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抗辩规范在民事诉讼上表达与实现研究——基于诉
讼时效抗辩的司法适用
摘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全面实施，我国民事实体法中
的抗辩规范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与精细化。然而，实体法上所
赋予当事人的抗辩权利，如何转化为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效的防御方法
并得以实现，是连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键桥梁，其中，诉讼时
效抗辩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权利消灭型抗辩，其司法适用状况集中体现
了实体规范与程序机制之间的互动与张力。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
法典》背景下，以诉讼时效抗辩为典型样本的抗辩规范，在民事诉讼
中进行程序性表达与最终司法实现的全过程，系统性地揭示其中存在
的现实困境与规则冲突，为协调实体法与程序法、统一司法适用提供
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实证研究法
，在对《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体系化解读
的基础上，通过对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诉讼时效抗辩争
议的典型司法判例进行类型化分析与归纳。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
实践在诉讼时效抗辩的表达与实现环节存在着显著的裁判分歧与规则
模糊地带，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抗辩的提出时间与方式上，对于被
告在一审辩论终结后乃至二审、再审程序中首次提出时效抗辩的程序
效力，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一；第二，在法官的角色定位上，对于法
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以提示时效抗辩，
存在着司法能动与消极中立的价值冲突；第三，在时效中断、中止等
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与审查标准上，实践中的做法亦不尽统一，影响
了裁判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抗辩权的实现，本
质上是一个须由程序法加以塑造和保障的动态过程，实体法上的权利
若无明确、合理的程序性表达路径，其价值将大打折扣。为确保诉讼
时效制度立法宗旨的实现，必须构建一套贯穿诉讼全程的、清晰的程
序规则体系，对时效抗辩的提出期限、逾期提出的法律后果、法官释
明权的边界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核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本研究对
于深化我国抗辩权理论、厘清实体与程序在权利实现中的协同关系、
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抗辩规范；民事诉讼；诉讼时效；程序表达；司法适用；《民法
典》；释明义务
引言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宏大社会背景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标志着我国私权保障进入
了一个体系化、法典化的新纪元。法典不仅系统地规定了民事主体的
请求权基础，同样也构建了内容丰富的抗辩权体系，赋予了义务人在
特定条件下对抗权利人请求的合法手段。抗辩权与请求权，如鸟之两
翼、车之双轮，共同构成了民事实体权利的完整图景。然而，正如德
国法谚所言，“实体法是无牙的老虎，除非有程序法的利齿”，实体法
上静态的权利规范，其生命力最终必须在动态的、充满对抗的民事诉
讼程序中得以检验和实现。在此之中，诉讼时效抗辩，作为一项旨在
维护既有法律秩序稳定、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同时兼顾证据散
失风险的古老而重要的法律制度，其从一项实体法上的权利，转化为
诉讼中能够有效阻止败诉风险的防御武器的全过程，最为集中和深刻
地反映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错与互动。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体系对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程序性规则
规定相对原则，导致在司法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围绕其表达与实现产
生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二条与第一百九十
三条虽然明确了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效果以及“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
抗辩，人民法院不予主动适用”的核心原则，但这仅仅解决了“谁可以
提”和“法院不能主动用”的问题。对于“应当何时提”、“如何提”、“提晚
了怎么办”、“法官能否提示”以及“如何证明时效未完成”等一系列关键
的程序性问题，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供给尚不充分，导致在实际应
用中，各地方法院的裁判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
发生。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预期，
也对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司法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因此，深入研
究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以诉讼时效抗辩为核心的抗辩规范，在我国
民事诉讼中的程序表达与司法实现机制，构建一个“实体权利梳理—程
序困境诊断—司法实践考察—规则重构建议”的研究框架。本研究的核
心目的，并非简单地复述诉讼时效的实体法构成要件，而是要将研究
