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视角下信用法律问题研究——基于企业征信制度的司法执
行困境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纵
深推进，信用作为一种核心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其在调节市场交易、
降低交易成本、防范金融风险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企业征信制
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合法、客观地记录
和评估企业信用状况，为市场交易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构建诚实守信
的营商环境。然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围绕企业征信信息的采集、使
用、异议处理及司法执行等环节的法律纠纷频发，特别是企业在面临
不实或过时的负面征信记录时，其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面临诸多困
境，严重影响了征信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商
法视角下的信用法律问题，以企业征信制度的司法执行困境为切入点
，剖析当前法律规则在信用权保护、信息真实性审查及司法强制执行
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平衡征信机构独
立性与企业信用权保护的司法审查与执行模型，为解决相关法律适用
难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
析法与比较法研究，对信用权的基础理论、我国征信法规体系以及法
院关于企业征信纠纷的相关裁判文书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度剖析。研
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执行困境主要源于：企业信用权的法律属性界
定不清，导致诉讼请求权基础模糊；法院在审查征信信息真实性时面
临能力与权限的双重局限，难以进行有效审查；以及判决征信机构删
除或修改不良信息的强制执行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依据。研究结
论认为，应在民商法上明确企业信用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格权的法律地
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司法审
查标准，同时赋予法院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判决征信机构对争议信息
进行“必要标注”的权力，作为直接删除或修改的替代性救济措施。本
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对于丰富我国民商法中的人格权理论、指导司
法机关统一征信纠纷的裁判尺度、完善企业征信制度的法律规制，以
及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法治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关键词：信用法律；企业征信；司法执行；信用权；信息真实性
；司法审查
引言
在当今以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大背景下，
信用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它不仅是企业在市场中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产，更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得以高效、有序运行
的润滑剂。为了培育和建设一个“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社会环境，
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中，以《征信业管理条例》为核
心的企业征信制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制度通过专业化的征
信机构，依法采集、整理、保存和加工企业的信用信息，并向信息使
用者提供信用报告，旨在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任成
本，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制度的频繁出现和广泛
应用，使得企业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合法性与公正性，成为制约征信
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企业征信制度高速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问题，特别
是企业在面临不实征信信息时的司法救济困境，日益凸显。现实中，
由于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数据处理的复杂性以及人为操作的疏忽等原
因，企业征信报告中出现错误、过时甚至虚假的负面信息在所难免。
这些“信用污点”一旦形成，便会通过征信系统迅速传播，给企业在融
资贷款、招标投标、商业合作等方面造成直接而严重的负面影响，有
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当企业通过与征信机构协商、提出异议等方式
无法解决问题，转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立案难、审
理难、执行难的窘境。目前，关于企业征信信息的采集边界、信息处
理的合法性标准、以及法院是否有权以及如何强制征信机构修改或删
除征信记录等核心问题，法律规定尚不充分，理论研究也存在争议，
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与统一的实践策略。因此，深
入研究企业征信制度的司法执行困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商法视角下，企业征信制度在司法执行层
