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
农民非农收入决定因素研究—以天津的实证分析为例
任国强
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和变动趋势，分析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决定因素，给出了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数学模型，并利用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给出了农民非农就业模型：非农就业模型、本地企业就业模型和乡镇企业就业模型，并给出了非农收入函数、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和工资性收入函数。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本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农业资产和非农资产、劳动力负担系数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非农就业、非农收入、Logit模型
The Study of Determinants of Peasant’s Nonfarm income-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Tianjing
Ren guoqiang
Tianiing University of Techonolgy,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trends of peasant’s Nonfarm income, then analyses the Determinations of Peasant’s Nonfarm income and gives household’s economic model. Finally, with the usage of the data in the country-settler investigation in Tianjin 2000 we adopt Logit Model to study the determinants of nonfarm employment, outflow employment and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 employment, and the income function of nonfarm income, nonfarm net income from household business and wages income with positive fact. The result shows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nonfarm employment and income are region, the level of TVES in village, education, land, farm stock and nonfarm stock, labor force.
[Keywords] nonfarm employment, nonfarm income, Logit Model
引言
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农业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农民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连年下滑，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2000年最低为%，最高的年份增长%，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停滞，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更为困难，过去几年中，由于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额减少，使以农为主的纯农户的收入增长尤其困难，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大概有45％来自农业，比8年前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且连续7年来，绝对额也在下降，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当明显，而且是不断扩大的，目前已经扩大到较大的程度，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如果考虑到社会福利因素，这个比率将会更高 ；
地区间农民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剧，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省份为上海市，达到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省份西藏，仅有元，前者是后者的倍 。
所有上述数据表明，农民收入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农户土地资源限制，尽管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事实，必须从农业之外去想办法——减少农村人口，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增收的源泉主要来自非农收入，尽管非农收入的增长的渠道—乡镇企业就业和劳动力迁移，目前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仍然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农民非农收入的决定因素，并根据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在第二部分，给出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及其变动趋势；第三部分，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因素分析；第四部分，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数学模型；第五部分，基于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及其变动趋势
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
国内外很多学者给出了非农收入的定义，例如. Barretta, T. Reardon, P. Webb（2001），Richard H，Adams（1999），Ashok （2002），陈宗胜（2002），王斌（1999），张祖民（1995），朱农（2002），这些定义之间的差别主要包括两点：1、转移和财产性收入是否属于非农或离农收入；2、农业工资是否属于非农或离农收入。根据国内外相关的非农收入的定义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定义非农收入如下：
非农收入，指的是户口在农村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本地农业领域的生产活动，从事工业、服务业或外地农业的就业活动而得到的收入，它等于工资性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之和。
工资性收入是指受雇于单位或个人，出卖劳动而得到的报酬收入。包括在乡村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在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和其他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其中，在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指农村住户成员在当地县、乡、村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包括乡村干部和民办教师的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基本建设用工报酬，乡以上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等收入。在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指农村住户成员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等企业劳动，企业直接发给的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收入。在其他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指除在集体组织和企业以外的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收入，包括为个人劳动得到的报酬、外出打工得到报酬等。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家庭经营收入中，从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获得的收入。
非农收入定义的说明：
非农收入中包括农业工资收入；
从收入性质角度来看，非农收入还等于农业工资收入加上第二产业收入，再加上第三产业收入。
农民的非农收入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本地非农就业得到的收入，和劳动者异地得到的收入。本地非农就业得到的收入又分为劳动者非农自就业得到的收入和受雇佣于乡镇企业、集体组织和其他单位得到的劳动报酬；劳动者异地就业得到的收入，又分为劳动者城市就业得到的收入和劳动者异地农村就业得到的收入。
非农收入的变动趋势及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
从1983年-2002年，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民实际非农收入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实际非农收入从1983年的元增加到2002年元，20年内增长了倍，平均每年增长%。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率有很大的波动，在波动的同时又逐渐下降的趋势。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率，1985年达到%，是历年最高的，1991年为%，是历年最低。从1996年以来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率基本上逐年降低，只是到了2002年才有了比较大的上升。
