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书书
2005年 5月
第 27 卷 第 3期
当 代 经 济 科 学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May，2005
Vol. 27 No. 3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一种基于修正的索洛模型的估算
郭 磊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索洛模型这一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有它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对于考察中国问题来说，也有一些内在缺
陷。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对索洛模型做出了一些修正，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进行了重
新估算。
关键词：索洛模型；结构效应；变量估算
中图分类号：F061.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2848（2005）03 - 0049 - 04
一、引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增长上的成绩举世瞩目。
在特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甚至可以说是一支独秀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 1979 年到 1998 年 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 9. 7%。从 2000 年到
2003年，经济增长也分别保持着 8%、7. 3%、8%、9. 1%
的高速度。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历来也面对着不少
的质疑。最早是来自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而最有
影响的挑战，则是来源于麦迪森（Maddison）［1］、罗斯
基（Rawski）［2］等人。其质疑的逻辑核心不仅包括
核算范围、统计方法，还包括各部门数据间的协调
性，以及最后经济增长数字的现实性等。
就统计方法等问题自然可以商榷，但对于普查
及抽样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则是各有看法，很难通过
争论明辨是非。自从宣布不再采用地方上报的增长
数据以来，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开解释过它是如何
取得说明全国经济增长情况的评价数据。所以，从
学术角度，我们也无法对经济增长数字本身进行过
收稿日期：2005 - 03 - 10
作者简介：郭磊（1980 -），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多细节上的探讨。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转换一个角度，运用理
论模型和经验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进
行一种粗略的估算。当然，最后的结果不会对官方
数据或者是质疑者推算的数据形成直接的肯定或者
否定。但毕竟，它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数
字提供一种可靠的逻辑背景。即如果我们将中国经
济的特殊性考虑进去，也许最后结果未必如克鲁格
曼所说，是“毫无逻辑、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二、理论综述：关于模型选择
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
容，也处在经济理论发展的最前沿。一般而言，经济
增长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3］：以 Harrod - Domar
ModeI为代表的古典增长模型、以 SoIow ModeI 和
Cass - Koopmans ModeI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
型；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包括 Romer、Lucas、Bar-
ro等人构建的 AK 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在 Ro-
mer、Aghion、Grossman［4］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R&D类型的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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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od - Domar模型是以短期为背景的，这里指
的短期可能比我们的考察期远远要短。而且，它以
充分就业为衡量宏观经济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
考察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这对我们研究中国
问题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近
些年颇为流行。但我们在这里更关注的，是它们是
否适合用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根据国内学者舒
元、徐现祥［5］的实证检验，1952 - 1998 年中国经济
增长的典型事实明显拒绝了 R&D类型的增长理论。
当然，舒元等人的研究显示，AK 类型增长模型是符
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的。但这一结论似乎值
得商榷。因为得出我国的生产函数是 AK 类型的是
因为其模型的关键假设是特殊的哈罗德中性生产函
数，把劳动加强型的技术换成了一个制度变量，把制
度内生到了资本项上。
回过头来看以索洛模型（SoIoW ModeI）为代表
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索洛模型本身的来龙去
脉，很多教科书都有详细论证，在这里不再赘述。笔
者认为，索洛模型的优点就在于模型中技术进步是
外生的，而这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即近二十年的经济
增长中，技术进步并不起到主要的拉动作用。从研
究角度来说这一点也具有实际意义，一些研究往往
无法将“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效果分开，最后的结
果反而纠缠不清。而模型的缺点，就在于没有充分
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
进行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考察中国经
济增长问题时，都面临着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若要
使用，必须进行修正。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Iees）在一次学术
演讲中曾创造性地将结构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将
