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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扩展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陈纪平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重庆（400067）
摘 要：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与经济分析的真理特性共同决定了经济学科的演化路径。经济
学家为追求事业成功将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推向非经济领域，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由于缺
乏经济学特有的货币测量标尺和市场竞争环境，经济学帝国主义注定不能成为长期均衡。经
济活动的社会性质要求经济分析扩展其范围，扩展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释经济规律，并非试
图改造其他社会科学。
关键词：经济分析，经济学扩展，经济学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
1．引言
经济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国富论》为标志）开始，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郁
闷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亚当·斯密的科学不再郁闷，“像一只侵略军……占领整个
社会科学领域——法律、金融、政治、历史、社会学、环境、宗教甚至还有体育运动。”[1]
这种经济学侵略其他社会科学的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支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一般性和比较优势，可以用来统
一对人类行为的分析[2][3]，反对的学者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投机行为”，因而不会长久[4][5]。
两种观点分别从技术和社会角度进行分析，结论却相互否定，那么如何评价经济学帝国主
义？在其形成过程中，哪一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经济学如何科学地扩展自己的分析范围？本
文以新古典经济框架中的均衡原理为启示，在分析经济学科演化的技术与社会属性的基础
上，解释经济经济学分析工具性质以及经济学者的理性行为在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作
用，进而对经济分析范围的科学扩展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
2．分析框架：作为科学和职业的经济学
科学研究是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的一类特殊社会生产活动，因此也和所有社会生产
活动一样，具有两种技术和社会两方面属性：作为一门“科学”的技术属性，以及作为一种
职业的社会属性。
一方面，科学活动是一项真理的事业，目的在于探询自然或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追
求客观真理是科学活动区别于其他生产活动的根本特征，本质上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所以尽管科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在长期的演化历史过程中，科学理论反映
真实客观的程度最终决定其命运。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技术化”，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科学划界标准，以及诸如归纳、演绎、证伪等方法论范畴，都是
从其真理性质出发对科学技术属性的刻画。用经济分析的语言来讲，技术属性决定了学科发
展、演化和竞争的长期均衡结果。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研究的是统计规律，在精确
性方面不如自然科学，因此演化过程就更为复杂。
另一方面，任何科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活在社会当中具体的人来完成
的，其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制度和人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具体理论的演化及其历史状态如何，
不仅取决于理论的科学性，而且是学者们行为的结果。以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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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科学哲学家将这种现象理论化，形成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流派。在库恩的“范式——
科学共同体”框架中，理论是由科学共同体（坚持某一理论的科学家总体）掌握并捍卫的范
式。对于科学家来说，“事业的成功得自自然科学共同体愿意捍卫这个假定；如果有必要，
他们会不惜代价为之奋斗。”[6]学术活动是科学家的事业，通俗讲就是“饭碗”。捍卫既有理
论是为了事业不致衰落，而为了事业更加兴盛，开拓新的疆域是常用的招数。这是好的一面，
至少还是以理论本身的完整或真理性为目标。另有不好的一面，就是“科学家”为追求自身
利益而故意歪曲事实，构造理论1。经济分析结果常常是公共政策的依据，因此经济科学研
究活动中，经济学家的言论卷入各种利益争斗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就是经济学学术市场的一个均衡问题：理性决策的经济学
家为了获得事业的最大成功，而改变研究领域。这是学术市场的一个试错过程，所形成的学
术成果是一系列的短期局部均衡，这些短期局部均衡能否持久存在并成为长期均衡结果，由
经济分析工具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术特性来决定。在这里，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技术特性就是
分析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程度。
3．经济学家的“侵略”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实际是由经济学家实施的。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是一个学者赖以
谋生的职业，相比较而言，兴趣的追求在影响学者学术行为方面的作用已经很弱。因此，在
统计意义上，可以假定经济学者是“学术市场”的理性决策者，其目标函数是事业的最大成
功，而约束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活动的难度。
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发展越成熟，出现理论突破从而让学者获得巨大成功的难度越大。
经济学已经有 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经济学家
选择新的研究领域，降低事业成功的“边际成本”，是一个理性的决策。因此，科斯认为“经
济学家进入相邻领域的理由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解决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问题。或许，更为真
实的是经济学家渴望找到能在其中获得学术成功的领域。”[5]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学领域的
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殆尽），但继续研究的困难却增加了许多，不如选
择新的领域，以避开这种高昂的边际成本。
同时，成熟的科学体系当中，不但容易解决的问题所剩无几，知识体系本身也更为复杂，
主要表现为研究工具日益系统化和复杂化。掌握并熟练应用已有工具体系也成了费力的事
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不擅长于此的经济学家避开传统分析领域，以“新”取胜。因此，
经济学“侵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现代经济学高度的数学化，
令许多经济学家对在本学科的深入研究望而却步，强烈地感觉到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这时，
及早地把投入转向另一个看似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似乎可以提高边际收益。”[7]
可见，作为学术现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经济学家以事业成功为目标，进行收益-成
本理性计算的结果。由于科学划界本身还是一个处在探讨之中的哲学问题，所以对经济学帝
国主义所形成的成果及其趋势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科学评价。但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长期演化
过程中，通过以解释力为主要指标的“选择”力量，会最终对其进行检验并优胜劣汰。
尽管对不同市场（包括政治等非经济市场）的人做理性假设是经济学者的基本做法，但
