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委托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及对策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5·12汶川地震党报灾难报道研究分析报告
——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为例
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杨 魁 教授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
5·12汶川地震党报灾难报道研究分析报告
——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为例
【摘要】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级地震震惊了世界各地，我国的党报媒体一改以往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态度，及时、迅速地对灾情进行了报道。本研究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出发，结合框架理论，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等四家党报媒体对“”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发现：1、我国的党报改变了以前“少报、不报”的灾难新闻的处理原则，全面、细致、深入地对汶川地震进行了报道；2、四份报纸在同样的外部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力求寻找自己内部的小框架，表现出了其共性与差异性；3、作为受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我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公众意识，但由于其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
【关键词】党报 灾难报道 框架理论 分析报告
【正文】
引言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当今社会，错综复杂变化无常，危机无处不在，高风险社会真正来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卷全球的禽流感、印度洋海啸灾难、2003年的SARS危机、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及至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这一系列的危机事件超越国界，影响广泛而深刻。这类凡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对公共安全（包括事关大量民众财产和生命等）和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局部或全部的社会稳定及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等构成严重威胁的突发事件或者叫长期的危险状态都属于公共利益危机，称之为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因影响范围大，需要国家和政府集中力量解决，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危机，威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在公共危机爆发的非常时期，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就是信息的获取。政府通过媒体提供信息，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客观要求，这就使对公共危机的理论解释和应对策略，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危机传播所要研究的问题。危机传播关键在于信息的处理，利用媒体传播信息是政府化解危机的关键。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就是灾难新闻。各种关于新近发生或变动的灾难性事实的信息，比如对地震、台风、水灾、早灾、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和交通、医疗事故、火灾、空难、矿难等人为灾难事实的信息，凡是妨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信息都属于灾难新闻的范畴。
一、研究缘起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的汶川县发生了级的大地震，地震引发的重大灾情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在这场特大灾难面前，我国媒体表现尤其出色，成功地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
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了6分钟，比美联社早了8分钟。第一张地震图片也由是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即15时，在新闻频道口播第一条新闻；15时20分，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直播；22时，新闻频道和第一套综合频道并机直播“抗震救灾”特别节目，滚动播出抗震救灾有关消息和工作进展。同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抗震救灾前线，发回第一手信息。面对这次特大地震，我国媒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迅捷和强大，此次媒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内容视野之广阔、报道之深入，令许多国外媒体都刮目相看。
有别于以往的“少报、不报；只报救灾，不报灾情；只报政府、政党行为，少报受灾群众”等处理方式，我国党报媒体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可圈可点。从新闻学的专业角度看，此次党报的表现也大大地丰富了媒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报道呈现的研究内容，因此，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党报灾难性新闻报道进行适时的研究和思考，将对我国媒体今后的灾难性报道和我国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本研究针对的是我国党报的灾难报道，运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报道的内容呈现加以分析和解释，以期能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需要对灾难报道及新闻框架理论两方面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梳理和说明。
1．灾难报道
国内对媒体灾难性报道的研究，通过CNKI文献查阅系统，以1994年—2007年为时间界限，采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共检索出101篇关于灾难性新闻的论文，其中，期刊论文83篇，优秀硕士论文6篇，报纸文章12篇。从时间分布上看，2007年有13篇，2006年有12篇，2005年有16篇，2004年只有7篇，2003年19篇，2002年18篇，2001年9篇，2000年4篇，1999年1篇，1998年2篇。按照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对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归类和梳理。
⑴对于我国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回顾：
对我国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梳理研究主要以高校的硕（博）研究生论文为主。在CNKI上搜到最早的一篇论文是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杜娟的《解放后我国灾难报道研究》。作者将“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灾难报道的分水岭，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定性研究为主，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灾难报道”和“改革开放二十年灾难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灾难报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正面手法处理灾难新闻、过分强调“人定胜天”的精神、重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统一口径和注重宣传价值，特别是文革时期“假大空和严重偏激化”的报道模式给国家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后“新闻政策的逐渐开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有了可喜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时效性的注重、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由盲目乐观逐渐开始理性思考，报道主体由政府行为逐渐向灾难事件本身和受灾者回归，从注重宣传功能转向注重信息传播功能等等。但是作者也清醒的指出，由于收到“国家利益”、“小集团利益”的因素的制约，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还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受阻的状况，并进一步对我国当下的灾难报道提出了建议，认为要树立正确的灾难报道理念，把灾难报道的成功与否放在事关政府形象、媒体影响力、受众知情权的高度。如何进行灾难报道，不仅是新闻业务的问题，而且是新闻理论的问题，更是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对记者长期熏陶的产物。
2005年，复旦大学的博士田中初在博士论文《当代灾难新闻研究—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后在此基础上，出版《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一文中，以国家—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将当代中国分为总体性社会和分化性社会，认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政治控制和专业控制有不同的方式和结果，灾难新闻也因此具有不同的表征。按照这种思路，作者对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流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得出结论，在灾难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因此，政府和媒体应该以公众利益为共同出发点，在灾难新闻实践中建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即：政府给与新闻媒体制度化的新闻空间，新闻媒体给与政府专业化的新闻服务。
