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与中国经济伦理学 陆晓禾 13亿人口的中国为世界生产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许多产品。萨拉·博吉奥尼（Sara Bongiorni）,《没有中国的一年》（After a Year without China）一书作者说,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变得很艰辛1. 国际投资总监史蒂文·多佛（Stephen Dover）认为,中国制造起到了通货紧缩的作用,成为过去几年世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 因此，中国产品,中国产品的可持续存在,不仅与中国也与中国以外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想知道，“中国制造”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制造”是否像国外一些媒体说得那么糟？“中国制造”、中国企业是否值得信赖，从而中国的经济伦理状况到底怎样？由此来看，最近的“中国制造”问题，不仅中国产品、中国企业而且中国的经济伦理状况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论述清楚的。本文拟从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出发，结合经济伦理学谈些看法。首先是，分析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然后是，讨论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状况及其相关问题；最后是，探讨中国经济伦理发展的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 “中国制造”事件及其分析 1．事件 最近看了媒体有关“中国制造”的报道。先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要人们“扔掉中国牙膏”。3然后是延续几月的宠物死亡事件的详细跟踪报道，包括其科研机构如何一步步查出致死毒物及其化学分子结构的过程4，后者事发后还抵赖，给对方的宠物救助和我国政府的调查设置了不该再添加的障碍。紧接着，又惊闻香港商人张树鸿自杀身亡，其公司万件玩具因油漆金属铅超标被召回，损失高达3千多万美元，公司被暂停出口业务，而提供假无铅色粉的真正违法者则在事件败露后逃逸。5 2、分析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中国制造”总体并没这么糟。据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29年来，中国产品出口保持年均17%的高速增长，这本身说明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是经受住了世界消费者的实际检验。6 实际上，据统计，2004年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出
口到美国、欧盟、日本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9%以上。7 所以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也认为，最近“中国制造”倍受指责，不排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例如，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执行主席南希·诺德（Nancy Nord）就直言，将中国部分产品的安全问题激化为贸易摩擦是一种“愚蠢”行为，产品安全问题只是安全领域问题，不该被扩大化。8也有网友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在经济领域的表现。9. 不过“老鼠屎”的存在还是客观的。重要的不是强调 “一锅汤”如何好，而是要解决“老鼠屎”的问题，不让它影响“一锅汤”。所以我国政府强调“以质取胜”，于2007年8月17日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积极进行专项整治，提出达到12个100%的目标，也就是要认真解决这1%的老鼠屎问题。10, 以上述三事件为例。引起中国牙膏被召回的二甘醇，作为甘油或山梨醇的替代品,对膏体起保湿成型功效,少量使用比较安全。十年前,由于二甘醇与甘油价格相差50%之多,因此被国内很多牙膏企业所采用，但由于目前两种原料价格相差很小, 国内大型企业基本都不再使用,只有一些小企业还在用，为了寻求几分钱的利润空间。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问题就更清楚了。在美国菜单公司宠物食品用谷朊粉抽样中发现的污染物，是常用于塑料制品的三聚氰胺，动物食后会导致肾衰竭，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其出口的植物蛋白粉中蛋白含量达不到合同要求，遂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并以非检品名义报关出口，有意逃避检疫机构的检验和监管。所以在牙膏问题上的这1%，反映了我们的产业标准滞后，未随行业实践和国际标准俱进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企业还是地方的“明星企业”，荣获“诚实守信企业”、“重合同守信用”、“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等先进称号。而那个东莞众鑫色粉厂，乘人断货之危，提供假无铅色粉及其证书，结果害了有10多年良好记录的香港商人张树鸿和他的利达玩具公司。由这些事件来看，这1%问题显然有两种：一是政府产业规范管理方面的问题，标准管理滞后；二是企业家、企业的技术能力不够，不是靠科技更新降低成本, 而是靠降低标准，弄虚作假，降低成本，反映了这些企业主的伦理品质包括地方政府对诚信企业的评估存在问题。因此也可以说，这1%是国内问题的溢出。 从国内来看，据统计，全国普查食品的抽查平均抽样合格率已由2001年的%上升到2006年的%。国家质检总局最近对食品的国家监督抽查显示，食品合格率达到%。显然与出口食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11从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安全网上调查结果看，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看法”同意“问题太多，令人失望”的达%，认为“造成目前食品安
