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 2012·12
引 言
自 2005年 7月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到
2012 年 3 月底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 30%。 这
期间国内始终存在着一种担忧， 认为人民币升
值可能对我国出口和经济整体造成不利冲击。
其来源在于日本的前车之鉴———有观点认为，
《广场协议》 后日元大幅升值是引发日本经济泡
沫及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的导火索。 实际
上， 德国马克在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之后也开始了升值和波动， 并在 1985年广场协
议后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 （见图 1）， 但德国
汇率冲击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
均衡发展
何暑子 范从来
内容摘要： 本文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非均衡发展的角度探讨汇率冲击对经济的影
响， 为广场协议后本币升值对日本经济冲击大于德国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解读。 文章借助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构建了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发现， 在存
在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 本币升值将导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使用
1981－2010 年间日本、 德国、 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 VAR 分析， 结
果表明， 两部门发展较为均衡的德国经济不受汇率升值影响； 而非均衡发展的日本和我国
经济增长率均受到了升值的不利冲击。 由此建议， 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避免人
民币短期大幅升值； 更重要的是， 提高我国非贸易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技术含量， 进一步改
革完善市场机制有助于缓解升值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汇率 贸易部门 非贸易部门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何暑子，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范从来， 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基金项目： 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增进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 （项目批
准号： 10zd&020）、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江苏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 思路、 模式、 路径与政策研
究” （项目批准号： 2010ZDAXM007） 以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985 工程” 改革型项目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问题
研究” （项目批准号： NJU985FW01） 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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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INTERNATIONALFINANCE
经济并未受到重大冲击。 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
国家在升值冲击下的不同表现？ 对此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将为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针对 《广场协议》 后日、 德经济的不同表
现， 有研究认为， 德国在升值问题上采取更为
自主的态度并且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值得我
国借鉴 （张斌、 何帆， 2004； 盛松成、 周鹏，
2006）。 同时， 在升值这个外部因素的冲击下，
经济体内在的结构和质量也需要关注和探讨。
例如， 诸多学者从制造业生产率下降 （Fukao，
Kwon， 2006； Griffin， Odaki ， 2009）、 金融体
系健康状况恶化和不良贷款困境 （Hosono，
2009； Ogawa et al.， 2010； 王焱侠， 2010）， 以
及社会体制、 公司治理缺陷 （陈志恒， 2007）
等方面分析了 90 年代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 本
文尤为关注的是： 日本极具竞争力的贸易部门
和饱受规制的非贸易部门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协
调， 一度成为其经济发展的软肋 （薛孝敬、 白
雪洁， 2002； 韩春， 2009）； 而类似问题在德国
并不存在。 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发展均衡程
度不同， 是否构成两国经济受升值冲击影响程
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关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非均衡发展对
国际经济的影响， 最著名的理论是巴拉萨-萨缪
尔森假说。 该假说认为， 在各国内部工资相等
的条件下， 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将会带
来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提高， 进而导致本国
实际汇率升值 （马君潞、 吕剑， 2008）。 王苍峰
和岳咬兴 （2006）、 唐旭和钱士春 （2007） 通过
实证检验认为该效应在我国成立。 此外， 马君
潞、 郭廓 （2008） 认为， 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
协调、 非贸易部门需求不足导致了巨额贸易顺
差和升值压力。 王志伟、 吴诗锋 （2012） 考察