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黎薇在毕业论文《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中，采用案例解析和对比论证的方法，主要从观念、报道、写作、机制等多重角度对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灾难报道进行了个案分析，分别总结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党报和都市报在国内外灾难新闻报道中的特点，并针对其缺陷给出了建议，着重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和“加强灾难事件预警制度的建设”。
2006年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唐文婷在毕业论文《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中，梳理了建国以来报纸媒体灾难新闻报道的发展历程，结合中国灾难新闻传播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当前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并从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质、新闻媒体报道理念、报道方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几个方面针对我国当前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⑵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
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验总结和反思：
如九八抗洪结束后，《九江日报》、《长江日报》等地方媒体就对自身的抗洪报道进行了反思，《九江日报》认为，就抗洪救灾的总体格局而言，他们报道的重点是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抗洪英雄群体，聚焦于典型人物，注重其示范效应。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则认为，他们抗洪救灾的经验是：在报道策略上，重点以“典型报道”和“水情报道”两翼推进,将舆论引导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较完美地体现在版面上。在言论方面，创造了“一天一篇社论”的记录，并创造出短小精悍,论述透彻明了,富于激情,易于传播的“抗洪体”社论,在武汉新闻史上留下了新的一页。
参与调查报道南丹“”特大矿难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在《不忘党报记者的使命和感受—报道南丹“”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一文中，披露了他们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出色地完成了调查采写任务的经历 ，他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不畏艰难、敢斗邪恶的精神，读来令人感佩不已，值得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与此类似的文章还有《沈阳日报》 、《河北日报》 等报社总编对本报关于2003年非典报道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
②媒体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内容呈现：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针对2004年印度海啸中中外媒体的报道进行的个案分析，如有学者对南京四家报纸对海啸报道进行了解读，认为在同质同源的信息时代，地方媒体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中开始注重个性化、差异化，本土化。 更多学者针对中外媒体在印度海啸报道中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相关文章有周婧《字里行间渗透着意识形态—泰晤士报对印度洋特大海啸的报道》、复旦大学胡军华、刘海贵《简析美国主流媒体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山东大学甘丹《灾难报道的震撼力——CNN网站印度海啸报道的特色浅析》等等。也有针对2005年我国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个案分析，如钟良《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中西差异—以松花江水污染报道为例》（《青年记者》，2006年第22期）
③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
有学者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难新闻的发布机制和报道机制进行了论述，认为我国90年代灾难新闻的发布与报道机制其局限性表现在：必须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限制报道范围、统一口径、国内外有别等几个方面，这一情况在90年代后期有所改进，但总体上还是限制了我国灾难报道的发展。 也有学者谈到了我国灾难报道的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 跟多的是论及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如张平宇的《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景明、贾洋洋《灾难报道中的人文视角》（《新闻前哨》，2007年第10期），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朱爱敏《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等等。
④小结：我国灾难报道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对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回顾，这部分研究由于搜集史料、资料的难度较大，一般主要以高校的学位论文为主，这些论文大都是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沿革和灾难报道的开放程度为依据，对我国灾难报道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有些论文甚至追溯到了邸报时期的灾难报道，史料详尽，出处有据，可以说这部分的研究扎实详尽，比较完善。唯一遗憾的是，目前所搜集到的论文都是以“报纸”对灾难报道的呈现为主要研究对象，缺乏对电视、广播或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关于灾难报道的研究。二是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部分研究可以说是良莠不齐：高校研究者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运用了框架理论、危机传播理论、新闻价值理论等新闻传播理论对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方法科学，结论严谨。而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本报在灾难报道中的经验总结，除了极少数之外，大都泛泛而谈，缺乏理论依据，只是感性的经验介绍。值得重视的是，“学院派”和“实践派”在有关个案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在分析我国新闻报道利弊时有理有据，但在提出建议方面就显得很空泛，缺乏可行性。三是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这一部分应该说是灾难新闻研究的一个弱点，虽然文章较多，但是所谓的“灾难报道方法、原则”等都是一些想当然的主观建议，缺乏实际的操作价值，并不能为我国灾难报道提供有可行的借鉴。
2．新闻框架理论
⑴渊源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于认知心理学的“基模”概念和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认为框架就是一个解释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或资料结构（data structure），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并且通过更具体的认知因素得以显现。 他指出，人们依赖主观认知不同面向去看事物，不同的框架会唤起受众对相关事物的不同认知。
解释真实的社会建构理论也是框架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世界是什么？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真实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主要存在客观论者和建构论者两大派别，前者认为世界乃由事实组成，而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忠实说明，只要我们具有理性，就能发现真理；后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我们接受客观知识与真理乃是不同观点的结果，知识和真理皆为创造所得，而非心灵发现之物。社会建构理论把社会真实分为“客观真实 ”、“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个层面。客观真实是指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的世界，人们无法直接认识它，必须把客观真实转化为媒介真实（符号真实）才能知晓。媒介真实指媒介所呈现出的事件情景，在理想上，媒介报道应该反映出客观真实，但基于种种因素，实际中是对客观真实进行了选择、遗漏和重组等，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或通过媒介获得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就是主观真实。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都是对客观真实的建构。
