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晖、佟训周：市场失灵，还是制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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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还是制度失灵？
———论企业内资源非配置型效率
吴宇晖 佟训周
内容提要 资源非配置型效率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消耗稀缺资源而产生的
效率问题，尤其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生产低效率问题，这种低效率与价格和市场
结构无关，它是一种未被当做经济学理论一部分的低效率。企业内非配置型低效
率导致了稀缺资源巨大的浪费，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由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产生
的社会福利净损失，而正统经济学家却对此熟视无睹。委托代理关系和不完全性
信息及非对称信息只是企业内低效率产生的必要条件，其根本原因应当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寻找答案。只有对现存的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才能
彻底解决企业内的生产低效率问题。
关 键 词 资源非配置型效率；Ｘ效率；监督成本；代理成本
作 者 吴宇晖，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佟训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
专业０９级本科生。
一、问题的提出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把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函数即投入—产出关系来对待，它假定，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
量极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至于为什么如此，却语焉不详。这样一来，企业便成为著名
的 “黑箱”，我们不了解戏法是如何变出来的。正统微观经济学的庸俗性在于，它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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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当做关于人与物之间的技术问题来处理，而完全忽视了或抹杀了制度因素和组织
因素的影响。它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 （这不仅意味着制度是一种外生变量，而且意味
着当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在完全无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的条
件下，集中研究稀缺资源通过价格和市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间进行配置的效率
问题。
这样一种只关注配置效率而完全疏漏了企业内部效率的微观经济学受到了广泛的
质疑，而对这种企业理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经验事实的反驳。１９６２年，国际劳工组
织提出了一份对几个国家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调查报告，被调查的国家有缅甸、
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泰国。调查结果
表明，“简单地改变一下一家工厂生产过程的实际组织”就能够使劳动生产率有相当大
的提高，单位劳动和资本的成本有相当大的下降。这些 “简单的改变”包括工厂布局
的改变、机器的使用、原料的管理、整个生产的流程、浪费的控制、职工工资支付的
方法、工人的训练和监督的改变。上述所有９个国家的情况表明，劳动生产率平均提
高了７５％，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的成本平均下降了３５％。［１］之后，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
实际案例分析都表明，组织这个要素是企业中经常观察得到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
决定因素。
这些研究报告也表明，企业并没有按照它的生产函数进行生产，产出和成本不是
既定技术和既定投入下唯一确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反，它们是有弹性的。这意味
着，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不是线性的，而是带状的。图１和图２表明了这种
情况。
在图１ａ中，企业是在Ｃ点而不是在Ａ 点或Ｂ 点上进行生产的。这意味着企业出现
的这样两种情况：要么是在既定的投入下 （Ｌ２）没能达到最大的产出 （Ｑ２），要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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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技术所必需的最低投入 （Ｌ１）生产既定的产出 （Ｑ１）。图１ｂ说明该企业的实际成
本高于技术上必要的最低成本。既定产出Ｑ１ 的最小平均成本是ＡＴＣ１，但由于该企业
实际使用的投入超过了必要的投入，所以它的实际平均成本是ＡＴＣ２。这说明生产函数
不是完全确定的和已知的，一定的投入通常都有许多不同的产出率。在图２ａ中，生产
函数被画成一条粗带子，而不是一条细线。给定了劳动投入量Ｌ２，产出可能在Ｑ１ 和
Ｑ２ 之间摆动。企业的成本函数也是如此，图２ｂ表示了这一点。企业内生产低效率的情
况是普遍存在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一开始就通过假设将这种低效率的可
能性排除掉了。
二、Ｘ效率
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莱宾斯坦
（Ｈａｒｖｅｙ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４）于１９６６年在 《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 《配置效率
与Ｘ效率》［２］一文，提出了Ｘ效率理论。Ｘ效率中的Ｘ代表造成非配置型低效率的未
知因素，也就是说，这种低效率与价格和市场结构无关，它是一种未被当做经济学理
论一部分的低效率，它的性质还没有完全肯定。莱宾斯坦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
道：“我称之为 ‘Ｘ效率的理论’是考察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
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的 （因为在我研究的早期阶段，我未能找出一个适当的
名词来表达这种类型的低效率，我简单地把它叫做Ｘ低效率）。这个理论企图分析这类
低效率并确定它们带来的后果。它考察所有不属于资源配置类型的低效率。”［３］（Ｐ１３５）在厂
商要素投入量和技术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要素投入变化可以使某些产品的产出增
加而没有使其他产品的产出减少，就说明该厂商存在Ｘ低效率；反之，则说明它有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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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莱宾斯坦通过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厂商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
生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理论忽视了一些关键性因素。新古典理论包括这
样一些假设：第一，代表性企业和代表性家庭是微观经济学恰当的研究单位。第二，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企业的行为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家庭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第三，企业内所有的成员都追求一个统一的目
标———雇主的利润最大化，换言之，雇员没有自己的与企业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
目标和利益。第四，人的行为肯定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充分的反应。第五，劳动合同
是完全的，这就是说，不仅对雇员的报酬是确定的，而且雇员的劳动时间和努力程度
也是确定的。第六，雇员的努力程度是既定的。所有这些假设没有一个是可以被直接
观察到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的Ｘ效率。
