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探索第29电量第9瓢"ot29 20131在9月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徐圆(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2)摘要:文章基于跨期增长的RCK模型，构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试图回答在开放经济下接受"污染转移"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像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相似的"污染-增长"路径?研究发现，落后国家存在EKC的条件是内生决定的，动态最优污染税率需随收入增加而不断提升。实证部分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法(ARDL)在简约式EKC模型中加入国际贸易等交量，检验收入与中国环境质量之间长期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原先的"1!1U型"关系或者不再存在或者形状变得更高和支窄，这表明中国的污染税率虽然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严格，但与最优污染税率相比，依旧较为宽松。关键词:最优污染税率EKC模型;开放经济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13) 09-∞24一12一、引言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中国存在着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蔡防等，2∞8;朱平芳等，201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假说乐观地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能够自行缓解环境压力(Grossman& Krueg町，1991, 1994; Shafik, 1994; Selden & Song, 1995)。近些年，许多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和选取各种污染指标数据对中国是否存在EKC假设进行了验证，却得到不→致的结论。袁鹏和程施(2010)就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能否得到证实以及其形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的选取。总结那些得到较好"倒U型"关系拟合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污染物排放水平从增长转折为下降时的人均GDP大概在5000-25000元(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这一结果要比将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时得到的转折点下的人均GDP水平(5000-20000美元)低出很多(Kankesu& Liu, 2012)。这似乎让我们觉得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只需等待经济增长到一个"阀值"。然而将源于发达国家数据统计结果中产生的EKC理论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话，需要暗含着一个"同质性"假说，即发展收稿日期2013-03-1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lOBJL0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ω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l3YJC790170);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l2EYC0l2);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t程项目作者简介:徐困(1981-)，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环境和产业经济。24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中国家未来的"环境-经济"发展轨迹遵循着同样的"既定规律"(陆肠，2012)。这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EKC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存在国际分工下的污染转移。Cole(2004)认为如果"污染避难所命题"成立，那么EKC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收人的增加带来污染的减少，而是污染从本国转向了其他落后国家。这意味着在有限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今天的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相似的"污染-增长"路径，他们在改善环境方面将更为困难(Stern，2001)。表1:关于中国EKC假设研究的主要文献作者污染物数据估计方法结论De Groot, Withagen 工业废水跨省面板数据、带有GDP滞后的随人均排放量存在着典型的"倒&Z hou(2ω4) 1982-1997 机效用三次方关系U型"关系、绝对排放量则是"N型"关系，而单位GNP排放量却是"U型"关系Shen & Hashimoto 四种水污染物、跨省面板数据、OLS二次和三次关系SO，和工业废水呈现出"倒U(2∞4) 两种气体污染物1990-2001 型"关系，而粉尘和固体废物排放则是"N型"关系。Shen(2006) 工业SO，、COD、跨省面板数据、二阶段最小二乘法COD存在EKC关系，但SO，烟尘等1993-2002 呈现"U型"而工业粉尘与人均收入没有显著性关系Song, Zheng &T ong 工业废水、废气跨省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协整三种污染物从长期来看都存(2009) 和固体废物1985-2005 在"倒U型"关系，但工业废水的峰值来得会更早一点He(2∞9) 工业S02跨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二次、三次缩略式和结构式EKC模型均1992-2003 关系证实对于工业S02，存在EKC效应。蔡防等(2∞8)工业SO，跨省面板数据、10gs二次、三次关系东部省份可以拟合出EKC，但1991-2006 中西部地区的排放水平依旧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Br句er，Mead &X iao 三种空气污染物139个城市数面板数据协整无论是单个还是综合性污染(2011 ) 综合指标据，1990-2∞6指数都表现出在中国存在EKC的可能性Halkos & Tzeremes CO, 时间序列数据，非线性AR模型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2011 ) 1960-2006 且国际贸易是这种关系存在的重要因素。