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一三年第三期抗战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刘志英(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4∞715)[内容提要]近代以来，随着重庆的开埠与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逐渐形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到抗战时期则进而发展成为了大后方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金融的发展，抗战的坚持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战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则使这一特殊环境不复存在，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便难以为继;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重庆，对整个抗战大后方的影响和作用却是重大而深远的。[关键词]重庆;大后方金融中心;地位、作用[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22x(2013 )02，，(泊'70-14金融中心是以巨量金融业务为基础，较强的辐射作用为基本特点。它的标志可概括为:资金的相对集中，筹资融资功能强，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交易量大，与国内外金融联系及服务紧密而广泛。①在近代中国，随着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全国逐渐形成了若干金融中心。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上海的开埠，外资银行及华资银行在上海的兴起，上海成为了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此后，北京政府时期又形成一些地区性的金融中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为北京、上海、天津和汉口，而且北京和天津由于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成为了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上海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首都南京，获得了金融快速发展的大好良机。上海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金融中心。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部、中部地区的沦陷，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逐渐成为了中国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再次东移，金融中心重回上海。总之，近代以来，中国全国性金融中心在不同区域之间不断变迁，这一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上海一一北京与天津一一上海一一重庆一一上海。②目前，学术界已公认重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由于战时特殊的背景以及敌我之间的对峙，是否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金融中心尚有争议)，但对其研究还仅停留于一般认识，未展开深人地研究与探索，③因此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试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主要围绕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过程、原因及其作用进行研究。一、战前重庆作为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经济是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金融中心是随着经济中心的形成而形成的，金融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中心是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比较集中的城市，当商品生产[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后方金融网络的构建与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3BZ回到)的系列成果之一。[收稿日期]2012-08-03 .70.
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形成以某一地区为中心以后，一方面从生产领域游离出大量的货币资金需要寻求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生产和流通又需要大量的货币资金，这就产生了对金融的需求，从而促使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心城市金融发展的最终结果。重庆发展为战时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并非偶然。抗战爆发前，在西部各地区的发展中，重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金融聚集潜力，从金融规模看，重庆已成为了西部地区典型的商贸性金融中心。具有3∞0多年历史的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古代重庆因水运而商盛。在清朝，重庆是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行政机关同城的重镇，又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贸集散地。重庆还逐渐吸收西南地区黔北、滇北、藏卫和西北地区陕南、甘南地区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区域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不过，前清时期成都仍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重庆处于从属地位。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后，长江航运进入轮船时代，国外商业机构在重庆设立，商品交换关系也逐渐突破国界，以世界范围为活动空间。在重庆的经商贸易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往往以地域关系组成会馆(或行帮)，或以营业相约组成公所。商人之间、商业团体之间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业务联系，构成了重庆商品市场的基本骨架。它们各据实力，汇集天南海北各地商品于重庆，使其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品市场。随着重庆近代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旺，城市近代金融业亦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许多金融组织。票号、典当等传统金融机构早在开埠前就有了一定规模，开埠后进一步发展;其后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出现。重庆钱庄盛世期"每年吸收存款总数约白银10∞万两，而贷给货帮的款项高达1500万两。"③"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前，)11中金融业务，大部分为此等钱庄字号所把持，虽有银行之设立，亦难与钱庄势力抗衡。民国十八九年(1929-1930年)间，因商业不景气，而钱庄以经营不善，无法适应，遂逐年衰落，渐归淘汰。"⑤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持续不停的军政垫款，资金弱小的钱庄不堪重负，再加上投机申汇和"九一八事变"的影响，1931年时已从最盛时50多家锐减为"12家勉强维持营业"。⑥即使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钱庄仍与大多数中小商人联系紧密，")11中一般钱庄字号与输出人贸易之关系，非常密切，输出人商人，营运货物时，其资金之周转，多需利赖庄票，…...而钱庄对于商人之信用借款，则甚有梅助。"⑦潘子豪于1929年亦总结了钱庄的此点优势，银行本票流通不如钱庄庄票广泛，银行的抵押放款不如钱庄的信用放款。⑧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金融市场上，存放汇兑与工商联系方面，钱庄还是占有优势。重庆的新式银行业从晚清到抗战爆发前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晚清时期，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立，到1911年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创立的华资银行共17家(倒闭10家，仅存7家)。⑨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仅四川有2家，其中重庆占有1家，即为1905年创设于重庆的四川潜川源银行。此外，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1908年，大清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⑩民国建立以后，华资新式银行有了突飞猛进之发展，到1935年，全国银行总行159家，分支行1188家，按其总行所在地及分行处所在地域分布状况加以统计，以都市来说，以上海为最多，总行60家，占全国%，分支行128家，占全国%，而沪、津、平、京、青、杭、重、汉、广等九市集中了主要的华资银行，总行为98家，占全国毛，分支行为377家，占全国32%，以省别来说，总行及分支行的所在地又以江浙两省、沿海诸省及长江流域数省为最多，总行为116家，占全国毛，分支行为680家，占全国毛，而偏僻之区，特别是工商业不发达的西部省份，如甘.71.
