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与经济法的交叉问题研究——基于反垄断法与民法典的协同
实施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竞争的模式与逻辑发
生了深刻变迁，以平台“二选一”、数据垄断、算法合谋为代表的新型
垄断行为日益凸显，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了严
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私权的《民法典》与作
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法》，二者在法律适用中的交叉与互
动愈发频繁，如何实现其协同实施，成为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重大课
题。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行为在民事领域
的法律后果，聚焦于垄断民事纠纷中两部法律的规范竞合与法理冲突
，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进行系统
性分析，构建一个清晰、协调、自洽的法律适用框架，为解决相关法
律争议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
。首先，通过对《民法典》中的合同效力、侵权责任、诚实信用原则
以及《反垄断法》中关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进行体
系化的法释义学梳理。其次，深度比较分析美国、欧盟等成熟法域在
处理反垄断民事诉讼时，私法救济与公法管制相结合的经验与理论，
特别是其在因果关系推定、损害赔偿计算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最后，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判决为样本，运用定性内容
分析法，深度剖析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如何界定垄断行为的
民事可诉性、如何认定合同效力以及如何适用侵权责任规则。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已经普遍承认垄断行为具有民事可
诉性，并主要将其纳入侵权责任的框架进行救济。然而，在具体的法
律适用中，《反垄断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尚存诸多难点：在垄断
协议的效力认定上，法院对其是否当然无效或可撤销存在分歧；在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侵权认定上，如何运用《民法典》的归责原则、如
何证明因果关系、如何计算损害赔偿，成为原告方面临的巨大诉讼障
碍，也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所在。研究发现，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一种
趋势，即以《反垄断法》作为认定垄断行为“违法性”的实体依据，而
以《民法典》作为提供“救济权”基础的程序与后果依据。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民法典》与《反垄断法》在规制垄断行
为的民事后果上，并非相互排斥或简单优先适用的关系，而是一种“补
充”与“协同”的共生关系。《反垄断法》作为特别法，为判断何种市场
行为构成需要法律干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专业的、经济学分
析的实体标准；而《民法典》作为调整私权关系的基本法，为因垄断
行为受到损害的私人主体，提供了主张权利（如请求停止侵害、赔偿
损失）的法律工具箱与完整的诉讼法理框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它厘清了民法与经济法两大部门法在功能与适用上的交叉地带，挑
战了将二者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私法与经济法协
同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其实践价值则在于，为人民法院
审理日益增多的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提供了清晰的法律适用思路，
为受垄断行为侵害的市场主体与消费者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明确的
路径指引，对于激发反垄断私人执行的活力、构建全方位的反垄断法
律实施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法典；经济法；反垄断法；法律交叉；协同实施；反
垄断民事诉讼
引言
在当今中国，数字经济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着
社会经济结构，以数据、算法、平台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在极大地
提升经济效率、便利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力量
集中现象。大型科技平台凭借其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与数据优势，迅
速成长为各自领域的“超级守门人”，其所实施的“二选一”排他性交易、
大数据杀熟、搜索降权、自我优待以及算法合谋等行为，频繁引发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忧虑。这些行为不仅直接扭曲了相关市场的
竞争秩序，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更深刻地触及了广大经营者
与消费者的基本民事权利，如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平等权等。
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如何有效规制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已成
为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事关国家经
济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课题，而法律，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
规制工具。
然而，在运用法律武器规制垄断行为的过程中，一个深刻的法理
与实践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即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维护公共竞争秩
序之“公器”的《反垄断法》，与作为保障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与人
身关系、彰显私法自治之“私权大宪章”的《民法典》，二者之间究竟
是何种关系？当一个市场经营者因平台强迫其“二选一”而遭受损失，
其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这究竟是一个需要适用《反垄断法》进行经济
学分析的“垄断纠纷”，还是一个可以适用《民法典》关于胁迫、显失
公平或滥用权利等规则的“合同纠纷”或“侵权纠纷”？或者，二者兼而有
之？目前，关于垄断行为的民事可诉性以及诉讼中两部法律如何衔接
适用，理论界争论不休，司法实践中亦缺乏统一、明确的裁判标准，
导致当事人诉讼预期不明，法院裁判尺度不一。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
确定性，已成为制约我国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发挥其应有作用、构建
全方位反垄断执法体系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法与经济法在反垄断领域的交叉问题，以
《民法典》与《反垄断法》的协同实施为核心视角，致力于构建一个