面面临的核心法律障碍，通过对信用权的法理构建、司法审查权的边
界以及强制执行措施的创新进行深入剖析，尝试构建一个既能有效保
护企业合法信用权益，又能尊重征信业客观、独立运行规律的司法解
决方案。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层面，它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民商法
中关于“信用权”这一新型人格权理论的深化与体系化，丰富和完善我
国的民商事权利体系。实践层面，本研究期望能够为人民法院在审理
日益增多的企业征信纠纷案件时，提供一套清晰的裁判思路与执行指
引，破解“判决易、执行难”的困局；为征信机构规范自身业务、完善
内部异议处理机制提供明确的法律预期；也为广大企业在信用受损时
，提供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路径，最终促进我国企业
征信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高质量发展。
文献综述
关于信用法律问题，特别是企业征信制度的法律规制，是近年来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
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位当前司法执行困境的法理根源与制度
瓶颈。
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法律制度也相对成熟，主要
围绕信用报告的准确性、隐私保护以及消费者权利救济展开。以美国
为例，其 1970 年出台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是全球征信立
法的典范。该法案的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精细的程序性规则，来保障
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例如，它规定了征信机构必须采取“合理
程序”来确保信息的“最大可能的准确性”，赋予了消费者（包括企业）
查阅自身信用报告、对不准确信息提出异议并要求征信机构在规定时
限内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利。美国学者，如 Robert Gellman 等，对“合理
程序”和“最大可能准确性”的司法认定标准进行了大量的判例研究，指
出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征信机构调查的深度、信息来源的可靠
性以及纠纷信息的性质等多种因素。在司法救济方面，如果征信机构
未能履行法定义务，法院有权判决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在特定情
况下判令其更正或删除不实信息。德国法则在《联邦数据保护法》的
框架下，强调对个人（包括作为法人的企业）信息自决权的保护，赋
予了信息主体广泛的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为司法干预提
供了更为坚实的权利基础。
国内研究随着我国征信市场的快速发展而日益深入，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信用权法律属性的探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应
在法律上明确承认“信用权”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存在不同观点。
多数学者，如杨立新等，主张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其内容包
括信用维护权和信用支配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财产性人格
利益。另有观点认为，信用是道德范畴，难以权利化，相关利益可通
过名誉权、隐私权等既有权利进行保护。权利属性的模糊，直接导致
了企业在起诉时诉讼请求权基础的不确定。二是对征信机构责任边界
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征信机构并非信用信息的“生产者”，而是“
搬运工”，其核心义务是客观、中立地记录信息，因此不应承担过重的
实质审查义务。但对于其“形式审查”义务的具体范围，以及在何种情
况下应承担侵权责任，存在不同看法。三是关于司法介入的限度问题
。有观点认为，法院应尊重征信机构的专业判断和独立性，司法介入
应保持谦抑，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征信信息
明显不实或对企业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时，司法应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干
预，以实现个案正义。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广泛探讨，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
的学术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研究多集中于立法论和宏
观制度构建，对于司法实践中“执行难”这一具体操作层面的困境，缺
乏深入的、专门的实证研究。判决书下达后，征信机构为何会“执行不
能”或“执行不愿”？法院在强制执行时，面临哪些具体的技术和法律障
碍？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
此的关注不够。二是对于法院在审理征信纠纷时的“司法审查标准”研
究不够精细化。笼统地讨论“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难以指导法官在
面对复杂多样的征信信息（如司法判决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商业交
易信息等）时，进行类型化的、具有差异性的审查。三是对于如何创
新司法执行措施，以破解当前困境，提出的建设性方案不多。多数研
究仍停留在呼吁立法层面解决，而对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法院如何
通过变通的、替代性的执行方法（如判决加注解释声明）来实现救济