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欲熏心”、“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执法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分别为%、%和%，12也反映了企业和个人利欲熏心、失信和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这两方面的问题。 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国内开展专项整治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的行动，强调“两个链条”、“一个体系”、“一个网络”。按薄部长的解释：“‘两个链条’即工业品从设计、原料、加工、直至销售的监管链条，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再到餐桌的监管链条；‘一个体系’是质量追溯和责任追究的体系；‘一个网络’是覆盖全社会的监管网络。这些措施务实、科学，而且周密，编织了产品质量安全的天罗地网。”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政府将会借这次“中国制造”事件，作为加强监管和整治我国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安全的契机，使出口产品中的1%和国内的14%都难逃天罗地网。13 但是，这样的网，只是企业和个人提高产品质量的外部制约条件。我们知道，有的人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利欲熏心之下，必有敢冒天下大不韪之徒，如添加三聚氰胺和提供假无铅色粉之行径，钻检测制度空子和乘人之危。因此，真正的产品质量安全的防线是企业、生意人自己的道德底线。否则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此起彼伏，忙着到处去扑火和补漏洞。同时，对政府监管惩罚不力的问题，从经济伦理观点看，仅仅行政和制度措施还是不够的。因为尽管不足百分之一，是少数事件，但有更深层的理论、政策和观念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及其伦理状况改善的不可忽略的前提和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尽管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具有国际意义，因为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经济伦理发展所面临的也有关。 因此由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有必要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伦理状况及其问题。 二、 中国经济伦理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严格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近30年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发生的事情。经济关系变化、经济利益冲突涉及伦理根据问题，引出了伦理问题和争论。因此，经济伦理学主要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伦理反应而出现的。但目前，经济伦理学主要面临的已经不是改革反应即过渡时期的问题而是改革后的这种体制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了。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以中国进入WTO而可大致区分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兴起时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进入WTO之前。这个时期发展的现实原因主要来自国内改革，由从计划到市场发生的伦理问题及其讨论所推动。而在这之前，我们有社会伦理，也有商业中的伦理, 但并没有形成专门的领域或学科。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有伦理上的表达或辩护，同时传统文化和社会其他方面也要对经济变化作出相应反应。因此中国传统伦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及稍后美国等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影响，一起促进了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所以，中国出现经济伦理学，与美国不同，我们这里并不认为经济伦理是无稽之谈，而是在舆论和研究上，都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不过这时期，有兴趣于经济伦理的主要是哲学伦理学界和少数经济学家，因此，经济伦理学主要还是学术的、学者的、研究性质的层面。这时期的主要进展表现在：出现了这个新领域，开展研究，设置课程, 举办研讨会，发表相关著述等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14 第二个时期，可谓发展时期，即从2002年中国进入WTO后至今。四个新因素加强了原来的动因，合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1）按WTO原则和规则整治中国的法律、行政、政策和市场环境；（2）诚信危机及其社会大讨论；（3) 权利意识的觉醒、舆论包括因特网的影响和作用; （4) 政府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与时俱进。正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变革本身有伦理问题，需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一样，加入WTO，深化改革、全面开放，法律和行政法规上的破旧立新也要求有伦理方面的辨明，尤其是对“诚信文化”的呼唤，把对伦理环境的要求与制度环境问题一起提到了人们面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朱镕基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 "不做假账15"，推动了全国性诚信大讨论，使“诚信”成为政府、企业而不仅是学术界和社会关心的问题。这阶段首先表现为因参与WTO而为此进行的宏观改革及其法规制度方面的“接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对伦理诚信的呼唤。其次是，2003年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这是在指导思想、宏观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和深化：一方面适应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全面推进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16；另一方面是对改革的调整和深化，改变实践中出现的唯GDP倾向，要求全面科学和谐的发展观，明确了我们所进行的体制改革的总体社会目标和价值理想。中观层面上，有关SA8000的讨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重视，可说是从中观层面上反映了社会因而企业全