能够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挑战的、清晰的法律适用理论框架。在理论层
面，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私法自治与市场干预这两大看似对立的法律
价值，在规制垄断行为这一具体场景下的内在统一性，挑战将民法与
经济法截然割裂的传统部门法思维，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功能
互补、规范协同的解释论体系，从而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法学理论体系
，特别是为民法典时代的部门法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
践层面的意义则更为深远和具体：本研究力图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日益
增多且极其复杂的反垄断民事案件时，如何准确界定诉讼性质、如何
分配举证责任、如何进行损害赔偿计算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提供一套
逻辑自洽、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思路与分析工具；为受到垄断行为侵
害的广大中小经营者与消费者，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民事诉讼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明确的诉讼策略指引；最终，为推动形成行政执
法与私人诉讼双轮驱动、协同发力的中国特色反垄断法律实施格局，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供坚实的法治理论支撑
和实践路径。
文献综述
为了对《民法典》与《反垄断法》的协同实施进行体系化的研究
，必须将其置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这一宏大法学理论议题，以及反垄
断私人执行制度全球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批判性的
审视。如何协调私法领域的个人权利救济与公法领域的市场秩序维护
，是各国法治体系在面对市场失灵时所共同面临的核心挑战。
国外学者与立法实践在反垄断私人执行领域，尤其是美国与欧盟
，积累了超过一个世纪的丰富经验。美国作为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
发源地，其《克莱顿法》明确规定，任何因违反反垄断法而遭受损害
的个人或实体，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三倍损害赔偿以及合理
的律师费。这种强大的激励机制，使得私人诉讼成为美国反垄断法律
实施体系中与政府执法并驾齐驱的、甚至更为活跃的力量。美国法院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复杂的规则，以处理私人诉讼
中的原告资格、因果关系、损害计算（如“passing-on”抗辩）等问题，
其本质上就是将侵权法等普通法原则适用于反垄断这一特殊领域。在
欧盟，虽然传统上更依赖于公共执法，但自本世纪以来，欧盟委员会
与欧洲法院也开始大力鼓励和推动成员国发展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
2014 年，欧盟专门出台了《关于规制违反竞争法造成损害的赔偿诉讼
指令》，旨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实体与程序规则，扫除私人诉讼的障碍
，例如，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最终侵权决定对民事法院具有拘束力，
并引入了证据开示等制度。这些实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深刻地
认识到，仅靠有限的政府执法资源，难以全面、有效地威慑和纠正无
处不在的垄断行为，必须充分发动“亿万双私人眼睛”的力量，通过民
事赔偿的激励，实现对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探讨，长期以来是法理学与
部门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经济法独立部门法说”的确立，到对其
与民法、行政法关系的持续辨析，理论成果丰硕。学者们，如王利明
、史际春、张守文等，围绕两大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调整对象与调整
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在反垄断法的具体领域，这种交叉关
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复杂。自 2008 年《反垄断法》颁布以来，关于反
垄断民事诉讼的性质，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垄
断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因此反垄断民事诉讼应完全纳
入《侵权责任法》（现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框架，适用其关
于过错、因果关系、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垄断
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公共政策性，其认定需要专业的经济学分析
，普通的侵权法规则难以胜任，因此应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
。此外，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合同效力问题，学界也存在“无效说
”、“可撤销说”、“效力待定说”等不同观点。这些争论，深刻地反映了
在我国成文法的体系下，如何将一部具有浓厚公法色彩、旨在干预市
场的特别法，与一部以私法自治为根基的民事基本法进行有效对接的
理论困境。
尽管国内外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制度参
照，但聚焦于《民法典》与《反-垄断法》在司法实践层面如何实现“协
同实施”的系统性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明显的不足。第一，研究视
角多停留于“应然”的理论建构，对“实然”的司法实践描摹不足。 现有
文献大多是在探讨两大法律“应该”是何种关系，或者反垄断民事诉讼“
应该”如何定性，但对于在没有明确法律指引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在过
去的十多年里，“实际上”是如何在判决中融合适用这两部法律的，缺
乏大规模、体系化的实证考察。例如，法官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没有正当理由”时，是否会援引《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
权利滥用原则？在计算损害赔偿时，是否完全套用了侵权法中的“填平
原则”？对这些来自“活的法律”的经验与困惑的系统性分析，是连接理
论与现实的关键，但目前尚属薄弱环节。第二，对“协同”的具体机制
与路径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多是笼统地提出二者应当“衔接”或“协
调”，但对于协同的具体路径（例如，民法规则是对反垄断法的“补充”
？还是反垄断法是对民法一般原则的“具体化”？）及其背后的法理逻
辑，未能进行更为精细的类型化分析，导致“协同”一词在很多时候沦
为一个抽象的口号。第三，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问题回应不足。 平
台经济的兴起，使得垄断行为与合同行为、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
更加模糊。例如，平台单方面修改交易规则，这既可能构成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也可能涉及《民法典》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制。如何在这
