的利益互惠机制。利益互惠机制是指产学之间都应获得合理利益的关系。增值冲动或者说追求利润是产学合作的最大动因。由于产学双方都是具有自利行为的主体，都会产生尽量多地获得收益的倾向，产学合作的利益互惠机制则必须在利益分割上体现公平合 88 杨东占：“产学研合作与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科技导报》，1996年第9期，第41页。
理、在利益的获取方式上体现合理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如果产学合作只具有技术优势互补机制，而未有利益互惠机制，则产学合作则失去其发展的最大动因，而不能存在下去。产学双方都必须克服各自的短视行为。企业要摒弃科技成果不值钱的错误认识，更要杜绝科技成果商品化成功获利后的欺瞒行为；大学要破除与企业合作是“雪中送炭”的思想，对科研成果获利期望值太高，而未考虑企业在资金、人力方面的巨大投入和风险性，做不切实际的利益分割要求。这两方面的短视行为为产学合作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喜的是目前许多有眼光的企业和大学已注意到这种“小农式”的合作的弊病，着眼于建立一种产学合作的利益互惠机制。 产学合作的风险互担机制。风险互担机制是指产学双方对合作项目有可能失败所产生的风险承担方式。产学合作项目要想取得成功需经过科研成功、生产成功、营销成功三个环节的成功才能获得。从理论上讲，假如合作取得成功的机率为1，则要求科研成功率，生产成功率，营销成功率全部为1才行，但这是不可能的，总的成功率二科研成功率×生产成功率×营销成功率，假定科研成功率为，生产成功率为，营销成功率为，其总成功率＝××＝，也就是说每一环节成功率达到80％，其总成功率才为50％多一点，因此风险性极大。据国外有关专家对拉美100家创新企业的研究，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导致创新项目失败的占10％，由于市场选择、资金缺乏等原因导致失败的占90％，据国内有关课题组进行的调查显示，由于市场原因导致失败的占％，由于资金原因导致失败的占％，因此不能认为一项技术成果只要被鉴定为“国内先进”或“国际先进”水平，就自然会带来巨大效益，一项成果能否成功地商品化，能否产生良好效益最大的问题是市场营销和生产资金。而目前产学合作中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一般由企业独自承担，而在利益分配上则要求只要技术成功则必须支付转让费或分成费，对于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大学概不分担，坦率地讲，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营销、生产失败，技术并未受到什么损失，仍可保留，而企业大量资金投入则全部损失，这种产学合作是无法深化和发展的。必须建立一种产学合作的风险互担机制，将过去的风险分段承担变为全程风险共担，即将过去大学只承担技术研究风险，企业只承担生产、营销风险，变为技术风险、生产风险、营销风险共同承担，从单独承担风险变为合作分担，即将过去的技术研究风险全部由大学承担，生产、营销风险全部由企业承担变为第一环节风险由产学双方分担，这样可以使产学双方真正做到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将风险降到最小程度，并合理分担风险，合理获得利益分割。 什么是科技开发的本质?它与科技开发的最大动因是不是一回事儿?正确理解并把握它的准确含义，对于大学科技开发工作不出现大的偏差起一种认识上的保证作用。
科技开发的本质是什么?有人说科技开发的本质是“创收”；有人说科技开发的本质是提高大学的知名度；有人说科技开发的本质是使大学和教师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如此等等，莫衷一是。到底什么是大学科技开发的本质呢?科技开发是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现象，古代大学不可能有，近代大学也不可能有，即使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即二战前也只有零星的、松散的、自发的、个体的“科技开发”，它是大学发展到50年代，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才蓬勃开展起来，而对于中国大学只是到了80年代，大学的科技开发才具有了普遍性。大学科技开发是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要求。加快科学技术转移速度，提高科学技术转移的比率是大学科技开发的本质。大学科技开发的最大动因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利用大学科学技术的优势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创收”是它的形象说法。创收与提高大学的知名度、使大学和教师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都不是大学科技开发本质，而是加快科学技术转移速度，提高科学技术转移比率的“自然”的产品，但不能将本质与其“自然”的产品混为一谈，将“创收”作为本质，作为惟一的目的，而撇开本质任务，如搞房地产、商品营销等等，这些只是创收而与科技开发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时候大学的管理者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大学科技开发是技术转移规律的要求，是技术知识发展完整性的要求，大学科技开发的实质是加快科学技术转移的速度，提高科学技术转移的比率。 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在分析了大学与外部因素关系的发展后指出：“大学——教会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削弱，展望未来，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开发活动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潮流，其中加强产学合作是大学科技开发的主要形式。如美国科学基金会从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7个促进产学合作的计划，即：“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小企业等价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大学工业在生物技术和高级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着手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计划支持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他们预测计划实施到2000年，在新材料、新兴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新兴制造技术、新兴生命科学应用4大领域可开辟3650亿美元的国内市场，10000亿美元的国际市场。英国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亿英镑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大学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给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日本的《产业教育振兴法》对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形式、税收、拨款、管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德国《高等学校总法》对大学参与企业间的研究与合作作了
原则性的规定，巴伐利亚州法律还具体规定州教育经费的15％用作大学与企业合作经费。89 中国近几年也设立了各种计划，加强产学合作。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重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等，大学1995年从企业得到的委托科研经费和大学从科技开发中转为研究的经费总和已达亿元，占大学R&D经费的50％。但由于产学合作在中国还处于初级水平，由于企业经济实力、科技成果消化能力都较弱，产学合作尚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国产学合作存在着合作“界面位置后移”现象，“界面位置后移”是指大学对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所发生的阶段，与国外产学合作相比明显靠后，即在国外企业与大学发生技术转移的界面正在向基础研究方向移动的同时，中国产学合作的技术转移界面却不断向开发和生产方向移动。企业，政府部门和大学应共同努力，通过增强企业经济、技术实力而使产学合作的界面位置前移，以使产学双方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再比如产学合作不应只把眼睛盯在国内，要有胆略和信心与国外企业合作，大胆使用国外资金。在开拓市场方面，大学也应把视野从仅盯在国内市场扩大到国内外，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推动重大项目科技成果与经济的结合。同样在发展校办科技产业时，大学也应积极引进大学之外，甚至国外的经营管理和工程实践能力很强的人才，以解决困扰校办科技产业发展的管理型和工程型人才匮乏的情况。 本章小结 本章对中国大学科技投资体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提出如下观点： 在大学科技投资渠道改革研究中提出，在保持原有投资渠道畅通，并增加其投资强度的同时，要转换思路，增加大学科技投资新渠道。如：组建政策性科技银行和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等； 在大学科技投资结构改革研究中提出，鉴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总R&D经费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有质的增加的状况下，应改革中国科技投资结构，对政府部门属的研究开发机构，主要是中科院和各部委的大院大所进行调整，采取转、并、合的办法，彻底改变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效益低下的中国科技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政府的科技经费的主要流向应投给大学； 在对基础性研究的特点和大学的优势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中国大学应加强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国家目标”的基础性研究，并加大投资力度，这是中国大学肩负的庄严使命，对于中国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层次优秀人才立足国内培养，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首次提出基础性研究直接性效益理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论证。 89 冯学华：“国内外产学研合作动力机制面面观”，（科技导报），1997年第2期，第26、27页。
对大学科技开发进行了理论研究，指出大学科技开发的本质是加快科学技术转移速度，提高科学技术转移的比率。对于产学合作的制度创新作用和其内部技术互补机制、利益互惠机制、风险互担机制给予阐述。 第六章 中国大学科技机构改革研究 像细胞是组织的基本结构一样，科技机构是大学科技活动的基本单位。科技机构设置的合理与否、运作的高效与否，直接制约着大学科技活动的成败与优劣。本章将对中国大学科技机构设置和运作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给予专题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本章所指的科技机构包括大学的科研机构和开发机构。 第一节 大学科研机构设置的比较研究 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可分为：①系、院；②学校直属研究所（室、中心）；③政府设在大学内的研究机构；④由企业公司资助或与企业公司合办的研究机构。政府设在大学内的研究机构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部门开放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等。截止到1995年底，中国共设有理、工、农、医学科的本科层次的高等学校501所，研究与发展机构180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0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7个，专业实验室56个，专业种类609种，专业点数12021个，其中被国家教委评选为重点学科点的400个。90 美国大学的科研机构可分为4大类：①院、系实验室；②独立的研究所；③政府在大学设立的各种研究中心；④工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机构。 日本大学的科研机构包括：①学部；②研究生院；③学部的附属研究设施；④校内或全国性的共同利用研究设施；⑤大学附属研究所；⑥大学共同利用研究设施。 英国大学的科研机构主要有：①研究院（所、室）；②专门实验室；③研究中心；④教学公司或工业中心。 德国大学的科研机构分为：①系；②校级研究所；③系级研究所。 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大学科研机构的叫法不完全相同，但实际设置的情况基本相同，即基本上是由院系，独立研究所，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公司资助设立的研究机构所组成。当然中国大学的科研机构相比之下都只能算作初具规模，除资深的重点大学的少数研究所是50、60年代建立的，大部分研究机构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发展很快并显示出其强劲的发展潜力，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成为生力军和主力军。 90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第50页、国家教委计划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第17页。
在大学设立校一级的研究所（中心、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大学发展科学技术的共同做法。如美国大学的独立研究所，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地球科学技术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空间科学中心，伊利诺斯大学的微电子中心，材料研究实验室，生物技术中心；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发展中心，如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设在加州大学的劳伦斯贝实验室，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联邦政府设在大学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如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程设计研究中心，由杨伯翰大学和犹他大学联合兴办的先进燃烧工程实验室，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讯研究中心，由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合办的系统研究中心；政府设在大学的国家科学技术中心，如沃尔塞斯工学院的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加州大学超级计算机中心，罗得岛大学的机器人研究中心等。日本在大学内设立的独立研究所和大学共同利用设施有：东京大学的医学研究所，京都大学的人口科学研究所、基础物理学研究所，东北大学的金属材料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的理学研究所，大阪大学的蛋白质研究所；不单独设在某一大学内的为全国大学研究人员共同使用的科研机构，如设在筑波市的高能物理学研究所，设在神奈川县柏模原市的宇宙科学研究所，设在爱知县冈崎市的国立共同研究机构。设在名古屋市的核聚变科学研究所。91 自1984年以来，国家在大学设立了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如北京大学的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视觉信息处理实验室，清华大学的智能技术与系统实验室，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科院半导体所的集成光电子学联合实验室，南京大学的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厦门大学的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实验室，浙江大学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实验室，复旦大学的遗传工程实验室，上海交大的海洋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在大学已设立 19个工程研究中心和8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我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和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例如清华大学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工程研究中心掌握了多项关键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已在国内的十多家工厂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掌握CIMS最新技术成果的高科技人才。由于它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了1994年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国际大奖——大学领先奖。92 政府耗巨资在大学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现了美、日、中三国政府在把大学看作是发展国家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基础性研究方面的主力军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政府耗巨资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表明，国家希望大学在高层次的产学合作方面，在高技术产业开拓方面作出更有力的贡献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科研机构是大学科研活动的基本单位，大学科研机构的设置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尊重科技活动和高等教育活动本身的固有规律，因此，美、日、英、德、中在这一点上显现出来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中外大学交流的加深，这种共性将越来越多，中国大学确实可以从美、日、英、德大学科研机构的建 91 吴岩：“美国、日本、中国高校科技体制和政策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92 国家教委科技司：《高教科技信息》，1994年12月。
设上得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使中国大学科研机构的建设少走弯路，健康发展。 第二节 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研究 1984年，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的需要，并认真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向和国内科技、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国家计委作出了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科技决定，为了基础性研究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一支精干稳定的基础性研究的队伍，培养一批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决定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从1984年开始至1995年，共投资约14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投资约9亿元人民币（包括9000多万美元外汇），利用世行贷款8600万美元，共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155个，它主要是在大学和中科院、农业部、卫生部的一些研究所中，依托原有基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投资亿人民币和9000万美元在大学建立了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6个专业实验室。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用意是：提高我国科技实力和水平，增强技术创新的后劲，通过对现有实验室装备的重构和升级，为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一批科技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由此培养和聚集新生力量，使实验室成为从事基础性研究、培养和稳定科技人才的基地；同时，使科技前沿的探索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求，在战略方向上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在高层面上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打破部门的封闭和分割，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机制，使实验室实现科学、民主管理，提高科学水平，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代表国家科研水平的国家队。 一、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十多年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对大学提高知名度、重点学科建设、重大科技项目的承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科研体制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大学建成了一批基础性研究的基地，推动了重点学科的发展。大学科研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基本条件。没有比较好的手段、设备和工作条件，要在当代科学前沿上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有比较系统的创新和科学建树是难以想像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结合大学的校情和已有工作的基础，考虑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学科发展方向，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精心选点，坚持标准，严格择优。对一批已有优势的实验室进一步强化支持，使这些实验室在科研设备、工作条件以及学术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都达到了国家基础性研究基地的基本要求。随着101个重点实验室在大学的建设，又有56个专业实验室在大学建立，国家教委评出400个国家重点学科点中相当一批是以建在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仅对3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统计，这些实验室覆盖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材料与工程类学科领域的37个重点专业，64个硕士点，61个博士点，54个博士后流
动站，装备了一批现代化的仪器设备。93 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如南京大学的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厦门大学的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实验室、浙江大学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实验室、清华大学的智能技术与系统实验室、吉林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半导体所合办的集成光电子学联合实验室等。94 2．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基础性研究成果和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技术成果。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约有40％分布在基础研究领域，60％分布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工程技术学科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承担“863”计划项目1000余项，攀登计划项目及相关课题10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2200项，国家攻关项目1140多项，省市部委项目230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约400项，其他项目上千项，此外还有各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批的开放课题5000多项。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4390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8320篇，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文4583篇，出版中文著作534部，外文专著69部，举办国际会议60多次，国内学术会议数百次，提交国际会议报告815篇，国内会议报告1355篇。95 1987年以来，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6项，二等奖42项。96 建在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大量的重大基础性研究课题、“863”高技术和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为国民经济建设解决了一批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仅对3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统计，1988—1994年，共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598项，“863”高技术项目466项，攀登计划项目及相关课题44项，国家基金项目1071项，国际合作项目151项，1991—1993年共获得国家级奖励59项，省部级奖励210项。例如，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对以“微米超晶格材料”的介电体微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初步建立了微米超晶格的理论体系，在二维微米超晶格中光传播的回波动力学理论及光学非线性和光学双稳机制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新效应，展示了该材料在光电子学领域应用的广阔前景。该研究成果在《Physical Review Lettes》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被国内外100多篇论文所引用，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了多孔硅的蓝光发射，被誉为1992年多孔硅研究的6大进展之一，在美国材料学会1992年秋季会议上报告，被会议主席总结为“最重要的进展”。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实验室通过地震工程和风工程的理论研究，为上海南浦、杨浦大桥和“东方明珠”电视塔三大工程解决了抗风抗震中的关键工程技术基础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实验室积极参与长江口整治重大工程技术决策，通过长江口的河口河槽演变理论及潮汐河口水文泥沙运动规律的研究，摸清了长江口拦门沙沉积的基本规律，为长江河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提供了基础性的技术依据。97 93 国家教委科技司：《高教科技信息》，1995年1—2月。 94 国家教委科技司：《高教科技信息》，1995年1—2月。 95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1996年第8期第1、2页。 96 侯世昌等：“论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导报》，1996年第9期，第37页。 97 国家教委科技司：（高教科技信息），1995年1—2月。
