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欧洲和行为经济学
随着欧洲经济的叹息又一次占据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让人们不禁又回想起尤吉·贝拉的名言：“这一切似曾相识。”和往常一样，这次骚乱的中心仍是那个已连续五年经济衰退，并被庞大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希腊。今年，作为严厉的财政紧缩的交换，希腊政府接受了一项（第二次了）来自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价值174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项目。但是3周前，愤怒的希腊选民们让执政党滚蛋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没能成功，新大选计划将在下月进行。现在希腊的政客们都在对着重谈放狠话，但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这个最大的捐助者说，如果希腊再不兑现承诺的话，就不会再给一分钱了。所以大人物们现在正脸色铁青地讨论着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希腊可能会违约并放弃欧元。
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结果。虽然已贬值的货币可能会让希腊的出口更便宜，吸引到更多的旅客，但是这一切都会发生在无比糟糕的低价之下。巨额的财富白白流失，这个国家的GDP也会受到伤害。这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有着相当高昂的代价。希腊欠下了几乎5000亿欧元的巨债，违约的损失可能带来银行的业资本重组、全欧范围的存款保险（防止银行跑路），还得给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看起来在排着队要违约的国家更多的援助。与其让希腊退出，还不如想尽把法让它留下来得便宜。
理性地说，这个僵局最后应该会以和谈结束——把紧缩政策放松些，再多给希腊点钱和时间来改革。当然，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关键是欧洲并不只是在探讨什么是明智的经济策略，它还在探讨着“公平”。德国选民和政客们觉得，让德国继续给生活水平远不如他们、还欠债不还的国家付账就不公平；他们认为德国被公认为应该无条件承诺支持这些缺乏有效改革的国家也不公平。但是希腊选民们同样表示不公平——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政府低预算和高失业率，就为了还欠了外国银行和有钱的北方邻居们的钱，而这些邻居们从最近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已经捞到了不少好处。对于两边来说，抱怨都不是无理的，但是一旦大家都开始关心公平了，就会更难达成一致意见，还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
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公平性关注了太多，我们经常愿意就算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证公平。行为经济学家们曾表示，绝大部分人都愿意能用真钞换来对于拿钱不干活的人的惩罚。为了保证懒骨头们都能罪有应得，人们随时都愿意变得“穷”一点。同样，着名的“最后通牒”实验——由一个人来分配定额的钱，而后让另一个人来决定接受与否——显示，人如果觉得钱来得不公平，那么他们宁愿不要这些白送的钞票。因此，就算是这有个现成的方案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公平”这个固有理念也会让这方案变得成不可能。
你可以在美国对付止赎危机时看到这个问题。有一大票的经济学家建议给水生火热的房主们提供抵押贷款减免，但是这从未在任何意义上实现过。一部分程度上，这就是因为选民们觉得这对于那些还在老实还房贷的人来说就是不公。抵押贷款的减免几乎肯定能帮到所有的房主，而不仅仅是有困难的那批——通过限制止赎对于房价的外溢效应——但是，这个让某些人能从无到有的点子还是激怒了选民们。
公平问题越来越严重，只因为我们心里对于“公平”的标准正应了经济学家琳达·巴布考克口中的“自利性偏差”问题。你会觉得希腊人对紧缩的怨恨会因为认识到德国已经为他们埋了多少单、还有希腊人猖獗的逃税带来了多少损害而逐渐平息；或者德国人会认识到他们为了降低通胀所作出的贡献只会让希腊和类似的经济体更难以重新成长。事实并非如此，自利性偏差会让我们心中对公平的定义偏向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一面，还会让我们忽视那些和我们自身的认知有冲突的信息。当交易者们不属于同一个社群时，这个效应甚至会被放大——心理学上把这个现象称为“社会距离”。两个国家的成见冲突中就有这么些普遍的说法：勤奋、节俭的德国人对上轻浮、腐败的希腊人，或者吝啬、帝国主义的德国人对上无拘无束、独立的希腊人——想达成合情合理的妥协变得更难了。
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于公平的关注其实有不少的好处：限制剥削、提倡英才教育还有激励员工。但是在谈判中，这却会让两边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最不坏”的了。太过担心公平性只会自缚手脚。想把欧洲从危机边缘拉回来的话，各方的选民和政客们都得不再去过问什么是公平，而多去想想什么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