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经济学导言
梁捷 昌明
一人类行为的基础
维纳(Viner,1925)不无悲观地写道：
人类的行为，总体来说，如果不确切地说那么对于市场中的人类行为，他们并不是总是出自于经常的全面的细致的指导和精确的享乐主义的算计，而是一些不稳定的、非理性的复杂结果，往往出自于反应行动、冲动、本能、习惯、风俗、时尚甚至疯狂的歇斯底里。
更为基础的问题在于对于广泛提到的效用一词，人们至今无法准确地给出定义，也没有办法给出经验的确定观察结果。由于效用没有办法客观地衡量，一切利用它进行预测的努力都显得是那么的虚幻，就像海市蜃楼理的仙境。很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一点后就此放弃了，Jevons(Jevons,1871)很早就预言了这一困境，他说“我很怀疑人们是否有可能直接地计量人们的心灵感受”。
韦伯（Weber,1834）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了这方面的融合，后来被称为心理物理学。韦伯试验了一个人感知重量差别的能力。在早期的一个实验中，他给一个人一个物体，重32盎司；又给他一个稍轻一点的物体，然后问他“那个物体更重？”回答是感觉不出什么差别。于是韦伯减少第二个物体的重量，直到该人能说出哪个更重为止。韦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刚可觉察的差异”。他的一个试验者用举高的方式可以在32盎司和30．5盎司之间感到差异，于是这1．5盎司便是他的“刚可觉察的差异”（当重物在2磅左右时）。
韦伯当时根据为数不多的实验得出结论：“刚可觉察的差异”同重量成比例。韦伯还把类似的结果扩展到判断一条线的总长度的差异以及判断音量变化差异上，后来心理学家称此为“韦伯定理”。
他的学生费希纳（Fechner,1860）不同意这个看法。费希纳坚持说，尽管两项刺激之间绝对的差别随着刺激的强度增大而增大，可感觉者对一种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的感觉却仍然是一样的。为了表达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之间的关系，费希纳从数学上转变了韦伯定律，重新加以调整然后写出来：S＝klogR。这就是“韦伯－费希纳定律”。
费希纳的结论后来又被许多心理学家否定，但他开创的方法影响深远。没有费希纳，就没有实验计量心理学。根据豪伊(RichardHowey)的介绍，埃奇沃斯(Edegeworth,1881)在他的《数学心理学》中把韦伯－费希纳定理正式引入了经济学，但这似乎没有对各种边际学派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在韦伯和费希纳进行研究的同时，在德国也进行着其他重要的发展。缪勒（JohanesMuller,1801-1858）和赫尔姆霍兹（HermanVonHelmholtz,1821-1894）是两位生理学家，他们在表明生理学对心理学有潜在价值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833-1840年间，缪勒出版了三卷生理学教科书。他感兴趣的事实是，视知觉不同于听知觉，而视觉和听觉又完全不同于味觉或嗅觉。他认为，这可以通过假设存在某些神经专管视觉，而另一些神经专门负责听觉、味觉、和嗅觉部分地得以解释。
赫尔姆霍兹也认为，研究知觉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生理学与心理学的交会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感官生理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是人类知识的两大分支，是自然科学与心理科学相互渗透的接壤地；提出的问题对两者都是重要的，也只能通过两方面的联合研究才能解决。"赫尔姆霍兹对生理心理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颜色视觉理论。他提出，存在三种基本颜色（红蓝绿），每种颜色在眼睛中有自己的接受机制。直至目前，这个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最新的证据表明，来自三种接受器的信息以更复杂的形式联合起来（Sekuler&Blake,1994）。
认知心理学是上世纪初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奠定的。他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经验，是意识内容，方法是控制条件下的内省。但这个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如培根、洛克等人。笛卡尔强调演绎法的作用，认知心理学就重视假设演绎法。康德的图式概念已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概念。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认知过程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可以说认知心理学相当于信息加工心理学。它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约、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按照这一观点，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单元，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信息加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
在心理学上，与冯特对立的思想主要是行为主义，主要从巴甫洛夫等生物学家从动物身上的实验获得启发。早期代表人物有华生，随后出现了以托尔曼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他们指出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是指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它们是行为的实际决定因子，它们包括需求变量和认知变量。需求变量本质上就是动机，它们包括性，饥饿以及面临危险时对安全的要求。认知变量就是能力，它们包括对象知觉、运动技能等等。接着，斯金纳与霍曼斯将行为主义进一步推广到生物社会学，成为社会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斯金纳在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基础上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他自制了一个“斯金纳箱”，在箱内装一特殊装置，压一次杠杆就会出现食物，他将一只饿鼠放入箱内，它会在里面乱跑乱碰，自由探索，偶然一次压杠杆就得到食物，此后老鼠压杠杆的频率越来越多，即学会了通过压杠杆来得到食物的方法，斯金纳将其命名为操作性条件反射或工具性条件作用，食物即是强化物，运用强化物来增加某种反应（即行为）频率的过程叫做强化。斯金纳认为强化训练是解释机体学习过程的主要机制。
霍曼斯（Homans，1962）则在斯金纳的实验基础上，经验性地提出了五条行为学的基本准则，分别是：1“回报”原则，或者称为联系原则：在所有可选择的行动中，那些更经常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行动，更有可能被重复；2“激励”原则：在行为主体经历过的并且能够记得住的各种场合中，那些与当下场合最相似的、曾经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场合，以及由这种场合所激励出来的那种行为，最有可能被重复；3”价值原则”：在一切行为的一切可以想象的后果中，对行为主体更有价值的那些后果，使得导致了这些后果的行为更有可能被重复；4”边际报酬递减原则”：在最近的过去行为主体所接受过的各类回报中，如果某一特定回报更经常出现，那么该类回报对该行为主体的边际价值就会更低；5”激怒原则”：低于预期水平的回报或高于预期水平的惩罚可以激怒行为主体，导致非理性行为。高于预期的回报或低于预期的惩罚可以让行为主体高兴，并上调行为后果的价值。
二．解释行为的经济学
那么，经济学又是研究什么的学问呢？在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人们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财富和人，是研究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力和阻力，但这些动力和阻力的强度必须是能以货币衡量的（蒋自强等，三-116）。我们抽取其中的几个关键字这句话就成了“经济学是研究以货币度量的因素的学科”，他进一步解释道，货币一般购买力，物质财富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而是因为他们是衡量人类动力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同上）。显然，他这里是在为自己经济学的“庸俗性”作无罪辩护，但是也体现出了经济学家的悲哀，他们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表征人类愿望的东西了。与马歇尔同时代的边际学派大师维克塞尔有着相似的见解，他指出，经济学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在实行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时代它是关于国民会计原理的科学，而在自由竞争的私有制时代，经济学以愈来愈成为相互依存着的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的学说；所谓的经济现象，便是人们利用既定的手段达到尽可能大的物质满足或者利用尽可能少的手段达到既定的物质满足的活动（同上148）。
在20世纪以前，经济学一直与心理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洛桑学派的杰文思开始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数学工具以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转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完全数理模型化了。经济学家们非常擅长于使用艰深的数学理论来构造模型，描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为了能够运用那些美妙的数学，他们对丑陋的现实世界作了好意的修饰，同时他们也自信或者不自信地坚持，他们的合理的抽象和近似没有抹杀事实的本来面目。威克塞尔更是指出经济学研究法法主要是抽象-推理法，其结论符合于事实的程度取决于假设前提的现实性和抽去的因素的重要性。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和阿尔钦几乎同时提出的“asif”理性终止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心理学继续探索经济学基础的脚步。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目前占据着宝座的流派，这也归功于他们对人类经济行为十分细致的解释。但是，他们的解释真的符合实际的情况么？抑或他们只是在歌颂天国里快乐的天使。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构筑新古典主义的大厦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过于单薄的基础，但们把人类的经济行为看作是成本收益估计、效用最大化等等一系列的决策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就连他们本身对此也不敢确定。到了20世纪末，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实验经济学对新古典理论的挑战是最为直接的。
20世纪初，马歇尔和埃奇沃斯之后，虽然心理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了，但实验心理学的思潮已经在经济学领域里种下了种子。瑟斯通（Thurstone，1931）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揭开了实验经济学的帏幕。瑟斯通让实验参与人进行假想，在一组商品（他用的是帽子－大衣－鞋子）中进行选择。他记录下参与人的具体选择后，画出一组无差异曲线。这就接着引发了瓦里斯和弗里曼（WallisandFriedman，1942),罗西斯和哈特（RousseasandHart1951)，摩斯特勒和纽吉（MostellerandNogee，1951），以及阿莱（Allais，1953)的工作。他们成为对个人选择理论进行实验检验的先驱。1944年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以及张伯伦（Chamberlin，1948）对市场的模拟，使得他们成为了用行为主义思潮来研究微观个体行为的先驱。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经济学理论中序数效用和显示偏好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感觉的估计方法的迫切渴望，经济学家不再试图直接测算感觉，而用严格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直接模拟社会。简单地说，显示偏好理论等于是从可观察的选择行为中找寻观察不到的偏好，而序数效用则是把对效用的要求从可度量下降到可比较。这两个工具很神奇地帮助经济学家绕开了现实的心理学基础，使得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几十年来，凭着这两个似然的武器轻巧地回避了认知过程的细节，经济学家们各显神通地发展数学方法做各式各样的经济预测，却根本忘记了要去直接地观察思考和感觉。直到最近十多年，脑成像技术的突飞猛进，才使得经济学家想起这条早已被遗忘的进路。