涉及到自身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往往不够坦诚。也许是因为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投机成
1 正如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讲，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并不全然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问题：它是
一个与政治和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参见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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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论”必然是批判式的，那些持同意观点的人不会自揽投机取巧的名声，认为是经济学研究
的社会属性在起作用。相反，辩护是从技术方面进行。
4．经济学的工具
“帝国主义”经济学家有统一整个社会科学的雄心，经济学自身的显学地位是一个重要
的背景。但是使经济学成功的因素并不足以作为它替代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
经济学的成功
经济学家们无论支持或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基本上都同意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发展
的要好，有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之称。分歧之处在于对当选“明珠”的理由有不同的
认识，一曰限制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优越性，一曰货币测量标尺带来精
确性。正是这种在经济学优势认识上的分野，构成了赞成或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观点的理论
基础。
效用、边际效用概念体系最初是作为商品价值基础而提出的，在经济分析中的直接作用
是提供需求曲线的心理学基础。由于效用的主观性质，加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求曲线本身
可以作为公理假设而成立，效用概念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几乎可有可无2。所以，效用最大化
框架并不能代表现代经济分析工具，至少不是经济学“明珠”地位的工具基础。实际上，经
济学之所以能取得优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成绩，在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决策变量都可以用货
币来度量[8]。“货币测量标尺”提高了经济分析的精确程度，使得经济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中最具有自然科学特征。
经济学中，理性假设的应用尚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竞争环境的存在。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边际主义论战”开始，经济理性假设不断受到质疑。反对者的理由是现实中人们的
决策多“历史主义”原则：遵循惯例或常规行事，并不进行即时的理性计算（所谓的逐案最
大化）。弗里德曼、马克卢普、阿尔钦等人为了应付这种质疑并维护理性假说的有效性，发
展了理性概念，将演化的思想引入其中，从而使理性建立在产业或市场层次上[9]。以厂商为
例，虽然厂商并非都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日常决策，但竞争机制使得生存下来的厂商“事
实上”都按照这一原则办事。换个角度说，由于竞争的压力，与利润最大化原则一致的惯例
在所有行事方式中脱颖而出，并被其他厂商所效仿，从而每个厂商的行为与利润最大化一致。
因此，经济学的经济收入最大化分析框架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明确的竞争环境。
总之，经济学成为“明珠”，是因为这种理性最大化行为分析方式“恰好”遇上了经济
领域的货币测量标尺以及明确的经济竞争环境，而不是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什么“超级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工具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从而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
方法确定学科边界。每一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无一例外地是“恰好”遇上了合适的研究对象。
这种“恰好”的结果是科学家理性选择的结果，更是在科学研究方法的“竞争环境”中优胜
劣汰、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分析工具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之间，这种“恰好”
存在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2 在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设法改良效用概念。主要成果包括帕雷托的序数效用理论和萨缪尔
森于 1938 年创立的现实偏好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分析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与效用无关，从而效
用概念只是作为需求定律的心理学基础存在的。然而，以 Stigler 和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
需求定律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公理使用，效用最大化理论对经济学没有任何贡献。参见 Stigler，G.. 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 II.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5),37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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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优势的局限性
“帝国主义”经济学者不承认自己行为的投机性，反而从技术方面寻找理由，即认为经
济学分析工具本身具有普遍优势，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所有行为。对应“投机成因论”，本
文将这种观点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工具优势成因论”。
按照“工具优势成因论”的说法，让经济学拥有巨大优势的是个人追求最大化的分析框
架，处于核心位置的是效用函数。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开创性人物，在他看来，最大
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假设构成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一经济分析框架是一种统一方法，
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2]。“统一”特性来自效用概念——人类任何情感都可以看作同质
的效用（或正或负）3。贝克尔的看法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的一般性解释和行动准则。
很多学者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但实质都是一样。比如国内学者樊纲就将经济学看作“行
为效果学”。所谓“行为效果学”的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显然就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
化。因此只要在有人和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
是可以通用的[3]。
从广义上讲，在稀缺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类的本能。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核
心工具，经济学的足迹自然可以遍布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将动物
行为列入研究范围也未尝不可。但是，人类除了经济目标之外，尚有大量其他的兴趣追求，
将其量化显然不是效用函数所能轻松胜任的。即使在经济学内部，也主要是研究那些能用货
币来约略衡量其数量的经济“动机和阻力”，因为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8]。其
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任务：重点分析“效用”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及其演变规律，这些均无法准确度量。所以，在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
