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2期 Total :Volume Ⅻ 2011年辑 第4期 Volume Ⅳ 201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友情赠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hina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GDUFS 广州·2011年10月 October 2011 Guangzhou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启示 本通讯电子版网址： 如蒙引用，出处请注网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2011年10月 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目录与内容提要 ~1936年中国总产出的国际地位：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分析............................刘 巍4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Aggregate Output from 1887 to 1936-------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America, England and Japan Liu Wei 内容提要：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中美英日四国经济总量的排序是美国、英国、中国、日本，顺序未有改变。从相对差距角度观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扩大，从美国国民收入是中国的4倍扩大到6倍；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从2倍缩小到倍；中国对日本的总量优势大大减弱，日本经济总量从中国的43%追赶到90%。1887~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与美英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英国都是中国人均收入的约20倍上下。和中国几乎同时步入经济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之人均收入也是中国的4~5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两个时段，中外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差距都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Abstract: In the fifty years from 1887 to 1936, the status of economic aggregate never changed which were still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disparity,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had enlarged which 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six times from 4 times of China; however,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Kingdom had narrowed which were from double to times. Meanwhil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a to Japan had weaken, which the economic aggregate of Japan had surpassed from 43% to 90% of China. From the years of 1887 to 1936, the average pers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was about 20 times of China. And Japan, at the almost the same speed to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s China, were 4 to 5 times of China’s average personal income. During the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and personal income fluctuated compared to other three countries. 2.从国外部门角度对战前日本总供求态势的研究——基于M-L条件和贸易条件学说的分析...........................................................................................................................................张乃丽19 The Study on Japanese AD–AS Economic Si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x-WWⅡfrom the Angle of Abroad Secto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L Condition and Terms of Trade Zhang naili 内容提要：对日本1900~1937年宏观经济的数量分析表明， E+E=＜1，即不能满xm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同时，日本的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为弱正相关，即如无政府干预，贸易收支的改善则依赖进出口物价而不是进出口物量。因此，数量分析支持日本的总供求态势属“供给约束型”的逻辑结论。笔者认为，分析战前日本宏观经济运行时，不应使用以“需求约束型经济”为上位前提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Japanese macro economy during 1900-1937 shows that E+E=＜1,which means the formula cannot meet M-L condition; meanwhile, Japanese xm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terms of trade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rade balance, which means it is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rade balance depends on the price of import and export rather than the amount of import and export cargo. Therefor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upports the logic conclusion that Japanese AD-AS economic situation belongs to supply-restraint style.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theory based on the supposition of demand-restraint should not be adapted ,especially Keynesian theory, when we analyze the operation of Japanese macro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ex-WWⅡ. -1936年中国贸易条件分析..................................................................................袁 欣30 Analysis on Chinese Trade Conditions from 1921 to 1936 Yuan xin 内容提要：民国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贸易条件与世界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获得太多的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大的贸易利益，但也决没有在此过程中丧失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贸易利益。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蛋类的贸易条件在下降，桐油、豆类、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上升；进口商品中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下降，糖类、粮米、煤油的贸易条件在上升。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trade conditions of China are homogeneous as the world. China had not obtained more trade benefits than international average standards. Meanwhile, China had not lost over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exported goods such as tea, raw silk and eggs declined, however, Chinese wood oil, legumes, cotton yarn and cotton fabric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ed goods,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cotton yarn and cotton fabric declined, however,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sugar and saccarides, grain and kerosene improved. 4.中国近代50年消费额时间序列数据估计（1887~1936）.........................................崔文生37 China's modern 50 years consumption of time series data estimate (1887 ~ 1936) Cui Wensheng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建立起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理论函数，然后选取前辈学者收集或估算的相关数据，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消费需求数量模型，根据这一数量模型，估算了1887~1936年的消费需求时间序列数据，并从贸易差额的角度对其做了验证 Abstract: This paper set up a consumption function by analyzing all kinds of factors of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demand in modern China, then select the relevant data that predecessors collected or estimated, establish the modern China consumer demand model, which is quantitative,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estimat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consumption demand of 1887 ~ 1936 years, and verifying the estimated data with the trade balance. 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887~1936年中国总产出的国际地位：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分析 刘 巍 内容提要：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中美英日四国经济总量的排序是美国、英国、中国、日本，顺序未有改变。从相对差距角度观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扩大，从美国国民收入是中国的4倍扩大到6倍；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从2倍缩小到倍；中国对日本的总量优势大大减弱，日本经济总量从中国的43%追赶到90%。1887~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与美英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英国都是中国人均收入的约20倍上下。和中国几乎同时步入经济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之人均收入也是中国的4~5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两个时段，中外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差距都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关键词：国民收入 人均收入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1887~1936年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济被卷入世界市场并逐步开始了近代化过程。纵观近代中国，1887~1936年无疑是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的50年，但是，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应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总量时序数据长期缺失，学界无法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虽有许多学者对近代①中国经济总量数据做出过一些时点和小时段的估算值，但数据的连续性都不尽如人意。近年来，英国学者麦迪森（2009）做出了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的近代中国若干年份GDP，数据发表后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如最近财新网报道，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7月5日在北京出席IEA第16届全球大会时谈到了中国历史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最近的30年或者50年来看非常了不起，但把历史拉开来看，只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恢复。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这个指标，中国终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还不如1913年。