肃、陕西、四川、广西、绥远、察哈尔、宁夏等省，不但总行鲜见，就是分支行也极少有，总行为19家，仅占全国%，分支行为150家，仅占全国~毛，在这些西部省区中，四川1(包括重庆)一省的总行为13家，分支行为55家，分别占西部省区的%，%。其中，重庆→地为当时九大华资银行集中城市中的唯一一个西部城市，总行9家，分支行14家，为四川及西部地区新式银行业最集中的城市。@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总行数量增至164家，分支行增至1627家，总分支行合计1791处。⑨不过，其地域分布并没有多大改变，整个西部地区的银行业在全国所占比重仍十分微弱:表11937年抗战爆发前西部地区银行一览表银行总行所在地设立年度实收资本分支行数行员数四川省银行重庆1935年17 198 2∞00∞ 西康省银行康定1937年250α)() 22 陕西省银行西安1930年30 145 1∞00∞ 富滇新银行昆明1932年11 278392 8 166 宁夏省银行宁夏1931年1 501 018 6 26 新疆省银行迫化1930年73069 8 113 广西银行桂林1932年4930927 32 484 四川美丰银行重庆1922年168 1200 0∞ 15 四川商业银行重庆1932年6∞α)() 5 90 自流井裕商银行自流井1933年3∞α)() 15 一重庆平民银行重庆1928年5∞α)() 4 69 重庆银行重庆1930年8 116 1∞00∞ 聚兴诚银行重庆1914年1α)00∞ 21 374 丰业银行归绥1920年266α)0 2 38 北暗农村银行北暗1931年40397 3 11 江津县农工银行江津1933年299 186 21 金堂农民银行金堂1935年58226 6 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榆林1930年125α)0 20 一常香农村银行荣昌1934年48238 1 10 垫江农村银行垫江1935年32650 7 广西农民银行桂林1937年10500∞ 12 130 琼崖实业银行琼州1934年150α)() 12 川康殖业银行重庆1930年1α)()O∞ 5 96 128 川盐银行重庆1930年11 121∞o∞ 2 四川建设银行重庆1934年62 1∞00∞ 2526 合计25 30903 103 191 434301 812 1 627 28878 全国总计164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1937年10月版，第A12-17页。.72.
由上表可见，在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实存华资银行164家，西部地区的新式银行总行仅25家，占全国总数的毛，分支行191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1627处的%，资本总额30903103元，占全国总资本数434301812元的%，行员人数2526人，占全国行员人数28878人的% 0然而，就在这极其微弱的新式银行中，重庆一地却有13家(包括北暗、江津、荣昌、垫江的农村银行在内)，在西部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总行设在西南西北地区25家银行的52%，分支行93处，占西部地区分支行191处的%。重庆银行业的业务辐射范围遍及四川全省，有的银行与外省也有较多的业务往来。据统计。1935年重庆金融机构移人现款总额达1140余万元，移比达2500余万元，汇出人总额中一半以上是与包括上海在内的外埠之间进行的。这一现金融通规模不仅在西南各省中为首屈一指，也超出了同期天津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体系。四行中，除交通银行曾一度在重庆设立分行却很快撤销外(1915年12月1日首在西部设立了重庆分行，但次年5月因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而撤销，到抗战爆发前在西部均未设立分支行)，中国银行(1915年1月18日开业)、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7月8日开幕)，中央银行(1935年3月25日成立)均在重庆设有分行。特别是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还设为一等分行。⑩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并不完全依照行政区划，而是参酌经济发展的情况，在重要城市设置分行，次要城市设置支行，比较重要的城市设置办事处或支行等等，在抗战爆发前，中央银行在全国共设有南京、天津、北平、青岛、汉口、重庆、西安、广州、厦门等9个一等分行。这些均说明重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的重要性。抗战爆发前，重庆除了有相对较为完善的金融机构外，还有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原有的拆借市场、申汇市场有相当程度发展，还正式形成了西部地区唯一的证券市场与票据交换市场。明末清初以来，重庆的申汇市场即十分发达，但也相对稳定，约以上海规元1000两恰等于渝钱平银950两左右。@但1921年后，钱帮风起云涌，都觉申汇投机有利可图，趋之若莺。1927年到1931年，由于政局动荡，渝市申汇市场极度动摇，波及弱小钱庄，宣告搁浅者多家，一日之间申汇率有30-40元的升降。@期间，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大肆投机申汇失败亏折数十万元，致其经营宣告破产，牵累市面甚大。到10月31日，汇合、恒美、鸿胜、康济等家受牵连相继停业，在重庆酿成金融风潮。@引发了对申汇市场的整顿，重庆证券交易所得以建立。为了加强对渝市申汇市场的管理及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在刘湘部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航琛与重庆银行公会共同努力下，1932年4月20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20万元，杨架三任理事长。经营各种公债、库券及有价证券。⑩井赋予其以整理申票为附业。由于申汇市场的暴涨暴落，1935年2月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1935年7月1日，财政部宣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7∞0万元如数发行。