两部门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传导机制， 结果认为，
贸易部门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要比非贸易部门更
加敏感， 从而导致紧缩性货币冲击下， 价格上
升和汇率贬值的 “汇率和价格之谜”。 对本文具
有直接启示的研究 来 自 国 际 贸 易 领 域 的
Dinopoulos & Syropoulos （1997）， 他们通过模型
推导分析认为， 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相对
增长能力差异， 影响着一国关税政策将产生怎
样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效果。 由于出口部门
面临着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 更容易接受
技术的国际外溢， 而且享有需求市场扩大后的
规模效应等， 其增长能力往往大于非贸易部门。
从而， 一国关税下降倾向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增
长 （孙烽， 2000）。
汇率水平变动导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
价格变化 （秦培景， 2009）， 进而影响着资源在
部门间的重新配置， 这将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
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研究的脉络来看， 新国际贸易理论与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紧密联系， 对于贸易如何影响
相关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比
较充分。 而汇率问题属于货币金融领域， 既不
是 新 古 典 增 长 理 论 的 核 心 （ Eichengreen，
2007）， 也不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重点。 其对
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有待深入、 系
统的探讨。 在实证研究方面， 目前已有许多学
者研究了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外研究主
要关注汇率制度、 偏离均衡汇率水平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 。 例如 ， Levy-Yeyati & Sturzenegger
（2003） 探讨了汇率制度的作用， 认为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 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与更低的增
长速度 、 更大的产出波动相伴随 ， 而对于工
业化国家， 汇率制度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Rodrik （2008） 使用 188 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
明， 币值低估会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
家尤其如此， 这种负面影响与贸易部门的规模
有关。 国内学者对汇率水平变动的经济后果给
予了更多关注。 李未无 （2005） 认为， 人民币
实际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施建淮 （2007） 认为， 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会
导致中国产出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与美国利率
冲击相比， 影响程度较小。 汪彩玲 （2009） 研
究发现， 不论是中低收入国家还是中高收入国
家， 货币贬值均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 但效应
有所差别。 徐璋勇、 郑媛 （2012） 基于地区数
据的研究表明， 人民币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和原始货币供应量三个途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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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普遍存在着抑制效应。 本
文实证部分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选择人
均 GDP 增长率作为反映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速
度的指标， 考察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影响。
综上， 本文由日本、 德国经验获得启示， 从
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发展是否均衡的角度探讨
实体经济在汇率冲击下的表现。 文章首先借鉴内
生增长理论， 构建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
一般均衡模型， 其中汇率水平变化以贸易产品相
对价格 （内部实际汇率） 变化的形式反映， 从理
论上分析汇率冲击如何通过部门间的资源再配置
影响一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实证部分使用
日本、 德国、 中国 1981－2010 年间不变价格的
人均 GDP 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数据， 检验它
们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并建立 VAR 模型，
分析各国经济增长在实际汇率冲击下的反应分别
如何。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汇率升值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本文借鉴 Romer （1990） 的内生技术进步
理论， 构建包含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在内的
一般均衡模型。 模型假设汇率水平变化会导致
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本币价格下降， 依据
主要来自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存在
“不完全传递” （毕玉江、 朱钟棣， 2007； 李雅
丽， 2009； 王胜、 李睿君， 2009； 陈斌开、 万