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2025年中国GDP会成为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②态，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数量关系角度看，许成钢教授所用数据来自麦迪逊的研究。 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1887~1936年间缺失的40个数据做了初步的估算，形成了一个50年时间序列数据（刘巍、陈昭，2011）。诚然，我们的数据难免粗糙，但用许涤新、吴承明先生（2003）的观点予以搪塞便是“估计自不免误差，但终胜囫囵”。从我们估算的数据来看，1913年中国不是第二，1880年也不可能是第一，这与麦迪森数据的差距是较大的。于是，我们尝试比较50年间中外国民收入的差距和差距变动的趋势，而对统计分析结果的系统性解释则留待以后另组拙文就教于方家。 一、中美英日四国的经济总量比较分析 1.各国国民收入数据 我们估算的1887~1936年中国经济总量数据是1933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为方便与外国比较，用批发价格指数（王玉茹，1997）转换成为1929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 ①详见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②详见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详见表1。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来自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91）的研究。当然，有很多文献刊载了与本文所用数据略有出入的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数据，但我们认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是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著名学者，经他们修正的数据应有更高的信度（详见表1）。日本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米切尔，2002），1930年以前为GNP数据，1930年有两个数据，GDP和GNP两个统计口径数据，以后年份的数据为GDP统计口径数据。从实际值角度观察，1930年的GDP和GNP相差不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属大跨度粗线条的比较分析，略有误差似无大碍。于是，1930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为GDP数据。原数据为1934~1936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为方便比较，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刘巍、陈昭，2010）转换成了1929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 表1 1887~1936年中美英日四国经济总量（1929年不变价格） 年份 中国国民收入 美国国民收入 英国国民收入 日本国民收入 （国币亿元） （十亿美元） （百万英镑） （百万日元） 1887 2384 1889 2545 1891 2448 1893 2692 1895 2879 1897 3095 1899 3104 1901 3165 1903 3090 1905 3383 1907 3323 1909 3520 1911 3708 1913 3833 1915 409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17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见刘巍、陈昭：《对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1887~1936）》，《经济研究》网站（网址： 2.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 为方便观察，我们将四国实际国民收入转换为1887年为100的指数，详见表2。从表2看出，5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倍，平均增长率为%；美国次之，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4倍，平均增长率为%；中国位三，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倍，平均增长率为%；英国位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倍，平均增长率为%。 表2 1887~1936年中美英日四实际国国民收入指数（1887年=100） 年份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895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和各国价格指数转换。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53页；日本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见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第145页；中国的批发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指数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3.中国与各国经济总量的比较分析 为实现各国经济总量的比较，必先将各国国民收入用同一货币单位表达。若把中英日三国的名义收入乘以当年对美元的汇率转换为美元量纲的各国国民收入，有较大的问题：第一，50年中的资本流动或贸易品供给需求变化会引起美元汇率波动，由此必将导致中国、英国和日本全部产出价值的不合理重估；第二，50年间金银比价频繁变动，导致使用银币的中国和使用金币的各国之间货币汇率波动较为显著，由此便会对中国产出做反反复复的金币估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各国实际总产出问题，所以不该因某种商品（金银）价格的变化而影响绝大多数产品的价值。弗里德曼（1991）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第六章第8节附录A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不再赘述。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办法，将1929年不变价格的中英日三国50年实际国民收入都乘以1929年的汇率，这就大大减少了由于汇率波动造成的换算误差。当然，1929年的汇率也并非绝对合理，但由于这一年四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都是较好的，因此，我们暂以1929年的价格和汇率作为各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比较分析的基年。 干杏娣（1991）收集整理了美英日三国的汇率资料，1929年汇率为：1英镑=美元、1日元=美元，从汇率数值来看，距铸币平价差距不大。郑友揆（1984）收集整理的1929年1929年中美汇率为：1海关两=美元，按1：的比率将海关两换算为国币，则有国币1元=美元。吴大业先生的研究指出（孔敏，1988），以铸币平价为100的话，1929年天津的汇率指数为，牌价汇率稍低于铸币平价而已。按上述汇率，我们将中英日三国的国民收入折成美元，见表3。 表3 1887~1936年中美英日4国经济总量（1929年不变价格和同年汇率）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美国实际国民收入英国实际国民收入日本实际国民收入 1888 1890 1892 1894 1896 1898 1900 190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04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用文中提到的相关汇率折算。 把各国的国民收入以美元计量之后，四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相互比较了。由于本文的主旨是研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于是，我们在此分别观察一下美英日三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经济总量的数量关系，详见表4。 表4 1887~1936年美英日各国实际国民收入是中国的倍数（1929年不变价格、汇率） 单位：倍 年份 美国 英国 日本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889 1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32 资料来源：根据表3计算。 1887年，美国国民收入是中国国民收入的近4倍，然后差距渐次拉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几乎是中国的10倍。战后两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大萧条时期差距一度缩小至倍左右，罗斯福新政之后差距再度拉大，1936年达到6倍以上。1887年英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近2倍，一战期间差距拉大到倍。战后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和英国经济放缓，到1936年差距缩小到了倍。1887年日本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43%，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到1918年则达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战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于是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再度拉大到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60~70%，1936年日本又追至90%的程度。 如果前面提到的财新网之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许成钢教授的论点与我们的结论相去甚远。从表4的数据观察，1913年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都大于中国，仅从我们分析的4国来看中国就不是世界第二。陈教授认为，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即美国约为中国的倍），这一比例还不如1913年，意思是说1913年美国的GDP应该小于中国GDP的倍。而我们估算的结果是，1913年美国是中国的倍、英国是中国的倍，英中两国的差距倒是与陈教授所说的中美差距比较接近。本文讨论的时间起点是1887年，没有中国1880年的GDP数据，但是，由于1887年美国国民收入接近中国的4倍，退回到7年之前的188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能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既没有证据①显示那7年美国的GDP是翻番增长的，也没有证据显示那7年中国的总产出是大百分比负增长的。 二、中美英日四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分析 1.各国的人口数据 中美英日四国人口总数差距较大，理论上分摊到每个公民头上的产出额就会有较大差异，甚至会和总量的趋势相悖。因此，我们从人均国民收入角度再对四国的情况做一比较分析。做人均产量分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口总数的问题，但是，近代中国的人口数字是一笔大大的糊涂帐。章有义先生曾说过，“且不论古代，就说近代，各个时期究竟人口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单就1911年以后的人口数字而言，解放前有人统计过，就有58种之多。少则278百万人，多则547百万人。如将所遗漏的以及解放后中外学者的新估计一并包②括在内，当在65种以上，简直是一团乱麻。”我们无意参与人口问题的讨论，避重就轻，采用麦迪森教授的估算的人口数字（详见表5）。当然，由于麦氏大量数据的估计方法不透明，学界对麦迪森的估计值之质疑声也是不低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同时估算这四国人口数的文献只有麦迪森教授的，其他学者的估计值大都是对一国某一时段的估计。若云麦氏的估计有误，那么，由于研究者采用同一估计方法，其误差也应该是比较一致的，适合我们对中美英日的经济大趋势分析。 ①相反，美国这7年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平稳的，从1880年到1887年的7年间实际收入增幅不到15%。数据参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②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表5 中国美国英国日本4国人口 单位：千人（年中值） 年份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18873763595944836598388661888 377569 60732 36881 39251 18893787836201637178396881890 380000 63302 37485 40077 18913819796461237802403801892 383969 65922 38134 40684 18933859696723138490410011894 387979 68541 38859 41350 18953900006985139221417751896 391890 71161 39599 42196 18973939707247139987426431898 395970 73781 40381 43145 18993979807509140773436261900 400000 76391 41155 44103 19014022437788841538446621902 404489 79469 41893 45255 19034067668094642246458411904 409047 82485 42611 46378 19054113408414742891468291906 413646 85770 43361 47227 19074159658733943737476911908 418297 89055 44124 48260 19094206429084544520488691910 423000 92767 44916 49518 19114276629423445268502151912 432375 95703 45426 50941 19134371409760645649516721914 441958 99505 46049 52396 191544682910094146340531241916 451753 102364 46514 53815 191745673210381746614544371918 461766 104958 46575 54886 191946685510547346534552531920 472000 106881 46821 55818 192147367310896444072564901922 475352 110484 44372 57209 192347703711238744596579371924 478728 114558 44915 58686 192548042511628445059595221926 482128 117857 45232 60490 1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27 483837 11950245389 61430 1928485552120971 45578623611929 487273 12224545672 63244 1930489000123668 45866642031931 492640 12463346074 65205 1932496307125436 46335661891933 500000 12618046520 67182 1934502639126978 46666680901935 505292 12785946868 69238 1936507959128681 4608170171资料来源：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和日本的数据见第158、160页，美国数据见80~81页，英国数据见第32、34页。 