农民非农收入表现为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83年的%增长到2002年的%，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首次超过农业家庭经营收入，20年中非农收入比重上升了%，平均每年增长%。农户农业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3年占%降低到2002年的%，合计下降了%，平均每年下降%。同期，转移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从%下降到2002年%，下降了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农业家庭经营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对收入总额的影响在变小，而非农收入对收入总额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村体制改革对农民非农收入来源格局的影响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即以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被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所代替。这种体制的变化对农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农民生产自主权的扩大，使得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从事家庭非农经营活动或被雇佣获得劳务收入。1985年后，家庭经营收入成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中的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家庭经营的重要补充，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家庭经营中的农业（农业、林业、渔业、牧业）收入连续四年是负增长，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主要归功于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不仅如此，农民的劳动报酬性收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以后，农民从集体组织中的劳动报酬大幅度地减少，由1978年的元减少到1985年的元。体制的变化使农民由原来主要依靠从集体经营中获得收入，转变为主要依靠家庭经营和从事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等活动获得工资性收入。
非农收入各种来源收入数量的变化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从1983年的人均元上升到2002年的元，合计增加了元，平均每年增长率和增加数量分别为%和元；工资性收入从1983年的人均元增加到2002的元，合计增加了元，平均每年增长率和增加数量分别为%和元；两者的增长速度，都比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表明，非农产业的增长势头一直比较强劲。如2002年农民人均从家庭经营的第二产业中获得的纯收入为元，比1999年净增元，从第三产业获得的纯收入为元，比1999年净增元，这和2000年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999年的元，下降到元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说明，农户自主经营非农产业活动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势头。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必然会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进一步推动农村非农化进程；另一方面，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就农民而言工资性收入绝大部分收入是从第二、三产业得到的，主要包括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2002年，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元，占整个农民非农收入的%，整个农民纯收入的%。
非农收入各种来源收入比重的变化
工资性收入在非农收入的比重的变动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5年，工资性收入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00%一直下降到1985年的%，这一时期工资性收入下降的趋势，主要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农民从集体组织中得到的劳动报酬大大降低有关；1986-1988年，劳动者收入比重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下降到1988年的%；1989-1992年劳动者收入比重，从1989年的%，增长到1992年的68%；1993-1997年呈现比较稳定的态势，基本上在62%的上下波动；1998-2002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呈现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从1998年的%，增长到2002年的%。上述数据说明，工资性收入在农民非农收入中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劳动者收入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可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归功于劳动者迁移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相信随着乡镇企业转制的完成和劳动力迁移政策的逐步放宽，工资性收入在非农收入中的比重将会更大。
农民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非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年份在农民非农收入中的比重占到30%-40%，因此，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也不能忽视农民非农家庭经营的作用。
非农收入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分配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农产品短缺，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极小，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元，其中来自第二、三产业的只有元。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先是农户多种经营的快速发展，紧接着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紧接着就是90年代初期“民工潮”的出现，农民从第二、三产业获得的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并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
按照非农收入的定义，非农收入又等于第一产业工资、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之和，下面我们要对非农收入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分配进行分析。
从1978年-2001年，我国农户按性质划分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几乎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被逐步趋于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所取代。在1978年和1980年，由于结构单一，相应的一些统计指标如第二产业收入都没有，第一产业工资收入占农民非农收入的比重达到%和%，而第三产业收入仅为%和%，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工资收入，即从村集体得到的收入。
从1985年开始第一产业工资收入在农民非农收入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85年的%,降低到2002年的%；农民从第二产业获得的收入从1985年到1999年是稳定上升的，第二产业收入占农民非农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增长到2002年的%，15年中增加了一倍还多；从1985年到1993年，第三产业收入占农民非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呈上升的态势，从1985年的%增长到1993年的%，从1994年到1999年，第三产业收入占农民非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呈下降的态势，从1994年的%降低到1999年的%，这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而建筑业、工业等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建筑业、工业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的速度不如第二产业增加的快；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第二产业工资率的提高。