晓莉、 傅雄广， 2010）。 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是指
以目标市场货币计算的进出口价格变化的百分
比小于汇率变化的百分比。 这意味着我国出口
厂商在目标市场上的定价能力较弱， 人民币升
值导致出口销售换回的人民币少了， 而厂商不
能够通过提高目标市场上售价完全抵消。 在此
基础上， 假设汇率水平上升导致出口部门产品
以本币计算的价格相对下降是合理的。
此外， 为了简化分析， 假设不存在贸易失衡。
（一） 供给部门
首先， 探讨经济中的供给。 假定一国经济
包含四个部门： 可贸易的高技术最终产品生产
部门、 非贸易低技术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 提
供创新的中间产品设计方案的研发部门， 以及
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 假定生产要素包括人力
资本 H和低技能劳动力 L。
1.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活动
两种最终产品包括一种高技术的可贸易产
品 Y， 一种低技术的非贸易产品 Z， 其生产函
数分别为：
Yt=Hy,t
1-α
At
j = 1
ΣKαj,t ，Zt =δAH1-βz,t Lβ t ，α，β∈（0,1）
（1）
其中， j∈{1，2，…At}，表示第 t期已经发明的可以
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种类； Kj表示用于
生产最终产品 Y的第 j种中间产品的数量； H表
示人力资本供给， 其中 Hy表示投入可贸易高技
术最终产品的生产活动， Hz表示投入非贸易低技
术最终产品的生产活动， 另有 HA表示投入研究
与开发部门， 满足 H=Hy+Hz+HA； L 表示低技能
劳动力总量， 仅受雇于低技术的非贸易部门。
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采用的是具有多元
化偏好的 Dixit-Stiglitz 形式。 由于对称性， At
种中间产品将分别以相同的数量投入生产， 记
K=Kj （j=1,2,…At）， 则高技术产品 Y 的生产函
数可以简化为：
Yt=H
1-α
y,t AtKαt=H
1-α
y,t （AtKt） αA
1-α
t （2）
等式右边 A
1-α
t 表明产量随着中间品种类 At
的增加而增加， 即由于中间产品种类增长而使
高技术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
低技术非贸易产品 Z 的生产不使用中间产
品， 从而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没有直接拉动
作用。 其生产效率为 δA， 表示该部门可以从研
发带来的全社会知识存量中获益， 获益程度以
δ 表示， 0＜δ＜1。 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保证平衡增
长路径的存在， 否则一个停滞的非贸易部门会
在长期均衡中消失。
2.研发部门的创新活动
对于研究与开发部门， 一般假设生产函数为：
A·＝At+1-At=θAtHA,t （3）
这意味着创新取决于投入研发活动的人力
资本 HA和以现有中间产品种类数 At 表示的技
术水平。 其中， 暗含的假设是在本国范围内存
在 “知识外溢”， 所有研发人员均可以无偿使用
已有创新成果。 θ为反映研发生产率的系数。
3.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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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部门产生新的设计和创意之后， 以专
利价格 PA出售给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中间产品
生产部门在 t 时期利用该设计进行生产， 在 t+1
时期供给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由于受到专利制
度保护， 中间产品的生产销售是垄断的。
由高技术产品 Y 的生产函数， 通过利润最
大化求解中间产品 Kj的需求曲线。 Y 产品生产
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Kj}
PyYt-
At
j = 1
ΣpjKjα α=max{Kj} PyHy1-α
At
j = 1
ΣKjα-
At
j = 1
ΣpjKjα α
（4）
上式中， 以低技术最终产品 Z 为计价单位
情况下， 高技术可贸易最终产品 Y 相对于 Z 的
价格记为 Py ， 中间品 Kj相对于 Z的价格记为 pj。
由一阶条件可以求得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 （由
于对称性 ， 各类中间产品面临相同的需求函
数）：
pk=αPyHy1-αKα-1， 其中 pk=pj （j=1,2…At） （5）
假定生产一单位中间产品的机会成本是一
单位 Y 产品的市场价值， 则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的利润为：
π＝
pkK
1+r -PyK=
αPyHy1-αKα
1+r -PyK （6）
其中， 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将 t+1 时期的销售
收入除以贴现率 1+r 以转化为 t 时期的现值。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以求得中间产品
的最优价格和最优产量分别为：
p*k=
1+r
α Py， K
*=Hy α
2
1+rα α
1/（1-α）
（7）
带入中间产品利润函数， 得到：
π*＝
p*kK*
1+r -PyK
*=Py
1-α
αα α α
2
1+rα α
1/（1-α）
Hy （8）
由于存在无套利条件， 中间产品生产商在
各个时期获得的垄断利润的现值应当等于其购
买技术专利付出的价格， 据此可以对研发活动
产生的专利进行定价， 即：
P*A＝
∞
s = t
Σ π
*
（1+r）
s-t =
1+r
r π
*
（9）
4.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
假设生产要素的总量 H、 L 为常数， 则经
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取决于创新 （中间产品种类）
的增长速度：
g= At+1-AtAt
=θHA （10）
增长速度进而取决于投入研发活动的人力
资本数量 HA， 因而需要分析人力资本在各部门
间的均衡配置， 以及汇率水平变化将带来怎样
的影响。 其中， 汇率水平的变化表现为可贸易
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 实际汇率升值表现为 Py
下降。
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下， 人力资本
在研发部门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
将在人力资本边际产出相等的情况下达到均衡，
即：
鄣 （P
*
AθAHA ）
鄣HA
＝ 鄣PyY鄣Hy
= 鄣Z鄣Hz
（11）
首先， 由研发和贸易品部门的人力资本边
际产出相等， 即
鄣 （P
*
AθAHA ）
鄣HA
