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
一、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最先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斯密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经济学之父。《国富论》是在英国刚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总结自威廉·配第开创古典经济学先河以来的古典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斯密十多年的观察、潜心研究和教学实践而写成的，集中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从它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来看，《国富论》对重商主义持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说，它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国富论》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富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国民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增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从而探究其增长的规律是什么。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劳动则是财富的源泉。而衡量一国财富的多少是以人均国民财富的多少而定。全书共有五篇，其中心思想是探究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在斯密看来，增加财富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农业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生产劳动者的人数。《国富论》的理论体系基本是围绕解决和阐释这两条途径，以及为实现这两条途径而需要扫除的制度障碍与思想障碍、为使财富增长而需要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建立起来的。
(一)有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论述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国富论》第一篇题为“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所要阐明的基本内容。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是按一定“自然秩序”进行的。他认定促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根本方法是分工。斯密从工场手工业生产，比如制针业的分工生产中发现，分工生产比个人单干的生产率高出几千倍。因此，他从“分工”开始了全书的论述，详细分析了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接着，斯密进一步分析了引起分工的原因在于人们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斯密认论文联盟为，交易和市场不仅是引起分工的原因，也是制约分工规模大小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样，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市场交换问题便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由于在社会分工下生产的产品有许许多多的种类，为了使相互交换能够顺利进行，不仅需要有便于交换的工具，而且还需要使每一个参与市场交易的人能够获得等价的报偿而不吃亏，因此货币、价格、价值等便成为经济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经济范畴。为此，《国富论》第一篇用了第4～7章共四章篇幅分别详细分析了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在这些分析中，斯密不仅第一次把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作了明确的区分，而且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谈到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区别与联系时，斯密的思想
际上已经触及到生产价格范畴，以及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斯密称为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表现形式问题。不过，斯密的价值论是复杂的，他在基本上确认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价值由收入决定，甚至认为由生产费用决定，这就为后来的庸俗生产费用论(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敞开了大门。 论文联盟
当社会生产的产品和价值通过交换而得到实现以后，涉及的则是在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如果分配不合理，便不能充分调动各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无法在科学分工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此，《国富论》第一篇在第8～11章对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分配范畴进行了详细考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它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肯定了价值都来源于劳动。因此，可以说斯密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和地主无偿占有了。但是他只是在利润、地租这些具体形式上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而并未分析剩余价值的一般本质。由于斯密只在利润、地租这些具体形式上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便在相当程度上又误解了利润、地租的真实来源，认为它们不仅来源于劳动，同时也来源于资本或土地。同对价值源泉作了二重性解释一样，斯密在对三种收入分配范畴的分析中也作了自相矛盾的二重性解释。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大弱点。不过斯密以三种收入不同的归属为依据，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基本阶级，尽管划分还不是很科学，但也是第一次比较明确的阶级划分。
(二)有关增加生产劳动者人数的论述
斯密在克服前人按行业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弊病之后，提出了新的比较科学的按劳动性质来划分行业的标准，认为生产劳动是指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这种劳动除了能再生产出资本家垫付的工资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斯密的这个生产劳动的观点是“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不过斯密还有另一个与此观点相矛盾的生产劳动的概念。斯密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为了增加生产劳动，就必须要相应地增加资本。斯密指出：“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为此，斯密对资本范畴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资本的性质、分类、用途和积累问题。其中，对于资本增加的问题，斯密指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这个观点虽然不完全科学，但却表明崇尚节约、反对浪费是斯密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和组成部分。此外，亚当·斯密的资本学说中还包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问题。斯密以自己的收入决定价值论为基础，从微观的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个部分组成的观点出发，进而认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组成部分或其中之一。”这样，斯密把社会产品价值只分解为V+M，而抛弃了C。这就是有名的“斯密信条”。斯密由于受此错误“信条”的束缚，导致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
(三)经济自由主义的思
斯密从所谓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认为在经济上只有实行自由放任原则，才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劳动者的数目，从而有效促进生产发展，更多地增加资本主义财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从事各种活动，在客观上其实也对社会有利，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斯密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个人追求自己利益和参论文联盟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的任务只限于对外防御侵略、对内保障个人的权益和自由、提供公共福利事业和设施。亚当·斯密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在国际之间也应当实行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的自由主义，并提出了所谓绝对成本论的自由贸易学说。
(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以及赋税原则的确立
斯密从贯彻和论证他的自由主义原则出发，认为扫除过去历史上形成的妨碍经济自由的封建主义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是必要的。为此，他在《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和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分别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对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在经济思想上出现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进行了分析，说明它们在经济政策制度上以及思想观念上不利于经济自由发展的作用，这实际也是为论证如何增加财富而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的论述和总结。斯密最后在《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论述了为保证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所需要的国家赋税政策，说明了国家课税的必要性，以及课税必须遵循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原则，否则就不利于财富增长。