3．稳定和聚集了一批优秀科技精英，造就和生长了一代出类拔萃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在大学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100多个，占了总数的2／3。它有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由于有了这批基础性研究的重要基地和良好土壤，不仅为一批杰出的老科学家开展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也为才华卓越的中年科学家和极具潜质的青年科学家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场所和土壤。更为一大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练兵场”。据不完全统计，在1991年和1993年新增选的中科院院士中有40名院士是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吸引了一批思想活跃、基础扎实、熟悉科学前沿的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青年学者，接待国外访问学者和学术交流5000多人次，“八五”期间培养了博士后300多人，博士1700多人，硕士4000多人。98 在1994年12月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农业部、卫生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召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西北工大、电子科大、北京理工大学、西南交大、中国科大、北京农大、湖南医大、武汉工大等校的34名杰出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获得“金牛奖”。 4．建立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大学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在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国际上各国设立的重点开放实验室的做法和经验，并力图克服原有国内研究机构的封闭、分割、部门所有只能上不能下的弊病。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遵循的基本方针。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建设伊始便严格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的指导方针，实行开放。对国内外开放，接受研究课题的申请，鼓励人员流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打破科技资源的单位所有制以及科技管理的部门、行业、地区分割和壁垒，科研项目经费通过平等竞争从各相关渠道获得，实验室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在立项、验收和验收后的定期考核中坚持专家评估制度和平等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定期评议、有上有下，对于连续两次评估不合格的取消其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格，绝对不搞终身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保持研究活力和高质量运行很主要的一条原因是实行严格的评估制度。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共同制定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规则和实施办法，委托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同行专家具体操作和实施。评估采取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总结汇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初评与复评相结合，每4年为一周期，实行按学科分类评估。从评估的实际效果看，评估对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提高学术水平，加速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推动“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建立，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来大学科研设施存在着闲置性浪费的严重情况，据统计，全国大学仪器设备中，有20％处于闲置状态，另据有关部门对北京中关村地区部分大学3690种大型仪器使用率的调查，年均开机率仅为400小时，不开机的约占4096，其原因是实行 98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1996年第8期，第1、2页。
科技资源部门所有，设备用途单一，不能实行共享。99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大学科研机构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部管理也严格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对实验室的行政工作、科学研究、博士研究生教育、专职人员聘任、学术交流、资产、技术、管理、环境安全、财务等实行统一管理。实验室主任可以从国内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由学校报上级主管部门聘任，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还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科研课题、决定学术方面的其他重大事宜。学术委员会由学校遴选，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校长聘任，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实验室所在学校成员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3，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必须有1／3的校外人员担任。100 通过几年的实践，国家重点实验室已形成了一套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并将之推广到大学其他科研机构中，促进了大学科研体制的改革。 二、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存在的问题 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显现和隐含着一些问题，其主要问题如下： 1．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投资强度严重不足，持续性的配套运行经费短缺成为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大学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本考虑是：利用大学的原有基础和优势，在此基础上对其实验室装备进行重构和升级，使之成为能在国际上发得了言，代表中国国家水平的国家队。因此。国家投入相当于14亿元人民币的经费进行这一浩大工程的建设。然而，14亿元人民币投入建设的是15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投资强度也仅仅能够进行最为基本的实验室建设，更何况要想保持其基本运行还需要设备费、设备更新费、配套易损易耗的零部件和药品试剂费、开放课题费、国际交流费、中外文信息资料费等等，而要想保持其研究的国家队水平，其充裕的大型仪器设备经费和持续性的配套运行经费更是必不可少。而恰恰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存在着一次性投资建设，其维持和发展经费却需自筹的问题，而现行的基础性研究政策，使得其项目经费仅够其直接研究使用，其间接经费即可投入实验室基础建设的经费根本不可能挤出。而国外的所谓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情况如何呢?仅以十多年前的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MIT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林肯实验室1984年其年度经费为亿美元，而MIT的细胞融合中心、核科学实验室、电子研究实验室、国家磁学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的年度经费也达到2500万美元、1840万美元、1080万美元、940万美元。MITl984年度科研经费达到亿美元。101 而199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R&D经费已达亿美元102 有人戏称，中国1000多所高校总的科研经费尚不抵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科研经费。当然，由于国力不同，不能做此简单类比，然要想建立一所能代表国家水平的重点实验室需要非常大的投入，而且还需要有年度巨额的经费支持，这 99 马陆亭：“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依据及模式选择”，《科技导报》1997年第2期，第23—25页。 100 《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引自《高等学校科技工作文件汇编》第9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01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研管理情况汇编”，《科技信息专刊（17）》第14、15页，1987年9月。 102 《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5年第5期，第23页。
是一个基本常识。笔者在北京对有关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调查访谈中，发现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维持其基本运行已成为问题。103 近几年来，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运行经费投入共计亿元，其中1991、1992年各2000万元，1993、1994年各3000万元，1995年5000万元。104 国家科委对于成绩优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还进行其重点高强度投资。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离问题的基本解决尚有相当的距离。 2．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研究方向上存在着偏离基础性研究国际前沿性和高技术研究国家目标的倾向。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本意是：①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赶”、“超”国际学术前沿水平；②准确把握住科研活动各阶段的界限日益模糊，衔接日渐紧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周期日渐缩短的特点，基础性研究已不仅决定后天国家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明天，甚至今天的科技、经济和教育的竞争。因此大部分研究课题应该而且必须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运用高技术成果在高层次上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但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发现，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上述两方面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赶”、“超”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方面，存在着课题“小、散、低”的状况，课题意义小，方向散、水平低、没有勇气和气魄选择科学意义重大，真正瞄准学术前沿水平，不仅立足于赶，更立足于超，持之以恒，咬住不放，在学科发展中作出有世界水准的开创性、开拓性工作，严格地讲，对于基础理论研究，没有国际国内水平之分，只有世界第一，而许多重点实验室所进行的基础理论研究有许多是在验证和重复别人的工作，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在运用高技术成果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建设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本来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该利用其特长为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作出责无旁贷的贡献，例如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实验室通过地震工程和风工程的理论研究，为上海南浦、杨浦大桥和“东方明珠”电视塔三大工程解决了抗风抗震中关键性工程技术基础问题。华东师大河口海岸实验室积极参与长江口整治重大工程技术决策，通过长江口的河口河槽演变理论及潮汐河口水文泥沙运动规律的研究，摸清了长江口拦门沙沉积的基本规律，为长江河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提供了基础性的技术依据。而有的大学的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是依靠实验室的优势，利用高技术成果在高层次上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而是搞一些“短、平、快”的小科技成果，甚至靠科技劳务进行“创收”。这与国家投巨资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初衷大相径庭。 3．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培养高层次各类型优秀人才方面力度不够。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除了发展科学技术和在高层次上为社会直接服务外，还肩负着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培养高层次各类型的优秀人才。这是与大学的核心任务——培养专门人才相一致相吻合的。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培养人才上肩负着三种任务：①培养上百名学科层次上的帅才；②培养上千名专业层次上的将才；③培养上万名研究方向层次上的尖兵。具体地讲就是培养上百名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上千名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上万名博 103 笔者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国家重点阻燃化学研究实验室”等的访谈调查，（1996—1997）。 104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1996年第8期，第7页。
士研究生。在国家的“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计划中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负有重要责任，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未充分发挥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复合型塔基作用，尤其在学科带头人——帅才的培养上存在着相当的欠缺。 三、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问题的对策 针对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解决对策。 1．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性投资的强度，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各种基础性研究计划项目投资的强度。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几乎都与投资强度太小有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基础性研究，而基础性研究是不能靠市场调节和导向的，基础性研究的主渠道只能是国家政府，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必须大幅度增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运行费、设备费、开放课题费和国际合作交流费等的年度连续性投资，必须大幅度增加攀登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项目的投资强度，这是保证国家重点实验室代表国家队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惟一投资办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并不雄厚，不能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相比，然而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高，我们能够投资上千亿元建一座大坝，我们能够投资上百亿元建一条铁路和高速公路，我们能够投资几十亿元建一座大桥，我们同样有能力每年投资几十亿元给基础性研究计划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铁路、高速公路与大桥建设相比，后者对提高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政治等综合国力的作用更为重要更为深远。政府的主要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应该有这种战略眼光和胆识。目前国家科委已在考虑并实施对取得优秀成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增加投资强度等优惠政策。 2．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提高实验室的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水平，杜绝大型设备的效率性浪费，运用科学的评估办法，建设一批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力、研究特色突出和能为国家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基础性理论、技术与工程贡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尽管我国先后已与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83个国家缔结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05 通过积极参与和广泛开展基础性研究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青年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成长，促进了边缘、交叉和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提高了科学研究的起点，获得了科技前沿最新信息、动态和掌握了先进的研究方法，使我国在基础性研究的若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从总体亡讲，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与竞争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低，国际合作研究重点不够突出，在现在开展的全球研究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已经超过50个，我国科学家和学术组织参与的不到其中的1乃，106 而且大多处于配角地位，缺少一支能够深入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科学家群体及组织管理人才，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短缺。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在大幅度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基础性研究机构与部门要积极主 105 姜北、顾明达：“基础性研究国际科学合作的主要趋势及对策”，《科技导报》，1996年第10期，第36页。 106 姜北、顾明达：“基础性研究国际科学合作的主要趋势及对策”，《科技导报》，1996年第10期，第36页。
动地、有计划地参与重大的国际研究计划。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国际合作是相对的、对等的，而国际竞争却是绝对的、永久的，要想进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必须提高自己的实力，重点实验室要通过“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发现和扶持一批热爱祖国、训练有素，在基础性研究领域能够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公开竞争的、占据世界科学前沿的中青年人才。同时吸引和积极争取优秀的留学人员到实验室工作，培养一批能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的优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管理人才。提高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水平。不仅要对国内开放，更要加强对世界的开放，要充分发挥大学学科群的优势，围绕着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培养起以此为核心的学科群队伍，在加强国内竞争的同时，要认识到这种竞争只是手段，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水平，最终要通过联合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要通过开放、流动和联合提高实验室大型先进仪器的使用效率，杜绝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型仪器设备闲置或开机率很低的惊人的隐性浪费，抑制过高的不合理的上机费，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充分发挥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办法”。通过严格的科学评估，使国家重点实验室充分发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通过上述办法使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开展国际学术前沿研究和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建立一批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力、研究特色突出和能为国家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基础性贡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而为能够建立真正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大学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决定一所大学是否成为世界著名学府的最主要标准是其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国际水平，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为此做出有重要价值的工作。 3．紧密围绕学术创新和国家目标两大制高点，培养梯形人才群体。大学的最根本目标是培养专门人才。设在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样责无旁贷，并且由于其本身的条件和任务的特点，决定了其培养人才的结构和层次不同。其培养人才的结构不仅包括培养学生，而且包括师资的培训；其培养人才的层次为大学中最高学位层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师队伍中水平层次最高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的骨干教师。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人才的方式和起点不同于大学的一般培养模式，实验室是通过以严格的科学研究为主的培养方式，其起点一开始即介入国际学术最前沿的问题和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国家目标的基础性理论、技术和工程问题，在两大制高点层面上开始学习、工作，这些特性决定了其培养的人才呈梯形结构，即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为其最大的下底，一批优秀的骨干教师为其中腰，最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为其上边，形成一个层层人数递减，层层水平递增的梯形人才群体。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广招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尽量使校内相关学科的教师和国内外其他研究人员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开放课题研究和合作研究，以提高其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同时结合国家的“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特别是国家教委实施的“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即主要是为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学科点培养1000名年轻优秀人才，促使其尽快成长为这些基地和学科点的优秀带头人或骨干，其中部分成为杰出入才，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自觉将人才培养纳入这些计划，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功能。
第三节 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研究 一、中国的发展靠什么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不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在于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促进其转变的力量来自于现代科学技术。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遵循收益递减规律的，即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增长（投入）的数量，而且投入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按规模成比例地增加，任何单一要素的单方面的增长都会使收益递减，按照这个规律，当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销势看好时，投资者看到有利可图会立即追加投资，造成资本增长超过相应的劳动增长，形成“资本深化”。由此，引发收益递减，资本利润率下降，最后造成经济衰退，形成了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 然而二战后，却出现了长期持续增长的态势，1948—1984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神奇的持续增长”。1984—1997年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其结果是经济危机的周期被拉长了，变成了一种年增长速度高低的波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50年的奥秘在哪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1／4（资本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而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更进一步深化和改进了它，即经济的增长％＝1／4（资本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十TC，这个TC就是技术进步指数，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中有66％来自于TC，而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只为34％，无独有偶，对日本1952—1961年的经济增长进行核算后发现，TC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为％。107 而TC从何而来?科学技术和教育!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已达2／3，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世界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R&D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时，企业一般有强劲的竞争力，低于2％时则不具竞争力，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其R&D经费占其销售额的比例一般都在5％以上，而中国的大中型企业一般在1％以下。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经济增长的四要素。他认为：第一，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关系，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他把知识分解为两个可量度的要素，即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再加上资本和非技术劳力两要素，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其中，知识最为重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1993年5月也指出：“知识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提高体力劳动工人生产率再也不能自行创造财富了，今后重要的是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即．知．识．的．生．产．率．以．及．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108 德鲁克认为，在知识社会，知识已成为社会的 107 袁正光：“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增加投入型”转向“技术进步型”，《科技导报》，1996年第11期，第35页。 108 袁正光：“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增加投入型”转向“技术进步型”，《科技导报》，1996年第11期，第37页。