面发展的要求。 与前一时期相比，后一时期有三个不同：一是，我们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不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而产生的伦理问题，而愈益是已经成为基础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特定环境中发生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唯ＧＤＰ观念等；二是，经济伦理从理论到实践、从学者到政府到从业者，经济伦理的主角不再仅仅限于学者，而是政府、企业和公民了，尽管许多人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对经济伦理问题的考虑和处理，逐步地体现在经济、金融、法律等制度法规的改革中，如：股权分置改革、《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收益的规定》17等，因此主要是实践性质的；三是，经济伦理研究和教育主要通过企业家教育, 例如MBA、EMBA课程而不是哲学课程发生影响。学科方面：课程设置、出版物、学术交流、研究机构等，也有很大发展。但是与实践要求相比，经济伦理教学与研究还相对滞后，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关心的经济、金融、社会保障等焦点热点问题，经济伦理学者未能作出及时和有影响的回应。原因可能与这些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有关。经济伦理学者大多来自哲学伦理学界，对这些涉及专业和实践的问题，往往难以深入。但可喜的是，现在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也都关心和重视这些问题，例如深圳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班开设社会责任课程、商务部组织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项目等，因此，对经济伦理的重视，不再仅仅是学者的呼唤，而是从业者本身的需要了。也因此从深度和广度看，经济伦理学正在进入实践领域和制度层面。 尽管经济伦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学者到市场行为者，并正在体现到法规制度中。但应该看到，它还面临许多挑战，存在很多问题，离社会公众满意程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除食品安全问题外，最近国内又接连发生了多起事件，反映了服务质量和工程质量方面的问题。此外，不仅质量问题，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腐败问题、劳工权益问题、分配公正问题。这些问题，百姓有意见，政府重视，正致力于从制度设置和行政手段来解决。当然，制度和行政手段方面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认为，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还应从更深层次来看。 一是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发生的问题。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教授认为：“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什么也没有；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把金钱用于不道德的目的。”18 30年前的中国，可谓他说的那种公平社会，计划经济，耻于论钱，但带来的是贫困、短缺经济，13亿人口，凭票证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仅仅不到30年，中国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今天，中国人能够为世界提供大量
他们过去不曾拥有的产品，并以极其廉价的劳动，降低了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价格，甚至延缓了世界通货膨胀，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造成这种变化的是什么呢？是经济改革，是利用市场，更基本的是利用资本，利用这种生产方式，不论什么所有制，都是以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方式在市场中运作。因此，利润动机，追求金钱的动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被破天荒地动员起来了。这种利用使中国摆脱了短缺经济，促进了世界经济，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好处。但也带来了这种制度的弊病。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没有这些问题。如有首歌谣唱的：“从前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19但现在，人们伤心地发现，这些似乎都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正如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理查德·狄乔治所注意到的：“自由企业的恶，随资本到中国也会发生。”20在中国也发生了金黛如(Daryl Koehn)教授所说的那种危险：“传统美德植根于智慧。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了传统道德。”21中国原来提倡的是“雷锋精神”，是奉献，但现在是利润动机发挥作用，加上市场竞争压力，有些人就铤而走险。所以有宠物食品商人的问题，不仅欺骗国内，还欺骗到了国外。30年前，没有这种生产和出口，他一定是在某家厂里拿着几十元工资，过着贫穷但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生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最近30年最大的成功是利用了市场和资本，最大的问题也出自这种利用。 二是监管缺失发生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由政府政策偏差或滞后而忽略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时期明确是过渡时期，因此对民营企业，政策上是“利用、限制、改造”。改革后利用市场利用资本，提出初级阶段理论，政策上提“鼓励、支持、引导”，但更多的是鼓励、支持，而不是引导，更不提监管，实际上只是最近才真正意识和注意到这一点。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一是可能顾虑提监管会令资本所有者害怕。例如对不法原始积累是否应该追究的问题，许多人怕引起不安，因此主张不追究，而代之以看其现在是否能负责任地应用这些资本。二是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一市场，公平竞争，服务政府，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服务好而不是履行监管职守。没有看到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甚至有可能发生过度文明暴行，如黑砖窑事件所表明的。三是在指导思想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但在理解上忽略了其他，只看GDP增长，造成错误的政绩观。四是地方利益问题。非集权化、地方化，地方利益地方意识增长，加上错误的政绩观，造成地方政府的监管缺失。有的搞权钱交易,资本的唯利是图突出地表现在寻租上。所以现在反腐败、禁止钱权交易规定、巡视制度和以质取胜战略的强调和落实，就是努力从政治和行政权力上杜绝权钱交易。
