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构建问题研究——基于多式联运与国际贸
易规则的司法协调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国际铁路
运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成为与海运、
空运并驾齐驱的第三条国际贸易大通道。然而，与铁路运输的蓬勃发
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铁路运输核心法律凭证的铁路运单，其在
融资、流转等物权凭证功能上的天然缺失，已成为制约国际铁路贸易
与多式联运发展的关键法律瓶颈。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构建兼具物权
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如何在现行国
际货物运输公约与国内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实现该新型单证的创设及
其与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如信用证制度）的司法协调，核心目的在于
通过对相关国际规则、比较法实践及国内司法判例的系统性分析，为
解决铁路运输“单证不畅”的现实困境，构建一套科学、可行的中国方
案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
。通过对《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SMGS）、《国际铁路运输公约
》（COTIF）等核心国际铁路运输规则，以及《鹿特丹规则》中关于
电子提单的最新立法成果进行体系化的梳理，明确传统铁路运单的法
律属性及其功能局限。在此基础上，深度比较分析国际商会（ICC）等
国际组织以及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探索铁路提单或可转让铁路运单
方面的创新实践。同时，以我国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涉及中欧班列运输
的信用证纠纷、货权纠纷等案件为样本，实证考察在缺乏明确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在认定新型铁路运输单证效力时所面临的困境
与作出的努力。
研究结果表明，创设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其核心
在于破解“一物一权”原则下，如何实现单证对货物的有效控制与权利
表彰。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的司法实践均指向，通过借鉴海运提
单“凭单放货”的核心机制，并结合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套
安全、可靠的电子铁路提单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路径。研究
发现，虽然我国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铁路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但
部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已经开始通过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认可交
易惯例等方式，在个案中“有限度”地承认了某些具有“提单”性质的铁路
运输单证的效力，展现出司法实践对于制度创新的积极回应与需求。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
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规则构建与法律协调问题。必须通过国内立法
（如修改《海商法》并将其扩展为《交通运输法》），明确赋予符合
特定条件的铁路提单以物权凭证的法律地位；同时，积极推动国际铁
路运输组织（如 OTIF、OSJD）修订相关议定书，并加强与国际商会
（ICC）等国际组织的沟通，推动将铁路提单纳入《UCP600》等国际
贸易惯例的接受范围。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大陆法系国家
如何在不颠覆物权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功能主义路径创设新型物
权凭证，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其实践价值则在于，为我国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从“通道经济”向“规则经济”升级，掌握国际陆路
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解决中欧班列融资难、交易不便的“痛点”，
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立法与国际协调路线图。
关键词：国际铁路提单；物权凭证；多式联运；一带一路；中欧
班列；信用证
引言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深刻重塑的宏大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作为这一
倡议的旗舰项目与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凭借其在运输
时间、成本与稳定性上的独特优势，迅速崛起为贯通亚欧大陆的“钢铁
驼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的版图。铁路，这一古老的运
输方式，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内涵，正从传统的内陆运输工
具，一跃成为足以与海运、空运相抗衡的国际贸易主动脉。然而，与
中欧班列“硬件”上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其运行的国际
铁路运输法律规则这一“软件”体系，却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其中最
为突出、也最为关键的瓶颈，便是作为核心运输单证的国际铁路运单
，在法律功能上的严重缺陷。
目前，无论是依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SMGS）签发的国
际货运运单，还是依据《国际铁路运输公约》（COTIF）签发的 CIM
运单，其在法律属性上均被严格界定为“运输合同的证明”，而非像海
运提单那样的“物权凭证”。这意味着，铁路运单不具有可转让性，无
法通过背书等方式转移货物的所有权，更无法作为独立的、可靠的质
押物向银行申请贸易融资。这种“单货分离”的法律状态，直接导致了
国际铁路贸易在交易的灵活性、便捷性与融资的可获得性上，远远落
