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密度分布与政策研究
2012-5-30
来源：国家经济地理杂志 张进洁
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密度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较准确的测度，应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土空间复杂，地区差异悬殊，如何根据经济空间集聚的普遍原理和各个地区独特的发展条件，选择和实现与之相适宜的经济密度，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要把推动形成与国土空间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密度格局，积极加强区域经济密度的调控管理，作为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以下研究利用2004、2008年两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按照单位行政面积的就业人数作为经济密度的测度指标，对我国的经济密度格局和演化机制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就其主要七大特点进行阐述，针对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梯度格局：中国经济密度分布的核心特征
图1 中国经济密度省域分布格局
省级尺度上，中国的经济密度由东到西呈显著递减趋势（图1）。经济密度最高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和天津，第三等级的有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这几个沿海发达省份，处于第四等级的有河北、辽宁、福建、海南这四个沿海省份和山西、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黑龙江、吉林两省及西部省份经济密度最低。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都市连绵区高密度单元高度集中, 明显强于其它地区。分别以京津、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经济密度呈现由高到低逐渐向外扩散趋势。
图2 中国经济密度市域分布格局
市级尺度上，中国经济密度的梯度递减规律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所强化（图2）。经济密度最高的城市是深圳、上海、中山、珠海、东莞、厦门，其次是北京、天津、苏州、无锡、宁波、绍兴、舟山、嘉兴、常州、南京、武汉、汕头、广州、佛山，东部和中部的其余城市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三和第四等级的，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和西部绝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密度是最低的。经济密度的最高值区出现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次高值区在三大都市连绵区都有分布，总的来说以长三角
地区的高密度区分布最为密集。在城市层面的经济密度分布较为零散，总体来说高值区仍是出现在三大都市连绵区及广大东部地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圈层集聚。
图3 中国经济密度县域分布格局
县级尺度上，中国经济密度的梯度格局依然明显，并具有圈层集聚的特征（图3）。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成都和重庆、武汉城市圈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圈层集聚特征，从经济密度最高的中心向外，经济密度依次递减。经济密度较高的区县大都分布在沿海一线，少数分布在中西部的几个经济中心（重庆、成都、武汉）。全国绝大部分区县的经济密度处于最低等级，其中大部分分布于广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少数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东部地区各密度等级的区县穿插成块状分布，密度分布较不均衡，从东往西经济密度大致上是呈减少趋势的，越往西密度分布越均衡。
沿海化：中国经济密度增长的重要景观
中国经济密度的高值区总体分布在沿海，并具有不断向沿海集中的趋势。对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滨海地带，仅以全国%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5%的就业人数（图4）。当距海岸线距离扩至700公里时，该范围内囊括了我国就业的85%，这反映了沿海的区位条件优势是决定经济密度分布的重要因素。
将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从第一次经济普查到第二次经济普查，沿海200公里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密度明显上升，总就业增加了3542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总量的60%。距海岸线200公里至700公里地区范围内就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总就业增加了1593万人。距海岸线700公里以西的地区总就业增加了815万人。
图4 中国经济密度滨海地带（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
“两纵两横”轴线分布：中国经济密度集聚的主要承载区域
中国的经济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以及中部部分地区，并分别形成了两条主要的产业集聚带（两条纵向的产业集聚带）和两条次要的产业集聚带（两条横向的产业集聚带）构成“两纵两横”的轴线分布格局（图5）。主要产业集聚带包括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带和京广沿线产业集聚带，次要产业集聚带包括陇海兰新沿线产业集聚带以及长江沿线产业集聚带。其中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带上包括五大产业集聚区：环渤海产业集聚区、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以及辽东半岛产业集聚区、海峡西岸产业集聚区。中部地区分布有两大产业集聚区，分别是：长株潭产业集聚区、武汉产业集聚区。西部地区分布有三大产业集聚区：成渝产业集聚区、关中产业集聚区以及天山北麓产业集聚区。这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密度分布的轴向特征。
图5 中国经济密度“两纵两横”轴线分布特征
多中心特征显著：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密度等级体系
根据经验选择提取中国的经济密度中心城市，选择大于300人/平方公里和就业人数大于300万人的地级市和直辖市作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候选，经筛选，符合条件的城市包括（10个）：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东莞市、苏州市、宁波市、武汉市、天津市、成都市。这是中国十大经济密度中心城市。
在此基础上，根据数值关系和地域特征分类得到中国经济密度的三大重心和五大重心（两种组合模式，图6）：
三大重心指“上海—苏州”、“深圳—广州”、“北京—天津”。
五大重心指“上海—苏州—宁波”、“深圳—广州—东莞”、“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其中，“上海—苏州—宁波”、“深圳—广州—东莞”、“北京—天津”是主中心，“成都”、“武汉”是次中心。
图6 中国经济密度多中心格局
通过对中国城市经济密度进行分类，得到基于经济密度划分的中国城市等级体系（表1）。第一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包含12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第二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200-500人/平方公里之间，包含31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第三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100-200人/平方公里之间，包含50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第四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50-100人/平方公里之间，包含50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第五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20-50人/平方公里之间，包含86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第六等级的经济密度范围在0-20人/平方公里之间，包含111个城市，平均经济密度为人/平方公里。
表1 中国城市经济密度分级
等级
经济密度范围
（人/平方公里）
城市个数