核心，知识资本（生产科学技术和传播科学技术的经费）的比例已大于资金资本，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从增加投入型转向技术进步型。在这两种经济增长类型中，中国属于增长投入型。其特点是增长质量差，效益低，增长速度有限且难以保持，常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易引发连续性不良后果，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牺牲长远利益。而技术进步型的特点是增长质量高，效益好，可实现不以通胀为代价的高增长，可降低能耗，减少原材料，实现良性增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鲁格曼在《虚幻的亚洲经济》一文中指出：“亚洲奇迹并不存在”。这种奇迹并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生产率提高而实现，而是靠对劳力和资本增加投入实现的，这种不能使生产率提高的单纯的投入增长，使所产生的利润越来越少，而且其增长是有限度的。109 1997年的东南亚“股市风暴”使人对“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有了更为冷静、全面的思考。而中国要想使其经济持续而良性的发展，只能逐渐将其增加投入型转变为技术进步型，舍此别无出路。而要实现其经济转型则首先要发展其科学技术和教育。 而有关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技术所产生的作用问题有多种理论，一个被日益证明的观点是：发展的根本不能是靠外部，而必须植根于一国内部，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是产生科学与技术的内生能力。当存在一个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结构时，就可以最恰当地运用自己创造的和外来先进科学技术。外援只能起到有力的催化作用，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这种内在能力，来自外部的援助大部分会被其浪费掉。发达国家有着深远的科学传统，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则首先是要走引进和跟踪别人的道路，但如果最终不能消化，吸收直至创新，使其变成本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则很难使其精华沉淀下来，更不可能从落后转变为先进。中国不能只靠商业、贸易来发展经济，也不能像中东产油国那样仅依靠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经济，中国必须有自己稳定发展的农业，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和高度发展的第三产业，这一切都需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就是为了建立起坚实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性根基，而实施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就是为了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其建设的原意和最终目的就是为国家经济增长从增加投入型转变为技术进步型作出贡献，使中国企业保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经济达到持续良性的发展。 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外比较研究 （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建的动机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技术创新领先者。进入80年代，美国却日益受到日本和西欧各国的强有力挑战，逐步丧失了在工业创新上的独步天下的地位，并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机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就业水平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研究计划，以克服工业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ERC计划，作为扭转美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重要措施，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109 袁正光：“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增加投入型”转向“技术进步型”，《科技导报》，1996年第11期，第37页。
自70年代以来实施的三项重大计划之一，即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UCRC）计划。ERC计划和科学技术合作研究中心（STCRC）计划。ERC计划是在IUCRC计划实践经验基础上以其为构造框架建立起来的，该计划于1983年开始实施，其主要措施是在一些较有研究实力的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通过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提高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界进行跨学科的工程化技术研究的能力，促进工业界的技术创新扩散，向工业界提供具有工程化技术背景的工业技术研究人员，为美国工业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94年底，美国已建立起21个ERC，涉及到727家公司的1000多个合作伙伴。110 在美国之后，澳大利亚于1990年开始了其合作研究中心（CRC）计划。该计划与美国ERC计划性质相似，其目标是通过促进产学研合作提高澳大利亚的R&D的有效性和效率，从而使R&D尤其是某些关键工业领域工程技术能跟上国际上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但澳大利亚CRC组建的动机与美国有所不同。主要有如下一些考虑：①澳大利亚的地理性和制度性过度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国家R&D水平的充分发挥；②必须改变以往的科学技术发展与国家目标的实现结合不够紧密状况；③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当代技术发展迅猛的现状，使教育规划充分满足工业界的需要。其核心在于强调提高整个国家层次的R&D水平和R&D资源使用效率。澳大利亚现有52个合作研究中心被批准成立，涉及到6个主要的工业和R&D领域：制造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矿业和能源、农业和农用机械制造、环境技术、医学科学与技术。其中不仅是制造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中心，其他领域的许多合作研究中心也是以制造技术和工程化技术为导向的。由于合作研究中心计划的总投入已占澳大利亚R&D投入的6％左右，因而该计划对澳大利亚的R&D和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产生深远的影响。111 中国国家科委在“七五”期间推出几大科技计划后，决定在“八五”期间正式实施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近年来，中国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每年都有几万项科技成果推向社会，其中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就有2万多项，这中间技术成果占90％，而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仅占15％，而造成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除了一些科技成果没有市场开发价值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大部分科技成果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的，没有经过向生产转移的“工程技术综合配套研究开发”即工程化开发的必要阶段；二是国内大多数企业二次技术开发能力不够，不能消化，吸收新技术并将之工程化、工艺化、商品化。显然，工程技术研究作为科技与经济之间不可缺少的“接口工程”已成为制约当前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亟待解决的“瓶颈”。为此，国家决定从“八五”期间开始，将陆续组建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简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ERC），旨在提高我国科技成果的工程化水平，加速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行业或领域的科技进步，加速高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促进搞好大中型企业。ERC是想依托科技实力雄厚的大学和重点科研机构，建设成为具有较完备的工程技术综合配套试验条件的，有一支优秀的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和试验的专业科技队伍，并能提供多种综合性服务的工程和技 110 许庆瑞等：“中美澳工程研究中心比较研究”，《科研管理》，1996年5月第17卷，第3期第1页。 111 许庆瑞等：“中美澳工程研究中心比较研究”，《科研管理》，1996年5月第17卷，第3期第2页。
术研究中心。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①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针对行业或领域发展中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问题，持续不断地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开发，为适合企业规模生产提供成熟配套的工艺和技术，并不断地推出具有高增值效益的新产品；②实行开放服务，接受国家、行业、地方和其他科研机构委托的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项目，并为其成果推广提供技术咨询服务；③对本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并持续培养一批批工程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④运用其具有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等优势，积极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成为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的技术依托。自1991年开始正式实施建设计划，在“八五”期间陆续批准组建了69个工程研究中心。其中第一批（1991年）启动建设30个，第二批（1992年）组建9个，第三批（1993年）组建16个，第四批（1995年）组建14个。这69个ERC中有27个建在大学，其中有19个工程研究中心和8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组建任务的有24个国家部委（总公司）、15个省市地方所属的60个重点大院大所、10所重点大学以及4个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ERC主要涉及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相关重点领域或行业，包括农业，能源、电子、通信、先进制造技术、基础材料、新材料、纺织以及医药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等。112 （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组织管理类型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组织管理类型可分为三种：公司型、研究型和混合型，公司型采用公司化管理，并把工程化和商业应用职能置于研究和教育职能之上。研究型的组织结构设计是依据技术开发需要进行的，其活动涉及到技术开发的各个环节，在管理上给研究人员以很高的自主性，而且非常重视教育职能。而混合型则兼具两种类型的特点，把研究、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及教育职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13 美国ERC采取中心主任负责制，并设有工业顾问委员会。工业顾问委员会由一些专家、学者和工业界代表组成。由于具有丰富的产学研合作管理经验和较好的产学研合作传统，产学研官能有效地建立起适合工程化研究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并且很重视为工业界培养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具有工程化知识背景的技术人才，为此，它设有工程教育部。美国的ERC组织管理基本上属于研究型。 澳大利亚CRC组织管理采取在管理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由中心主任对其负责，此外还设有研究委员会、技术和商业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分别负责中心的研究、工程化和商业开发以及教育职能。澳大利亚CRC与中国的ERC差不多同时起步，但由于它的R&D体制和市场机制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能更为有效地吸取和应用美国ERC的经验。但澳大利亚的CRC在教育职能上不如美国的ERC，澳大利亚的CRC组织管理上以研究型居多，混合型其次。 中国的ERC实行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并设有技术委员会， 112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1996年，第8期第2页。 113 许庆瑞等：“中美澳工程研究中心比较研究”，《科研管理》，1996年5月第17卷，第3期第1页。
负责对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的重大技术决策进行技术咨询和技术论证，中国的ERC一般很强调工程化和商业应用职能，而对ERC的教育职能重视很不够，由于中国R&D体制和市场机制方面的独特性，使得中国ERC在组织管理上有许多地方与美国的ERC和澳大利亚的CRC不尽相同，中国ERC的组织管理基本上属于公司型或公司化倾向很强，如图所示： 图6—1 中国ERC组织管理形式示意图* *此图来源于杨发明等：“对我国工程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原因思考”，《科技管理研究》，1995年第5期第16页。 （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投资来源 美国的ERC投资来源主要有两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企业参与性投入。其中创立时国家科学基金会投入强度较小，然后逐年递减。而参与建设的每个企业开始时投入强度较大，然后逐年递增，最后由企业负担ERC的全部费用或大部分费用，澳大利亚的CRC与美国的ERC情况差不多，而中国则不然，中国ERC投资来源主要有：政府投入和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期满须偿还部分或全部本金，还贷任务十分沉重，仅东南大学火力机组振动工程研究中心在建设期间每年就须偿还300多万元利息114。 而企业参与投入积极性普遍不高，这为中国ERC的建设和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四）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机构 美国的ERC全部设立在大学内。澳大利亚的CRC全部设立在大学内或大学的附近。而中国的ERC则分别设立在中央和地方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重点大院大所，大学和大中型企业。美、澳、中三国的ERC建设所依托单位的不同反映出的是各国政府在发展本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战略布署和选择科技与经济结合突破口的战略考虑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选择的优劣与得失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三、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成绩与问题 中国的ERC组建工作成绩斐然。“八五”期间组建ERC计划总投资亿元，几年来，从国家财政，银行贷款，单位自筹集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到1995年底已按计划进度完成投 114 杨发明等：“对我国工程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原因思考”，《科技管理研究》，1995年第5期，第15页。
资85％，1991年启动组建的30个工程研究中心，到1995年全面接受国家验收，其中25个ERC通过国家验收，还有5个ERC推迟至1996年验收。在已验收的25个ERC中，获得优秀评级的8个，合格评级的17个。这批ERC在增强工程化开发能力，提高现有成果工程化水平，加强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发挥工程中心辐射作用，促进行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以及积极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运行机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集中攻克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的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难关，提高了成果的工程化和集成化水平。在这批ERC及其依托单位开发的550项主要研究成果中，以ERC为主完成了其中370项成果的工程化开发，约占70％左右；②大力抓好辐射与扩散，紧密依靠企业推动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5个ERC利用其开发的294项工程化技术成果，以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联营等方式，已顺利实现向626家生产企业的转移，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促进了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质量上新的档次，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ERC还以自身技术、人才优势，与73家企业组成紧密型的联营经济实体，为双方都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③不断增强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能力，初步实现了技术与效益的双丰收。据初步统计，25个ERC共计实现销售收入亿元，自身取得直接经济效益亿元，辐射带动的企业已累计实现产值75亿元。这使得ERC逐步增强了自身经济实力，改善了ERC条件，稳定了人才队伍，也开始为ERC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必要的再投入资金；④配套完善了进行成果工程化开发的必要试验设施和手段。25个ERC已累计新建，扩建试验场地，中试基地13万多平方米，其中工程化试验面积占1／2多。在原依托单位划转配套的1000多台（套）仪器设备基础上，又新添置国内外仪器装备1370余台（套），新建工程化试验线和工业化规模生产线共计80余条。同时，还配套了先进必要的产品检测和质量控制手段；⑤聚集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拥有了一批工程技术带头人，重点培养和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工程技术骨干。目前，这批工程中心已形成一支拥有3200多名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人才队伍，不少30岁左右的年轻工程技术骨干走上了主要开发部门乃至ERC的领导岗位，同时，ERC还培训了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市场营销人才。115 中国大学的ERC在整个ERC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学的ERC所选择的技术领域一般属高新技术领域且涉及众多学科，所取得的成绩也格外突出。如：清华大学的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光盘系统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的新闻出版新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工程研究中心、电力电子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上海交大国家模具CAD工程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铸造工程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东南大学火力机组振动工程研究中心等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浙江大学的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于1996年11月通过了国家计委和国家教委联合组织的，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师昌绪院士为主任的专家验收委员会的验收。这个中心是经国家计 115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科技计划管理信息》，1996年第8期，第2、3、4页。
委批准的在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从1991年立项开始组成以来，它参与了国家重大科技攻关的研究，完成了造纸、化工、冶金等工业控制系统优化控制关键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中心有17项新技术经工程化、商品化转入企业，310多项科技成果应用于200多家大中型企业，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2亿元以上。116 清华大学CIMS工程研究中心1992年底建成，次年3月通过了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与验收。其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中心的多项关键技术和技术成果在国内10多家工厂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结合研究和开发工作，中心还培养了一批掌握CIMS最新技术成果的高水平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国家造就了众多跨世纪的高科技技术人才。为此1994年8月1日获得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美国《制造工作》杂志11月份报道称：“从清华大学的CIMS中心可看到中国作为新的工业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117 1996年北大方正集团实现年销售额40亿元，方正集团已成为中国大学校办高科技产业的一面旗帜。北大方正的中文印刷排版系统使中国新闻出版印刷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依托则来自北京大学的新闻电子出版新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的超细粉末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与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联高科技产业公司等5家单位共同投资2800万元，组建起全国首家股份制形式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ERC建设发展改革中走在了前列，该中心已被国家教委指定为独家牵头规划和实施“九五”超细粉末技术与产品项目。118 大学的ERC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还直接影响到大学ERC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大学的ERC的投资问题 在大学建立ERC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大学在技术上的优势和相关学科密集的优势等两大长处，国内大学的ERC一般都属高新技术领域，且涉及众多学科，比如清华大学的CIMSERC，涉及5个学科领域，大连理工大学铸造ERC涉及5个学科领域，浙江大学电力电子应用技术ERC涉及5个学科领域，工业自动化ERC涉及6个学科领域，上海交大国家模具CADERC涉及8个学科领域等。119 但大学也有一个最大的短处，就是大学从整体上属于消费型的事业单位，经费相对不足、相对短缺。而中国ERC建设的资金投入主要有两个渠道：国家投入和世行贷款。其他的经费来源相对较少，比如企业参与投入积极性不高，投入较少，而大学自筹部分由于受大学自身财力不足的影响，数额和比例都不足以对ERC建设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加之，中国ERC建设计划任务书规定，一般ERC建设以三年为限，建成后要偿还部分或全部本金。这种沉重的还贷负担和初建完毕后其发展资金无稳定来源的现实，使得大学ERC别无选择，一般只好选择以赢利为宗旨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由于经费的困扰使得大学的ERC采取公司型模式，带来的问题 116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11—12月，第6页。 117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4年12月，第11、12页。 118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5年1—2月，第12页。 119 杨发明等：“对我国工程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原因思考”，《科技管理研究》，1995年第5期，第17页。
主要有：①自产自销、快速致富。由于为了自身赢利，大学的ERC出现了将自己开发的成套工程化技术和技术产品由自己生产销售，以快速直接获取利润。由此产生了大学EEC不愿将工程化技术和技术产品向企业转移或出现有保留性的转移的情况；②大学的ERC变成了科技型企业的代名词。ERC研制开发出一套高水平的工程化技术和有长久高额利润的技术产品后，并不是将之全力快速地推广到全国的相关行业、部门或企业，使这种关键性、基础性的共性技术迅速为产业部门所掌握，以提高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将之作为ERC的主业，长期经营生产，将ERC办成科技型企业的翻版，而不去不断地解决工业界出现的重大的工程化问题，失去ERC创建的本意；③零打碎敲、中药店式的ERC。为了还贷和筹措资金，大学ERC出现了专搞一些“短、平、快”的技术含量不高的技艺性小项目，零打碎敲，形不成ERC的发展方向，长期下去大学ERC将变成中药店、杂货铺式的实用技术开发机构；④忽视长远发展，忽视人才培养。为了赢利而忽视大学ERC的长远发展，尤其不重视对与之合作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对高级专门人才进行培养的职能，使中国工业失去提高其竞争力的最根本、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的依托。 （二）大学ERC的产学合作问题 大学的ERC是一个典型的产学合作组织机构，大学的ERC一头连着大学的研究和开发，另一头连着企业的开发、生产、销售，ERC既是跨越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多层次的转化媒体，又是研究→生产的承上启下的中间媒体。同时，大学的ERC又在开发这个环节上将大学与企业任务交叉在一起，既有研究开发又肩负生产开发，即技术开发和工程开发，ERC可以充分发挥大学与企业的优势，弥补大学与企业的不足，取长补短。根据我国大学的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缺少工程化阶段，企业吸收消化新技术能力不强的现状，大学的ERC应当将重点向下适当移动，工程化研究作为大学ERC的重点任务，大学ERC的产学合作基本上可概括为4种形式：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产学合作形式；对引进技术和工程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的产学合作形式；利用独立创新工程化技术和产品创办新技术产业的产学合作形式；利用高科技建立先导型企业的产学合作形式。大学ERC产学合作在实践中出现了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大学ERC与企业的合作是与个别企业的“点”合作而非与某一行业企业的“面”合作，同时大学ERC与企业合作是一种只就某一技术或某一产品进行的松散的临时互助组式的初级合作形式，对于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战略发展等内部深层次决策参与合作很少；另一类问题是大学ERC与个别企业或几个企业的产学合作过分紧密，从而成为某个企业或少数几个企业的“附属”研究机构，只为其发展服务而忘记了大学ERC最基本的对行业性的“共性”工程化技术的辐射和扩散的任务，从而使大学ERC负有的对整个行业的辐射弥散指向性变成了对行业企业的单向直接指向性，使大学ERC的方向发生飘移。 （三）大学ERC的研究方向问题 大学ERC的研究成果有三种：一种是知识形态的论文和专著，一种是物化形态的科技
产品，还有一种是成套的工程技术方法、诀窍和专利。120 但ERC的任务和性质决定其成果的重要性的排序是工程技术方法等＞科技产品＞论文。大学的ERC'的研究方向既不同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基础性研究机构把基础性研究作为其重点研究发展方向，也不同于一些社会上的技术开发咨询机构把短、平、快的小改小革的科技成果作为其主攻方向，因此，大学的ERC要防止两种问题的出现：一是传统的大学科研思想，ERC理论研究越高越好，技术开发越新越好，而不顾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单纯追求技术上的先进性，而无法使工程化技术产业化，从而使ERC失去其“桥梁”作用；二是忽视其ERC的着重解决我国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并使之工程化的研究发展方向，搞一些技术上的小改小革和技术含量低的短、平、快技术或产品，达不到ERC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组建目的。这两种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中国大学ERC中。 （四）大学ERC的人员培养与培训问题 ERC人员的培养与培训包括三个方面：具有工程技术特长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工业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程化技术的培训和工程化技术文化素质的培养；ERC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人员的培养。真正能提高中国工业的竞争能力的长远办法是向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一批批具有工程技术特长的各种类型和层次的专门人才。要想使ERC与企业的产学合作达到一个高层次，首先要使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工程化技术的文化素质和背景，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沟通和合作。而要保持ERC的活力则要特别注重对ERC内部人员的培养。但正是在这个教育职能上，中国大学ERC重视不 够、很有欠缺。在学生的培养方面数量明显不足，在企业人员培训方面没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和做法，在ERC内部人员培养上更是在职称评定上沿袭老一套做法：以论文或著作为标准，在分配上没有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在编制上没有很好解决固定编制少而精，流动编制没有很好借鉴和实行类似国家重点实验室那种带课题进ERC和合作进ERC，一俟完成再流动出去，使ERC保持不断产出新技术、新思想，从而使年轻人才由于职称和分配制度而流失严重。 四、大学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关于大学ERC投入问题的解决对策 大学ERC在组建时期即面临资金问题，而其发展更需大量投入，而政府投入在建设时期尚不能全部满足其创建需要，更不用说满足今后ERC发展的常年性投入。而从大学自身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每年拨出一大笔资金投入到ERC中或常年从银行借贷均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最为可行和根本的办法就是从相关行业的众多企业得到稳定的大数额的经费支持。美国大学的ERC获取经费支持的办法是可借鉴的成功之例。美国大学的ERC在组建时由国家科学基金拨付“种子基金”，另有一些企业参与性投入，5午后，每个ERC经费由5—10个企业负担，同时大学的每个ERC平均还与三十四、五家公司的50个企业进行合作， 120 杨发明等：“对我国工程研究中心存在问题的原因思考”，（科技管理研究），1995年第5期，第16页。