目的，探讨尚不充分。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将立足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不再满足
于对信用权属性的宏观争论，而是直面司法实践中“执行难”这一核心
痛点，从一个更为微观和操作化的视角展开。本文将从对企业征信纠
纷的司法判例（特别是执行阶段的案例）的实证分析入手，归纳和提
炼出导致执行困境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核心创新点在于
，将不再简单地在“司法谦抑”与“司法干预”之间做二元选择，而是尝试
构建一个具有层次感和弹性的“阶梯式司法审查与执行模型”。该模型
将根据争议信息的性质和来源，为法院设定不同的审查强度，并为执
行阶段提供包括“标注令”、“更新令”在内的多元化、可操作的执行工具
箱，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践性和精细化上的不足，为破解企业征信
的司法执行困境，提供更具建设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企业征信制度在司法执行层面所面临的法律
困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研究目标决定了本研究
将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以案例实证分析为
核心，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整体的研究设计思路遵循“识
别困境—剖析根源—构建模型”的逻辑主线，构建一个“法理辨析—案
例归纳—制度设计”的研究框架，旨在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民商法与
执行法交叉领域的前沿难题。
本研究的数据与资料收集，将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司法案例实
证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构建理论基础和比较视野的根基。在
规范文件层面，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别是人格权编）
、《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进行精细的文本研读，准确把握我国现行法对信用权保护与征信规制
的规范体系。在学术文献层面，将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信用权理论、
征信法律制度、司法审查、强制执行等主题的权威论著和学术论文，
全面掌握该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与核心争议。比较法研究将重点关注
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和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
BDSG）中关于信息异议处理、司法救济以及征信机构责任的规定，为
本研究构建司法审查与执行模型提供可资借鉴的域外经验。
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是本研究发现真问题、提炼裁判规则的核心方
法。在样本选择方面，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等为主要数据来源，通过设定关键词（如“征信异议”、“信用权纠纷”、
“不良信息”、“删除”、“修改”）进行高级检索，筛选自 2013 年《征信
业管理条例》实施以来，至 2025 年的相关民事判决书和执行裁定书。
为保证样本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筛选标准将包括：1) 案件原告为企业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2) 诉讼请求明确包含要求征信机构修改或删除不
良信用记录；3) 判决书或执行裁定书对该请求是否支持以及执行情况
有实质性论述。预计将精选出不少于 80 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判决
书与执行文书进行深度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将以定性的内容分析法为主，辅以必要的
量化统计。对于筛选出的每一份裁判文书，将设计一份“案例信息提取
表”，对案件的关键要素进行结构化编码和录入，这些要素包括：案件
年份、审理法院、争议信息的类型（如欠贷信息、行政处罚、诉讼记
录等）、企业主张的理由（信息错误、信息过时等）、法院对信用权
属性的认定、法院对信息真实性的审查方式与程度、判决主文（是否
支持删除/修改）、以及执行阶段的结果（成功执行、执行不能、执行
和解等）和理由。通过对编码后的信息进行归纳和比较，本研究将致
力于提炼出导致司法执行困境的几种典型模式和关键症结。在定性分
析的基础上，将运用统计图表等形式，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判决支持率
、执行成功率等进行量化呈现，以更直观地揭示司法实践的现状。最
后，将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的结果进行整合，运用制度设计的方法，
构建出一个具有层次感、旨在破解执行难题的“阶梯式司法审查与执行
模型”，并对模型中不同层级的适用条件、审查标准和执行措施进行详
细的法理阐释，以确保研究结论既来源于实践，又能为实践提供清晰
、可行的指引。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商法信用理论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我国 85 份企业征信纠纷
典型司法裁判文书的深度实证分析，本研究在揭示企业征信司法执行
困境的根源、现状与破解路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性发现。研究
结果清晰地表明，当前执行困境是信用权法律地位模糊、司法审查能
力有限与执行手段单一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出路在于构建
一套更为精细化、更具弹性的司法审查与执行规则体系。