可见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污染转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EKC研究应当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本文基于跨期增长的RCK模型，构建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分析在开放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传统的EKC理论，如果适用，那么"倒U型"关系的出现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模型中将污染税率内生化，得到的动态最优污染税率将在政策启示有很大意义上。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法(ARDLbound 25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test)在传统简约式EKC模型中加入国际贸易等变量重新检验收人增长与中国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因为"污染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污染密集型行业，所以实证模型中将重点讨论中国与OECD国家在高污染密集型行业上的双边贸易对EKC形状的影响。二、开放经济下的EKC模型Copeland &T aylor (2004)在静态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国家生产模式和环境福利的影响。他们建立起一个简单的生产-污染模型，把减排活动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投入。本文将利用他们的生产方程，并扩展到两国间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下的跨期增长模型，这样可以研究收入-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一)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两国(本国和他国)在任何时期t使用两种生产要素投入(资本Kt和劳动1.)生产两种产品(X，和Y，)。经济体存在三个决策者:消费者最大化其终生福利、政府一一环境政策的制定者，通过权衡经济利益和污染负效应获得最优化的社会福利、生产者在外生的污染税率下最大化利润O1.生产者。生产产品X和Y都需要特定的要素投入，同时污染物D作为附属品在生产中被排放出来。简单假设Y产品的生产只需使用物质资本K、X产品的生产中只需使用非物质资本LoK可以被创造、积累和国际移动，而L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在国际间转移。按照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资本存量的θyt比例被用于投入到减排活动中，这样生产方程写成:Y,= lK，(1-θy，) fα(1) O 运()y，:::三1，以())=(l-()y，)忡，sy是Y部门的减排技术系数。假设一单位要素投入产生一单位污染物，即:在没有减排活动时Z，==K，o减排活动后的污染水平:Z, = (1 -()y,) I材K，(2) 根据方程(1)和(2)消除仇，可以得到生产函数的Co呻b←b-Do佣u吨g阱las形式方程:Y瓦，=lZy产，K瓦z同样瓦Y.==lιZYf卢r瓦K(1问.『..叮 y)伊Iβß(4忏)假设sy> SX，则相比较于产品X，产品Y单位的生产会排放出更多的污染物，那么Y属于污染密集型。方程(3)和(4)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水平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这是因为减排需要消耗生产要素，当越多的要素投人到生产过程中减排活动就会减少。为了简化分析，假设跨期生产技术不变，要素的配置随着要素价格而不断变化。2.消费者。消费集采用Cobb-Douglas函数形式Ct== (C,.)W(C) (I-w) , w是产品YtX在消费集中的比重。消费者面临的支出是:E=凡ι十Cy，=P ι，， P是消费集价tt格指数，P. = (凡)w/[旷(1-w)叮。26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3.社会效用。每一期的社会效用方程是消费与污染的函数。与消费呈凹形关系、与污染呈线性关系。假设γ为不变的污染边际负效用。跨期社会效用方程:Us=立ρ'，= L p’[ln(C ，)-γz，J， Z，是t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0 ,=0 面临的跨期预算约束:pι= (Kl+l -K,) + (B, -B 1) =Y, +P",X,+f,B" f，是t时期世界市场上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在社会效用方程中，假设污染的边际负效应系数不变，但污染的负效用边际值会随Pι变大而增加。这是因为:号=动络刊，-γP，C，定义只是t时期污染负效应的影子价格，当最大化社会效用时需要满足T，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收益，或者等于允许最后→个单位排放的边际产出价值。T, =a Zy,a-l K,.,,-a =αY，jZy， 1T，=αZxtL严Px，=ßPx，X，jZx，(5) 利用方程(5)解出Zy，和Zx"代人到方程(3)和(4)中，可得:一旦!.ζ卫LY,= (号)l--a (K,) l-a ˛.e. Y, = Y，(K，;α，川)(6) L丘::iLX,= (气ι)冲(L，)坤, =X ，(P.川z币，叫)(7) 自由贸易条件下产品X和Y在任何时期t都属于可贸易品。假设没有折旧，那么物质资本K，可以不断的积累和进行跨国流动，而资本的逐利性将决定其向收益率更好的国家流动，直到回报率在两国间相等。首先假设两国最初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且存在国际借贷。国际借贷利率f，由国际金融市场决定。为了简化模型，假设两国间的汇率等于1及满足购买力平价。以*号代表国外，方程(1)-(7)同样适用于国外情况。这样整个模型就包括23个变量:(口，瓦，且，P"r"ι，K，',B, * ，C>t，马，C，，/,CY’* ,Y"X"Y,’ ,X,’ ,Zy"Zx"z"Zy,’ ,Zx,’ ,z,’ ,P,) xl叫ρμ=各[ln(C，)呐]. P, C, = (K’+1 -K,) + (B, -B,_l) = Y, + P双X，+乓Bt预算方程假设本国或他国的居民可能将自己拥有的资本进行跨国投资以用来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K，和瓦*代表着两国分别拥有的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本、B，代表t-l期期未的外汇资产净值。前者获得租金收益，后者获得利息收益flO(二)最优污染税税率以上的分析只考虑了政策决策者的最优化行为(社会效用方程最大化的稳态解)，但不-定支持社会私人部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优化行为。在世界金融市27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场利率给定的情况下，消费者会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做出选择，而被认为是外生变量的总污染水平也会影响消费效用。甸惕TL-T假设出同费者效用方程ι. fuZ. ny u年ρ γ' n 阳「叫1同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P,C, + b, =( 1 + r,)b,_1 +总污染税的包干收入假设污染税总收入TZ，一次性在消费者间平均分配。