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
预约制度虽然为我国学界普遍承认，但因其未见诸立法，学者对
之的论述也多在合同分类中泛泛而过。尤其是《合同法》颁行后，由于《合同法》在“合
同订立”一章中并未提及预约的问题，而且其对要约邀请、要约、承诺规则进行了比较完
善、具体的规定，因此实务上对合同订立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多通过要约邀请、要约等规则
加以处理。故而鲜见适用预约法理的判决。
根据立法的界定，我认为本案中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
宜的函》并非租赁合同的要约，也不是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
赁合同成立。在通达公司拒绝履行的情况下，蓝天公司有权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
其履行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在要求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通达公司应当
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交付租赁物给蓝天公司使用。
过重的风险。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后，其发生的是要约人单方面受该要约拘束的效力，受要
约人也因此取得了承诺的资格。因此，我国法律才强调对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要约，受要
约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以避免受要约人单方长期受要约的拘束，从而承受过重
的风险。在本案中，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 事宜的函》发出时，通达公司与华海
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尚正在一审审理阶段，通达公司提出的终止与华海公司之间租赁合同
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还不能确定；即便其最终能够得到法院支持，一审、二审的程序
也将旷日持久。事实上，直到 2003年 3月 12日，最高人民法院方就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
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如果认为这一表述就意味着承诺期限须自通达公司与华海
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之日起算，这就使得通达公司长期受该要约拘束。而房屋租赁的市场
价格在这几年中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其中的风险要由要约人通达公司单方承担，这对要约
人来说过于苛刻。
、实质拘束力并无扞格，体系上并无不当。但允许要约附始期的目的无非在于使要约人能
够控制要约的存续期限，从而限制自己的风险。但是，由于《合同法》第 24条并未生硬
的将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限于要约到达时，为控制风险，要约人完全可以通过在信件中载
明期限的方式自由确定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尤其是考虑到第二十三条允许要约自由确定
承诺期限，因此允许要约附始期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意义，是值得商榷的。故而，笔者认
为将第二十四条解释为强制性规范，并不会限制要约人的自由、损害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