“最大化形式”只是一个套套逻辑（tautology），本身属于同一反复。错是错不了，但除了
说出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来，其他什么都提供不了[5]（张五常，2005）。
总之，在经济市场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货币测量标尺以及市场竞争环境并不存在，理
性选择模型必然处于劣势，“工具优势成因论”不能成立。
5．经济学的扩展
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是现代主流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约
束条件和行为目标都是经济市场中可以用货币度量的经济变量：约束是经济成本，目标则是
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利润直接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单位，效用也是消费具有货币价格的经
济物品的后果，因而可以度量。
然而，经济活动是全部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系统是“嵌入”在整
个社会制度之中运行的，非经济制度（正式或非正式）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非
经济制度因素同样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追求经济目标最大化的约束。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
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经济学需要关注经济市场以外的很多社会现象，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
但是，经济学内容的这种扩展，更多的是要依靠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试图采用经
济学分析工具“改造”其他社会科学，因而不同于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学科扩张”。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叫法，经济分析将研究扩展到传统经济学分析领域之外
的做法统统被包括在内。实际上，这些现象之间是有本质差异的，一个简单的区别标志就是，
3 这一点继承了功利主义鼻祖边沁的做法：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将所有能想到的情绪或感觉都列入功利
的范围，多大 4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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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科学扩展旨在更好地分析经济行为，而“帝国主义”则试图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替代
其他社会科学方法。
边际革命之前，尽管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化程度很低，古典经济学对社会制度的关注是
普遍的。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为了提高模型化水平而缩小了研究范围，淡化了对制度的
关注，经济行为被抽象成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理性化选择。在马歇尔时期，经济学脱离现实的
程度在历史上最为严重。琼·罗宾逊和张伯伦随后对经济学进行了“垄断”改造，但显然未
能弥补经济分析对制度的忽略。与此同时，上述古典传统继续由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
学派所坚持，但不属于经济学的主流，影响不大。
以此为背景，科斯的两篇经典文章先后提出了交易费用与产权概念，为经济（市场）
活动与社会背景之间提供了一个联系的桥梁。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新古典
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分析，在经济学的形式化与现实性之间取得较好的结合点。于是，
新制度经济学在模型化基础上恢复了古典传统，成为经济学扩展工作中最成功的成果。
以诺斯的成果为例，其新古典国家理论的提出，是经济分析得以避免采用传统的“全
社会福利代表”国家模型，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10]。
非正式制度概念是诺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表明了意识形态、习俗等对经济行为的影
响[11]。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制度不可以简单地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直
接移植。无论是国家在产权制度演化中的作用，还是非正式制度对市场交易的影响，都是对
经济行为约束条件的扩展。
总之，经济活动的社会性要求经济分析将更多的社会制度纳入经济行为的约束集合，
因此经济学需要扩展分析内容。
6．结论
由于人类的市场经济行为可以用货币单位精确度量，所以经济分析可以用自然科学的
原则，构建起理性最大化这种“功利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经济学帝国主义
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脱离了货币测量标准和市场竞争环境基础，形成
的理论大多属于套套逻辑（tautology），虽然不会错，但没有多大解释力。
发现制度中的经济因素、理解经济与非经济约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经济学研究者分
析非经济领域现象的主要内容。经济分析内容如此扩展，至少在目标函数或约束方面是可用
货币标尺测量，可以发挥出其理性框架的精确性优势，并给出实质性的行为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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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无常.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A].高小勇主编.经济学帝国主义（第六卷）.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6] 库恩，T..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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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34。
[9] 弗罗门，..经济演化[M].李振明，刘社建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0]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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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Chen Jiping
Economy and Trade School,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It is economists’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truth characteristic of economic theory together that decide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economic science. Economists, aiming at more academic success, lead the
framework of maximization of utility into non-economic field, which results in economic imperialism.
Without examination standard of money or currency an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of market, economic
imperialism can’t exist as a long-run equilibrium. Man’s economic choices are all social one, and this
needs economic analysis to extend its field of research objects. This kind of extension is done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phenomena better, not to take the place of other social science.
Keywords：economic analysis，extension of economics，economic imper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