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部分
如果我们对芝加哥经济学的由来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其重要的根源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头几十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以及英国政治哲学家和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作品中。
斯密和边沁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边沁很多灵感都是从斯密那里获得的。他们与伟大的约翰·洛克（1632——1704）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一道，成为辉格党最初的古典自由主义队伍中最伟大的四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也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四位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
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伟大的见解是劳动分工，我们今天也将其称作劳动专业化。最有效的劳动分工需要自由的市场和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如果没有自由的市场，人们之间的贸易交往受到限制，经济就不会有应有的繁荣。同样，如果没有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无论是什么，并非全部），人们也就没有创新和尽可能去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
斯密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削减政府和传统观念的作用。政府和风俗习惯对经济活动的禁令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斯密认为，他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然的自由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显著政府作用基础之上。在该系统中，经济生产总值能够达到最大化且分布均匀。他的重点是政府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和行动的相融并济，能够给人们创造最好的生存环境。
瓦伊纳认为，边沁是一位“成功的社会改革家。在历史上，除了卡尔·马克思外，他比任何人都更成功。
边沁模式的本质和核心是功利观。边沁和他的芝加哥继承者以及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世俗功利的最大化，即最大化的人类幸福。实际上，由于可实证的功力最大化原则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后人把边沁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1859）他是颇有造诣的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而穆勒父子俩都是边沁的学生和门徒。
斯宾塞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其实真正创造“适者生存”术语的人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
芝加哥大学的创建者——约翰·D·洛克菲勒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斯宾塞在美国的主要学术门徒。
第一章 洛克菲勒的大学与政治经济系
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一位圣经学者）
约翰·D·洛克菲勒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公司，并在20年间成为美国首富。
建于1837年的芝加哥是典型的美国城市，而非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创建。
18世纪，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学科。很多经济学家来自德国、法国、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级18世纪末期的美国和英国。英国被公认为经济学理论的领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形式和几何方式的呈现变得更加明确。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替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的转化，同时经济学的数学化和专业化不断深化。到20世纪30年代，“政治经济学”消亡，“经济学”处于统治地位。
托斯丹·凡勃伦或许是20世纪前25年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有闲阶级论》（1899）、《既得利益与普通人》（1919）凡勃伦受到斯宾塞和萨姆纳的影响，其中萨姆纳是凡勃伦的老师。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是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经济学家。《商业周期》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米切尔的学生。
需要强调的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不是今天使用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必须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用“自由意志主义”来表示这里提出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他们俩，尤其是弗里德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发激进。当代政治经济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本质上消除政府监管。古典自由主义一般不涉及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但是它赞成削弱政府监管，赞成地方层面的直接服务而非国家层面的间接服务，以及私人主动性而非国家控制和国家层面的政府活动。
詹姆斯·赫克曼或许是今天古典主义派的主要芝加哥经济学家。
亨利·塞门斯《放任主义的积极方案》（1934）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者雅各布·瓦伊纳
雅各布·瓦伊纳1892年出生于蒙特利尔，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成为弗兰克·陶西格的得意门生。陶西格是当时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保罗·萨缪尔森在1970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第二年，获得了该奖项，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美国人。
安格斯·伯金在其精彩的著作《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2012）中写道：“和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职业生涯后期中改变了观点），以及大萧条时期提出奥地利经济波动理论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芝加哥经济学家，包括瓦伊纳、奈特和塞门斯对那个时期的时间做出了更温和的反应。三人都快速谴责过度的放任主义，并且不同程度地接纳即将有的公共工程项目、累进税收制、社会保险以及有力的反倾销政策。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名研究生，早在1962年就写道：“有两个而非一个芝加哥学派，雅各布·瓦伊纳的离开和亨利·塞门斯的去世是这两个学派间的分水岭。”
罗宾斯《经济规划和国际秩序》
瓦伊纳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是《宗教思想和经济社会》