与之针锋相对，Ｘ效率理论提出了如下假设：第一，只有个人有思想和行动，因
而个人才是恰当的研究单位。研究由个人入手，从个人行为进到集体行为。第二，假
设个人行为既是理性的，也包含非理性因素。第三，企业主的利益与雇员的利益并不
总是一致的。第四，人的行为并不总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第五，假设劳动合同是不
完全的。第六，努力程度是一个任意的变量，而不是常量。莱宾斯坦试图通过分析影
响个人努力的心理因素 （他称之为 “惰性区域”）和他所面临的企业内外的环境因素
（他称之为 “压力”）来解释Ｘ低效率的存在。总之，Ｘ效率理论提出了一整套更实际、
适用范围更广泛的假设和命题，这个理论的提出，是新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的重新改
写，它说明生产过程不是一种机械过程，企业也不是一部将投入变为产出的高效率转
换器，Ｘ效率的实现要依赖于企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Ｘ效率理论首是的对新古典
经济学的某种补充，意在使经济理论不仅能说明市场配置效率，而且也能说明企业的
Ｘ效率。不仅如此，如同下面将要指出的那样，Ｘ效率理论所隐含的结论具有从根本
上颠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
Ｘ低效率究竟有多大？莱宾斯坦通过对经验证据的调查发现，配置无效率仅占
ＧＮＰ的１％，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任一时刻的Ｘ低效率的数量可能达到国民生
产净值的２０％～４０％，甚至超过了５０％，发展中国家由Ｘ低效率造成的福利损失可能
更大。［３］瓦内克把配置无效率、凯恩斯无效率和 Ｘ低效率依次比喻为 “跳蚤、兔子与大
象”。［４］
图３说明了由垄断而造成的市场配置低效率和Ｘ低效率。假定企业的长期边际成
本ＬＲＭＣ为一常数，长期平均成本ＬＲＡＣ＝ＬＲＭＣ。一个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点
为Ｃ，价格和产量分别为ＰＣ 和ＱＣ，而垄断厂商生产的产量和索取的价格分别为Ｑｍ 和
Ｐｍ．。哈伯格三角形面积ＡＢＣ代表由于垄断厂商生产的产量Ｑｍ 低于社会最优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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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 而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图洛克四边形面积ＰｍＡＰｃＢ 代表为争夺丰厚的垄断利润
而在政府、垄断者与利益集团之间展开的寻租、避租和护租活动而耗费的资源，非生
产性寻租活动会使垄断产生的租全部耗散。而莱宾斯坦则认为，由于拥有市场势力的
垄断厂商缺乏外部的竞争压力，所以存在着Ｘ低效率，这种低效率使企业的长期平均
成本提高 （从ＬＲＡＣＣ 移到ＬＲＡＣｍ），其中ＥＦＤＰｃＢＣ代表社会经济福利为Ｘ低效率所
吞噬的面积，成为福利成本。因此，若考虑到Ｘ低效率，垄断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就是
面积缩小的哈勃格三角 （ＡＦＤ）和图洛克四边形 （ＰｍＡＥＦ），再加上由Ｘ低效率所造
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图３ Ｘ低效率和配置低效率
Ｘ效率理论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来的，其提出的时间只是比同一年代出现的、
对微观经济学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寻租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它是在６０年代才重新得到
重视）略晚而已，然而，它与后两个理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寻租理论和交易成本理
论很快就融入主流经济学之中，而Ｘ效率理论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也照实红火一番。
在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０年间，莱宾斯坦于１９６６年发表的论文是 《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中第３
篇最常被参考的论文。莱宾斯坦及其追随者们企图以Ｘ效率理论重新改写整个经济学，
然而他们的企图破灭了，Ｘ效率理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甚至连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找
不到它的影子。莱宾斯坦的追随者罗杰·弗朗茨道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他这样写道：
“莱宾斯坦已使大部分谨慎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捍卫者站了出来，用自己的主张为其辩
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现在微观经济学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那么，对企业内行为
研究的推进已暂时地使微观经济学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况。也就是说，在试图解释企
业内行为而非市场行为的过程中，微观经济学已经闯进一个它现在尚没有有效处理方
法的领 域。而 且 没 有 理 由 相 信，它 能 够 自 动 地 完 成 从 市 场 到 非 市 场 行 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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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１］（Ｐ２４５－２４６）
尽管莱宾斯坦小心翼翼地用人的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解释Ｘ低效率的存在，并且
试图将Ｘ效率变成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问题，他还是闯入了西方经济学的 “禁区”，这
个禁区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领域，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挂着 “非公莫入”的
牌子。Ｘ低效率实际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一种自然附属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对抗性而导致的一种低效率。莱宾斯坦提出了问题，然而他只是部分地回答了这
一问题。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Ｘ低效率这个概念，但他比莱宾斯坦更深刻地阐释了Ｘ
低效率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劳资之间的阶级战争。
“异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是黑格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最初含义是人的存在与人的
本质相脱离。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加以批判地改造，使之成为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范畴。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方
式和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劳动的物质条件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对
立起来，前者本应与劳动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异己的、统治劳动
者的力量，而与劳动者疏远化了。资本主义劳动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性质，即本来作为
创造性的和正常生命活动的劳动与其本质相分离了，这种异化劳动贯穿于整个资本主
义的生产过程中。第一，当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雇主，与自己的劳动力分离时，
异化劳动就出现了。一旦雇主支配了工人的劳动， “劳动对工人来说就是外在的东西，
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
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
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
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
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求，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
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