以获取支持。虽然美国大学的ERC开支巨大，但由于与之合作的公司、企业众多，其分摊到每个公司、企业的费用数额相对较小，同时与ERC合作的公司、企业能够从与ERC合作中得到回报，因此美国大学的ERC建设和发展比较顺利，经费短缺之虞并不特别突出。而中国大学也有成功的经验。其中“天津大学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1995年该中心被批准组建国家精馏工程研究中心）便是一例。1984年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与天津大学联合在天津大学内建立起“天津大学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中心的宗旨：发挥双方优势，建立新的体制，采用新的运行机制，探索一条适合高校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道路。双方组成了董事会，对中心的业务工作方针和发展方向作出决策，具体领导由天津大学负责。经过十多年的创业，在高校科技与经验的结合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显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引进装置国产化和科技成果进入国际市场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中心在天津大学校内兴建了近1万平米的综合实验大楼，学校配备了80多名精干的专职人员和40多名兼职人员，拥有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已建成多套小型中试集成化装置，固定资产达2千万元以上。几年来，已完成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项目90余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申请专利20项，完成引进技术改造项目44项，累计为企业创经济效益数亿元，建立了中试及工业试验基地2个，兴办科技经济联合体4家，以科技成果引进资金亿元。现已初步形成了育人和科技成果的孵化基地，成为向企业科技成果扩散的通道和桥梁，受到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高度评价。121 美国大学的ERC和天津大学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国家精馏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在组建和发展中筹措经费的成功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处：与十几个、几十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进行稳定、紧密地合作，从中得到稳定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共性工程化技术的研究项目和充足的经费支持，这个经验对中国大学ERC走出经费困扰的窘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企业由于认识和财务上的原因参与大学ERC建设的积极性并不特别高，而且一两个、三四个企业的每年拿出大笔资金支持大学的ERC也不是现实的具有普遍性的做法。而且大学的ERC一般都属高新技术领域，其工程化项目既有成功后高附加值，同时也有失败的高危险性，一旦失败，如果只有几个企业投入支持，就会使企业损失风险很大，而如果能与众多企业进行合作，工程化技术一旦成功，会立即得到辐射扩散，取得显著的效益，而一旦失败，其风险由众多企业分担，使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同时ERC与众多企业合作还保障ERC不致于由于与个别企业合作而使其过分受到某个企业的过多干涉而成为其独有的附属研究机构的弊病。据此，我们建议：大学ERC与企业走集团化合作的路子。由国家出种子基金。匹配基金和制定优惠法规政策，众多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大学的ERC的成套工程化技术或技术产品作为技术股，形成股份制合作方式。同时扩大投资概念，不仅包括资金，也可以以厂房、设备、生产线和中试基地等作为投资股份，最大限度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使大学ERC组建和发展顺利进行。 121 参见（高教领导参考），1996年第23期，第13页。
（二）关于大学ERC的产学合作问题的解决对策 大学ERC与企业的合作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大学ERC与企业的合作是与个别企业的“点”合作而非与某一行业众多企业的“面”合作，合作是一种只就某一技术或产品进行的松散的临时互助组式的初级合作形式，对于企业或行业的技术发展战略等深层次决策参与合作较少；二是大学ERC与个别企业的合作过分紧密，从而成为某个企业的“附属”研究机构，而忽略了对某一行业“共性”工程化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任务，使大学ERC的方向发生飘移。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对策是：逐步将以合同方式转让科技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临时合作关系首先转到企业提供定向开发基金，中心为之与企业合作进行共同开发的固定协作关系，最后发展到与某一行业的总公司或企业集团形成紧密型合作。企业集团是以骨干企业为核心，由有若干内在联系的企业、科研单位组成，有的是以一个行业为主，有的则是跨地区、跨行业，它的影响远比单个企业或有限的几个企业大得多，集团内部各成员企业虽然也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因此，一旦集团掌握了某一成熟的技术，便会在其内部很快扩散，由于企业集团一般由较多企业参加，ERC的工程化技术在众多企业迅速扩散，提高其工程化技术水平，增强其竞争力，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和较好的示范作用。同时，ERC与企业集团还可以以合作组织再次作为工程化技术转移主体，向全国同类企业进行技术扩散，从而影响一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因此，大学的ERC可以与行业的总公司或企业集团以股份制形式结合成一个实体，或以技术和资产作为股份，成为互相持股的合作伙伴。这样的产学合作既可消除只有点合作而无面合作的临时互助组式的初级合作形式的问题，又可防止大学ERC有可能成为某一企业的附属研究开发机构的危险。 （三）关于大学ERC的研究方向问题的解决对策 大学的ERC在研究方向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种问题：一是ERC的理论研究越高越好，技术研究越新越好，而不顾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单纯追求技术上的先进性，而无法使工程化技术产业化，从而使大学的ERC失去“桥梁”的作用；二是忽视ERC着重解决工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并使之工程化的研究发展方向，搞一些技术上的小改小革和技术含量低的短、平、快技术或产品，达不到ERC为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ERC的任务是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增加竞争力，单纯追求理论上的高深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安于小改小革都不是大学ERC研究发展的方向。防止大学ERC研究方向发生飘移的对策是ERC要把握住其任务，包括：利用工程化的共性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其产业结构重组和升级；帮助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改变企业由于消化吸收能力不强而造成的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的状况；将实验室技术成果工程化，利用产学合作创办新技术产业，增加中国企业的活力；将大学的高科技成果工程化，创办先导型的高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某些行业中抢占桥头堡，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提高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声誉和竞争力。大学ERC在研究发展方向的定位上要紧紧围绕上述4点进行。同时，ERC也应借
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办法，建立起一套完备严格的定期评估制度，并将评估结果与国家的种子基金，匹配基金和优惠政策联系起来，引导ERC的研究发展方向。 （四）关于大学的ERC的人员培养与培训问题的解决对策 中国大学ERC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教育职能重视不够。在学生的培养、企业人员的培训和大学ERC内部人员的培养上都有欠缺，美国大学的ERC设有专门的工程教育部，专门负责ERC的教育职能。中国的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之所以不够紧密和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始终没有成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的主体，企业的技术进步是靠外力的作用而得以实现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除了设备比较落后和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缺乏一批具有较高的产业技术和产业技术文化素质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而目前大学的ERC与企业合作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致使大学ERC与企业合作不能达到深层次的高级合作，要改变这种状况，ERC不仅要研究开发成套的工程化技术，同时，必须重视对合作伙伴有关人员进行工程化技术培训，使企业技术人员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使企业技术力量不断增强，形成强大的吸纳、开发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大学ERC与企业合作的威力和效果。为此，大学ERC要设立工程教育培训部，配置专门力量，制定规章制度，将对企业有关人员的培训制度化、规范化。在对合作企业现有科技、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的同时，还必须着眼于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为此必须大批量培养博士、硕士、本科层次的熟悉工程化技术的专门人才，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在注重对学生理论培养的同时，注重其动手能力的培养，放手让学生参加各种层次的工程研究开发项目，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且让学生们认识到企业是他们大显身手、展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天地，鼓励他们去企业供职。在对大学ERC内部人才的培养上，在为企业培训人员和培养人才等向外输出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企业优秀工程技术人员的引进，以加强ERC工程技术的力量，要打破大学过去职称评定的老套套，即以论文或专著为衡量标准，改为以产学合作中实际贡献为依据，即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研究开发高新工程化技术等方面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评聘标准，在分配制度上奖优罚劣，将个人收入与效益直接挂钩。在人员编制上实行固定编制人员少而精，流动编制人员五湖四海的原则，鼓励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进ERC中心进行独立或联合研究，以丰富大学和更新ERC的工程技术研究人员的经验和知识结构，鼓励ERC中心人员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开展竞争，能者上不适者流出的办法，保持一支高水平、精干的朝气蓬勃的ERC研究队伍，使大学ERC源源不断产出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和优秀人才。 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在选择ERC依托单位时，应尽可能选择有水平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的，美、澳将ERC或CRC全部建在大学或其附近，这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更加注重交叉、综合的趋势，以及大学在此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而中国将很大部分的ERC建在大院大所是值得考虑的一种做法，这势必又会造成前面第六章我们曾经提到的独立的大院大所所具有的学科较为单一，没有坚实的学科群支撑
的弊病，而ERC的发展趋势恰恰需要多学科的结合和支持。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种将很大部分的ERC建在大院大所的做法是不明智、不经济的。 第四节 大学科研机构关系模式和特色研究 一、大学的系与研究所关系模式研究 大学科研机构最主要、最基本的相互关系是系与研究所之间的关系。研究本学科研机构的设置和运行就不能不研究系、研究所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对于中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来讲，系与研究所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然而又是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一）系、研究所设置的特色 中国大学的系是教学与科研单位。培养对象以本科生为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相结合，培养人数众多。在培养方式上，以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教学与科研手段相结合（从广义上讲，科研也是现代大学一种重要教学方式，但为了方便讨论起见，这里将一般理解意义上的教学与科研分开来讨论）。其研究有两种：①教学式的研究。对于教育者已属已知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已成熟化、程式化，仅具有教学意义；②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者都是未知的，属于探索科学技术未知领域的范畴。 中国大学的研究所是科研与教学单位。培养对象以研究生为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本科生相结合，培养人数与系相比较少。在培养方式上，以研究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研究与教学手段相结合。在研究中又以发展科学技术、探索未知领域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二）系、研究所关系模式 系与研究所相互关系模式可分为两种：1．系、所独立模式；2．系、所合一模式。 1．系、所独立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系、所都直属校级领导的互不隶属的关系。这里的研究所又有几种类型，有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无法隶属于某一学科，而是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因此，由校一级直接领导，与各系是平级关系。有的研究所（室）、研究中心是由政府或企业等出资专门设立的，是负有专门任务或为全校服务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算中心、理化中心、分析中心、各部委或省属专业实验室、地区重点实验室等等。而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所是因为人为原因，为调整和“解决”人事矛盾而从系里分化设立的。这种研究所与相关的系从学科所属领域和研究方向来看是一样的或相近的，只是消极解决人事矛盾或“一山难容二虎”的产物。这类研究所很难统计准确数据，但据笔者调查，这类研究所占有相当比重。它的特点是同属相同学科，但系、所关系矛盾很大，合作较少且合作也多为个体行为。 2．系、所合一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系、所同属一个单位的关系。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系内设所，研究所为系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对外为研究所，对内则与教研室与研究室一样接受系主任领导；二是系、所合并，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交往，可以系亦可以研究所的名义进行，系主任同时也是研究所所长，研究所研究人员为系的教师，系的教师也可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人员力量的调配，由系、所根据情况统筹考虑。这种系、
所合一模式的特点是研究所以系所属学科为研究对象，或以系属学科为主干学科，适当综合其他学科，系、所关系比较融洽，研究合作比较紧密，重大研究项目由系、所组织力量进行。 （三）系、研究所关系模式问题的研究 系和研究所是大学的人才培养，发展科学技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单位。大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是否有利于系和研究所的健康发展。系、所独立模式与系、所合一模式都是一所大学可同时采用的，两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其模式的具体采用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是否有利于培养人才；是否有利于提高师资水平；是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1．是否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所所进行的主要研究需涉及众多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长期合作，而学校的任何一个系都不具备涵盖如此众多学科，有如此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或由于某一新兴学科刚刚具有苗头或雏型，尚无法归某一系所属，这种研究所宜采用系、所独立模式，即研究所单独设立以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为某一系的利益，某“学术权威”的面子而硬性采用系、所合一模式，人为阻碍研究所的快速发展；二是研究所所进行的主要研究比较固定于某一学科，需要的主要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亦比较多地属于某一学科，这种研究所宜采用系、所合二模式，即研究所或为系下属一研究机构或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方式，这样设立比较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坚决不因人为原因，为一两个所谓“学术权威”的面子而采取“一山难容二虎”的系、所独立的模式，从而使力量分散，人为阻碍学科的建设发展。 2．是否有利于培养人才 首先要纠正两个错误观念：一是认为大学的系才是专门培养人才的机构，而研究所是专门进行研究活动的机构，不是教学单位，不负有培养人才的任务；二是认为系培养人才以本科学生为主，兼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人数众多，因而重要。前者是没有把握住大学的系和研究所都是教学和研究单位，都负有培养人才任务的认识，不能因为系与所培养人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认为研究所不负有培养人才的任务，教学和科研都只是培养人才的手段和方式；后者是认为系因培养人数比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研究所要多，而认为系在培养人才方面比研究所重要，这种认识也是不全面的，衡量在人才方面重要程度孰大，要看质与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进程中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比一万个技艺娴熟的匠师的价值更大，而研究所从对象上看层次较高，而且从方式上是较多采用符合现代科技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式的研究手段，而采用科研方式不仅是对学生知识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创造知识能力的培养，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也是对学生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写作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的培养和锻炼，科学研究的教育价值不仅表现在其智育的价值上，还表现在德育价值和美育价值上，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在弄清以上两个观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系与研究所在培养人才
方面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孰轻孰重，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培养工程化技术方面的高级人才，因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一般以设立独立研究所（中心）等培养比较有利，比如培养比较成熟稳定学科的专门人才，宜采用系、所合一模式进行培养。 3．是否有利于提高师资水平 大学发展最关键的是师资队伍水平。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前任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老师一定要出名。”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博克认为：“教师是大学的核心，他们校准了学校的基调。”122 大学教师工作的基。地在系、所，他们的培养基地也在系、所，如何搞好基地建设和相互关系，对于保持和提高师资水平至关重要。具体做法是实行专职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师的人员的“轮换制”，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第七章第一节中进行详细讨论。 4．是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里所讲的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两部分。物力资源指仪器、设备、资料信息等，人力资源指学术人员。 采用系、所独立模式，还是采用系；所合一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作用。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尚不够强，用于教育、科技的投入相对不足，能否充分发挥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在中国大学中显得尤为重要。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在某一岗位工作由于学非所用、用非所长造成人才浪费，而变换另一种工作岗位，则才华大放异彩，从一条“虫”变成一条“龙”。同样，一所学校在人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则要使这些学术人员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以求最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体现学术和学校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比如数学系30名应用数学专业的教师，学校就可以考虑分出十几名去校计算中心，使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不会因专业人员太多而吃不饱，而计算中心又不致因应用数学方面的人才短缺而在软件设计上出现吃不了的现象。物力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应该是决定系、所关系采用何种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比如前几年在各大学普遍设立的计算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就是参照美国大学的一些做法，为了使大型昂贵且各学科都普遍需要的仪器设备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提高开机率而采用的系、所独立模式设立的研究机构。而某些研究领域需要的仪器设备、图书信息资料一般只为某个学科经常使用，那这种研究机构就应该采用系、所合一模式。 二、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特色的研究 创新是大学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创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要在科学上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在技术上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发明，这是科学研究最高意义上的创新；第二层次是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保持鲜明的特色。这是科学研究基本意义上的创新。第一层次的创新需要科学和技术的长期积累以及全人类的共同智慧，它需要时间和机遇，然而，第二层 122 赵鹏程：“斯坦福大学给我们的启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102页。
次的创新则是大学科研机构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对于中国大学和大学的研究机构，能否保持鲜明的研究特色是长期以来困扰其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大学的研究机构长期以来就像中国工业界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工艺、技术一样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摆脱不了只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验证的亦步亦趋的尴尬局面。如果不能很好解决研究特色的问题，办出在世界上有特点的大学研究机构、有特色的大学，有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就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在此，仅对困扰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特色的最主要的问题——“泛化”进行研究。 （一）大学研究机构设置的目的 大学的研究机构在设置上都是具有明确的目的的，每一个研究机构在创办时都会有比较明确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在培养人才的规格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即保持研究机构的特色，这是一所研究机构得以设立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设置管理暂行办法》123 总则第二条规定：“为了长期稳定地进行重大科学研究，形成先进的科研、教学基地，高等学校可以有重点地设立相对稳定、确有特．色．而精干的研究机构，或与校外单位合办研究机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第三条：“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以进行科学研究为主，同时承担教学工作，不断增强承担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能力，既出成果，又出入才。”第五条：“科研队伍要精干，结构要合理，实行专职、兼职相结合，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人员参加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第六条：“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要沿着自主、开放、竞争的方向积极进行改革，实行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有条件的机构可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积．极．、主．动．地．适．应．四．化．建．设．需．要．。”在第二章：研究机构的设置中的第八条的（一）、（二）、（三）、（四）中对研究方向和目标、培养人才的规格，学科带头人的条件、研究装备和学术交流以及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方面进行了原则规定。 在大学的各种研究机构设置要求中对特色又有更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于开放实验室的设置要求在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124 中明确阐述，在总则第三条中规定：“开放研究实验室是根据国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一布点兴办的国家或部门层次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机构。”第四条：“开放研究实验室的基本任务是，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学术环境，吸引、聚集国内外优秀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开．展．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培养、造就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开放研究实验室的发展目标是办成代表国．家．水．平．的科学技术中心和高层次人才的基地。”在第二章第七条中规定：“开放研究实验室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研究方向明确，意义重大，在学科发展的前沿或广泛应用背景的领域开展研究，近中期目标清楚，具有特．色．„„（三）培养研究生优．势．与．特．色．明显，并有突出成绩，能承担一定数量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五）有一定数量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经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 123 《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引自《高等学校科技工作文件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81—85页。 124 《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引自《高等学校科技工作文件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90—95页。
