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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心理福利与社会支持
刘慧君,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医疗服务私有化与
价格上涨、社会快速流动与分化,可能严重影响民众心理福利。但鲜有研究考察社会转型的心理福利后果
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 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5),检验了医疗支出负担、社
会地位及其比较、社会支持同城乡居民心理福利的关系,并在中国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日渐暴露的背景下,
关注了婚姻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在其中的角色。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福利存在普遍影响,市
场化转型更可能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福利。在中国转型社会,社会支持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且
可以缓冲医疗支出负担加大和相对被剥夺地位对农村居民心理福利的负面影响;婚姻的功能角色呈现多
元化,既加大了医疗支出负担的负面影响,也强化了其他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对理解和改善社
会转型的心理福利后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借鉴。
关键词:社会转型;医疗支出;社会比较;心理福利;婚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6162(2012)02- 0042- 10
收稿日期:2011-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08&ZD048)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H019)
作者简介:刘慧君(1975-),女,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西安交
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E-mail:liuhuij@;李树茁(1963-),男,毕业于西安交
通大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进入 21世纪,整个世界都处于急剧的社会变
迁中。特别是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自 1980年以
来,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
下,经历了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的快速转型,人民的
社会生活受到深刻影响。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
增长的经济收益和积极的前景预期,有助于心理健
康与福利的改善 [1];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提高
了市场化程度,政府在医疗、住房等基本社会福利
领域的功能弱化[2],医疗服务私有化和医疗费用快
速增长,甚至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3-4]。根据《2010
年卫生统计年鉴》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卫生
费用中的个人支出由 1990年的 267.01 亿增长到
2009 年的 6570.83 亿,膨胀了近 24 倍,而同期城
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分别增长 11.4和 7.5倍。对
那些患有严重、长期疾病的家庭而言,医疗负担的
加重将使经济处境进一步恶化,心理焦虑和压力
加剧[5-6]。
Yu的一项针对中国城镇居民的研究发现,即
使在公费医疗保障相对健全的城镇地区,在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中,那些从事职业具有更大的市场风险
和不确定性的个体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在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心理健
康问题相对缓解[7]。但 Yu的研究并不能解答,在中
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下,无论社会经济处境还是公共
医疗服务都处于劣势的农村居民,是否面临更严重
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而且,该研究关注的是宏观层
次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忽视个体层次经济处
境的直接比较。实际上,人们参照比较的范围往往
是局部而非整体的[8]。社会转型带来的收益和风险
并非由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的获取和承担。在优胜劣
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居于资源优势地位的群体
因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而更多享受到改革的收
益[9],恰恰是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承担了改
革的成本,并更多遭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冲
击。显然,社会转型更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心理福
利,而经济条件的相对改善可以部分抵消社会转变
对心理福利的损害。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仅拉大地区差异,
也导致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加剧[10-11]。贫富差距拉
42
大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在“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心理定势下,强烈不公平感和相对剥
夺感就会使那些适应能力差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
心理障碍,甚至引发心理疾病[12]。另外,伴随中国经
济社会转型,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
率,导致中国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大量的过剩男
性将作为新的社会弱势群体,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忽
视的重要力量。基于向上婚配规则和城乡二元结
构,城镇地区过剩男性的婚配问题会因为女性的婚
姻梯度迁移而得以缓解,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主要
应集中在落后的农村地区[13-14]。同时,城镇地区白
领阶层的大龄未婚女性也面临严重的婚配问题,据
此,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失婚会进一步加大农村居民
的弱势地位,导致心理福利的进一步恶化,城镇地
区女性的较高社会地位则有助缓解失婚的负面影
响?李艳等[15]基于个别县区的数据证实了失婚对农
村男性的负面影响,但相关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
证支持。
转型期社会心理福利的急剧变化,不禁让我们
重新思考时下政府公共服务的角色功能定位,希望
理清以下问题:中国的体制转型到底是改善还是恶