种高度融合的场景下，实现两部法律的协同适用，是全新的挑战，现
有研究对此的专门探讨尚不充分。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之处在于，致力于从“司法
适用”的实然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典型案例的深度剖
析，自下而上地归纳、提炼并构建《民法典》与《反垄断法》协同实
施的规则体系与解释框架。 本文将不再局限于对两大部门法关系的宏
大理论思辨，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具体说理与法律
适用过程，试图揭示司法实践在弥合立法空白时所展现出的“司法智慧
”与面临的真实挑战。通过这种研究路径，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
证基础与规则精细化上的不足，为在《民法典》时代下，真正实现民
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与协同治理，提供更具针对性、建设性和前瞻
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民法与经济法在反垄断领域的交叉问题，特别是《
民法典》与《反垄断法》的协同实施，进行一次系统性、深层次的理
论辨析与实证考察。为确保研究结论既能回应宏大的法理争议，又能
紧密贴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本研究采用了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为
核心，并与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体系解释法深度融合的综合性
研究设计。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部门法交叉领域的基础理论与司法应
用研究，旨在通过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与现实案例的解剖，为两大核心
法律部门的协同适用，构建一套逻辑自洽、切实可行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的有
机结合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首先，规范分析法是本研究展开所有法
律讨论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基础。本研究将对构成分析核心的两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解释。对于《民法典》，分析的重点将集中
在总则编中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合同编中的
合同效力规则（特别是关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以及
侵权责任编中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规则。对于《反垄断
法》，分析的重点则是关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
中的实体认定标准，以及其第五十八条关于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规范分析旨在精准地识别出两部法律在调整对象、价值目标与规则设
计上的异同，并厘清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规范竞合、冲突与空白地带
。
其次，比较法研究是本研究拓宽理论视野、寻求制度借鉴的重要
方法。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在域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处理私
法救济与公法管制关系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本研究
将重点选取美国与欧盟作为比较对象。对于美国法，将重点研究其《
谢尔曼法》与《克莱顿法》所构建的，以三倍赔偿为核心的强大私人
诉-讼激励机制，以及判例法在发展因果关系、损害计算等复杂规则上
的经验。对于欧盟法，将重点研究其通过《赔偿指令》等方式，在 27
个成员国之间协调反垄断私人诉讼规则的顶层设计思路，特别是其关
于行政执法决定对民事诉讼的效力、证据开示等制度。比较法研究的
目的，并非简单的制度抄袭，而是在深入理解不同法治模式背后所蕴
含的经济哲学与价值权衡的基础上，为我国构建既符合国际潮流、又
具有本土特色的反垄断法律协同实施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
制度工具箱”。
再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法。这
是本研究力求客观、深入、揭示“活的法律”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将以“
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北大法宝”等权威法律数据库为主要
来源，系统性地检索自 2008 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所有反垄断民
事诉讼的终审判决。检索关键词将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拒绝交易”、“限定交易”、“搭售”、“二选一”等。在样本筛选阶
段，将重点选取那些在裁判理由中，对《反垄断法》与《合同法》（
或《民法典》）、《侵权责任法》（或《民法典》）的关系进行了明
确论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 landmark
cases，如“奇虎 360 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吴小秦诉陕西广电
网络公司搭售案”以及近年来涉及各大电商平台的一系列案件。本研究
将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对这些核心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逐
句逐段的深度文本分析，聚焦于法官的裁判逻辑与法律适用方法。
最后，在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进入理论构
建与制度完善阶段。本研究将把从规范分析中厘清的法律关系、从比
较法研究中获得的制度启示、以及从司法实证分析中归纳的裁判规则
，进行有机的整合与理论的升华。通过对“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补
充与协同关系”等核心法理概念的重新阐释，本研究将致力于构建一个
关于《民法典》与《反垄断法》协同实施的、具有解释力与指导性的
理论框架，并据此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可操作
性的、旨在推动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走向成熟的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法典》与《反垄断法》相关规范的体系化梳理，并结
合对我国十余年来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深度实证考察，本研究
发现，尽管在理论层面关于两大法律部门的关系仍存争议，但在司法
裁判的实践层面，我国法院已经能动地探索出一条以“协同实施”为核
心理念的路径。法院并非将两部法律视为相互割裂或彼此对立的规范
体系，而是在具体的个案中，依据案件的不同性质与诉讼请求，将二
者进行功能性的结合与互补性的适用。这种协同实施的图景，主要体
现在对垄断协议民事效力的认定，以及将垄断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
行为进行规制两大核心领域。
一、 协同之一：在垄断协议的民事效力认定上的规范融合
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垄断协议，其在私法上的效力如何，是
两法交叉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在此问题上的裁判
