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研究——基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的借鉴需求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偏在现象，即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据为一方当
事人（通常是优势方）所掌控，已成为制约法院发现真实、实现个案
正义的突出障碍。我国现行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面对此种证据
分布不均的局面时，时常导致拥有合法诉求但缺乏证据能力的当事人
败诉，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构
建系统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为解决证据偏在
困境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比较法
研究，在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证
据出示命令制度的实践与不足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了德国《民事诉讼
法》第 142 条所确立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该制度以其法院职权主导
、适用范围明确、裁量标准清晰及法律后果刚性等特征，为在保障诉
讼效率与保护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效纠正证据
偏在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证据出
示规则存在于司法解释层面，法律位阶不高，且在启动方式、审查标
准、强制力保障及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制裁措施上均存在模糊与
软化的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消极举证或证明妨碍行
为。德国法第 142 条的规定，则通过将文书提出义务定位为法院阐明
案情职权的一部分，并配置以“真实性拟制”等强有力的法律后果，成
功地将当事人的实体法协力义务转化为了可强制执行的程序法义务。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我国应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的
立法经验与法理精神，在《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一项由法院主导
的、以特定化文书为对象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
该制度的构建，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理论、指导司法实践中
证据偏在问题的处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质平等，以及最终实
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具
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偏在；文书提出义务；证明责任；德国
民事诉讼法
引言
在当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全球化与信息化浪
潮，社会经济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伴随而来的是民事交往活动
日益频繁，法律关系日趋复杂，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在类型、数量和
专业性上均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这一宏大的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
作为解决私权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制度保障，其功能与挑战愈
发凸显。证据是诉讼的基石，是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
作出公正裁判的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
作为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对
于明确诉讼责任、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随着
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在信息获取、存
储和控制能力上的不平等状况愈发严重，导致了“证据偏在”现象的普
遍化。
在诸如产品责任、医疗损害、环境污染、劳动争议、电子商务合
同等现代新型纠纷中，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核心证据，如产品设计图
纸、病历档案、排污监测数据、内部薪酬记录、后台交易数据等，几
乎无一例外地为作为被告的企业或机构单方所持有。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的原告方（消费者、患者、受害者、劳动者），往往因为客观上的
不能或专业能力上的欠缺，而无法获取这些决定其诉讼成败的关键证
据。在此情境下，僵化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无异于让原告
承担其无法承受的证明之重，其结果往往是，即便原告的实体权利主
张在事实上是成立的，也终将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败诉。这一现象
的频繁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个案正义的实现，使得法律沦为一纸空
文，更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使得民事诉讼制
度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大打折扣。
然而，目前关于如何有效破解证据偏在这一难题，我国现行民事
诉讼法律体系中的制度供给尚不充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
释的形式，初步建立了证据出示命令等制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但这些规定在法律位阶、具体程序、强制力和制裁措施等方面均存
在明显的局限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效果不彰，难以有效威慑和
制裁持有证据一方的消极举证行为。因此，深入研究如何构建一套科
学、合理、有效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以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一项正式的、具有刚
性约束力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路径。本研究将
以比较法的视角，重点对大陆法系国家中相关制度的典范——德国《
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进行深度剖析，提炼其在平衡当事人举证责任
、强化法院查明真实职能以及保障程序公正方面的立法智慧。在此基
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传统与现实国情，本研究将尝试构建一个符合
中国实际的文书提出义务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内容涵盖该制度的