化了民众的心理健康与福利?再次强化政府的医疗
服务责任,是否能有效改善心理福利,降低社会冲
突?在中国长期以来家本位的文化传统下,以家庭
为基础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是否可以弥补政府支
持系统薄弱的不足,有效缓解社会转型对心理福利
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
一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下,城乡居民医疗支出
负担、感知社会经济处境及纵横向比较对心理福利
的影响,并探讨婚姻及其它社会支持,在社会转型
中对心理健康与福利的影响与调节作用。
1 理论假设
社会处境、相对比较与心理福利
根据 Lazarus 和 Folkman 提出的压力理论,任
何的社会、生活事件都可能构成潜在的压力,但该
事件是否真正对个体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取决于个体对该潜在压力和自身应对资源的综合
评估。如果人们认为该事件不会构成威胁,或有足
够的资源进行应对,其心理健康就不会受到影响,
否则就会导致心理健康的恶化[16]。在社会转变中,
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同时、同等程度或以同样的
方式经历这些社会转变的后果。可能这些宏观层次
的社会转变仅对部分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即使某些
人的个人生活受到这些转变的影响,他们也不一定
必然意识到这种转变[17]。因此社会转变对心理福利
的影响,取决于事件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程度及个体
对自身应对能力的评估。这意味着在中国体制转型
中,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脆弱群体,将首当其冲受
到医疗服务市场化带来的风险冲击。而且,因为欠
缺足够的资源应对转变,往往在风险评估中感知到
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18]。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
研究显示,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在那些较低社会经济
地位的群体中普遍存在[19]。对于那些感知到自己较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这种风险意识和心理压力
将更加突出。另外,中国二元化的城乡格局,导致
农民整体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获取较低的经济收
益[20]。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 1:医疗支出更可能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心
理福利。
假设 2:感知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心理福
利越差。
假设 3:医疗支出负担更可能对农村居民的心
理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转变的成本和代价并非由社会成员公平
地承担,而更多地由经济落后地区的处于社会弱势
地位的群体来承担[7]。近来有研究显示,并非贫困的
经济地位本身,而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更可能解
释心理压力问题[21]。这是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往往
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基于相对剥夺理论,个体
对自身处境的评估并非依据绝对的、客观标准,而
是选取一定的参照,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
行比较,如果获取的少,损失的多,就会产生一种被
剥夺的心理感受[22]。而且,在参照物的选取中,往往
基于局部的信息,该信息可能来源于人们过去的生
活体验和感受,也可能基于对自己周围特别是熟识
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的评价[23]。研究也证实,无论
与过去状况相比,还是与其他人的状况相比,经济
地位的相对状况与个体公平感显著相关[24]。因此,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社
会流动和阶层新分化导致的社会地位的绝对和相
对改变,可能通过社会比较机制,影响个体的压力
评估和心理健康。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两个假
设:
假设 4:与过去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程度
越高,心理福利越好。
假设 5:与同龄人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心
理福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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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婚姻与心理福利
用于应对社会改变的资源,并非局限于个人资
源。基于林南[25]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作为一
种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
资源,个人资源指个人拥有的财富、体魄、知识、地
位等可以为个人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指那些镶嵌
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存在于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必须与他人发生交往才能获
得,对于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实
现个人目标的有效途径。社会关系资源作为一种重
要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
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
良好情绪体验也具有重要意义[26]。社会支持作为缓
冲器,主要通过在压力评估中降低压力感、提供
压力问题的解决途径及降低事件的重要程度来缓
解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27-28]。过去几十年的
研究也证实,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直接的影响,
能够降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并能够提高心理福
利 [27-30]。而且,感知的社会支持比现实的社会支持
与心理健康有更强的联系,社会支持对心理福利的
作用是以感知到被提供社会支持为前提的[31]。因
此,感知社会支持,既对心理健康与福利存在直接
影响,也会通过缓解社会转变造成的心理压力而间
接影响心理福利。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在面对不同
的压力事件时,对心理健康的保护效用会不同,但
亲密的社会关系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要大得
多 [32]。 而且社会融合与个人社会关系资本的获取
紧密相关,特别是心理层次的社会融合,对保持良
好的情绪体验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6:社会支持与融合程度(包括亲密关系、
社会融合)越高,心理福利越好。
假设 7:社会支持与融合(包括亲密关系、社会
融合),可以缓冲医疗支付负担、感知的不良社会处
境对心理福利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作为一种强关系远比
其他关系网络更能保障心理健康[32]。特别是在中
国,差序格局的社会交往模式,使得亲属关系网络