因此，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后，对国内和国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进行求解，根据Kt+l和Bt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一L=pi--L一[1+ Y’t+I(K,+I) J-γZ'，+I (K’+l) 1 (8) p,C, r’ P’+I C’+I ~~. =pj一-47-[l+Y飞I(K'+I)J-γZ川(K*t+I)i (9) P,C,’ r’ 1飞+1C 川生产者在每期面对外生的消费税，选择一定的物质资本最优化利润。只要企业的减排成本比单位产出需承担的污染税要小，企业就会进行减排活动。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θD./aK， = Y’,(K,) -TZ’,(K,) -几根据方程(5)，Z'，(瓦)= (αIT，)Y'，(K，) ，因此θD./aK， =0 司(1-α)Y'，(K，)=r，(10) 相对应的最优化国外生产利润时可以得到(I-a)Y，*'(K，*)=r，(11) 方程(8)/方程(9)可得，几=Y,’ (K,) (1 -γP，C，旦(12)T 方程(12)是典型的RCK动态模型，每个时期资本存量的最优时间路径必须满足生产资本的回报率等于世界金融市场利率。当生产者最优化利润时得到的方程( 10)与社会决策者最优化社会福利时得到的方程(12)相等时，可以解出每期最优污染税T，=γP，C，(13) 表2是不同污染税率情况下，模型在稳态时变量的模拟值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如果污染税率依旧随收人的变化而增加，不同的是和最优税率相比还不足够，那么虽然污染-收人之间也会呈现"倒U型"关系，但曲线的高度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当收入到达转折点时，在污染税率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给环境造成的影响要大很多，但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规制政策，可以赢得更快的经济增长，所以曲线会变窄。相反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国家政府急于希望环境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从而将污染税率制定的很高，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会不断的减少，但这会牺牲生产，因此与基准EKC相比，曲线变得更矮和更平，转折点也会出现的更晚。最优税率必须与收入增加之间呈同步增加关系，这样EKC曲线出现的条件才能满足，即:在经济的最初时期生产的环境负效应占绝对地位，但随着政策的不断严格，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逐步超过规模效应。28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表2.不同污染税政策下的穗态情况环境政策总资本总消费总污染物排放量收入-排放之间关系(污染税率)(K) (C) (Z) π=γ(P，ι)，a 5115 354 250 近似于单调增究=γ(P，C，)""697 与基准EKC相比，变得更"高"和更"窄而转折点出现的更"早"T，=γP，C， 397 基准EKC7=γ(P，C，)'j 243 与基准EKC相比，变得更"矮"和更"平而转折点1出现的更"晚"2飞=γ(P，C，) 近似于单调减注:模拟数值的参数假设为ω=、s，=、s产、α=、β=、γ=、γ与、p=。(三)EKC情况出现的条件Z=Zy+ι ~ Zv g . Zy g Z = LJ!:: ZV + LJ!.. ZY Z -,. Z-A 因此:z=-; (αh)Y ;:-j旦二旦jf--LFl+( h)P",x i-L(FLJ)) (14) 1-α1-α(αh)Y + ( h)P..K '1_β 用Wy代表/八;竹庄、~T;:-, (1-Wy)代表，WT!:肝、nv，则:L Wyif工二旦豆--L2i+(1-Wy)|-L{》xJ)i(15) -α1-α1 -β 方程(15)告诉我们，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与资本K的积累、污染密集型产业(Y部门)占总产出的比重和产品价格呈正比，而与污染税呈反比。EKC情况出现的条件是:在经济最初期资本积累对排放的正效用超过了环境规制的负效应，但随着规制的严格，反过来后者的效用超过前者。这个条件需要满足的话经济必须在最初时远离稳态和有很强的技资需求，并且后来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规制要越来越严格。三、国际贸易与环嗖库去缸里茨曲线一一基于ARDL疗法对中国的实证分析(-)计量模型根据Ang(2008)、Soytaset al. ( 2007 )、Shabbazet al. ( 2010 )的研究，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基本模型。人均污染物排放量取决于人均收入、贸易开放程度、城市化进程以及与发达国家(OECD国家)的高污染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EJ=卢。+βtY，+卢2Y?+卢3T，+β:4URB，+λDX，+ ODM，+μ(16) i代表污染物种类，在本文中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将分析五种主要的环境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工业50、王业烟尘、工业粉尘和CO22。μ代表残差或者误差项。29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EKC假设认为β，>0和β~2<Oo一方面，Grossman & Helpman (1995)以及Halicioglu(2009)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PHH而专业化生产高污染产品，那么β3可能为正。另一方面，β3也有可能为负。Eskelan& Harrison (2003)认为对外开放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环境质量和清洁产品的需求。Franke和Rose(2005)指出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者会将本国的先进技术和创新管理方法带到东道国，这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减排技术的外溢，因此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环境福利的增加。URB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指标，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呈现快速的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增加到2010年的%。城市化进程反映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涌现到城市中成为城市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生产需求的增加，从而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所以预期品为正。DX和DM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污染产业上的进出口贸易变量。