后于海运贸易。在实践中，进口商无法在货物运输途中转卖货物以抓
住市场时机；出口商也无法凭借运输单证向银行进行押汇，从而大大
占用了企业资金，增加了交易成本与风险。这一法律制度上的“短板”
，已成为制约中欧班列从单一的“物流通道”向集物流、贸易、金融于
一体的“经济走廊”转型升级的根本性障碍。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借鉴
海运提装制度的成功经验，创设并构建一套与现代国际贸易需求相适
应的、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与紧迫的战略价值。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构建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所面临的核心法
律问题与制度障碍，并致力于提出一套兼顾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行性
的中国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物权凭证的核心
法理，即单证如何实现对动产的“纸面交付”与权利表彰，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在大陆法系“物权法定”的原则框架下，创设一种新型物权凭
证的法理路径与制度空间。本研究将挑战传统的、将物权凭证功能与
特定运输方式（海运）进行绑定的思维定式，主张应从功能主义的视
角出发，只要一种运输单证能够在技术与制度上实现对货物的排他性
控制，即可被赋予物权凭-证的法律地位，从而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商法
与物权法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目标则更为宏大与具体：
为我国主导并推动建立国际铁路运输的“新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与清晰的行动路线图。这不仅包括在国内法层面如何进行立法修改与
制度设计，更包括如何在国际层面，与相关国际组织、主要贸易伙伴
国进行有效的法律协调与规则对接，特别是推动国际铁路提单能够被
以《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为代表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所
接受。最终，本研究旨在为破解中欧班列“有路无单”的困局，提升我
国在全球陆路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文献综述
为了对构建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必须将其
置于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贸易法以及比较物权法的交叉学科视野下
，对相关国际公约、各国实践与国内外学术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
理与评析。铁路运输单证的物权凭证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难题，
其背后反映了古老的物权法原则与现代贸易金融需求之间的深刻张力
。
国际层面对于铁路运输单证的规定，长期以来固守其作为“运输合
同证明”的传统定位，这是问题的起点。目前主导国际铁路运输的两大
公约体系——由国际铁路合作组织（OSJD）制定的《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SMGS）和由政府间国际铁路运输组织（OTIF）制定的《
国际铁路运输公约》（COTIF-CIM），其所规定的国际铁路运单，均
明确其功能为证明运输合同的成立与内容、证明铁路已接管货物，但
均不具备海运提单那样的物权凭证功能。即运单的持有人不当然地被
认为是货物的所有权人，运单的交付也不产生转移货物所有权的效力
。这一制度设计的历史根源在于，铁路运输早期主要在内陆国家之间
进行，运输距离短、速度快，货物的在途转卖与融资需求并不迫切。
然而，随着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长距离、跨大洲的国际铁路运输的
兴起，这一传统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开始意
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进行改革，例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制定的《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
约》（即《鹿特丹规则》），虽然主要针对海运，但其关于“可转让运
输记录”与电子提单的规定，为创设跨运输方式的、功能化的可转让运
输单证，提供了重要的立法理念与技术蓝图。
在国家与区域实践层面，一些国家与国际组织已经开始了对铁路
提单制度的积极探索，这些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比较法素材。
最为显著的实践来自于国际商会（ICC），其与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
CIT）合作，于 2014 年推出了“CIT/ICC 多式联运货权凭证”（
Multimodal Bill of Lading FBL），试图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使得在
包含铁路运输的多式联运中，可以使用一种具有物权凭证性质的单证
。在国家层面，德国的司法实践通过判例，承认了在特定条件下，铁
路承运人签发的、注明“凭指令”（an Order）字样的铁路运单，可以产
生类似于记名提单的交付效力。俄罗斯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重要铁路
国家，也一直在研究修改其《铁路运输章程》，以赋予铁路运单在特
定情况下的可转让性。这些实践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但共
同指向一个趋势，即通过合同约定、司法解释或国内立法的方式，逐
步突破传统铁路运单的功能限制。
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与“一带一路”倡 afio 议及
中欧班列的发展同步，呈现出问题导向、实践驱动的鲜明特征。学者
们，如司玉琢、何其生等，很早就敏锐地指出了铁路运单功能缺失对
国际陆路贸易的制约，并大声疾呼构建中国版的“陆上丝绸之路”提单
制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铁路提单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绝大多数研究都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
中欧班列发展的宏观视角，论证了创设铁路提单的紧迫性，并从法理