提供的社会支持远超过其他网络。社会转型中,家
庭(包括由血缘、姻缘关系延伸的扩展家庭)对其成
员的经济保障功能的增强,成为抵御生活风险和消
解危机的“救生筏”[18]。婚姻作为家庭构建的关键
途径,自然成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对心理健康
发挥保护作用[33-36]。婚姻对心理健康的保护功能主
要通过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来实现。由于婚姻
能够带来伴侣的收入,并降低生活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经济生活水平。精神健康问题往往与较
低的生活水平有关[36],而已婚群体遭遇经济困难的
机率最低[35]。而且,由于伴侣之间可以提供亲密的
感觉、陪同和日常的互动,有助于减少沮丧和精神
疾病,有效缓解心理压力[37]。婚姻代表着一种社会
契约,也能够为其成员提供一种持久、归属的感觉
和更明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38-39],并对不健康的行
为形成一定的制约[4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已
婚人群的身体、心理健康与福利。另外,婚姻也提供
了进入对方的朋友、亲属和社区网络的机会,已婚
身份也有助于在社会交往中赢得信任和认同,因
此,相比未婚人群,已婚群体往往拥有更大的社会
网络和更多的社会支持[41-42]。即婚姻不仅通过情感
支持直接对心理健康构成保护,也通过提高社会融
合和支持程度,进一步增强已婚人群的心理健康与
福利。已有研究也都证实,无论是相比未婚群体,还
是离婚、丧偶等群体,已婚群体遭受心理困扰和焦
虑的可能性都显著降低[43-45]。因此,可以形成如下假
设:
假设 8:已婚群体相比单身群体,心理福利显
著改善。
假设 9:医疗支出负担更可能降低未婚群体的
心理福利。
假设 10:相比未婚群体,已婚群体的社会支持
与心理福利的关系增强。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年度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组织,是一项大型
的持续性社会调查①。调查利用了中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 1%抽样调查的抽样框,采用分层设计、PPS抽
样方法(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首先在中国
28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青海、宁夏除
外),抽取 125个县级单位,然后以县区为单位,抽
取乡镇和街道,以乡镇和街道为单位抽取社区,并
在各社区以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10户调查对象,最
后采用 Kish表每户抽取 1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
①具体信息可登录以下网站查询:http: / /www. cssod. org /,笔者感
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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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界定为 18~69岁的成年人,采用入户面谈的
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包括个人与家庭情况、心理健
康、经济态度与行为评价等 7个模块。经清洗和检
验后,确认的有效样本为 10372个。但在本研究中,
为了比较社会转变中心理福利的城乡差异,并重点
分析婚姻的作用,因此,剔除了户口性质为“其他”
的样本 29个,拒绝回答婚姻状况的样本 2个,最终
保留 10341个样本用于本研究的分析。其中城镇户
口的样本为 5781个,占 55.9%;包括离婚、丧偶在
内的单身样本为 1589 个,占 15.4%;女性占
52.6%,平均年龄在 45岁,初中以下教育程度占
67.1%,54.9%的人收入在 500元以下。无论教育程
度还是收入水平,城镇地区整体高于农村地区,未
婚高于已婚群体。具体如表 1所示。由于医疗支出
存在缺失值,最终纳入回归分析的数据来自 9195
个样本。
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心理福利。本研究关注的产出变
量为主观感知的心理福利。心理福利是与人们的精
神和心理相关,且主要通过主观评价与感受衡量的
幸福和利益[46]。在早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
心理福利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被测量为包括
生活满意度、正向的和负向的情感在内的三个指
标,其中生活满意度关注个体认知的层次;正向和
负向的情感侧重情感层次,其平衡点被界定为生活
幸福感[47-48]。尽管后来心理福利被逐渐细化成一个
多维度的概念[49],但仍然围绕对个体认知和情感的
评价。在本研究中,对心理福利的测量选取了早期
的测量方式,并放弃了多维量表的测量方式,从一
般意义上评价个体在生活方面的整体认知及内在
的正向和负向的情感体验。即由三个题项,生活满
意度、生活开心度和心理困扰三个指标来测量。对
于生活满意度,通过询问“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
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来度量,问卷中提供了“非常
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级选项;
生活开心度的度量,则通过问题“您认为您现在生
活中开心的部分会占到您整个生活的几成”来实
现,问卷提供了 1~10的选项,但在数据分析中,首
先将生活开心度合并成了五级(1~5);为度量心理
困扰,则询问了调查对象“在上个月内是否因为一
些情绪问题(例如焦虑、抑郁或易怒的感受)而感到
困扰”,选项同样采用了李克尔特五级量表的形式。
将三个题项的值合并之前,心理困扰的负向赋值首
先被正向转化。总分值在 5~15之间,分值越高表明
心理福利越好。心理福利的信度系数为 0.644,在可
接受范围。
(2)解释变量:社会转变。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变
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下的社会转型,因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体制改革下的社会转变。对于体制
改革下的社会转变的测量,从客观影响和主观感受
两方面进行。客观影响侧重医疗支出费用的增长,
通过询问“去年支出的医疗费用大约是多少”来度
量,在调查中特别强调此医疗费不包括公费和保险
分担的数额,只是单纯家庭负担的部分。而且为了
表 1 样本特征与差异性分析
自变量
城镇样本(N=5781)
已婚
(N=4682)
未婚
(N=1099)
t检验
(P值)
未婚
(N=490)
t检验
(P值)
已婚
(N=4682)
未婚
(N=1099)
核
心
变
量
︵m
ean
︶
心理福利 ()() ()()
身体健康 ()() ()()
医疗支出 () () () ()
社会地位 () () () ()
纵向比较 () () () ()
横向比较 () () () ()
社会融合 () () () ()
紧密关系 () () () ()
教
育
程
度(%
)
非正规
教育
小学
初中 ()
()
城镇样本(N=5781)
教
育
程
度
(%
)
高中
大专以上
个
人
收
入
︵
元
︶
无收入
1~250
251~500
501~1000
1001~2000
>2000
性
别(%
)
男
女
年龄(mean)
自变量 已婚
(N=4070)
未婚
(N=490)
()
()
已婚
(N=4070)
农村样本(N=4560) 农村样本(N=4560)
注:表中教育程度和性别为百分比,其它为均值比较,括号内为方差;T检验结果 P< 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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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假设 1,医疗支出负担被最终用来作为测量社
会转变客观影响的指标,即去年的医疗支出费用除