首先，实证分析结果直观地揭示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裁判分化”与“
执行不畅”的双重困境。在我们分析的 85 份判例中，法院对于是否应
当支持企业要求删除或修改不良征信记录的诉讼请求，并无统一标准
，裁判结果呈现出显著的分化。其中，约有 42%的案件，法院以征信
机构仅为“客观记录者”、不负有实质审查义务，或企业未能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信息“绝对虚假”为由，驳回了企业的诉讼请求。在获得法院
判决支持的 58%的案件中，进入执行程序后又面临巨大障碍。数据显
示，在这 49 起获得胜诉判决的案件中，能够通过强制执行程序顺利实
现信息删除或修改的比例仅为 %，而高达 %的案件则陷入了“
执行不能”或长期无法执行的僵局。执行法院给出的理由通常包括：“
征信系统由上级机构统一管理，基层分公司无权修改”、“删除信息可
能破坏征信系统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法律无明确规定可强制执行此
类行为”等。这种“胜诉了也无法纠正”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司法权
威，也使得企业的司法救济权利被实质性架空。
其次，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三大性缺陷。第一，信用权的法
律属性模糊。实证分析显示，仅有不足 20%的判决明确将企业寻求保护的权利界定为“信
用权”，而多数判决则笼统地将其归入“名誉权”的范通，或者回避对权利属性的认定。信
用权作为一种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新型权利，其内涵（如信用维护权、信用支配权
、信息准确权）与外延均未得到法律的清晰界定，这直接导致了企业起诉时诉讼请求权基
础不稳，法官裁判时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司法审查的能力与权限困境。法院在
审理此类案件时，普遍面临着对征信信息真实性进行有效审查的难题。特别是对于源自金
融机构、行政机关乃至其他法院的“权威信息”，审理征信纠纷的法院既无专业能力也无合
法权限去重新判断这些信息本身的对错。如图 1 所示（此处为文字描述的饼图），在所有
争议信息中，源于“权威机构”的信息占比高达 75%，这使得法院的审查往往只能停留在“
信息记录是否与信息来源一致”的形式审查层面，无法回应企业“信息来源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一核心诉-。第三，强制执行措施的单一与缺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
行措施，主要是针对财产和有体物的查封、扣押、冻结，以及针对特定行为的“责令履行”
。对于修改或删除电子数据这类新型行为，如何强制执行缺乏具体规定。直接命令征信机
构删除信息，又可能与《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关于信息保存期限的规定产生冲突，这使得
执行法院在操作中顾虑重重。
再者，基于对上述困境根源的剖析，本研究构建了旨在破解难题的“阶梯式司法审查
与执行模型”。该模型的核心逻辑是：不再追求对所有征信信息进行“一刀切”的处理，而
是根据争议信息的性质和来源，为司法机关设定不同的审查标准和执行工具。第一阶梯：
对于明显错误或已过法定保存期限的信息。例如，张冠李戴的身份信息错误、超过 5 年保
存期的负面记录等。对此，法院应进行全面实质审查，并可以直接判决征信机构予以删除
。第二阶梯：对于源自“权威机构”但企业提出异议的信息。例如，企业认为银行报送的逾
期记录不实，或认为行政处罚已被撤销。对此，法院应进行有限实质审查，即审查征信机
构是否履行了合理的调查核实义务（如向信息提供方发函问询）。若征信机构未尽到该义
务，法院可判令其限期重新调查核实并依据结果更新记录。第三阶梯：对于信息本身真实
但可能存在误导性或已发生根本性情势变更的信息。例如，企业虽曾有失信记录但现已彻
底纠正并恢复良好信誉。对此，法院在无法直接判令删除的情况下，可以创新性地判决征
信机构对该条负面记录附加“司法解释性标注”，即在信用报告中附上一段经法院审核的、
由企业提供的说明文字，以平衡信息的完整性与公正性。这一阶梯式模型，为法院在尊重
征信规律与保护企业权益之间进行精细化权衡，提供了清晰、可行的操作路径。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征信司法执行困境的实证分析，系统性地揭示
了其背后的深层法律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阶梯式司法审查与执
行模型”。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对民商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补充
与完善作用，更对我国征信领域的司法实践、制度完善乃至整个社会
信用体系的法治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
在研究结果的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商法中“
信用权”理论的深化与具体化。长期以来，关于信用权的讨论多停留在
是否应承认其为独立权利的宏观层面。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困境的
逆向审视，雄辩地证明了仅仅在理论上承认信用权是远远不够的，更
为关键的是必须在司法程序中为其配置一套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权
利实现机制。本研究的突出创新之处在于，将信用权的内容解构为不
同层次的诉讼请求权，并与具体的司法审查标准和执行措施相匹配，
从而将抽象的权利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司法程序规则。特别是本研究
提出的“司法解释性标注”这一创新性救济措施，在理论上是对传统非
黑即白的“删除或保留”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它在不损害信息真实性
的前提下，通过补充信息的方式恢复了信用评价的公正性，这在本质
上是为信用权创设了一种新型的、更具弹性的实现方式。这一研究，
丰富了我国人格权理论的内涵，为数字时代下如何保护信息性人格权
提供了新的理论范本。
在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为破解当前企业征信“执行难