社会建构理论对媒介真实的认识经过了早期的镜子反映论、中期的媒介模拟社会真实的类向论和再现论。镜子反映论认为，新闻媒介就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状；社会有什么，媒介就反映什么。但是，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呈现社会实践的真实，事实的纷杂无限，受众接受信息的选择性，媒介自身的有限都决定媒体挑选部分事实报道。镜子反映论粗糙的反映了媒体和社会真实的关系，而类向论认为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真实的模拟，再现论主张新闻媒体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从无数纷杂、零星的社会事件中主动加以挑选、重组与编排，以文字或图像等符号组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有意义的叙述方式。这两大理论弥补了镜子反映论的局限，指出新闻媒介通过选择和重组事实，反映社会真实，但不等于社会真实，它承认了新闻记者和编辑的主观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新闻采制过程之中，媒体反映客观真实的过程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说明新闻媒介已经成为反映社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工具。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专栏记者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指出人类“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和组合的环境。”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构。” 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介恰好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图式，大众媒介展现的这个环境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人们更主要的是依靠拟态环境去生活，即新闻媒体塑造着人们大脑中的世界图景，人们依靠媒介真实形成主观真实去认知和行动。
新闻框架理论就是应解释大众传媒如何来构建社会真实而产生的。社会学家Tuchman（1988）曾经明示新闻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真实建构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物,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他后来在《制造新闻》（Making News）一书中指出，新闻是世界的一扇窗，透过框架（frame），使人们看到并了解自己以及周遭的世界。因此，新闻框架（news frame）的意义如同窗户、窗框的大或小会左右人们所能看到的世界，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⑵内涵
加拿大学者高夫曼（Goffman）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开创“框架”的理论研究，所谓框架，是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我们能够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这是从个人认知角度出发，指出框架是个人感知外在世界的心理结构，是个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框架”一词可以追溯自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的论述，他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这一概念后来由美国学者吉特林（Gitlin） 在八十年代引用到媒介研究中。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瑞芳于2007年提交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把媒介研究学者对框架含义的界定归纳为三类，引用如下：
第一类含义的内涵由Gitlin(1980)提出，他把框架看作是一种具有规律的意义筛选手段。框架是指“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并且，Gitlin把框架和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符号处理者按照“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即框架）来组织话语。正是按照这些常规，符号处理者挑选客观现实的图像。日复一日，按部就班运转的生产程序界定了“报道”，确定了主角和观点，并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适当态度，由此一来，新闻工作者能迅速处理大量的信息，并且按新闻常规（routine）包装信息使之有效地传达给受众，本来是复杂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本来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新闻报道中就显得和谐一致，有条不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层次的内涵侧重于传者框架。所谓传者框架主要包括传播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可能有意识、无意识（预存立场、专业化、经验地）做出一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与Goffman一样。Gitlin认为框架不是人们有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人们无意接受的。” “美国学者甘斯也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
第二类含义由最重要的框架研究学者Gamson（1989）提出，他对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不仅是筛选手段，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内容中心的组织意旨(central organizing idea)，能赋予相关事件意义，藉由选择、强调、排除、细密化等方式，指出事件争论所在，并提供解释的情境。
Gamson对框架做了具体的诠释，在他看来，框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框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是指‘架构’（building frame），指涉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这为我们重新理解框架提供了一个思路，对应到新闻分析上，所谓新闻框架，也应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内容的表现。这个定义侧重于新闻文本中存在的框架。文本框架主要包括内容呈现方式、一些关键字、刻板印象的用语、消息来源、新闻图式结构等。而对这部分的框架研究，可以透过内容分析法，找出文本中的框架和其意义诠释。此内涵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题和意义是如何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
第三类含义由Entman（1993）提出，Entman给框架下了定义，即“框架牵涉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件的意思是，将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媒介从业人员通过主动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或者)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让受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传播者的框架去解读新闻文本。从而“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框架(building frame)和再现一些事物来系统地影响新闻接受者对事物的理解”。这个定义侧重于新闻框架的效果，这就涉及到了受众的接受框架，以这个定义为基础的框架研究中，可以透过调查法找出受众框架在接受新闻文本后是否发生改变，以此来探讨受众框架与传者框架或文本框架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是从第二个含义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找出四份报纸报道汶川地震的文本框架，分析其文本的框架特征和框架形成原因。
⑶机制
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即框架的形成机制，钟蔚文、臧国仁等台湾学者认为是选择与重组机制。选择意指从诸多事物中撷取少数特殊项目，转换为有意义的结构，重组则是将撷取的项目按重要性排列，藉以显示重视程度。选择机制包含排除作用，显示了对事件的分类效果。重组机制则包括排序，显示对事件强调的部分。选择与重组俱为现实转换之必备手法，也是彰显社会意义的重要过程。
钟蔚文、臧国仁在《新闻媒体与消息來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一书中提到，每一种框架中都有类似结构，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组成。框架的高层次结构往往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即高夫曼（Goffman）所称谓之“这是什么事（what is it that's going here）”的东西。“高层次的意义经常以一些特定形式出现，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要件得到新闻的主题，归纳出主题框架。新闻话语的主题并非简单的事项堆砌，而是形成一种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荷兰学者Van Dijk把分析整个篇章的句法称作是图式结构，图式结构是用来限定话题或主题在实际文本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有着一系列按等级排列的不同范畴，这些范畴构成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臧国仁、钟蔚文等，1996）。其中，先前事件、历史、结果与影响属于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项，而归因与评估则可谓是主要事件的缘由与评断。此图式范畴只是在理论上全部存在，在实际分析中，许多新闻文本有其中的几种范畴，在篇幅短小而形式又完整的新闻话语中只有标题和主要事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它图式范畴可有可无。这些新闻的主要图式范畴一起限定了新闻话语采用的各种形式。对新闻图式结构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限定新闻主题实现的图式结构框架，即新闻是如何选择和重组的。新闻文本的低层次结构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如句法结构、关键词的运用。van Dijk认为，语句的用法（如用句的复杂性）以及文字的风格均可显示言说或论述对事件、人物的评价。换言之，任何文字或符号的组合与选用，其实都反映了现实世界的转换框架效果。框架的每一层次结构的转换都运用了框架的选择与重组机制。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分别从高中低三层分析框架结构特点，据此建构类目。
⑷相关研究案例概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分析，发现，以往应用框架理论对重大事件报道的媒体呈现进行分析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
1、不同性质媒体对同一议题报道框架比较。如《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框架竞合——以中国入世报道为例》、《悲剧的中国式处理与新闻的健康表达—— 以中国新闻纸对“海啸”灾难的报道为例》