启动主体、适用条件、审查程序、裁量边界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等核心要素。此举不仅意在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修订提供具
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立法建议，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证据法学理论
体系，更致力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从而在根
本上提升我国民事审判发现真实的能力，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质
平等。
文献综述
文书提出义务，作为现代民事诉讼中为克服证据偏在、促进司法
公正而设的一项核心证据制度，一直是国内外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
重点与热点。对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位本
研究的理论坐标与创新空间。
在国外，关于证据开示与文书提出的制度构建，主要形成了以美
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模式。美国法上
的“证据发现程序”（Discovery）是其对抗制诉讼模式的突出特征。该
程序赋予当事人在庭审前，通过书面询问、提取文件、口头取证等多
种方式，广泛地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取与案件相关信息的权利。其优点
在于能够最大程度地揭示案件事实，防止“证据突袭”，但其弊端也十
分明显，即诉讼成本极其高昂、周期漫长，且极易被滥用为拖延诉讼
或压迫对方的工具，形成所谓的“钓鱼式证据搜寻”。与此相对，以德
国《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模式，则体现了截然不
同的制度哲学。该制度并非赋予当事人宽泛的取证权利，而是将文书
提出的决定权授予法院。它并非一个独立的庭前程序，而是法院在审
理过程中，为查明案情而依职权或依申请启动的一项措施。其核心特
征是法院主导、范围特定、程序简便，旨在法院的积极介入下，以较
低的成本精准地解决个案中的证据偏在问题，体现了职权主义与当事
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理念。
国内学界对于证据偏在问题的关注以及建立相应规制制度的呼吁
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反思与
批判，并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诉讼经济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在特
定案件中调整证明责任分配的必要性，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司法解释中
一系列“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建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普遍认
识到，单纯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只是将举证
不能的风险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证据获取困境。因此，建立一项能够强制证据持有人出示证据
的“提出义务”制度，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在具体的制度构建路径上
，国内学者展现了多元的思考。部分学者曾对美国式的证据发现程序
表现出浓厚兴趣，但随着对其高成本、低效率等弊端的认识加深，学
界的主流观点逐渐转向，认为更具节制性、更强调法院作用的大陆法
系模式，特别是德国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和
现实国情。学者们对德国法第 142 条的立法背景、构成要件和法律效
果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并就我国如何借鉴其经验展开了热烈讨论。同
时，学者们也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
于“证据出示令”的规定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肯定了其作为本土制
度探索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敏锐地指出了其在强制力、制裁措施
等方面的先天不足。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奠
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在研究的系统性
上，现有研究多是对德国制度的介绍性评述或对我国零散规则的批判
性分析，缺乏一种将二者进行深度勾连，系统性地构建一套从法理基
础、构成要件到程序保障、法律后果的、完整且具有中国本土适应性
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理论体系的研究。二是在研究的实践结合度上，
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据出示令”适用难、执行软的现实困境，其背后
的深层原因（如法官的职权定位模糊、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认知偏
差等）挖掘不够，导致提出的对策建议有时略显“空中楼阁”。三是在
制度的精细化设计上，对于借鉴德国经验时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如
如何界定文书提出的“必要性”、如何平衡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
的关系、如何设计一套具有足够威慑力且操作性强的制裁体系等关键
技术环节，现有研究的探讨尚需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在于，采取一种“问题导向、制度重构
”的研究路径。本文将不再满足于对德国制度的一般性介绍或对我国现
状的宏观批判，而是致力于将德国法第 142 条的制度精髓，作为一把
解剖刀，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制度失灵的“病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
核心的制度构件（如法院的职权角色、明确的适用前提、刚性的法律
后果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重组。本文旨在弥补已有研究在制度构
建的系统性、实践诊断的深刻性以及具体规则设计的精细化方面的不
足，以期提出一套真正能够“落地”、能够有效回应中国司法需求的、
系统的文书提出义务立法方案。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德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深度借鉴，为我国构建系
统、有效的民事诉讼文书提出义务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与立法建议。为
实现此目标，本研究采用了以规范分析法和比较法研究为核心，辅之
以案例分析法的综合性研究设计。整体的研究框架将遵循“现状诊断—
比较借鉴—制度重构”的逻辑脉络，力求在深刻理解本土问题的基础上
，通过对外来经验的批判性吸收，最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现实
操作性的制度方案。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将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第一，国内法律规
范与司法实践资料。本研究将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收集与提交的原则性规定，并重点研读最高人