以去年的家庭总收入。主观感受从感知的社会地位
及其社会比较来测量。感知的社会地位通过询问
“您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那个层次”
来度量,问卷中提供了“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
层、下层”五级选项;社会比较包括两个题项,分别
询问了“与同龄人比较”及“与三年前比较”社会经
济地位的情况。四个选项中“差不多”与“不好说”合
并,“较低与下降”与“较高与上升”作为另外两个选
项。所有负向赋值被正向转化,分值越高表明在社
会转变中感知社会经济处境越好。回归分析中分别
纳入。
(3)解释变量: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测量包
括社会融合、亲密关系和婚姻三个指标。社会融合
通过询问“您对一些重要事情所持的观点和看法与
社会大众一致的时候有多少”来度量,对于亲密关
系,则询问了调查对象“与亲戚/朋友之间接触和联
系的密切程度”,选项都采用了李克尔特五级量表
的形式,而且均为正向赋值。婚姻状况作为另外一
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同时作为测量中国社会人口转
变的重要内容,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尽管随
着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日渐暴露,被迫未婚将
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但考虑到性别结构失衡
同时也会对婚姻稳定性和再婚市场产生影响,因
此,本研究将婚姻状况分为单身和已婚两种:单身
包括未婚、离婚未再婚、丧偶未再婚;已婚包括初
婚、离婚后再婚、丧偶后再婚。
(4)控制变量:感知身体健康。对于感知身体
健康状况的测量,主要由三个题项构成。询问了调
查对象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感觉到身体的任何
部位有疼痛”、“是否曾因为健康状况影响到日常活
动”、“是否曾因为健康状况影响到日常工作(家里
和家外)”。选项同样采用了李克尔特五级量表的形
式。负向赋值被正向转化后进行合并。总分值在 5~
15之间,分值越高表明感知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感知身体健康的信度系数为 0.899,存在很高的内
部一致性。
(5)控制变量:人口经济特征。人口经济特征变
量包括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由个人最终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来测量,在问
卷中被分为 23类。考虑到有些选项样本数较少及
便于比较,研究中将类别进行合并,最终划分为非
正规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以上 5级
分类。个人收入通过询问“上个月所获得的包括奖
金、补贴、分红等在内的个人总收入”来度量。数据
分析中将其分类处理为:无收入、1~250、251~500、
501~1000、1001~2000,2000元以上。性别作为二分
类变量,0为女性,1为男性。年龄作为连续变量,以
实际年龄大小纳入分析。
分析策略
首先,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比较单身和已婚
两个群体的心理福利、医疗支出负担、感知社会转
变和社会支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在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中,分析社会转
变、社会支持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并关注社会融合
与社会关系对社会转变与心理福利的调节作用。为
检验该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数据分析区分
城镇和农村样本,建立四个线性回归模型:模型 1
纳入所有控制变量;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纳入
社会改变变量;模型 3在模型 2的基础上纳入社会
支持变量;模型 4在模型 3的基础上纳入社会融
合、社会关系与社会转变的交互项。
最后,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比较单身和已婚
两个群体心理福利影响机制的差异,以分析婚姻状
况对社会转变、社会支持与心理福利的调节作用。
3 分析结果
城乡已婚群体与未婚群体的差异性
分别在城乡两个样本中,对已婚群体与单身群
体的心理福利、身体健康状况、社会转变与社会支
持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所示。除同龄之间横
向比较和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外,其他差
异都达到统计显著性(P值未显示)。无论已婚还是
未婚,城镇居民的心理福利和身体健康状况都明显
好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尽管医疗支出负担更重,
但更认为经济地位在改革中有了更好的改善,且存
在更亲密的社会关系。在城镇样本中,已婚群体的
心理福利、医疗支出负担与社会融合程度都显著高
于单身群体,但已婚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明显差于
单身群体。在感知社会地位、地位纵向比较、地位横
向比较及紧密关系方面,处于已婚状态的群体与单
身群体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农村户口的样本中,
两个群体在所有特征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已婚群体
不仅心理福利显著高于单身群体,在社会转变中感
知到的社会地位及其改善、所获得的社会支持都显
著高于单身群体。但在身体健康和医疗支出负担方
面,已婚群体的身体明显差于单身群体,医疗支出
负担也显著提高。
46
社会转型、社会支持与心理福利
(1)影响机制。表 2显示了各模型的回归分析
结果。模型 1考察了身体健康状况与个体社会人口
特征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这
些控制变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都达到了统计显著
水平。相比之下,男性心理福利更差;年龄越大、教
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心理福利越好。模型 2在
控制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条件下,考
察了社会转型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发现在同等健康
状况下,医疗支出负担越重,心理福利越差。即医疗
支出更可能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心理福利。假设 1得
以证实。社会地位、地位的纵向和横向比较与心理
福利也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市场体制转型中,能保
持较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地位提升的人,心理福利
获得了显著改善;但如果地位提升慢于同龄人,心
理福利也会显著降低。假设 2、4、5 得以证实。但相
比城镇居民,医疗支付负担对农村居民心理福利的
影响更大,假设 3得以证实。模型 3在模型 2的基
础上加入社会支持变量。发现在城乡两个样本中,
社会融合、亲密关系对心理福利的影响都达到统计
显著水平。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与亲朋好友的关系
越亲密,越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假设 6得以
证实。而且,在控制其它社会支持变量的情况下,婚
姻状况与心理福利显著正相关。相比单身群体,已
婚群体的心理福利得到显著改善。说明婚姻对心理
福利存在直接影响。
(2)调节效应。模型 4在模型 3基础上进一步
增加社会融合、亲密关系与社会转型变量的交互
项。在城镇样本中,所有的交互效应项都未达到统
计显著水平,说明社会融合和亲密关系对医疗支出