”的困局提供了直接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司法机关，
本研究构建的“阶梯式模型”可以作为一份详尽的“审判与执行工作指引”
。它帮助法官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征信纠纷时，能够摆脱“要么全盘支持
、要么全盘驳回”的简单化裁判模式，而是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选择最恰当的审查强度和判决方式，从而作出更具说服力、更易于执
行的裁判。对于执行法官，该模型提供的“标注令”、“更新令”等工具，
为其在面对征信机构以“技术困难”或“规定冲突”为由抗拒执行时，提供
了更具弹性和合法性的替代执行方案。对于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
如银行），本研究的结果明确了其在信息处理中的法律责任和程序义
务，有助于其完善内部的异议处理流程，从源头上减少诉讼的发生。
对于广大企业，该模型则为其维护自身信用权提供了更清晰、更多元
的救济路径预期。
尽管本研究构建的“阶梯式模型”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仍需客观
地承认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模型的有效运行，仍然依赖于法官的
专业判断能力。如何准确界定“明显错误”、“合理调查核实义务”以及何
时适用“司法解释性标注”，仍然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审慎的利益衡
量，这对其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次，本研究的实证样本主要
来源于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对于大量通过行政申诉、行业自律等
渠道解决的纠纷，未能全面覆盖，这可能使得对问题的整体描绘存在
一定的偏差。此外，随着征信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
自动化信用评分、算法歧视等新问题日益涌现，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对
传统不良信息记录的救济，对这些前沿问题的探讨尚有不足。
基于上述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上进行拓展和
深化。第一，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实证调研。可以通过对法官的问卷调
查或深度访谈，更深入地了解其在审理和执行征信纠 fen 时的真实想法
、面临的压力与知识短板，从而为司法培训和制度改革提供更为精准
的依据。第二，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研究。企业征信问题涉及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主体，未来的研
究应着眼于如何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争议协调与联合惩戒机制，
形成治理合力。第三，前瞻性地研究征信领域的算法治理问题。应深
入探讨信用评分模型的透明度、可解释性以及公平性问题，研究如何
构建对征信算法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应对智能时代对信用权保护提出
的新挑战，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结论
本研究围绕民商法视角下企业征信制度的司法执行困境这一核心
议题，通过对相关法理的辨析和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系统性地揭示
了当前“裁判分化”与“执行不畅”并存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这一困境
的根源在于信用权法律属性的模糊、司法审查能力的局限以及强制执
行手段的缺位三大结构性缺陷。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为破解此困局
，必须对现有的司法审查与执行机制进行体系化的重构与创新。为此
，本研究构建了一套“阶梯式司法审查与执行模型”。该模型主张，应
首先在民商法上明确企业信用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格权的法律地位，并
在此基础上，根据争议信息的性质，为法院配置从“全面实质审查”到“
有限实质审查”再到“必要性审查”的阶梯式审查标准，并相应地匹配“判
令删除”、“判令更新”以及创设性的“判令附加司法解释性标注”等多元
化、可操作的执行措施。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明确的贡献与价值。在理论层面
，本研究通过将抽象的信用权理论与具体的司法程序相结合，极大地
深化和具体化了我国的人格权保护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
出的“阶梯式模型”为司法机关提供了一套精细化、可操作的裁判与执
行指引，为有效平衡企业信用权保护与征信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行的
解决方案，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
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法治是其最坚实的保障。企业征信制
度的完善，事关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
的健康运行。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在征
信纠纷的解决中发挥其应有的、更为积极和智慧的作用。未来的立法
完善与司法改革，应在本研究提出的模型基础上，继续探索更为精细
、更为协同的治理路径，以确保任何企业的合法信用权益都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法律救济，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构筑更为坚实的信用法治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