从2000年开始情况有了变化，第二产业收入比重从1999年的%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第三产业收入比重从1999年的%增长为2000年的%，2000年、2001年第三产业收入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收入比重，2002年农民收入中的第二产业比重又超过了第三产业比重，随着非农经济的发展农民第三产业收入在非农收入中的比重还会上升。
从非农收入增长角度看，从1990年-1999年，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都有了比较快速的增长，第二产业收入从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了倍，平均年增长率为%。第三产业收入从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了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000年，第二产业收入下降到元，而第三产业收入增长到元，这一降一升之间，反映了农民的非农就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逐步由建筑业、工业等第二产业向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变。
在这一部分我们给出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和变动趋势，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末，那些因素影响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结构，采用何种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模型对农民非农收入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下面我们给出具体的分析。
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活动的主要动机是获得非农收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多样化农户收入来源，提高福利，降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危险和获得向农业进行投资的资金（Rose（2001），Barrett and Reardon（2000），De Brauw et al.（2002））。
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推动”和“拉动”因素
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活动获得非农收入是农户成员在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基于他们自己的资源禀赋、本地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因素。决定农户从事非农活动的因素可以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
影响农户从事非农活动最主要的“拉动”因素为城乡之间（Todaro（1969），Zhong（2003））和地区之间（李实（1999），张平（1998））巨大的收入差距。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也是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拉动”因素。
影响农户从事非农就业活动的“推动”因素包括：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生产危险和农村市场的不完备性。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剩余大大增加，为农户参加社会分工，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随着城市扩张和乡镇企业发展，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得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再加上粮食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上涨，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使得从事农业生产面临很大风险。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农民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用以平滑收入的分险和约束（Reardon 等（2001）；De Brauw 等（2001）；Rozelle等（1999）；杜鹰（2000））。
阻碍农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户籍制度，但户籍管理制度从2001年以后有所放松（陈宗胜（2002）），户籍政策的改善，减轻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使得近几年在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劳动力迁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必然会加大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力度，提高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
除了户籍管理制度以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因素是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体制的惯性，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严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研究者称之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李强（2001））农民工所能进入的，是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除了制度因素外劳动力的家户特征也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家户特征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农村居民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劳动力家户特征主要包括，每户常驻人口、户均劳动力人数、劳动力负担系数。改革开放以来，户均人口数量稳定下降，从1980年的每户人，降低到2001年的人，户均人口数的下降对农民非农收入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户均人口数下降，在家庭非农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会使人均非农收入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户均人口数量下降可能会降低家庭劳动力数量，从而降低家庭人均非农水平。
户均劳动力人数同农民非农收入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剩余的情况越严重，有劳动力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从家庭风险最小化的考虑看，劳动力较多的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分散劳动力减小农业经营和仅在当地经营的风险。但是户均劳动力人数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方向还有待检验，段庆林（2002）的研究表明不同年份家庭劳动力人数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方向是不同的 。
劳动力负担系数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和赡养人数综合起来，是制约户均农民非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力负担系数等于家庭人口数量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因此劳动力负担系数越小，或者家庭人口数量少，或者家庭劳动力多或者家庭人口数量少而且家庭劳动力多，家庭越有可能抽出更多的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从而农民的劳动者收入、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和非农收入都会增加，另一方面，负担的人口数少，则人均非农收入、劳动者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也会增加，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挣钱的人多，分摊的人少，因此农民人均非农收入也应该越多。陈宗胜（2002）对天津市农村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劳动力负担系数同农民总收入有较强的负相关，但是对天津农村1994-1999年的研究中，劳动力负担系数同农民总收入虽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太明显。
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因素，一个是提高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另一个是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率。农民的非农就业主要有三个渠道：非农家庭经营就业、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外出就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非农家庭经营就业的影响由于资料所限，研究的人不多，一般观点认为劳动力文化程度对非农家庭经营的影响不大。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就业的工资率来实现。