长期以来，经济学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都把一个明显忽视了现实世界的或者与之有显著差异的概念——理性——作为自己的基石。这一事实与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于这一概念忽视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紧迫性。克拉克（AndyClark,1995）提出，生物学上的推理活动最好视作是在极端时间压力下为迅速适应无穷多变的外部结构和环境所做出的重复适应性反应。然而，人类的大脑从来都不是一架可以以无限速度和无限信息量运转的机器，它与其说没有机会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从容不迫地做出推理和决策不如说没有能力做这些，更糟糕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虽然不一定意识到——保持严格一致的偏好结构和在各种场合都追求收益最大化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也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目前的科学家们，包括对这一问题比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等普遍同意，人脑受限于各种不同的演进的和现实的因素应该被视为只能进行有限的推理，因此，一个统一的基础的标准的理性是没有它存在的理由的。
经典的理性选择框架一般来说是依据完备的、连续的、一致的偏好结构作出使收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推理是有限的、紧迫的、具体的、内植于环境的，并且受到行为者知识结构的限制。Denzau和North在1996年关于不完全信息和风险条件的讨论中将这一范式定名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虽然作为个人选择的心理学模型它几乎一定不正确。正如西蒙在更早一些时候论证的那样（HerbertSimon,1982），与其把一个个体力性的仁看成一个冷静的（cool）、见多识广的（well-informed）、从容不迫的（unhurried）实质理性的经典人类，不如把他视作一个敏捷的（quick）、卑微的（dirty）知足常乐的现实人类更为合理。
现在需要解释的也许恰好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几十年来的现实的辉煌和他的基础的总体上的非现实性的矛盾。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Satz&Ferejohn,1994;Denzau&North,1996），总体来说，实质理性范式在强外在约束（highlyscaffolded）情形下威力无穷，而在个体自由度较为大的个人弱约束下往往无法解释性伟人的通常行为。Gode和Sunder关于零智商交易者的研究(1992)清楚地表明，外在的制度约束促进行为人的选择符合实质理性。阿尔金曾经先知地指出，如果个人选择是随机的甚至不是偏好最大化的，在一定的外在约束下他的行为方式也会与实质理性理论一致（Alchian,1950）。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使得我们理性地行为的诸多力量中，外在的制度性约束是最为强有力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段首那个矛盾了。
这样看起来，经济学的基石“理性”只是认知主义的一部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可以发现，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主张研究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而不管内部的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内部心理过程。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强调严格的实验室方法，排斥一切主观经验的报告；认知心理学则既重视实验室实验，也重视主观经验的报告。显然，两者在实验手段上是相通的。近年来，许多心理学家，实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想通过实验手段来检验行为学和认知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命题。近20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观察“黑箱”内部的变化成为可能。只有通过脑成像技术，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微观个体行为的微观基础，因此，用脑成像观察认知与外在行为，已经成为多个学科继续发展汇聚的焦点。
米塞斯尽管反对心理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他承认，一切经济学的理论都建立在人类行为之上。过了很多年，贝克尔反其道行之，从经济学内部出发来解释人类行为。他说，经济学就是一门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如果经济学家现在仍然致力于发展他们的理论以期能解释更多的人类行为，那么他们必须去做心理学家早就开始做的事情，那就是去研究人类的认知行为，去了解所谓的理性从和而来如何理性，去直接面对那个棘手的感觉的度量问题。好在不像Jevon语言的那么糟糕，当代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这是一门研究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科学——提供了直接度量人们的思想和感觉的手段。令人惊奇的是，与North一样这个方向也动摇了实质理性的基础，而它称作“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不过我们更加倾向于把他们合起来称为“认知经济学（congitiveeconomics）”。考虑认知行为的大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西蒙、诺斯、奥曼（Aumann）等等，他们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研究都涉及到了人类的认知行为，一些文献都堪称经典，而本文的目的较为偏重于从生理学，认知科学和脑科学进入经济学研究的的“神经元经济学”。
三．从行为经济学到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思想的真正根源恐怕和经济学一样沉没于人类复杂思想的历史河流中了，但是在我们今天考察它的起源的时候，有几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历史事实是值得纪念的。我们必须承认，1977年前后Shiffrin，Schneider等人提出的自为过程（automaticprocesses，唐孝威译作自动过程，唐孝威，2002）的理论是认知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认知科学家们对认知规律的深层次的理解是神经元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前提。
经济学家应该承认，精确的计算对于大多数活生生的人来说代价不菲，而他们所宣扬的深思熟虑的均衡状态（deliberativeequilibrium）没有自我实现的效率。为了在竞争性的世界中生存，人必须高效率的做出适应性决策，很多时候，决策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的决策，或者有一些决策是他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样的决策过程的行为结果并不一定满足有关偏好和选择的公理。同样，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情感是另一个噩梦。这时候，从认知科学进行经济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1995年纪念诺斯获得诺贝尔奖而举行的研讨会的文集中，我们重新发现经济学家对认知心理学模型的重视，其中克拉克的文章甚至提到了神经元网络的一个模型（AndyClark,1995）。之后两年，在卡奈基-梅隆大学举行了一次神经行为经济学的会议(NeuroBehaviralEconomicsConference)，这次会议是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范围内最早的一次经济学界对于神经生理行为进行集中讨论的会议。2000年的12月，在普林斯顿的一个研究小组使用了神经经济学（NeuralEconomics）这个新的专有名词。
这可以追溯到哈耶克(Hayek)那里，他于1953年出版了《感觉的秩序》，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本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最大的贡献是把人类社会组织中的“扩展秩序”推广到神经元层面。在他看来，在原初的时候，单个神经元的功能并不确定，都是“自由的”。随后他们互相组合，产生了具有低级功能的组织，然后继续联合及分工，交互作用，最后形成我们的感觉。
哈耶克以降，很多经济学家都直觉地认识到，大脑是一个稀缺资源，至少注意力是一个稀缺资源。尽管人的认知感觉是分层次的，但意识必须是串行处理的，即同一时刻你的意识只能处理某一件特定的工作。于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大脑必然产生分工，这样会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这一社会科学原理在脑科学以及心理学层面上是否依然成立？
加州圣巴巴拉大学的LedaCosmides和JohnTooby开创的“演化心理学”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大脑的组织与社会一样可以按照功能分成许多基本模块，这些模块不同组合产生了不同的功能，从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获得优势，保留了下来。脑科学家PerRoland也支持这种看法。他认为，不同的模块在不同时间内承担不同的作用，不过在特定的时点内，它们都是专业化的。遗传学知识似乎可以支持这种看法，因为在人类的基因表达中，往往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神经元与主神经纠缠在一起，视神经就是一个例证。以经济学家的视野看，神经元的组织也符合成本－收益计算。在特定的功能适应性下，神经元进行计算的能力已经是被优化了的。按照阿尔钦的方法论，至少看上去似乎已经是最优化的了。那么神经元进行组合的过程中，最优化的对象是什么呢？
纽约大学的PeterLennie提出，那就是能量。能量是大脑中极为稀缺的，因此配置极为复杂，即使在人最紧张时，也只有1%的神经元被激活。众所周知，符号的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脑科学的研究指出，使用符号可以减少神经元激活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省能量的目的，达到神经元的最优配置。
四．大脑结构与基本实验方法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地介绍一下人的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结构。
人的神经系统，包括人脑，是由无数的神经细胞即神经元组成的。每个神经元在结构上大致都可分成细胞体和突起两部分。细胞体里面有一个细胞核，外部包着一层细胞膜。突起分树突和轴突两种，树突多而短，像树枝似的，它和细胞膜组成树突区，是对刺激最敏感的地方。轴突即轴索，往往很长，它的末端分细叉，称轴索末梢，它和下一个神经细胞的树突区或细胞体、或轴索末梢相接触，称为突触，中间有一个约厘米宽的间隙，叫做突触空隙。轴索末梢有突触囊，囊内有大量的小泡，称为突触小泡，泡内储存一种化学物质，突触传递就是靠这种化学物质来完成的，它就叫做化学递质或介质。