2.中国与各国的人均收入比较分析 用麦迪森教授估计的人口数去除国民收入总量，即得中美英日四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额，见表6。 表6 1887~1936年中美英日4国人均收入（1929年不变价格、汇率） 单位：美元 年份 中国人均收入 美国人均收入 英国人均收入 日本人均收入 1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11 资料来源：表5除以表3。 用表6中的中国人均收入去除美英日三国的人均收入，得到了美英日三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倍数，见表7。 表7 1887~1936年美英日各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倍数（1929年不变价格、汇率） 单位：倍 年份 美国 英国 日本 1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897 资料来源：根据表6数据计算得。 从表7数据我们观察到，1887年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近25倍，由于一战期间中美两1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国经济此消彼长，1918年美国人均收入达到了中国的近43倍，2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中国人均收入的30倍左右。1929年末开始的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经济，一度使得美国的人均收入相对下降至不到中国的18倍。到1936年，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又回到了50年前的状态。1887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20倍有余，1918年差距扩大到近32倍。此后该差距渐次回落，1932年缩小至15~16倍，走出大萧条的低谷后差距再度有所拉大，1936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倍，该差距小于1887年。日本虽然经济总量不如中国，但由于人口数远小于中国，所以，1887年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多，1919差距扩大到近9倍。战后两国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大致在5~6倍左右的差距。1936年，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倍，比50年前的差距扩大了20%多。 三、结论 1.中国经济总量远小于英美、大于日本，且差距波动幅度较大 五十年来四国经济总量的排序是美国、英国、中国、日本，顺序未有过改变。从相对差距角度观察，除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外（从2倍缩小到倍），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扩大（从4倍扩大到6倍），中国对日本的总量优势大大减弱（日本经济总量从中国的43%追赶到90%）。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了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差距，从前面的统计描述观察得出，5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倍，平均增长率为%；美国次之，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4倍，平均增长率为%；中国位三，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倍，平均增长率为%；英国位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倍，平均增长率为%。 在五十年的时段中，中国与列强经济总量的差距波动幅度巨大。1918年，美国经济总量曾是中国的近10倍，英国是中国的倍，日本则追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 2.中国与列强人均收入差距巨大，但波动幅度小于总量波动幅度 1887~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与美英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英国都是中国人均收入的约20倍上下。和中国几乎同时步入经济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之人均收入也是中国的4~5倍。中国与英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19年之前有扩大的趋势，一度与美国的差距扩大到43倍多、与英国的差距扩大到31倍多。然后差距缩小，大萧条期间缩小到不足20倍，1936年美中差距回落到24倍，英中差距回落到18倍。日中人均收入差距在1887年是4倍多，1918年曾扩大到7倍之多，1936年回落到5倍多。 3.对几个阶段上经济总量差距变化的简单分析 （1）一战期间美英日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负增长。 一战期间，美英日三国受战争因素刺激，产量大增。中国却由于资本品进口受阻、白银外流和农业灾害影响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刘巍，2009），彼进我退，经济总量差距显著拉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国民收入从1887年4倍于中国迅速扩张到了几乎是中国的10倍，英国经济总量从近2倍于中国拉大到倍。1887年日本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43%，到1918年则达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 （2）大萧条打击了欧美经济，中日经济受损较小。 大萧条时期，由于美国和英国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刘巍，2011a），在既定的分配制度下产出总量过剩，受危机的打击程度比较大，连年经济负增长，美国尤甚。而中国和日本同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刘巍，2010、2011b），虽出口有所下降，但总需求依然大于总供给，不存在总量生产过剩的问题。当两国解决了诸如币制等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势头仍然不减，日本增速则显著快于中国。因此，大萧条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与美英两国的差距有所缩小，日本与中国经济总量则进一步接近。于是，彼消此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 1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量差距一度缩小至倍左右， 与英国经济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到了倍。1887年日本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43%，大萧条时期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依然保持在60~70%左右，没有扩大，1936年日本又追至90%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3.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波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4.孔敏：《南开指数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5.刘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GDP下降之影响因素研究》，《民国研究》2009年春季号。 6.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7.刘巍：《不同经济态势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萧条时期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2期（a）。 8.刘巍：《大萧条前后日本的进出口结构与总供求态势》，《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4期（b）。 9.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刘巍、陈昭：《对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1887~1936）》，见《经济研究》网站（网址： 11.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 1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Aggregate Output from 1887 to 1936 -------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America, England and Japan Abstract: In the fifty years from 1887 to 1936, the status of economic aggregate never changed which were still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disparity,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had enlarged which 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six times from 4 times of China; however,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Kingdom had narrowed which were from double to times. Meanwhil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a to Japan had weaken, which the economic aggregate of Japan had surpassed from 43% to 90% of China. From the years of 1887 to 1936, the average pers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was about 20 times of China. And Japan, at the almost the same speed to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s China, were 4 to 5 times of China’s average personal income. During the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and personal income fluctuated compared to other three countries. Key Words: National income Personal income China United States United 1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Kingdom Japan Years of 1887 to 1936 作者简介： 刘巍，男，1960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历史学硕士， 199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史。 手机：13929525214；办公电话：020-36641251 电子邮箱：ssxx1975@；13929525214@ 通信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1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从国外部门角度对战前日本总供求态势的研究 ——基于M-L条件和贸易条件学说的分析 张乃丽 刘 巍 内容提要：对日本1900~1937年宏观经济的数量分析表明， E+E=＜1，即不能满xm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同时，日本的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为弱正相关，即如无政府干预，贸易收支的改善则依赖进出口物价而不是进出口物量。因此，数量分析支持日本的总供求态势属“供给约束型”的逻辑结论。笔者认为，分析战前日本宏观经济运行时，不应使用以“需求约束型经济”为上位前提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 关键词：日本 供给约束型 需求约束型 M-L条件 贸易条件 总供求态势，即通常所说的一国经济总体上属“需求约束型”还是“供给约束型”。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种种因素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把经济打入低谷，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后者属短缺经济，一旦经济运行出现重大阻塞，问题往往发生在供给方面。在不同的总供求态势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1936年问世的凯恩斯经济学暗含的前提假设就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凯恩斯经济学能治理的经济危机一定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萧条，而不是供给不足所造成的凋敝。由此看来，一国总供求态势如何，是分析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时的“上位前提”，是必须搞清楚的。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史学界对这一宏大的问题却很少问津，时至今日，对总供求态势研究之不多的几篇文献都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做出的。刘巍（2010）研究了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从总供给的价格弹性、马勒条件和贸易条件三个角度论证了近代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接下来，刘巍（2011a）又对195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从“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发生在1995~1996年。刘巍（2011b）还从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角度对大萧条时期日本的总供求态势做了研究，结论是直至1937年日本仍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中，虽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比欧美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刘巍、陈昭（2011）对于欧美经济的研究结论是，美国于1919年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而英国更早——大约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左右。