三是公司意识形态、文化、伦理基础缺乏、缺位带来的问题。（１）过去中国的企业是单一所有制，意识形态也是单一的和大一统的，包括社会伦理，落实到人身上，是个人伦理，即个人如何做人，没有组织伦理。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成立了大量公司，出台了诸多公司法规，但缺乏相应的公司意识形态、公司理论，缺乏作为组织又是法人的伦理规范。尤其民营企业，由于改革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其是否定的，因此，需要有适合这种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即使社会可以多元，但企业需要有相对稳定有效的意识形态，以维护改善调整新的生产关系，尤其是被过去作为批判对象的经济关系。例如，1990年代引进的外资，有的居然不开工，为的是培养“对资本的尊重”，对此可理解为，看到了否定资本意识形态可能对管理带来的问题。当然国有企业没有这么根本的反差，但也有如何看待经理与员工关系的问题，因此反映了随经济关系变化，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意识形态需要的复杂性。（２）从公司意识形态的供给看，基本上是忽略或简单引进。1990年代引进的一些书，介绍给企业界和公众的是丛林概念和伎俩，鼓吹的是商场如战场，什么手段都可用。因此反映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理论供给方面的薄弱。而从主流意识形态看，与西方理论界哲学界的重视不同，我们这里更多注意的是政府宏观理论和政策,这方面的创新不断，但公司理论则相对空白，对公司伦理, 提要求的多,批评的多，认真研究的少，忽略了企业意识形态及其严肃负责的理论需要。（３）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经济伦理学运动兴起，否定了传统公司理论，面临重新奠基公司伦理基础、公司意识形态的问题。例如这时期提出的关民理论或利益相关者理论、经济伦理美德理论、康德主义的公司伦理理论等。因意识形态的调整，度过了公司信任危机。这一过程在他们那里现在还在继续，如最近出版的《道德资本主义》等书所表明的。22（４）我们现在的许多市场管理制度,包括现代公司制度及其相关法规，都是从西方那里搬来的，但这些制度法规都有其理论和伦理观念基础,并非照搬就行。特别是，制度法规从属性上说，是意识、思想的“物质附属物”23，是制度法规的根据。从法规与道德的关系看，道德是法规的基础。因此，公司意识形态，不仅是法律的而且是道德的，是维护、辩护、执行法规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在１９90年代末就为一些先进的公司所感觉到了，认识到法规、制度、物质刺激的有限性。24公司自己也愈益意识到，公司意识形态、公司道德状况、公司伦理基础是公司身份、品行、信誉的标志，也有此自觉需要。很难想象，用“小偷理论”25武装的公司如何与按狄乔治的“诚信竞争”的跨国公司竞争。实际上明智的企业都意识到文化提升的需要，如联想、海尔、富大和铭源集团。但同时，仍有不少公司，存在我称之为的“古典资本
主义的幻想”，认为，现在应当先发展经济，先生存，希望像19世纪的资本家，放任赚钱。这就难免出现如下状况：（1）公司中国、法规中国，却没有成熟的中国公司理论、公司意识形态和公司伦理；（2）新的经济关系、利润动机和古典资本主义的幻想，使一些企业或个人缺乏法律的和伦理的底线，铤而走险，不是靠改进技术，提高质量，而是靠降低标准、以次充好，蒙混过关，结果成为粗野的而不是文明的资本，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家宠物食品商。因此就中国企业来说，伦理状况参差不齐,粗野与文明并存。一旦参与全球化，走出国门，粗野也就因此溢出。 综上所述，首先，不是所有企业而是不足百分之一的企业有问题，但由此可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当然，这不足百分之一的问题特别是资本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的，但表现形式、作用条件有所不同：有共性，如资本的本性、利润动机；有个性，如我们对资本的理解和政策方面的历史和认识的原因。 三、趋势与责任 利润动机、政策问题和企业文化缺失，是目前中国产品问题方面的原因。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如何解决？在我看来，不是几个产品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也有必要以此作为以质取胜、拒绝粗野的契机，因此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有可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 1、契机 这首先意味着安全质量方面监管的加强。但是，政策法规是观念的物质附属物，因此贸易、行业政策法规和监管方面的变化，将促使有关理论、观念和伦理要求方面进行相应的反思和发生变化。 首先是，驱动力方面的变化。在中国企业、企业家因而中国经济的背后，通常有三种驱动力，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家庭的；二是地方、乡亲的；三是社会、民族的。最初的企业主、企业家背后的驱动力，大都是为个人、家庭的，但随着企业的成功，加上公司的发展和企业文化的需要，愈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仅仅为个人和家庭是不够的，更多地会意识到对地方和乡亲的责任。此次质量事件，一方面政府的监管加强会转移到企业、企业家身上；另一方面，当事关中国制造、民族利益的时候，也会激发企业、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将他们的个人的、地方的和民族的三层驱动力和责任感统一起来，因此会成为质量安全的心理底线，特别是在监管加强的情况下，当民族和国家的声誉关系个人、家庭的责任时，结果会
趋向于将利润动机限制在安全的责任范围内，不能也不愿铤而走险。 其次是，将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从企业文化说，这些年来，一些企业家从自己的体验中逐步摸索出感悟，并基此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许多企业家都认为，做企业如做人。如上海富大集团形成的“好人文化”。公司创建者袁立董事长认为：（1）什么是好人？ 好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忠孝。在他看来，个人动机中７0%是受利益驱动的，３0%是由信念和感情驱动的。好人是那种由３0%推动、主导、支配７0%的人。这３0%以上述三个层次的责任感作为驱动力，其中，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是基础和核心，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为最高层次。（2）如何做好人？他认为如同其公司实践那样，传统儒家和道家可作为公司文化的基础。儒家教人们如何做人，道家教人们如何管理公司。同时也应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公司治理框架。26 按我的理解，他这是把西方公司治理理论作为硬件，中国传统伦理作为软件，来建设和发展公司文化。富大等公司的经验表明，尽管中国公司将继续借鉴西方公司的成功经验，但他们将愈益使自己公司的根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文化。 最后，重要的是，从政府主流观念来考虑，对“中国制造”暴露的问题，会认真负责解决，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可能会因此次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制造”而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三点：（１）老师打学生，因此再次感到中国独立自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２）在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上，会反思和改进我们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政策及其理论；（３）中国现在的发展也到了反思并应对市场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挑战和影响的时候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放弃精神文明建设。