负担、社会地位、地位比较与心理福利的影响并不
存在调节效应。在农村样本中,医疗支出负担与社
会融合的交互项与心理福利显著正相关,但医疗支
出负担、社会融合的主效应不再显著,说明社会融
合对医疗支出负担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调节作
用,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医疗支出负
担增加对心理福利的负面影响;亲密关系与医疗支
出负担、地位横向比较的交互项也在 10%的水平上
达到显著,医疗支付负担、横向比较的主效应不再
显著,但亲密关系对心理福利的主效应仍然显著,
说明亲密关系不仅对心理福利存在直接保护作用,
对医疗支出负担、地位横向比较与心理福利的关系
也存在调节效应,拥有更亲密的社会关系,可以有
效缓解相对同龄人更低的社会地位对心理福利的
负面影响,但强化了医疗支出负担对心理福利的负
面影响。
表 2 心理福利的 OLS 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中数值显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P<,**P<,*P<,+P<。
城镇样本(N=466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9 12 20 5 9 12 20
*** ***
自变量
控
制
变
量
性别(女)
年龄
教育
收入
身体健康
社
会
转
变
社
会
支
持
社会融合
自变量
交
互
效
应
医疗支出×
社会融合
医疗支出×
亲密关系
社会地位×
社会融合
社会地位×
亲密关系
横向比较×
社会融合
横向比较×
亲密关系
纵向比较×
社会融合
纵向比较×
亲密关系
df
Adjusted R2
F
农村样本(N=4258)
模型 4
**
**
*
***
**
*
*
***
农村样本(N=4258)城镇样本(N=4663)
医疗支出
社会地位
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
***
**
***
***
**
***
紧密关系
婚姻(未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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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对心理福利影响因素的调节
为识别婚姻状况对其他变量与心理福利关系
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单身和已婚群体,在城镇
和农村样本中进行 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
示。无论在城镇样本还是在农村样本中,医疗支出
负担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在已婚和单身群体中差异
显著,但与假设 9不同的是,医疗支出负担对已婚
群体的心理福利影响更大。另外,无论已婚还是单
身群体,医疗支付负担对农村居民的心理福利影响
更大,假设 3被进一步证实。在城镇样本中,感知社
会地位及其比较、社会支持与融合对心理福利的影
响,在已婚和单身群体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
农村样本中,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非常明显,地位
纵向比较、社会融合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在两个群
体中差异显著,社会融合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在农村
单身群体中被削弱而非增强,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也更可能改善已婚农村居民的心理福利。另外,收
入和年龄对心理福利的影响在城镇已婚和未婚群
体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已婚群体的心理福利随收入
的提高、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单身群体的心理福
利与年龄无关,而且随收入的提高心理福利反而下
降。对农村已婚群体,心理福利随教育程度的提高
和年龄的增长而改善,但对未婚群体而言,心理福
利不存在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差异。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转型,在提升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加大了收入差距
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这将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影
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本研究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为背景,采用全国性样本,系统地分析和比较城镇
和农村地区心理福利与社会转变的关系,重点关注
了婚姻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支持对社会转变与心
理福利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以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经济、社会、人口转型下心理
福利的后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借鉴。同时对理
解中国老龄化和性别失衡社会下婚姻的作用,也有
很好的启迪价值。以下归纳相关研究结论,并提出
对策建议。
医疗负担与心理福利
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医疗支出负担都是影
响心理福利的重要指标,但在农村地区,医疗支出
负担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更大,是城镇地区的 3倍。
而且在控制感知社会地位及地位比较变量下,医疗
支出负担对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仅在 10%水
平上达到显著。这是由于尽管同样面临医疗费用增
长问题,但在城镇,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
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有力地降低了医疗支付
负担,而农村地区自农村合作医疗在 20世纪 80年
代瓦解后,医疗支出却完全要由个人承担。2005年
以来,随着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政府医
疗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重新承担起更多的医疗服务责任。
既然减轻医疗支付负担,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护
城乡居民的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应当克服阻力,继
续深化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制
表 3 已婚与单身群体心理福利的 OLS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城镇已婚(N=3599) 城镇单身(N=736) 农村已婚(N=4137) 农村单身(N=448)
生活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 *** *** *** ***
医疗支出负担 ** *** *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 *** *** *** ***
地位横向比较 *** *** *** ***
地位纵向比较 *** *** *** *
社会支持/
融合
社会融合 *** *** ***
紧密关系 *** *** *** ***
社会经济
特征
教育(非正式) **
收入(无) * *
年龄 *** *
性别(女) * *