2、西方媒体报道框架特征分析。如《从揭丑警犬到舆情公器—美国主流媒体“虐俘”事件报道的新闻构架与议程流变》、《局促的自由———美国媒体关于伊拉克虐囚报道的框架分析》、《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美国25家日报要闻版伊拉克战争报道新闻构架分析》、《没有硝烟的轰炸_试析西方主流媒体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报道》、《新闻构架_符码与制造同意的艺术_美国媒体_十六大_报道综合分析》、《美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特色分析_以_纽约时报_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为例》
3、中国媒体对同一议题的报道框架分析。《国内媒介对非典事件的报道》、《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差异》、《从SARS新闻报道看〈人民日报〉之媒介真实建构》、《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国内媒体非典型肺炎报道》、《析广州三大报“非典型肺炎”事件报道》、《香港中文报纸中的中国内地新闻——新闻文本的框架研究》
4、中西媒体对同一议题报道框架比较研究。《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差异》、《中西主流媒体国际灾难新闻比较——以〈文汇报〉、〈纽约时报〉关于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为例》、《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中美网络媒体对于“朝核危机”议题报道之比较研究》。
5、两岸媒体对同一议题的报道框架比较。《两岸主流媒体国际自然灾害危机报道分析——以南亚海啸危机报道为例》、《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5·20事件报道的对比分析》。
以上案例中，多是对报纸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结合框架理论解决研究假设，其中对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研究的文献与本研究极为相似，很有借鉴意义。
三、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回顾，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理论假设：
1．假设一：
面对这次地震事件，我国的党报改变了以前“少报、不报；只报救灾、少报灾难”等灾难新闻的处理原则，全面、细致、深入地对汶川地震进行了报道，取得重大的突破，完成了一次观念和行动上的革新与突破。
2．假设二：
作为国家级党报和地震灾区的省报，四份报纸在同样的外部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力求寻找自己内部的小框架，表现出了其共性与差异性。
3．假设三：
作为受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我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公众意识，但由于其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
要证明以上三个理论假设，研究者明确了本次研究力求解答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报道主题结构分析。
四份党报的报道框架分别是什么？有哪些特征？
在纵向层面上，与我国以往党报的灾难报道比较，报道主题有哪些变化？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主题上，而哪些主题相对在报道的边缘。根据新闻价值理论，报道在主题的结构上存在哪些问题？
在横向层面上，《人民日报》与地方党报之间，地方党报之间对比，报道主题框架有何不同，重合度和区分度有多高？
2. 信息来源结构分析。
信息结构是否合理，信息来源是呈现出丰富多样还是趋于单一？按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要求，信息来源的结构是否做到了基本的平衡？
根据新闻把关人原理，新闻是有选择的报道，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信息来源的选择，这决定了谁能够接近媒体，谁能够在媒体上说话，话语权在哪方，报道往往就代表了说话方的利益和立场。研究需要考察：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力量对比呈现怎样的格局？报道理念上，宣传本位还是事实本位？
同时在新闻来源上，新闻工作者是到达灾难现场发回第一手报道，还是大量转载其他媒体，体现出新闻的真实度，权威性和独家性程度，是建立媒体的公信力的关键。在对地震灾难的报道中，对网络媒体内容的转载占多大比重，转载的议题集中在哪些？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新闻框架理论，展现新闻内容的特性与规律，籍由明显的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归类和分析，同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并且对特定文本进行定性的“细读”，以求尽可能达到研究目的。
1．选择目标媒体：
本研究选择了《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中的地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之所以选择这四份报纸，原因有二：
⑴ 相较于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报纸内容容易收集且方便查阅。同时，在国内的新闻框架研究中，多数以报纸作为内容分析对象，对于复杂性议题，报纸较能深入探讨。而且，报纸的报道详细，是其它公共传播媒介所无法比拟的，因能详尽报道，不受时间限制，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较其它媒介功能来得大。
⑵ 这四份报纸都是党报，《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党报，它所体现的报道特性可作为中国现有新闻宣传体制的样板，代表性自不必言说。而《甘肃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都是受灾地区的党报，它们对地震新闻的报道集中地体现了受灾地方的宣传政策。这四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各有其表现特征，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影响力，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党报在此次灾难事件的关注度和关注面，产生的重大突破以及存在着的问题，同时也具有影响全国各地受众个人认知框架的可能性。
2．选择时间范围：
本研究选取了四份党报从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期间的关于汶川地震事件的相关报道为分析对象。之所以这样限定，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之后，从5月13日开始，党报媒体就将地震事件作为了首要的议题进行大规模的报道，之后的报道量逐步上升，而到5月底，随着救灾工作的结束，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各党报媒体都对该议题采取了淡化处理和话题转移。
3．具体的抽样方法：
⑴抽样方法：
本研究把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这19天期间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地震新闻报道按照地震专版前后分为两大部分来抽样：
①专版出现前采用饱和抽样，即抽取党报中所有与地震有关的报道，将每一篇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作为一个分析单位；
②专版出现后只抽取头版和专版中的所有的地震报道，将每一篇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作为一个分析单位。
之所以这样抽取只要是考虑到地震爆发后的报道高峰期，样本量过大，由于人力、时间等条件限制，无法全部采集，而通过此方法抽取的样本，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能为达到此次研究的目的而服务。
⑵抽样情况：
按照上述的抽样方法，本研究一共采集到2418个有效样本，即5月13日—5月31日四份党报中位于头版和专版的所有的地震报道。
4．类目构建：
按照新闻框架理论，类目的种类可分为“说什么”（what is said）与“如何说”（how is said）两种类目，并分属实质（substance）与形式（form）两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问题，运用第二章所述框架理论，结合所抽取的新闻报道样本，制定出主要研究类目的操作性定义及实例说明如下：
⑴“说什么”类目：
王石番指出在“说什么”类目中，共可区分为“主题类目”、“方法类目”、“特性类目”、“主角类目”、“权威类目”、“来源类目”、“目标类目”、“标准类目”、“方向类目”与“价值类目”十种类目。本研究依据问题需要，在“说什么”类目中采用“主题类目”、 “来源类目”、“方向类目”三种类目。
主题类目：是指建构类目时，依据传播内容的主题加以分来。本类目旨在了解党报对此次地震事件的报道是否如从前一样集中报道“救灾行为”，而对“灾难”本身呈现较少？在主题类目中，我们分为四大类，即灾情报道、救灾报道、人文主义关怀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然后每一大类下设置更为详细的小类目。
来源类目：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
方向类目：主要指报道当中的倾向和舆论引导。主要包括以下类目：积极/正向/赞扬；客观/中立；消极/负向/批评。
⑵“怎么说”类目：
王石番指出在“如何说”类目中，共可区分为“传播形式或类型”、“叙述形式”、“强度类目”与“策略类目”四种类目。本研究依据要研究的问题，在“如何说”类目中采用“传播形式或类型”，即所谓“报道类型”类目，具体主要考察新闻体裁和版位。
以上各大类目下的小类目可参看附录部分的内容分析编码表中详细设置。
五、数据分析
本研究试图描述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国家党报，和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这三份受灾地所在省的党报为代表的我国党报媒体，在“ ”汶川大地震这一突发事件中的内容呈现状况，同时考察国家党报和地方党报在此次事件中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上的异同点，以期能验证研究初期的假设。研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采集到的2418个样本进行数据分析。以下将主要从总体概况、框架理论的“说什么”类目和“怎么说”类目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具体包括新闻报道的总量、数量分布、报道主题、新闻来源、报道体裁等。
（一） 报道总体状况分析：
1．报道总量分析：（见图1—1）
对于汶川地震这样一件影响重大、广受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四份党报的报道量都非常大，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地震的新闻“聚焦”。同时，由于受灾程度不同和各报纸的覆盖面、目标受众群的不同，各报的报道总量有所差异。