认可符合计量标准的仪器设备和相应的实验辅助器材。”比如对于在大学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它的设置目的就是成为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在基础性研究和“国家目标”研究中成为“国家队”，代表中国的国家学术水平，在战略上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目标的实现，培养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国家级学科带头人和一批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大学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的特色就是追求高水平、高层次。比如在大学设立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它设立的主要职责和目的是：①针对行业或领域发展中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问题，持续不断地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为适合企业规模生产提供成熟配套的工艺和技术，并不断地推出具有高增值效益的新产品；②对本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并持续培养一批批工程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③运用其具有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和工程设计等优势，积极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成为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的技术依托；④接受国家、行业、地方和其他科研机构委托的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项目，并为其成果推广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大学的ERC研究方向的特色是工程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扩散。再比如大学里设立的许多应用型研究机构和开发型研究机构，前者是基础性理论和技术的应用性研究，其研究特色及其研究方向都有明确的应用领域和应用目的；后者是推广开发性研究，其研究特色及其研究方向是直接指向生产领域，以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 大学就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研究机构就像演奏不同乐器的乐手，只有在指挥的统一指导下，各司其职，演奏出自己鲜明的特色，汇集起来才能形成一个乐队的风格和特色，如果每个乐器的演奏都没有它在乐队中不可缺少的地位和特色，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整个乐队的风格和特色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大学的研究机构在研究特色上恰恰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带在普遍性的问题是研究机构的“泛化”倾向问题。 （二）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的“泛化”倾向问题严重 1．“泛化”的含义 它是指大学的研究机构本是为了明确的目标、特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即每一研究机构在研究类型上都是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齐进，出现小而全、大而全的现象，在研究方向上没有持之以恒的主攻方向，呈弥散性的多中心、无中心的现象，从而分散了有限的研究力量和耗费了研究优势，出现了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目标、任务模糊，特色不突出，我们在此将之称为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研究的泛化倾向。 2．“泛化”的具体表现 如前所述，在大学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中，存在着课题小、方向散、水平低；在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方向，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国家目标”的任务，而是分出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从事“短、平、快”的开发研究。由于这种开发性研究既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的强项，也不是研究人员的特长，既不能提高实验室的水平，又没有解决
实验室的建设和研究室人员的待遇，相反，还涣散了研究人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斗志，失去了明晰的研究方向，失去了研究的特色。这在笔者的调查中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125 在大学设立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存在着四面出击的“全方位”发展问题，向上延伸，一味追求基础理论研究越高越好，技术研究越新越好，而不顾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致使无法使工程化技术产业化，从而使大学的ERC失去了“桥梁”作用；向下延伸，搞一些技术上的小改小革和技术含量低的短、平、快产品，达不到大学ERC为提高中国工业的技术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组建目的。这种失去特色的“泛化”倾向将严重影响ERC的作用和发展。 在大学设立的基础性研究机构由于研究经费和人员待遇的问题，而片面地追求“积极长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应用、开发研究，由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不甘于长期在实验室和研究室的“寂寞”；而大学设立的应用、开发研究机构由于大学职称评定标准的问题而不得不心系基础研究，在经济社会效益与论文专著的选择中摇来摆去，由于在学术水平的认可和职称晋升的标准上感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而又返回书斋和实验室“甘于寂寞”。在两类研究机构中出现了《围城》所描写的现象：外面的人要进来而里面的人要出去。使本来应该特色鲜明的研究机构“趋同化”了，研究特色泾渭分明的研究机构变成了没有特色的“泛化”的研究机构。 （三）坚持特色、突出优势，切实纠正“泛化”倾向 一所大学只有保持学科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形成学校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只有学校保持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形成大学群体即高等教育整体的特色和优势，进而才能以其发展科技的特色和优势和培养人才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在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上。国家科技发展的“综合化”特色和优势126 是以大学等的特色和优势作为基础的，一所大学科研的综合化优势和特色是以每一研究机构切实纠正“泛化”倾向，保持特色为基础的。 大学的研究机构的科研要切实纠正日益严重的“泛化”倾向，坚持特色、突出优势。中外大学科研机构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著名的研究所、实验室以及学科都是研究特色突出，长期坚持不懈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研究方向朝令夕改或四面出击的研究机构绝难成大气候，不论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发展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莫不如此。要积极借鉴美、英、日、德大学研究机构办所、办室、办系、办院的成功经验，在经费投入、职称评定标准制定、研究机构的评估、个人科研业绩的评价上形成规范化的制度，以引导研究机构办出特色，防止和纠正“泛化”的倾向。比如美、英是将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和科研业绩的评估与经费拨款挂钩，以拨款的经济手段和公布评估成绩的声誉手段来引导和约束大学的研究机构在研究上办出特色。这些办法同样适合于中国大学。此外，在中国大学还要在职称评定标准的制定上进行改革，对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要有不同的侧重 125 这是指笔者对北京地区大学的重点实验室的实地调查。 126 这里的综合化是指原本积极意义上的含义。
点，对于工科，对于理科，对于基础性研究，对于应用、开发性研究应该有不同的水平高低和贡献大小的评价标准，坚持大一统的标准显然是极不合理的。标新立异应该是大学研究机构在研究方向上追求的一种境界。“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正是大学研究机构在研究上所应追求的一种品质。 第五节 大学科技产业发展研究 大学科技开发可分两大类：产学合作形式和自办科技产业形式。前者已在第五章第四节中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讨论，本节则主要对后者即自办科技产业这种大学科技开发机构的发展予以研究。 一、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一）创办校办科技产业的意义 创办校办科技产业的意义在国家教委1992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高等学校发展科技产业的意见”127 文件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文件认为：“科技产业是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在积极向社会转移科技成果，大力加强推广应用工作的同时，有选择地创办科技产业，既是增强为经济建设服务，又是自身的一项重要改革。高校创办科技企业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度高、国家急需、社会上企业又难于接受的成果，更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是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支主力军，创办科技产业是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奉献力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科技园区的建设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高校创办科技产业有利于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善办学环境与条件，促进师生深入实际，联系社会，接融工农，加强实践教育环节。” （二）校办科技产业的成绩 1996年，全国高校校办科技产业实现年销售额230亿元，上交学校的利润和各项费用14亿元。这加速了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也部分缓解了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在这些校办科技产业中，高科技校办企业所取得的成绩尤为引人瞩目。 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原系北大指纹电子公司）1990年10月，以北大技术为核心的Live—ID系统在洛杉矶国际竞争性招标中，战胜了国际上研制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处于前沿的日本NEC公司和北美Morpho公司而一举中标。美国著名的EDS公司评价该系统：“提供了领先的指纹软件技术，能增强指纹获取和分析能力，使系统的精度和响应时间都达到最高指标。”同时，该系统开创了国际上大规模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在保安领域应用的先例。1991年1月，机电部计算机司组织对北大的公安及保安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进行了鉴定，以中国科 127 《高等学校开放研究实验室管理办法》，引自《高等学校科技工作文件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10—115页。
学院院士常迥、罗沛霖，工程院院士胡启恒等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居国际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1991年该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内最大（上海30万人容量）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已投入建库使用，并于1995年在10万人以上大容量指纹库内破案百余起，在珠海市公安局建库中，边建库边破案，曾一个月破案14起，1996年已直接破案30多起。现在北大方正指纹公司承接了杭州和深圳公安局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工程项目，并与广州市公安局合作，建立中国最大的百万人级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128 清华大学校办企业1994年经营收入亿元，上缴税金1644万元，创汇363万美元，3家骨干企业：紫光集团、建筑设计院、人环公司利润过千万元，另有13家校办科技企业过百万元。一些新的高技术公司或企业正在形成，如太阳能电子厂、视清公司、光盘公司、希必实公司以及鸿康贝氏体钢公司、液晶器件公司等正在成为新的生长点。北京清华紫光英力化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比较成功地实施了人才工程，对人才实行先投入再回报的政策，努力提供少后顾之忧、直至无后顾之忧的后勤保障，吸引了一批胸怀大志、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的博士、硕士、学士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才，形成了公司特有的高科技人才汇聚的“博士现象”，从而使公司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对行业的技术改造有很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公司开辟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企业技术改造之路。公司成立之初就把立足点放在农药行业的技术改造上，使之成为一家知名的为企业排忧解难的“企业医院”和“技术银行”。公司攻关的课题都是行业的大吨位产品，与众多企业的技术需求对路，加之采取产、学、研一体的合作模式，很快掌握了数十项先进技术和专利，用于工业生产后，每年为国家带来数亿元的新增效益，救活一批濒临倒闭和效益不好的企业。公司还致力于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来实现“源头治理，清洁生产”的环境保护之路。化工生产是污染环境的主要来源，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该公司在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过程中，立足于节约原材料及能源，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收到了明显的经济、环保效益。129 高集成度芯片是微电子领域的尖端技术，是微电子产业的核心，它的发展可促进和带动通讯、计算机、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发展。西安交通大学开元集团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曾在国际上获得“最佳设计奖”、“最佳发明奖”和“最佳论文奖”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微电子设计专家的留英博士王国裕，带领一帮年轻人开发出高集成度CMOS摄像芯片M10和高分辨率摄像芯片M20，使我国在微电子领域跨入国际先进水平。目前，第一批加工的2万片CMOS芯片已全部售完，第二批5万片也被用户订购。该集团还计划设计开发M30数字输出单片摄像机芯片、M60彩色高集成度摄像芯片、可视电话芯片、多媒体摄像芯片、数字音频广播接收机芯片等，并计划使开元集团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我国ASIC设计培训中心和技术咨询服务中心。130 128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7—8月，第22页。 129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10月，第14—15页。 130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7年1—2月，第18页。
近几年来，湖北省高校校办企业发展迅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年提高。目前，湖北省高校从事校办科技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3千多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千多人，已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队伍。其开发的项目和产品有的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有的已列入国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改善办学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1994年，该省高校校办科技产业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达到8亿元和2亿元。其中华中理工大学图像技术公司、同济医科大学同济海昌公司人均利税超过20万元。在“九五”末期力争实现年销售收入40亿元，利税10亿元，争取建设10个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131 校办科技产业是大学科技工作的延伸。校办科技产业要不断创新，努力成为孕育新技术、新产品的源头，积极向社会扩散、辐射，起技术先导作用，要面向行业，与社会上企业合作，力争办好一个，带动一片。因此，大学的校办科技企业除完成上述增加自身发展实力，创造高效益的任务外，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科技成果转移中起孵化和通道作用。其中核心任务是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科技园区的建设。 注重发挥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器的作用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为此，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许多园、区、—带、城。园：科学园、研究园、技术园、工艺园、创新园、大学科技园等；区：科技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等；带：科技工业带、高技术产业带、高技术经济带等；城：科学城、技术城等。在这些园、区、带、城中，大学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最突出的作用便是孵化器和产业化通道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德、英、日都取得了突出成绩，美国有斯坦福研究园、佛罗里达创新园、北卡罗莱纳州三角园区、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带等。德国1983年，由联邦政府、西柏林市政府和柏林工业大学一道创办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个科学园区——柏林革新与创业者中心，到1993年底，德国各州兴办的科学园区已有160个，其中老联邦各州为108个，新联邦各州52个。英国的科学园是8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与企业结合，注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产物。到1992年英国已有52个科学园、科学园有两种形式：纯粹用于科研、设计，提出新思想、新发明，使其技术转让的称为研究园；不仅提出新思想、新发明，而且还有试制，小批量生产的称之为工业园。如：剑桥科学园是英国最大，也是欧洲最为成功的技术工业园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仅次于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它依托于剑桥大学而成为一个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汇集地，被誉为“剑桥现象”，其他一些依托大学建立的科学园如萨瑞科学园、赫里厄特——瓦特科学园、曼彻斯特科学园等也非常有名。此外还有英格兰M4公路带、苏格兰硅谷。日本有筑波科学城、广岛技术城、关西技术城等，这是集园、区、带功能于一身的科学城。 中国从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经国家批准认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52个，地方政府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更多，这些高开区建设的共同特点是依托大学或大学群而设置。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有中国第一个 131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5年1—2月，第9页。
国家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由海淀区100平方公里地域以及昌平科技园和丰台科学城三大部分构成，如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科学城、北大科学园、清华科技园等；上海高新区由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上海工业大学科学园等。以建立在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上海高创科技发展总公司为例，这个高创公司是由教委牵头组织的大学在开发区创办的孵化器，1991年创办，该公司聚集了来自大学、科研单位和工业系统的46个科技企业。1994年，据其中31个企业统计，营业额为亿元，利税1100万元。132 这个高创公司的最大意义就是很好地发挥了大学的孵化器作用，即组织大学的科技成果到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孵化，以企业运行方式运转，实现产业化。孵化器的作用是将“种子”（大学的科技人才、成果）与“土壤”（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软硬环境）与“阳光、水” （高创公司的孵化功能）结合起来，一方面为大学科技成果提供了产业化的通道，另一方面将大学的科技成果扩散到相关行业，带动行业的科技进步。 二、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在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问题。 1．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北大方正集团、清华同方集团、西安交大开元集团等一批水平高、效益大的“名星企业”，也有相当一批水平低、效益差，甚至长年亏损的“名丑企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对大学校办科技产业的评价发生了歧见。 2．校、企关系不清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真正把学校与校办企业的责、权、利关系理顺和弄清，使得这对婆媳互有苦衷和怨言，校办企业发展不顾时，双方互相指责，校办企业发展情况不错，效益较好时，双方仍各有微词，个别的甚至分道扬镳。 3．校产流失与收益流失问题。由于责、权、利没有真正落实，造成了企业亏损时，无人负责或仅将经营者调离，其亏损由学校承担，造成校产流失，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良好时，其收益中按规定应上缴学校的部分也以各种方式截留，造成学校该得的收益流失。 4．市场开拓能力不强问题。一些校办科技企业由于其接产的科技成果没有市场或市场容量不大而不能得到较好的效益，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校办科技企业接产的科技成果有相当大的市场前景，但由于校办科技企业自身开拓市场的能力较差而不能打开市场，而同样的科技成果一旦转移到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却大有销路，大赚其钱。 5．科技含量不高问题。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有些不可理解，大学的校办科技企业怎么有科技含量不高的问题?但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不敢开拓科技含量高，同时风险性也高的高科技产品，而安于接产一些有一定市场并已为一些企业正在生产的产品，其主要想法是想免去开拓市场的艰苦。因而，一些大学的校办科技企业虽然占有技术、人才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并未将之变为企业的生产优势，其主打产品仍为一般的大路货。 6．管理经营人才匮乏问题。缺乏懂生产、懂市场、懂技术，同时又谙熟大学特点的管 132 谢仁业：“高校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开发区的作用及启迪”，《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5年第7期，第29页。
理经营儒将。企业发展不仅要有技术人才、生产人才，同时还要有优秀的管理经营人才。而大学的校办科技企业的领导者除了要具备管理经营的才能外，还要具有能与大学本部很好地沟通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大学所办企业的优势，有相当一批大学校办科技企业没有很好的效益，甚至亏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具备这种优良品质的企业领导者。 7．名利问题。长期以来对校办科技企业来讲，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主要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名与利如何协调问题。物质利益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难办的是名的问题，主要指在学术专业上的水平问题。由于校办企业的技术人员与领导管理者大多是身兼二职的教师和学者，这个特殊群体对于成就感的认可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与大学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同样具有的对“名”的追求，只有物质利益并不能使之产生满足的成就感，因此，由于名利协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使他们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校办企业的发展中，又由于他们在校办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8．资金短缺问题。资金是制约校办企业发展最大的硬件条件。由于大学发展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问题，因此，大学并不能满足校办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况且学校也不宜挪用大量经费投入生产性经营。校办企业解决资金来源的办法与社会上其他企业一样需要从银行贷款、发行股票等进行筹资、融资。尽管国家也颁布了一些对校办企业投、融资的优惠政策，但从实际来看并未真正缓解校办科技企业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三、大学科技产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如何保持和发扬优势和成绩，克服和解决不足的问题，对此提出两条基本建议：提高认识和健全制度。 （一）提高对大学校办科技产业的认识 由于只看到一些大学校办科技企业发展中出现亏损等问题，一种看法是大学发展校办科技产业“得不偿失”；由于只看到一些大学校办名星科技企业的成绩，一种看法是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应大力发展。“得不偿失”论与“大力发展”论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片面认识。根据对中外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在此提出中国大学发展校办科技产业应因校制宜，不同层次和不同条件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得出“大力发展”或“得不偿失”的非此即彼的结论。1．名校应有名星校办科技企业。一流名校的基本含义是其培养人才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是一流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MIT、康奈尔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东北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大、复旦大学等都有各自名星校办科技企业。这些名星企业都在提高大学的声望，展示其高水平的科技实力，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现了“硅谷现象”、“剑桥现象”、北大方正现象”。2．高水平大学应有高效益的校办科技产业。高水平大学应负有为科技成果提供产业化通道和孵化器的责任和能力。直接为社会服务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职能，兴办校办科技产业是体现这一重要职能的基本做法之一，如果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办不了一个科技企业，说明其综合能力有缺陷，如果一所高水平大学办不好一个科技企业，其