从以上分析可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以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为研究中心，从分工开始，系统论述了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等基本经济理论和运动规律，批判了妨碍经济自由发展，从而妨碍财富增长的封建主义制度政策和重商主义，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全书的第一、二篇是从正面说明了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制度，那么第三、四篇则是从反面论证了自然秩序如何与人为的非自然秩序及其思想进行斗争，并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的重要意义，第五篇赋税论则是为保证财富增长而提出的财政政策。可见，《国富论》从理论到政策、从微观到宏观构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资本论》是由马克思原计划写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的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一部分，所以说，《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先后完成了三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正式出版。之后的第二、三卷则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第二、第三卷“手稿”的基础上整理完善，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在客观、公正、全面评价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废弃糟粕，形成了该体系重要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从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开始，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通过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流通的研究，创立了资本理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利润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危机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从而使马克思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强有力的理论和思想武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时，列宁以《帝国主义论》中垄断资本主义的精辟分析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确立的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必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
三、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上述两种体系的内容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迥然不同，斯密的
论体系明显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
时代需要不同，写作目的不同，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不同。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问题，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生产、交换、流通等各方面的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最终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过程中阶级对立的本质关系。①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目的是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以及必然灭亡的规律性。②这表明，马克思是把资论文联盟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历史上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社会，而非永恒的完美制度。而斯密把研究对象集中于国民财富问题，研究财富如何增长，这是见物不见人。尽管他在经济分析中实际也触及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但那只是在探索如何增长财富而顺便或者说不能不触及的问题，而并非以揭示两者间的阶级关系为研究目的。特别是在斯密看来，只要遵循自由主义原则，资本主义财富就能无障碍地自然增长，这实际上就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最美好的、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想制度。由于斯密当时处于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所以斯密会持有这种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比起马克思敏锐地判定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性社会，斯密的思想则显示出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二)两者的研究方法不同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是任意的，而是由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决定的。研究者持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就会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严格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一元化逻辑分析进程。而斯密主要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出发，展开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构架。亚当·斯密更是违反逻辑地使用自相矛盾的二元论分析方法来分析各个经济范畴，以致对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都做出了互不相容的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解释。
(三)两者的理论结构与深度不同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由于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能够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开始，层层深入地分析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剩余价值论为核心，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而斯密采取不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分工开始论述，甚至把分工归因于人们有相互交易的本性。这是倒因为果的做法。实际上交易只能发生在分工之后，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交易。当然，交易对分工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这绝不是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安排一开始就表明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不在于揭露其内在的矛盾和实质，而只着眼于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上，以致于在后面的一系列论述上，比如对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等范畴的分析上，虽然由于斯密务实的态度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实质问题，因而做出了一定的科学贡献，但总体上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固有矛盾。如，斯密在对货币的分析中，并没有认清货币是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产物，而是把货币仅仅看作交换的工具，从而完全掩盖了货币的本质，以致于在顺序安排上也把它放在价值分析之前，而不是放在价值分析之后。再如，斯密在对资本积累的分析中，只把资本积累看作是增加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而没有看到它实际上体现了资本家扩大和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更没有对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因而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发展趋势。斯密在对工资、利润、地租各种收入的分析中，并没有认清工资属于可变资本以及工资和劳动力的价值首先属于生产领域的范畴，而是直接把它与利润、地租放到一起作为一般的收入分配形式来看待。而马克思首先是在分析生产过程中剖析了工资的本质，之后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才把利润、利息、地租等作为剩余价值的各个具体形态来分析，从而不仅深刻揭露了企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深刻揭示了各个资本家集团在共同剥削无产阶级的同时，又因瓜分剩余价值而在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断加深。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关系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都被完全掩盖起来，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有性之间的基本矛盾，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更是无法涉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