DX代表中国向OECD成员国①出口ISIC34、35、36、37②四个行业的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DM代表中国从OECD成员国进口ISIC34、35、36、37四个行业的贸易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按照上文所得到的结论，如果中国在OECD国家的双边贸易中有沦为污染天堂的可能，那么预期DX为正、DM为负。(二)计量方法本文将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法(ARDLbound test)来找出解释变量与我国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ARDL方法是由Pesaran& Pesaran (1997)、Pesaran et al. (2000)等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在未知数据是否平稳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时都可以使用(Pesaran& Shin, 2001) 0 Haug (2∞2)认为ARDL方法相比较于传统的格兰杰(Engel›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更加适用于小样本情况。Laurenceson& Chai (2∞3)提到ARDL边界检验的另一个优势是其导出的动态误差修正模型(ECM)有足够的自由度去调整滞后期，并可以同时获得短期动态和长期动态趋势。除此之外，ARDL模型对于残差序列相关和内生变量问题可以同时修正(Pesaran& Shin, 2001)。方程(16)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β0+6.β，Y，+β2t-1+β几，+β4URB，_，+λDX，_， + fJDM,_, +立βAE'-i+LßþY时i=’ j=ß 2+立β'-k+ Lβ，，-< +立β"AURB，-m+ L卢"t1DX，-n+LβADM，-o+仇(17)k=ß I=ß m--O =0 o=ß 原假设模型中不存在协整关系，即Ho:β，=β2=β3=ß4=λ=fJ = 0; 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备用假设H，:β，0;6β2笋β3笋卢4手λ并θ乒0。{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和城镇人口比重数据均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GDP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废水、工业S02、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30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排放量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oCO排放量数据取自PennWorld 2Table (PWT) 7矶2008年后的数据来自于CDlAC(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0我国与OECD国家分行业的贸易数据1990-1994年来自于UNcomtrade Database、1995-2010年来自于OECDStat数据库。前者需要ISIC码和SITC码之间进行转化，对照的标准来自于UN的协调表;后者则直接提供了按ISIC行业分类的OECD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四)回归结果Pesararn et al. (2∞1)认为如果各变量的单整阶数超过1，那么协整中F统计值的计算是不确定的，因此要求变量单整阶数为0或者1。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是否超过1。在数据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ADP和PP检验的适用性较低，相反DF-GLS检验法就是对ADF检验方法的在小样本情况下的补充。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CO排放量和人均GDP及人均2GDP2在水平'情况下平稳，其余变量在一阶差分情况都下平稳。DF-GLS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只有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在水平情况下平稳，其余变量在一阶差分情况下平稳。两步ARDL边界检验法要求变量有足够的滞后期用来消除任何的序列相关性。适合的滞后阶数的选择一般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或施瓦茨贝叶斯(SBC)。方程(16)滞后阶数选择的结果: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时选择滞后3阶;工业S02为被解释变量时选择滞后2阶;工业粉尘为被解释变量时选择滞后2阶;工业烟尘为被解释变量时选择滞后2阶CO为被解释变量时选择滞后22阶。在工业废水、工业S02、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和CO作为解释变量时，各z方程ARDL边界检验的F统计值均大于Pesararnet al. (1991)指出的10%显著水平下的边界上限值()，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表3的结果来看，人均工业废水、工业S02、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CO排22放量与人均GDP和人均GDp在原始的EKC简略模型中都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最初"收入一污染"之间关系的发现只是单纯源于对数据统计上的验证，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EKC假说是经济增长背后一系列变化所发生作用的结果。主流观点-般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来进行解释。其中大部分文献认为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后期之所以得以改善的关键是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结果，原因是环境质量具有收入需求弹性，当人均收人水平提高后，人们会愿意为了环境舒适度的享受而支付更多，这会促使政府不断严格环境规制，从而提高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门槛，将产业结构向更加"清洁"的方向转变，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还会推动企业研发、创新和使用更加"环保"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并最终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简约式EKC模型检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中国存在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可能是源于环境规制不断严格的结果。