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５］（Ｐ９３－９４）第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
直接后果。劳动一旦卖出，劳动的所有产品就都被雇主占有。劳动的产品现在 “作为
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５］（Ｐ９１）占有了劳动产
品，雇主也就占有了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增强了雇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权力，并为对劳动的进一步剥削创造了条件。“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
创造出了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
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５］（Ｐ９１）第三，当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相异化
时，他也注定了与他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
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
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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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５］（Ｐ９７－９８）
异化劳动的根源主要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劳
动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前者变成了资本，而后者变成了使资本增值的手段或
工具，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便具有了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性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
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
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
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５］（Ｐ９２－９３） “社会分成了敌对的
社会阶级。竞争和阶级对抗使大多数形式的合作变得不可能。异化的社会成员表现为
相互竞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表现为无产者和资本家、工人和官僚、被压迫者
和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却不是表现为人类。”［６］（Ｐ１０５－１０６）劳动者必须要进行反
抗，反抗的形式从个人无组织的消极怠工、缺勤、偷懒、开小差、干私活、浪费原材
料乃至故意损坏财物，到组成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有资料表明，在美国，仅
缺勤一项每年就造成了３００亿美元的损失。［７］工人们是在以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虚高的生
产成本对资本家阶级进行报复，这才是Ｘ低效率的根本原因。
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问题，而且在实行高度集权和等级决策制的社会主义
国家中，劳动的异化现象也依然是严重的普遍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纽伯格和达菲指
出：“异化除了有进行分工的需要的这种技术基础外，还有其体制的基础，这就是在资
本主义经济中和在许多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存在的等级制的、集中的决策结构，
无论在哪一场合，工人都不拥有或控制生产资料。在这两种场合，他都被迫让人雇用
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收入，在决策结构中充当一个部属的角色，这使他感到没有权
能，并引起了异化的其他方面。”［８］（Ｐ７６）
解决和消灭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全面发展和 “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铲除异化，就必须
把人从产生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中，从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中，
从各种形式的剥削、压迫、统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说，只有当人免于受经济
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的异化等种种强制性的束缚时，他才是真正自由的
人。这正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的概念。这意味着，首先必须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
为消灭剥削和异化产生的根源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
一个基本特征是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和由此产生的社
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 （实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其次，必须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
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
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９］（Ｐ２０）一旦废除了由社会制度和国家强制实行的人剥削
人、人压迫人和人统治人的现象，人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至于沦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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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他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受别人的控制。当人可以按照自己
的计划和意图行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他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正是积极意义上的自
由的含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
变换。”［１０］（Ｐ９２６－９２７）
“异化”也是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批判现存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范畴。他们指
出，资本主义企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 “他们和我们
的综合症”，即由于劳动者不拥有企业的决策权和发言权而致使劳动者对劳动的结果和
企业经营状况漠不关心，与管理层的对抗和不合作态度，以及由于劳动者旷工和出工
不出力而导致的微观效率的丧失。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越来越感到，民主参与管理将会解决工人的异化问题，从而会使企业在生产效率
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例如，纽伯格和达菲这样写道： “防止异化问题的唯一方法，
似乎是实行这样一种体制，即变个人的激励因素为强调集体的价值标准。如果所有的
人都共享组织统一的强烈感觉，并在集体的成就中得到满足，那么报酬可以同工作努
力分开，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生产单位内的决策过程。这就能消除异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组织内通行的标准更注重于消除异化，而不是注重于同分工相联系的经济效率，
那末也就能消除另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消除没有权能、没有意义、缺乏内
在鼓励等现象，可以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制度。”［８］（Ｐ７６）
三、监督成本
企业内部的资源非配置型效率既表现在投入—产出关系上，又反映在企业生产成
本的支出上。前者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后者是生产一定产量的货币支出。产