路径，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演进，其核心逻辑在于将《反垄断
法》的禁止性规定，与《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则进行结合判断
。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于垄断协议的效力认定较为保
守，或以属于行政监管范畴为由，对民事效力问题不予置评。但随着
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意见的出台，主流的裁判
观点逐渐确立，即《反-垄断法》中关于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属于《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然
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都当然无效
，还需要进一步判断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
性强制性规定”。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法院在进行此项判断时，并未采取“一刀切
”的做法，而是根据垄断协议的具体类型与损害后果，进行精细化的区
分。对于横向垄断协议，特别是固定价格、分割市场、限制产量等核
心卡特尔协议，因其严重损害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共利益，法院普遍倾
向于认定其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判定该协议自始无效。而在处理纵向垄断协议，如转售价格维持协议
时，法院的态度则更为审慎。在部分案件中，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该协
议具有促进品牌竞争、提升服务质量等积极效果，且并未严重排除、
限制竞争，法院可能会认为相关规定在此情境下更偏向于管理性，不
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可能允许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这一司法实
践，实质上是将《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分析，融入到了《民法典
》关于合同效力的判断框架之中，实现了经济学分析与法律价值判断
的有机结合。
二、 协同之二：在垄断侵权责任认定上的体系对接
将垄断行为作为一种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是反垄断私人执
行最主要的形式。本研究发现，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已经清
晰地构建起一个以《反-垄断法》为“违法性”判断依据，以《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为“救济权”实现框架的体系对接模式。
首先，在归责原则上，法院普遍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认定为一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原告只需证明被告
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且自己遭受了损失，法院即
可推定被告主观上存在过错。被告则需要举证证明其行为具有“正当理
由”，方可免责。例如，在平台“二选一”案件中，平台方需要证明其限
定交易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维护交易安全等所必需，否则
即被推定为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过错。这一做法，实质上是运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适当减轻了原告在证
明垄断者主观恶意上的困难，体现了对受害者的倾斜保护。
其次，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这是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最具挑战性
的环节。实证研究表明，法院并未僵化地要求原告提供“一对一”的、
精确的因果关系证明。在部分案件中，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已经认定
被告构成垄断行为的情况下，法院会采纳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推定
”。即，一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了垄断行为的存在及
其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法院倾向于认为该行为与处于该市场中的经营
者或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如果主
张不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
借鉴了域外法中“后续诉讼”的经验，实现了行政执法与民事司法的有
效联动。
最后，在损害赔偿的计算上，法院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填
平原则”为基础，即赔偿范围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为限。然而，由于
垄断行为造成的损失（如因价格垄断而多支付的价款，或因排他行为
而丧失的交易机会）计算极为复杂，法院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多种灵活
的计算方法。例如，采用“比较法”，即比较在垄断行为发生期间与未
发生期间的市场价格差异；或者采用“经济模型法”，委托具有专业资
质的第三方经济分析机构，构建经济模型进行测算。在证据不足、难
以精确计算损失数额时，法院还会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结合
案件具体情况，进行酌情裁量。这些做法，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坚持民
法基本原则的同时，积极引入经济学分析工具，以应对反垄断案件专
业性、技术性强的特点。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民法典》与《反垄断法》在司法实践中协同实施
的实证考察，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法院在处理这一复杂法律交叉问题时
所展现出的司法智慧与制度创造。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两大法律部门
的真实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注脚，更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构建一
个更为成熟、协调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
深刻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修
正并深化了对“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传统认知，提出了一种“功能协
同”与“体系互补”的新解释框架。传统理论往往简单地将《反垄断法》
视为特别法，《民法典》视为一般法，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
原则，认为在反垄断领域应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然而，本研究的
发现表明，这种简单的位阶关系，无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两部法律相互