陈昭（2010）对日本总供求态势的转折时点做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日本经济从“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发生在1950年左右。 本文拟在刘巍2011年（b）文献之基础上（该文分析的重点是国内部门），从日本经济的国外部门着眼，对战前的总供求态势做进一步分析，以期完善开放条件下总供求态势的研究。在对“上位前提”研究的告一段落之后，才可能使用前提假设基本一致的理论框架，对该时期日本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做出比较贴切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一、从国外部门角度分析总供求态势的逻辑思路 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相互需求原理，进1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而贸易条件学说问世。后来，贸易条件成为了一个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常用的价格贸易条件又称为净实物贸易条件，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其计算公式为： NBTT =（Px / Pm）×100 （1） 式（1）中，NBTT 表示净贸易条件，Px和Pm，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NBTT值增大表示一国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一国出口价格的上升快于进口价格的上升（或出口价格的下降低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表示该国在贸易中获益增多；反之，NBTT值减小则表示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在贸易中获益减少。 我们认为，穆勒的贸易条件学说其实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假设，即使穆勒时代没有这个词。恐怕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方可以此学说考量贸易绩效。不管穆勒时代（或之前）供给“瓶颈”在哪个层面上，只要是供给约束成立，供给曲线就相当陡峭（或与横轴垂直），供给量就与价格的关系不显著（或完全无关）。于是，当供给量的增长相当缓慢或零增长时，提高贸易利润率、改善国际收支的途径只有提高价格或对方降价。假定贸易双方都是相同前提的国家，于是两个价格之比绝对就是利益之比了。靠天吃饭的农业和畜牧业及这两个产业附属的加工行业——小麦、葡萄酒和呢绒，应该是最合适用贸易条件来考量贸易绩效的，这也是国际贸易早期理论常用的案例。时至今日，为了使贸易条件适合于对现代国际贸易绩效的衡量，经济学界搞出了多个贸易条件亚种，但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今天许多“需求约束型经济”国家（包括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在内）一端是贸易条件的恶化、另一端是贸易收支的改善这一事实。许多研究表明，用该指标核算，各国的国际贸易绩效都是很差的。难道穆勒真的错了吗？我们不怀疑穆勒的智慧。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穆勒生活的时代，欧洲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可供出口的商品数量增长能力很低，赚钱主要靠涨价。贸易条件和贸易收支是正相关的，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就是贸易收支的改善或恶化，就是国家利益的增长或下降。 90年后（1937年），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就业理论论文集》一书的“外汇”篇中，从国内外的供给、需求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在进口供给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不同的条件下一国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双方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弹性对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在马歇尔局部均衡和弹性概念的基础上，勒纳曾加以完善和发展，罗宾逊夫人从此出发，建立了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货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的条件为： Ｅx + Ｅm > 1 (2) 当然，和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马勒条件受到多方质疑，并不断修正补充，最后完善为罗宾逊—梅茨勒条件的理论模型。这些对于本文不重要，重要的是罗宾逊夫人的四个前提假设中，第二个假设就是“所有有关产量的供给弹性均为无穷大”，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市场总供求态势为需求约束型经济。显然，这应该是罗宾逊夫人对欧洲经济至少是对英国经济长期观察之后，对市场环境的抽象概括。在M-L条件遭到质疑时，这一假设基本上也被认同，说明当时经济学界对市场看法的一致，特别是M-L条件是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之后问世的，这个共识的达成是比较容易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厉以宁也认为，“应当承认，在30年代资源未充分利用时，弹性分析中关于供给弹性无穷大①的假设不是不合理的。” ①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356页。 2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M-L条件表明，在两个弹性绝对值之和大于1的情况下，货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即获取较大的贸易收益。我们知道，本币贬值意味着出口商品普遍降价，进口商品普遍涨价。对于一国来说，如果这样做可以改善贸易收支，那么说明薄利多销的时代来临了。薄利在于吸引需求，而多销必须有潜力巨大的供给做保证。这显然说明供给没有问题了，增长的关键在于需求。众所周知，倾销是需求约束型经济能够支持的经济现象。如果说某行业、某厂商所做的倾销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马勒条件宣扬的本币贬值其实就是一国政府发动的全面倾销行为。这种现象用贸易条件理论完全无法解释，这也使得贸易条件理论不适用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结论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于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对于一国贸易利益的分析和考量来说，贸易条件必须让位于马勒条件。 至此，我们认为，考察一国某一时期的总供求态势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还是需求约束型的，可以从国外部门角度经由两个路径做实证分析： 第一，净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是否正相关？如果正相关，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反之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用贸易条件考量国家利益，只有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适用，于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经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这个角度做实证分析有一定难度，因为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考虑总是在干预进出口，需要剔除许多人为因素。 第二，从马勒条件角度做实证，如果马勒条件不成立，说明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因为“本币贬值——出口价格下降——国外需求增长”，如果仍不能使出口增长，说明产量无法大幅度增长，经济处于供给约束态势下；反之，如果马勒条件成立，则说明经济态势是需求约束型的。 二、基于M-L条件学说的分析 我们先从M-L条件角度做一实证研究。我们分别做出战前日本的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然后将绝对值相加，观察其数值是否符合M-L条件。我们采用简化的进出口理论函数： +++−X=f(Y,e) （3） M=f(Yfd,e) （4） 式（3）、（4）中，X和M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Y和Y分别表示外国收入和本国收入，efd表示直接标价法的汇率。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如式中自变量顶标所示。 我们知道，如将上述一般函数化成双对数方程，则双对数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即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弹性，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了。因此，我们将上述一般函数写成双对数方程： lnX=a+alnY+alne+u （5） 01f2lnM=c+clnY+clne+u （6） 01d2 接下来，我们估计式（5）、（6）中的待定参数，所用数据见表1、表2和表3. 表1 1887~1936年日本和美国国民收入（1929年不变价格） 年份 日本国民收入 美国国民收入 （百万日元） （十亿美元） 2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01 资料来源：美国和英国数据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6页。日本数据见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52~1053页。 表2 日本的宏观经济数据A 年份 日元对美元汇率 出口 进口 批发价格指数 （直接标价法） （当年价百万日元） （当年价百万日元） 1929年=100 2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00 213 292 1901 261 263 1902 268 279 1903 301 327 1904 329 382 1905 335 502 1906 439 437 1907 452 512 1908 399 461 1909 437 431 1910 502 520 1911 523 581 1912 616 684 1913 716 795 1914 671 761 1915 793 636 1916 1234 879 1917 1752 1201 1918 2159 1902 1919 2379 2501 1920 2200 2681 1921 1503 1940 1922 1880 2216 1923 1686 2393 1924 2105 2971 1925 2670 3105 1926 2414 2918 1927 2383 2712 1928 2400 2745 1929 2604 2765 1930 1871 2005 1931 1480 1686 1932 1802 1936 1933 2351 2464 1934 2789 2970 1935 3276 3272 1936 3585 3641 1937 4188 4765 资料来源：1.汇率：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波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换算成日元的直接标价法。2.进出口：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553页。3.批发价指数：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8~969页；1900年指数根据《朝日新闻指数》计算而得，然后换算为1929年为100的指数。 2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表3 日本的宏观经济数据B 年份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1929年价格百万日元）（1929年价格百万日元）（1929年价格百万日元）190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资料来源：根据表2数据计算而得。 出口方程拟合工作中，我们用美国实际国民收入代替外国收入，出口额用批发价格指数换算为实际出口额。拟合结果为： lnX=+++[ar(1)=] （7） f (） （） （） （） 2 R= DW= F= 在进口方程拟合过程中，我们先用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和汇率数据做出的模型通不过检验，然后，去掉了国民收入变量加入批发价格指数变量，模型得以通过检验。拟合结果为： lnM=−+[ar(1)=]+[ar(2)=−] （8） (）（） （） （） 2 R= DW= F= 数据平稳性检验如表4、表5和表6。 表4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c，t，k） DW值 ADF统计量5%临界值1%临界值 结论 M 1 （C，0，1) I(1)** e1（0，0，0) I(1)* P 1 （0，0，1) I(1)* X 1 （0，0，1) I(1)* Yf 1 （0，0，1) I(1)*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1%(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表5 方程（7）JJ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P值） λ−max统计量（P值）5%临界值 协整个数 （）* （）* 无 （）* （）* 至少1个 （）（） 至少2个 *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值为伴随概率。 表6 方程（8）JJ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P值） λ−max统计量（P值）5%临界值 协整个数 （）* （）* 无 （）（） 至少1个 （） （） 至少2个 *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值为伴随概率。 2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进口方程中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数量分析结果指出，日本1900~1936年的进口和国民收入无关，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我们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和殖民地，1931年又实际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资金存量急剧增长，国际购买能力极强。而且，日本在这一时期处于政府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时期，大量进口经济建设所必须的资本品大都依赖进口。批发价格反映了日本国内总需求的变动情况，进口与国内需求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进口并不主要依赖国民收入流量。 从各项检验指标来看，方程（7）和（8）的拟合效果令人满意，可以用于接下来的分析。由于我们使用了直接标价法汇率，所以，日本进出口情况如果满足M-L条件就应该式（9）成立： E+E> 1 （9） xm从方程（7）和（8）汇率变量的系数来看，+=＜1，不能满足M-L条件，即日元贬值并不能改善日本的贸易收支，日本的总供求态势仍属“供给约束型”。 三、基于贸易条件学说的分析 我们认为，贸易条件学说暗含的前提假设是“供给约束型经济”。于是，一国产能扩展有限，增加贸易收益的途径便是出口卖高价或进口压低价。这样一来，“供给约束型经济”国家的贸易条件就应该和贸易差额正相关，而不是当代“需求约束经济”中呈现的一端是贸易收支改善、另一端是贸易条件恶化的二者负相关局面。 