神经细胞在静止时，细胞膜内外有一定数值的电位差，膜外钠离子浓度大于膜内，使膜外电位高；钾离子浓度大于膜外，使膜内电位低。当神经细胞的树突区接受刺激时，胞膜外的钠离子渗透到胞膜内，反而形成膜内电位高，膜外电位低，由于电位高低不同而产生电流，形成导电现象。电流冲动本来是沿神经纤维两端双向传递的，因为传到树突区一端时，树突末端不能释放出化学递质而停止，变成事实上的单向传递，沿轴索传到末梢，刺激突触囊，释放出化学递质并进入突触空隙中去，进而刺激下一个神经细胞的树突区，引起第二个细胞膜的电位改变，产生电流冲动，如此传递下去。神经细胞之间的冲动传递就是神经活动的基本形式。
神经元的复杂连接构成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两大部分。
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是由脑和脊髓组成的。脑的上层是两个大脑半球，在大脑半球的下面的后部是小脑。和大脑半球连接的是脑干，它包括间脑（包括丘脑和下丘脑，或称视丘、下视丘）、中脑（又称顶脑或四叠体）、桥脑和延脑。
大脑两半球包括表面灰质部分和里面白质部分。灰质部分叫大脑皮层或大脑皮质，它是神经系统的最高级的中枢，揭开头盖骨即可看到它，呈灰色的凹凸沟回状，约厚2－3厘米，面积约两千多平方厘米。皮层有约140亿个神经细胞，由表至里共分六层：小细胞、颗粒细胞、锥体细胞、较密的颗粒细胞、较大的锥体细胞、梭状细胞。
每个半球有一条中央沟（又叫中央裂），横切半球，还有一条在半球的基底面沿着边缘转向后方的深谷叫脑侧沟。中央沟和脑侧沟之前的部分叫额叶；枕骨下的半球后部叫枕叶；在枕叶之前、中央沟之后的半球顶部称顶叶；在脑侧沟后、枕叶前的半球侧部叫颞叶。
经生理心理学家研究鉴定，额叶的功能主要是主管人的智慧；额叶的后部主管人的动作，称为运动区；顶叶主管人的感觉、知觉，称感觉区；枕叶主管视觉，称为视觉区；听觉区在颞叶上部，嗅觉区在颞叶下部。但是，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并非绝对的，各个功能区也不是互相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代偿作用，即当某一功能区发生故障时，其他功能区也可代行其部分功能；同样，大脑皮层某些功能受到损伤时，也往往会影响到该功能以外的其他一些功能。现代生理心理学研究证实，大脑皮层除有功能定位外，还有功能联合和调节作用。
丘脑是传出、传入神经的“转运站”，起着神经通路的“中间站”作用。下丘脑能控制延脑和自主神经，它的功能很多，人的情绪、动机、行为（如吃喝行为、性行为、攻击行为等）都受它支配。小脑主管动作协调及平衡；中脑主管视觉（使瞳孔变化）和听觉；桥脑帮助人睡眠与觉醒；延脑是人的生命中枢，主管呼吸、血液循环、胃蠕动等等，维持人的生命。脊髓是中枢的延续部分，是中枢神经和外周神经的通路，并且是低级的反射中枢，主管先天的、简单的反射活动，像脚被火烫就立即收回。
人的大脑也分大致上分为左右两部分，并且有很多的沟回。从外部观察，脑位于颅腔内，包括端脑、间脑、中脑、脑桥、延髓和小脑六个部分。通常将中脑、脑桥和延髓合称为脑干。其中大脑皮层是整个神经系统的最高级的结构，任内的大脑皮层约有2600立方厘米的容积，展开后表面积约为2500平方厘米，摺叠安置在颅腔内，表层约1/3，大部分埋在沟内，并由沟和裂主要地分为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在半球上外侧面，外侧为上方与中央沟前方的部分为额叶，其后部是中央前回；外侧沟上方、中央沟后方与顶枕沟之间的部分为顶叶，顶叶的前部为中央后回；外侧沟以下的部分为颞叶，其中点上缘深面有颞横回；位于半球后部、顶枕沟以后的部分为枕叶。其内面有距状沟从中斜过。外侧沟底部被额、顶、颞三叶掩盖的部分为岛叶。
大脑皮层从功能上对应着五十余个功能分区，这套分区的标准是Brodmann创立的，所以我们通常缩写为BA分区（Brodmannarea）。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下熟悉Brodmann绘制的人脑地图是怎样。这张图上只有门牌号码（各区的编号），并没有街道的名字，实际上也没有可能为这些结构起解剖学以外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功能大都互相交叉，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
近代哲学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开始。从此，人们就必须接着回答“人如何思考（howwethink）”这个问题。发端于17世纪法国机械论哲学就认为“人是机器”（梅特里），意识是某些生理组织的直接的功能。于是，我们可以接着思考关于意识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细胞，组织，神经元这些物理要素如何组合，就产生了“主观性”，使得组织能够独立行为；能够为自己有目的的行为；能够针对外界的不同刺激作出反应；能够超越简单的重复行为，估算反常行为的得失？这就是DavidChalmers所谓的“最困难问题”。
科学家们直接观察人的思维活动还是在实验手段发展到了今天的程度才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在上个世纪最为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医学影像学，这以领域已经为科学家们赢得了多个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这些技术也能够让我们对大脑的活动进行观察。脑电图（EEG）是其中最古老的技术，它的特点是时效性好，操作简单，但是信息提取困难需要专业训练。正电子放射成像技术（PET)是早期的核医学，它的时效性也比较好，信息形式为可见图像比较直观，但是费用昂贵，并且需要注射放射性药物。核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该技术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国内已经有多家研究机构（例如浙江大学在唐孝威院士领导下卓有成果的研究）进行研究。此外，还有单光子发射成像技术(SPET)、脑磁图、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XCT)等等，更加详细的介绍可以翻阅唐孝威院士所主编的《脑功能成像》（唐孝威，1999）。
这其中，价格最适宜，最安全以及应用最广的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下文我们讨论的主要工具也就是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核磁共振成像(MRI)是使用的是电磁波对人体内原子核的自旋共振激发，然后收集磁共振现象所产生的信号而重建图像的成像技术，因此，也称自旋体层成像、核磁共振CT。MRI可以使CT显示不出来的病变显影，是医学影像领域中的又一重大发展。它是80年代初才应用于临床的影像诊断新技术。与CT相比，它具有无放射线损害，无骨性伪影，能多方面、多参数成像，有高度的软组织分辨能力，不需使用对比剂即可显示血管结构等独特的优点。几乎适用于全身各系统的不同疾病，如肿瘤、炎症、创伤、退行性病变以及各种先天性疾病的检查。对颅脑、脊椎和脊髓病的显示优于CT。它可不用血管造影剂，即显示血管的结构，故对血管、肿块、淋巴结和血管结构之间的相互鉴别，有其独到之处。它还有高于CT数倍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敏感地检出组织成份中水含量的变化。具体来看，MRI主要采取2种方法，
1.造影法：主要利用脑神经细胞进行上述活动时，由于耗氧量增加，血流量亦相应增加的原理。用高分辨和高速度或超高速度MRI系统，注入MR造影剂（Gd-DTPA）后扫描，测量“感应趣区”的血流量变化，并获得该区MR信号增强的图像。早期的MRI往往都采用这种成像方法。
2.血氧水平依赖对比法（BloodOxygenationLevelDependentContrast,BOLDC）：血流成分中，去氧血红蛋白（deoxygenatedhemoglobin）是顺磁性物质，氧化血红蛋白(oxygenatedhemoglobin)是逆磁性（diamagnetic）的。实验证明，人脑对视觉、听觉的刺激，或局部肢体活动，可使相应功能脑区的血氧成分和血流量增高，静脉血中去氧血红蛋白数量亦增多。顺磁性的去氧血红蛋白可在血管周围产生“不均匀磁场”，使局部组织质子“相位分散”加速，因此，用梯度回波或平面回波（EPI）序列扫描时，可在T2或T2*WI图像上，显示局部MR信号增强。这就是BOLDC脑功能MRI检查的大致机理。
目前，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主要就是采取第二种BOLD成像的办法。表现在图像上，就是脑某一部位做某种思考活动时，该部位就会发亮，发亮的单元叫做神经活塞尔（vocels），有越多的神经活塞尔出现就表示该部位有越多的思考活动。
脑成像技术观察的是脑区的活动情况，一般而言那都是数以千计的神经元的集体活动，单个神经元的测量技术也是神经科学广泛运用的手段。科学家用极为纤细的电极插入活动着的大脑，观察单个神经元的激活（firing）。由于这一技术的破坏性，目前只能对非人类的动物进行相关的实验，但是所解释的神经元的生理规律与人类是极其相似的。
为了验证科学家们对于大脑功能提出的各种假说，脑电刺激实验技术也被科学家们发展出来。加拿大著名神经外科大师Penfield在1928~1947年的二十年间对将近四百例进行开颅手术的清醒的病人的大脑皮层实行电刺激，获得了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的系统二确切的资料，精确地绘制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图。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像标记地图一样规范地表记不同的脑区了，并且有规范的图谱（例如Brodmann根据大脑皮质细胞结构学的不同将大脑皮质划分为52个分区的方案得到最为普遍的应用）可以对照。（秦震等，临床神经生理学，198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萧静宁，脑科学概要，1986，武汉大学出版社）
此外，脑创伤和精神疾病的研究也是神经科学的主要方面。最近有科学家提出采用可恢复的磁刺激来进行达脑功能的特定领域的研究，该技术用磁脉冲实验性缔造成脑功能的紊乱，光查恢复过程的脑功能图像可以做出一些推断。
这些实验技术手段对于现在的经济学家是十分的遥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对人的思维和感知最为直接的观察。这正是之前经济学家建立模型时忽视或者不得不臆测的东西，神经科学将使经济学脱离巫师般的预言，从而成为可以提供真正的预测性科学。
五．认知与意识的过程
在作预言之前，经济学家们首先需要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思考的。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类的认知活动可以视作是自主过程（controlledprocesses）和自为过程（automaticprocesses），与认知行为（congnition）和情感行为（affect）相互作用的表现（Shiffrin&Schneider,1977;Schneider&Shiffrin，1977）。自主过程是在人主观控制之下的受控过程，他的突出特点在于：1）串行工作方式（serial），尽管有些天才声称自己可以一心多用，但是在我们注意范围内的核心工作只有一个，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自主过程仅在行为人遇到挑战或者吃惊的情况下才发生，用以处理紧急、复杂或者全新的情况（Hastie,1984）；2）需要努力的（effortful），这些任务往往不是很轻易就能做到的，需要行为人的主观控制和调节（feelingandcontrol），同时，需要行为人掌握分寸；3）有意识地产生的（evokeddeliberately），总体来说是受行为人意识控制的，深思熟虑的；4）容易并且值得内省，自主过程又明确的目的，这一点上它有goodintrospectiveaccess。自为过程（automaticprocesses）通常由行为主体在感知到某种状态后自动触发，因而也被称为是自动过程，他在相同的方面上与自主过程形成并不总是鲜明的对比：1）并行的工作模式（parallel），这一模式使得人可以同时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对其中绝大多数做出适当的决策，体现了人脑的高效性；2）节省精力（effortless），由于这些任务需要收集和处理的信息量极大，长期的进化使得人脑在处理这些星系的时候并不耗费太多的注意力，甚至不需要意识到；3）反射式的（reflexive），潜意识或者自发完成的，我们认为与反应（reflective）不同，所以这一过程我们惩治为自为过程；4）不容易觉察的（poorintrospectiveaccess），我们很难具体地体察到一个字为工程的发生，说出它的目的或者意义，这一点使得我们很容易忽略自为过程，但也正是这一点说明，自为过程是十分普遍经常发生着的过程。认知和情感是当代心理学研究中十分常见的两个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认知回答的是“是还是非”这样一个问题，相应的情感要回答“要还是不要”（Zajonc,1998）。
根据自主过程-自为过程与认知行为-情感行为相互作用的组合我们进一步把处理信息的行为过程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I自主认知过程CC（controlledcognitiveprocesses）II自主情感过程CA（controlledaffectiveprocesses）III自为认知过程AC（automaticcognitiveprocesses）IV自为情感过程AA（automaticaffectiveprocesses）。