= 鄣PyY鄣Hy
， 将上文
求解结果 （7） - （9） 代入， 得：
Hy=
r
αθ （12）
从中可以看出， 当利率水平不变时， 高技
术最终产品 Y 部门中使用的人力资本规模不受
价格 Py波动的影响。 这意味着， 倘若经济不存
在一个低技术的非贸易产品生产部门 （H＝Hy+
HA）， 则汇率水平调整导致贸易产品价格下降可
能会导致贸易品和研发部门的边际效益同时下
降， 但不会影响生产和研发部门间的人力资本
配置， 从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
但是， 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存在将导致投入研
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数额发生变化， 分析如下。
由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人力资本边际产
出相等， 即 鄣PyY鄣Hy
= 鄣Z鄣Hz
可得：（1-α）PyH
－α
y AK*α=
（1-β） δAH
－β
z L
β
t ， 解出低技术的非贸易品和研发
部门投入的人力资本分别为：
Hz=
δ（1-β）（1+r）
α/（1-α）
（1-α）Pyα
2α/（1-α）鄣 鄣1/β .Lt （13）
HA=H-Hy-Hz=H-
r
αθ -
δ（1-β）（1+r）
α/（1-α）
（1-α）Pyα
2α/（1-α）鄣 鄣1/β .L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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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出：
第一， 如果非贸易部门能够从技术进步中
获得的收益越少 （δ值较小）， 其人力资本的边
际产出越小 （β值较大）， 非贸易品相对于可贸
易产品的价格越低 （Py值较大）， 而且利率水平
越低 （r 值较小）， 则低技术的非贸易品部门投
入的人力资本越少， 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研发
部门， 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这比较符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第三产业生产效率
低下， 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价格偏低， 实际利
率水平长期为负值。
第二， 低技术产品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投
入规模 Hz 与高技术产品价格 Py 负相关， 则研
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规模 HA 与 Py 正相关。
这意味着， 假定利率水平不变， 本币升值导致
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的情况下， 尽管高技术
产品制造部门的生产规模可能不会立即调整，
不利的价格冲击会被上游获取垄断利润、 创造
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吸收， 人力资本由研发部
门流出、 进入低技术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直至重
新恢复平衡。 在新的均衡上， 技术进步和经济
增长速度都下降了。
第三， 低技术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人力资
本对 Py的弹性
鄣Hz
鄣Py
× PyHz
＝- 1β 。 这意味着， β 越
大， 即低技术非贸易产品部门中， 人力资本的
边际产出越低， 而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越
高， 则人力资本调整的幅度越小。 原因在于，
由于低技术部门的人力资本边际产出较低， 能
够吸纳的人力资本数量相对有限， 即使遭遇不
利的价格冲击， 人力资本更多滞留在研发部门。
这对维持经济体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反而是有利
的。 相反， 如果低技术部门与高技术部门存在
较强的要素竞争， 则不利的冲击会导致技术进
步和创新速度大幅下降。
第四， 从 Hy、 Hz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出， 两
者都与利率水平 r 正相关， HA与利率水平负相
关， 这意味着， 提高利率水平会促使人力资本
要素向制造部门配置， 不利于促进研发活动开
展， 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通过以上关于生产供给部门的分析， 我们
得到了利率和技术进步率负相关的一个等式：
g=θHA （r） （15）
在假定利率由国际资本市场外生给定的情
况下， 单纯考察经济的供给方已经能够说明问
题； 考虑到我国目前仍存在资本账户管制， 利
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一定进展， 且民间融资活跃，
假定利率水平内生更为合理， 因此还需考察经
济中的消费方以完成模型的构建。
（二） 消费部门
进一步考虑消费部门， 参照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0， 1991） 的设置， 假定世界范围
内的家庭追求其跨时域效用函数值的最大化，
其效用函数为：
Ut=
∞
t乙 e-ρ（τ-t）logu[CY（τ）+Cz（τ）]dτ （16）
其中， Ci（τ）为在时点 τ 对最终产品 i （i=Y， Z）
的消费量， u （·） 表示瞬时效用， 假定其为非
递减、 严格拟凹且具有一次齐次性的函数。 在
不考虑金融资产国际交易， 即贸易收支平衡情
况下， 可以求出总支出的最优路径 （具体求解
过程参照 Grossman & Helpman， 1990， 1991）：
E·/E=r-ρ （17）
在均衡情况下， 总支出 E 保持与技术水平
A 相同的增长速度， 从而得到了技术进步率与
利率正相关的关系式：
g=r-ρ （18）
（三） 综合
将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分别得到的技术进
步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15）、 （18） 式联立，
就完成了对这个包含低技术非贸易品部门的经
济体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可得， 在二维坐
标系中， 实际升值带来 Py下降， 使 （15） 式所
代表的生产部门关于利率 r 的负斜率曲线向左
平移。 在新的均衡点上， 利率水平和技术进步
率都下降了。 利率下降可以部分缓冲 Py下降带
来的不利冲击。
（四） 基本模型的拓展分析
由于基本模型对现实经济做了较大的简化
和抽象， 有必要对其结论进一步拓展， 以获得
更多启示。
首先， 考虑高技术贸易品的生产也需要投
入低技能劳动力 （L=Ly+Lz ） 的情况， 此时，