高水平就得打上引号。3．一般大学应根据实际，宜办可办、宜不办可不办，宜大办可大办、宜小办可小办。校办科技企业发展中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这类学校，所谓“大力发展”论与“得不偿失”论的歧见即主要源于此。对此类大学应主张稳中求进的方针，特别要考虑到学校的特点和优势，量力而行，不可强求。不适合发展或没有较大把握和拳头技术和产品可不必强求兴办校办科技产业。 （二）健全发展大学校办科技产业的制度 在前面提到的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存在的8大问题中，校、企关系不清问题、校产流失与收益流失问题、管理经营人才匮乏问题、名利问题、资金短缺问题都属于制度性问题。 1．理顺校、企关系，防止校产流失与收益流失，保障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大学的科技企业有其不同于教学、科研工作的特点，它以独立法人资格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原则上要按照企业管理体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给企业以自主经营权和人财物管理权，使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参与市场竞争。科技企业应实行全面成本核算，参照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企业财务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同时要考虑大学校办科技企业技术含量高与科研工作关系密切，负有产业化通道和孵化器功能的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制定专门的办法。要明晰校、企双方的责、权、利，要依法照章行事，杜绝随意性。 2．立足校内、放眼校外，不拘一格选拔优秀校办科技企业的管理人才。学校应注意选拔事业心强、懂技术、善经营管理、勇于奉献的优秀管理人才，既可从校内选拔，必要时也可从校外、甚至国外选聘。在这个问题上，学校要破除大学是人才培养基地，只能输出入才而不必引进入才的不正确观念，对于优秀的校外管理人才应委以重任。 3．解决好校办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校办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应参照企业办法进行，要以其在企业科技开发、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业绩为主要依据。学校要特别注意解决好校办科技企业技术人员的“名誉”问题，在职称、精神奖励等方面做好工作。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成就需要，渐次增高。对于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讲，格外注意自我成就感，其主要表现在对于职称和奖励的格外看重，因此注意解决好、协调好名与利的关系是校办科技企业发展始终应注意的问题。 4．国家应允许并鼓励组建政策性科技银行、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以及争取使用国外资金等投、融资办法解决困扰大学校办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资金短缺问题。政策性科技银行是国家干预经济、支持重点产业的一种手段，其资金来源一般应有三个：财政拨入的资金；经过批准发行的债券；企事业单位捐赠、投资和国外资金。政策性科技银行应实行保本微科，以便能够支持校办科技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和保证到期能够收回本金和利息，维持政策性科技银行的正常经营。国外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很多，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高科技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收益
性、高风险性俱生。目前，中国高科技投资公司发展较快。国家应制定严格规范的法规和优惠的政策吸引高科技投资公司对大学校办科技企业，进行人股、参股或控股性投资。应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高校科技发展基金会，鼓励海内外人士捐赠，设立名人基金；吸引企业资助，设立企业基金；各校集资，设立大学基金，发行债券、股票筹集基金。眼光向外，积极争取与国外企业或其他机构合作，大胆使用国外资金。通过上述办法以筹集大学校办科技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 本章小结 本章对大学科技活动的基本单位——科技机构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或看法： 科技机构是大学科研活动的基本单位，大学科研机构的设置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尊重科技活动和高等教育活动本身的固有规律，因此中外大学科研机构设置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对在大学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成绩、问题分析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特别提出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赶、超国际学术前沿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中和实现“国家目标”中应成为国家队； 在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ERC）进行了中外比较研究和对大学ERC进行成绩和问题分析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并特别提出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来看，ERC应重点在大学进行建设，以免重复犯历史性错误； 对大学科研机构关系进行了模式化研究，提出了系、所独立模式和系、所合一模式，并提出采用两种模式时应遵循的4项原则。 在对大学研究机构设置的目的进行研究后提出，创新是大学科学研究的生命线，而保持创新的关键是大学研究机构要保持其研究的特色，在对中国大学科研机构进行详尽研究后得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类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泛化”倾向，这种“泛化”倾向妨碍其特色的发挥，应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对大学发展校办科技产业的意义、成绩和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校办科技产业具有产业化通道和孵化器作用，针对“大力发展”论和“得不偿失”论，提出中国大学校办科技产业应因校制宜，名校应有名星校办科技企业，高水平大学应有高效益校办科技企业，一般大学应根据实际，宜办可办、宜不办可不办，宜大办可大办，宜小办可小办。 第七章 中国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大学科技人员是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与发展、科技服务的主体，其基本情况如表7—1所示。 从表7—1、图7—1、表7—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从事科技活动的科技人员有万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为万人，占％。研究与发展人员为
万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为万人，占％，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为万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为万人，占％。从大学具有科技活动人数和参加研究与发展人员数来看，中国在世界上位居前茅。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如何科学地制定和执行大学的科技人事制度，即如何制定比较科学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克服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制定科技奖励制度，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达到奖掖优秀、激励后进的目的；科技人事制度与培养优秀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培养优秀毕业生的关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7—1 中国高等学校科技人力情况 单位：人 科技活动人员 研究与发展人员 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 科学 科学 科学 年 技 其他 技 其他 技 其他 合 家和 合 家和 合 家和 份 术 支持 术 支持 术 支持 计 工程 计 工程 计 工程 员 人员 员 人员 员 人员 师 师 师 1991 592936 497904 57868 37164 217344 202330 7843 7171 126873 117096 4810 4967 1992 594908 503590 52992 38326 226087 211074 7773 7240 132010 122329 4697 4984 1993 628159 538040 52593 37526 240716 224943 7543 8230 141053 131412 4353 5288 1994 595813 516197 46801 32815 236093 221192 7531 7370 139115 129890 4205 5020 1995 598298 521744 43805 32749 237389 223975 6357 7057 140183 132003 3687 4493 资料来源：《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国家教委科技司。 注：1．科技活动人员：从事大专以上教学、研究与发展、科技服务工作以及直接为上述三类科技活动服务的教师、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和辅助人员。 2．研究与发展人员：指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时间占本人教学、科研总时间10％以上的人员。90％以上为全时人员，10％—90％为非全时人员。几个非全时人员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时间的百分比累计为100％，折合为一个全时人员。 3．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指全时人员与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之和。 4．科学家和工程师：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具有相当于“助教”、“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员。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 从全国科技活动人员构成看，以1993年为例全国共有科技活动人员万人，其构成如图7—1所示： 图7—1 全国科技活动人员分布情况示意图 在大学科技人员中其中坚力量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基本情况如表7—2所示：
表7—2中国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中科学家和工师技术职务情况 单位：人 教师 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 年份 合计 小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其他 小计 高级 中级 初级 1991 497904 293093 16438 69340 117549 75891 13875 204811 20232 842118 100371 1992 503590 290920 19767 72480 122310 63582 12781 212670 22184 89149 101337 1993 538040 299601 24854 80291 126668 54563 13225 238439 28301 102517 107621 1994 516197 282823 26692 79804 116742 47663 11922 233374 31364 101984 100026 1995 521744 278032 28034 80830 110845 46718 11605 243712 35260 106631 101821 资料来源：同表7—1 注：其他：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暂未定职称的在编教师。 高级：指具有高级工程师及其他相应高级技术职务的人员。 中级：指具有工程师及其他相应中级技术职务的人员。 初级：指具有助理工程师及其他相应初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包括大学毕业暂未定职务的其他技术职务系列员。 第一节 大学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大学科技人员（在这里主要指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管理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有：一、编制问题；二、职称问题；三、工作量问题；四、团队精神与竞争激励问题。 一、关于教学编制和科研编制的划分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我们认识的偏狭，高等学校一直被认为只是负有教学培养人的任务。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逐渐认识到现代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还肩负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否则就无法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于这种观念的更新，在大学教学编制外增加了一定比例的科研编制，一般将科研编制数定为教学编制数的20％。应该说这种做法的用意是好的，是看到大学基本职能的扩展和现代社会对大学的更高要求后采取的积极对策，问题是教学编制的岗位和科研编制的岗位可以而且应该是固定的，但占据这个编制岗位的人却不能是永远固定的。而中国大学专任教师必须保证其本职任务，承担规定的教学工作量，其科研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专职科研人员其本职任务就是进行研究，可以不进行教学工作。在中国大学里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个科研编制岗位一旦由某个人占据后，不管其适合与否，也不管其有无科研课题、经费和能力，如果不犯错误就一直占有这个职位，而如果一个教师编制岗位的人员虽然可能正好有一重大课题，急需集中时间、精力进行攻关，但由于他不属于专职科研人员，他不能占有这个专职科研编制岗位，因此，他就不能享有专职科研人员集中时间进行研究的条件。由于占据教学编制岗位和科研编制岗位的人员是固定的，其任务也是固定的，管理教师业务工作的职能部门是教务处，管理专职科研人员业务工作的职能部门是科研处（科技处），教
学与科研的交流、结合与相互促进始终是一种两张皮现象。 二、关于教学系列职称和研究系列职称的评聘问题 中国大学技术职务（职称）的评聘一直存在许多系列，其中教学系列和研究系列是其中最大的两个系列。教学系列技术职务的评定和聘任，它所管辖的是专任教师；研究系列技术职务的评定和聘任，它所管辖的是专职科研人员。两大系列技术职务的名称完全不一样，教学系列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系列划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两大系列技术职务的评定标准也不一样，教学系列要看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研究系列要看科研工作量和科研成果。两大系列技术职称不能互换且不能互相参评另一系列更高一级的技术职务，即一个人一旦在某一系列评聘技术职务，一般只能在系列中晋升，不能转评另一系列更高一级的技术职务。由于这两大系列评聘标准的不同，这从职称制度上更加剧了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的相互分离，从制度上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从制度上阻碍了学科前沿的新成果、新发现尽快地介绍到本科生的课程领域，从制度上造成了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当数量的专职科研人员很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教学方式传授、介绍给学生）。 三、关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的计算问题 中国大学专任教师有教学工作量的要求，专职科研人员有科研工作量的要求。一个教师除了其晋升职称要求其科研成果外，一般对其科研工作量没有硬性要求或要求很低，而一个专职科研人员在完成科研工作量后一般没有教学工作量的硬性要求。于是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对于教师来讲，假如他不想晋升职称或其职称已是教授，他就可不必从事科研工作；而一个专职科研人员如果他不想将研究成果介绍或传授给学生，即不从事教学工作同样也不影响他的职称晋升。造成这种弊病的最大原因是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工作量考核的制度问题。那么，对担任教学岗位的教师应不应该有科研工作量的要求，科研工作量的标准应该是多少，如何与教学工作量换算，怎样进行考评；同时，对于担任专职研究编制岗位的研究人员应不应该有教学工作量的要求，教学工作量的标准是多少，如何与研究工作量换算，怎样进行考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关于鼓励个人竞争和提倡团队精神的问题 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要放手把大批专业造诣较深又富有朝气的中青年充实到学术、技术工作的关键岗位上来„„要敢于支持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133 要建立一种奖优罚劣、能者上庸者下的激励竞争的运行机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应该说已初见成效，但在大学内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它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是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同时，大学科技工作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问题，如何发扬联合攻关、集体合作的团队精神。中国大学科研活动中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由于职称评定制度和奖励制度对成果署名排序的规定，使得大学科技人员越来越缺少一种团队精神，出现了课题越 133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1985年3月13日，中发〔1985〕6号。
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以1995年国家教委直属大学为例，每个课题参加人数仅人。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本来具有的学科齐全、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兵团优势，而国家目标等重大项目的完成必须实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需要一种集体合作的团队精神。因此如何创造一种既能鼓励个人竞争又能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的大学科研新局面，是摆在大学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面前的难题。 五、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实行教学、科研岗位轮换制，教学、科研系列职称并轨制，教学、科研工作量换算制 大学设置科研编制的目的应该有两个；一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大学基本职能的扩展需要，利用大学在科研上的优势发展科学技术；二是利用这种科研编制来达到提高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基于这两种主要目的的考虑，应该实行教学、科研岗位轮换制，即在编制上单独设立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而担任这个岗位的人员根据需要和能力实行流动、轮换。在系、所独立模式的研究所的研究编制岗位工作的人员一般实行5年综合考评一次，根据业绩和需要流动到相关系，而相关系的教学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根据其课题、经费等研究需要轮换到研究所的科研编制岗位，弱化系、所独立模式中系、所的独立隶属关系，在系、所合一模式中的两种岗位的人员同样也实行上述办法，其轮换周期可适当缩短。这样，就使这种科研编制能达到上述的两种目的：充分利用这种编制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利用这种编制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 取消教学、科研系列技术职务评定的双轨制，在大学实行教学、科研系列技术职务评定的单轨制。取消科研系列技术职务仿照科学院系统评定技术职务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的做法，与教学系列技术职务评定并轨，全部实行教师技术职务制，即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大学里教学、科研两大系列的学术人员应该也必须都同时承担教学与科研工作，应该全部都是教师，不担任不同形式的教学工作的学术人员在大学里是不应该的，不参加科研的教师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这些教师只是根据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担任教学岗位工作，在另一段时间内主要担任科研岗位工作，国外许多大学实行的教师“学术假”与此类似。这样从技术职务上统一了名称，全部成为教师系列，防止了两种问题，以专任教师为借口，不积极从事科研工作，以专职科研人员为借口，不积极承担教学工作。 在对担任教学岗位的教师进行工作量考核时只计算其教学工作量而无科研工作量的考核；在对担任科研岗位的教师进行工作量考核时只计算其科研工作量而无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这在大学教师业务工作管理制度上是一种欠缺。建立一种教学、科研工作量互换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即以教学工作量1400小时为标准，将科研工作的论文、出版、会议、课题、成果、奖励、专利、管理等折算成小时工作量并进行加合计算，即以∑Z1表示论文工作量（以小时计算，下同），∑Z2表示专著工作量，以此类推出∑Z3、∑Z4„„∑Z8，以∑Z表示总科研工作量，那么∑Z＝∑Z1＋∑Z2＋„„∑Z8。这样教学工作量与科研工作
量都可折成可比的小时工作量计算，可规定担任教学岗位的教师其总学术工作量应达到1400小时／年为满工作量，其中科研工作量应占满工作量的1／3，即466小时，以3年为一考核周期，即3年总学术工作量要达到4200小时，其中科研工作量要达到1400小时；担任科研岗位的教师同样以3年为一周期进行考核，总学术工作量达到4200小时，其中教学工作量要达到1400小时。这样从制度上规定了教学岗位上的教师必须从事科研，而科研岗位的教师必须从事教学，从技术上讲，只要根据各校实际制定较为合理的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制成计算软件进行管理，并注意根据实际及时修正；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推动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笔者曾历经3年制成“河北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软－件系统，”经过几年的使用，效果很好。134 大学教学、科研编制、职称、工作量的改革设想其用意就是为了克服教学、科研中存在的弊病，从人事管理制度上解决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问题，更好地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的学术业务水平和肩负起大学发展科学技术的职能。 （二）开阔眼界、开阔心胸、开辟领域、开拓进取 创造一种既能鼓励个人竞争又能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的科研新局面是摆在中国大学科技工作面前的难题。说其难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的交流太少，由于太少则只限于表层，很难深入，由于很难深入则在国际上许多已成惯例的做法在中国还很难推行，这种问题在经贸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同样在科技领域也存在此类问题。科学研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个体活动时代→松散的群众组织时代→集体研究时代→国家规模时代→国际合作的跨国建制时代。今天许多比较重大的研究项目不仅仅是集体合作、跨学科协作、由一国的不同部门的人员合作、而且由两国或多国科技工作者联合进行研究已习以为常。仅开展的全球研究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已超过50个，135 这些项目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许多研究项目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共同合作，科学技术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今天，一两个人不必要也不可能掌握研究中的全部知识，善于集体合作已成为科学研究中最最基本的一种职业品质，也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由于中国大学在整体上与国外交流不多，还不能适应国际上已成惯例的做法。解决研究中合作问题的一个重要和必要办法是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眼界，才能开阔心胸，加深了解才能加快认识观念转变的进程，通过交流可以使大学的教师加深这样一种认识，发达国家的大学取得的成绩不仅仅依靠先进的仪器、充裕的研究经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勇于开展合作的团队精神。因此，要开展好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其意义不仅仅是汲取一些新知识、新理论的营养，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阔眼界、开阔心胸、更新观念。同时，国家要改革比较繁琐的国际交流的手续，为大学等学术机构国际交流经常化、惯例化提供方便和保障。大学科研工作存在课题小、人员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组织、协调。大学的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要勇于开拓进取，积极组织开辟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从管理制度上给予支持，要重点 134 吴岩、肖汉卿、卢素魁：“河北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软件系统”。 135 姜北、顾明达：“基础性研究国际科学合作的主要趋势及对策”，《科技导报》，1996年第10期第36页。
支持、组织和协调跨系、跨所、跨校、甚至跨国的重大研究项目，按照“精心组织、及时协调、严格督导、周到服务”的十六字方针136 解决好经费分配、设备共享、成果和奖励归属署名等敏感的名、利问题，从制度上保证既建立一种打破论资排辈和吃大锅饭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激励机制，同时，又有利于发挥一种符合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善于联合、勇于合作的集体主义的团队精神。 第二节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研究 大学科研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办学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更新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增强了培养研究生的能力，提高了大学的地位，扩大了影响，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科研对大学的发展，科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科技奖励制度是为了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而设立的重要制度，它对科技事业的发展起着一种方向性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一、中国科技奖励制度 （一）《科技进步法》给予科技奖励制度的法律规定 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号公布从．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第八章：科学技术奖励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奖励。”（第五十二条）、“国家对为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公民，依法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第五十三条）、“国务院设立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必要时，可以设立其他科学技术奖。”（第五十四条）、“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实施科学技术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奖励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第五十五条）、“国内、国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设立科学技术奖励基金，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者组织。”（第五十六条）《科技进步法》是中国第一部科技发展基本法，是一切科技单项法的母法，在这部法中规定政府、国内外组织和个人可以设立政府奖和民间奖，以奖励对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以及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公民和组织。 （二）科技奖励的类型 中国科技奖励的类型分为政府科技奖励和民间科技奖励两种。科技奖励的评审模式主要有异议制和非异议制，中国的政府奖大多属异议制模式，中国的民间奖和国外的科技奖大多属非异议制。 中国政府科技奖又分为国家级科技奖、中央政府部门科技奖、省级政府科技奖和市级政府及其他部门科技奖。属于国家级科技奖的有：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 136 吴岩：“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博士学位课程论文报告。