如下图所示：
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
自主过程
（ControlledProcesses）
I（CC）
II（CA）
自为过程
（AutomaticProcesses）
III（AC）
IV（AA）
自主的过程必须有控制的能力，即能够抑止自己的欲望而不去行动。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主过程在大脑功能中处于较为上层的位置。此外，它是是串行的，即每一时点只能处理一个目标。用康德的话来说：“这种杂多只有在心能够于一个印象跟着另一个印象发生的这种次序中分辨出时间来的时候，才作为一种杂多来表现；因为每一个表象，就其包含在单个的瞬间中来说，总不能是别的东西，而必须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为直观的统一体可以从这种杂多发生出来。”
根据波贝尔的研究，人类的脑，在每一个瞬间只能处理一样事情。例如当我们认知一个“字”的时候，大脑里分工认知图形、声音、意义的各个部分，确实在并行地处理信息，但是，这些都是意识下层面的神经元活动，是自为过程，必须集结到某一收敛区，从那里，涌现出“意识”，这才是自主过程。意识的中枢，必须是串行地处理，否则就会表现为人格的分裂。
自主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能够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即自主过程能够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获得经验，从而形成所谓的“学习”过程。
与之相比，自为过程要低级很多，许多自为过程的行为都不经过大脑，由更加低级的神经中枢来完成指令。自为过程可能是不连续的，不深刻的（因为没有经过反思），但它也有好处，就是省力和快速。很显然，它还是并行处理的，即可以同时运行许多的事件。例如我们欣赏电影，看到了图象的同时又听到了声音，但这些刺激必须集中到大脑中，经由大脑努力地分析理解才能明白这些物理刺激的“意义”。
自主过程和自为过程可以从它们各自发生的脑区大致地区分出来（Lieberman,.,2002）。自主过程主要发生于到脑的前部，称为额叶前部的部位，这一区域从大脑的几乎全部其他区域接收输入的信息，整合目标并且监督目标的实现（Shallice&Burgess,1998）。这一区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较晚形成的，也是人类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别最大的地方（Manucketal,2003）。自为过程广泛地分布于其他的脑区，顶叶（AC）、枕叶（AC）、颞叶（AC）以及杏仁核（AA）等，更细致的区分已经超出了现在神经科学的发展水平。
对于大脑的工作状态，科学家们普遍相信自为的过程使大脑缺省的工作方式，很显然这样最经济（省力而有效），自主过程是当自为过程已经处理不了，出现了全面的被动局面（interrupted）才有自为过程触发的，除非“万不得已”的过程。下面我们来举一些四种过程各自的例子，假定我们的行为人今天钓到了一条鱼。现在他正看着那条鱼，他的大脑自然在执行一个叫做“看”的自发认知任务，不管他最后有没有认出这条鱼来，反正他正在试图去认。当然，实际的过程是很复杂的，现在科学家们仍然没有能够解释认识怎么得以认识这么多甚至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物的。紧接着，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或者在表情上显露出来，他的大脑在给这条鱼打分，也许是“真是一道好菜”当然也许是“真见鬼”。这是一个自发的情感活动，有学者认为它是发生在眶前皮质（orbitofrontalcortex）。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所要找的“效用”可能以某种形式隐藏在这里，这个“效用”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个人的先验知识结构，比如说他以前被鱼刺刺伤过喉咙，这些被证实与杏仁核（amygdala）在长期记忆与学习中的作用有关（Ledoux,1996）。此外，对于我们这个例子，一些生理上的需求实质的考虑的，在这里是饥饿的感觉，有文献表明视丘核（hypothalamus）对于人的饥饿的程度很敏感（Rolls,1999）。通常我们就此就可以决定吃还是不吃这条鱼了，但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复杂的，往往我们被要求小心行事。有可能我们有一尝美味的冲动，但是又不太确定是否会如我们预期的美味，也有可能是有毒的，经过一番考量，或许应该找只猫来视一下。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我们的意志控制下自主完成的，但具体地区分是认知还是情感是很琐碎而细致的工作，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两种都有。
大脑有先采取自为的过程可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除了与自主行为对应的一些特点以外，它还有几个独特的特点：可塑性（plasticity）、模块化（modularity）和专门化（specialization），而且这三个特性是彼此融合的。信息的处理过程被高效地划分为不同的子模块，而每个模块化的回路（circle）处理极为专门化的任务，同时，当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模块处理任务的方式甚至模块的划分都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变化。唐孝位院士提出的“知因”假说给出了一个比较细致的描述（唐孝威，2003,36）。自为模块中一个突出重要的是提供同类外推能力的心智结构（theoryofmindormentalizingmodule）。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很难推想他人的行为或者感受，而成人患者可以有推理能力弥补一些。有一些神经科学的力争支持者一推断，问题可能出在患者额叶前部左侧中部的过度兴奋（,1995）。由此及彼的能力是经济学家默认的有一个暗含的假设，而事实却不是这样。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费农·思密斯先正今年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心智能力在信任和合作博弈中有重要意义。
由于自主过程的激发是自为过程主导的，这里提供了游戏是接着蒙蔽玩家的机会。大量的研究说明，不同的表述会使得人们对于本质上相同的选择作出明显不同的决策。例如医生在选择治疗病患的疗法时是以治愈率还是死亡率来考两会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McNeil,1982）。同样使经典的完备有序的“偏好”概念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的还在于几个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样连续一致的“偏好”经常被来自不同层次的考虑而打乱，显得毫无规律可言。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进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活下来，而不是享乐，而赋予我们这个冷冰冰的过程以色彩的就是我们的情感。现代的经济学借用物理学的“均衡”这个概念来说明应该怎么做，而人类得情感则为此施加激励（carrot）或者鞭策（stick）以使我们保持在均衡点附近的动态平衡（homeostasis）的状态。有一些科学家对人类的享乐主义的断言提供了相反的证据，神经生理学的或者心理学的，例如米歇根大学的KenBerridge(1996)认为想做（wanting）和喜欢做（liking）根本就是两个系统。
前面所提到的四种过程AA，AC，CA，CC他们彼此间既合作处理一些信息，应对环境的变化，有竞争对人的外在行为的实际控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判断人类行为的“是非”（erroneoussensemaking）。对于它们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有很多有趣的研究结果被报道出来，例如大学生对海报的喜好（Wilson,1993），人的面部表情的选择（Damasio,1994）。认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仅仅只靠一种过程，人类是不会意识到范错的。
六.神经元经济学视野下的个人选择理论
神经科学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提出了很严肃的质疑，现在我们具体地回到两个受到较大影响的经济学专题：跨期选择，风险决策。
跨期选择
所谓跨期选择，就是行为主体在不同时点的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新古典经济学总假设，个人对于未来的收益有一种心理贴现率，把未来的收益转换到当期，然后进行比较。但是，这种预期收益的贴现除了与银行利率计算在形式上接近之外，还有什么心理学基础呢？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实证研究都否证了这一点。Loewenstein近年来的许多工作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过去人们觉得，一般人会更偏好先取得好的东西，把厌恶的东西放在后面。用中国文化来理解，就是由苦入甜，渐入佳境。经济学的解释叶是一目了然的，越是厌恶的东西，贴现以后厌恶程度就不那么严重了，所以理性人应该先消费最为偏好的东西，而用贴现率降低厌恶东西的厌恶程度。但Loewenstein的实验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做过很多调查，当消费空间严格给定，消费者必须且只能消费指定的消费品，但可以自由调整消费序列的顺序时，多数人都会选择先接受厌恶的东西，让它早点结束，把好的东西放在后面，即整个消费序列通常是由坏到好的递增序列。
于是，贴现率完全没法准确描述人的行为，作为一种暗喻，它有什么价值呢？人与低级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能够忍耐。人能够牺牲眼前较小的利益以获取将来更大的利益。按照我们上面的四个象限的分析，眼前利益是属于自为过程的，不用仔细反思和分析就会知道这些利益能够提高自身的效用，这是决策中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远期利益是没法直接看到的，但可以通过自控过程进行反思。于是，跨期选择就成为自控过程与自为过程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按照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个人最终的行为必然是最优的，是理性的。这即意味着，理性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控过程，事实上，理性是自控过程与自为过程竞争的结果。
当选择主体做出跨期替代决策时，他必须克制自为过程对即期收益的渴望，他要说服自己推迟收益，也就是推迟享受收益所获得的快乐，以获取未来的更大的快乐。但正如许多心理学家观察到的那样，仅是逻辑思考过程，往往还不足以让消费者作出跨期选择的决策，这其中，情感的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如巴洛（Barlow）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有做计划的能力也就有了焦虑的能力，这是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
CottleandKlineberg则认为，尽管跨期选择中，收益是未来才能兑现的。但决策者所关心的，只是想象中的未来收益在当前会造成的影响。换句话说，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的并非主观贴现率，而是主观上对未来巨大效用的想象力。有不少实验可以支持这一判断，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实验是对许多额叶前部有缺损的人进行跨期选择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很少选择跨期替代，至少他们是大大低估了未来的收益。而当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额叶前部是想象功能的主要部分。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无法“想象”未来的巨大快乐而低估了未来的收益。