民法院先后发布的多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所有涉及当事人证
据提交义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以及“证据出示令”（或称“文书提交令”
）的条文。同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法律数据库，检索并筛选
近年来涉及证据偏在、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或申请文书提交令的典型民
事判决，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本研究旨在归纳出当前制度在司法
适用中的普遍性困境与裁判难点。
第二，德国法律规范与理论文献。这是本研究进行比较借鉴的基
石。本研究将对德国《民事诉讼法》（ZPO）第 142 条的法律条文进行
精细化研读，并借助权威的德文法律评注、教科书及相关的学术论文
，深入探究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历史沿革、适用前提（
Voraussetzungen）、法官的裁量权（Ermessen）、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Rechtsfolgen）以及其与当事人证明责任、法院阐明义务（
Aufklärungspflicht）等其他核心诉讼原则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这些
一手资料的研读，本研究力求准确、完整地把握德国文书提出义务制
度的精髓与运作机理。
第三，相关理论文献。本研究将广泛涉猎国内外关于证明责任理
论、当事人协力义务、法院职权与当事人主义、诉讼真实观（实体真
实与形式真实）等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经典与前沿文献。这些理论资
源将为本研究分析证据偏在问题的法理根源、评价不同制度模式的优
劣以及构建我国未来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以质性分析为主，综合运用法教义
学分析、比较分析与归纳演绎。首先，在对我国现状的诊断中，本研
究将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对现有的司法解释条文进行体系化解释，
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缺陷与制度漏洞，并通过对实证案例的归纳，印证
这些缺陷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其次，在对德国制度的借鉴中，本研
究将采用批判性的比较分析方法，不仅关注第 142 条的制度优势，也
审视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与我国司法环境的差异性，避免“淮南为
橘，淮北为枳”的简单移植。最后，在制度重构阶段，本研究将运用演
绎法，在明确了我国应然的制度目标（如兼顾公平与效率、平衡发现
真实与保护秘密）之后，将从德国经验中提炼出的合理制度要素，与
我国的司法实际相结合，具体地、条款化地提出我国《民事诉讼法》
中关于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
研究结果
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规范分析与对德国《民事诉
讼法》第 142 条的深度比较研究，本研究发现，两国在应对证据偏在
问题上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与效能，而我国现行制度的不足，
恰恰可以从德国法的成熟经验中找到完善的方向。
首先，对我国现行制度的诊断结果表明，其在应对证据偏在问题
上存在系统性的功能缺陷。我国的规制路径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层面，其核心是“证据出示令”（或称“文书提交令”）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效能不彰，其根源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法
律位阶低，权威性不足。作为司法解释中的条款，其法律效力层级远
低于法律，导致部分法官在适用时心存疑虑，部分当事人对其重视不
够。第二，启动门槛与审查标准模糊。司法解释仅笼统规定了“一方当
事人控制证据”且“该证据与待证事实关联”，但对于申请方需要尽到何
种程度的初步说明责任、法院应如何判断文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平
衡与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系，缺乏细化的、可操作的指引，赋予
了法官过大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第三，强制力阙如，制裁措
施软化。对于持有文书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司法解释规
定的主要后果是“可以推定申请人的主张成立”，即不利事实的推定。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推定并非必然发生，法官仍有裁量空间。
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即使败诉也能够从隐匿证据中获得更大利益的
当事人而言，这种程序法上的不利后果威慑力有限。此外，对于可以
采取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司法解释规定得相当原则，实践中极
少适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展现出了
一套逻辑严密、运行高效的制度设计。其成功之处，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核心机制：第一，明晰的法律定位与法院主导原则。该条文明确
将命令提出文书的权力赋予法院，并将其视为法院依职权阐明案件事
实（Aufklärungspflicht）的一部分，而非当事人之间的一项权利。这从
根本上确立了法院在解决证据偏在问题中的积极、主导角色，避免了
当事人之间因实力悬殊而导致的程序滥用。第二，严格而明确的适用
前提。德国法规定，法院命令提出文书，必须满足几个关键条件：提
出申请的当事人已在诉状或辩论中援引了该文书的内容；该文书由对
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法院认为该文书对于裁判具有“重要性”（
Erheblichkeit）。这种对文书“特定化”和“重要性”的要求，有效防止了“
钓鱼式”的证据搜寻，保障了诉讼的效率。第三，刚性的法律后果与强
大的威慑力。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遵守法院提出命令的当事人，德国
法的核心制裁并非简单的“可以推定”，而是规定法院在自由心证的框
架下，可以将对方当事人关于该文书内容的主张“视为真实”（als wahr
ansehen）。这是一种近乎拟制的效果，极大地加重了拒不协力一方的
败诉风险。对于第三人，则可以处以秩序罚款乃至拘役，确保了命令
的有效执行。第四，完善的权利平衡机制。德国法同时规定，如果文
书的提出对于当事人或第三人而言“不可期待”（unzumutbar），例如，
可能使其因刑事犯罪被追诉，或泄露其受法律严格保护的职业秘密或
商业秘密，则法院不能命令其提出。这体现了在追求实体真实的同时
，对其他合法权益的充分尊重与保护。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清晰地揭示了我国文书提出制度的“应然”与“
实然”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国的制度设计，在理念上试图解决证据偏在
问题，但在具体的规则构建上，却因权威性不足、标准模糊、强制力
软弱而大打折扣。而德国法的成功经验则表明，一个有效的文书提出
义务制度，必须建立在法院的积极主导、明确的适用门槛、强有力的
制裁措施以及周全的权利平衡机制这四大支柱之上。
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在理论层面上，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特别是关于诉讼真实观、当事人协力义务以及法院职权与当事