图1—1
从图1—1中可以看出，作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四川省的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这段时间的报道总量居于四家报纸之首，达到929篇，其报道量是其他几份报纸报道量的将近两倍。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性的党报，关注全国民生，引导国家舆情，在集中报道举国抗震救灾的同时，还要传达国际信息，关注即将举办的奥运，所以关于地震的报道总量相对而言较少，为472篇。
《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的报道总量分别为464篇和553篇。该段时间报道量最少的是《甘肃日报》。
2．四党报每日报道量对比分析：
（见图1—2，图1—3，图1—4，图1—5，图1—6）
四份报纸在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这个时间段内关于地震事件的报道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①总体报道数量分布概况：
图1—2
图1—2显示，四份党报对于地震的报道总量在地震发生后的前三天（5月13日——5月17日）和全国哀悼日（5月19日——5月21日）期间先后形成了两个报道的高峰，之后报道变化趋于平缓。
②每份党报每日报道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图1—3
如图1—3所示，《四川报纸》在5月13日—5月31日期间，报道量的变化形成了一条起伏的曲线。该报在5月13日以高达48篇的高起点投入了地震报道，之后报道量逐步上升，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即5月20日达到了报道量的顶峰，报道量达到87篇，之后报道量趋向平缓。
图1—4
从上图可以看出，《陕西日报》在报道期间的报道量形成了一条起伏较为平缓的曲线。该报以18篇的首日报道开始，在5月16日、5月19日、5月22日和5月25日，单日报道量较多，形成了波峰，5月26之后，报道量逐渐减少，维持在20篇左右，之后的变化较为不明显。
图1—5
如图1—5所示，在5月13日—5月31日，《甘肃日报》的报道量基本没有明显的起伏，最多的一天是5月17日的33篇，最少一天是5月31日的15篇，大体上每天的报道量以20篇为基准稍微浮动。
图1—6
如图1—6所示，《人民日报》仅以9篇的报道量开始了第一天的地震报道，此后两天报道量逐渐上升，在5月15日达到第一个高峰38篇，之后报道量逐渐下降，在5月19日、20日、21日这三天全国哀悼日中，报道量又持续上升，在5月21日达到37篇，这是单日报道量的第二个峰值；此后报道量有所升降，但是总体趋势平稳，变化不大。
综合分析这四张图，可以发现，相较于其他三份党报，作为重灾区党报的《四川日报》，其每一天的报道量都高于其他几份报纸，该报第一天的报道量几乎是其他三份报纸报道量之和，可以说，该报从地震发生后就立即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报道，及时快速的进入了集中化报道抗震救灾的角色当中。该报反应之快，报道力度之大，是四份报纸中最为出色的。
同时，总体来说，四份党报在5月19日—5月21日这三天的哀悼日形成报道的高峰，高报道量主要集中于这个期间。而在此之后，尤其是5月27日之后，各报的报道量均开始逐步减少。
3．四党报的报道对象属地对比分析：（见表1—1）
表1—1 四份报纸的报道对象属地统计表
（单位：篇；%）
报道对象属地
所属报纸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四川
318（）
858（）
4（）
44（）
甘肃
13（）
1（）
416（）
陕西
10（）
406（）
全国
131（）
70（）
44（）
103（）
总计
472（）
929（）
464（）
553（）
如表1—1所示，在报道对象属地中，《人民日报》中关于四川的报道有318篇，占其稿件总量的%；关于甘肃的有13篇，占其总量的%；关于陕西的有10篇，占其总量的%；关于全国的有131篇，占总量的%。
重灾区的《四川日报》关于本省的稿件有858篇，占其稿件总量的%；关于甘肃的有1篇，不到总量的%；关于全国的有70篇，占总量的%；没有关于陕西的新闻稿件。
《甘肃日报》关于本省的稿件有416篇，占其稿件总量的%；关于四川的有4篇，占其总量的%；关于全国的有44篇，占其总量的%；没有关于陕西的报道。
《陕西日报》中关于本省的稿件有406篇，占其稿件总量的%；关于四川的有44篇，占其总量的%；关于全国的有103篇，占其总量的%；没有关于甘肃的报道。
由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在《人民日报》的稿件中对发生地震的三个省份和全国都有涉及，只是涉及四川的报道相对比较多，其次是全国的。《四川日报》的稿件主要是关于本省的，其次是全国的。《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的情况与《四川日报》的情况类似：稿件都集中在本省和全国，对其他两个省份报道的比较少，或跟本没有报道。可见，不论是中央党报还是三份地方党报，在对地震的报道过程中都各有偏重：中央党报偏重灾情比较严重的四川，地方党报偏重本省的地震灾区。
（二） “说什么”类目分析：
1．主题类目：
⑴党报的报道主题归类分析：
表2—1 四份党报的报道主题分类统计表
（单位：篇；%）
报道主题归类
所属报纸
总计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灾情报道
31（)
52()
27()
42 ()
152（）
救灾报道
31（）
724（）
373（）
410（）
1824（）
人道主义关怀报道
27（ ）
46（）
14（）
20 （）
107（）
灾后影响反思重建
97（）
107（）
50（）
81（）
335（）
总计
47（）
929()
464()
553()
2418()
如表2—1所示，在2008年5月13日——5月31日期间，“救灾报道”成为四份党报整个地震报道中的首要议题。
其中，《人民日报》的“救灾报道”共计317篇，占到全部地震报道的%；《四川日报》的相关报道为724篇，占该报地震期间整个报道量的%；与《四川日报》七百余篇的“救灾报道”相比，《甘肃日报》373篇的报道量不及其一半，但是还是以%的高比例成为《甘肃日报》地震报道中的绝对首要议题；而《陕西日报》410篇的救灾报道也占到了该报全部地震报道的%。
由此可见，“救灾报道”虽然在四份党报中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但却都占到了六成以上，不约而同地成为了四分党报地震报道的重中之重。其次，“灾后影响与反思重建”成为地震报道的第二大主题：《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对于灾后影响反思重建的报道明显高于其他三份地方党报，共计97篇，占到了整个地震报道主题的%，其次是《陕西日报》，%，《四川日报》与《甘肃日报》相差无几，分别为%和%。
在四项主题中位居第三的是“灾情报道”，在四分党报中分别占到了5%到7%左右，排名最后的报道主题是“人道主义关怀报道”，这其中《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基本持平，分别为%和%，《甘肃日报》和《四川日报》作为灾区的党报，对灾区群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报道明显不足，仅占到了整个报道量的百分之三左右。
⑵党报的救灾主题报道分析：（见图2—1，表2—2）
四份党报的救灾主题报道数量分类统计图
（单位：篇）
图2—1
表2—2 四份党报救灾主题报道数量统计分析表
（单位：篇；%）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领导会议/视察/慰问
56（）
90（）
87（）
66（）
各级政府措施
98（）
191（）
12（）
117（）
灾民自救
25 ()
37 ()
15 ()
16 ()
志愿者救助
13 ()
31 ()
3 ()
8 ()
军队救灾
64 ()
119 ()
32 ()
35 ()
医务人员救灾
25 ()
74 ()
12 ()
23 )
公民捐赠、献血等行为
8 ()
23 ()
38 ()
48 ()
港澳台/海外侨胞救助
4()
10()
国际救援
10 ()
17 ()
4 ( )
7 ()
非政府组织
1 ()
7 ()
10 ()
6 ()
其他民间组织救助
13()
96 ()
33 ()
58 ()
其他
30 ()
15 ()
25 ()
总计
317（100.）
725()
375 ()
409 ()
如图2—1所示，从总量上看，在5月13日——5月31日全部的“救灾报道”中，四份党报最为关注的议题前四位依次为：“各级政府措施”，为532篇；“领导会议视察慰问”，为299篇；“军队救灾”的250篇和“其他民间组织救助”的200篇。其余较为关注的议题分别为：“医务人员救灾”，有134篇；“公民捐赠、献血等行为”有117篇；“灾民自救”有93篇，“其他”有70篇；“志愿者救助”有55篇。
如表2—2所示，在对“救灾报道”中位列前三项的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四份党报都对“各级政府措施”给予了充分关注：《甘肃日报》关于政府措施的报道量最大，为%；其次《人民日报》%，《四川日报》与《陕西日报》大致相同，分别为%和%；在第二大议题“领导会议、视察、慰问”中，《甘肃日报》的关注度依然最高，为%，《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基本持平，《四川日报》最低，为%；第三，《人民日报》对于“军队救灾”的关注度最高（%），《四川日报》次之（%），《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仅为%和%。在其余的几项议题中，《四川日报》对医务人员的救助关注得较多，占到%，《甘肃日报》对此关注得最少，%；但在对公民献血捐赠等议题的关注程度上，《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则远高于《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稿件数量是后两者的5倍之多。此外，《四川日报》和《陕西日报》对其他民间救助（如学校、国企、民企等）的报道也较多，分别占到了%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这四份党报对于志愿者救助情况关注不够，《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相对较为关注，分别为%和%，《甘肃日报》最少，仅为%。
⑶党报的灾情报道主题分析：（见表2—3）
表2—3 四份党报的灾情主题报道数量统计表
（单位：篇；%）
灾情报道
所属报纸
总计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
2()
9()
7()
20()
38()
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
22()
30()
3()
5()
60()
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
2()
3()
10()
8()
23()
地震引发的次生灾难
5()
11()
5()
9()
30()
总计
31（）
5（）
25()
42()
151()
如表2—3所示：关于灾情报道的主题，从总体上看，这151篇相关报道中，涉及“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的所占比例最高，为%，其次是“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的报道，比例为%，而关于“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和“地震引发的次生灾难”的报道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和%。
从纵向上来看，《人民日报》对“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的报道所占比例最高，为%，其次是“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为%，而有关“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和“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的报道分别仅占%。