随着乡镇企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逐步改变了原先的粗放的经营模式，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变，乡镇企业的升级必然会加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由于高素质的工人在农村比较少，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一方面比较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
劳动力文化程度对迁移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找到工作的概率，二是工作的稳定性，三是转移的区域选择。
文化程度倾向于增加找到工作的概率，因为：第一，城市雇主一般要求至少初中文化程度；第二，文化程度高的人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第三，根据教育程度起甄别作用的假说，雇主把教育程度作为从申请工作的人中选择高能力者的识别方法（赵耀辉（1997））。
较高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工作的稳定性，避免被经常的解雇。张林秀（2000）的研究表明那些受过至少7年教育的人非常可能在非农工作中工作。那些受到不超过6年教育的人一般只做农业工作。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在1992—1996年中的大多数样本中的非农工作者来说，他们受过至少9年义务教育的人极有可能在非农劳动中继续工作，而且不会被解雇。
劳动者文化程度越高，越精通某一生产技能，就业及转移的区域选择就越灵活，选择的余地也较大。
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的非农收入有正的影响，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得到的非农收入就越多，这一点可以从转移劳动力的汇款状况得到反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均汇寄款总体上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正相关关系，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已经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
林毅夫认为，农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以后就能比较容易掌握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同时，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转移所带来的摩擦会比较小。
土地、资产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国数亿农民，或更准确地说，他们中数量和比例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农业走出农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人均耕地面积同农民非农收入、劳动者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应该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例如约翰·奈特，宋丽娜（1999）的研究表明耕地是影响获得个人工资收入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土地稀少，加上农业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耕种土地需要的人数越来越少，迫使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劳动者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
农民非农生产活动是一种再生产活动，这种再生产活动需要一定的资产、资本投入，因此，资产对农民非农收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户非农家庭经营的影响更大，但是，变动方向如何还有待考证。例如，段庆林的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非农产业收入增加的影响由正变负 。
农村中职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及外出劳动人数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农民的非农收入是农民从事非农就业得到的收入，因此农村中职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及外出劳动人数对农民非农收入应该有正的影响，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的影响，通过获得的工资收入直接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通过改善家庭资源的配置间接地提高农户的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从以乡镇企业为主转变为劳务输出为主，表示劳务经济的范围的扩大和方向的转变，但是外出就业收益率还相对较低（段庆林、李实（1998）），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普遍存在。
地域因素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地域因素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不同省、不同地区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一个是距离城市的远近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城市距离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距离城市越近，一个是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从而利于农民乡镇企业就业，从而获得工资性收入；另一个是有利于农民进城就业。
乡村工业在改革期间的崛起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密不可分。Naughton（1995）和帕金斯Perkins（1990）指出，乡村工业紧紧环绕城市而发展，并非散落在广大农村。很大程度上，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市郊工业化。彭玉生、祖克尔和德比（1997）把乡镇企业对城市的依托主要归结为技术人员由城市向近郊转移所导致的技术溢出。由于上述因素，使得城市近郊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就业，从而促进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张平（1999）的研究表明，大中城市郊区对农业收入的作用是负的，而对非农收入的作用是正的，大中城市郊区比其他地区对非农收入的作用高达16%，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发展主要靠非农活动，而不是农业。
如果一个劳动者地处城郊，他要在城市找到一个工作将会容易得多。首先，由于地处近郊距离城市中心比较近，很容易获得就业信息；第二，社会关系比较丰富，很容易获得城市亲属、朋友的帮助；第三，由于比较了解城市人的需求，农村劳动者也容易自就业；第四，劳动者迁移成本很低，节省了找到工作的成本。
总之，距离城市越近，劳动者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将会越大，另一方面，本地人非农就业的工资率可能比外地人要高。
地区差距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
地区差距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工资差距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另一个是获得就业机会的差异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达地区（省市）的农户家中的劳动力，除了农业就业外，有很大的机会到乡镇企业或其他非农产业中去，获得乡镇企业或非农产业的收入。而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户中的劳动力很少机会能获得乡镇工业的收入或非农产业的收入，从而导致区域间非农收入差距的加大。
张平（1999）对1995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函数的实证分析表明，发达省份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明显高于不发达省份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而且发达省份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远远高于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和对总收入的影响。
张平（1999）的研究还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和中部非农收入比西部分别高出%和27%，东部与西部的主要差距在与非农收入。
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理论模型
农民非农收入的获得过程首先是一个非农就业活动的参与过程，因此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理论模型，首先应包括一个农户非农就业活动的参与模型，然后是农户非农收入函数。