人主义关系的再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其核心理论贡献在于
，通过对德国法第 142 条的深度分析，本研究论证了在现代民事诉讼
中，对“实体真实”的追求，并不能仅仅依赖于当事人的对抗和消极中
立的法官，而必须在坚持当事人主导诉讼进程（当事人主义）的大框
架下，适度强化法院的案情阐明职权。构建文书提出义务制度，其实
质就是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重新分配发现真实的责
任与义务。它将传统伦理道德层面所倡导的当事人“诚实信用”、“协力
诉讼”，通过具体的程序规则，转化为一项可被强制执行的、具有刚性
法律后果的程序法义务。这一制度的引入，将推动我国的民事诉讼模
式，从一种相对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向一种“当事人主义为主，法院职
权干预为辅”的、更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混合模式演进。这不仅是对现
有证明责任理论的重大补充，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司法公正的内涵——
即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实践启示层面，本研究的诊断性结论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
修订，提供了一份系统化、具体化的立法建议方案。该方案旨在将德
国法的制度精髓进行本土化转换，构建一个既能有效解决证据偏在问
题，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
首先，在立法位阶上，必须将文书提出义务制度从司法解释提升
至《民事诉讼法》本身，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
，才能赋予该制度以最高的法律权威，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
严肃适用。
其次，在制度设计上，应借鉴德国法的核心构件，构建我国的文
书提出义务规则。在启动方式上，应确立“依申请为主，依职权为辅”
的原则。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命令对方当事人提出文书，在特定情
形下（如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也可以主动启动。在
适用条件上，必须设定严格的门槛，防止制度滥用。申请人必须明确
指出所需文书的具体名称或内容特征，并初步证明该文书由对方当事
人持有，且该文书与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具有高度盖然的关联性。法
院在审查时，应重点判断文书提出的“必要性”。
再次，在权利平衡与裁量控制上，必须建立周密的保护机制。法
律应明确规定，当文书的提出可能侵犯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的商业
秘密，或涉及个人隐私、职业特权（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通信）时
，法院应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性显著高于保密
所保护的利益时，才能命令提出，并可以同时采取限定知悉范围、不
公开质证等保护性措施。对于拒绝提出的正当理由，法律应予以列举
，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在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上，必须建立一
个具有足够威慑力的、层次化的制裁体系。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
法院文书提出命令的当事人，应将“推定对方主张为真实”作为主要的
法律后果，并将此种推定明确为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原则上不允许反
证推翻。同时，辅之以罚款、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特别是对于情节
恶劣、构成严重证明妨碍的行为。对于拒不协助的第三人，则主要适
用罚款等强制措施。只有这种软硬兼施、后果严厉的制裁体系，才能
真正打破证据持有人的侥幸心理，迫使其履行协力义务。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主要是一种规范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构建
，对于该制度在中国复杂的司法环境中实际运行可能遇到的具体操作
性难题（如商业秘密的界定标准、法官专业能力的培养等），未能进
行更为细致的实证预测。此外，本研究主要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对于
法国、日本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类似制度，未能进行同等深度的比
较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提出的框架基础上，通过模拟法
庭、专家问卷等方式，对具体条款设计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进行更为
精细的评估。同时，可以进一步拓展比较法的视野，吸收更多国家的
有益经验，为我国的制度构建提供更为丰富的智力支持。
结论
本研究围绕我国民事诉讼中日益严峻的证据偏在问题，以构建系
统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为核心目标，通过对我国现行制度的深刻反思
与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42 条成功经验的深度借鉴，系统地论证
了该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当前依赖司法
解释建立的证据出示令制度，因其法律位阶不高、程序规则模糊、强
制力软弱，已难以适应现代民事审判对于发现真实和实现公平的迫切
需求。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我国必须在《民事诉讼法》的层面，正式
确立一项由法院积极主导、适用条件明确、制裁措施有力、权利平衡
周全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这一制度的构建，应当汲取德国法的立法
智慧，将文书提出义务从当事人的道德责任，上升为可被国家强制力
保障的程序法义务。其核心机制应包括：将决定权授予法院，以防止
程序滥用；要求申请人对所申请的文书进行特定化，以保障诉讼效率
；规定在特定条件下，法院可以将申请人关于文书内容的主张“视为真
实”，以形成有效的行为威慑；并明确规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正当
抗辩事由，以实现多元价值的平衡。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倡导一种更强调法院阐明案情职能和当
事人协力义务的诉讼理念，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
理论支持。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的系统性立法构想，为我国《民
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了一份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操作性的“蓝图”。
在一个信息与权力日益不均衡的社会中，司法程序的设计，必须向着
实质正义的目标不断校准。建立强有力的文书提出义务制度，正是这
样一种校准。它将为那些手无寸证但怀揣正义诉求的弱势当事人，打
开一扇通往事实真相的窗户，从而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获得更为坚实的制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