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投资传导循环中的产业结构变动
——基于国际视角的分析
摘要：迄今为止，人类投资活动已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极大发展。跨国投资活动屡见不鲜，当投资活动跨出国界，必然受到国际投资制度安排的约束。国际投资制度安排调节国际投资流向，进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本文在简要论述国际投资制度安排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经济下两国模型，具体分析了国际投资制度安排中汇率这一特定因素对国际层面上投资流向的调节进而对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后给出实证检验。
关键词：国际投资制度安排 汇率 投资流向 产业结构变动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何老师在《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序言开篇所述，人类寻求自我发展的本能，激励着人们对投资活动的极大关注。这种极大的关注持续至今，已经使得投资活动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说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深度上，投资活动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环节，表现在每一层面或环节既承载了前一层面或环节投资活动的结果又为下一层面或环节的投资活动提供依据。广度上，投资活动的涉及面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国家，最终扩展到全世界。可以说，投资活动早已触及到所有存在人类活动的地域，世界经济也因为广泛的投资活动联系得日益紧密。当然，学生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投资活动”这一庞然大物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剖析，只能从投资活动的某一特定范围、特定层面分析某一特定因素对投资运行的影响，进而分析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牛顿的伟大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本文的分析也不得不借用《引论》作为“肩膀”。这是因为，一方面，本文自认为是对《引论》在细枝末梢层面上的具体扩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本文论述中所引用的关于投资的相关概念得益于对《引论》的学习，如有疑问，这些概念在《引论》中都有详尽而独到的解读。这里有必要对第一个方面作简要说明。《引论》中，把政府和个人行为作为投资制度安排的两翼，分析中暗含的假定是投资传导循环是在一国范围之内，《引论》通篇也未曾具体提及国际背景下相应的投资制度安排或投资决策规则的内涵或影响因素。然而，国际因素对一国投资运行的影响完全可以反映到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中，如此说来，《引论》中关于投资传导循环整个过程的完美性没有受到丝毫威胁。从更简单的角度理解，当国际资本跨入到一国境内时，其地位与所在国国内资本一样，受到相同的投资制度安排约束，因而经历相同的投资传导循环。尽管如此，这一扩展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如前文所言，投资活动已大规模地扩展到世界范围，当一国资本跨出“国界”，必然要受到国际投资规则和惯例等的约束，可以把这种约束理解为国际投资制度安排。那么，国际投资制度安排的构成是什么，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或者如何适应当前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投资的跨国运行等等，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即使将投资活动的范围和层面定位在投资的跨国运行，其复杂性也超出了学生的能力所及。在下文中，仅就国际投资制度安排做简要论述，然后具体分析国际投资制度安排中汇率这一特定因素对国际层面上投资流向进而对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后给出实证检验。
二、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概述
投资制度安排作为《引论》中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其内涵在《引论》中有着详尽的阐释。对投资制度安排的阐释主要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一词的重新发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不再是外生或中性的，制度安排被视为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例如，市场机制就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推而广之，几乎所有能够单独进行分析的经济活动都涉及制度安排。投资活动当然也不例外，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制度安排即为投资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当投资活动延伸到一国范围之外，其所涉及的国际间的制度安排即可称为国际投资制度安排。
上文虽然从一般的制度安排推理到投资制度安排，更进一步到国际投资制度安排，但这一推理过程纯属抽象的逻辑分析，对国际投资制度安排的具体内涵未做丝毫描述。对于国际投资制度安排具体内涵的分析，同样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引论》中多次提到，诺斯对制度安排的类别和作用进行分析时指出，制度安排可分为国家规定的正式安排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安排。同理，国际投资制度安排也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安排。正式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指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国与国双边之间达成的规范跨国投资活动的法规、公约、秩序、政策、管理体系等制度安排。非正式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是指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国际惯例、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汇率是国际资本进入一国投资的转换器，汇率政策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显然，汇率属于正式的国际投资制度安排范畴，其本身既是国际投资制度安排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投资制度安排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特里芬难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浮动汇率时代的开启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下文将具体分析汇率如何调节国际间投资流向以及对一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三、汇率对国际投资流向调节机理分析