研究农户非农就业活动的模型，国内外大多采用农户经济模型。农户经济模型作为分析发展中国国家农户决策行为的一个理论框架，在80年代 已经出现，随后被许多研究者使用。这个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户时间在休闲、家庭经营和非农就业上的分配。休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用，家庭经营时间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投入要素，这种投入要素一般很难在市场买到，家庭经营时间的投入生产出农户所必须的农产品，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给农户提供了获得离农收入的机会，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户可以出卖剩余劳动，从而获得工资收入。农户时间在休闲、家庭经营和离农就业三个方面的分配和农产品供给、要素需求、农业结构、家庭福利和农户收入条件密切相关。农户经济模型把农业生产和效用极大化组合在一起，被证明是研究农户时间分配的有用的分析框架。
农户经济模型的一般形式是一个效用极大化的经济问题，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个是时间约束，另一个是收入约束。在收入约束里，一般要给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收入函数（Dennis Tao Yang，Mark Yuying An，2002）。效用一般假定由休闲和消费确定（Myungheon Lee，1998）,有的文献把农户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Avner Ahituv，2002），有的文献则深入到更微观的层次探讨农户夫妇的时间分配问题（Innocent Matshe， Trevor Young,，2004），也有的文献用收入最大化来代替效用最大化（Dean Jolliffe，2004）。效用最大化又分为预期效用最大化和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Avner Ahituv，2002）。农户经济模型提供了农户进行消费、生产和时间分配决策的统一的微观分析框架，很多研究集中于农户时间在休闲时间、农业工作和非农工作间的分配，农户成员的农业家庭经营时间，是农业生产的一种最主要的投入，而且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户土地资源的减少，农户用于农业家庭经营的时间越来越少，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给了农民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换句话说存在一个农民可以出卖他们剩余劳动时间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时间在农业家庭经营、非农就业的分配，和农业产品供给、要素需求、农业结构、福利和农户的收入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农户追求的是当其效用最大化，效用是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效用函数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一个是时间约束，即农户的总时间分为农业就业时间、休闲时间和非农就业时间；另一个是收入约束，消费等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第三个约束为非农就业时间要大于或等于0。下面的模型参照了Myungheon Lee（1998）年的博士论文。
我们以农户为研究对象，不考虑家庭资源在家庭成员间的分配，农户在一定经济条件约束下追求的最大效用函数为：
（4-1）
约束条件为：
（4-2）
（4-3）
（4-4）
其中：
C: 为农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C增大，农户效用增大；
Zh: 影响农户选择偏好的其他农户特征；
T: 农户时间禀赋；
Tf：农业家庭经营时间（不包括受雇佣而进行的农业生产）
Th：农户的休闲时间；
Tm：非农工作时间；
g： 农业收入函数；
p： 农业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向量，不包括劳动投入；
Zf：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数量向量；
wm：非农就业的工资率；
Hm：影响工资率的人力资本；
Zm：影响工资率的其他因素；
V： 非劳动收入。
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从两方面获得，即市场购进和家庭自给生产，家庭生产的消费品价值等值于该产品的市场平均成本乘以家庭生产函数，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给定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之后，农民择业决策行为即是合理选择农业家庭经营时间Tf、休闲时间Th，非农就业时间Tm和消费商品与服务C，使效用达到最大。
我们假设效用函数是拟凹的并且二阶可微。农户的偏好结构受外生的Zh影响，其中农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被认为是在所有的影响农户择业偏好的特征中最重要的特征。农户面临两个约束，一个是时间约束（4-2），时间在农业家庭时间、休闲时间和非农就业时间进行分配；另一个约束是预算约束（4-3），农户的消费水平等于农业收入（g）、非农工资收入（wmTm）和外生的非劳动收入（V）。
农业收入函数是有约束的利润函数，可以通过解下列极大化问题的间接目标函数得到：
（4-5）
约束条件为：
（4-6）
其中：
z：除去农业劳动力投入外的农业投入和产出向量；
S：生产可能集；
简单地说就是在给定Tf和p的条件下，通过调整农业的投入和产出而获得的最大的农业收入。假设g对Tf是严格凹的，这个假设意味着如果劳动投入是可变的，那么极大化问题是有解的。
这个模型假设农户提供的农业劳动和被雇佣的劳动是异质的。这意味着这两种劳动作为两个不同的要素进入投入向量，非农就业时间又一个非负的约束。异质假设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培训水平和管理需求是不同的。
农户经济模型可以用拉格朗日方法去求解，相应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4-7）
上式两边分别对Th，C，Tf，Tm和，i=1，2，3求偏导数，我们得到：
（4-8）
（4-9）
（4-10）
（4-11）
（4-12）
解上面拉格朗日问题的一阶条件，我们就可以求得农户的最优消费C*和最优休闲时间。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李实（1999），张平（1999），Javier Escobal（2001）, Julipo etc.（2001）， Leonardo corral（2001）等）对非农收入函数进行了研究，基本方法是确定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因素，然后建立直接或对数回归分析模型。
五、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确定-基于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分析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数据描述
我们选择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作为我们实证分析的数据，2000年共调查农户750户，其中塘沽、汉沽、大港各30户，东丽区和津南区各30户，西青区和北辰区各60户，宁河县80户，武清县、静海县、宝坻县和蓟县各100户。
这750户中，家庭常住人口2768人，整半劳动力1861人，其中整劳动力1366人；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数为33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519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1044人，高中182人，中专59人，大专及以上24人；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1015人，牧业13人，渔业21人，工业312人，建筑业31人，交通运输业72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61人，社会服务业93人，文教卫生业37人，其他186人；
劳动力乡内就业的为1661人，县内乡外133人，省内县外32人，省外13人；劳动力在本地企业从业的人数为228人，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人数204人，累计外出6个月以上的87人。
按照非农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把上述12个区县划分为两个地区：滨海（塘沽、汉沽、大港）、其他（四郊：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五县：宁河县、武清县、静海县、宝坻县和蓟县）。
变量选择
我们把影响农户就业的变量分为四类：地区变量、村级变量、资产变量和劳动力特征变量。
地区变量（dqcode）
如果用户所在地区为滨海区，则dqcode=1，否则dqcode=0。
村级变量
该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越高，农户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天津市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有三个指标反映该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一个是乡镇企业个数、一个是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另一个是乡镇企业销售收入，通过考察这三个变量与农户非农就业的相关性，我们选择乡镇企业个数作为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村级变量。
资产变量
农户的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最主要的资源为：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户非农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一般说来，人均耕地越多，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小；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多，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小；农户非农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多，说明农户非农家庭经营的概率越大，从而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越大。