出和成本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恰似同一块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一
定意味着较高的生产成本，反之亦然。我们现在研究硬币的另一面，假定在技术和劳
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一定量投入总是获得最大产出，如果存在着Ｘ低效率，
企业为此支付的生产成本是什么以及究竟有多大？
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为 “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下定义时，总是假定它是具有一
个统一目标、全体成员都接受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联合体。这对于一个具有异化性
质的组织来说，并不是现实性的假定。因为劳资关系是对立的，劳动者可不关心资本
家的目标是什么和能否实现。在一个其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乃至冲突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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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谓的统一目标只是一部分人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赖于强制
的手段。监督成本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就是具有异化性质的企业依靠强制手段实现企
业目标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它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一个较大
比重。
所谓企业的监督成本，是指为实现企业 （主）的目标 （利润最大化）而对劳动者
的行为实施协调或控制所支付的成本，特别是当劳动者的目标与企业 （主）的目标不
一致时，企业主为控制和管制劳动者行为以使其完成企业目标而支付的成本。为了将
企业主的意志贯彻下去，企业需要和必须以对人的控制来代替对物的控制。监督成本
就是监工成本，是企业对劳动者进行监控的成本，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普通劳动
者的劳动过程实施监督和控制的成本，这是本来意义上的监督成本，本文是在这个意
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二是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监控的成本，为了将其与本文使用
的监督成本概念相区别，我们称之为代理成本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这也是西方的委托代理
理论中本来意义上的成本概念。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由此
而产生的不完全信息或非对称信息所必然招致的成本，它是企业内部的控制成本和执
行成本，亦即运行成本，该成本构成了科斯所说的 “管理成本”（科斯对企业内部的代
理成本没有详细论述）或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
偷懒 （假定由于严格的工厂纪律，劳动者的缺勤是不可能的）是具有异化性质企
业的顽症，也是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为了减少偷懒或者为了增加利润，
企业必须支付防止偷懒的监督成本或监视成本。为什么会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家阿
曼·阿尔钦 （Ａｒｍｅ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Ａｌｃｈｉａｎ，１９１４～）和哈罗德· 德姆塞茨 （Ｈａｒｏｌｄ Ｄｅｍ－
ｓｅｔｚ，１９３０～）提出了这样的解释：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团队生产以及有一种资源投入者
作为中心签约者处于一种集权的位置。团队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 （１）使用几种类型
资源，团队生产所使用的所有资源不属于一个人； （２）其产品不是每一参与合作的资
源的分产出之和；（３）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地和分别地被观察出
来。团队生产的这些特点产生了任何经济组织都面临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投入
的生产率和报酬的测量问题，以及对团队成员的监督问题。由于团队生产的产出率大
于单个要素投入的产出率，所以有剩余；由于团队产出的行为不可分解，团队成员有
可能偷懒。当然，如果偷懒者的行为能被发现，他将被解雇。但问题是通过观察团体
的产出来监督偷懒是有费用的，这些费用包括侦察、检测、监督、衡量和计量的成本。
如果偷懒行为不能完全在零成本的情况下被检测到，那么团队成员就会偷懒。偷懒行
为的一部分后果将由这一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这就使得偷懒者的实际成本要少于这
一团队的真实总成本，而努力程度的下降使团队的产出减少。在激烈的竞争中，团队
的竞争力必然下降，企业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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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偷懒的一种方法是设专职监督者，检查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但是，下
一个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只有获得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监督者才有额外的激
励来履行监督偷懒的责任。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给出的方法是进行合作的投入所有者赞
同监督者应该获得规定数量之上的任何剩余产品，那么监督者就会有额外的激励来履
行监督偷懒的责任。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有权力修
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与激励，包括强制性地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以及
给出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任务或指令。因此，管理者就是监督者，同时也是剩余索取权
的拥有者，最重要的还是中心签约者。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企业的监
督者就一定是资本家，这个问题由我国的一个著名学者 “解答了”：这是因为资本家是
有教养的和有文化的，他们必定能很好地履行其监督的责任，而工人是无知的，他们
“躲在阴影里”。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家是有教养的呢？回答是因为他们是有
产者，而有产者必定是有教养和有知识的。这纯粹是剥削阶级的吹鼓手的逻辑！在
任何规模较大的企业里，所有者都不是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是资本家雇用
的高级劳动者，当劳动者在辛勤劳作时，这些资本所有者可能正躺在加勒比海滩上
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呢。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并且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企业真的需
要监督费用的支出？答案是不一定，这取决于企业制度的性质。如果消除了异化劳动
或劳动的异化，普通劳动者将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每一个人都既是劳动者，又共同
承担管理的责任；既是决策的执行者，也亲身参与决策过程。在这里，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劳动者实现了在经济地位上的真正平等，劳动者将不再
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工具，而企业的目标就是他要实现的目标。劳资之间的对抗性质消
除了，劳动过程、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性质被彻底地铲除了，这便从根本上铲除
了劳动者偷懒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原因。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并不需要对劳动者的监督，
也不必维持严肃的劳动纪律，仍然需要有技术监督员和质量监督员，而是说监督工作
完全可以在无成本条件下进行。当每一个人的福利情况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取决
于其他人的努力和集体的经营状况时，监督工作完全是在全体劳动者的自觉和自愿中
进行的，根本无须支付额外的费用。全体监督者就是全体劳动者，生产工作和监督工
作融为一体，而无须将这两种工作截然分开，而且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在场的监督者，