第三章 芝加哥大学之前的弗兰克·奈特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让奈特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奈特观点的最终结论是支持自由市场。他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因而支持能让企业蓬勃发展的制度，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奈特在咫尺放任主义的过程中毫不武断。他承认政府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不但体现在给予夜警国家自由主义的最低限度，还体现在其他广泛领域中。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
J．罗尼·戴维斯在《新经济学与旧经济学》（1971）提出，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的根本观点是公共政策建议上的凯恩斯主义。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比凯恩斯更像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倾向于用货币政策解决30年代早期经济滑坡的问题，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当时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财政政策。就财政政策而言，芝加哥经济学家和其他地方经济学家一样，建议预算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
哈耶克《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1932）
相比之下，凯恩斯和芝加哥经济学家都提倡积极的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在大萧条的灾难面前，二者在政策建议上几乎完全一样。另外，奥地利学派建议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毫无裨益，只会带来危害。
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以及经济学科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二战”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统治了整个学科，而芝加哥却是唯一的例外。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大萧条的紧要关头都曾呼吁一个能够更加广泛地干涉政府的角色。芝加哥经济学家将这种增加的政府活动看作是临时的政府干涉，看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自然良性的食物秩序的一种偏离，这是他们和其他地方经济学家相区别的关键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芝加哥经济学家被确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在历史上，芝加哥经济学家在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是不被认为是反对政府的。
第五章 亨利·塞门斯与累进税制
塞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
塞门斯认为，只有通过瓦解富人的权力并且重新合理分配他们的资源才能实现竞争性的社会。
塞门斯最负盛名的同时期作品《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写于大萧条最严重和新政开始实施的时候。
芝加哥很多经济学作者都强调，瓦伊纳、奈特和塞门斯的作品和战后由弗里德曼、迪雷克托和斯蒂格勒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作品不同。瓦伊纳、纳特和塞门斯都允许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但干预方式和芝加哥继承者所采纳的方式不同。他们三者都关心社会平等问题和不完美垄断性竞争。
平等主义虽然不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但却属于古典自由主义。事实上，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大规模的不平等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社会里，收入和财富都流向工作和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希望看到美国有比当前更大的不平等。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强调巨额财富继承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和17—19世纪亚当·斯密及其他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通过继承法呼吁更大的社会平等，并且赞颂没有极端贫富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并不是说斯密、塞门斯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赞成社会中完全的经济平等，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未曾赞成过也不会赞成。平等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古典自由主义不赞成完全的结果平等。但是，一般情况下，它支持能够尽量减少不平等并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平等的制度。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既惊恐又厌恶地看待当今美国社会各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比较而言，它赞成具有美国五六十年代特征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行为受到限制，家庭稳固，但边际所得及房产税率过高。
塞门斯在《自由的明确纲领》中强调，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主要的经济社会顽疾。要根除该顽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实施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制度。
哈耶克和早期芝加哥学派一致认为，在某些经济决策中，政府计划和政府参与会导致效率低下且后劲不足；政府对经济的国度管理和过度所有是一种固有的压制。无论是美国式的管理还是欧洲式的国有化，当政府力图控制生产细节时，它就在根本上变得低效甚至无效。他们一致认为，应当把生产细节留给私营成分占主体的市场，这一点将他们和经济学界的大部分人区别开来。同时，哈耶克和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家都赞同重要而积极的政府作用。他们声称，政府可以提供很多服务，稳定经济并且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塞门斯完全排斥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几乎不发挥作用的观点。
第六章 考利斯委员会与凯恩斯
尽管芝加哥大学在成立之后的最初五十年里，就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使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达到顶峰的却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考利斯实证经济学委员会会址芝加哥大学。考利斯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旨在将经济学和数学相结合。
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有两个芝加哥学派：第一个芝加哥学派有奈特、瓦伊纳盒塞门斯。它倡导利用市场，但是建议税收再分配和转让，从而缓解放任主义体制最糟糕的不平等现象；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应当正确地和这些名字：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加里·贝克尔等联系起来，简称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该学派放弃了塞门斯主义用税收制度改变经济不平等的当务之急。
