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企重组的认识混淆影响国企的一系列扭曲现象、国企得到的或明或暗的补贴以及国企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对国有企业重组认识上的混淆。要重组就要关闭无效率的生产单位，可以度量的利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是否有效率。有时，我们将重组看作一种简单的金融重组，即债权转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不反映市场力量，而是受这些企业的计划经济渊源所制约。在有些情况下，债务是一种预算外补贴，但企业过去负担的债务量并不必然地反映这个企业未来的活力。重组的主要目标，除了关闭没有活力的单位外，还是提高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预算软约束——无论是通过政府补贴还是软贷款——会导致软化管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硬化财政约束的主要办法是私有化。在有些情况下，公司化也是很成功的。然而，公司化的建议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有效的组织激励机制不仅仅要靠硬预算约束，最根本的是利润动机。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保留大部分股权的部分私有化与公司化区别不大，只不过非政府的利益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罢了（如果有这样的非政府大股东的话）。但也有人认为，在大型企业中，最重要的是经营者个人的激励机制，一个政府的公司没有理由不能为其经营者提供与私有企业一样或至少是接近的激励制度，例如，报酬同样可以与利润挂钩。如果存在私人股份就更是如此，这样就可以运用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作为奖励经营者的基础。不过，在许多领域，我认为政府没有理由在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转轨过程除外。政府管理企业的记录并不出色，但也有很多例外（如新加坡）足以证明注重个人激励的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实际效用：如果选择了公司化的道路来作为转轨战略的一部分，建立硬财政约束就是绝对重要的，并且应重视个人激励机制的作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教训。一是增加透明性的重要意义，这是抵销补贴（尤其隐性补贴）带来混乱的重要手段。企业补贴住房，企业再从银行以软贷款的形式获得补贴，而银行体系的铸币税和管制利率又是一种隐性收入的来源。如果将隐性利润和补贴考虑在内，金融体系的状况（至少从流量的角度看）可能较好。但缺少透明性使诊断这个问题的性质和范围都变得十分困难。第二点则是指加强中期经济并为长远改革奠定基础的改革，其时间和进度的选择需要考虑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短期经济环境的影响。尽
管危机的发生经常能促成剧变，并且通常只有在危机之中才能打破政治枷锁、实施改革措施，但我仍然确信渐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才能长久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变革，正如中国在过去20年间所作的那样。一年前很多人对经济刺激政策表示担心，认为信贷扩张会阻碍强化银行信贷标准改革的进程。尽管中国通过用侧重财政刺激的办法为银行业进一步改革留出了余地，并且收效尚好，但紧张情绪依旧存在，结果也尚不明朗。然而目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却真正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实际利率不可避免地升高，那些承担定额还本付息义务的债务人的负担难免会加重；铸币税也被削减。现在到了进行某些改革的时候了（如前面提到的住房制度改革或提高增值税税率），这些改革往往由于其具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而使人在采用的时候犹豫不决。短期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期改革间还存在其他联系。国家与人民间社会契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养老金的支付。虽然支付养老金的责任可以由工人就业的企业来承担，但政府不能推卸执行这些明确的或默认的契约的责任。政府承诺履行这些契约协定（包括默认契约）还能产生刺激需求的作用：中国高储蓄率（低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人们的不安全感，旨在提高安全感的政策不仅能使人们直接受益，还能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在将社会保障负担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国家之时，中国将面临一些困难的转轨问题。有鉴于这些养老金的空帐问题（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隐性的现收现付制度），必须找到公共资金的来源。如果将这些负担依旧留给国有企业，则会进一步增加把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和必须关闭的企业区分开来的难度。由于一些企业肯定会被关闭，养老金的兑现也会成为一种社会责任。问题是，在政府财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笔钱从何而出？一个引起各方兴趣的建议是政府发行浮动利率的长期债券（CONSOLS），这样公共财政的负担将只表现为其中的利息部分。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国外企业的进入和竞争。有人担心这种进入会削弱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竞争有利于刺激国内企业提高效率。中国封闭的资本帐户使我们可以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即它们对政府收入、就业和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如果保险此文共有2页上一页12下一页业的扩展能扩大税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止是仅仅抵消现有企业的就业损失），改善其他经济领域的表现，并使消费者享受到得不到的（或必须付出更高价格才能得
到的）服务，那么很显然这种进入是应该鼓励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例如，金融企业受制于隐性税收（金融约束），如果不要求进入者支付这种隐性税收，一旦允许国外企业进入就会侵蚀税基。因为国外进入者的表面利润也许仅仅反映了他们逃避隐性税收的能力，他们甚至可能并没有提高经济效益。当然从长远来看，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观点，即加强税收和补贴的透明性。此文共有2页上一页12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