上探讨了其在技术层面与法律层面实现的可能性。第二，构建铁路提
单的模式选择。对此，形成了多种理论路径。有学者主张应主要通过“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即通过在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赋予特定单
证以物权凭证效力，并由法院在个案中予以承认。有学者则认为，考
虑到“物权法定”原则的刚性约束，必须通过修改国内法（如制定《多
式联运法》或修改《海商法》）的方式，从根本上赋予铁路提单以法
定的物权凭证地位。还有学者则主张，应优先发展基于区块链等新技
术的电子铁路提单，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货物的控制，从而绕开传统
纸质单证的法律障碍。第三，与国际贸易规则的衔接问题。学者们普
遍认识到，即使创设了铁路提单，如果不能被信用证体系所接受，其
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如何推动国际商会修订《UCP600》，将铁
路提单纳入可接受的运输单据范围，是研究的另一重点。
尽管国内外的研究与实践已经为本课题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不足之处。第一，现
有研究对构建铁路提单的“法律技术”细节探讨不足。例如，如何设计
铁路提单的“凭单放货”机制？在铁路运输承运人众多、分段负责的现
实情况下，应由谁来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对于这些直接决定制度
成败的核心技术细节，现有研究多为原则性探讨，缺乏深入、可操作
的制度设计方案。第二，研究方法上，司法实证分析相对缺乏。我国
法院在面对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各种名目繁多的“铁路提单”或具有类
似功能的单证时，其真实的裁判态度是怎样的？法官在法律缺失的情
况下，是如何运用法律解释、交易习惯等方法来平衡各方利益的？对
这些来自司法实践的“真问题”与“活经验”的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而
这恰恰是评估制度需求与检验制度设计合理性的最佳途径。第三，对
国际协调的路径研究不够具体。现有研究多是笼统地提出要加强国际
合作，但对于应该选择哪个国际平台（是 OTIF 还是 OSJD，或是另起
炉灶？）、采取何种策略（是全面修订公约还是通过附加议定书？）
、如何争取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如德国、俄罗斯、波兰）的支持等具
体问题，缺乏基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分
析。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与核心创新在于，致力于将构建国际
铁路提单的宏大战略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技术
问题与国际协调路径，并首次引入司法实证分析的视角，以检验理论
设计的现实需求与可行性。本文将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即不再
仅仅停留在“为什么建”和“建什么”的宏观论证，而是聚焦于“怎么建”这
一核心操作性问题，通过对“凭单放货”等核心机制的精细化制度设计
，以及对我国法院相关判例的深度剖析，为构建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
度，提供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根基、更具操作性的“施工蓝图
”。本文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制度细节、实证基础与国际协调策略上的
不足，为我国在全球陆路贸易规则的重构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
提供更具针对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构建兼具物权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这
一复杂命题，进行一次系统性、多维度、问题导向的深入探讨。为确
保研究结论既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又能紧密结合实践需求，并最终提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构建方案，本研究采用了以规范分析法和比较
法研究为基础，并创新性地引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的综合性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应用法学与比较法研究，旨在通过对现有法律
规则的解释、对域外制度经验的借鉴以及对本土司法实践的反思，为
一项重大的法律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路径规划。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论证过程，将通过以下几种核心方法的有机
结合与逻辑递进得以实现。首先，规范分析法构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与法理基石。本研究将对与国际铁路运输及物权凭证相关的国内外法
律规范群范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深度解释。在国际层面，核
心分析对象包括《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SMGS）及其细则、《国
际铁路运输公约》（COTIF）中的《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统一规则》（
CIM），以及联合国《鹿特丹规则》中关于可转让多式联运单证的创
新规定。在国内层面，将重点分析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中关于“物权
法定”原则与仓单、提单等物权凭证的规定，《海商法》中关于提单的
完整制度设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式联运经营人条例（草案）
》等。规范分析旨在精准地识别出现行法律体系的“制度空白”与“规则
障碍”，并从《海商法》等成熟的法律制度中，提炼出可供移植或借鉴
的核心法律要素（如提单的签发、转让、善意取得、凭单放货等）。
其次，比较法研究是本研究拓宽视野、寻求解决方案的重要方法
。本研究将选取在探索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凭证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
家与国际组织作为比较对象。重点研究：（1) 国际组织的实践：如国