但作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国际分31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工会改变原有"倒U型"曲线的轨迹，这是因为国际贸易将直接影响人均收入，并间接影响生产结构和技术进步，所以，我们加人贸易开放程度(T)、城市化进程(URB)以及与发达国家在高污染行业上的进出口贸易(DX、DM)等变量，重新检验EKC，并与上文的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如果"倒U型"关系依旧成立并且形状也未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才可以认为由最优污染税率驱动的内生减排动力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存在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工业粉尘和工业烟尘的人均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不再存在，并且也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线性相关性。这说明在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关于工业粉尘和工业烟尘的环境规制未能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严格因此并没有形成内生的减排动力或减排动力不够。虽然工业废水、工业S02和CO依旧保持了原有的EKC关系，但相比2较于原始的模型得到的转折点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加入贸易开放程度、城市化、高污染行业进出口变量后的要低，而且在这个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的污染物排放量却更高，也就是说"倒U型"曲线变得更高但也更窄(符合表2中的第二种情况)。这说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污染品的国际贸易时，中国EKC曲线的第一阶段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此时污染税率比较宽松，虽然依旧与经济增长同步严格但增速要低因而环境恶化变得严重。当人均收入以较快的速度达到→定水平后，普通公众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偏好提高，再加上前阶段的破外造成污染的负效用边际值上升，进而迫使政府加快严格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赢来环境改善的转折点。总体上来讲贸易的开放并不利于中国环境的改善，除了工业烟尘，其余四个污染物的ARDL长期均衡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极其复杂和不断动态变化的，主要表现为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作用于环境。其中结构效应还并不确定因为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改变有两个恰好相反的作用一一正向作用(发挥原有的比较优势，生产进一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清洁"产业)和负向作用("污染避难所"效应，放松环境规制从而生产资源流向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我们的实证模型中并没有具体检验这三种效应，但从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国际贸易导致产出的扩大，使得为负的规模效应依旧占据上风。城市化进程URB变量在工业烟尘和CO回归中，出现显著正相关性，表明随着中国城市2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消费、生产、能源的需求会导致环境恶化。与OECD国家在高污染行业上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在模型的回归中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显著性。向OECD国家出口的4类高污染行业产品占总出口的份额每增加1%，我国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人均CO排放量增加%。同时，从OECD2国家进口的4类高污染行业产品占总进口的份额每增加1%，在五类污染物排放指标中，只有人均CO排放量会减少毛。这从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出"污染天堂"2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十分充分的证据。32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表3:ARDL长期均衡模型回归结果工业废水工业50，工业烟尘工业粉尘CO, ’" \ " ’ -ß.708 。‘271'Y () () () () () () (6.∞'5) () () () (\0) (-ß.881) () () () -û.09制…电0.\05'"-ß.598’" ’" -ß.0185" -ß.0259" 4回36…-ß.0795 - .\13 " , -ß.0649 -ß.107 -ß.555 " , -ß.631’" y’ () () (斗.7但)(-2佣3)() () () ( ) () (-2剧4)() () () () () 。" " \0 ω26" " T () () () () () (2.\05) () () () () 。\32-ß.232 -ß.111 。113-ß.176 -ß.592 " ω .. 。152"URB (-ß.357) (-ß.652) () () (-û.1但)() () () () (2剧。)" " DX (3,923) () (剧)() () -ß.323 -ß.109 -ß.623 -ß.773 -ß.245’" DM () () () (-ß.968) (-4∞3) R’ 。 。.93。拥3。 F统计量\ \ AIC 34.\71 SBC 21回 EKC 是是是是是是是否否是否杏是是是转折点2\ 1651\.31 注:括号里为t统计值。符号\…分别表示10%，5%, 1%的显著性水平。四、政策与结论启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将会改变原有简约式EKC模型的基本结论。尤其对污染避难所效应(PHH)的验证，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污染"路径将与以往的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本文研究发现落后国家存在EKC的条件是内生决定的动态最优污染税率需随收入增加而不断提升，如果污染税率保持不变或者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同步严格，那么污染物排放量即使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下也不会出现减少的趋势。随后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法(ARDLbound test)分析人均GDP、开放程度、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在高污染行业上的进出口贸易等变量与我国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结果表明:在开放环境中人均GDP与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人均排放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不再存在，而工业废水、工业50和CO虽然依旧是"倒U型"形状，但曲线变得更高和更窄，即迎来转折点下22的人均收人更早，但此时已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大。