目前党的第四代领导，更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核心价值观等，高度重视社会文明和谐的发展。这次“中国制造”事件，将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强社会上层建筑对市场经济包括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例如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对电视节目的整治。27 2、新趋势和新挑战 目前，中国企业存在两种类型。一类是19世纪型式的，一类是管理经济类型的。前者最初显示了比国有企业具有的优越性，激励机制灵活，利润动机、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的结合，使这种传统或古典的资本模式有效地发挥作用。但近年来，采用管理经济模式的国有企业或公众公司，其制度的优越性也显示出来了，民营企业开始意识到这一压力，现也在改革，如上海富大集团公司，正在努力建立新型公私合营公司，也趋向于管理经济模式。
因此，中国经济伦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19世纪类型的资本的粗野现象。30年改革，利用资本，由于前述原因，使19世纪模式局部得逞，粗野出现，唯利是图，损害环境，侵犯员工权益，残酷剥削，这类现象都有发生，包括质量安全问题。但是，政府、社会和老百姓，都不允许古典资本幻想成为现实，特别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政府政党的定位都没有理由让这种幻想继续。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利用现在的环境，尽可能减缓和消除利用资本带来的分娩痛苦。另一方面，对管理经济，应借鉴西方经验教训，总结我们自己的，使员工，投资者，社会公众的利益，通过公司管理、政府部门的管理表达出来。这方面有大量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如何防治侵权，如何确保公众利益等。 管理经济问题也是西方现在碰到的难题。中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教训，尽管经济基础不一样，但问题类似。中国改革前考虑的是如何使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以权谋私；改革后，对国有企业，考虑的是如何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现在反腐败，主要打击的也是这方面问题。所以对管理经济，中国应该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思考和总结，从而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 本文载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6期 ） 1 美国家庭感慨：没有中国产品日子变得艰辛，人民网，2005-12-23， 2 《今日股市》8月7日采访：国际投资总监 史蒂文怎样看，2007-8-8 3 Throw away Chinese toothpaste, 4 5老板含愤自缢 “玩具惨案”后的深思，华声在线，2007-8-15， 6转引自“海外媒体声音：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逾９９％”，《市场报》，2007-8-29， 7相信中国制造，质监总局回应国际质疑，中国经济时报，2007-08-20， 8 “美国官员反对将中国产品安全问题扩大化”，新华社，2007-8-30， 9 参见：“中国制造”出路何在？ 10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通知， 另外，这一专项整治已经结束，参见“2007农产品质量安全大事记”最后一条：“12月22日，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12个100％的目标全部实现，全国共查处案件14517起，取缔无证照企业360家，吊销证照企业128家。” 2008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公布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从法律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参见：人民网“食品安全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11 “质检总局李长江：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在不断改善”，新华社，2007-07-20， 1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网上调查“食品安全调查问卷”，:9080/preview/trswcmpoll/200701/ 13 14 Cf. Lu Xiaohe: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6: 1509=1518, 1997. 15朱镕基：我为三个会计学院亲自写下“不做假帐”，中新网，2002年11月19日， 16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7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人民网， 2007-6-8， 18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 参见“曾经，天，是蓝的，地是绿的”， 20 理查德·狄乔治：《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中文版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1参见陆晓禾采访：“关于市场经济、法治与道德的一些最新看法”，《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6期。 22 参见：StephenYoung：Moral Capitalis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03. 2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７页。 24 参见：陈惠湘：《联想为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7-220页。 25 这种理论认为，公司是由一群聪明+自利=小偷的人组成的。 26 根据我对富大的调查并请参见《富大报》，富大报出版社，2006年。 27参见人民网：广电总局“三令箭”刹歪风 谁来给娱乐定规则 2007年08月25日， （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管理的通知》（2007年12月29日） 》（2007年12月29日）， 等。） 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