《四川日报》呈现出基本类似的趋势，对“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的报道所占比例最高，为%，其次是“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为%，“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和“震级、烈度等震情”的报道分别仅为17%和%。
《甘肃日报》的灾情报道主题中，“地震震情、烈度等震情”的报道所占比例最高，为40%，其次是“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28%）、“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20%）和“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12%）。
与前三份不同的是，《陕西日报》灾情报道主题中，比例最高的是“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其次是“次生灾害”（%），“地震震级，烈度”和“受灾地及灾民生活”分别占19%和%。
从横向对比上来看，《陕西日报》对“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的”的报道比重远高于其他三份报纸，为%,而《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对“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的报道也同比较高，分别为71%和%，《甘肃日报》则更侧重于报道“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比例为同比最高（40%）。除了《人民日报》以外，三份省级党报对于“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的报道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和%。
⑷党报对灾后影响、反思、重建报道主题分析：（见图2—2，表2—4）
图2—2
如图2—2所示：从总体上来看，四份党报在灾后影响、反思、重建的报道中，涉及“灾区复苏重建”的报道所占比例最高，为%，其次是“地震服务信息”，所占比例为%，居于第三位的是“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占%。
与“舆论监督”相关的报道占%，而位列后三位的分别是“责任追究、原因分析”（%），“提高防灾救灾能力”（%）以及“在世界引起的反响”（%）。
表2—4 四份党报灾后反思影响重建主题报道对比统计表
（单位：篇；%）
主题
所属报纸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灾后影响反思重
建
地震对社/文/政/经的影响
9()
12()
7()
17()
地震在世界引起的反响
10()
10()
4()
2()
责任追究/灾难原因分析
1()
对灾难的反思和认识
7()
8()
14()
提高防灾救灾能力
建立预警机制的思考/努力
10()
4()
2()
1()
灾区复苏重建
38()
40()
16()
25()
地震服务信息
7()
27()
11()
18()
舆论监督：救灾物资的使用
23()
4()
1()
5()
总计
97（）
105（）
49（）
83（）
如表2—4数据所示：纵向来看，《人民日报》对“灾区复苏重建”的报道所占比例最高，占其报道量的%，其次是“舆论监督”，占%，而“地震在世界引起的反响”和“提高防灾救灾能力，建立预警机制的思考与努力”分别为%，并列第三。
《四川日报》对“灾区复苏重建”的报道比重也最高，占其报道量的%，其次是“地震服务信息“，占%，第三位是“灾难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为%。
《甘肃日报》同样对“灾区复苏重建”进行了重点报道，占到其报道量的%，其次是“地震服务信息”，占%，“对灾难的反思和认识”占%，位第三。
《陕西日报》中主题为“灾区复苏重建”的报道比例为%，其次是“地震服务信息” （22%），接下来是“灾难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占%。
横向来看，《陕西日报》对“灾难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的报道比重相较于其他三份报纸来说，比例较高，为%，而《人民日报》对“地震在世界引起的反响”的报道所占比例为同比最高。为%。
“责任追究、灾难原因分析”这一主题，仅有《四川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有所涉及，其他三份报纸均没有出现。
《陕西日报》和《甘肃日报》对“灾难的反思和认识”的主题报道基本持平，《人民日报》没有涉及，但《人民日报》对“提高防灾救灾能力、建立预警机制的思考与努力”和“舆论监督：救灾物资的使用”这两个主题的报道为同比最高，为%和%。
2．来源类目
⑴党报的消息来源分析（见表2—5）
表2—5 四份党报消息来源分布统计表
（单位：篇；%）
消息来源
所属报纸
总计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政府官员
269（）
410（）
281（）
320(）
1280（）
救援官兵
82（）
132（）
36（）
38(）
288（ ）
医护人员
45（）
86（）
18（）
36(）
185（）
专家学者
39（）
39（）
6（）
13(）
97（）
新闻工作者
11（）
78（）
38（）
140(）
267（）
灾民
100（）
175（）
17（）
74(）
380（）
普通民众
24（）
60（）
26（）
42(）
152（）
志愿者
20（）
43（）
4（）
13(）
80（）
公众人物
2（）
6（）
2（）
6(）
16（）
非政府组织
10（）
11（）
10（）
13(）
44（）
其他组织
32（）
153（）
42（）
92(）
319（）
匿名来源
2（）
11（）
6（）
3(）
22（）
总计
636（）
1204（）
500（）
790（）
3130（）
如表2—5所示，“政府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出现了1280次，占到四份党报报道总量%；其次是“灾民”、“其他组织如企业学校国际组织”、“消防队员武警官兵”、“新闻工作者”，分别为%、%、%、%，比例相差不大；“医护人员”、“普通民众”、“专家学者”、“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分别为%、%、%、%、%，而“公众人物”和“匿名来源”仅为%和%，不足一个百分点。
从四份党报各自消息来源的分布上看，《人民日报》中消息来源是“政府官员”的占%，在20%左右的是“灾民”和“消防武警官兵”，接近10%的是“医护人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学校国际组织”，大大小于10%的分别是“普通民众”、“志愿者”、“公众人物”、“非政府组织”、“新闻工作者”及“匿名来源”。
《四川日报》，与《人民日报》分布大致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组织”这项来源相对《人民日报》比例提升，为%，接近“灾民”来源的比例。
《陕西日报》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政府官员”，“灾民”和“其他组织”两项与《四川日报》比重差不多，“消防队员”和“武警官兵”相对减少，“新闻工作者”来源的比例达到%。
《甘肃日报》特征明显，各来源比重偏差最大，“政府官员” 比重占到%，超过总计平均水平的%，而且其他来源均在10%以下。四份报纸总体分布，对所有来源都有涉及，但是比重不均，存在严重的来源偏向。对比四份报纸消息来源框架，重合度相当高，但仍有差异。
⑵党报的新闻来源对比分析：（见图2—3）
四份党报新闻来源分布统计图
图2—3
新闻来源主要是指消息的获取渠道，记者在场与不在场也是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考量。如上图所示，四份党报的新闻来源中几乎全部来自本报记者、和新华社，只有《四川日报》极小部分来自国内其他媒体和网络媒体，而且本报记者发回的报道最低达到75%以上，最高可达90%以上。
3．方向类目：
党报的报道言论基调分析：（见图2—4）
图2—4
如图2—4显示，在四份党报中，《人民日报》积极、正面的倾向最为突出，占其报道的%。《陕西日报》、《甘肃日报》、《四川日报》三份地方党报主要以客观、中立的报道基调为主，其中，《四川日报》积极的报道更多，占其报道的%，《甘肃日报》的中立报道比例最大，占其报道的%，消极、负面的报道极少，《四川日报》占其报道的%，《陕西日报》的负面报道占其报道的%，《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没有负面报道。
（三）“怎么说”类目分析：
1．党报的地震报道体裁分析：（见表3—1）
党报地震报道体裁归类统计表
（单位：篇；%）
体裁
所属报纸
总计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消息
235 (）
620 (）
355 (）
413 (）
1623 ()
通讯、特写
98 ()
126 ()
53 ()
73 ()
350 ()
评论
5 ()
22 ()
21 ()
23 ()
71 ()
深度报道
18 ()
3 ()
7 ()
28 ()
现场报道
32 ()
25 ()
11 ()
4 ()
72 ()
典型报道
66 ()
96 ()
13 ()
29 ()
204 ()
文艺作品
8 ()
10 ()
2 ()
1 ()
21 ()
其他
10 (2.)
26 ()
9 (1.%)
3 ()
48 ()
总计
472 ()
928 ()
464 ()
553 ()
2417()
上表显示，总体上四份党报对于地震报道主要都是以消息体裁为主，占总体的%，其次是通讯和特写，占总体的%，然后是典型报道，占了总体的%，文艺作品体裁最少，仅占%。
具体来看，四份党报对于体裁的运用有其各自的特点。四份党报中《人民日报》对通讯、特写、深度报道、现场报道、典型报道、文艺作品体裁都运用较多，其中通讯特写占其报道的%，深度报道占其报道的%，现场报道占其报道的%，典型报道占其报道的%，体现出《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较之地方党报，由于自身采编系统的强大力量和中央媒体的角色定位，在通讯、深度报道、典型报道、现场报道这种大篇幅的报道体裁上显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三份地方党报中，《四川日报》较之另两份党报在采用典型报道和现场报道体裁更多，分别占到其报道的%和%，在其他体裁上（博客文章、网民留言）也较多，占到了%，《甘肃日报》对消息和评论的体裁运用较多，消息占到了其报道的 %，评论占到其报道的%，但是在深度报道上，《甘肃日报》为0，这一方面表现出《甘肃日报》重视评论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典型报道、深度报道和典型报道上，却不如另两份党报，表现了其报道不够深入和缺乏大稿的缺点。
2．党报的地震报道版位分析：（见表3—2，表3—3）
⑴党报的版位总体分布状况：
表3—2 党报地震报道版位分析统计表
（单位：%）
版位
所属报纸
总计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甘肃日报
陕西日报
上左区
上中区
上右区
中左区
中中区
中右区
下左区
下中区
下右区
通版
如表3—2所示，总体来看，党报地震报道的版位分布主要集中于以下两大部分：首先，地震报道大部分分布在中右区和中左区，比例分别是%和%；其次，地震报道主要的分布区域是上右区（%）、上左区（%）、中中区（%）和下右区（%）；另外，分布在下左区和下中区的地震报道较少，而通版所占的比例最小，为%。