劳动力特征变量
我们选择了劳动力负担系数和劳动力文化程度作为劳动力特征变量，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户非农就业可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劳动力负担系数大，对劳动力非农就业起牵扯作用，另一个是劳动力负担系数大，强迫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活动，获得更多收入补贴家用。一般说来，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
影响天津农户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因素分析
农户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负担系数同农民人均现金非农收入的关系
将2000年，天津市农户家计调查数据按家户特征分组，同时统计每组的户数和该组内的人均现金非农收入，以考察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同各个家户特征的关系。
表1 2000年天津农村家庭规模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户均人口数
1
2
3
4
5
6
7
8
户数（户）
4
77
346
211
101
33
6
3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2055
2140
3730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2 2000年天津农村户均劳动力数量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户均劳动力数
1
2
3
4
5
户数（户）
44
336
139
88
20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3 2000年天津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劳动力负担系数范围
1
大于1小于2
2
大于2
户数（户）
149
330
146
56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1、2、3的数据表明，2000年天津市农户家庭规模在3-5人的最多，大部分都为单元家庭，达到了658户，如果不考虑6-8人的户，合计只有42户处于绝对的少数，那么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中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又比较明显的降低趋势，上述结果可能来自两个原因：一个是家庭人口增加了，但是非农就业劳动力没有增加，导致人均现金非农收入的降低；6-8个人的家庭之所以人均现金非农收入之所以较高，可能是家庭中劳动力较多，从而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也较多，因此可以获得较高的非农收入。
户均劳动力数量和农民人均现金非农收入的反向变化关系却比较令人费解，这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中劳动力数量多并不表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就多，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天津市的农业属于市郊农业，较多的劳动力有利于农业的比较大规模的经营，因而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反而少。
劳动力负担系数把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和赡养人数综合起来，是制约人均非农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劳动力负担系数的增加，农民的人均非农收入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户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劳动力负担系数小，则农户劳动力家庭负担越轻，农民越有可能参加到非农就业中去；另一方面，假如两个农户获得同样多的非农收入，则这些非农收入分配到少的人头上去就比分配到多的人头上去，得到的农户人均非农收入要高。
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与人均现金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有利于增加农民获得非农就业的概率，另外劳动力文化程度作为一种员工能力识别的标志，能够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率。农户的文化程度由两种表示法：（1）以农户成员中的最高文化程度作为家庭文化程度的代表；（2）对农户中不同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进行平均，得到一个平均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作为农户文化程度的代表。我们这里采用第二种方法，具体做法是：以数值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其中文盲半文盲为1，小学为2，初中为3，高中为4，中专为5，大专以上为6，则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5-1）
其中，HEL为户均受教育程度，LBNUM为家庭劳动力人数，PELi为每个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由于上述算法计算的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可能为小数，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它们分为如下的几个区间：大于等于1小于2（Ⅰ），大于等于2小于3（Ⅱ），大于等于3小于4（Ⅲ），大于等于4小于5（Ⅳ），大于等于5小于6（Ⅴ），等于6（Ⅵ）。2000年天津市农村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如表3-5。
表4 2000年天津农村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范围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户数（户）
5
270
358
42
4
2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5240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4的数据表明，天津市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大部分在初中到高中之间，户数接近全部调查样本的一半，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数已经超过了一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数也达到了%。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户获得的人均现金非农收入也越高，反之则反是，即户均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影响人均现金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
农户的非农业资产同农民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农民的非农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组成，农民要进行非农家庭经营，必须拥有一些诸如车辆、机床等非农固定资产，非农固定资产是影响农民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整个非农收入的影响如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取期末非农固定资产原值作为度量非农固定资产的指标，分析结果如表5。
表5 2000年天津农村农户非农业资产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农户非农资产范围
户数（户）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0
309
小于1000元
87
大于等于1000元，小于2000元
80
大于等于2000元，小于3000元
49
大于等于3000元，小于4000元
42
大于等于4000元，小于5000元
23
大于等于5000元，小于6000元
22
大于等于6000元，小于10000元
33
大于10000元
36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5的数据表明，有非农收入的农户中，大约有45%的农户没有非农资产，它们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农户非农资产在1000元-3000元之间时，人均现金非农收入较高，基本上在3800元左右，人均资产在3000元-5000元时，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只有2500元左右，当人均资产超过5000元时，人均现金非农收入超过4200元，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非农资产较少时农户主要从事乡镇企业就业或外出就业活动，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非农家庭经营上。
在既定的非农就业工资水平下，农户非农劳动力就业人数应该与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正相关，下面我们就分析非农村农户非农就业人数和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表6 2000年天津农村农户非农就业人数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关系