在进行这部分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理论前提假设做一下交待。众所周知，伴随着投资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巨大发展，金融市场已成为投资活动重要的集散地，金融部门已经成为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具体的物质生产部门相对应，金融部门由于不生产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因此被习惯性地称为虚拟经济，具体的物质生产部门则被称为实体经济。这里有必要指出，当某一具体的物品被当做资本品而不是出于对其使用价值的需要被买入卖出时，买卖这种物品的市场或经济活动也可称为虚拟经济，因为其价格可能不再反映其合理价值，容易形成价格泡沫。例如，当房产被当做资本品成为投资对象时，房地产市场可以视为虚拟经济范畴。所以说，把一国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和可行的。也有学者将一国经济划分为投资部门和生产部门，这与上述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划等号的。
为方便分析，以下建立一个开放经济下的两国模型，即存在A、B两国，其经济都是由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构成，各自货币分别记为H1和H2。假设A、B两国间存在自由的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H2相对于H1存在较强的贬值趋势或贬值的普遍预期，且从过去某时点以来，H2相对H1已经发生较大幅度贬值。不考虑造成贬值的原因，且假定其他与汇率无关的变量保持不变。在以上前提假定下，H2相对于H1的汇率变动对A、B两国间的国际投资流向的影响见下图。
如图，在只考虑假设前提中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对于虚拟经济部门而言，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B国有投资流向A国虚拟经济部门，相反，如果国H2相对于H1进一步贬值，A国投资到B国虚拟经济的资产存在贬值的风险，从而造成虚拟经济部门如图所示的投资流向。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言，H2相对于H1已经发生较大幅度的贬值，这一事实造成B国对A国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成本相对于贬值前有较大幅度上升，因而B国会减少对A国实体经济的追加投资，同时，由于H1升值，H1在B国的购买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激发A国对B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直接投资。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发现，汇率变动的预期对流向一国虚拟经济部门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已经发生的汇率变动，而对于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已经发生的汇率变动的影响作用强于对汇率变动的预期。造成这种不同影响作用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流向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相对于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更加灵活，见效更快，或者说前者收回投资成本的周期要明显小于后者。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会产生大量沉没成本，这是造成实体经济部门收回投资成本周期较长的根本原因。
图中，A、B两国之间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投资流向的反向规律对于两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A国如果长期内大量吸纳虚拟投资，会造成A国资产泡沫化，存在泡沫破裂，经济大幅衰退的风险。在A国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中，由于B国大量的虚拟资金的涌入，必然造成A国通胀加剧。A国如果不紧缩银根，等于放任泡沫膨胀，如果A国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使经营实体经济的各产业部门雪上加霜，进而会造成失业率升高，容易引发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反观B国，B国的实体经济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大量产业资本的注入，不仅使得原有的产业部门生产力进一步加强，同时，充裕的资金也使得B国产业部门对于新产品的研发、新技术的引进、管理方式的创新和人才的吸引等更加活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推动力得到加强，同时，实体经济部门的扩张带来就业的增加，总之B国经济会在一定时间里呈现持续繁荣景象。
四、实证检验
以上论述的两国模型是在对美日、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中受到启发而建立的。首先，针对美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而言，两国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广场协议”后，美日间经济发展的状况。“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间，美元兑日元急速贬值，热钱大量流向日本虚拟经济部门，日本资产市场泡沫不断积聚，典型的表现是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创下了38957点历史最高记录。之后，股市房市泡沫的破裂，使得日本经济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一蹶不振。伴随着虚拟经济部门投资的流入，日元兑美元的持续升值，导致日本资本大举进军美国，日本有大量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办厂，这验证了两部门经济的反向投资流向规律。同期的美国经济则呈现持续复苏景象，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带给美国新一轮经济繁荣，令世界瞩目。
就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而言，学生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正经历角色转换，套用上述模型，即中国已从B国角色转换到A国角色，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实行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得中国经济跟随美国经济的脚步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较快增长，这一时期，人民币兑美元存在较大程度的低估，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即在这一阶段中国还处于B国角色，美国处于A国角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实体经济吸收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这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学生认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05年汇改。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进入了新一轮较为明显的升值过程，中国开始向A国角色转变，表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开始出现泡沫，这一趋势由于08年金融危机而告一段落。但金融危机过后，这一趋势又重新形成，这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何大安.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