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l1月
第 l3卷 第 6期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VO1．13 NO．6
NOV．．20l4
学术 “近亲繁殖"的博弈论分析及其启示
蔡明山 ，一，李宝斌
(1．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学术“近亲繁殖”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命题，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对的结论。学术“近亲繁殖”受到大量
批评的真实原因，并非“近亲”没有学术“繁殖”能力，或“繁殖”的后代一定不正常，而是高比例的“近亲”破坏了大学的学缘结
构。人们痛恨“近亲繁殖”过程中的学术腐败和行政干预。这种现状是在人性判断标准、人情世故、计划经济、行政思维等多重因
素共同影响的人才引进的博弈结果。博弈论分析的结论显示，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人才引进制度，有利于消减学术“近亲繁殖”的
负面影响：明确具体要求，严格博弈的准入资格；公开招聘全程，压缩违规出牌的空间；完善退出机制，延期对局结果的定论。
关键词：学术“近亲繁殖”；博弈论；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4)06．Oll6．O5
我国大学教师来源于本校毕业生的比例普遍偏
高，即所谓学术“近亲繁殖”，由此引发了诸多不利于
学校健康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有些大学开始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如
北京大学于 2003年开始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就明
文规定不留本校应届毕业生。这场改革引起了广泛
的讨论，存在很大的争议，也激起了更多人对有关学
术“近亲繁殖”研究的兴趣。
一
、学术“近亲繁殖”的概念
学术“近亲繁殖”衍生于大学教师学缘结构，即
大学教师学历来源于毕业的学校以及所学的专业、
类型、层次等构成状态，这种构成状态反映着学术思
维的多样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大学创新
能力的强弱。近亲繁殖是个生物学概念，属于自然科
学范畴，指近亲之间繁育的后代容易出现生物衰退
现象，表现为生命体的质量不高，生产力、生活力、繁
殖力、智力、免疫力等方面相对低下。有人把这一概
念借用到社会科学中，认为学术研究也有类似情况，
116
学术“近亲繁殖”也导致学术衰退以及研究人员学术
水平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 “近亲繁殖”的英语单
词是 academic inbreeding，又称 institutional inbreed—
ing或faculty inbreeding，主要是指选留本校毕业
生任教(通常是讲师)。德国是最早在大学中采取措
施限制留本校任教授的国家，德语中相应的词汇是
Hausberfung，这个词由两部分合成而来，即“Haus”和
“Berufung”。前者的通常含义是“房屋”、“家庭”、“住
所”，这里借指“在同一个屋檐下”；后者是“任命”，这
里特指对教授的任命『】]。对于学术“近亲繁殖”的范
围又有不同的界定，最典型的是本科 、硕士、博士三
个阶段的学历都在一所学校完成，然后又直接在母
校任教；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学历在后来工作的学校
完成，但中途在其他学校学习过，或工作过。后者又
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完成最高学历后留校工作；另
一 种是完成最高学历后，先到别处就业再被返聘回
母校。后者被称作 “衣锦还乡者”(silver—corded f
acuity)，一般不被归属于“近亲繁殖”。学术“近亲繁
殖率”，是指毕业于本校专任教师总人数占该校专任
收稿日期：2014．07．2O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资助项 目“教学学术视域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评价机制研究”[中博基字(2013)14号]；全国教育
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研究”[B 13O060]
作者简介：蔡明山(1968一)，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李宝斌(1969 )，男，湖南湘乡人，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教师总人数的比例，是测度学缘结构优化程度的关
键指标 l2]。与学术“近亲繁殖”相对的观念是学术
“异缘杂交”，被认为是解决高校学缘结构优化的核
心理念，其首推举措是不直接留任本校毕业生任教，
目的是斩断“近亲繁殖”之根，招纳“异缘人才”，构建
多元文化交融、多学科交叉糅合、多视角思维互补 、
多途径理论实践的开放性学术文化，促进学术争鸣
与合作，最终实现学术创新。
二、学术“近亲繁殖”命题的真伪之辩
在自然生态中，近亲繁殖会严重影响到生物的
进化，导致一代不如一代，是一种生物进化的逆淘
汰。在学术界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却是一个由来
已久的争议论题。正反双方都能罗列支持本方观点
的大量例证，也能进行长篇的学理分析。
支持学术界也存在 “近亲繁殖”效应的学者认
为，相似的学缘结构必定导致大学学术的衰退，因为
同事之间接受的教育相同或相似，没有宽广的眼界，