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作为变量分开，从而将劳动力的流
动和城镇化等因素体现在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
从而使该模型更适合考察转型期的中国。其精致的
模型化处理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多启示。
三、模型构建：对于索洛模型的修正
在本部分，我们将沿着莫里斯的思路，对索洛模
型进行进一步处理。从而使该模型更加符合中国经
! 见莫里斯 2004 年 9 月 18 日在北大的演讲《创新与增长》
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索洛模型：
G = !K·K
·
/ K + !L·L
·
/ L + R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K、!L 分别为资本和劳
动的边际收益；R为技术进步率。
由于 !L 是劳动的边际收益，它可以用劳动的边
际产品乘以 L / Y来代替。
下面我们将对模型中的劳动项进行变形。我们
假设城市中的就业用 M 来表示，这样，农村中的就
业，即农村劳动力人口就是 L - M；同时假设农业劳
动的边际生产率是 !r；对于相同教育程度和技能大
体相当的劳动力来说，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是
c，则城市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可近似认为为 !r + c，
从而劳动项可以重新表示为：
!r（L
·
- M
·
）/ Y +（!r + C）M
·
/ Y
整理如下：
（!rL / Y）·L
·
/ L +（cM / Y）·M
·
/ M
推导至此，可以说是莫里斯教授的全部思路。
最后的这个式子就可以代表主要结论，其相关细节，
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而下面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对模型进行进一步
的处理。考虑到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即国有企业利润仍然不佳，亏损面仍相当大，对就业
吸收处于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逐渐缩
小的趋势；而非国有资本所占份额却在不断扩大，在
某些经济部门和行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可
以将资本部分划分为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
我们假设非国有资本总量为 N，则国有资本总
量为 K - N；国有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 !S，非国有资
本收益率与国有资本收益率之间差距为 d，则非国
有资本的收益率为!S + d。据此我们可以表示出在索
洛模型中资本对增长的贡献部分，即：
!S（K
·
- N
·
）/ Y +（!S + d）N
·
/ Y
进一步处理得：
（!SK / F）·K
·
/ K +（dN / Y）·N
·
/ N
我们进一步整理整个索洛模型，可以得到下式：
G =（!rL / Y）·L
·
/ L +（cM / Y）·M
·
/ M +
（!SK / Y）·K
·
/ K +（dN / Y）·N
·
/ N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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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量估算：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
在本部分，我们将采用经验数据，对上文修正的
索洛模型进行估算。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变量环节是 L / L，即雇佣劳
动的增长率，也就是我们国民经济统计中显示的就
业增长率。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值一般是比较稳定
的。但中国的情况特殊，即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着大
幅度的经济改革，包括下岗再就业工程。所以，在年
度数据上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为了计算方便，我们
只能观察一个较长时间段的数据。1979 - 1989 年，
中国平均就业增长率为 2. 96%；1991 - 2001年平均
就业增长率仅为 1. 1%；2002年为 0. 97%。若我们考
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即就业人数的减少并非完全
是由于经济吸纳能力的下降，近些年劳动力技能的
提高暗含在劳动力就业人数增长下降的过程之中
了，我们可以近似地将 L / L 部分估计为 2%。而其最
高时一般也不应超过 3%。
再接下来是 !rL / Y，!r，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
率，我们可以近似理解为农业劳动的“工资率”，它
被乘以整个社会的总劳动力人口，再比上国民收入。
我们利用近些年的数据估算一下这个数值，大约在
0. 3 左右。注意，这里将农业人口的其他要素收入，
如土地租用等不计算在内，否则，若按照官方相关数
字计算［6］（2003 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29227 万人。
其中城镇 52376 万人，乡村 76851 万人。全年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72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 2622 元），此数值还要更高一些。
下面一项是 OM / Y，分子是用城乡之间实际劳动
收入的差距乘以城镇就业人口，所以这一项大体相
当于城市化的成本。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数值大体
估算一下，这一比率大约 0. 45 左右。
M / M是劳动项的最后一部分，即城镇劳动力的
增长率。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城镇就业增长率。这一
比率在 1978—2002 年期间，城镇年均就业增长率为
4. 1%，而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1999至 2001年分
别为 3. 7%、3. 3%、3. 5%。假如将其代入索洛模型，
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
中，民工涌入城镇短期就业的结构化变动应该考虑
进去；再考虑到城镇化过程中工人技能的提高，这一
数值可以达到 7—8% 左右。
K / K项对应着统计中的投资增长率。这一比率
在 1998年至 2002年间的年均为 11. 8% ，2002年之
后经济有过热的迹象，2003 年是 27. 7%，2004 年
1—7 月份是 31. 1%，第三季度进行了政策调整，但
仍高达 25% 左右。
下面需要估算的是 !SK / Y项。首先是 !S，我们可
以用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来表示国有资本收益率。这
一数值在 1994年为 5. 29%，但在接下来的各年度中
下降很大，1995—1999 年分别为 1. 73%、1. 65%、
1. 67%、2. 79%；考虑到企业亏损面的问题，以及 98
年前后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的短期利润，这一