这就解决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所说的信息的非对称性和团队产出的不可测量性问题。
团队生产类似于集体运动项目———如足球，教练与队员之间以及队员之间彼此非常熟
悉，只需一眼便可了解场上的某一个队员是在玩命踢还是在踢假球。办公时间在办公
桌上埋头工作的职员只需抬一下头便会知道，某一个职员是否在网上玩游戏。对于那
些努力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搭便车行为是不公正的，因而有足够多的、道德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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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谴责。而对于劳动纪律的维持，根本无须一个庞大的、花费不菲的监督机构，口
头上的批评或表扬，乃至一个鄙视的眼神，就足以让偷懒者和怠工者无地自容。在一
种长期和稳定的合作环境中，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
而具有异化性质的企业则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支出。为了减少偷懒，或者为了增
加利润，企业内形成了具有监督性质的、多层次的科层组织，这些组织由大大小小的
工头所组成的。工头、领班和监工是役使劳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获得奖赏，他们
比主人或工头更为凶悍。为了防止利润的减少，资本主义企业必须维持严酷的、兵营
式的劳动纪律和增添必要的监督设备，所有这些开支都增添到生产成本中去。这种军
营式的管理必然干涉到劳动者在私人领域中的自由。据说，深圳的一家血汗工厂连工
人拉屎撒尿的次数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富士康公司工人跳楼事件的原因我不得而
知，但至少由于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工人住集体宿舍而使劳动者的个人生活领域的时间
和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有资料表明，在美国， “公司的官僚负担”，即执行监督职务
的员工人数对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从１９４８年的约１２％增加到７０年代中期的１８％，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早期这一比例稳定在１９％左右，到９０年代才开始下降。
不仅如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 “偷懒模型”，用以说明偷懒造成的
一种新的成本：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雇主的一个主要职能是对工人工作的监督。但由
于不完全性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假定对工人的工作表现存在不完全的监督，工人可以
决定干活或偷懒 （即怠工），一旦偷懒行为被雇主抓住，工人就会被开除。在这种情况
下，工人是否偷懒不仅取决于偷懒被抓住从而被开除的机会有多大，而且取决于偷懒
的 “机会成本”有多大，即工人偷懒被开除后的收入损失有多大。如果偷懒的机会成
本很大，则不偷懒；反之，则选择偷懒。假定开始时，所有厂商都支付同样的工资并
且经济运行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偷懒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零，
因为即使工人因偷懒被抓住和被开除，他也很容易找到另外的工作并得到同样的工资。
因此，工人大量偷懒，效率很低。为了消除怠工，加重对偷懒者的惩罚力度，单个厂
商会提高工资，使怠工者感到偷懒被抓住后的损失太大，失业的威胁造成了偷懒的
“成本”，并产生维持工厂纪律的机制，于是偷懒现象遭到制止。如果所有的厂商均这
样做，则社会平均工资将上升，超过均衡 （市场出清）水平，从而出现失业。这样就
从原先的充分就业均衡进入到了新的失业均衡。尽管此时存在失业，但厂商仍不愿意
以低工资雇用工人。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样做，工人就会偷懒，从而回到原来的情
况；换句话说，此时是全体厂商用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 “创造”出失业来防止在职职
工偷懒，从而提高在职工人效率。在这里，失业起着一种有 “社会价值”的作用，即
它防止偷懒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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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理成本
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是资本家雇用的高级劳动者，他们必须服从企业主的意志，
并努力实现后者的目标即利润最大化。然而，在以资本所有权作为配置权力基础的企
业里，不仅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且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也不
一致。在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的所谓古典企业里，是不存在代理成本的，因为雇主们
虽然也聘用经理替其打理具体事务，但他们一般不脱离对企业的实际监控过程。古典
企业也存在着代理成本，但很小，因而可以忽略不计。代理成本存在于所有权与控制
权分开的所谓现代公司制中，并且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占据了一个更大的比例。在股
份制大公司中，所有者 （股东）们完全脱离了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他们对企业的实
际经营情况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手中股票的价值，对企业的经营
和管理委托给专职的从业人员———经理们，而他们对经理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也
缺乏有力制约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们实际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他们完
全可以违背乃至侵占股东的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如追求天价的工资、
豪华的办公室和其他能显示其地位的东西 （专用的高级轿车、别墅、游艇和飞机）、奢
侈的宴会和度假，在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股东的利润支付
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惊呼的 “经理革命”。在我看来，更确切的提法是 “管家弄
权”。
股份公司制是适应生产规模扩大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用马克思的话
说，它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某种变形或消极的扬弃。
将个人资本变成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与
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直接联合起
来的个人的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的阶级性质，相反，它却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公司帝国，
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股份公司制的出现，也给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并且产生了它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一方面，资本所有权与企
业的控制权完全分离了，资本所有者完全同现实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无关，他们变成了
凡勃伦所说的 “有闲阶级”和 “不在所有者”，变成了凯恩斯所说的 “食利者阶层”。
马克思从中看到了它对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扬弃）。另一方面，由于
代理成本的存在，这在委托代理关系和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
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完全抵不上其消极意义，因为它造就了
一个新贵阶级或阶层———经理或ＣＥＯ们。就像官僚阶层控制了国家并把国家由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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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一样，这个技术阶层已经寻求到了没有所有权的控制权，他们成