升值带来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会导致低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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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 进一步
提高非贸易品部门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 从而
吸引更多人力资本转向低技术的非贸易部门，
这将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造成更大的负面影
响。 如果将低技能劳动力改为资本这一通用生
产要素， 上述逻辑同样成立。
其次， 如果非贸易品部门技术含量较高，
其生产过程也需要投入大量中间产品， 则非贸
易品部门的存在或许可以缓冲贸易品价格下降
对研发部门收益的不利冲击， 从而减小升值对
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最后， 假设低技术最终产品 Z 也是出口产
品。 由于技术水平偏低、 同质性较高、 竞争激
烈等原因， 在本币升值的冲击下， 相对于高技
术产品 Y 的价格下降， Z 的价格遭受更大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人力资本将从低技术部门转向
研发部门。 这表明升值冲击可能导致贸易部门
内部结构升级， 从而部分补偿资源向非贸易部
门再配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该结论可从现有
文献得到支持———卢万青、 袁申国 （2009） 的
实证研究表明， 人民币贬值， 会使我国第二产
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 同时高科技产业的比重
下降和非高科技产业的比重上升， 从而使得第
二产业内部层次偏低。
三、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简要介绍日本、 德国和中国在汇
率升值之前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发展状况，
然后使用三个国家 1981－2010 年间不变价格人
均 GDP 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时间序列， 分
析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实际汇率冲击下的反应
分别如何。
（一） 经济发展背景
借鉴现有研究， 以工业和服务业 （第三产
业） 分别代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 对各国
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广场协议》 签订之
前， 日本工业发展迅速， 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
的产业结构调整， 在国际竞争中培育起了较强
竞争力。 另一方面， 日本服务业由于政府的严
格规制， 长期以来效率低下， 价格水平远高于
欧美国家的相同行业。 有研究表明， 1956－1975
年日本整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 %、 制造业
为 %、 服务业为 %， 1976－1996 年， 整个
产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 2.
9%、 %和 % （薛孝敬、 白雪洁， 2002）。
德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较为协调。 德国
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了重要支
撑作用， 与第二产业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 科研、 卫生、 物流、 居民服务、 教育、
文化及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 另
一方面， 制造业外包趋势的兴起也带动了新兴
服务业的发展 （罗莹， 2004）。 伴随着制造业的
升级， 德国第三产业内部呈现出传统部门比重
下降， 与新技术密切相关的部门比重上升的特
征 （张精华， 199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尤其是制造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
劳动密集型产业，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量。 另一方面， 我国服务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相
对于第二产业仍较为低下。 有研究表明， 1990
年后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美国，
从 1994-2004 年汇率制度改革前， 累计相对增
长指数平均每年递增 %； 而服务业劳动生
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增长幅度较小， 从 1978-
2004 年对美国的累计增长指数年均增长 %
（卢锋， 2006）。
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 有理由假设： 由于
存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不均衡发展、 非
贸易部门技术含量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预期实
际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和我国的影响更大。 从
动态的角度来看，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增长速度放缓将给
实际汇率带来贬值的压力， 从而有利于贸易部
门发展， 这又会给汇率带来升值压力———如此
循环， 经济将陷入波动之中。 而德国非贸易部
门 （第三产业） 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较强， 有
助于其抵御升值冲击。
（二） 实证分析
通过简单的时间序列分析， 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日本、 中国、 德国的汇率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互动影响。 以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环球金融
70
国际金融研究 2012·12
表 2 日本、 中国、 德国经济增长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日本 （1981-2010） 中国 （1981-2010） 德国 （1981-2010）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Obs F-Statistic Prob. Obs F-Statistic Prob.