的重心聚焦于连接实体与程序的“转换轨道”之上，即深入剖析一项实
体抗辩权，是如何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通过当事人的主张行为和法院
的审查裁判行为，最终转化为具体的程序效果和实体效果的。通过对
这一动态过程的系统性探究，本研究力图为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
讼法学与民事实体法学的交叉领域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视角，为最高司
法机关未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
撑，并最终为司法实践中公正、高效地处理此类抗辩提供清晰、可操
作的实践路径。
文献综述
围绕诉讼时效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其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国内
外法学界已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实体法、程序法
以及二者交叉的多元视角，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对话基
础。
国外学者，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对诉讼时效抗辩的理论研究
根深蒂固。以德国法学为代表，其理论界将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的抗辩
权（Einrede）界定为一种典型的实体法抗辩，它并不消灭请求权本身
，而是赋予债务人一种永久性的、拒绝履行的权利。德国《民事诉讼
法》明确贯彻“辩论原则”（Verhandlungsmaxime），即该抗辩权必须由
当事人明确主张，法官不得依职权进行审查或适用，这已成为学界通
说。法国法则将诉讼时效称为“消灭时效”（prescription extinctive），并
同样强调其必须由当事人援引。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时效（Statute
of Limitations）通常被视为一种“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根
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被告必须在答辩状中明确提出，否则将面
临权利失效（Waiver）的风险。这些域外成熟的立法与理论，共同揭
示了一个普遍的法理：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使，具有高度的程序属性，
离不开当事人的主动主张。
国内学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与我国的立法进程同步演进，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研究主要围绕《民法
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展开。学者们就诉讼时效的性质是“胜诉权丧失
说”还是“实体权消灭说”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争论。同时，对于司法实
践中出现的法官主动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性反
思，普遍认为这违背了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最终推动了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则的确立。
《民法典》颁布后，研究进入了新的深化期。《民法典》第一百
九十二条采纳了“抗辩权发生说”，明确了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可
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这为持续已久的性质之争划上了句号。学
界的研究焦点随之转向了更为精细化的实体与程序交叉问题。学者们
，如江伟、张卫平等程序法学家，开始重点关注时效抗辩在诉讼程序
中的提出时间、法官的释明义务以及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而王利
明等民法学家则更多地从实体权利保护的角度，探讨时效抗辩与公平
原则的平衡。目前，学界在以下几个前沿问题上形成了持续的讨论：
其一，关于抗辩的提出时间，多数学者认为应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
结前，以维护诉讼效率和程序的安定性，但对于例外情形的处理尚有
不同见解。其二，关于法官的释明义务，形成了“否定说”、“肯定说”与
“折中说”的激烈交锋，“否定说”认为释明将破坏法官中立，“肯定说”认
为有助于实现实质公正，“折中说”则主张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有
限度的提示。其三，关于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明责任，学界普遍认同
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对于证明标准的高低以及在特定
情境下是否可以适当调整证明责任，仍有探讨空间。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辨析与规范解释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审视
之下，仍存在若干值得本研究进一步挖掘的切入点。第一，在研究方
法上，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规范分析和逻辑演绎为主，虽然法理深
刻，但对于在全国广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群体面对时效抗辩的程序
性难题时，究竟呈现出何种普遍的、真实的裁判样态，缺乏基于大规
模司法判例的系统性实证分析。即，上述几种理论观点在司法实践中
的“市场份额”各占多少？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法院是否存在明显的
裁判倾向差异？这些问题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但目前尚缺乏客
观、宏观的数据支撑。第二，在研究的系统性上，现有研究多呈现“碎
片化”特征，或专论提出时间，或专论释明义务，缺乏一种将时效抗辩