日本的相关数据见表7. 表7 日本的贸易条件与贸易差额 年份 贸易条件指数 贸易差额 出口/进口 （当年价格百万日元） 1914 -90 355 257 -481 -336 -866 -504 -345 -13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32 -134 -181 -56 资料来源：1.贸易条件数据见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转引自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表1-20；2.其他数据根据表2计算。 X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构造了出口/进口这一统计量，以此代替贸易差额。虽然不是MNX，二者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我们拟合的方程如下： X=+[ar(1)=]+[ar(3)=−] （10） M （） （） （） 2 R= DW= F= X式（10）中，TT代表净贸易条件，代表贸易收支。从模型的检验指标来看，可决系数仅M为，说明拟合优度不高。一般说来，拟合优度低的原因大都是漏掉了比较重要的解释变量。本文无意深入讨论贸易收支的影响因素，只要能证实日本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收支正相关——至少不是负相关——就达到分析目的了。由于包括穆勒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结论的大前提之一为政府仅仅是市场中的“守夜人”，于是，一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程度越高，贸易条件学说的逻辑失效的可能性就越大。若一国政府像抗战前近代中国政府那样连个“守夜人”都未必合格的话，贸易条件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比较显著的（刘巍，2010）。当时的日本政府在经济上是极其强势的，是日本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推手，因此，导致价格因素部分失效的作用应该是比较显著的。 综上，日本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收支之间存在着较弱的正相关关系，鉴于上节证实的M-L在当时的日本不成立，因此，我们就从国外部门角度认定了日本尚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 四、简单的结论 本文通过M-L条件和贸易条件两个理论框架，从宏观经济的国外部门角度对日本的总供求态势做出了分析，结合刘巍（2011a）先前对日本总供给价格弹性的分析结论，我们确认了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尚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因此，我们接下来对战前日本宏观经济的其他问题做研究时，应该避免使用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为上位前提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论。 由于经济史学界对理论框架的上位前提与研究对象是否一致不甚重视，此前错用理论的现象并不少见。譬如，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教授曾在著作中写到：“日本1930年代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实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在该书（指《通论》——笔者注）发表的4年前， 2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①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已经凭借自身经验实施此项政策”。我们认为，若果如斯言，必药不对症，日本经济可能会更糟。因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危机时并未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症状，恰恰相反——日本经济的常态是供给不足，所以，走出危机的真正路径（这需要深入研究，不能仅凭表面观察）也必不同于英美。 参考文献： 1.陈昭：《日本宏观经济约束态势的突变》，《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4期，见 2.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3.刘巍：《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态势初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a）年第2期。 4.刘巍：《大萧条前后日本的进出口结构与总供求态势》，《国际经贸探索》2011（b）年第4期。 5.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The Study on Japanese AD–AS Economic Si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x-WWⅡfrom the Angle of Abroad Secto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L Condition and Terms of Trade Zhang naili Liu wei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Japanese macro economy during 1900-1937 shows that E+E=＜1,which means the formula cannot meet M-L condition; meanwhile, Japanese xmterms of trade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rade balance, which means it is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rade balance depends on the price of import and export rather than the amount of import and export cargo. Therefor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upports the logic conclusion that Japanese AD-AS economic situation belongs to supply-restraint style.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theory based on the supposition of demand-restraint should not be adapted ,especially Keynesian theory, when we analyze the operation of Japanese macro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ex-WWⅡ. Key words: Japan; supply-restraint; demand-restraint; M-L condition; terms of trade 作者简介： 1. 张乃丽，女， 1962年出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日本大学经济学博士，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经济、经济史。 ① 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237页。 2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电子邮箱：zhangnaili268@ 邮政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50100 2.刘 巍，男，1960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史。 电子邮箱：ssxx1975@ 手机：13929525214 邮政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2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21-1936年中国贸易条件分析 袁 欣 内容提要 民国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贸易条件与世界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获得太多的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大的贸易利益，但也决没有在此过程中丧失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贸易利益。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蛋类的贸易条件在下降，桐油、豆类、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上升；进口商品中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下降，糖类、粮米、煤油的贸易条件在上升。 关键词 民国中期；对外贸易；综合贸易条件；个别贸易条件 一、概念厘定和期间选择 贸易条件（Term of Trade），是衡量进出口价格对一个国家是否有利，从而研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就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来说，它通常是指其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水平和进口价格水平的对比，这种对比经常用贸易条件指数来反映的。根据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含义，贸易条件指数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有以下三种。 第一，与贸易商品交换比率有关的贸易条件，如纯贸易条件（Net Terms of Trade）、总交易贸易条件（Gross Barter Terms of Trade ）和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第二，与生产要素交换比率有关的贸易条件，如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和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第三，与效用分析有关的贸易条件，如实际生产费用贸易条件（Real Coast Terms of Trade）和效用贸易条件（Utility Terms of Trade）。 Px经常使用的是第一种，而尤其以纯贸易条件最为常见，其基本表达式为N=。Pm当Px=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出口价格指数，Pm=所有进口商品的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则N为所有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指数，即通常所说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当Px=某种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Pm=所有进口商品的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则N为某种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简称某种出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当Px=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出口价格指数，Pm=某种进口商品的进口价格指数，则N为所有出口商品对某种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简称某种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 如果N的数值比基期的数值增大，表示该时期的贸易条件比基期的贸易条件更加有利，因为出口价格的相对上涨，使一定数量出口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反之，如果N的数值比基期的数值减小，表示该时期的贸易条件比基期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因为进口价格的相对上涨，使一定数量出口商品可以换回的进口商品减少了。 3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对于中国近代时期的贸易条件，美国学者邓伯格（R. Dernberger）、侯继明（Chi-ming Hou）和许内门（R. H. Huenemann），国内的陈争平先后进行过研究，尤其是陈争平的研究还考察了收入贸易条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上述研究因为期间跨度太长，而普遍缺乏国际间的比较分析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分析。因此本文对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条件的分析将限定于民国中期，其起止期间为1921年至1936年，基本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 二、综合贸易条件指数 考察民国中期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首先需要确定这期间的进出口商品物价指数，而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物价指数惟举南开指数最为可靠。 南开进出口物价指数是二三十年代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何廉教授主持下开始编制的。1930年，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何廉所著《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率指数（1867—1927）》，开启了近代中国编制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先河。两年后，何廉又在《经济统计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率指数编制之说明1867—1930》，对1930年出版的数字做了修订并延长了时限。其后逐年续编，1936年在《南开指数年刊》上，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上述数字进行进一步修订时，将时限最终延长到1936年（1936年为暂编），从而将1867—1936年这段时间中国总体的进出口物量、物价、物物交易率指数完整地呈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关于民国中期综合贸易条件的分析也将在截取南开进出①口物价指数的相关部分的基础展开。 我们把用纯贸易条件公式计算的民国中期综合贸易条件指数列入表1之中。我们发现，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是不断改善的，以1921年为基数100，到1929年已经上升到了，就是说相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而言，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上升了个百分点，贸易条件显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主要贸易对象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总需求水平严重萎缩，降低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从而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也就开始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于1933年陷入最低谷，当年贸易条件与1921年时相持。