当一个主体的行为与他的感观受到直接刺激而应采取行为不同时，他必须经历了内心痛苦的自为过程与自主过程的交战，作为机能健全的选择者，一定能够调和这两种冲动，最终以自主过程压制住自为过程。我们知道，在一个健康的系统中，个体必须具备生存和繁殖的能力，人和各种动物无一例外。在动物中，这就表现为吃，喝，交配等行为，这些都是在感情驱使下的短期行为，多数动物无法想象跨期选择后带来的感情变化。人则不同，人的感情因素不仅能影响当前行为，还能影响跨期选择的行为。实事上，在现代社会常见的焦虑症，工作狂都是对未来收益的感情过于强烈造成的精神疾病。反过来，人的行为也常受到短视行为的困扰，对这些人来说，自控过程过于薄弱，对跨期收益的情感非常淡薄，典型行为有暴饮暴食，购物狂等。
根据最近的脑科学研究，控制这些因素的组织还是额叶前部，正是额叶前部形成对这些欲望的主观“判断”。例如，一项经典的行为研究是这样的，观察大量正在节食减肥的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面对甜点的诱惑顽强地拒绝（强迫遗忘触手可及的篮子里的甜点）。随后对他们做冰激凌的品尝测试，发现他们都会比平时吃更多的冰激凌。让他们做另一项测试，去解决一些较困难的数学题，他们也都早早地放弃了。看起来，似乎他们的“毅力”都在抵抗甜点时耗尽了。另一种解释是，他们要在吃冰激凌时获得更多的快感来补偿抵抗甜点时付出的心理成本。这不仅对于减肥的人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具体地，认知科学是如何将时间这个要素模型化的呢？首先，跨期思考能力非常重要，很多智商测验将其作为一部分。其次，当短期收益带来的效用很大，或者情感的影响作用很大时，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变得短视。于是，研究使人“头脑发热”的场景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还有，我们必须承认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意志力”，即每个人愿意牺牲短期的视觉可见收益的能力是不同的。
只有这样，这个研究框架才能研究人面临不同时期收益时的行为不一致性。最典型的实验是卡纳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做的。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博彩：在博彩第一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出局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有25％人进入下个阶段；第二阶段，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博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即25%*80%v(4000)<25%*100%v(3000)。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博彩C：20％的机会得到4000元；博彩D：25％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显示大部分人选择了博彩C。
由此可知道，在两阶段博弈当中个人有短视现象，只考虑第二阶段而忽视了第一阶段。如果根据期望效用理论，这两个博彩的回报是相同的。根据一些心理学家更细致地研究，这些行为结果与个人对未来想象能力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与个人的“意志力”相关性也不强。事实上，Fredericketal.(2002)指出，这些行为结果与个体的自控过程相关性并不大，而与个体所要克制欲望的种类密切相关。
所以，研究跨期选择行为，最重要的参数不是时间间隔多久，而是放弃眼前的收益需要压制何种欲望。LeDoux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显然，神经经济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风险决策
与跨期选择决策一样，风险决策同意是在两种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当然这两种收益都不是直接可见的，而且具有不同的概率。人们在做决策时，同样受到两股力量的撞击。一方面是自主过程，即传统经济学讨论的人主观上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不同，更确切地说是对风险所能造成损失的厌恶程度不同，这导致了决策结果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第四象限的自为过程，即人的决策受到感情因素巨大而又持续地影响。
多数心理学家都承认，我们通常都大大低估了感情因素在风险决策中的影响。许多风险决策行为都是感受到危险，产生恐惧后即刻就决定的。这些感受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小的器官－杏仁核。除了感觉器官的直接输入，杏仁核还要接受大脑皮层的信号输入。杏仁核持续地扫描各种输入激励中的潜在危险，然后将反馈结果分别通过自为过程和自主过程返回大脑。危险越是大，返回就越是迅速。Vuilleumier2001年的工作表明，不管外界的刺激是直接视觉可见的，抑或是潜在需要想象的，杏仁核都同等活跃。杏仁核将部分反馈传回大脑皮层，即形成自主过程，这在许多场合下就可以克服第四象限中自主过程的影响，即理智战胜了情感。
有一个经典的实验可以说明这个过程。实验分为两期，实验对象是小白鼠。第一期，我们给小白鼠听一种特定的声音，同时对它实行电击，久而久之，就把两种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产生了休谟意义上的“因果性联想”。当小白鼠听到这种声音后，它立刻回跳起来，浑身颤抖，显示出极大的恐惧。接着，我们进行第二阶段实验。还是给小白鼠听这种声音，但不再实行电击，这样，小白鼠的恐惧逐渐减弱。刚开始，它的反应还很剧烈，但久而久之，它的行为越来越不明显，终于对这种声音无动于衷。于是，按照传统心理学理论，我们会说，小白鼠遗忘了他曾经学习过的东西，即声音和电击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遗忘了声音所带来的恐惧感。但实验表明，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当我们用其他手段大大增强小白鼠的杏仁核与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减弱大脑皮层的控制作用时，这种对特定声音的恐惧反应重新出现了，这就说明小白鼠并没有忘记这种恐惧，只是它被大脑皮层所抑止，深深地藏在杏仁核的内部。这种恐惧感隐藏地太深，所以大脑皮层进行自主过程思维时压制了它，当我们限制大脑皮层的自主过程而使自为过程变为主要决策过程时，这些被深深压抑的恐惧重新出现。
这个实验在演化理论中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弗洛伊德和荣格强调的潜意识和原型正是对杏仁核功能的最好的描述。我们的祖先经历了洪水，猛兽等各种危险，这些都深深嵌入杏仁核的深处，通过基因复制一代代传下去，传到了我们身上。他们藏得很深，当我们头脑清醒时，大脑皮层会自然地压抑这些想法。但当我们进入睡眠或其他无意识状态时，这些潜意识就会出现，让我们有机会体验这些我们祖先真实感受到的恐惧和颤栗。
风险决策也是两个系统（自主过程和自为过程）之间的竞争，合作后产生的行为结果。即使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是极为强烈的。Bechara等在1997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经济学实验，他们将额叶前部损伤的病人与普通人做对比。实验是任意从四组卡片中抽取，每一张卡片上都有赢取的金额或者损失的金额。其中两组卡片的平均收益为负，但方差巨大。另两组平均收益为正，方差较小。但事先并不告知被试者，只有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实验中发现，两组被试者在抽到很大损失的卡片时，皮肤的电阻很接近（因为出汗，这是恐惧的表现）。但不同的是，额叶前部损伤的被试者很快又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卡片组中，因此他们破产的概率也就更大。这表明，额叶前部受损的人在遭受恐惧时和一般人表现一样（皮肤电阻接近），但他们显然没有记住这个教训。所以他们重新进入冒险时，皮肤电阻比一般人低得多，即他们要平静坦然得多。而越是紧张的人则越倾向于风险规避，更多地从低风险低收益的卡片组中抽取。
这些实验的结果表明，对于缺乏学习“恐惧”能力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偏离收益最大化而去冒险。同样的，也有一些实验表明恐惧感可能使人们放弃有利可图的博彩。Loewenstein等做的另一个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特点。实验规则如下，每一轮实验者通过抛硬币（即50%的可能性）来决定收益。如果赢了，就获取美元的报酬，如果输了，就损失1美元，受试者可在任何一轮终止实验。刚开始，无论额叶前部受损的病人还是普通人都同样乐意参与实验，但当第一轮遭受损失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停止了实验，而额叶前部受损的病人因为缺乏总结和学习的能力，总会继续进行实验。显然这个实验的平均收益为正，于是额叶受损病人往往获得更高的回报。
在更宏观的层次，两种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很好地刻画“风险偏好”与“风险规避”这两种行为。博彩公司向来非常重视“风险偏好”与“风险规避”这两类人的比例。临床经验表明，约有1%的人在赌博行为上是“病态的”，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当他们遭受损失时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传统的经济学用凸效用函数来解释赌博行为，但似乎很不成功，它无法解释沉迷于赌博的行为，也很难为博彩业提供什么政策建议。
认知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有效。根据我们日常经验，赌鬼绝大多数是男性，而且他们当中吸烟，酗酒甚至吸毒的比例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是同质的，都是一种成瘾行为。Comings1998年的工作指出，遗传基因中的“D2A1”这段可能是赌博行为的根源，它使得赌徒必须追求更大的收益从而保证一定水平的快感。另一些研究，从分子水平入手。有人指出，成瘾源于生物体内的自我奖赏环路(rewardcircuitry)，而这一条环路正好由中枢的富含多巴胺神经纤维覆盖的三个区域来实现，嗜酒、赌博、毒品滥用、馋嘴都是因为破坏了这个生理奖赏环路。还有一些脑科学专家指出，成瘾并不一定由避害趋利的本能所致。借助于正电子发射扫描技术(PET)，NoraVolkow发现前颞叶下皮层是与成瘾相关的一个区域，当人看见毒品或当初吸食毒品的相关环境时，这个部位就会有超出平时的血流流过。
认识到两个系统的竞争对理解人的风险决策至关重要。对风险的恐惧已经深深隐藏于我们的杏仁核，它阻止我们进行冒险，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有时它会过度，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许多人到心理医生那里去治疗恐惧，甚至要借助药物才能恢复平静，可见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竞争并不是那么的平和。
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实验表明，人在做一定概率下的决策时，面临不同的场景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例如，Kirkpatrick和Epstein1998年做的一个实验，受试者可以选择从一组10张牌中抽取一张，或者从另一组100张牌中抽取。10张牌里1张是赢，9张是输；而100张那组里，10张是赢，90张是输。绝大多数受试者都愿意从后面一组中抽取，虽然两者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受试者事后说，他们很清楚两者的概率是一样的，但一种直觉告诉他们抽第二组牌赢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自为过程的决策。
我们理解的所谓非理性行为主要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Kahneman2002年提出的判断错觉，即在判断决策时引入与之不相关的因素，从而造成错觉，影响最后的决策后果。Kahneman早年就总结过，他列出如下因素作为判断错觉的主要原因
1.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偏差。人们通常以A与B的相似性为依据,通过事件A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评估事件B。
2.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人受记忆能力或知识的局限,在预测和决策时大多利用自己熟悉的或能够凭想象构造得到的信息,但这只是应该被利用的信息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其它的必须考虑的信息对正确评估和决策有重要影响,但人的直觉推断却忽视了这些因素因而出现偏差.