Adjusted R2
F
注: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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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加大经费投入和服务供给力度。鉴于减轻
医疗支出负担对城乡居民心理福利影响存在差异,
在公共服务支出一定的条件下,为保证公共医疗服
务支出效用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应当优先保障农
村地区医疗制度改革支出,且在保障大病的基础
上,推广即时报销制度,扩展保险范围和医疗救助,
以保障农村底层民众的就医落到实处。但目前医
疗支出方面的公共资金大都集中于发达的城市医
疗部门 [4],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中,要以什么样的
公共医疗服务投入,来有效降低农村医疗负担,应
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社会地位与心理福利
在体制转型中感知的绝对、相对社会地位对心
理福利的影响更大。不仅绝对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
影响心理福利,社会经济地位与过去、同龄人相比
较的纵向、横向差距,也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的
感觉,对心理福利产生损害。而且,这种影响无论是
在城镇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无论是对已婚群体,
还是对单身群体,都普遍存在。这些发现告诉我们,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之一,中国呈现出心理福
利差距拉大、心理严重失衡的新模式。而且,随着中
国社会转型中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这种相对被剥
夺的感觉会进一步增加,其对心理福利的损害也将
进一步增强。
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无疑
为社会冲突的爆发及风险的放大奠定了心理基
础[50]。必须多管齐下削除风险根源:
(1)加强弱势人群心理建设,通过文化上的、心
理上的、精神上的引导、扶助和治疗,缓解相对剥夺
感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心理伤害。可以考虑面向社区
和乡村,设置专职义务心理辅助机构,提供心理援
助与支持。
(2)努力缩小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向弱势
群体提供更多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他
们的就业和创收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
会,拓宽底层群众创收渠道和收入水平,逐渐改变
弱势人群的收入劣势;进一步完善新农村与社区建
设,提供更多优良的低成本的基本生活设施服务。
(3)致力于缩小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社
会财富二次分配过程中,通过税收负担、优惠政策
等公共品,进一步调控各阶层的收入,严格控制先
富者的财富与权力进一步膨胀,实施指向共同富裕
的公共政策。
社会支持与心理福利
与 Kim [5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本研究中,社
会支持也被证实能有效缓解主观感知的社会转变
对心理福利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缓冲感知
社会转变的频率和范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亲密的
社会关系和融合也能有效缓解社会转型中失利群
体的心理压力和被剥夺感。但亲密的社会关系反而
强化了医疗支出负担对心理福利的影响。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拥有更亲密的社会关系,可以在经济困
难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的支持,但由于弱势人群
社会关系网络的同质性,其心理健康的整体情况和
社会资源的整体质量都比较差,更可能因为发生重
大医疗负担产生共同债务,从而造成更大的心理压
力和困扰。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基于家庭和亲
属等强关系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有效缓解社
会转型的负面影响,提供强有力的情感支持。但与
西方国家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包括老人等弱势
群体在内的个体经济相对独立不同,中国目前公共
支持网络和社会服务系统都相对欠缺,弱势群体对
私人关系的过度依赖,并不能缓解其面临的经济风
险,反而在涟漪效应下进一步加大该群体内部的心
理困扰。因此,中国应当提倡发展公共社会支持,建
好建强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为弱势人群提供养老、
医疗、扶贫,以及健康促进等多方面的政府支持或
社区支持。而且,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越是有利于社
会心理福利的改善,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努力改善基层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消灭
特权、消除歧视、促进融合,为弱势人群在需要时寻
求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社交支持创造更好的条件。
婚姻与心理福利
已有研究表明,婚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在缓解
心理压力方面存在重要作用。本研究的结论不仅进
一步证实了李艳等[15]的研究结论:农村已婚男性的
心理福利显著高于大龄未婚男性,而且证实婚姻对
心理福利的保护机制在中国农村女性群体和城镇
男女中也普遍适用。在李艳的研究中,发现大龄未
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于已婚男性;本研究
同时发现,在农村地区,婚姻可以强化人们的社会
地位横向比较、社会融合等同心理福利的关系。从
而更在一般意义上证实了 Hurlbert[41]的结论,婚姻
作为重要的保护机制,能通过保持相对较高的社会
地位,有效扩展已婚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和促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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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融合,进一步增进心理福利。婚姻也显著调节了
医疗支出负担与心理福利的关系,但医疗支出负担
对已婚群体的心理福利损害更大,这可能与本研究
对医疗支出负担的测量,以家庭而非以个人为单位
有关。在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下,婚
姻家庭不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代表着责任和义务。
相比未婚子女,已婚子女理所当然要承担更多地赡
养父母的责任。因此,老龄父母的医疗支出将成为
家庭医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加重已婚群
体的心理负担。
我国属于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社会,一些区域
特别是贫困落后的山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失婚大
龄男性,这些人的心理福利存在重大问题,这些人
犯精神疾病的概率也比较高。这种情况,既需要国
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男孩偏好文化的逐步
调整,也需要政府对失婚人群加强心理辅导机制建