际商会（ICC）与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CIT）联合推出的“铁路运单作
为货权凭证的解决方案”项目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效果。（2) 代表性国家
的经验：如德国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承认特定铁路运单效力的逻辑与
条件；俄罗斯在推动铁路运单可转让化方面的立法努力；以及瑞士作
为许多国际组织所在地的法律环境。比较法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的
制度移植，而是在深入理解不同法律路径背后的法理基础与商业逻辑
的基础上，评估各种方案的优劣得失，为中国设计出既符合国际潮流
、又具有自身特色的铁路提单制度，提供多元化的“制度选项”与“智慧
灵感”。
再次，本研究将创新性地引入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作为检验理
论、发现问题、评估需求的关键环节。这是本研究区别于以往宏大叙
事研究的核心特色。本研究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等法律
数据库为主要来源，通过“中欧班列”、“国际铁路运输”、“信用证”、“
提单”、“货权”等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筛选出近年来，特别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国际铁路运输单证效力
认定的相关民事案件。分析的焦点将集中于：（1) 涉信用证纠纷：当
事人将铁路运单或某种“铁路提单”提交银行议付时，银行拒绝接受的
理由是什么？法院是如何认定该单证是否构成“单证相符”的？（2) 涉
货权纠纷：在运输途中，当事人试图依据某种铁路运输单证主张货物
所有权或处置权时，法院的态度如何？法院是否在个案中通过合同解
释等方式，认可了这些“准物权凭证”的效力？通过对这些真实案件的
深度剖析，本研究旨在从“活的法律”中，精准地把握当前制度缺失所
带来的真实商业风险，评估市场主体对于铁路提单的真实需求程度，
并从中发现司法实践在弥补法律空白时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与面临的现
实困境。
最后，在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进入制度构
建与路径规划阶段。本研究将把从规范分析中提炼的法律要素、从比
较法研究中获得的制度选项、以及从司法实证分析中发现的现实问题
进行整合，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含国内立法建议、国际协调策略、以及
与现有贸易规则（特别是信用证制度）衔接机制的、完整的、多层次
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将力求在理论的严谨
性、制度的创新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之间，达至高度的统一。
研究结果
通过对国际铁路运输相关法律规范的系统梳理、对域外创新实践
的深度比较，并结合对我国近年来相关司法判例的实证考察，本研究
深刻揭示了在构建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的进程中，理论探索与实践
需求之间所展现出的复杂互动图景。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尽管在顶层
法律设计层面，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在我国仍属“法律空
白”，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下，商业实践已经“创造”出了多种替代
性单证安排，而司法实践则在个案中，以一种审慎而务实的态度，对
这些创新进行了有限度的追认，从而为最终的制度构建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与教训。
一、 商业实践的自发创新：“铁路提单”的萌芽与多样化形态
在缺乏法定铁路提单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国际铁路贸易中货物在
途转卖和贸易融资的需求，中欧班列的参与方（包括货运代理、无船
承运人、平台公司等）已经在实践中，自发地创设出了多种具有“提单
”功能的单证或操作模式。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是由货运代理或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的“
货代提单”（House B/L）或“多式联运提单”（FBL）。这些经营人以自
己的名义，向真正的托运人签发一份提单，承诺凭该提单在铁路目的
地放货；同时，他们再以托运人的身份，从铁路承运人处取得一份不
具有物权凭证性质的铁路运单，作为自己控制货物的凭据。这种模式
，实质上是将海运中无船承运人的操作模式，“移植”到了铁路运输领
域。
第二种，是通过仓储监管与金融机构合作实现的“类质押”模式。
即货物在进入铁路场站后，由指定的仓储监管公司出具仓单或权利证
明，贸易商再以此向银行申请质押贷款。这种模式虽然解决了融资问
题，但未能实现货物在途的自由转卖。
第三种，是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而兴起的基于区块链等平台的“电
子铁路提单”或“数字提单”探索。一些大型物流平台公司，尝试通过建
立联盟链，将货物的流转信息、所有权信息上链，并生成一个唯一的
、加密的电子凭证，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单证合一”与流转安全。
这些商业实践的创新，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一种能够实现货权
流转与融资功能的铁路运输单证，存在着极为迫切与真实的需求。然
而，这些自发创新的单证，其法律地位是模糊的、其效力是依靠当事
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来维系的，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因此在实践中面
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二、 司法实践的审慎回应：在个案中对“约定物权凭证”的有限度
承认
本研究对相关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法院在面对这些由
商业实践自发创设的“准铁路提单”时，展现出一种既尊重契约自由、
又恪守物权法定原则的、高度审慎的裁判态度。
首先，在处理信用证纠纷时，法院严格遵循“单证相符”原则，但
对“单据”的解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当信用证要求提交“铁路运单”时
，如果受益人提交了货代签发的、名为“铁路提单”的单证，银行通常