数值的实际意义似乎已经不大。但鉴于一些较为灵
活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部分处境稍微好些，
我们可以将这一数值设定为 1. 5%。而项目，根据
2000、2001 年的数据计算，则大致为 0. 37、0. 38
左右。
接下来的一项是dN / Y。首先是 d，及国有资本和
非国有资本在收益率上的差异。这个涉及到一个颇
有争议的指数，即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
润率问题。郎咸平曾通过详实的材料分析认为非国
有企业存在利润上的隐瞒问题［7］，根据其展示的材
料，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纯外资企业、港台资企
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基准利润率约为 12. 72%、
8. 05%、8. 25%、6. 78%，而其披露利润率则大约只
为 1% - 2%，私营企业为 3%。
非国有资本投资的增长率 N / N 在 1981—1996
年间平均增幅达 29. 9%，1997 - 2000 年出现回落，
到了 10% 以下。2000、2001年以来处于回升阶段，近
两年回升势头较为迅猛，一般在 15% 以上。对于这
一在时间序列上并不稳定的变量，在使用时需要具
体考察。
然后是 R，即技术进步率。这一数值素有争议。
莫里斯认为它一般不会超过 2%。有不少国内学者
认为在中国这一数值会更高一点，因为中国存在很
强的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不过，根据实证
经验判断，这一数值最高也很难超过 3%。
最后，我们利用这些经验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
长进行一下粗略的估算。在这里我们将估算分为两
种：一种是基于平均数值的，可能更接近经济增长的
现实情况；一种是基于最大数值的，代表着经济增长
的“可能性”。
1. 计算之一：G = 2% > 0. 3 + 0. 45 > 7% + 1. 5%
> 0. 4 + 7% > 15% + 2%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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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之二：! = 3% > 0. 3 + 0. 45 > 8% + 2%
> 0. 4 + 8% > 20% + 3% = 9. 9%
五、结 论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经济的结构效应（包括劳动
和资本的不同结构构成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会带
来一定影响。我们修正后的模型及其数值估算也证
实了这一点。从中不难看出，有不下于 3%的经济
增长数字是由经济变动的结构因素所带来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结
构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民营资本的发展，
拉动经济增长的各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
资本投资增长率已经超越了过快增长的阶段；非国
有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也日趋成熟和平稳；国有资本
盈利率较 90 年代初时已经下降了几个台阶，目前正
在改革的引导下趋于平稳化；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也在凸现。所以，我们在考察经济增长的
时候，最好把 90 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的这段时期和以
前分开考虑。本文基于这一时期的平均数值计算的
结果显示，7% - 8%左右的增长应该是一个比较可
信的数字。而其中的一部分增长，是由于经济的结
构性变动带来的。国外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中国经济
“质疑”，罗斯基甚至认为增长数字高估达 2 / 3 以
上，可能是对这一因素考虑不足。
但是，有人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根据本文
的模型估算，在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接近最高时，中国
经济增长的最大可能性是 9. 9%；而 1978 - 1995 年，
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均增长率的平均数值也恰为 9.
9%。再考虑到本期间劳动力结构变动的贡献还要更
低些，难道这一时期（尤其是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的经济恢复时期和 80 年代末的通胀时期）的经济表
现反能超出模型认定的最佳状态？显然令人难以置
信。所以，从本文的结论来看，世界银行 1997 年的研
究报告还是颇有根据的。即 1978 - 1995 年的中国年
均增长率应该从官方的 9. 9%修正到 8. 2%。
还有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就是，随着结构性因素
的逐步递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惯性力”会越来越
小，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不会因此逐渐放慢？从
我们的估算模型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毕竟城乡之
间的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利润
率差距等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变量，它们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力会越来越小。显然，实际经济数据也支持
这一推论，即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 90 年代初期平
均 10%以上的增长率和 90 年代中后期 8%左右的
增长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
尽管 90 年代初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已经很难再
现，但正如我们的估算结果显示的，如果资源的利用
限度达到最大，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仍有可能实现
接近 10% 的增长。当然，这只代表着一种“可能
性”，增长数字太高未必是好事，因为此时方程中的
各经济变量都处于顶端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化
程度仍不完善，经济改革仍在进行，金融环境刚摆脱
初级阶段，过高的经济增长将意味着经济泡沫。所
以，7—8%是比较现实和踏实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第
二种估算的数值当作经济增长的“警戒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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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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