从纵向来看，《人民日报》的地震报道分布在上左区的比例最高，为%，报道分布较多的版面区域依次是中右区（%）、下右区（%）、上右区（%）和下左区（%），相比之下，报道分布在版面其他位置的比例较低。《四川日报》的地震报道分布在中右区和上右区的比例较高，分别是%和%，大部分报道主要分布在版面的中左区（%）、下右区（%）、和中中区（%），报道分布在上左区的比例很少，为%。《甘肃日报》的地震报道分布在中左区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版面位置的比例，为%，报道分布在中右区的比例位居第二，为%，报道分布在上左区和上右区的较多，分别占%和%。《陕西日报》的地震报道的分布比例相差不大，分布在版面中中区（%）和中左区（%）的较多，相比之下，报道主要分布在中右区（%）、上左区（%）和下右区（%）。
从横向对比看，四份报纸的地震报道分布在上左区的比例，《人民日报》的比例最高，为%，《四川日报》的比例最低为%；其次，四份报纸的地震报道分布在上右区的比例都很高；相比之下，《甘肃日报》的地震报道分布在版面中左区和中右区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三份报纸，比例分别是%和%；最后，四份报纸分布在下左区和下右区的比例相对较低，且《甘肃日报》分布在下右区的比例最低。
⑵党报头版报道版位与报道主题的关系对比：
表3—3 头版报道的版位和报道主题交叉对比表
（单位：%）
版位
报道主题
灾情报道
救灾报道
人道主义关怀报道
灾后影响、反思、重建
上左区
上中区
上右区
中左区
中中区
中右区
下左区
下中区
下右区
通版
如表 3—3所示，在将分布在头版的党报地震报道进行版位和报道主题的交叉分析后发现，救灾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报道（%）多分布在版面的上左区，同比较高，而灾情（%）和人道主义关怀报道（0）在上左区则很少出现；同时，救灾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报道（%）分布在上右区的比例仍然同比较高，分别是%和%，人道主义关怀报道（%）的比例明显上升，同比最高；救灾报道分布在中左区的比例为%，同比最高，而灾情报道（%）的比例较高，同时灾情报道多分布在中右区（%）、下左区（%）和下右区（%），其中分布在下左区的比例同比最高为%，相比灾情报道，人道主义关怀报道主要分布在中右区（%）和下中区（%）；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报道除了分布在上左区和上右区，还分布于下右区，比例为%。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本研究最初设计的研究目的和提出的理论假设基本上实现，但是略有差异。下面我们对本研究的结论性认知进行分析和阐述，基本结论如下:
1、面对这次地震事件，我国的党报改变了以前“少报、不报”的灾难新闻的处理原则，全面、细致、深入地对汶川地震进行了报道，取得重大的突破，完成了一次观念和行动上的革新与突破，但是依然沿袭了“只报救灾，少报灾难”的传统的新闻处理方式。
第一．从地震发生后媒体介入的第一时间和稿件数量来看，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5月13日，四份党报均及时发布了汶川地震的消息：《人民日报》以9篇的发稿量拉开了整个汶川地震的报道序幕；《四川日报》作为重灾区，震后第一天的发稿量就达到48篇；同为灾区的《甘肃日报》发稿量为23篇，《陕西日报》次之，18篇。数据显示，从2008年5月13日到5月31日，四份党报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稿件共计2418篇，其中作为重灾区省委机关报的《四川日报》发稿量更是达到了929篇之多。
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媒体的第一介入时间和披露的信息量是信息公开的首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就在汶川地震的前11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为政府政务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因此，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可以看作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次大演练，党报更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先遣队，打破了以往突发事件的报道模式，在网络快速反应以及形成新的媒介环境的条件下，与通讯社、互联网等多媒体联动，迅速反应、连续报道、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国外媒体同行的尊重。这充分说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我国的党报也一样具有迅速跟进、大规模报道的素质和能力，并且在谣言四起的危机中，正是借助党报的权威性，使得灾情救灾及时地展现在民众面前，减少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的恐慌，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为抗震救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二．从四份党报地震报道所涉猎的主题来看，整个地震报道的报道主题按照比例依次为：救灾报道、灾后影响与反思重建、灾情报道和人道主义关怀报道。这说明，我国新闻报道体制的宽松与新的媒介环境虽然使媒体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报道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我国的党报依然对“救灾报道”的主题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向，有关“救灾”报道占到整个地震报道的%，而且在“救灾报道”主题下设的几个议题中，四份党报最为关注的议题为：各级政府措施、领导会议视察慰问。这一方面体现了党报的“喉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假设一中提出的“只报救灾、少报灾难”的灾难新闻处理原则并未得到明显改观。但是也应该看到，此次报道中，“灾后影响与反思重建”的主题位列第二，与以往危机事件中党报舆论监督几近空白的尴尬情况相比，“灾后影响与反思重建”虽然在整个议题中所占比例不高，依然成为此次报道的一个亮点。仅占报道议题%的“人道主义关怀报道”也同样如此，虽然这方面的报道仍显不足，但是党报开始出现对灾区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报道，也是我国党报在新时期报道理念上的一个可喜变化。
第三．在“灾情报道”下设的四项议题中，“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的报道，而关于“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和“地震引发的次生灾难”的报道所占比重较小。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胡百精提出的危机传播的“事实——价值”模型，可以将此次地震报道的议题分为两个维度：事实议题是指那些反映灾害发生、变化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措施、进展和结果等层面的报道议题；价值议题是指那些在灾害显现出了态度、情绪、精神和信念层面的报道议题。 依照这个观点，上述的议题结构明显可以反映出，我国党报在灾情报道中仍然重视价值信息的输出，即通过反映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力倡导宣扬亿万民众众志成城抗灾救灾的民族精神，在选题方面青睐体现精神、信念层面的报道议题，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救灾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同时也忽略了事实议题的输出，忽略了灾难报道中的民众对灾害发生变化等灾情信息的渴求，同时也忽略了新闻媒体所肩负的危机预警的社会责任。
2、作为国家级党报和地震灾区的省报，四份报纸在同样的外部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力求寻找自己内部的小框架，表现出了其共性与差异性。
根据框架理论，媒介并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现实，基于种种因素，实际上是对客观真实进行了选择和重组，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不仅仅是主题的建构，也是一种基调的建构，建构对于整个事件的一种讨论的氛围。
具体来说，无论是主题设置、新闻来源还是关键词和体裁的采用，这四家党报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中国各媒体面对这次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遵循着传统体制的总框架，即以塑造负责任的中国政府为总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偏离。党报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着中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其反应的谨慎、沉稳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这样的重大事件时，经常是把自身摆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中，这是中国新闻媒体性质的定位所决定的。但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各媒体也在积极寻求自身小框架的异质性。通过一些细节的处理，各份报纸都呈现出了各自的框架特点。
《人民日报》侧重于从正面角度去报道，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和中国人民坚强进取的精神，这符合中国政府的话语框架，更具体来说，人民日报在选择信源、采用报道体裁和分布主题时，更注重营造一种“和谐”，不偏重，兼顾各面，使报道看起来更加的合理公正。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报道中对灾民的强烈关注，体现出强烈的“以人为本”的特点。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体现出比地方党报更强烈的“官味”。
《四川日报》的首要特点是以量取胜。以最快地反应速度，最密集、集中的报道，全面深入的报道了此次灾难对四川的巨大影响。具体而言，《四川日报》视野最为开阔，积极开拓消息来源，对各种来源的信息兼收并蓄，关注灾民，传达各方声音。
《甘肃日报》最为保守，报道最为传统，以消息体裁为主，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最大比例的报道救灾，最大比例的报道政府，态度最为客观中立，没有任何批评报道，而且，在地方党报中反应最慢。总之，这份报纸在此次地震报道中虽然与以往有所突破，但仍有值得进取的空间。
《陕西日报》是此次报道中表现最为“亲民”的报纸，给与了民众最大的关注，民间信源超过了官方。普通民众成为此次地震报道的主角。
3．作为受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我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公众意识，但由于其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
相比以往的党报灾难报道，此次党报对人道主义关怀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报道的重视度有所提升，更加注重满足灾民和公众在地震期间的情感诉求，表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公众意识，这在上述的党报主题、信息来源和版面分布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充分显示出党报对灾难性新闻的理性和成熟。