REE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TP 27 26 29
T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EER
表 1 日本、 中国、 德国经济增长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平稳性检验
国家与时期 TPt reert （△reert）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日本 （1981-2010） （c,0,0） ** （c,0,1） **
中国 （1981-2010） （c,0,3） ** （c,0,0） **
德国 （1981-2010） （c,0,0） *** （c,t,1）
德国 （1981-2010） （c,0,0） ***
注： 检验形式 （c， t， q）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过程中包含常数项、 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 **、 *** 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包含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中最后一行是德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一阶差分 （△reert）
的平稳性检验。
环球金融
表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 TPt=y·t= （yt-yt-1） /yt×
100； 对于汇率水平， 选择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reert。
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不变价格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来自国研网世界银行数据库； 实际有
效汇率指数 （2005=100）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数据库。 原始数据为 1980-2010 年， 经简单
计算得到 1981-2010 年的增长率 TPt 序列。 计
算软件使用 。
1.平稳性检验
对 TPt、 reert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使
用 的 ADF 检验 ， 结果如表 1 所示 。
除德国实际汇率指数非平稳外， 在 5%的显著水
平上各国的变量序列都是平稳的。 经对德国实
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差分， 在 1%的显著水平上
平稳 （如表 1最后一行所示）。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 结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
应， 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
影响， 有必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再根
据 AIC等标准判定滞后阶数的基础上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2所示。
在 10%的显著水平上， 接受日本的实际汇
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而其实际汇率水
平的变化并未反映实际经济的增长和技术进步，
可能与日本政府人为干预稳定日元币值的努力
不无关系。 中国的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比较显著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这说明， 一方
面， 即使在官方名义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我国实际汇率仍然反映出我国经济实力和竞争
力的变化； 另一方面， 我国实际汇率水平的调
整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对于
德国， 使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一阶差分与经
济增长率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
格兰杰因果关系。 上述结论证实了相对于中国
和日本而言， 德国实体经济更能有效抵御汇率
波动的影响。
脉冲响应分析
使用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日本、 中国的
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通过模型稳定性检验。 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冲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
及汇率自身的动态调整， 结果如图 2a、 图 2b
所示。
实际汇率水平上升带来的冲击造成两国经
济增长速度下降。 其中，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波
动幅度较大， 从 14 期往后基本趋于稳定； 我国
经济增长率在遭受实际汇率水平的即期冲击下
降后， 在第 2 期才到达最低点， 波动幅度较日
本缓和， 但恢复平稳的速度慢于日本。 此外，
71
国际金融研究 2012·12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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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左图为经济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图， 右图为实际汇
率的脉冲响应图。
图 2b 中国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的脉冲响应图
图 2a 日本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的脉冲响应图
环球金融
我国实际汇率在冲击下的波动较日本汇率更为
频繁和不规则。
四、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构建包含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 在存在一个低技术的非
贸易部门的情况下， 实际汇率升值导致贸易品
价格相对下降会减少上游中间品和研发部门的
利润， 引起人力资本从研发部门向非贸易品部
门再配置。 在新的均衡上，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
长速度都下降了。 如果低技术非贸易产品部门
中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越高， 意味着其能够吸
纳较多的人力资本， 与研发部门存在较为激烈
的要素竞争， 则升值带来的不利冲击尤为显著。
对基本模型的拓展表明： （1） 资本、 低技
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加剧汇率冲击带来的资
源再配置效应 ， 使技术进步下降幅度更大 ；
（2） 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技术水平， 有助于缓
解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3） 本币升值
可能导致贸易部门内部结构升级， 受到不利冲
击最大的是低技术出口部门。