会以“单据名称不符”为由拒付。在此类纠-纷中，法院的核心审查要点
是，该单证是否在实质上起到了运输单据的作用，以及信用证的条款
是否对单证的签发人、名称等有明确且排他性的限定。在部分案件中
，如果能够证明该“铁路提单”在特定贸易领域内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
受的交易惯例，且未违反信用证的禁止性规定，法院可能会支持受益
人的主张。这表明，司法实践认识到了铁路运输单证形态的多样性，
并试图在 UCP600 的框架内，为这些创新单证寻找合理的解释空间。
其次，在处理货权纠-纷时，法院的核心裁判逻辑是“合同相对性”
，但会充分考量交易的整体安排。当出现“无单放货”或货物所有权归
属争议时，如果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单证是货代签发的“铁路提单”，法
院首先会强调，该提单的效力主要约束于签发人（货代）与持有人之
间，并不能直接对抗作为实际承运人的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只受其签
发的铁路运单的约束。然而，法院并不会就此完全否定“铁路提单”的
价值。在判决中，法院会仔细审查货代与托运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如
果约定了明确的“凭单放货”条款，那么货代如果违反该约定，将需要
对持有人承担违约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法院在不直接承认这些单证
具有“物权效力”的情况下，通过追究违约责任，在实质上起到了保护“
提单”持有人权益的效果。
再次，对于这些自创单证的“物权凭证”属性，法院持绝对的否定
态度。在所有检索到的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份判决直接承认由商业主
体签发的“铁路提单”具有《海商法》或《民法典》意义上的物权凭证
地位。这意味着，持有人无法依据这些单证主张善意取得，也无法对
抗善意的第三人。这一裁判倾向，清晰地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于“物
权法定”原则的坚守。
三、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
综合商业实践的创新与司法实践的回应，本研究的核心结果是：
在国际铁路提单这一问题上，我国呈现出“市场需求旺盛、商业创新活
跃、司法有限支持、立法完全空白”的复杂局面。商业实践已经通过各
种“绕道”的方式，在功能上部分地实现了铁路提单的目标，而司法实
践则通过在合同法的框架内进行“修补”，尽力维护交易的稳定与公平
。然而，无论是商业创新还是司法修补，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些“准提单”的法律地位不稳、流转范围有限、银行接受度低，且极
易引发法律纠纷。这种制度供给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阻碍国际铁路
贸易与多式联运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司法实践的努力，恰
恰从反面证明了进行顶层立法、创设法定国际铁路提单制度的极端必
要性与紧迫性。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国际铁路提单制度构建问题的系统性考察，清晰地
揭示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滞后的法律供给之间所形成的深刻张力，
以及商业实践与司法实践在试图弥合这一鸿沟时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
与现实困境。这些发现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在全球陆路贸易规则重
构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更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如何构建一
套科学、可行的国际铁路提单“中国方案”，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深刻启
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它将构建国际铁路提
单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命题，置于物权法、商法与国际法交叉的宏大理
论背景下，并为“物权法定”这一大陆法系核心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中
的功能主义调适，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实证样本。传统物权法理
论认为，物权凭证的类型与效力，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以维护交易
的公示性与安全性。然而，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当商业实践的发展，
对一种新型的权利载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强烈需求时，法律体系必须作
出回应。本研究揭示的商业与司法实践的互动，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回
应的可能路径：并非是粗暴地突破“物权法定”，而是在坚持该原则的
前提下，通过更为精细的法律技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立法缺位
时，司法通过强化合同法的解释功能，在当事人之间最大限度地实现“
约定物权凭证”的相对效力，保护交易的稳定性。第二步，当实践经验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立法机关则应果断介入，将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
安全、高效的商业创新，正式“追认”为法定的物权凭证类型。这一从“
实践探索”到“司法追认”再到“立法确认”的演进路径，为大陆法系国家
如何在维护物权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保持其对商业发展的适应性，提
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模型。
此外，本研究为运输法的功能主义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传统上
，运输法是以运输方式（海、陆、空）进行划分的，不同的运输方式
对应着不同的运输单证与法律规则。本研究则主张，应从单证的“功能
”而非其所依附的“运输方式”出发来构建法律规则。只要一种单证，无
论其名称是“提单”还是“运单”，无论其载体是纸质还是电子，只要它能
在制度与技术上，实现对货物的排他性控制与权利表彰，就应被赋予