没有多元的文化，很难产生交叉文化碰撞而进发的
创新思维火花 ，而且师生同校，甚至祖孙同校，学术
晚辈生活在学术长辈的阴影之中，受到压抑，很难有
所作为。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有大批学者进行
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瑞夫斯(Floyd W．Reeves)、埃
尔斯 (Walter CrosbyEells)、克里夫兰 (Austin Carl
Cleveland)等人的研究，通过对“近亲”和“非近亲”教
员的职业发展进行对比性分析，他们获得了基本一
致的结论，即“近亲”明显“比非近亲”的教员在经济
报酬和专业发展上要迟缓，对于“非近亲”教师而言，
他们的学术发展、学术产出和外部认可可能性远大
于“近亲”教员f3]。又如哈根斯(Lowell L．Hargens，
1973)等人则在更全面考虑到其他变量，如被聘用者
所在机构的声望、博士学位获得年度、特别是“近亲
繁殖”更为复杂的分类(包括完全的“近亲繁殖者”和
在毕业后去其他机构工作后的回归者)等基础上，对
近亲繁殖现象产生的机制及其效应予以更为精致的
研究，他们的结论是：首先，“近亲繁殖”现象的确反
映了一种特殊主义 (paticularizm )和乡土主义
(parochializm )取向，尤其是在那些培养众多博士
的知名大学中；其次 ，“近亲”教员不仅在知名大学中
的产出低于“非近亲”教员，而且在那些较一般的大
学中，他们的表现也并不比“非近亲”教员好⋯。正
如汉德钦在《科学》上发表《美国大学讲师近亲繁殖》
一 文所说，虽然无法证实学术界“近亲繁殖”的效果，
但从动物和植物近亲繁殖上可获得如下启示：学术
“近亲繁殖”会束缚学生的思想和视野，如果学生并
未接受很好的学术训练，则这种危害更大_5]。
但也有研究表明，留校任教者的学术成果并不
劣于外来者，即“近亲繁殖者”的学术成果并不见得
比“衣锦还乡者”和“异缘杂交者”差，甚至更加优秀。
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能套用 自然界的近亲繁殖概念，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美国学者
麦基(Reece McGee)在 l960年的研究中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在部分为大学所能够 自我支配的领
域，如学术产出和资助，“近亲”比“非近亲”的学术产
出要低得多，“近亲”获得的研究资助比“非近亲”的
要低得多；然而，在完全不为大学所支配(外部控制)
的领域，如在学术社团身份和职位、在全国性参考文
献作者排名，两个群体间反而是“近亲”略为占优，更
值得关注的是，在具有博士学位的低级别教师群体
中，无论是在著作论文综述，还是其他方面的成果数
量上，“近亲”比“非近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l6]。有
人认为，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不必刻意避讳
“近亲繁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研究倒需要在
“近亲”中展开。梁建洪(2013)以经济学家为例反证
了近亲繁殖的优势，比如：詹姆士·穆勒和其儿子约
翰·穆勒，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和儿子里昂·瓦尔拉
斯，卡尔·门格尔和儿子小卡尔·门格尔，约翰·贝茨·
克拉克和儿子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约翰·内维尔·
凯恩斯和儿子约翰 ·梅内姆·凯恩斯，这些著名经济
学家不仅出自近亲繁殖，甚至出自嫡亲繁殖；又如 ：
师徒之间的近亲繁殖或嫡亲繁殖代表有奥地利学
派，从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开始，著名的后继者是
他的学生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之后是他学生的学生
米塞斯，再之后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哈耶克。像奥
地利学派这样的经济学派得益于学术“近亲繁殖”是
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师徒之间的薪火相传和发扬
光大，很难想象这个学派能有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术
地位。在学理论证上，反方认为，根据库恩的范式定
义出发，认为 “近亲繁殖”比“异缘杂交”至少具有以
下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近亲”学术团队更接近科
学范式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常规科学研究；第二，其
他范式研究人员的进入，难以在既有范式的学术团
队做出实质性科学贡献l7]。
确实，如果抛开行政腐败、管理腐败等学术外因
素，只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上求证 ，很难找到充分
的理论依据证明学术“近亲繁殖”命题的真实性，同
时在实证研究中也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反过
来，更难证明不存在学术“近亲繁殖”的危害性，即使
能够找出个别案例表明学术薪火相传的优越性，也
无法证实留校任教更有利于学术繁荣与发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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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难证实，又难证伪的命题，却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