户均非农就业人数
1
2
3
4
户数（户）
211
183
51
15
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元）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6表明，农户非农就业人数越多，人均非农收入也越多，家庭中有四个非农就业人员户的人均现金非农收入小于有三个非农就业人员户人均现金非农收入是一个例外，原因可能是样本数太少，从而引起误差。
天津市农户非农就业决定-Logit分析
农户收入来自于农户的生产活动，农户的生产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生产开始之初，农民就面临一个行业选择问题，农户根据效用极大化的原则首先选择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以及就业的时间分配，一旦农户选择了非农就业，他又面临两种选择：本地就业和外出就业，如果选择了本地就业又面临非农家庭经营就业和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选择，一旦农户选择了非农家庭经营就业他又面临如下的七个就业行业的选择：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贸易零售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他行业。
我们建立了三个农户非农就业模型：一个是非农就业决定模型，第二个是本地就业模型，第三个是农户乡镇企业就业模型。这三个模型的关系如下:
图1 三个非农就业模型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绘制
三个模型都是基于二元选择理论的Logit模型，二元选择模型假设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二者择一的选择，并且其选择依赖于可分辨的特征。假设Xi是第i个个体的特征，Zi是个体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况Zi=1，在第二种情况Zi=0。Logit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它的具体形式为
（5-2）
其中，，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5-2）式的估计式为
（5-3）
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对概率的影响为
（5-4）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分析
劳动力非农就业模型、本地就业模型和乡镇企业就业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表7 非农就业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非农就业模型
本地就业模型
乡镇企业就业模型
截距
***
**
地区编码
***
***
**
乡镇企业个数
***
农业资产
**
非农资产
**
***
人均耕地面积
***
**
负担系数
文盲或半文盲
**
小学
***
***
初中
***
***
高中
***
*
中专
***
**
*
大专及以上
***
*
数据来源：作者用Logit模型对天津2000年农户非农就业数据测算得到
注：***表示变量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7表明：
非农就业模型：自变量除了劳动力负担系数外，其他变量都在1%到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如果农户处于滨海，则其非农就业的概率就高；本村乡镇企业个数多，有利于农户非农就业；农业资产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是负的，农业资产越多，农户外出就业的概率越小，这一点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一致；非农资产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为正的，非农资产越多，农户越有可能从事非农家庭经营，从而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耕地面积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为负的，农户人均耕地越多，在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力就越多，从而，抑制了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劳动力文化程度对非农就业概率的边际影响之比为：
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
=1:::::
也就是说，劳动力文化程度对非农就业影响的由低到高次序为：小学、初中、文盲或半文盲、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盲或半文盲非农就业的概率大于小学和初中，可能是由于没有文化，任何脏累的工作都愿意干，因此，反而比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容易非农就业。
本地就业模型：地区对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影响为正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户处于滨海，那么由于本地乡镇企业和自就业都比较发达，劳动力在本地很容易找到非农就业就业机会，而且本地就业即减少了迁移成本，又容易受到尊敬，因此外出就业的动机就弱，外出就业的概率就小，所以滨海三区的农户倾向于在本地就业。人均耕地面积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为正，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时间也越多，因此，农户更倾向于在本地非农就业，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田间管理。小学、初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系数都为负，对概率的边际影响之比为：
小学:初中:中专：大专及以上=:::
基本上是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本地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力文化程度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由低到高次序为：大专及以上、中专、小学、初中。但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户本地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比较大，但对本地就业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是其他变量对其影响所致。
乡镇企业就业模型：地区编码、非农资产、高中劳动力文化程度和中专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户乡镇企业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农户在滨海地区，更容易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模型正好相反；非农资产越高，农户越有可能进行非农家庭经营，从而乡镇企业就业概率就越低；高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容易在乡镇企业就业，这一点和赵耀辉（1997）的结论一致，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由于其本身受教育程度较高，很容易在本地企业找到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由于能够得到尊重，心理上的满意程度也较高。中专劳动力文化程度，对乡镇企业就业的影响是正的，但程度不如外出就业，也就是说中专劳动力文化程度在面临外出就业和乡镇企业就业时，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天津农户的非农收入函数
取与就业模型相同的自变量，我们建立了农户的非农收入函数：包括非农收入函数、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和工资性收入函数。计量分析结果见表8。
表8 农户非农收入函数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非农收入函数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
工资性收入函数
截距
***
**
**
地区编码
***
***
乡镇企业个数
**
**
农业资产
***
***
非农资产
***
***
***
人均耕地面积
***
***
负担系数
***
***
农户劳均力受教育年限
***
***
调整后R2
DW统计量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数据测算得到
注：***表示变量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非农收入函数：地区编码、农业资产、非农资产、人均耕地面积、负担系数、农户劳均力受教育年限对农户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只要农户属于滨海地区就会给其带来元收入；农业资产每增加1000元，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将减少元；非农资产每增加1000元，将给农户带来元的非农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将减少元；负担系数每增加1人，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将减少元，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负担系数大，减少了农户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另一个是非农就业机会没减少，但所得弥补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农户劳均力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是正的，户均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将给农户带来人均元的收入，教育投资的回报还是很高的。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在所有自变量中，只有乡镇企业个数和非农资产两个变量是显著的。乡镇企业个数越多，农户乡镇企业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乡镇企业个数对农户人均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为负的，乡镇企业个数每增加一个，农户人均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将减少34元。非农资产对农户人均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为正的，这一点和我们日常的经验一致，非农资产每增加1000元，将给农户带来元的非农收入。