随后几年，世界经济缓慢恢复，列强各国军事扩张导致对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趋旺，中国的贸易条件又恢复了。 由于中国近代时期主要出口原材料、食物、初级产品，而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研究中国的贸易条件还必须与世界范围内原材料、食物、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对比分析。我们看表1中的世界贸易的原材料、食物、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指数。不难发现，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变化与世界范围内原材料、食物、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变化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它们几乎是同升同降的，尤其是1927年之前其重合特点更加明显，1928年之后，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比世界范围内原材料、食物、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还略好一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国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贸易条件与世界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获得太多的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大的贸易利益，但也决没有在此过程中丧失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贸易利益。 ① 除南开经济研究所外，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也编制过上海进出口物价指数，这个指数从1926 年起分月编制，到1936年结束，1936年《上海物价年刊》曾刊登过1926—1936年的进出口物价指数， 上海的进出口物价指数基本可以代表全国的水平，其变动趋势与南开指数相近，但惜于期间略短，不用。 3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表1 1921-1936年中国和世界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 （1921年为基期100） 中国综合贸易条件世界贸易条件指数 年份 指数N 原材料Nr 食物Nf 初级产品Nc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资料来源：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根据南开进出口物价指数计算整理，该指数见物价指数见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75-376页；世界贸易条件指数根据W. Arthur Lewis：World Production, Price and Trade 1870-1960计算整理, 该文见Selected Economic Writtings of W. Arthur Lewis, Edited by Mark Gersovitz,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P117-118. 图1 中国和世界综合贸易条件指数1801601401201008060中国N原材料Nr40食物Nf初级产品Nc200 三、个别贸易条件指数 32192119221923192419251926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根据纯贸易条件的表达式，个别贸易条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某种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表示一个国家用某一种出口商品换取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利益变动趋势，即出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一种是所有出口商品对某种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它表示一个国家用所有出口商品换取某一种进口商品的贸易利益变动趋势，即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 近代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品种在早期较为单一，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已经渐趋复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严中平先生等人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时对进出口货物各选取了十二种产品，出口产品包括茶、丝、豆、豆饼、花生、棉花、棉纱、桐油、猪鬃、蛋、锡、钨砂，进口产品包括鸦片、棉布、棉纱、棉①花、染料颜料油漆凡力水、煤油、糖、米、小麦、面粉、钢铁、机器及工具。 但是并不是上面的每一种商品都适合进行贸易条件的分析。因为分析一种进口或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必须首先计算这种商品的进口或出口价格指数，而计算这种商品的进口或出口价格指数又必须计算其单位价格。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进行这种计算的。例如进口的机器、钢铁，出口的五金等等，其种类五花八门，大小不一，价格相差悬殊，不易对其价格进行平均计算。因此本文只选择茶叶、生丝、桐油、豆类、蛋类、棉纱、棉花七种出口商品和棉纱、棉花、米、糖、煤油五种进口商品进行分析。 即便如此，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以茶叶为例，茶叶的品种不同，价格差异很大，通常绿茶比红茶价格高，红茶价格又大大高于砖茶；再就是这时期海关统计的统计口径和关税水平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准确细致地计算茶叶的单位价格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这里只能采取简单的平均法，用以说明总体的变化趋势。 我们根据资料的可能性用以上七种出口商品的量和值分别计算了其每一年的单位价格，以此为依据计算了其价格指数。用主要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相比，即得出每种出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序列详如表2。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根据上述资料整理计算时，对于1932年以后因海关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的前后计量单位和货币币值的不一致进行了折算处理。其中货币单位按照以下比率计算：1932年1关金=关两，1933年1关金=元国币，1934年1关金=元国币，1935年1关金=元国币，1936年1关金=元国币，以上计算比率见各年的《海关贸易报告》；1933-1936年1关两=元国币，计算比率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重量单位按照以下比率计算：1公担=担，计算比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1担=公斤，计算比率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另外，蛋类中鲜蛋、咸蛋没有进行区分，按照每16个=1公斤估计。 表2 1921-1936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指数 （1921年为基期100） 年份 茶叶 生丝 桐油 豆类 蛋类 棉纱 棉花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6页。 3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年份 茶叶 生丝 桐油 豆类 蛋类 棉纱 棉花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资料来源：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75-376页；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1929年至1936年各年的《海关贸易报告》。本文根据上述资料整理计算。 注：豆类的主要产地为东北，1932年后沦陷。 图2 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指数300茶叶生丝桐油豆类蛋类棉纱250棉花200150100500 由表2可知，以1921年为基数100，从1921年到1936年，茶叶的出口贸易条件是获得了改善的，1926年的指数为，1929年达到，此后有所回落，1933年只有了，最后几年又明显回升，到1936年达到了。生丝的出口贸易条件则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1923年在1921年为100的基础上剧升至，其后一路走低，1930年降到，到1936年只有了，比1921年下降近一半。桐油的贸易条件提升最为显著，1921年为100，1927年就高达，此后几年虽有下降，但贸易条件仍然不错，到1936年甚至达到了的高度。豆类的贸易条件也是缓慢改善的，1921年为100，1925年升至，1929年以后因为大豆主要产地东北地区军事冲突加剧，豆类的贸易条件受累减弱，1931年只有，其后东北地区国土沦陷，该地区脱离中国关境。蛋类的贸易条件也是先升后降，1928年曾升至，此后降幅甚剧，到1936年仅为。棉纱的贸易条件是改善了，1921年为100，1925年上升到，此后虽有下降，但总体态势不弱，1936年为。棉花的贸易条件与棉纱相仿，在1921年基数100的基础上，1924年上升到最高峰，而后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除1933年前后个别年份稍低外，平均维持在120左右的水平上。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二十世 34192119221923192419251926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中，茶叶、桐油、棉纱、棉花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进口商品总体价格水平而言是上升的，扩大这类商品的出口可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生丝和蛋类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进口商品总体价格水平而言是下降的，这类商品出口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在不断减少。 同样，我们根据资料的可能性用五种进口商品的量和值分别计算了其每一年的单位价格，以此为依据计算了其价格指数。用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与主要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相比，即得出每种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序列详如表3。除了我们前文说明的计算比率外，对于煤油的容量单位，我们按照牟乘华主编《中国社会经济百科全书》提供的1公升=美加仑计算。 表3 1921-1936年中国主要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指数 （1921年为基期100） 年份 棉纱 棉花 米 糖类 煤油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资料来源：同表2。 图3 中国主要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指数300250棉纱棉花米糖类200煤油150100500 35192119221923192419251926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由表3可知，棉纱的进口贸易条件显然是下降的，以1921年为基数100，1929年也曾上升到，但其贸易条件随后下降甚速，1931年降到，1936年更降至，主要原因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几乎完全阻挡住了普通棉纱的进口，只有少量特种棉纱（如高支纱）可以在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条件下高价进口。棉花的贸易条件指数下降虽然不如棉纱剧烈，但下降趋势也比较明显，从1921年的100一路缓降为1936年。米的贸易条件指数反复波动，其升之不剧，降亦不速，米的贸易条件升降完全取决于中国粮食总产量水平对国外粮食的需求而定，但总体有所上升。糖类的上升幅度最为明显，1921年为100，1929年上升到，1936年又上升到，出口一定量的出口商品，可以换回越来越多的糖类进口。煤油的进口贸易指数则是在剧烈的动荡中上升，1921年为100，1929年上升到，1932年又下降到，1936年复回升至，煤油贸易条件三十年代初期的下降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能源价格相对上涨造成的。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进口棉纱和棉花的进口贸易条件是下降的，进口糖类和煤油的进口贸易条件是上升的，即中国出口一定量的出口商品可以换回的棉纱和棉花进口数量不断减少，可以换回的糖类和煤油进口数量不断增加。 Analysis on Chinese Trade Conditions from 1921 to 1936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trade conditions of China are homogeneous as the world. China had not obtained more trade benefits than international average standards. Meanwhile, China had not lost over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exported goods such as tea, raw silk and eggs declined, however, Chinese wood oil, legumes, cotton yarn and cotton fabric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ed goods,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cotton yarn and cotton fabric declined, however, the trade conditions of sugar and saccarides, grain and kerosene improved.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Trade Comprehensive Trade Conditions Separate Trade Condition 作者简介： 袁 欣（1968-），男，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和计量经济史。 