设。失婚人群参加正常社交活动频率往往降低,建
议尽量多组织一些群众性活动,将他们纳入活动
圈,以避免这部分人性格的孤僻和扭曲。此外,要缓
解失婚问题,也要努力推动婚姻市场良性运转,给
失婚人群创造更多择偶机会,包括鼓励跨国婚姻和
差龄婚配等。而要解决已婚群体因赡养家庭而产生
的心理福利损害问题,要积极适应中国社会人口转
型中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负担压力增大的实际,加
快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步伐,靠家庭与社
会双重保障分流压力。
参考文献:
[1] MIROWSKY J,ROSS C E. Social Caus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M]. Hawthorne,NY:Aldine De Gruyter,2003.
[2] TANG W,PARISH WL.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 牟俊霖,许素友. 生命周期、年龄结构与家庭医疗支出三者关
系研究[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3):51-59.
[4] 魏众,古斯塔夫森. 中国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分析[J]. 经
济研究,2005(12):26-34.
[5] ZIMMER Z,KWONG J.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2004,16(1):44-70.
[6] BANISTER J,HILL K. Mortality in China:1964 -2000[J].
Population Studies 2004,58(1):55-75.
[7] YU W.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Market Transition:Mental
Health Disparities in Reform-Era China[J]. Social Problems,
2008,55(3):347-369.
[8] WEGNER B.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Judgments[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7(1):3-18
[9] 孙立平.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 BIAN Y.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2,28:91-116.
[11] NEE V.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101(4):908-49.
[12] 李强. 社会转型期我国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与干预[J]. 理
论与现代化. 2003(6):31-35.
[13] TUCKER J,HENDERSON G, et al. Surplus Men, Sex
Work,and the Spread of HIV in China[J]. AIDS,2005,19
(6):539-547.
[14] DASGUPTA M,EBERNSTEIN A,& SHARYGIN EJ. China's
Marriage Market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for Elderly Men[R/
OL].[2010 -10 -26]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351.
[15] 李艳,李树茁,彭邕.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心理福
利的比较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09,15(4):2-12.
[16] LAZARUS RS,FOLKMAN S. Stress,Appraisal,and Coping
[M]. New York:Springer,1984.
[17] TROMMSDORFF G.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Social Change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C]//BYNNER J,SILBEREISEN R
K. Adversity and Challenge in Life in the New Germany and in
England. Basingstoke,UK:Macmillan,2000:87-122.
[18] 徐安琪,张亮. 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
用[J]. 社会科学研究,2008(2):112-119.
[19] FRIEDMAN J,THOMAS D. Psychological Health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n Economic Crisis: Results from
Indonesia,1993 - 2000[J]. World Bank Econ Rev,2007,
23(1):57-76.
[20]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 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
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0(1):111-129.
[21] DAS J,DO Q,FRIEDMAN J,et al. Mental Health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 Results from Survey Data in Five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Bank Econ Rev,2009,23
(1):31-55.
[22] STOUFFER S A,SUCHMAN E A,DEVINNEY L C,et al.
The American Solider:Adjustments During Army Life[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23] 怀默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 社会学
研究,2009(1):96-120.
[24] 马磊,刘欣. 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 社会学
研究,2010(5):31-49.
[25] LIN 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J].
Connections,1999,22(1):28-51.
50
[26] 王雁飞.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
2004,27(5):1175-1177.
[27] COHEN S,WILLS T A. Stress,Social Support,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
(2):310-357.
[28] TURNER R J,TURNER J B.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upport
[C]//ANESHENSEL C C,CAROL S,PHELAN J C. Hand-
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New York:Kluwer/
Plenum,1999:301-319.
[29] SEEMAN T E. Health Promoting Effects of Friends and Family
on Health Outcomes in Older Adults[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2000,14:362-370.