但是，尽管如此，党报由于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缺憾。主要有：
⑴从主题类目上看：
①虽然有了一些救灾报道，但是四份党报依然都是救灾报道远远多于灾情报道。人文主义关怀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的相关内容也比较少；
②救灾报道主要集中在领导会议视察慰问和各级政府措施两方面。关于灾民自救和志愿者救援的报道很少。过多关注政府官员行为一直是党报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在这次地震报道中，虽然有所改进，但结果差强人意。
⑵从来源类目上看：
消息来源比较单一，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官方消息来源是党报在地震报道中的主要来源，民间话语力量在党报中体现的还是十分微弱。信息来源呈现的还是单一趋势，不能说做到了基本平衡。这与其自身的党报的定位有一定的关系。
⑶从方向类目上看：
作为四川以外的受灾较严重的地区，陕西和甘肃的党报也应该及时引导舆论，安抚民心，但是，《甘肃日报》在积极的倾向性上却远不如其他报纸，这有悖于重大事件中党报所承担的舆论引导功能。
⑷从版位类目上看：
根据新闻编辑学的相关理论，报纸的版面视觉强弱关系为：上左区>上中区〉上右区〉中左区〉中中区〉中右区〉下左区〉下中区〉下右区。版面的位置体现了报纸对新闻的重视程度。在本次报道中，救灾报道基本都集中在左区，属于视觉的起点区，说明救灾议题依然最受重视，而人道主义关怀的报道较多位于上右区，可以说，较受重视；而灾情报道主要集中在报纸的中、下区，处于版面的视觉终极区，基本不受重视。
4．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强调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但是各党报又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首先，中央地方基调不一致。
《人民日报》在对地震报道的呈现中，更加强调建构正面积极的氛围，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但是《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却是以中立、客观的基调为主，这体现了三份地方党报并不是一味跟随中央级党报的报道基调，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其次，各地方积极引导舆论的态度不同。
引导舆论是党报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当中尤为重要。5·12地震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此时党报作为政府和群众的桥梁，更要及时的积极引导舆论，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克服灾难，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悲痛和恐惧转向积极的抗震救灾。在这一点上四份党报有其不同的表现。
《人民日报》建构积极的氛围，让全国人民从悲痛和恐惧中投入到积极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舆论环境中，也在世界上呈现了中国人民积极抗震救灾的形象。《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三份地方党报虽然都倾向于客观的基调，但对比来看有明显不同，作为地震重灾区的党报，《四川日报》更加倾向于建立积极的报道氛围和舆论环境。陕西和甘肃作为四川以外的受灾较严重的地区，也应该及时引导舆论，安抚民心，但是比较来看，《甘肃日报》在积极的倾向性上却远不如《陕西日报》，这有悖于重大事件中党报所承担的舆论引导功能。
【参考文献】
1、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2、Bernard Roshco(美)，姜雪影译，《制作新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3、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
4、黄 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5、朱金平，《论突发事件报道》，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
6、钟蔚文，《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台湾台北中正出版社，1992年版
7、翁秀琪等，《新闻与社会真实建构——大众传媒、官方消息来源于社会运动的三角关系》，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
8、王石番，《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
9、胡百精，《2007中国危机管理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曾 励，《羊城观报异彩纷呈——“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广州三大报
头版分析》，传媒学术网，2003-03-12
11、贾国飚，《论新闻的框架研究》，《新闻爱好者》，2006年6月
12、王贵斌，张建中，《媒介、社会真实与新闻文化的建构》，《当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3、刘 丰，田春燕，《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导向——以“9·11”事件后美国主要媒体报道的分析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6卷第6期
14、杨兴锋，《从SARS事件看党报公共卫生报道》，《中国记者》，2003年6月
15、田中初，《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16、王传寿，《抗击“非典”的传播学思考——兼论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宣传》，《江淮论坛》，2003年第4期
17、谈 悠，《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缓释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 年4月
18、彭 鹏，樊永强，《悲剧的中国式处理与新闻的健康表达——以中国新闻纸对“海啸”灾难的报道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3期
19、王长潇，《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美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报刊之友》2003年第2期
20、曾 轶，《论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性关怀》，《新闻写作》，2003年第3期
【附录】
党报地震新闻相关研究内容分析编码表
操作说明：1 请各编码员按照事先培训事项，阅读抽取的党报的地震新闻，并填写或在符合其描述的“□”打“√”。
2 对于无法确定应如何填写的题目，请暂停该题编码并记录，予负责人处讨论。
编号：_________
编码员：
编码日期：
一、“说什么”类目：
所属报纸：□1人民日报 □2四川日报 □3甘肃日报 □4陕西日报
新闻标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词： □1灾情 □2救灾
日期：____________
版次：
报道对象属地： □1四川 □2甘肃 □3陕西 □4全国
：主题类目：
:主题归类: □1灾情报道(请回答）
□2救灾报道(请回答)
□3人道主义关怀报道
□4灾后影响、反思、重建(请回答)
：灾情报道：□1伤亡、失踪人数及财产损失 □2 受灾地及灾民生活情况
□3地震震级、烈度等震情 □4地震引发的次生灾难
：救灾报道：□1领导会议\视察\慰问 □2各级政府措施 □3灾民自救
□4志愿者救助 □5 军队救灾 □6医务人员救灾
□7公民捐赠、献血等行为 □8港澳台及海外侨胞救助
□9国际救援 □10非政府组织 □11其他民间组织救助(如学校、国企、民企等)
: 灾后影响、反思、重建：
□1 灾难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 □2地震在世界引起的反响
□3 责任追究、灾难原因分析 □4对灾难的反思和认识
□5 提高防灾救灾能力、建立预警机制的思考与努力
□6 灾区复苏、重建 □7 地震服务信息（防震避震的常识、天气预报等）
□8 舆论监督：救灾物资的使用
：来源类目：
：信息来源：（可多选）
□1政府官员 □2消防队员、武警官兵 □3医护人员 □4专家学者
□5新闻工作者 □6灾民 □7志愿者 □8普通民众 □9公众人物
□10非政府组织 □11其他组织，如企业、国际组织等 □12匿名来源
：新闻来源：
□1本报记者□2新华社□3国内其他通讯机构或媒体□4网络媒体□5外国媒体
1. 8：报道与言论的基调
□1积极 /正向/赞扬 □2客观/中立 □3消极/负向/批评
二、“怎么说”类目
体裁：
□1消息:包括动态消息，分析、解释、预测性报道 □2通讯/特写
□3评论 □4深度报道 □5现场报道 □6典型报道 □7读者来信
□8文艺作品 □ 其他（注明： ）
版位：
□1上左区 □2 上中区 □3上右区
□4中左区 □5 中中区 □6 中右区
□7下左区 □8 下中区 □9 下右区 □10 通版
任生德，解冰等编著:《危机处理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版，第9-10页
洪世坤《历史空前的决战 打破常规的报道——九江日报是怎么搞好抗洪抢险报道的》，《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罗建华，罗高林，刘敦潮《显示党报的强项和特色》，《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不忘党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报道南丹“”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
马庆利《党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的导向作用—关于《沈阳日报在抗击非典宣传中作用的思考》，《记者摇篮》，2003年第9期；
潘贵梁《发挥党报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抗击非典提供舆论支持》，《新闻战线》，2003年第8期；
沈正斌《地方媒体如何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对南京四家报纸印度洋海啸报道的解读》，《新闻实践》，2005年第5期；
刘一平《试论90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
沈正斌《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年夏；
黄旦，《传者图象：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2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美]李普曼 《舆论学》第10页 林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007中国危机管理报告》第4页，胡百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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