为企业的实际主人，并且同样有效地迫使工人做资本家愿意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参与
到对剩余价值的瓜分中去，并且占据了有力的位置，这便引起了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公司生产的巨大财富以及他们所享有的丰厚的待
遇和权力，使他们成为人上人，成为社会公众羡慕的对象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他们
成为社会瞩目的中心，所有的光环都在他们头上闪耀，就仿佛这是他们应得的，就仿
佛社会财富的９９％都是他们创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的存在。大多数经济学家
和管理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公司制的出现，在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监督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委托
代理关系，在公司的管理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谁来监督监督者？”也产生了一
种新的监督成本———代理成本。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事务让另一个人来处理，委托代
理关系就产生了，前者作为委托人，而后者作为代理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信息不对称或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代理人
可能或必然背离委托人的利益或不忠实委托人意图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发生了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了使代理人的行为忠实于委托人的目标而发生的成本称为代
理成本。在企业内，管理者与工人之间以及资本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都是一种委托代
理关系，不过经济学家更注重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谁来监督监督者？对这个问题
的解决产生了经济学的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代理理论试图通过设计激励兼容机
制解决代理问题，它给出的办法就是加大防止经理们偷懒的各种激励和奖励，如股票、
期权、年薪和奖金等。这非但不能解决监督监督者问题，资本主义大公司的财务诈骗
和丑闻 （如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仍然层出不穷，反而使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公司
治理结构理论试图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较健全的监控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由于
信息的不对称，这也不是一种好的解决办法。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用以解决监督监督者问题的较好的机制来自于外部的竞争机
制，来自于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来自于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值定价机制。所有
这些来自外部的竞争机制最初都不是为解决监督监督者问题而设计的，然而它们能对
经理们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就像市场竞争机制迫使每一个追求私利的人会对社会
和公众的福利做出贡献一样。很明显，西方经济学家们用以解决监督监督者问题的办
法招致了巨大的代理成本，而大公司只有在扣除了代理成本之后还有剩余的情况下才
能有效地运转，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公司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而财富的分配是
极其不公正的；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确实形成了节省代理成本的一系列有效机
制，而这些机制原初并非为解决代理问题而设计的。西方经济学家为解决代理问题而
设计的办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招致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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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成本究竟有多大？这取决于是否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在信息
不对称和完全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它可以等于在没有代理关系
时委托人可能得到的全部利益与委托人付出的监督成本之和，说明白点就是，它可以
把委托人的全部家当都祸害完毕。按照詹森和梅克林 （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９６）的
定义，代理成本可分为三部分：（１）签订契约的成本；（２）委托人的监督成本；
（３）剩余损失，即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货币损失，它等于代理人决
策和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结果之间的差额。前两项成本是制定和执行契约过程中
发生的事前和事后实际成本，最后一项是不遵守契约的机会成本。有一套有效的监督
和约束机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而缺乏一整套这样的机制，代理成本就会高的惊人，
它完全可能鲸吞全部利润乃至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最终使企业破产。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我国的国企改革。在所谓的国企改制和大撤退的过程中，差
不多所有在竞争领域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都消亡了，剩下的是盘踞在垄
断领域的极少数国企大公司。这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例证。在我
们看来，国企改革的失败根本不是因为它的低效率，而且因为完全缺乏制约经理行为
的有效机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是行政机构，指望其担
当起履行监督的责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成立国资委也是如此。工人在名义上是工
厂的主人，而实际上仍然是雇佣劳动者，而且是松散的、分散的、对企业管理没有任
何权利的个体雇佣劳动者。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国企的经理们成为工厂的实际
主人，就像私人企业主一样。但和私人企业主不同的是，后者毕竟关心自己财产的保
值和增值，为此要尽量地降低各种成本，而前者使用的不是自己的财产，而是一种公
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不付成本地多拿和多占才是一种理性行为，要使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尽量地使国有资产迅速地贬值和流失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
益，因为他们可以通过 ＭＢＯ即管理层收购的方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迅
速地成为一夜暴富的私人企业主。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条件下，恐怕只有良心和对法律
的恐惧才能使经理们有所忌惮，但在丰厚的报酬的巨大诱惑下，道德的和法律的底线
被彻底地突破了。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许多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迅速衰败的故事，我们
也听到了国企大公司的高管们令人乍舌的高工资、极尽奢华的铺张浪费以及天文数字
般的 “三公消费”等诸如此类的故事。这些就是这种制度必然要付出的高昂的代理
成本。
在市场竞争领域，只有解决了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国有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在信
息不对称和完全缺乏制约经理行为的有效机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破产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而把国企搞好却是个例外。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和股