渗透、彼此融合的复杂现实。本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
，是一种功能上的协同与体系上的互补。
具体而言，《反垄断法》的核心功能，在于为市场竞争行为划定
一条“合法”与“违法”的边界，其判断标准根植于复杂的经济学分析与公
共政策考量，这是《民法典》所不具备的。因此，《反垄断法》在垄
断民事诉讼中，主要扮演了“违法性构成要件的供给者”的角色。它为
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违法行为”类型。而《民法典
》的核心功能，在于为受到损害的私权提供救济。它拥有完备的、历
经数百年发展的权利主张与责任承担的规则体系。因此，《民法典》
在垄断民事诉讼中，主要扮演了“私权救济工具箱的提供者”的角色。
它为原告提供了主张权利的诉讼框架（侵权之诉或合同之诉），并规
定了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
与实体规则。
因此，二者的关系并非是“优越”与“劣后”，而是一种“诊断”与“治
疗”的协同关系：《反垄断法》负责“诊断”出市场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
”这一“病症”，而《民法典》则负责提供“治疗”这一病症所引发的私权
损害的“药方”（即民事责任）。这一“功能协同”理论，不仅更贴合司法
实践的真实图景，也为未来处理其他经济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如《
证券法》与《民法典》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成果对于构建我国多层次、立体化的
反垄断法律实施体系，具有直接且重大的指导价值。对于立法机关而
言，未来的法律修订应致力于消除两法衔接中的制度障碍。例如，可
以考虑在《反垄断法》中进一步明确垄断协议的民事效力，或者明确
引入有利于私人诉讼的因果关系推定、损害赔偿计算等规则，将司法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明确的法律规范。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本研究所归纳的协同实施路径，有助于统一
全国法院的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
解释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反垄断法》的实体判断标准与《民法典》
的救济规则如何进行无缝对接。同时，应加强法官在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等领域的专业培训，并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或“专家辅助人”制度
，以应对反垄断案件高度专业化的挑战。
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提示，行政执法与私人
诉讼并非“两张皮”，而是反垄断的“两只手”。执法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在后续的民事诉讼中具有极强的证明效力。因此，执法机构在
作出处罚决定时，其事实认定与理由阐述应更为详尽、扎实，为可能
接踵而至的私人索赔诉讼，提供坚实的“弹药”。
尽管我国在两法协同实施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需正视其
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挑战。第一，私人执行的激励机制仍然不足。与美
国的三倍赔偿制度相比，我国目前以“填平原则”为主的损害赔偿，难
以充分激励受害者提起成本高昂、专业性极强的反垄断诉讼。第二，
原告的“举证难”问题依然突出。虽然法院在因果关系、过错推定上有
所倾斜，但在界定相关市场、证明市场支配地位等核心环节，原告依
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困难。第三，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
仍有不畅之处。例如，执法机构掌握的核心证据，能否在民事诉讼中
被有效披露与运用，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与制度完善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
推进。其一，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惩罚性赔偿制度。在《
民法典》已原则性确立惩罚性赔偿的基础上，研究在反垄断领域引入
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与具体模式。其二，完善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证据
规则，借鉴域外经验，探索建立有限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证据开
示（Discovery）制度，以缓解原告的举证困难。其三，系统性地构建
行政执法与私人诉讼的衔接机制，明确行政处罚决定的既判力、证据
效力，以及执法档案的披露规则，实现公共执法与私人救济的良性互
动与合力。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围绕《民
法典》与《反垄断法》的协同实施这一核心议题，通过对规范、理论
与司法判例的系统性考察，深刻揭示了民法与经济法两大部门法在规
制垄断民事纠纷时的内在关系。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二者之间并非简
单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优先适用关系，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功能
互补、体系协同的共生关系。《反垄断法》为私法救济提供了“违法性
”的实体判断基准，而《民
Scheme/victim-of-trafficking-and-commercial-sexual-exploitation-scheme-
典》则为权利受到侵害的私人主体，提供了主张和实现权利的
全套“工具箱”。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在于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为长
期以来在理论层面争论不休的民法与经济法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来
自“中国经验”的、具有建设性的解释框架。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提出
的“功能协同与体系互补”模型，深化了对部门法交叉领域法律适用规
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理创新价值。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所提炼的
协同实施路径，为我国司法机关、立法机关、执法机构以及市场主体
，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垄断问题时，提供了清晰的法治思路与行动指南
，对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实施体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
者与中小经营者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展望未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一部《反垄断法》能否真正成
为维护市场竞争的“经济宪法”，不仅取决于行政执法的力度，更取决
于私人执行的活力。而私人执行的活力，则直接取决于《民法典》所
提供的私权救济渠道是否通畅、有力。因此，持续深化对《民法典》
与《反垄断法》协同实施机制的研究，不断破除制度性障碍，构建起
公共执法与私人诉讼双轮驱动、高效衔接的中国特色反垄断法律实施
体系，将是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坚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