奈特和瓦伊纳都曾因为反对凯恩斯而名声大噪。正如所料，奈特对凯恩斯的批判比瓦伊纳更加尖锐。瓦伊纳倾向于陈述事实，而奈特则是按照个人偏好进行实质性攻击。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看到了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所起到的积极重要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起作用；而弗里德曼则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实证经济学和卡恩斯主义主要被用来推动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再也没有人假装有能力通过完全平衡的数学等式来预测未来经济。相反，对经济活动的统计展示保持着强劲的活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财政政策及包括决定性投资乘数在内的相关概念。现在很少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的方法描述大萧条的原因和进程，指出，在国家经济的古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具有影响力。弗里德曼的观点已被很多人接受。
第七章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的重要分水岭是在1946年。这一年的3月瓦伊纳离开，6月塞门斯去世，9月弗里德曼、迪雷克托和沃利斯到来。
战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弗里德曼学派。在大众与学术群体的心目中，弗里德曼的立场与该学派紧密相关。当大部分经济学家青睐于越来越大的政府作用时，他相信，自由市场是这个时期最有效的经济制度。他不信任政府，依靠货币数量理论来解释总体价格。此外，他还强调，用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来影响经济活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将这些笼统的观点和琳琅满目的具体公共政策提案结合起来。
在弗里德曼之后，与战后芝加哥学派密切相关的同时期经济学家是乔治·斯蒂格勒。
第八章 学术界的芝加哥经济学家
1950年，学术期刊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及芝加哥经济学派。
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托宾在耶鲁大学度过了其整个职业生涯。在1955年考利斯基金会（之前的考利斯委员会）搬到耶鲁后，他成为基金会主席。
托宾《美国货币史》（1963）
《芝加哥传统、数量学说与弗里德曼》文章 1969年引发了一场关于货币历史的争论。
第九章 法律经济学与政治哲学
伦敦经济学院（LSE）
哈耶克在芝加哥时期的著作是《自由宪章》（196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
哈耶克彻底颠覆了数百年来的平等主义思想。产生于自由市场秩序中的适当的不平等，或者说社会成果的多样性，不但不会阻碍进步，反而恰恰是引起和构成进步的因素。
《自由宪章》传递的重要信息是：新的和未预见食物的出现和发展需要自由。
财产是自由的必要壁垒，也是个人幸福的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创造私人空间和受保护的范围。米塞斯认为，自由浮动的价格是正常运行的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私有财产对价格至关重要。哈耶克将米塞斯的观点扩展到政治观点上。他认为，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类就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自由能脱离“经济”自由。作为个体的人们如果没有拥有一块地或一份事业的权利，也就没有了选举的权利。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
第十章 芝加哥的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
哈耶克在早年和中年的职业生涯中，都支持政府的重要作用。
第十一章 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弗里德曼
沃伦·萨缪尔斯是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他认为，弗里德曼的专业工作与他的公共政策主张之间有很大差异。
弗里德曼证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联邦储备体系引发的货币供给崩溃。大萧条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失灵，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的力量。
第十二章 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与当代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开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两位芝加哥大学前教授似乎处在了世界学识界与政治界的顶端。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获奖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使他重新恢复了活力。尤其在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后，哈耶克这颗璀璨之星再次冉冉升起。
哈耶克虽然在早期对当代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但是同样也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将立场从古典自由主义专享哦了当代自由主义。
结论 芝加哥经济学的应用现状
“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
古典自由主义是洛克、休谟、斯密、边沁、穆勒、马歇尔、坎南、凯恩斯、瓦伊纳、奈特、塞门斯、罗宾斯和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遵循的传统。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强调大部分商品与服务生产中的私欲财产和自由交换，支持政府有益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作用。相对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是斯宾塞、米塞斯、兰德、罗斯巴德和晚年时期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遵循的传统。它体长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现状的革命性变革。要在各级政府的各个领域大幅度削弱政府功能、减少政府支出，让一个“夜警”般的国家从根本上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当代自由主义除了将其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啊外，完全反对激进主义。当代自由主义者坚信，若不是因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反对，他们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政府转型计划能够轻易地实现，并能给很多人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当代自由主义支持社会上存在深刻的不平等，尤其反对累进税收制。
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
罗斯·B.埃米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
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
约翰·范·奥弗特维德《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汇集那些革新了经济学与商业的思想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