票市场这种情况，美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詹姆斯·杨克 （Ｊａｍｅｓ Ｙｕｎｋｅｒ）和普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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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汉 （Ｐｒａｎａｂ Ｂａｒｄｈａｎ）设计了成立专门实施监督职能的经济机构和利用银行监督企
业职能的新模式，用以克服兰格模式存在的代理问题和软预算约束。它们都是解决监
督监督者问题的好办法，可惜没有实行。
高昂的代理成本还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收入、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
平将社会撕裂为一个１％和一个９９％的两个社会。我们以美国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美
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施韦卡特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ｗｅｉｃｋａｒｔ，１９４２～）曾借用简·
潘 （Ｊａｎ Ｐｅｎ）的关于 “一群侏儒和几个巨人的游行队伍”来直观反映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的
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全体家庭进行一个小时的游行，家庭个头的长高十分缓慢，至
第３８分钟才出现了平均收入水平５．５万美元 （６英尺高），随后游行队伍的高度开始提
速，第５８分零６秒，美国总统走来 （４０万美元，４４英尺），随后１００多位和１１０层摩
天大厦芝加哥的西尔摩斯塔一样高的ＣＥＯ们骄傲地走来 （１ ０００万美元，１．１万英尺），
几秒钟的时间内巨人的躯体飞速升高，到最后是比尔·盖茨，他是喜马拉雅山的１６
倍！请注意，这是一年收入的分配不平等，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将更可怕。收入是你的
现金流，而财富是你所拥有的资产，它会带来更多的财富。２０００年，美国１％的人掌
握了４０％～４５％的国民财富，比其余的９５％的人口拥有的总和还多。［１１］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２００１年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４３～）于
２０１１年５月在 《名利场》（Ｖａｎｉｔｙ Ｆａｉｒ）杂志上发表题为 《１％的人所有、１％的人治
理、１％的人享用》（“Ｏｆ ｔｈｅ １％，Ｂｙ ｔｈｅ １％，Ｆｏｒ ｔｈｅ １％”，文章的题目套用了林肯的
名言，即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意指现在的美国
社会，１％和９９％的位置颠倒了过来）的文章，他指出：“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
顶端的１％人口每年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１／４。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１％人
口所控制比例达４０％。”他还这样写道： “塔尖的１％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
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
命运还取决于其他９９％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塔尖的１％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
但往往为时已晚。”［１２］当中下层阶级从经济增长中分得少许的好处时，问题被掩盖了起
来，一旦经济危机爆发，由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社会矛盾立刻尖锐起来。马克·吐温
为他那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创造了 “镀金时代”这一概念，这个时代只有表面上金
光灿烂，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穷和被撕裂的社会。当２００８年的金融风暴席卷
全球之际，中产阶级迅速地破产了，大多数劳动阶级降低了收入，甚至失去了工作和
家园．而那些巨额亏损的、靠政府以纳税人的钱救济的大公司的ＣＥＯ们却依然得到天
价的薪酬，并显示出摆阔的消费。这一尖锐的对比，立刻引起了公愤。从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７日开始 （这一天是美国的宪法日），美国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名为 “占领华尔
街”（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的和平示威活动，以表达对贪婪腐败的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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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
劳动雇佣资本的企业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代理成本问题，或者可以将其降至最低，
就像古典企业做的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是因为企业的经理是由企业的全体劳动者聘
任的，经理必须对全体劳动者负责。这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与资本主义企业的
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企业的管理者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也
是普通的劳动者，从事的是协调劳动分工的工作。全体劳动者都是在场的监督者，而
企业的管理者是在全体劳动者的眼皮底下工作，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完全不存在。企
业的经营状况可以通过季度和年度的财务报表随时了解，企业的财务是非常透明的，
哪一笔资金用在哪一种用途上一目了然，并且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利用职务之便而
侵占和侵害集体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
将很快被发现。那些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的管理者将很快被撤换掉，而留下的都是有
能力的尽职尽责者。那些非常有能力的、能为企业带来较大价值、但向企业索取较大
份额的管理者也在不受欢迎之列。在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社会
并不缺少企业家才能，否则等现有的企业家都死光了，社会岂不会停滞不前？总有更
好的、愿意接受更低报酬的企业家等在那里，他们之所以未能施展他们的企业家才能，
是因为位置被别人占据着。企业家会犯决策错误，错误的决策会带来企业的损失，但
问题很快就会被发现，错误会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将损失降至最小。
五、结论
企业内的资源非配置型低效率包括Ｘ低效率以及很可能高的惊人的监督成本和代
理成本。这种非配置型低效率导致了稀缺资源巨大的浪费，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由
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产生的社会福利净损失。１９５４年，美国经济学家阿诺德·哈伯格
（Ａｒｎｏｌｄ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２４～）在 《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 《垄断与资源配置》一文，
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垄断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测度。他用垄断价格减去竞
争价格、用竞争产量减去垄断产量来计算代表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的那块三角
形的面积 （此三角形因此被称为 “哈伯格三角”），然后把各个部门的三角形面积加总，
得出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总损失。然而，哈伯格得出的结论却令人目瞪口呆，根据他
的计算，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总损失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１％。这个结论意味着
经济学家和反垄断当局正在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浪费在一种得不偿失的鸡毛蒜
皮小事情上。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经济学家们与其去
限制垄断，还不如去消灭白蚁。前面已经指出，据莱宾斯坦的估算，美国任一时刻的