物权凭证的法律地位。这一功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打破部门法之间
的壁垒，为未来制定统一的《交通运输法》或《多式联运法》，奠定
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的成果为我国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构建
国际铁路提单制度，提供了一份兼具宏观视野与微观操作性的“路线图
”。
对于国内立法机关，本研究的结论明确指向，必须尽快启动立法
程序，填补法律空白。最优的路径选择，并非是制定一部独立的《铁
路提单法》，而应是在对《海商法》进行修订，并将其升级为涵盖多
种运输方式的《交通运输法》或《多式联运法》的过程中，专设一章
，对包括铁路提单在内的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法律地位、签发、转让、
善意取得、凭单放货以及无单放货的责任等，进行系统、完整的规定
。这一立法模式，既能保持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又能为未来可能出现
的、其他运输方式的单证物权凭证化，预留制度空间。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与行业协会，本研究强调，制度的构建绝不仅
仅是立法问题，更是国际协调与商业推广的问题。商务部、交通运输
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等，应联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对外协调机制。
在国际层面，应优先选择在国际铁路合作组织（OSJD）的框架内，推
动修订《国际货协》（SMGS），增设关于可转让铁路运单的附加议定
书，因为中欧班列绝大多数线路均适用《国际货协》。同时，应积极
与国际商会（ICC）银行委员会进行沟通，向其详细介绍我国铁路提单
（特别是电子提单）的运作模式与安全保障机制，力争在下一次修订
《UCP》时，将符合特定条件的铁路提单，正式纳入可接受的运输单
据清单。
对于司法机关与仲裁机构，本研究的建议是，在法律正式出台前
，可以继续秉持审慎而开放的态度，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
的方式，对实践中出现的、事实上的“凭单放货”交易惯例，在不违反
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合同法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不仅能
解决燃眉之急，更能为未来的立法积累宝贵的司法智慧。
尽管本研究为构建国际铁路提单制度描绘了清晰的蓝图，图，但
亦需正视其在推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第一，国际协调的
复杂性。《国际货协》的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涉及到不同国
家的法律传统、经济利益与官僚体系，协调难度巨大。第二，“无单放
货”的风险控制。铁路运输环节多、站点分散，如何确保在所有国家的
每一个站点，都能严格执行“凭单放货”的规则，防止欺诈与错误交付
，是对整个铁路系统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第三，电子提单的技术标
准与法律互认。要推广电子铁路提单，必须建立一套各方普遍接受的
、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操作平台，并解决电子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跨
境法律效力互认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其
一，可以进行更为精细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定量测算铁路提单制度的
建立，将为中欧班列的贸易参与方带来多大的成本节约与融资便利。
其二，可以进行针对特定国家（如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国
别法研究，深入了解其对于接受铁路提单的法律障碍与政治意愿。其
三，可以进行信息技术与法学的交叉研究，为设计一套安全、高效、
合规的电子铁路提单系统，提供具体的技术与法律解决方案。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铁路运输蓬勃发展的时代背
景，聚焦于作为核心法律瓶颈的铁路运单功能缺失问题，对构建兼物
权凭证功能的国际铁路提单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研
究的核心结论是：创设国际铁路提单，不仅是服务中欧班列发展的迫
切现实需求，更是在法理上与实践上完全可行的制度创新。其成功的
关键，在于必须采取“国内立法”与“国际协调”双轮驱动的战略，并在制
度设计上，实现从“运输方式本位”向“单证功能本位”的根本性理念转变
。
本研究的贡献与价值，体现在其为这一宏大的制度构建工程，提
供了一份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
，本研究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功能主义调适，以及对运输法的功能
主义转型的主张，为大陆法系国家如何应对现代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法
律挑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所提出的“修订
《海-商法》”、“推动修订《国际货协》”、“加强与 ICC 沟通”等具体路
径，以及对司法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为我国从国家层面部署和推
进这项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战略路线图与战术建议。
展望未来，国际铁路提单制度的构建，其意义已远超运输与贸易
领域本身。它是我国从一个单纯的国际规则“遵守者”，向一个积极的
国际规则“塑造者”与“引领者”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成功构建并推广由我
国主导的国际铁路提单制度，将不仅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的金融与贸易动能，更将深刻地改变全球贸易的规则版图，为建
立一个更为公平、高效、普惠的全球化新秩序，贡献来自中国的法律
智慧与制度方案。这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但又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
需要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与持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