的探讨和争论，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重视和关
注。也许，跳出“近亲”是否有繁殖能力及繁殖的后代
是否正常的纠结，换一个角度思考，能够得到更加清
晰的认识，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学术“近亲繁殖”，就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路。。
三、学术“近亲繁殖”的博弈论分析
学术“近亲繁殖”的命题真伪尚未辨明，其危害
更难证实，但各大世界名校都在小心应对毕业生留
校问题，都在警惕学术“近亲繁殖”，国内学者和大学
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近亲繁殖”的防范制度。两个
事实足以证明国人的担忧并非多余 ，一是中国人民
大学顾海兵等学者对 23所知名高校的财经类院系
专职教师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l7所内地高校接受
调查的 987名教师中，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
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其中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为 8O％。而海外著名高校极少留本校毕业生
当教师，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 86％的教师从未
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47名教师中，只有
1人最高学历学校是本校[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大
学的学术成果投入一产出比明显低于世界名牌大
学。与国外名校相比，国内大学的毕业生留校工作受
到矛盾式的人性假设、家族主义等传统文化影响，以
及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作用，负面影响更加突出。钱
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几乎可
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在中国
家族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管理难免深深地刻上
传统文化的烙印，教师从本校毕业生中留任便是家
庭式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另外，我国经历了相当长
的计划经济时期，毕业生的就业完全由国家统招统分，
本校毕业生择优留校任教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人性判断标准、人情世故、计划经济、行政思
维等多重因素一齐掺杂其中时，毕业生留校任教就
不只是学术能否“近亲繁殖”、“近亲”能否繁殖优良
后代的问题，而是一个多重博弈的复杂活动了。业已
形成的高“近亲繁殖率”是博弈的结果，现在强烈呼
吁反对“近亲繁殖”也是博弈的需要。在招聘学校之
间、求职者之间、招聘方与应聘者之间，存在多重博
弈，前两者的博弈心理、博弈行为与毕业生留校任教
关系密切，因此本文重点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博弈论
分析。学校和导师选择博弈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新教师的学术发展潜力、学术交叉优势、对学术团体
的忠诚度、学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缓解、学校识别人
才的风险。在这五个主要影响因素中，新教师的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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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基础和学术发展潜力不受“近亲繁殖”或“异缘
杂交”的影响，至少没有明显影响；在学术交叉优势
方面，“异缘杂交”者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和不同
思维方式的训练，接触了不同的知识和观点，占优
势；学术团体忠诚度方面，“近亲繁殖者”占优势，他
们是本校毕业生，今天的同事是昔日的老师，甚至是
感情深厚的恩师，长期的学习不仅培养了深厚的个
人感情，对学术共同体从事的科学研究也更容易达
成共识；接纳本校毕业生工作，肯定有利于减轻本校
学生的就业压力；对自己的学生知根知底，在人才识
别方面把握更大，风险更小。比较情况见表 l：
表 1 招聘方在招聘博弈中的得益分析表
表中“+”表示优势，“．”表示劣势 ，“O”表示没有
明显的优势或劣势。为了便于计算，暂且撇开各种机
会与风险的概率计算，令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平均为
“1”，一个“+”为“1”，一个“一”为“．1”，各项相加的得
数为局中人在博弈中的支付值(或称得益)。其博弈
模型如图 1：
甲 招 聘 方
近亲繁殖 异缘杂交
乙
招 近亲繁殖 3 —2
聘 3 +3
， 3 —2
万 异缘杂交
- 2 -2
图 1 招聘方的博弈模型
学生选择博弈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学术交