吴宇晖、佟训周：市场失灵，还是制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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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低效率的数量可能达到国民生产净值的２０％～４０％，甚至超过了５０％。也许有人认
为莱宾斯坦夸大了Ｘ低效率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因为他给出的估算数字太不精
确，波动的幅度太大。然而我们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企业制度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
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可以克服企业内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和不完全信息
或非对称信息而必须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是否存在外部的竞争机制，企业的非
配置型低效率完全可能在更大的幅度上波动，譬如在０～８０％之间。
如果经济福利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目标，那么经济学家们就不应该只关注稀缺资
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而忽略了企业内部存在的非配置型效率。而正统经济学家却对企
业内生产活动导致的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熟视无睹。如果这是
一种疏忽，那么在莱宾斯坦提出Ｘ低效率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对此重视起来。
如果经济学家们继续忽视这个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原因来解释———意识形态。对
企业内非配置型低效率存在原因的分析，必然涉及到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不合理性，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剥削、异化、劳资对抗和阶级斗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分析领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完全回
避了对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分析，而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市场配置效率问题上。这样
一来，制度和组织的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复存在了，市
场制度变成了供求曲线，企业制度是一种生产函数，而分配则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
力。主流经济学由于远离现实而变得苍白无力。
要彻底消除企业内存在的资源非配置型低效率问题，就必须建立起这样一种新型
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以 “劳动者主权”而不是以资本所有权作为企业配置权力
的基础，实现劳动雇佣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全体劳动者都是企业的管理者和
监督者，他们在 “一人一票制”的基础上集体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分享集体收入，
并选聘对其负责的经理进行日常管理；参与制和分享制将会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和把
劳动者的命运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会极大地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
极性，他们会以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尽量小的努力进行工作，从而改变莱宾斯坦所说的
惰性区域和努力—满足曲线；他们也将尽可能地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和其他成本，就像
对待自己的财物一样。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心理因素和环境因
素的改变，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根本的和最大的利益。我们把这种企业制
度叫做 “经济民主”。
第３卷第２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２年４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ｐｒ．２０１２
１５７
参考文献
［１］罗杰·弗朗茨．Ｘ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 ［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ｖｅ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ｓ．“Ｘ－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Ｊｕｎ，１９６６）．
［３］莱宾斯坦．微观经济学与Ｘ效率理论：假如没有发生危机，也应当有危机 ［Ｊ］．贝尔等．经
济理论的危机 ［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１９８５．
［４］Ｖａｎｅｋ，Ｊａｒｏｓｌａｖ．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Ｍ］．Ｉｔｈａ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ｓｋｔｏｐ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１９８５．
［５］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９．
［６］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７］Ｇｏｏｄｍａｎ，Ｐａｕｌ，Ａｋｋ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ｉｓｍ：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Ｍ］．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４．
［８］纽伯格和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分析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９］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０］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１］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Ｏｆ ｔｈｅ １％，Ｂｙ ｔｈｅ １％，Ｆｏｒ ｔｈｅ １％ ［Ｊ］．Ｖａｎｉｔｙ Ｆａｉｒ 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１１．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ｎ Ｎ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Ｆｉｒｍｓ
Ｗｕ Ｙｕｈｕｉ，Ｔｏｎｇ Ｘｕｎ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ｃａｒ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ｓ，ａｎｄ，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ｒｏｄ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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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ａ ｈｕｇｅ ｗａｓｔｅ ｏｆ ｓｃａｒ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Ｂｕｔ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ｎ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ｏ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ｆｉｒ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Ｘ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ｕ Ｙｕｈ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ｎｇ
Ｘｕｎｚｈｏｕ，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