代表城市
就业人数
（万人）
面积（万平方公里）
平均经济密度
（人/平方公里）
1
500以上
12个城市
深圳，苏州，上海等
4391
2
200-500
31个城市
北京，南京，青岛等
7221
3
100-200
50个城市
大连，沈阳，石家庄等
4845
4
50-100
50个城市
昆明，长春，南宁等
3807
5
20-50
86个城市
呼和浩特、哈尔滨、桂林等
4324
6
0-20
111个城市
齐齐哈尔，延安，拉萨等
2422
“呼和浩特—昆明”：重要地理分割线
通过中国经济密度的总体分布特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地理分割线。中国经济地理分割线即“呼和浩特—昆明”经济地理分割线（图7），更详细的路径是“呼和浩特—西安—重庆—昆明”。
该线以东范围的国土面积是万平方公里，就业人数万人，企业法人营业收入为亿元。该经济地理分割线以东的部分以占全国43%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88%的就业人数和全国91%的经济产值，与意义等同于人口学中“腾冲—爱辉”线，是解读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分割线。
图7 中国经济密度地理分割线
地区和行业不平衡特点显著
基于两次经济普查的全国平均经济密度分别为人/平方公里和人/平方公里。两次经普之间，经济密度增加了人/平方公里，增加比例达到%（表2）。
表2 全国两次经济普查的经济密度对比
一普经济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二普经济密度
（人/平方公里）
经济密度增加
（人/平方公里）
经济密度增加比例(%)
全国
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地区不平衡（图8）。上海、天津、浙江的经济密度增加量较大，增长速度方面，江苏、内蒙古、福建、重庆的经济密度增加速度最快。
图8 二次经济普查之间各省经济密度变化图（单位：万人）
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行业不平衡（图9）。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另外，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就业人数总量也较多。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是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门类，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多。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就业人数5892万人，增加的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其中，制造业占就业人数增加总量的35%，建筑业占就业人数增加总量的19%。
图9 两次经济普查之间分行业就业人数增加对比（单位：万人）
“多动力架构”：驱动中国经济密度演化的核心力量和主体机制
图10 经济密度演化动力机制系统分析框架
包含宏观动力、中观动力、微观动力在内的多要素架构是驱动中国经济密度演化的主体动力机制（图10）。
（1）经济密度演化的宏观动力——经济增长
经济因素是经济密度演化的根本动力因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其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将会发生变化。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某些产业加速发展，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地区经济密度。因此经济增长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宏观动力。
（2）经济密度演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转变
经济密度演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密度演化的动力也各不相同。这一演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是基本动力；发展阶段，第三产业作用增强；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动力。从经济密度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变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动力因素之一。
（3）经济密度演化的微观动力——生产要素流动
在经济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的变化，并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与整合来实现。这种转移主要是要素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实质上是经济密度演化过程。要素的流动是经济密度演化动力机制系统框架中的直接推动力。
（4）经济密度演化的内生动力——城市化
城市化伴随经济密度演化的整个过程，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内生动力。其主要体现为城市的集聚引力、乡村的裂变推力和城市的辐射张力。城市的聚变引力、乡村的裂变推力和城市的辐射张力，在城乡相互作用过程中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发生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各自表现的强弱程度不同，对经济密度演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5）经济密度演化的协调动力
除上述几种主要动力因素外，经济密度演化还受到区域发展基础状况，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家投资政策、户籍制度、行政区划），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新经济因素的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平衡经济密度格局的重要政策途径
根据对中国经济密度分布和演化特点的总结，可知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地区不平衡和行业不平衡。而 “多动力架构”是驱动中国经济密度演化的核心力量和主体机制，因此提升综合经济密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平衡中国经济密度格局和推动经济密度演化的重要政策途径。
首先，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出发，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平衡中国经济密度格局的宏观政策背景。落实到地区层面上，应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自然状况、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以西部为例，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次，通过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提升和整合区域竞争力，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产业转移应注意“共赢”，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解决好区域内生产要素协调问题，整合区域优势，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局面。
第三，大力提升经济密度核心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继续发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密度的均衡发展。在经济核心地带重点构建城市群和经济圈，在周边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使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动力。
第四，大力拓展国际区域合作。为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需要，立足于实现互利共赢，应努力拓展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与产业集聚形成互动，成为许多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推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的技术关联,是促进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政策手段。
总之，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密度核心区，推动中国经济密度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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