3.锚链(anchoring)效应与调整。在多数情况下,对一特定对象做出评估或预测通常会选定一个参考点或起始点。在评估过程中人对参考点的选择和调整经常是不充分的,不同的参考点得出的结论不一样,这种由于参考点的不同引起的暂时的反应不足和决策偏差称为锚链效应。锚链效应在复杂事件的风险评估过程中尤其显著。
4.认知分歧与群体影响。人们在面对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时,持有非主流观点的人与群体之间或多或少有不协调和不适的感觉,人们通常会想办法、找证据支持主流观点,或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同而倾向于放弃非主流观点,由此产生了认识偏差.
5．过于自信、典型性试探法、反应过度以及反应不足。在经验性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一般都过于自信。过于自信和某种深层心理现象有关,和“情境构建”的困难相关,是一种从自己更广的情形下为不确定性留下适当余地的困难,而更大的困难和多重心理过程相关。过于自信和典型性试探法是相联系的。试探法是一种以常识为基础,试错或试对而不是详细推理的方法。典型性试探法就是人们试图将事件进行分类,从中寻找出典型性,在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分类的重要性,而不考虑这种概率的适当性。其结果是人们倾向于只了解数据模式。
另一种情况则是逻辑不一致。我们仍然用Kahneman的实验来说明这一点
受试者在下命两个博彩间进行选择：博彩A：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博彩B：100％的机会得到24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博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博彩：博彩C：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博彩D：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博彩C。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在第一个博彩中(2500)+(2400)(2400)，两者在逻辑上矛盾。
最近的脑科学研究利用fMRI扫描得出结果，当受试者在猜测概率时，他的左半脑更活跃；而当他要回答逻辑性问题时，右半脑更活跃。因此，逻辑一致性要求右半脑对左半脑进行严格的检查，当受试者做决策时没有经过这一自主过程时，就会出现逻辑不一致的情况。
最新的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知道，在人们进行决策时，所知信息越少，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感。McCabe等2001年的研究显示，受试者在对不同水平的风险做出决策时，被激活的脑区也不一样。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步。
七．博弈，合作与互惠行为的脑科学检验
神经经济学另一个广泛应用的领域就是对博弈行为的检验。
这方面的研究是随着Guth于1982年开创性的提出最后通牒博弈的概念而引起的。在最后通牒博弈(UG)中,两个实验参与人一次性地对一笔资金的分配达成协议.实验时,随机决定(例如猜拳)一人为提议者,另一人为接受者.提议者提出一种分配资金的方案.接受者有两种选择.如果接受这种方案,则资金即这样分配.如果不接受,则双方都什么也得不到.按照标准的博弈论分析方法,只要实验条件满足两个条件,即1双方都是理性的,都只关心资金收益2信息是完全的,提议者知道接受者是理性人.时,子博弈纳什均衡必然是接受人愿意接受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因而提议人给对方一单位.实验结果当然不是这样.无数学者将这个实验做了上百次,比较稳定的结果大致是,低于20%的要约有40%-60%的概率被拒绝.有许多文献用追求公平的动机来解释这种拒绝正收益的行为。而且，许多游戏参与者也表示因为害怕过低要约被拒绝，因此主动提供一种较“公平”的要约。（Guthetal.,1982;CamererandThaler,1995;Roth,1995）
我们必须先把最后通牒博弈与另一个实验做对照,那就是由弗西斯(Forsythe,1994)最先做的”听话博弈”.(DictatorGame,DG).在这个实验中,其他条件都与最后通牒博弈一样,只是取消了接受者最后拒绝要约的权力.也就是提议人提出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接受人都必须接受.弗西斯将其结果与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果做比较,发现最后通牒博弈中给接受方的平均份额要高得多,这也就意味着逆向归纳法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通牒博弈在实验经济学中已经很成熟了，近年来，随着fMRI技术的成熟，对最后通牒博弈的fMRI检验新成果不断涌向出来。Sanfey等2003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当接受者面临提议者提供的一份极不公平的要约时，他的脑岛前侧（anteriorinsula）会显著地激活。与之相应的行为结果，自然就是接受者拒绝这份要约。这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启事，至少表明脑岛前侧与对不公平产生的厌恶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这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拒绝不公平要约。此外，Sanfey等还指出，当受试者面对很不公平的要约最后还接受时，他的额叶前部背外侧（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C).）区域被明显地激活。因此，DLPC区域就与自我控制能力密不可分。前文论述过，人的行为由自主过程和自为过程，感性与理性的共同作用而决定。当接受者面对一个极不公平的要约时，自为的感情因素一下子占据了大脑，根据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猜想这就对应着脑岛前侧被激活。但随后反馈传递到大脑皮层后，理性的自主过程发生作用，于是两个系统发生冲突，也许就时在DLPC的位置上，受试者在这两种力量的逼迫下艰难地做出选择，选择接受着不公平的要约。
当然，实验还只是最初步的。在行为层面，博厄得等（Boydetal.,2001）10余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一起完成。他们调查了15个原始部落，让他们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最后要约的差异非常大，最自私的民族与最仁慈的民族之间，给予接受者的份额相差30％以上。甚至，他们发现有2个民族的成员平均给予接受方更多的份额。此外，还有许多实验指出性别在利他主义行为中的影响也非常大。这项工作指出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非经济学要素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影响很大。但在神经元经济学层面，这项工作还没有普遍地开展。我们无法从Sanfey等的工作中获知，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在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时，脑区反应有什么差异。
另一个类似的实验是信任博弈。“信任博弈”（TrustGames,TG）最初由伯格等（Bergetal.,1995）在1995年提出。实验开始后，主持人把一笔钱y交给提约人。提约人可以选择0到y之间任何数额的钱z交给受约人。提约人付出z,受约人能得到3z,然后他选择一个从0到3z的数额还给提约人。在整个实验中，信任双方都不直接接触，通过电脑或者实验组织者来传递信息。根据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在最后一阶段，受约人知道这种博弈是一次性的，他如果是理性的话，就应该持有所有的钱，而不还给提约人任何部分。这样，提约人事先也能估计到，所以他就不会借任何钱给受约人。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双方不信任。但根据我们日常经验可以想象，实验中多数提约人会“借”给受约人一些钱，而受约人也会回报，回报的数额也一定和“借”的数额密切相关。实验结果是，一般提约者会借出他手头一半的钱，而最后受约人也会返回比借钱稍多的回报，类似于利息。
对这个实验进行fMRI检验，那就显得稍微繁琐了一些。信任博弈的发明者之一的Macabe化简了这个实验。即只让提约者决定是否借钱，受约者也只决定是否还钱，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实验的技术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们脑区的反应的解释就更为准确了。
在他和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指出当受约者在等待提约者做决策时，他很紧张。当提约者作出信任对方的决策时，通过fMRI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BA8和BA10被激活。Macabe和Smith认为，这表明了提约者的两种心理活动，一种是信任对方，另一种则是抑止获取当前收益的冲动。当然，对这两种心理活动的具体区分还有待实验手段和实验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提约者不信任对方时，这两块脑区不被激活。
有另一种解释不同于他们的工作。这种解释从互惠的角度出发，认为提约者在做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对方回报自己的可能性，从而决定自己的决策，脑子里想得并不是推迟收益带来快乐的事情。
除了用核磁共振的方法以外，还有很多实验手段，如脉搏，皮肤电阻，荷尔蒙水平测量等。PaulZak就试图从荷尔蒙水平来研究信任博弈。他让受试者进行信任博弈，整个过程也是通过电脑联系，受试者并不知道与他进行合作的对手到底是谁。实验结束后，他对相互信任的受试者的血液进行化验，无一例外地发现很高浓度的催产素（oxytocin，一种荷尔蒙），于是他坚信，催产素促进了社会认同感，使得陌生人之间互相信任，客观上起到了社会纽带的作用。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所以只能对社会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回归计算，来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实验经济学（包括神经元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控制实验人员的情况。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进行针对性的实验。同时，实验经济学也借鉴了许多实验心理学的成功经验，找一些患病的人来进行实验，以使得结论更为清晰。ElisabethHill等就对一些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和成年人分别做了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Dilemma)，信任博弈和听话博弈。他们发现，一般正常的儿童都很难在囚徒困境博弈和信任博弈中找到最优策略。但对正常的成人来说，这却是很简单的，他们只要经过很少地探索学习，就可以明白什么是最优策略。对比的，他们检验了患有孤独症的人群的行为。发现孤独症成人，表现得跟正常成人很接近；而患孤独症的儿童，表现得与一般儿童无异。这一结果暗示着，经济理性是很低的要求，只要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能迅速掌握，并不一定要求他们有着丰富的与其他人交往的经验。
这一结论不仅是深入探究信任博弈等实验的社会学/脑科学基础，更有着很深刻的经济学含义。它表明自由市场规则是非常清晰明白的，任何成年人都能很快学会观察市场信号。所以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其认知科学的基础，即市场信号是非常容易学习的。