从“提出—审查—认定”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系统考察
其在诉讼中“程序生命周期”的研究视角。第三，在对策建构上，虽然
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但在如何设计一套具体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
的、能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解释与适用的程序规则体系方面，仍
有待于在充分诊断实践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将从一个新的、以“程序实现”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出
发，不再满足于对理论观点的复述与推演，而是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
海量司法裁判文书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之上。本文的独特价值在于，将
首次尝试通过对近年来全国法院相关裁判文书的类型化分析，客观、
系统地描绘出当前我国法院在处理诉讼时效抗辩程序性问题时的真实
裁判图景。在此实证基础之上，本文将对不同裁判模式背后的法理逻
辑与现实考量进行深度剖析，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宏观实证维度与问
题诊断深度上的不足，为最终实现抗辩权程序保障的精细化与规范化
，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诉讼时效抗辩在民事诉讼中表达
与实现过程的实证考察，揭示当前司法实践的真实样态与内在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旨在统一法律适用、完善程序保障的规则体系
。为实现这一兼具描述性与建构性的研究目标，本研究在整体设计上
采用了以案例实证研究为核心，以规范分析法为理论支撑的综合性研
究方法，构建了一个“规范梳理—案例实证—类型化分析—对策建构”
的逻辑递进的研究框架。
在研究资料的收集方面，本研究主要依托于两类核心数据来源。
第一类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与理论文献。研究团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特别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
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同
时，广泛查阅了国内法学核心期刊、学术专著中关于诉讼时效、抗辩
权、证明责任、法官释明义务的权威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
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和理论对话平台。
第二类是本研究的核心实证材料——司法裁判文书。为确保样本
的代表性和分析的有效性，本研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
等法律专业数据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案例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
重点设定在《民法典》生效之后，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期捕捉
到最新、最真实的司法适用动态。检索关键词的设计力求精准，采用
了多组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抗辩”、“二审 提出 诉
讼时效”、“再审 诉讼时效”、“法官 释明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 中断
证明责任”等。在初步检索获得海量样本后，研究团队制定了严格的筛
选标准，重点选取了那些案件中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审查与认定是
案件核心争议焦点，且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
的案件。通过此种目的性抽样，本研究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上百份典
型裁判文书的深度分析样本库，这些案例覆盖了不同审级、不同地域
的法院以及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等多种案由。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以定性的内容分析法作为核心工具
。对于样本库中的每一份裁判文书，都将进行精细化的解构与编码。
分析的重点并非案件的最终胜败结果，而是法院在处理时效抗辩程序
性问题时的“裁判逻辑”与“说理方式”。具体而言，将系统性地提炼和归
纳以下信息：被告提出时效抗辩的具体诉讼阶段（一审答辩期、庭审
辩论、二审、再审等）；法院对于逾期提出的抗辩是如何处理的（接
受、驳回或不予理睬），并给出了何种理由；案件中是否存在法官进
行释明的情节，法院是如何论述其释明行为的正当性或不作为的合理
性的；在原告主张时效中断或中止时，法院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以
及对证据的采信标准是怎样的。
通过对所有样本案例的上述信息进行反复的比较、归纳与提炼，
本研究旨在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模式进行类型化的建构，即
识别并清晰地描绘出在上述几个核心争议点上，法院的不同裁判路径
、内在逻辑与适用比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运用规范分析法，将
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裁判模式，重新置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
与法学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与评判，从而深刻揭示其合法性、合理性
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为最终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制度完善方案奠定坚