文章实证部分使用 1981－2010 年日本、 德
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时间
序列进行实证分析： （1）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明， 日本实际汇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 德国经济增长和实际汇率之间不存在格兰
杰因果关系。 证实了由于日本和我国存在非贸
易部门发展滞后的问题， 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 而德国第三产业的技术
和竞争力较强， 有助于其抵御升值冲击。 （2）
对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日本、 中国构建 VAR
模型并绘制脉冲响应图进行对比发现： 日本短
期内经历大起大落， 不利于经济稳定， 但调整
较快； 我国经济增长率对实际汇率冲击的反映
较为滞后， 调整幅度相对较小， 不存在剧烈转
折， 但长期而言恢复稳定的速度较慢。
（二） 政策启示
第一，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 应当避
免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 根据本文的分析， 由
于非贸易部门发展相对滞后， 人民币升值对我
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会造成不利影响。 应当
尽量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 过大， 给经济体消
化升值压力提供时间和空间。 同时， 鼓励各金
融机构加大力度推广和普及外汇风险对冲产品，
增强企业对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
第二， 提高非贸易部门的发展水平、 技术含
量有助于缓冲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 我国
服务业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滞后于第二产业， 尤
其是电信、 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仍由政府垄断经
营， 效率偏低 （何德旭、 姚战琪， 2008）。 在经
济结构协调发展方面， 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 其第二、 第三产业之间由于新技术的应用，
咨询、 信息和管理方式不断完善， 相互渗透日渐
加深 （张精华， 1994）： 制造业中技术知识密集
部门加速发展， 带动了第三产业的信息化和知识
化———现代通信业快速增长， 银行、 信贷、 保险
和保健业等大量采用新技术设备———第三产业的
发展又反过来支持了各种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
应用和对传统制造部门的改造。
第三， 提高非贸易部门的市场化程度， 加
强预算约束， 避免资金和人力资本在不同部门
之间的错配， 有助于减小升值的不利影响。 随
着我国外贸、 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 许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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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 appreciation after the Plaza Accord has affected Japan’s economy more seriously than it has done to
Germany’s econom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to this phenomenon through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rade sector and non-trade sector.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it is found that: due to the presence of
a low-skill non-trade sector, the appreciation will lead to the slowdow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f the
low skilled non-tradable sector is able to absorb more human capital, the adverse impa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using the time series of real per capita GDP growth and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Japan, Germany
and China from 1981 to 2010. It proves that Germany’s economy was free from the impact of appreciation, because of its
balanced economic structure; Japan’s economy experienced large fluctuations; while China’s fluctuation was relatively
moderate yet persisted longer.
Keywords： Exchange Rate； Trade Sector; Non-trade Sector； Economic Growth
环球金融
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房地产、 股市以及普通
商品炒作。 在人才市场上， 公务员、 事业单位
和国企由于职位较有保障、 稳定性较高成为求
职者的首选目标； 金融业以其高收入也吸引了
大批高学历人才加盟。 这种资金、 人才的配置
趋势恐怕不利于激发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和活力，
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加强政府部门、 服
务部门的预算约束或许可以避免其过度吸收人
力资本， 从而鼓励更多资金、 人才留在私营、
外贸、 研发部门， 通过升级转型应对国内外环
境的挑战。 另一方面， 考虑到高知识、 高技术
人才是各国争抢的对象， 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
流动性， 那么在本币升值情况下， 服务部门无
力吸收的人力资本可能被其他国家的高技术部
门吸引， 使我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差
距拉大。 因此， 着力为私营、 外贸部门营造更
加健康的经营环境是根本努力方向。 而本币升
值导致国内收入购买力提高， 或许有助于减少
人力资本外流。
第四， 实证分析表明， 我国经济在汇率冲
击下调整恢复平稳的速度较慢， 说明旨在稳定
短期经济绩效的刺激性调控政策虽然避免了经
济大起大落带来的社会经济动荡， 但可能不利
于经济自身调整机制的健全， 导致经济陷入长
期波动。 从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来看， 只有进
一步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才能提高经济体的灵活
性和竞争力， 更好地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责任编辑 李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