叉优势、就业机会、发展空间(要考虑学术前辈的阴
影)、发展平台(包括人脉资源)、待遇风险。在五个因
素中，“异缘杂交”者具有学术交叉的优势，也很少有
老师的阴影，在超越学术前辈方面，心理压力和人情
阻力较小，发展空间较大；“近亲繁殖”者在发展平台
方面有优势，更便于获得老师的支持和关心，也容易
融入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在导师的支持
下更容易在母校获得就业机会，如果到一所陌生的
大学，没关系，获得就业的机会要小得多；在待遇方
面，招聘单位在广告上开出的承诺不一定能够兑现，
而那些模棱两可的条款让人琢磨不透，如果是 自己
的母校，就比较熟悉，并且能够从老师、学长那里获
得更加详细的信息，待遇风险较小，到陌生学校，风
险就大多了。如表2：
表 2 应聘者在求职博弈中的得益分析表
应聘者(求职的毕业生)的博弈模型如图2：
甲 求 职 者
近亲繁殖 异缘杂交
乙 1 —1
求 近亲繁殖 1
+1
职 1 —1
者 异缘杂交
— 1 —1
图 2 应聘者的博弈模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家族文化、性善一陛恶
双重标准人性论、计划经济思维、区域文化排他障
碍、行政权力泛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
招聘方还是求职者，为了获取自己最大的得益，都会
采取博弈策略组合(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从而导致
我国大学教师的高“近亲繁殖率”。另外，中国人缺乏
一 种对制度和规章的敬畏之心，即使大学建立了学
术“近亲繁殖”的防范制度，也不会认真贯彻执行，总
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寻找制度的
漏洞，以不受制度约束、拥有特权为荣。德国的“留校
任教授禁止”原则中的“有理由例外情况”不会造成
人才引进时的混乱，没有出现高“近亲繁殖率”，但在
中国，“有理由例外情况”往往会成为制度执行的硬
伤，“例外情况”将会很多，这也是国内大学防范学术
“近亲繁殖”时，通常采用“一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北大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句感
叹“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在选择人才引进的
博弈策略时，考虑到太多无关学术和人才的外生变
量，那么选择的结果必定会偏离人才引进的初衷，已
经超乎学术“近亲繁殖”与“异缘杂交”孰优孰劣的议
题。如果去除这些外生变量，单就学术发展的角度来
选择博弈策略，结论将会反转。
四、博弈思维在高校人才引进制度中的
灵活运用
虽然多大程度的学术“近亲繁殖”会有损学术发
展，并无定论，但无需论证，只按常理思考就能明白，
教师学缘结构中的高比例“近亲繁殖”肯定会打破学
缘结构的平衡，不利于学术眼界的开阔，不利于不同
观点和思维的交叉融合，不利于多元文化建设，容易
形成相对封闭、单一的学缘结构和比较沉闷的学术
氛围，当然也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而且还会
滋生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正因为如此，1999年，教
育部提出高校学缘结构优化规范性标准：“十五”期
间全国高校教师队伍在校外完成某一级学历(学位)
教育，或在校内完成其他学科学历(学位)教育的教
师，应占教师队伍总人数的70％以上。纵观世界名
校，几乎都主张“异缘杂交”，反对“近亲繁殖”。如前
所述，我国大学高比例的学术“近亲繁殖”是受多种
外生变量影响的博弈结果，与学术发展的直接关系
不大。在引进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博
弈行为、博弈心理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回避，而应
该根据人们在博弈中的心理规律，进行正确引导，发
挥博弈的积极作用。结构良好的游戏规则能够敦促
参与者按规则出牌，合理的制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
自觉性，引导人们走向自觉【】。。。
1．明确具体要求。严格博弈的准入资格
如果对需要的人才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只要按
照严格的标准符合要求，引进的是货真价实的人才，
具备学术“繁殖能力”，那么，不管是“近亲”，还是“异
缘”，不管是留本校的毕业生，还是引进外校的毕业
生，在学缘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不
会产生很大的差别。要防范的是，不要因为学术腐
败、行政干预，将不合适的人引进来了，而真正需要
的人才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对岗位要求作出明确
具体的要求，包括学历、职称、学术成就、教学能力、
社会反响等构成要素一一明示，还应根据学缘结构
的需要，对应聘者的毕业学校给予相应的限制，给所
有应聘者确定准人资格，致使每一个有资格参与博
弈的局中人都具备岗位的基本要求，再在此基础上
进行筛选。对于“有理由的例外者”，也要像德国的大
学一样，对“理由”和“例外”作出明确规定，比如，来
自本校应聘者已被别的知名大学录用 ，证明其综合
素养获得了学术同行的认可，本校岗位没有招到合
适的外来人才，且学缘结构允许，方能聘任。不仅如
此，甄选人才的评委的准入资格也应严格限制，因为
只有伯乐能识千里马。如果评委能力有限，或者人品
不佳，就会出现无意的识才有误，或者有意的学术腐
败和行政腐败，没有选取合适的人选，就会出现包括
高比例的学术“近亲繁殖”的不良后果。对评委的学