实的实证基础。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法典》生效以来全国范围内上百份涉及诉讼时效抗辩
争议的典型裁判文书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深度剖析，本研究客观、清晰
地揭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司法实践在处理该抗辩的程序性问题时
，所呈现出的复杂、分化且充满矛盾的裁判图景。研究结果证实，由
于顶层程序规则的供给不足，一线法官在缺乏明确指引的情况下，凭
借各自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与对案情的把握，已经在几个核心争议点上
自发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相互冲突的裁判模式。
第一，在抗辩的提出时间问题上，司法实践呈现出“严格主义”、“
宽松主义”与“折中主义”三种裁判路径的并存。所谓“严格主义”，是指
法院严格恪守民事诉讼的阶段划分，认为诉讼时效抗辩作为一项重要
的防御方法，应当在首次开庭或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对于被告在一
审判决后，于二审程序中首次提出的时效抗辩，持此种观点的法院会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中关于二审不审理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的规定，类推认为新的抗辩亦
不应被接受，从而不予审理。而“宽松主义”的裁判路径则更为关注实
体正义的实现，认为诉讼时效抗辩权是实体法赋予当事人的重要权利
，不应因程序上的些许迟延而丧失。这类法院认为，只要在诉讼程序
终结前，被告提出时效抗辩，法院就应当予以审查，即便是在二审阶
段，也可以将其作为新的事实进行审理，或发回重审。“折中主义”则
试图在程序安定与实体公正之间寻求平衡，其做法是，原则上要求在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但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其逾期提出具有正当
理由（如因客观原因未能参与一审），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则可以
例外地允许其在二审中提出。这三种模式的并存，使得当事人能否成
功行使其抗辩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由哪个法院、哪个法官审
理，法律的确定性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在法官释明义务问题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同样呈现出两
极分化的态势。绝大多数判决严格遵循了“法院不主动适用”的原则，
在当事人未提出时效抗辩时，完全不予置评，这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
权的尊重和对司法消极中立的坚守。然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尤其
是在一些小额债务、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的案件中，可以看到法官进
行“隐性释明”或“有限释明”的痕迹。例如，法官可能会在庭审中询问被
告“对这笔债务的形成时间有无异议”，或者“为何这么长时间没有支付”
，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引导被告关注时间问题，从而“启发”其
提出时效抗辩。在裁判文书中，法官通常不会直接承认自己进行了释
明，但从庭审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一二。这种做法的背后，是法官
追求个案实质公平的价值取向，但其与法官中立地位的紧张关系，以
及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使其正当性备受争议。
第三，在时效中断与中止的证明责任分配及心证标准上，虽然“谁
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标准不一。原则上，被告
首先承担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初步责任，通常通过证明债务履行
期的届满时间即可完成。此后，证明责任转移给原告，由原告承担证
明期间内存在中断或中止事由的责任。实证分析发现，法院对于原告
方证明“催告”这一最常见中断事由的证据要求，存在较大差异。部分
法院要求极高的证明标准，例如，必须提供有被告签收的催告函、明
确的录音录像等直接证据，对于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持非常审慎的态
度。而另一些法院则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标准，会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模糊表述等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法则，作出对原告有利的事实认定。这种心证标准的差异，直接决定
了大量案件的最终走向。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系统性地揭示了我国法院在
处理诉讼时效抗辩程序性问题时所呈现出的三种分化且矛盾的裁判路
径。这一系列发现，不仅精准地描绘了当前司法审判的现实图景，更
在理论构建、实践指导乃至立法完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与反思。
首先，本研究结果在理论上的核心贡献，在于以坚实的实证证据
，深刻地揭示了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其权利的完整性与确定性在多大
程度上依赖于程序法的塑造与保障，从而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实体法
与程序法关系的理解。传统法学理论往往将二者割裂看待，认为实体
法关乎“权利”，程序法关乎“实现”。本研究的结论则雄辩地证明，对于
诉讼时效抗辩这类依赖当事人主张的权利而言，程序规则的明确与否
，直接反作用于实体权利本身。当提出抗辩的时间规则模糊时，当事
人的抗辩权就处在一种“薛定谔”式的不确定状态；当法官释明义务的
边界不清时，抗辩权的实现就可能取决于法官的个人价值偏好而非法
律的统一规定。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它主张一种“程序构成性