八．神经元－制度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起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心理学分析，在实验经济学和脑成像技术的帮助下，越做越深，越做越细。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Smith）后期毅然转向了新兴的神经元经济学，难道他忘记了老师张伯伦（Chamberlin）的教诲了吗？我们细细阅读史密斯的工作，才能体会到他追随哈耶克的一片苦心和对制度经济学不变的追求。
众所周知，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互动形成的。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怎样解决“社会如何可能”，“人何以成为社会人”等问题。上世纪初逐渐兴起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ExchangeTheory,SE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分析框架。无论自然的人或者社会的人，趋利避害都是人的最基本的属性。在这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人的生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样，人是半神半兽的动物。
亚当.斯密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做为原子个体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是受到不同的驱动力来行动。不妨引用一句国富论里的名言：
“我们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仁慈而享受到晚餐。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国富论》
“无论人类本性是多么自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个人会为其他人的幸福着想，并把这作为个人幸福的一部分，即使他除了能看到别人的快乐以外一无所得。”－《道德情操论》
我们不要忘记，斯密《国富论》的目标是整个人类的自由，合理，舒适，宽容的生活。斯密指出，个人和全体的繁荣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劳动分工又不可避免地使劳动阶层－即使不说是全部人类也是人数最多的阶层－变得愚蠢。斯密说，“劳动者本行业的机能的获得似乎是以智力，社会和军事美德为代价的。但在每以个进步了的文明社会中，贫穷的劳动人民，即人民的大多数，自然地要陷入这种状况之中，除非政府尽力加以阻止。”
诺斯几乎终身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最近的一些工作中，他逐渐走向了社会认知理论。他提出，个人如何认识他处于的社会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这种认识必然影响到个体的决策过程，这样，就造成“路径依赖”效应，最终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很显然，社会中的人对周围环境，日常生活的认识，与经济学模型刻画的个体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不同，两者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个体对社会的理解应该是连续的，全面的，完全理性的，即使信息不完备，个体也知道事件的发生遵循一定的概率概率。但事实上，个体的生活经验必定是局部的，分散的，充满了非理性，还必然混杂了宗教精神或者神秘主义精神。胡塞尔甚至说，人的职业就决定了人的生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吉尔兹也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了严厉的反驳。那么，诺斯有什么办法调和这两种分歧呢？
诺斯在他1990年的工作里，把这种分歧概括为“个体交换”（personal）以及“超个体交换”（impersonal）。这样，诺斯就构建起从“个体认知”到“社会交换”，再由“社会交换”到“制度变迁”这样一整套社会理论。理论的核心，自然就是回答个体认知是如何影响社会交换的，社会交换又是怎样进一步扩展到制度变迁，这正是下面要回答的。
到目前为止，在社会科学中影响最大的心智模型仍然是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提出来的遵循扩展秩序的神经元组织。哈耶克指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各种无关的孤立的因素思考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感知组合形成，而这一系列的次序并不是来自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由头脑的思维过程加于现实的，大脑的作用是区别感觉，从主观经验里产生秩序。人类长期演化产生的感觉器官和神经中枢系统，同时也是演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的载体，大脑皮层的组织结构正是演化过程中最核心最复杂的知识。同时，正如上文指出的，大量的自我保护的信息，对上古时代恐怖景象的记忆，被压入杏仁核的最深处。所以，第一象限的理性注定没法理解的其本身产生的基础。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哈耶克“分立的知识”的判断之上。每个人拥有不同的知识，其中相当部分还是“隐秘的知识”，无法传递，无法交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于是，自发的社会就能超越个人的能力，综合个人知识，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换形成市场，有秩序的市场。但必须指出，由于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完全是自发的，偶然的，他们开始进行交换也必然遵循试错法，慢慢摸索，最终形成自发的社会秩序。所以，我们要研究扩展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先了解扩展的认知秩序。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史密斯做的第一个实验，就是研究个体如何自发地发现价格，从而最终形成有序的市场。史密斯（Smith，1962，1964）创造了“双边拍卖”的实验，这项实验最大的特色在于所有的出价（asking），竞价（biding）以及交易都是公开的。在这项实验中，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是出售同样的商品的零售商，一组是消费者。零售商在不停降价，消费者则自由地提高价格，所有人的价格都公开写在黑板上。当零售商与消费者的报价一致时交易成功。在双边拍卖中，因为价格都是公开的，所以竞争要比张伯伦实验激烈得多，也更接近地模拟了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双方行为。
与价格发现同等重要的是私有产权的确立对制度的影响。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史密斯提出了所谓“拍卖公共品”的机制设计方法，从思想史上看，又与北欧学派的维克塞尔的“全体一致”原则以及布坎南的“一致同意的立宪原则”一脉相承。这项机制设计方法如下，对某种公共品（比如草地或者路灯），个体提出期望的公共品数量和自己愿意承担的价格。最后，公共品的数量取大家提出数量的平均数，价格按照个人的报价分担。这套机制设计与克拉克的“说真话”机制很接近，但史密斯更关注机制的可行性，并积极地把它投入实验。
史密斯的实验破除了很多基于理性的博弈论推导出的行为。例如，一般认为个体对公共品进行投资，当边际回报率小于1时，理性的个体就会停止投入，这样公共品就消失，公地悲剧发生。但史密斯等人的实验表明，在显示中，许多人在边际回报率小于1的时候仍然持续投入，他们坚信大家都会支持公共品，最终公共品的边际回报回得到回升。
实验经济学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两人博弈行为。其中，囚徒困境博弈和信任博弈很好地刻画了个体的信任，合作，互惠行为。而听话博弈，则有力地证明了利他主义的存在。
最后，史密斯最基础的工作回归于神经元经济学，这是社会认知的基础的基础。通过对信任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的脑成像观察，史密斯指明了深入探究微观行为理论的方向。
我们从他近年的工作中可以理解，用实验的方法探究从个体认知到超个体认知的过程，从而进行制度模拟和设计，应当遵循这样的方法论。先假设特定的社会交往行为（即个体之间进行互动的过程）必然激活脑部特定的反映模式。接着，就是讨论“个体交换”如何扩展成“超个体交换”，即博弈个体如何由个人转换成社会，博弈从面对面转换成匿名的，无形的。这要求实验必须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的信息。另外很重要一点，社会制度能够运行，必须要求个体所采取的策略是可计算的，这样才能通过第一象限理性的认知过程进行比较。同时又必须是可表达，可编码的，这样个体的情感认知过程才能理解它。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过于强的个人交换制度存在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与市场对立的。布罗代尔的眼光极为深刻，他说，“为礼典而做的交换，所依据的是互惠原则；原初“社群”的政府，拥有所有生产活动的成果，然后从事货物的再分配；"贸易港口"作为中立的交换地点（最佳的例子是地中海沿岸胖尼基人的殖民天堂，在此人们会在一个特设的地点进行贸易），商人在此并不能操控贸易的条件，这些都是博兰尼用来说明交换并不完全是纯"经济"行为的例子。简言之，我们必须将贸易（商业、交换）跟市场（自我调节的价格机制）分开，后者于19世纪构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巨变。”
另一方面，根据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发展阶段论以及较新的罗斯托的分析，西欧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在19世纪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切恰好伴随着布罗代尔描述的普通贸易机制向着市场机制的转变。
现代经济理论几乎都承认，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投资是跨期的，具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黑格尔是最早指出这一问题的人，他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市民社会的成员只是以自己为目的，但这一自利的行为被组织在市场机制内部，从而能够促进共同的福祉。
黑格尔的观察只是现象学层面的，却不是发生学层面的。在市民社会又是如何自发地形成的呢？很显然，在此之间，社会不存在一个正式的社会契约。跨期的契约都必须由信任来保障。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由市场之前，我们必须从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形式：掠夺、依附、强制、奴役、礼仪和交换，同时又从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形式：交换、市场、垄断和资本主义。
信任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一项经验数据表明，信任率提高15％，整个经济就能保持1%的持续的增长。即使我们缺乏布罗代尔或者博兰尼那样深刻的历史眼光，我们也能从最后通牒博弈和信任博弈之中推出信任关系以及互惠关系的微观基础。
诺斯(1991)指出，正式制度可以建立正规的市场，从而取代了个人交换。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认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这样，制度保障了个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人际交换的可能性。
然而，Smith和Macabe的实验工作表明，正式制度虽然是充分的，但却不一定是必要的。Boyd等做的样本覆盖15个国家的最后通牒博弈充分显示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以至于在某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纯粹利他行为。而在我们描述过的实验中，许多受试者都在匿名的一次性博弈中进行合作，合作水平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更极端的，在一些同时缺乏正规，非正规制度情况下进行的听话博弈也表现出一定水平的利他主义。这些例证都说明，正式制度绝非交易的必要条件。