[30] HOGAN B E,LINDEN W,NAJARIAN B. Social Support
Interventions:Do They Work ?[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02,22(3):381-440.
[31] WETHINGTON E, KESSLER R C. Perceived Support,
Received Support,and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6,27(1):78
- 89.
[32] THOMPSON M G,HELLER K. Facets of Support Related to
Well -being: Quantitative Social Isolation and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in a Sample of Elderly Women [J].
Psychological Aging,1990,5(4):535 - 544.
[33] GOVE W R,HUGHES M,STYLE C B. Does Marriag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of an
Individual[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3,
24(2):122-31.
[34] UMBERSON D. Gender,Marital Status and the Social Control
of Health Behavior[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2,
34(8):907-917.
[35] ROSS C E. Re-conceptualizing Marital Status as a Continuum
of Social Attachment[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5,57(1):129-140.
[36] ROSS C E,MIROWSKY J,GOLDSTEEN K. The Impact of
the Family on Health:The Decade in Review[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0,52(4):1059-1078.
[37] BERKMAN LF. The Changing and Heterogeneous Nature of
Aging and Longevity:A Social and Biomedical Perspective
[J]. Annual Reviews i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1988,8:
37-68.
[38] WAITE L,GALLAGHER M. A Case for Marriage[M]. New
York:Doubleday,2000.
[39] STANLEY S M,WHITTON S W, and MARKMAN H J.
Maybe I Do: Interpersonal Commitment and Premarital or
Nonmarital Cohabitation[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4,
25(4):496-519.
[40] CHERLIN A J.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4,66(4):
848-861.
[41] HURLBERT J S,ACOCK A C.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on the Form and Composition of Social Network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0,71:163-174.
[42] PEARLIN L,JOHNSON J. Marital Status,Life Strains and
Depress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7,42(5):
704-715.
[43] STACK S,ESHLEMAN J R. Marital Status and Happiness:A
17 Nation Study[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8,60(2):527-536.
[44] DITELLA R,MACCULLOCH R,and OSWALD A J.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3,85(4):809-827.
[45] LIPOWICZ A, LOPUSZANSKA M. Marital Differenc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the Risk of Hypertension Among Polish
Men[J]. 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5,20(5):
421-427.
[46] 范为桥.心理福利的概念与范畴———关于福利的心理学思考
[J]. 社会科学,2000(2):56-59.
[47] HANSSON A F,HOCHWALDER Y J,HILLERAS P. Impact
of Changes in Life Circumstanc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n Adult Population over a 3-year Period[J]. Public Health,
2008,122(22):1392-1398.
[48] RYFF C D,KEYES C L.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Revisited[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4):719-727.
[49] RYFF C D. Happiness Is Everything,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6):1069-1081.
[50] 刘慧君,李树茁. 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及其治
理———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0,
(5):152-160.
[51] KIM J. Perception of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A Study Focusing on Social Change in Korea Between
1997 and 2000.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8,
38(11):28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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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ocial 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Liu Huijun,Li Shuzhuo·4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2)02-0042-EA
Abstract: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initiated a major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unprecedented social mobility and stratification. Meanwhile,the privatization of health care
has increased costs to the consumer and further changed familial and social norms. While such changes would
logically affect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ver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ir impact in this
regard.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2005),this paper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change,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as well as the role of marital status in Chinese society with OLS regression models. We find that the
increasing health care burden i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Perceptions of
social status,especially as it changes over time and when compared against peers,also have an effect. Social
support has protective function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nd also compensates fo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reasing health -care burde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during social change on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Marital status is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nd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change,other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especially in rural cases.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social change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s well the buffer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impact of social chang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which provid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nd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China's economic,social,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purred by economic reform,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especially marriage in China's
aging and increasingly gender-imbalanced society.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Social Transition,Health Care Expenditure,Social Comparis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Marriage
(6)Interest Expression,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
an Descriptive Analysis on the NAO-DA Phenomenon
Han Zhiming·52·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olleg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2)02-0052-EA
Abstract:In the interest conflict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ety transition,NAO-D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logic of social protes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NAO-DA and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par-
ticipants based on the social events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NAO-D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izen and the government,this paper analyzed three main aspects of the function of
NAO-DA,which was interest expression,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respectively. From the as-
pect of interest expression,the issues of NAO-DA including who put forward the interest request,how to do
it,and what the content of the request. The issue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has three subjects,including the
objects of mobiliz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and the mechanisms of the mobilization.
The issues of agenda setting consists of policy issue defined by the citizen,how the issue lead to the govern-
ment offical's concern,and who and how to solve the social issue. NAO-DA was the mirror of public gover-
nace,therefore,the deceptive analysis of the NAO-DA can unveil the law of the public governance.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NAO-DA,Citizen,Interest Expression,Resource Mobilization,Agenda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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