步奖、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的科技进步奖、省级科技进步奖，以及其他如：科技兴湘奖、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大连科技金奖、甘肃省科技信息成果奖、广州市突出贡献金鼎奖等等。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137 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138 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和项目，改进科学技术管理等项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公民或组织。139 表7—3 中国大学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单位：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发明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国务院省（市）、自年 合二三四合特二三四合特一二各部门科技治区科技进份 计 等 等 等 计 等 等 等 等 计 等 等 等 进步奖 步奖 1991 36 2 21 10 70 3 32 35 128 0 12 33 83 1766 1631 1992 — — — — 72 6 38 28 192 2 22 59 109 2195 1792 1993 27 7 10 10 62 8 23 31 119 1 15 43 60 1974 2030 1994 — — — — — — — — — — — — — 1993 2846 1995 31 5 17 9 50 8 19 23 187 2 13 43 129 1603 2104 资料来源：同表7—1。 注：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省（市）、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含重大成果奖。 全国大学在“八五”期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2、1／3、1／4。获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9531项，省（市）、自治区科技进步奖10403项，中国大学无论从获奖的等级还是数量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代表科学最高成就的自然科学奖中，大学占了半壁江山，这与大学在基础性研究中的主力军地位是相符的。 民间科技奖是相对于政府科技奖而言的。它是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指非国家政府机关的单位）、个人等出资设立的非政府科技奖。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影响较大的民间科技奖励达60多种，如：“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王丹萍科学奖”、“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奖”、“中国医学奖”、“亿利达科技奖”等等。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奖是四位香港爱国实业家联袂出资设立的，1996年10月17日在京颁发了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奖，王应睐、朱光亚、侯祥麟3位科学家获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各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00万港元；50位科学家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各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0万港元，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大、内蒙古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15所大学的18位科学家获此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8章第54条。 138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8章第54条。 139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8章第54条。
殊荣。140 由丁肇中倡导的、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公司出资设立的首届亿利达科学技术奖于1996年9月16日在京颁奖，5项重大应用性研究成果和14位有关科技工作者获奖，其中四川联合大学的“料浆浓缩法制磷胺新工艺”获得奖励，该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十年来共创经济效益上百亿元。华中农业大学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杂交种华杂3号等品种的选育与应用”也同时获奖141。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于1996年11月11日联合颁发第二届“中国医学科学奖”，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侯方德教授各获奖励证书和奖金10万元，汤钊猷教授来自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142 此外，中国大学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还在国际上获得许多著名的奖项。如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CIMS实验工程分别获得国际学术权威机构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1994年的“大学领先奖”和“企业领先奖”。143 南京大学的夏志宏教授获得1993年美国青年数学家最高奖——布拉门塞尔纯数学进展奖和美国总统奖，该校的田刚教授获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沃特曼奖，并获得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沃特曼奖是美国青年科学家最高奖，每年只奖励一人，1994年申全美著名专家提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推荐79位候选人参加了角逐，田刚以微分几何研究的突出成绩而获奖。他被公认为35岁以下世界最杰出的微分几何学家，是沃特曼奖设立19年来第一位亚洲获奖者。另外，该校的留美学者戴建岗、肖敏、薛子陵和金建铭同时荣获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美国青年研究者奖（原美国总统奖）。该奖是美国为奖励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研究者而设立的最高奖励之一。144 二、科技奖励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中国科技奖励从重要性和影响力来看，政府奖要远大于民间奖，但政府奖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大学来讲，其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中国政府奖励中成果奖多、人物奖少；（二）成果奖中综合奖多、单项奖少。 问题之一：成果奖多、人物奖少及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中国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中一般为科技成果奖，较少有科技人物奖（包括：个人奖和集体奖）。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星火奖以及国务院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的科技进步奖，都属于科技成果奖。科技成果奖多是有其原因的，一是从表象上看科技成果对社会科技发展贡献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容易度量；二是从评审的技术角度讲，科技成果奖的评比较为容易，评审委员比较容易对参评的科技成果进行排序。但成果奖也存在两个弊端，一是获得较高级别奖励的科技成果一般研究周期较长、合作单位较多、参加人员较多，然而成果奖对申报奖励人员的人数及排序有严格规定，署名问题成为一个最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甚至因申报奖励而使矛盾激化，这直接反映在大学的科研工作 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8章第54条。 141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9月，第13页。 142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高教科技信息》，1996年11—12月，第15页。 143 国家教委高教司：《高教领导参考》，1996年第23期，第2页。 144 国家教委科技司：《高教科技信息》，1994年12月，第12页。
中，就是科研课题越来越小，参加课题的单位和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少，有影响有水平的重大项目的突破较少。当然这个问题由于科技奖励的稀缺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但成果奖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尖锐程度。二是科技成果奖不利于鼓励出现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科技奖励和国际科技奖励是人物奖，如诺贝尔奖，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美国的总统科学奖、总统技术奖、沃特曼奖，日本的国家褒彰奖、科技功劳者奖、科技振兴功绩者奖，印度的拉曼奖145， 英国的赫胥黎奖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认为，最为有效的激励是对个人的激励。而中国科技成果奖的“对象”是成果，获奖人只是成果的“附带品”，这没有充分体现科技奖励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不了世界科学大师是没有这种土壤，不鼓励人才和天才冒尖，科技成果奖便没有充分发挥对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作用。 问题之二：综合奖多、单项奖少及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在政府奖励中，大多为成果奖，而且这些成果奖中综合奖多、单项奖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仍以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星火奖和国务院部门奖、省（市）、自治区科技进步奖来看，覆盖了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电子等科学和技术领域，几乎全部为综合奖。从评审技术角度来讲，它增加了评审的难度、准确性和公平性。不同学科的成果进行比较，评出优劣是困难的，其准确性和公平性也很难保证。从奖励的目的性来看，它不利于学科建设和新学科的发展。大学是这些奖励的最主要参评单位，它对大学科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大学本来是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假说、新学科的摇篮，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从大学产生，比较成熟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大学，由于政府奖励的覆盖面太宽，综合性奖太多，对于大学新兴学科的成果评价很难顾及周全，对于不成熟学科的新成果的评比较为困难，有时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以诺贝尔奖为例，尽管从表面来看，诺贝尔奖也为综合奖，但实际上诺贝尔奖又细分为6个单项奖：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文学、和平，它是以单项奖评审为基准，并不进行不同学科的横向比较，它有利于各学科的深入发展，一旦有重要突破，及时给予奖励。这种做法值得中国研究借鉴。 三、存在主要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在现有的成果奖外并列设立杰出贡献人物奖 在各国设立的电影电视奖中，一般设有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最佳演员奖„„从评审形式的科学性上它比现行的科技奖励更具合理性。最佳影片奖就像科技成果奖一样，而最佳导演、最佳演员则像科技人物奖一样，最佳导演、最佳演员可以是最佳影片中的导演、演员，也可以不是最佳影片中的导演和演员，评判标准不同：影片是以作品好坏来评判，而导演和演员是以他个人的杰出导演和表演才能而获奖，两者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儿，这样既鼓励有传世之作的影片，又鼓励有流芳青史的人物，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电影电视事业的发 145 成良斌等：“关于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8点建议”，《科技导报》，1996年第7期，第51页。
展。同样，科技奖励理同此理，既设立优秀成果奖，也设立杰出贡献人物奖，杰出贡献人物奖获得者可以是同一届优秀成果奖的主研完成人，也可以不是，这样既鼓励合作，发扬团队精神，出重大成果，同时又鼓励出大师级的科学大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报奖成果的一次性署名而造成的尖锐矛盾。 （二）分化综合奖，设立单项奖 同样比照电影电视奖一样，分设不同学科的重大成就奖。电影电视奖是分别对编剧、摄像、音乐、灯光、导演、表演不同行当的贡献给予奖励的，这些不同行当的成就可以是同一影片，也可是不同影片。科技奖励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不同学科的成果的价值大小很难进行横向评比，而如果在本学科内进行评定则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公正，同时也能真正起到鼓励学科的深入发展，达到科技奖励的目的，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因此，政府奖，尤其是国家级的政府奖励应该对现有的综合性成果奖励制度进行改革，将之分化成学科贡献奖，进行评比时，如某一学科某一届成绩不大，可空缺，如某一项成果科学和技术上的贡献特别巨大，可以授予综合奖：特等奖，一般情况，不授予综合奖。 第三节 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对于优秀人才的培养，即对优秀教师群体的培养和对优秀学生群体的培养，都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的科技人事制度是这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性保证。 一、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教师的培养 （一）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的法律保障 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大学自身的改革，更多的是要受国家科技人事制度改革进程的制约，改革的措施、办法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政策渐次进行。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此做了原则性规定，在《科技进步法》第六章：科学技术工作者中规定：“科学技术工作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造就各种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第三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给予优厚待遇。”（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理流动创造环境和条件，发挥其专长。”（第三十九条）、“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研究、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研究和重点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在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恶劣、危险环境中工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依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第四十条）、“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团体的权利。”（第四十二条）、“国家鼓励在国外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建设服务。”（第四十三条）、“科
学技术工作者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第四十四条）这为大学科技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应享受的权利、待遇和应尽的职责。 （二）英、美大学的做法给予的启示 在此我们以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运用科研手段培养优秀教师队伍的做法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剑桥大学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大学，是英国的骄傲。数百年来剑桥大学源源不断产生出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如科学泰斗伊萨克·牛顿，19世纪的物理学家克拉克·麦克斯韦，本世纪的结晶学家贝尔纳，物理学家布拉格，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工程学家贝克，计算机专家威尔克斯等。以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例，在它至今127年的辉煌历史中，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仅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25人之多，约为法国的总和，至今，仍居世界各科学组织之冠，在它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中有电磁理论和统计物理奠基人麦克斯韦、声学理论奠基人L．瑞利、电磁理论学家J．J．汤姆森、原子核物理学家E．卢瑟福、晶体物理学家W．L．布拉格、固体物理学家N．P．英特、A．B．皮帕德、物理学家郎之万等世界大师，卡文迪什素有“世界物理学家圣地”和“培养优秀人才的苗圃”之称146。卡文迪什实验室既是一个实验室，又是剑桥大学的物理系，是系、所合一模式的研究室。在原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橡木大门上，雕刻着一句拉丁文的圣歌：“Magna opera Domini exquisita in Omnes Voluntates ejus”，在其剑桥西郊新址的大门上也刻着这句圣歌的英译文，它的意思是“主的作为是广大的，凡对其中感兴趣的，在这里都要予以探索147 。”这表明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大学的职责就是要进行研究和探索来发现新的知识，并通过研究和探索培育造就一代英才。学术顶尖人才和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的基本途径和灵魂是坚持不懈地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进入70年代，剑桥大学在经过痛苦的思索和探求之后，为了顺应现代教育、科技与经济发展一体化潮流的需要，积极进行改革，走出了象牙之塔，积极加入建立剑桥科学公园的行动之中。剑桥大学以其在物理学、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学等方面人才与技术的优势，在剑桥地区高技术公司产业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著名的“莫特报告”中所说的“剑桥大学能源源不断地提供高技术公司赖以生存的专门技术”，由于剑桥科学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设立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科学公园建立之前只有几十家高科技公司，科学公园建立之后高技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至1984年已有322家高技术公司建立在剑桥内外，这就是所谓的“剑桥现象148 ”。剑桥科学公园的建立是剑桥大学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使剑桥大学的教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提高水平，同时，也使这古老的大学重新焕发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青春气息。 146 阎康年：“卡文迪什实验室科研与教学结合的经验和启示”，《科学学研究》，1995年9月，第13卷第3期，第44—46页。 147 阎康年：“卡文迪什实验室科研与教学结合的经验和启示”，《科学学研究》，1995年9月，第13卷第3期，第44—46页。 148 汪凌勇：“剑桥科学园区的分析与借鉴”，《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1995年第4期，第12页。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同样也是一所享誉世界的著名大学，同剑桥大学悠久的历史相比，建于1891年只有百余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弟弟，然而，斯坦福大学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毫不逊色。1984年后，斯坦福大学连续4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最佳综合大学榜首。1994年，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教师协会根据世界各大学的学术业绩、学生与系的素质和科研中取得的成就，评出世界十佳高等学校，斯坦福名列榜首，并被命名为世界最佳大学149。斯坦福大学何以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如何保持了这样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呢?途径有二：从世界各地物色最优秀的科学家；立足本校以高水平的科研培养优秀的教师群体。目前斯坦福大学共有1322名教师，其中教授744名，副教授206名，两者相加占教师总数的％，其中，6名普利策奖获得者，20名国家科学奖获得者，3名国家技术奖获得者，5名总统自由奖获得者，89名国家科学院院士，167名国家文理科学院院士，65名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26名国家哲学协会会员，20名国家医学科学会会员。斯坦福大学共有2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一名和平奖获得者）。在全美现有的100名公认的才华出众的年轻科学家中，斯坦福占了8位150。千方百计创造科研条件把有条件的系办成学术顶尖系，千方百计创造科研条件培育学术顶尖人才，斯坦福研究园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硅谷”是斯坦福利用科研培养人才的“附属”杰作，也是斯坦福大学科研发展的最强大经济后盾。 （三）建立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师资队伍的科技人事制度 进入90年代，各级政府和国家教委在科技人事制度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比较大的改革措施，为培养学科带头人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做出了很大努力，并正初显成效。 1．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培养学科带头人 1993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央关于培养跨世纪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带头人的指示精神，开始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决定》的开篇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1995年10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国家教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若干意见”，在这份文件中指出：“要争取多方支持，积极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和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到本世纪末，在重要学科领域，培养造就近千名代表国家水平、能参与国际合作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其中部分成为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同时，要在各个学科领域，培养造就一批学术造诣较深，能在各学科点上起骨干带头作用的优秀年轻人才。到2010年，要在全局上形成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学科梯队，大大提高整体素质，并使若干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点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国家教委将继续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主要支持国家层次教学科研重点基地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各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大力协同，共同抓好学科带头人培养工作。” 149 赵鹏程：“斯坦福大学给我们的启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102—105页。 150 赵鹏程：“斯坦福大学给我们的启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102—105页。
2．召开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明确学科带头人培养方针 1995年7月15－－18日，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国家教委副主任韦珏在“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科技优势，努力为科技兴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告中提出：“培养造就上千名优秀年轻学科带头人，上万名优秀年轻科技骨干，其中一些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国家教委继续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主要是为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学科点培养约1000名年轻优秀人才，促使其尽快成长为这些基地和学科点的优秀带头人或骨干，其中部分成为杰出入才。”前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对人才培养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造就优秀学科带头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学科带头人必须在科技前沿拼搏中成长，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物质基础，要有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二是团队配合，有结构合理的人员梯队帮撑；三是良好的学术氛围，要在良好学术环境中熏陶。对作为学科带头人培养的对象，既要给他们压重担，及时推亡重要学术、技术岗位锻炼，又不要使他们社会工作负担过重或过早地负担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活动，使他们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工作上，能专心致志地钻研业务，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尽快登上现代科技的新高峰；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要十分注意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和科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教学科研人员要做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要正确处理竞争与联合、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实行竞争激励机制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广泛调动积极性，围绕国家目标努力完成任务，促进事业发展。” 3．积极争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将人才培养纳入国家序列中 由李鹏总理批准的动用总理基金从1994年开始设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一项荣誉高、资助强度大，以培养杰出科学家为目的的国家人才培养计划，1994年评出130名受资助者，大学82名，占63％，1996年评出以名受资助者，大学50名，占60％。 4．利用“211”工程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专业实验室建设、国家重点学科点建设等，各大学设立各种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和配套措施。 从1993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根据这一决定，条件较好的大学纷纷制定各种计划和措施，提高质量和水平，目前经有关部门评审批准通过的100所左右的大学和400个重点学科点已启动进行建设，这为这批大学提高整体教师队伍水平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和一定的物质支撑条件。随着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大学投入巨资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ERC建设计划和专业实验室计划的实施，已在大学建立了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7个ERC、56个专业实验室，随着计划的进一步实施，这些机构的数量还会增加，计划“九五”期间有15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开放实验室建成，100个左右国家、地方、行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建成。伴随这些建设计划的实施，各大学设立了许多人才培养计划和配套措施。目前，为