联系电话：13710535352，020-36641251 电子邮箱：yuanxin68@ 通讯地址：广州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3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中国近代50年消费时间序列数据估计（1887~1936） 崔文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建立起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理论函数，然后选取前辈学者收集或估算的相关数据，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消费需求数量模型，根据这一数量模型，估算了1887~1936年的消费需求时间序列数据，并从贸易差额的角度对其做了验证。 关键词：近代中国 消费需求 GDP 价格 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凯恩斯（1936）①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诚然，不管是从宏观经济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运行角度观察，消费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宏观角度考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消费需求拉动生产而不是相反；从微观角度来讲，消费需求是推动企业生产增长方式和结构的重要力量。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逐步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更多地表现出来像一种无政府、无制度的完全自由经济，这使得这一历史时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样本。经济史的研究，势必要求有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统计（估计）数据和相关资料，当然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消费需求的数据。 然而，关于中国这一时期消费需求的统计和估计资料非常缺乏，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巫宝三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集成和消费支出》，他在论文中估算了1931~1946的消费支出总额，但是这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至今未公开发表；二是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2》一书中，对1931~1936年的消费需求进行了估算；三是张东刚（1999）在《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一文中，对中国1887、1917、1922~1925、1926、1927~1928、1929、1930年的消费需求总额做②了估算。鉴于巫宝三先生的估算没有公开发表，所以1931~1936年的估算我们从刘大中、叶孔嘉先生，其他年份为张东刚先生估计，近代已有年份消费需求总额汇总如表1。 表1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估算（1887~1936）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 消费需求总额 年份 消费需求总额 年份 消费需求总额 1930 1935 1922~1925 1931 1936 ~1928 1933 数据来源：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02期表13。 以上数据的估算，几位先生所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除1887年外，都是依据现在所能 ①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页。 ②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02期。 3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搜集到的当时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组织所作的家计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再乘以当时的总人口，即得到估算的国民消费需求总额。比如，张东刚先生估算的1922~1925年消费需求总额，就是根据全国六省、北平城府村、安徽湖边村、北平、北平甄家营、北平清华园六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乘以1923年人口数，得到最后结果。虽然现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已经很发达，但是要找到新的中国近代的类似家计统计资料已近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采用同上面几位先生同样方法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数值也近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采用类似从美国、日本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的计量经济方法，根据已有的相关数据建立数量模型，再外推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总额。前述提及的诸位先生的估算都是居民消费需求估计，不包括政府需求估计，本文的估算也是如此，仅指居民消费需求总额。我们深知，我们的估算可能存在很多缺陷，我们也真诚欢迎其他学人对我们的估算提出批评、修正或补充。 一、中国近代消费需求影响因素与理论函数 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有很多。其中，主要的理论包括马歇尔的“价格决定论”消费函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里的时空相对收入理论、贺达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根据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中国居民普遍的收入都不高，所有的收入用于日常消费后所剩无几，非流动性资产即耐用消费品存量对当期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中国近代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容量也非常小且市场为分割的不统一的市场，只有少数的居民参与其中，所以，有价证券市场及其收益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也可以不用考虑。结合西方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认为，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1.国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而收入应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收入水平当然也较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消费率极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下降，更多的国民收入开始用于储蓄。我国近代经济即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早期时期，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一般地，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消费需求增加，对低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对于中国近代的居民来讲，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日常消费，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然非常低，因而对他们来讲，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属于正常商品，低档商品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不存在的。如陶孟和（1933）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文中，根据民国十五年对北平48户家庭的家计调查统计说明：“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如食品、衣服、房屋及燃料灯水等费，约占支出总平均数97%，①而食品费一项，则占70%以上。”再加上我们估算的是一国一时期的宏观消费需求总额，是考虑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总和，因此，也没必要区分正常商品与低档商品。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国国民收入总额增加时，其消费需求总额增加，反之，则相反。 2.商品价格。需求曲线是表示商品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几何图形，一般地，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微观经济上需求曲线之向右下方倾斜，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正常商品来讲，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收入效应是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具体来说就是当你在购买一种商品时，如果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如果你的名义货币收入不变，价格下降后你的实际购买力就增强了，你就可以购买更多的该种商品。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宏观现象，所以，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讲具有的替代效应在宏观视野下就不存在了， ①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1月第1版第46页。 3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只剩下了收入效应。但是，即使只有收入效应，消费需求曲线仍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提高，消费需求减少，反之相反。 3.市场利率。利息率的变动，通过两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一是替代效应，指当利率提高时，人们会将一部分当前消费转为储蓄，减少当前消费、增加未来消费。二是收入效应，是指当利率提高时，人们认为自己的利息收入增加，认为自己更为富有，所以会增加当前消费。我们看到，利率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是相反的，那么，当利率变动时，消费需求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呢？具体到中国近代的情况，中国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很低，如王玉茹（1997）《中国近代价格结构研究》第143页说：“借债的主要是贫雇农，他们为生活所迫而借贷，中农和富农为发展生产而借贷的只是少数。尽管到本世纪30年代有些银行开始经营农村信贷业务，但能享受其利益者只限于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农户。那种认为①中国普通农民家庭都卷入金融市场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另外，中国近代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的收入都非常低，收入勉强仅够维持生活，他们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储蓄，所以其收入效应可能是不存在的，其替代效应即使有，这一效应的作用也可能是非常微弱的。至于中国居民中的另一小部分的群体，中国的富裕绅士阶层，他们的生活都是比较节俭而又好面子的，他们大都不会因为利率变化、自己的收入有所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所以收入效应在他们身上也应不强，只有替代效应可能在他们身上会有所反映。综上，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可能只有较弱的利率替代效应，即利率上升时，消费需求减少，反之相反。 根据以上对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的消费需求理论函数表示如下： C=f(Y,P,R,u) （1） ∂C∂C∂C>0； <0； <0 ∂Y∂P∂R （1）式中，C为消费需求总额，Y为国民收入，P为商品价格，R为市场利率，u为随机扰动项。Y的一阶偏导大于0，为C的增函数，P、R的一阶偏导小于0，为C的减函数，u的符号不定。 二、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的数据选取 由前文知，张东刚先生估计的1922~1925、1927~1928年消费需求为一个时段内的值，研究张先生的估算过程，可知张先生是用这一时段内的人均消费额乘以总人口数得出估算值，1922~1925年使用的是1923年的人口数，1927~1928年使用的是1928年海关估计总人口数，为了便于时间序列计量，我们可将1922~1925年数看为1923年值，可将1927~1928年数看为1928年数。但是，从1928到1936年的连续数列还是太短，只有9年的数值，这样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的话，可能误差较大，如果上推到1926年的话就有11个连续数值，勉强可以使用。然而，我们还缺少1927年数值，我们尝试利用张东刚先生计算的1927~1928年人均消费额乘以1927年总人口数得出1927年消费需求总额，1927年的中国人口数，我②们根据1928年的海关人口估计和1928年的人口增长率计算而得。对张东刚先生1887和 ① 王玉茹：《中国近代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43页。 ② 1928年人口增长率见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6页表5-6。 3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17年的估计数据我们决定不予采用，原因如下：对1887年的估算和其他年份的估算张东刚先生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使用到的原始统计资料很少，对1887年的消费需求总额的估计值也超过了刘佛丁、王玉茹先生对张仲礼先生1887年GDP估计值的修正值很多；对1917年的估计虽和其他年份的估计采用的方法一致，但是估计所依据的样本调查只有北平西郊一地，不像其他年份的估计，都有六个左右不同地区的调查样本，这使1917年估计值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据此，我们对张先生1887和1917年的估值不再保留，我们认为，这不会减少我们对张东刚先生的尊敬与尊重。 ①Y的数值，我们选取刘巍（2010）对中国近代50年GDP的估算值。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的消费者，可以看做是受束缚的、短视的、原始的消费者，他们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制约，所以中国近代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也即我们选取当期的GDP值是比较合理的。 商品价格影响消费需求，主要不是商品的绝对价格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而是商品的价格变动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所以这一数值，我们根据王玉茹（1997）估算的1867~1937②年（1913=100）物价指数，以上一年为100，计算得到每年相对上一年的商品价格变化率。 