Zak等在2001年综合性地总结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实验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基础上的扩展秩序理论，总结了下面几条原理。他说，要保证陌生人之间一次性契约的实施，有几条因素影响巨大
首先，当然是是正规制度的保障。诺斯已经举过很多例子了。接着，是非正规制度的保障。接着，收入水平在其中发生很大的影响。最后，社会与经济的同质化在保障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黑格尔这么说，在实验经济学中获得了许多印证。
诺斯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人们并不一定会为了追求更高效的制度而改变自己早已经习惯的制度。根据认知心理学，人们都存在着强烈的“认知惰性”，不愿意为重新认知而付出代价。因此，制度变迁必须是渐进的，局部性的。只有这样，制度才是可行的。这样，最好的制度变迁必然是那些充分利用人们习惯于进行个体交换这种心理偏好，从个体之间交换逐渐扩展到更多人参与的交换，最终演化成为匿名市场这样的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很显然，试错法，兰格提出来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试错法的成本太高昂了，多数正常健康的国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代价。好在随着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飞速发展，在实验室里小规模地进行制度实验已经成为可能。
尽管神经元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与行为主义对立，但许多专家还是承认，人的行为确实因物质激励而改变。但是，并不是激励的数额越大，个体行动的动力就越大。正如我们上文分析的，随着激励数量的变化，风险也会增大，受试者的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竞争会更激烈，最终的行为很难说。正如柏拉图的名言，人的心智是两匹马拉的马车，一匹马是理智，另一匹是情感。
所以，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方面，新制度必须是基于现有的制度，即新制度必须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新制度必须能带给给人们恰当的物质激励。基于这两个原则，实验者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为大规模制度变迁提供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
八．小结
20世纪初期，经济学与心理学分道扬镳了。因为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如果不从观察行为出发，最基本的心理因素是否可衡量？于是，经济学家不得不采用一种有用的套套逻辑，从可观察的偏好（显示性偏好）来推断不可观察的效用。但是现在，神经系统科学的技术进步使得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测算思想和感受，打开这个阻碍研究经济行为和内部系统的黑箱－人的大脑。
许多经济学家都既对神经系统科学感兴趣，又深深怀疑它是否能为经济学带来更多东西。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用增加假设来避免处理心理因素，这种方法已经根深蒂固地根植于经济学家心目中－而且它被证明相对是比较成功的，于是进一步探究脑的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经济学理论能够在不考虑认知科学理论进展的情况下继续成功地发展几十年（我也相信会是这样）。但认知科学的理论的进步一定能帮我们解释很多现存的反常情况，特别是那些已经花了几十年争论不休的反常情况。
例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约者往往提供大约总数的一半给对方，而接受者往往拒绝很低很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尽管经典博弈理论这样告诉我们，如果双方都是理性自私的话，那么提约者应该提供最少的份额给对方，对方也将接受任何份额。神经系统科学帮我们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Hill和Sally(2002)发现，实验中孤独症成年患者比一般成年人更容易什么也不分给接受者。这些患者完全无法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于是，具有讽刺意味地是，从结果来看他们的行为最接近理性的经济学家。Sanfey等（2002）对接受者收到公平要约（10美元中的5美元）和非公平要约（10美元中的3美元）时的脑部反应做了fMRI扫描。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情感与认知的互动。当实验者收到不公平的要约时，脑岛皮质（与厌恶感有关的区域）和前扣代脑皮质(Anteriorcingulatecortex,ACC，与复杂认知决策有关的区域)被激活。大脑的活动意味着不公平的要约使实验者产生了厌恶的情绪，而ACC区域的活动表明实验者正在决策哪种情况更差－厌恶还是得不到钱。对大脑活动的直接衡量也可以用来预测人的行为－当收到不公平要约后实验者的脑岛皮层越活跃，他们越有可能拒绝要约。
这些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研究仅仅是第一步，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许多其他领域，我们所知甚少。例如，金融学，经济学家们仔细研究了几十年仍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股价会波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交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共同基金存在？（虽然基金的总体表现很差）也许多了解一些基本的认知功能诸如共识，对大幅价格变动的注意力变化，一厢情愿，随机序列的判断，专家意见等能帮助我们解释这些谜。
短时的决策有许多是非理性的。在美国，客观存在着信用卡危机（平均每户负债5000美元），每年有超过百万的人破产。（Kaibson,Repetto和Tonacman,1998）健康食品比已往更便宜，供应也更充足，但是花费在节食与治疗肥胖症的开销也一直在增加。毫无疑问，了解大脑处理回报的过程，抑止或是创造冲动，可以帮助解释这些事实和制定敏感的法规政策。
流行的广告模型，假设广告把关于某种产品质量的信息或信号，通过网络或者“身份象征”暗示的办法，传递给潜在的购买人群。许多这样的模型都只是为了解释广告的最终效果，却并不考虑广告对神经网络刺激后的直接影响，以及这些刺激是如何导致认同与购买欲望的。
最后，当前的模型并没有为个体间的差异提供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我们往往把人概括为冲动的与谨慎的，稳健的与神经质的，果断的与优柔寡断的，成熟的与非成熟的，愚蠢的和聪明的，消沉的与乐观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和强迫症患者等等。有些消费者把大量的钱花在自我救助，“生活管理”小册子，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等，他们是典型的不快乐人群，他们都在寻找改变的方式。对照宏观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企业的创建和创新，商业周期以及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行为往往与这样那样的“心理资产”的配置有关。但是我们确实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表述，我们无法用信仰和欲望的语言来讨论这些问题，信仰和欲望只能放在第一象限来讨论。
神经系统科学研究老鼠和灵长类动物的报酬回路（rewardcircuitry），以验证一些经济学的最基本思想（例如，对预期回报进行编码的神经元的存在性和可替换性；Glimcher2002）。然而，许多人的判断和选择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人和动物的行为往往都依赖于过去的演化过程。控制的，认知的部分必须通过底层才能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报告说感觉到失控：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优行为，但他们无法实施那种行为。许多认知和情感的过程并不是发生在标准经济学模型的那套系统中，而是发生在自为系统中，发生在大量平行的但我们从没有考虑过的系统中。多数人类行为如同其他哺乳类动物一样，都是第一象限外的过程的产物。
短期而言，一种心理学上实证证明的“增量”的思想，能够加强现有经济模型的现实合理性。例如，双变量“”贴现假设（其中b表示直接的偏好，在标准模型中就等于1）就已经逐渐被经济学理论所采纳。（例如，Laibson,Repetto和Tobacman1998,O’Donoghue和Rabin1999）.Laisbson(2001)的关于对环境稳定的上瘾行为的模型，就是一个基于最新神经组织科学发展的“增量”模型。
但是，我们相信就长期而言，一个对目前主流理论更加“本质”的分化是必要的。它的“本质”性体现在它超越了第一象限“信仰－欲望”的模型，而试图直接处理大脑的多种功能。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基于假设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受控的，认知的过程中（图1的第一象限），这对经济决策制定至关重要。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指出，这些“元模型”必须结合受控与自为的机制，必须处理认知与情感双重作用下的行为。正如柏拉图的暗喻，思维是由两匹马牵引的马车，一匹是理智一匹是情感。只不过理智是一匹聪明的小马，而情感是一头笨重的大象。
当然，“元模型“理论的最大挑战在于设计一个能准确表现大脑不同机能交互作用的模型。这可能吗？答案是可能的。Bernhein和Rangel(2002)以及Benhabib与Bisin(2002)已经设计了描述类似我们图1的交互机制的模型。而且，当我们采用多种机制交互的“元”模型来取代效用最大化产生的均衡分析时，许多熟悉的工具一样可以被拿来用于神经元经济学的分析。理性与情感的交互作用可以用供给－需求的方法来分析，而反馈的循环可以实现多重均衡。受控与自为的交互可以被当作存货管理政策，或者是一个代理模型即只有自为过程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程度过高（或是突发事件）时受控过程才起作用。而情感的作用则类似一个“状态依赖”模型。（状态就是情感，它既受到外部因素的作用，又受内部的制约）。“元模型”不再解决价格机制下交互作用的均衡，而是处理状态稳定或者循环波动；不再处理比较静态下的总体反应，而是处理刺激－反射的行为了。
最后，虽然我们只是关注于把神经科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但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行之。神经科学理论现在也吸收了大量经济学用语－委托，劳动分工，约束，协同，执行功能等－但是这些概念在神经科学理论中还没有被正规化，不像经济学。神经理论科学家也不知道大脑是怎样分配和组合资源的（例如血液，注意力等）。于是，一个“大脑的经济学模型”可以帮助神经理论科学家理解大脑的不同系统是如何交互作用并配置稀缺的脑部资源。经济学中简单的概念诸如稀缺情况下的配给机制，抵御冲击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模型都能帮助神经理论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整个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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