工资性收入函数：所有的自变量都在5%-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其中，地区编码、乡镇企业个数、户均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的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是正的，其它变量为负。只要农户属于滨海地区就会给其带来人均元的工资性收入；乡镇企业个数每增加1个，农户人均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将增加元。农业资产和非农业资产对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都为负值，这一点与我们日常的经验也是一致的，农业资产越多，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低，非农资产越多，非农家庭经营就业的概率越大，从而外出就业的概率也越低，所以，对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为负值，农业资产每增加1000元，农户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减少元；非农资产每增加1000元，农户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减少元；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减少元；负担系数每增加1人，农户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减少元；农户劳均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将给农户带来人均元的收入。
从三个模型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本村乡镇企业个数对农户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之所以不显著，是由于本村乡镇企业个数对非农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方向相反，数值接近；非农收入函数系数等于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和工资性收入函数值和；非农家庭经营活动的存在，降低了农户的教育投资的回报率。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定义和变动趋势，分析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决定因素，给出了农民非农收入决定的数学模型，并利用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给出了农民非农就业模型：非农就业模型、本地企业就业模型和乡镇企业就业模型，并给出了非农收入函数、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函数和工资性收入函数。
研究结果表明：
高学历的农户容易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并得到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回报；
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为负的，耕地少的农户有更强的动机从事非农就业活动，获得较高的非农收入；
农户所在地区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非农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户越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得到较高的非农收入；
本村非农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越高，农户越容易在本村从事非农就业，而不是外出就业；
农业资产对农户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为负的，而非农资产的影响则相反；
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的非农收入有负的影响。
由于天津市的特殊性，根据天津市200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数据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仍然可以给出一些有意义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通过政策、法律和财政支教等手段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大幅度提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比例；采取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减轻土地对农户非农就业的羁绊，而且土地的流转、租赁也可以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收益；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合理扶植本地区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好农户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促进农户非农资产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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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国强（-），男，经济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联系方式：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263号，300191
电话： 13920218087
Email：guoqiangren@
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3》
本节大部分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年鉴》计算得到。
段庆林的研究表明，1983—1993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该期间较多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主要是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1994—2000年间，户均劳动力数量每减少1%，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增长%，劳动力数量对非农产业收入变为负影响。
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研究表明：2000年人均汇款文盲为 元，小学为元，初中 元，高中元，中专元，大专以上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均汇寄款总体上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正相关关系。对抽样调查的统计分析表明，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劳均汇寄款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呈高度相关。200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可给家庭每年多带回198元的汇寄现金，比1999年的149元提高了49元。
段庆林：1983—2000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元增加到元，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不变价）每增加1元，非农纯收入人均增加元。分阶段来看，人均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1983—1993年间非农纯收入增加%；1994—2000年间减少%。
见Huffman（1980），Summer（1982）
如果农户有非农劳动力，则农户非农就业模型的因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如果农户有外出劳动力，则农户非农就业模型的因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如果农户有乡镇企业劳动力，则农户非农就业模型的因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
首先按教育时间为文盲、半文盲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和中专12年，大学16年的设置，计算每个劳动力文化程度，然后再计算每户劳均劳动力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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