”的权利观，即抗辩权的实现并非一个简单的从实体到程序的“映射”过
程，而是一个实体规范在程序场域中被不断“建构”和“确认”的过程。程
序规则在此扮演的不是消极的通道角色，而是积极的塑造者角色。这
一理论视角，挑战了那种认为只要实体法规定明确、程序法仅为附属
工具的传统观念，强调了程序法在现代权利保障体系中的独立价值与
核心地位。
其次，本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是具体而直接的，它为我国未来的
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完善，提供了清晰的问题清单与改革路线
图。第一，对于抗辩的提出时间，本研究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原则限
制、例外许可”的规则设计。未来的司法解释或立法修正，应当明确将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作为提出时效抗辩的原则性期限。这既尊重了
辩论原则，也维护了诉讼效率和程序的安定性。同时，必须为该原则
配置合理的例外条款，即允许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出，但必须以其
能够证明因客观原因或非因自身重大过失而未在一审中提出为前提。
这种设计，实现了原则的刚性与例外的柔性的统一。
第二，对于法官的释明义务，本研究的结论指向了构建一种“有限
的、消极的释明模式”。绝对的禁止释明，可能导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下出现显失公平的结果；而无限制的积极释明，则会动摇司法中立
的根基。因此，未来的规则应明确，法官不得主动向当事人提示“诉讼
时效”这一法律概念，但当案件的证据显示，债权请求权已经明显超过
诉讼时效，且被告的诉讼行为（如对债务本身进行辩解）表明其可能
并未意识到时效问题时，法官可以就“债务的履行期限”、“最后一笔还
款时间”等基础性事实进行询问。这种围绕“事实”而非“法律”的询问，
可以在不破坏中立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关注到关键信息，由其自行
作出是否提出抗辩的决定。
第三，对于证明责任，应在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基础上，适
当运用证明标准理论进行微调。对于原告方证明催告等中断事由，不
应一味要求直接证据，而应允许法官在内心确信的基础上，结合补强
证据、间接证据链以及优势证据规则，进行综合判断，以避免对债权
人课以过于严苛的证明负担。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案例样本主
要来源于公开的裁判文书，对于大量以调解、撤诉等方式结案的案件
，其内部对时效抗辩的处理情况难以完全掌握。第二，本研究主要是
一种法律适用层面的定性分析，对于不同裁判模式对诉讼效率、当事
人的诉讼成本等方面的具体影响，缺乏经济学或社会学的量化比较。
第三，对于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程序规则体系，本研究虽指明了方向
，但对其内部运行机制的精细化设计，未能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基于这些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可以
尝试运用实证调研方法，通过对法官、律师、当事人的问卷调查与深
度访谈，来更为全面地了解各方主体对不同裁判模式的主观评价与改
革诉求。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比较法研究，系统考察域外法治发达国
家在处理时效抗辩程序性问题时的具体制度设计与实践经验，为我国
的制度构建提供更为丰富的参照。此外，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如何
通过信息化手段，在立案或庭前准备阶段，对可能存在时效问题的案
件进行智能提示，将是一个极具前沿性的交叉学科研究课题。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民法典》时代背景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深度交融
，以诉讼时效抗辩为解剖样本，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系统性实证考察与
法理剖析，得出了深刻而明确的结论。研究证实，由于相关程序规则
的供给不足，我国法院在处理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时间、法官释明义
务以及证明责任等核心程序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裁判尺度的不统一与
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已经实质性地影响了实体法上抗辩权
的平等、有效实现。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不仅以实证的方式精准地描绘了这一
司法困境的宏观图景，更重要的是，它在深入分析困境根源的基础上
，从“程序构成性”的权利观出发，为解决这一困境构建了清晰、自洽
的逻辑路径。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实体权利与程
序保障辩证关系的认识，强调了程序法在塑造和实现实体权利过程中
的能动作用。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基于实证发现所提出的“原则限制、
例外许可”的提出时间规则、“有限、消极”的法官释明模式以及证明责
任的精细化调整方案，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未来完善，
提供了具体、明确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改革建议。
综上所述，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权利的生命则在于实现。一
项在实体法典中被郑重宣告的抗辩权，如果缺乏清晰、公正、高效的
程序轨道来承载，就可能沦为一纸空文。诉讼时效制度所欲达成的维
护秩序稳定与督促权利行使的立法目标，最终必须依赖于每一个具体
案件中程序规则的精细运作。未来的制度改革，必须以程序正义为导
向，以权利保障为核心，果断地填补现行法中的规则空白，统一司法
裁判的尺度，构建一个让当事人能够明确预期、让法官能够准确依循
的抗辩权行使程序。唯有如此，才能让《民法典》所构建的权利大厦
，拥有坚实可靠的程序基石，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