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市场利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应是非常小的，并且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有关中国近代利率的相关数据非常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而这主要是因为一：中国近代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传统融资方式与现代融资方式并存的、市场分割程度严重的市场；二：中国近代关于利率的统计资料非常缺乏。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在计量过程中只有舍弃利率这一变量，虽然可能有所不足，但是我们相信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这样，我们所有必要的数据列表如下： 表2 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相关数据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 C Y P 年份 C Y P 1887 1912 1888 1913 1889 1914 1890 1915 1891 1916 1892 1917 1893 1918 1894 1919 1895 1920 1896 1921 1897 1922 1898 1923 1899 1924 1900 1925 1901 1926 1902 1927 1903 1928 1904 1929 ①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②王玉茹：《中国近代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4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05 1930 1906 1931 1907 1932 1908 1933 1909 1934 1910 1935 1911 1936 数据来源：C为消费需求总额，根据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02期表13调整而来；Y取自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第200页表5-32；P为环比价格指数，根据王玉茹：《中国近代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23页表1-2计算而得。 三、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与估算 我们用1926~1936年的连续数据（见表2）做实证检验，得到下面的计量模型： C=−−(1) （2） （） （） （） 2R= = 模型（2）的各项检验指标都没有问题，反映我们所做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接下来，我们根据模型（2），上推估算1924、1925年的消费总额，再加入张东刚先生的1923年消费总额，根据1923~1936年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修正，计量所需各数列的单整、协整检验都能通过，再次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C=−−(1) （3） （） （） （） 2 R= = 计量模型的结果见下表3： 表3 中国近代消费需求计量模型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Std. Errort-Statistic Prob. MA(1) R-squared Mean dependent . dependent var . of regression Akaike info criterion squared resid Schwarz criterion likelihood Durbin-Watson stat 数据来源：据用表2数据回归所得。 模型的t检验、正态性检验，一阶和二阶序列自相关检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带4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交叉项和不带交叉项的White异方差检验全部都能顺利通过，所以我们认为模型可以用于对中国过去没有统计值或估计值的年份之消费需求总额进行估算。根据模型（3）和表（2）的数据，我们对1887~1925年的中国消费需求总额进行了估算，根据模型估算的1923年消费额为，张东刚先生的估值为，我们的估值和张先生的估值差别很小，其他年份的已有估值和本次估值的差别也很小，基本都在误差范围内，1923~1936年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如下图1。 图1 中国1923~1936年消费额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 中国近代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值汇总如下表4： 表4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估算（1887~1936）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 消费额 年份 消费额 年份 消费额 1905 1922 1907 1924 1909 1926 1911 1928 1913 1930 1915 1932 1917 1934 1919 1936 数据来源：1931~1936年值为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2》一文4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中的估值； 1923、1926、1928~1930年值为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02期表13调整而得；其余数值为本文估值。 四、从贸易差额角度对消费估计值的验证 我们利用消费需求模型估算出了1887~1925年的消费额后，需要进一步验证估计值的可靠性。由于中国近代长时间序列数据的极度缺乏，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比较困难。考察中国近代长时间序列经济统计数据，比较可靠的只有海关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我们就从贸易差额的角度对消费估计值进行验证。 1.贸易差额与消费的逻辑关系。当一国的国内消费增加时，其总产出中可用于出口的数量就会减少，或者国内消费的增加是由进口的增加带来的，不管是那种情况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其结果都是使贸易差额减少，即它们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用NX代表贸易差额，用C代表国内消费，用O表示其他影响因素，则它们的逻辑函数为： NX=f(C,O) （4） ∂NX <0 ∂C2.对消费估算值的验证。我们先将验证需要用到的数据列表5如下： 表5 中国近代的贸易差额和消费额（1887~1936） 年份 NX C 年份 NX C -32382 1913 -166857 -39949 1915 -35615 -32517 1917 -86587 -33998 1919 -16189 -71509 1921 -304866 -50542 1923 -170486 -52073 1925 -171512 -101182 1927 -94012 1903 -112387 1928 -204614 1904 -104574 1929 -250092 1905 -219213 1930 -414912 1906 -173813 1931 -524013 1907 -152020 1932 -557605 1908 -117845 1933 -470949 4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909 -79165 1934 -317362 -94166 1936 -151350 数据来源：贸易差额数据（单位：1000关量）根据中国海关贸易统计计算而得，1932年6月之后的数据不包括东北的贸易统计数据，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0~194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37页；消费额数据引自本文表4。 我们先用1926-1936年的数据检验，得计量模型如下： NX=−(−1)+(−1)−(−3) (5) () () () 2 R= = 模型式（5）能够顺利通过各种检验表明，在1926-1936年，上一年的消费和贸易差额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们在前面关于贸易差额与消费关系的逻辑推理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将1887-1925年的消费数据加入，用1887-1936年的数据对函数NX=f(C,O)做实证，以观察新估算消费数据的效果。 首先分别对贸易差额和消费额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 贸易差额与消费额ADF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c,t,k） 值ADF值1%临界值 5%临界值 结论 * NX 1 (n,n,1) I(1)*C 1 (c,n,1) I(1) ADF检验结果表明，NX和C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我们再对其进行JJ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 表7 JJ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λ-max统计量 5%临界值 原假设 R= =1 检验结果表明，NX和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估计出的协整关系如下： NX=−(−1)+(−1)−(−3) (6) () () () 2 R= = 模型式（6）能顺利通过各项检验，说明在1887-1936年中，上一年的消费额确实影响到了当年贸易差额的变化，当然贸易差额的变化也受其自身惯性的影响，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不予赘诉。模型式（6）的拟合效果说明，从贸易差额的角度观察，我们估算的1887-1925年的消费值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虽然拟合度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相信，随着近代经济资料的挖掘，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对我们的估计进行修正，修正后数据的可靠性必将有所提高。 五、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 4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在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APC=C/Y。我们根据相关的数值计算得到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汇总如表8： 表8 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年份 APC 年份 APC 1913 1915 1917 1919 1921 1923 1925 1927 1929 1931 1933 1935 数据来源：根据表4消费估计值和表2中的Y值计算而得。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其变化趋势，我们将平均消费倾向作图为图2： 4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平均消费倾向0 图2 中国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887的增加到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是比较缓慢和平稳地。这说明，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总是在任何时间段都是降低的，所谓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可能是这一经济体已经进入到了需求约束经济，而在进入需求约束经济以前，即经济体处于供给约束经济阶段时，消费需求倾向往往可能是增长的。这种增长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的增长和转型，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生产供给能力增加，人的收入不断调高，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从而使得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平均消费倾向在长时间内不断增长的同时，有些年份则是处于下降阶段的，如1914-1918年，平均消费倾向从下降到了。可能的原因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不能免于战争的危害，生产下滑，消费萎缩，使得这一时期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消费需求上升趋势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①一种客观规律性。我国近代1887-193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上升，说明我们国家也不是这一客观规律的例外，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对1887-1925年的消费估计是比较可靠的。 参考文献： [1]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02期。 [2]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5]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1月第1版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① 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四页。 46188718891891189318951897189919011903190519071909191119131915191719191921192319251927192919311933193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China's modern 50 years consumption of time series data estimate (1887 ~ 1936) Abstract: This paper set up a consumption function by analyzing all kinds of factors of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demand in modern China, then select the relevant data that predecessors collected or estimated, establish the modern China consumer demand model, which is quantitative,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estimat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consumption demand of 1887 ~ 1936 years, and verifying the estimated data with the trade balance. Keywords: modern China, consumer demand, GDP, price. 作者简介 崔文生，男，1972年出生，陕西临潼人，经济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史。 手机：13672468810 电子邮箱：cws136@ 通信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