这表明就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而言，中国缺乏在开放经济中的节能减排内生动力，即污染税率严重不足。工业废水、工业50和CO虽然存在内生的随着收入增加而不断严格的污染税率，但在22EKC曲线的第一阶段，依旧显得较为宽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追求持续快速的增长，开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势必会对国内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想要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内生的获得节能减排的动力，政策制定者需要不断的调整环境政策，与经济增加同速度和同程度。其次，对外贸易的政策，包括FDI政策，也需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调整，并且考虑到与环境政策的相互作用使得两种政策能配合起来共同改善我国的环境现状。(徐圆电子邮箱monicxuyuan@163，com)33
徐圆:开放经济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最优污染税率注释:①包括所有OECD34个成员国。其中除了土耳其、波兰、智利、墨西哥三个国家，其他国家都是符合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标准的经济体。(ISIC , ISIC34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和出版业ISIC35化学制品业、ISIC3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SIC37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参考文献:蔡盼，都阳，王美艳.2008.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06):41-51.陆肠2012.从开放宏观的视角看环境污染问题个综述[J].经济研究(02):11-19.袁鹏，程施.2010.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库兹涅斯曲线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02):24-31 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1].经济研究(06):34-42Ang，∞8. C02 Emission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J]. Ecological Eωnomics， 68(10):2658-2665. Brajer V., Mead ., Xiao F. 2011. Searching for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China’s Air Pollu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383-397. Cole, .. 2004. Development,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How Robust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口].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8:557一580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2004.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rnic Literature, 42(1): 7-71. de Groot, Hendri L, F. Cees A. Wi出age口，Minliang Zhou. 2004. Dynarnic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9: 507-537. Eskeland, ., and . Harrison. 2003. 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0(1): 1-23 Fr缸Ikel，., Rose, . 2005. Is Trade Good or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Sorting Out the Causality[J]. The Review of Econornics and Statistics, 87:85-91 Grossman, G. M., and Krueger, A. 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J]. NBER Working paper No. 3914. Grossman, G. M., and Krueger, A. B. 1994. Economic Growth and 四eEnvironment[J].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34. Halkos, . & Tzerem邸，.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fChina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4: 144-157 Halicioglu，丑，2009.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CO,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巳andForeign Trade in Turkey[J]. Energy Policy(37):1156-1164. He, J., 2009. China’s Industrial SO, Emissions and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EKC’s Reduced vs. Structural Model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nomics， 14(2):227-262 Kankesu,J., Liu,y’, 2012句enness徊d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vidence from China [1]. Econornic Modelling, 29:566-576. Laurenceson, J., Chai, J. C.且，2003. Financial Reforms and Econornic Development in China[M]. Cheltenham, VK, Edward Elgar. Liu, X., Heilig, G. K., Chen, J., & Heino, M. 2007.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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