了配合吸引和培养优秀学科带头人，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的业务素质，各大学已悄然掀起了一场科技人事制度改革的热潮，并且这场热潮将持续下去成为一种惯例。 5．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改革国家公费派遣留学人员制度 在今天，经常性、广泛性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已成为提高大学教师业务水平的重要的和基本的手段之一。保持畅通、高效的国际学术交流已成为大学必备的学术生命线。尽管还存在着譬如审批手续繁琐、学术交流经费短缺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从总的情况看已有明显的改善，以1994年为例，大学派遣出国进修访问学者达4384人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15257人次，交流论文14103篇。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另一重大改革是国家教委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改革，改变过去将计划指标分配给各大学，由大学推荐，经批准后派遣的做法，改为由教委留学生司在报纸上公布国家公派留学计划，由各学校教师自由报名竞争，择优选派，在报纸上公布中选人员名单，实行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这一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改革是国家教委科技人事制度的重大改进。 二、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与优秀学生的培养 科技人事制度改革不仅对提高教师队伍业务素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前面论及的改革措施通过两种途径：直接参加科学研究的训练；大学校园浓厚的学术环境氛围的陶融对学生的培养产生巨大的作用，影响到学生一生的做事与做人。 （一）教学只能培养一般人才，只有与科研结合才能培养出高级优秀人才 一所大学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高水平的教师可以吸引高水平的学生，而高质量的学生同样可以吸引优秀的教师，一所名校就是由高水平的教师和高水平的学生群体而组成。而这个高水平的标准是什么?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1994年在国家教委高教司的推动下，教学改革被提到大学校长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时至今日，一场教学改革的热潮已席卷了中国每一所大学。截止1996年9月，“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已组织了300所高校一万多名教师参加，为了推动教学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国家教委又推出“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估”计划。这场声势浩大的教学改革的用意是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应该说它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质量。这项改革计划的总目标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形成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质量上一个台阶”的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51。这项教改计划被誉为“有组织、较系统、起点高、立意新”，其主要内容包含：①研究未来社会对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要求，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②研究和调整专业结构、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③研究和改革各专业或专业群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④研究和改革主要专业和专业群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⑤研究和改革基础课程、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和 151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资料和经验汇编》（1），第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系，编写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⑥研究和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等152。应该说这项教改计划在“3W”上是下了功夫的，即why：为什么改革；what：改革什么；How：如何改革上有一种比较缜密的计划和措施，工作是扎扎实实的，按照这项计划的首倡者，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的话讲：“1994年标志这项计划的开始，1997年进入实质性阶段，1998年进入关键性阶段，将会有比较大的阶段性成果。教学内容改革最重要的是课程改革，1997年出20本书，明年出100本教材，利用世行贷款一共出齐500本，冠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字样153。” 为了配合教改计划的深入进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国家教委高教司又启动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估”计划。这项被周远清誉为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其指导意义是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改。各校和各校所在省（市）、自治区政府都极其重视，“211工程”建设历时好几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预计投资28亿元的水平，而这项评估让地方政府不声不响就已投入7亿多元154。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即使这项教改计划全部达到预期效果，它也只能培养“高质量”的一般人才。无数中外大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传授知识只能培养一般人才，这是大学低年级学生采取的主要方法，而对于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只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通过参与或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途径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的高水平人才。曾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在1937年举行的英国和印度科学家联合大会的致辞讲稿（他于同年10月去世后由金斯在会上宣读）中说过：“任何科学单位对于大学和国家的责任，不应以给学生例行的教育为终点。而且，没有一个实验室会满足于抱住过去的知识不放，它应当是一个用起源性研究获得新知识的中心，活跃的中心。在实验室里，不用他的能力为促进起源性的研究做一件事情，没有哪个大学配称得起大学这个称号„„研究的机会不应只限于教师，而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扩大到表现出具有起源性研究能力前景的先进学生。说得好些，一个实验室采用这个方法会使一个沉闷的高等学校变成生气勃勃的机构155。”中国的高等学校数量不少，有千余所之多，但没有一所能称得起世界著名一流大学，除了物质条件外，最基本的原因是师资水平不够，师资水平的提高不是靠教学教出来的，而只能通过高水平的科研来达到业务素质的提高，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水平与世界著名大学培养出来学生的水平有较大差距，其根本原因也不在于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够广、不够深，而在于学生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不够，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靠教与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严格的科研活动的训练，这种科学研究不仅包括中国大学常常采用的所谓“教学性科研”， 152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资料和经验汇编》（1），第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53 周远清在“国家教委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终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2月28日，厦门。 154 周远清在“国家教委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终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2月28日，厦门。 155 阎康年：“卡文迪什实验室科研与教学结合的经验和启示”，《科学学研究》，1995年9月，第13卷第3期，第47页。
而更重要的是要有真正意义上的“探索性的科研”；高等教育不仅具有传承文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选择和创造文化的功能，大学不仅要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创造新知识，而且只有让学生亲自经历这种创造的过程，才能真正培养学生具有创造知识的能力，而只有具有创造知识能力的学生才能称得上优秀人才。大学通过教学培养的“一般人才”就像大学给了这个学生一座漂亮的别墅，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的“优秀人才”，就像大学给了这个学生造一座漂亮别墅的技术，别墅可以失去，造别墅的技术将永生受用。 （二）科研训练和学术氛围陶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通过科学研究，不仅可以使学生学到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同时，在科学研究中还可以使学生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及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得到培养和锻炼，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对学生的培养具有完整的智育价值。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氛围不仅具有智育价值，同时它还具有对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智育价值之外的德育价值和美育价值。但长期以来，科研训练和学术氛围的德育和美育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正如潘懋元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一般说，科学的知识教育价值，不难理解；科学的能力培养价值，往往被忽视；科学的德育与美育价值则知者不多„„如果只看到科学的智育价值（更不用说只看到知识教育价值），而忽视科学内在蕴涵着的善与美，不去发掘与实现科学的德育与美育价值，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之中的德育与美育，看成是科学教育之外的事，教师就很难负起‘教书育人’的全面任务。” 156 科学研究的德育和美育价值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德育价值方面有科学研究与道德品质的培养、科学研究与独立人格的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科学研究与世界观的培养、科学研究与行为习惯的培养„„在美育价值方面有科学所具有的和谐美、简洁美、对称美、新奇美、崇高美、情操美„„157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求真精神的培养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1．科学求真精神的培养 90年代的大学生缺少什么?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素质”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素质教育”被呼之而出，在“素质教育”中人文素质又被认为是最迫切需要“补课”的首要问题。人文知识的普遍缺乏是中国理、工、农、医科大学生共同的问题，人文精神的普遍缺乏是中国大学生面临的共性问题。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及时的、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当代中国大学生在人文精神缺少的同时还缺少什么?说得更尖锐一点，比缺乏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关键的是什么?中国大学生科学求真精神的贫瘠!中国大学生和大学校园文化中都缺乏这种不媚俗、不阿谀、不市侩、惟求真的阳刚精神。如何培养这种科学精神呢?思想品德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科学研究可以在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方面起到重要的教育作用。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求真的活动，崇尚科学求真、理性思维是它的原动力和必备品质，科学研究中这种强烈的、持久的但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有意识地强化这种教育功效，就会使科 156 潘懋元为《科学的教育价值》一书所作的序，周川：《科学的教育价值》第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57 周川：《科学的教育价值》第4、5章，江苏教育出版社。
学求真精神融于大学生的品质之中，伴其一生。在大学我们要反对惟科学的科学主义，但科学求真精神是必须大力提倡和弘扬的。而且只有真正使科学求真精神根植于大学，根植于大学生的心灵，人文教育才能取得预期结果而不会失之偏颇，才能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真正融合，达到殊路同归。 2．职业道德的培养 有人曾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情况进行过追踪调查后发现，单位在对毕业生工作满意程度方面，本科毕业生明显好于专科毕业生，研究生又好于本科毕业生。除了能力方面评价外，其中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本科毕业生的敬业精神大大好于专科毕业生，研究生又好于本科毕业生。敬业精神的满意度随着学历的递增而增高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加深，科研的分量越来越重，它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科研训练与职业道德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过程要严格遵守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品德是诚实、勤奋、坚韧。诚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这是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弄虚作假是科学研究最不耻的行为，而且弄虚作假也终将被科学所揭露。勤奋：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活动，艰辛的劳动是取得成功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坚韧：科学研究是在不断的失败中前进，百折不挠是研究者必备的品质。职业道德中最核心的也是诚实、勤奋、坚韧的敬业精神，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科研训练是职业道德的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针对我国普遍存在的职业道德问题，大学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提高未来高层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本章小结 本章对大学科技人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论点有： 提出中国大学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方面主要存在4方面问题：编制问题、职称问题、工作量问题、团队精神和竞争激励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实行教学、科研岗位轮换制、教学科研系列职称并轨制，教学、科研工作量换算制的解决对策； 对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在成果奖的基础上设立人物奖，分化综合奖，设立单项奖的建议； 对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培养人才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教学只能培养一般人才；只有与科研结合才能培养优秀人才； 提出科研训练和学术氛围的陶融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求真精神和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和直接。
结 语 有人说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1997年东南亚和韩国的“金融风暴”以及近两年日本经济的低迷似乎将这一预言打破，使人们更加理智和客观地看待亚洲经济的发展。但亚洲战后5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是举世瞩目的。21世纪中国的经济将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事务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位西方学者Ruth Hayhoe（中文名字：许美德）——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家，她曾任加拿大驻华使馆一秘，现被聘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在1997年底访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时曾说过的一段话使笔者久久难以忘怀，她说：“30年前你无法想像哈佛大学有专门讲授儒家文化的教授和课程„„。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但许多父母让孩子学习第二语言为中文，甚至很偏僻地方的情况也如此，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日益强大!” 近年来，一个很时髦的名词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等媒体和学者的著作中，这就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是高科技含量，高科技含量包括高级专门人才和高技术成果，而大学正是生产这两种“紧俏产品”的“工厂”。生产这种“紧俏产品”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工作，而保证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工作能否高效、有序进行的关键是科技体制的科学、合理与否，就其这种意义上讲，大学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对国家发展有非常重要作用之说实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本文研究过程中笔者始终注意把握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把握住大学科技体制改革既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整体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既要尊重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同时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由于大学科技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大学科技活动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改革自身的问题，而是国家整体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深化国家整体科技体制改革，才能加快大学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因此，笔者的研究视野在很多时候是投向国家整体科技体制改革的范围，例如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在科技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在科技机构改革方面，在科技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委员会，指出科技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国家科技机构整体布局的建议，提出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设想等。在注重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大学内部，对于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机构、科技人事制度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新一届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大会闭幕后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代表新一届政府庄严承诺，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是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发展战略，是基本国策。中国高等教育应该也有能力为此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大学的科学研究、大学的科技活动，大学的科技体制如何更好地为大学培养高水平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服务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
题。从这一点来说，对大学科学技术活动的研究不是一个研究课题，而是一个研究方向，本文只是开篇，希望有更多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无疑这也是本人今后努力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上），1985年2月第1版（下）。 3．薛天祥、唐安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周达谦、余年生：《高校科研发展探索》，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丹第1版。 5．梁其健、姜英：《高校科研管理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6．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7．吴明瑜：《科研管理工作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8．郑慕琦：《管理科学概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杜，1992年9月第1版。 10．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技管理实用手册》，1987年7月。 11．邹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科技体制》，青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2．许明：《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3．钱时惕：《科技经济结合论》，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4．《国外教育丛书》编辑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 15．H．Peisert．G．Framhein著，陈洪捷、马清华译：《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6．国家教委科技司： 《美国、英国、日本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7．强连庆：《中美日三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18．赵曙明：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9．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20．国家教委科技司：《高等学校科技工作文件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1．张静等：《高校科技开发管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22．［苏］利沃夫，王宝琛、董金荣译：《科技进步与经济效益》，中国展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23．［日］安藤彦太郎，卞立强译：《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24．N．维纳，郝季仁译：《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62年1月第1版。 25．康继鼎：《系统工程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26．关西普、王志尧：《软科学概要》，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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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白皮书》平成六年度（日）。 81．文部省：《文部统计要览》平成八年版（日）。 后 记 十年磨一剑。经过近十年的揣摩，这部略带学术性的小书终于付梓。 感谢我的恩师潘懋元先生。本书从选题、写作到定稿，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写作过程中，先生与我反复研究、讨论。本书付印前，先生又以八十岁的高龄亲自作序勉励。追随先生多年，先生不仅教我做学问，而且教我认真做事、坦荡做人的准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爱徒如子是先生给我的最真切的感受。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始人，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必说，先生对弟子的爱护令人感动，正像先生的二公子——集美师院的党委书记潘世平先生对我所说：“我父亲弄错了一件事，他把学生当成了儿子，而把儿子当成了学生。”作为弟子无以回报先生，只有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懈怠，努力争先。 感谢王伟廉教授。王教授在方法论和该书框架结构总体把握上给我以悉心指导。他治学之严谨、思想之敏锐、学识之广博以及待人之平易，使我深为感佩。 感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文库》编委会的抬爱，将本书列入《文库》出版。 感谢我的夫人华蕾。几年前我负笈厦门大学时，女儿只有一岁，夫人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家中既要完成繁重的工作，又要照料刚蹒跚学步、呀呀学语的女儿，但她从来是“报喜不报忧”，使我得以集中精力“著书立说”。这部书也是我对她的爱的回报。 吴 岩 1999年盛夏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