术水平、人品声誉做出严格要求，并规定外来评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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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既能保障评委队伍的识才、选才能力，又能保
障录用人才的公正性。经过筛选的参与人在博弈中
更能遵守游戏规则。
2．公开招聘全程。压缩违规出牌的空间
人们痛恨的并不一定是学术“近亲”，而是学术
腐败，是人才引进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违规出牌。要
减少这类现象，就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减少博弈中的
囚徒困境，压缩博弈中违规出牌的空间。比如，欧美
名牌大学招聘人才时，面向世界范围，招聘之前在发
行量大的刊物和影响面广的网页上广而告之，并且
预留充足的时问，以便大量符合基本要求的求职者
获得消息，而不是像国内某些高校招聘人才时只在
小范围内仓促公布消息 ，让人一看就觉得已经内定
人选，不必浪费时间、精力来陪衬，采取拒绝游戏的
博弈策略。招聘过程公开，招聘结果公示，接受内外
人员的多维监督。这样，就算评委和应聘者中有人心
存侥幸准备进行暗箱操作和违规出牌，也慑于强大
的监督力量不敢冒险。
3．完善退出机制，延期对局结果的定论
如果人才招聘只是一锤定音的单次博弈，即使
严格博弈准人资格 ，公开博弈全程，仍然难以保证招
聘的质量。如果改单次博弈为重复博弈，改一次决定
结果为延期决定对局结论，则能增强结论的长效性。
对新进人员给予一定的试用期进行观察，符合要求
者正式录用 ，对不符合要求者，不管是“近亲”，还是
“异缘”，都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随着事业单位聘任
制的推广，高校教师的“铁饭碗”正被逐步打破，即使
对于事业编制员工的辞退有困难，至少可以采用转
换岗位或降低待遇进行调整。这种延期定论，虽然给
招聘方和应聘者增添了一些麻烦，但肯定有利于阻
止浑水摸鱼者的侥幸得逞。
总而言之 ，引进人才不必纠结于“近亲繁殖”还
是“异缘杂交”，应惟才是举，“举贤”不必“避亲”。如
果痛恨招聘过程中的学术腐败和行政干预，则可以
通过完善制度的途径规范参与人的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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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6)：8l一85．
Using Game Theory to Analyzes Academic ‘‘Inbreed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CAI Ming·shan l-．LI Bao-bin2
(J．c0 of Educational Sciene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2．Hunan University ofArts and Science，Changde，Hunan 415000，China)
Abstract： Academic ”inbreeding” is an inconclusive proposition．Lots of empirical studies by different scholars draw
completely opposite conclusion．Academic “inbreeding” has been s~ongly criticiz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which main
reason is not that the “inbreeding”has no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r the “inbreeding”offspring is not normal but a high
proportion of’’relatives”destroys the structure of graduation university．This is a game result of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such as the judgment standard of human nature，the traditional code of conduct，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ad—
ministrative thinking．The analysis by game theory shows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in~oduction system
of talent and reduce the neg~ive influence of the academic ”inbreeding”：to be strict with game access qualifications with
specific requirements；to open the whole recruitment for compressing the illegal space and to improve the exit mechanism
by delaying on results conclusion．
Key words：academic“inbreeding”；game theory；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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