@为了便于四川善后公债顺利推行，重庆银行公会于1935年7月29日开会决议重建证券交易所。⑧经过筹备，10月21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再度开拍。@到抗战之前，重庆证券交易所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以经营政府公债为主的交易制度相对完备的西部地区的地方证券市场，市场运行渐趋良好。1933年1月17日，重庆银行公会提议筹设票据交换所，@5月30日，重庆银钱业联合公库成立，并在公库之内设票据交换所，办理会员行庄之票据交换事宜。1935年5月该所改组，由银行联合库及义丰钱庄分担转帐工作，1936年10月该所再度改组，由中国银行担任转帐工作，@10月15日，重庆票据交换所成立，加入银行10家，钱庄12家。⑤凡是加人公库的行庄，所出的庄票、支票，经公库保付后，任何商号都可接受，最后持向公库结抵清算。这不仅节省了现金收交的麻烦，而且为会员行庄融通资金创造了条件。从1933年到1937年，重庆银钱业的票据交换额逐年上升，1933 73
年为3300万元，1935年达到82680万元，1937年虽受抗战爆发的影响，但仍达到77555万元。⑧票据交换市场的交换物品还有股票和证券。从整体上看，到20世纪30年代，重庆金融业已具有了跨地区的影响。总之，抗战爆发前，随着重庆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聚兴诚银行为首的川帮商业银行之中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地区的金融核心，进而又和川滇银行组合成全国银行界中的"华西集团"并成为其主体，它们和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一起组成覆盖西南地区的金融网络，控制与垄断着四川地方的金融业务，关联并影响重庆诸多的金融市场，如存款放款市场、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证券交易市场、货币汇兑市场、外汇黄金市场等，执四川乃至西部地区金融界之牛耳。由此可见，抗战爆发前的重庆已逐渐形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而该中心的形成是自然渐进式的，是应市场需求而产生，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它的形成又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选择定都重庆，建立大后方金融中心作了铺垫O二、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抗战前，全国金融中心在上海，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受到重大影响，上海银钱业不得不于8月13日至16日连续休业四天，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即奉令停业。对此，国民政府最初试图维持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八一三"战事之后，财政部于8月15日公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旨在限制提存，节制资金外流。16日，上海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法租界开业，26日财政部又公布了《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趴在上海设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和联合办事处，②其目的不仅在于稳定上海金融，还试图强化上海在调剂内地金融方面的中心作用。随着战事的演变，国民政府预计东中部地区难保，乃将国统区经济、金融中心西移，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西部地区建立"抗战建国"大后方。11月上海失守，国民政府旋即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⑧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于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随着政府的西迁而开始了从上海向重庆的转移，此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在上海，不但中中交农四行所有分支机构撤出，英美系银行停业清理，不少商业性金融中枢机构亦西撤，法币被彻底逐出上海。这就使得上海以往对其他地区的金融辐射作用不复存在。而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了战时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地金融机构纷纷迁入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必须要有较为密集的金融机构，战时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其最显著的标志，便是原先汇集于以上海及其他东中部城市的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内迁重庆。抗战开始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为了稳定金融和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局势，1938年1月交通银行在渝设立分行。同年四联总处亦由汉迁渝。@1939年8月2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令中、中、交、农四总行在香港的机构迁渝办公。10月1日，四联总处在渝改组，由研究指导四行业务进而为战时经济与金融政策的执行机关。@其重要职权:掌握全国金融之设计;资金之集中与运用;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四行联合贴放;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外汇申请之审核;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技资;战时物资之调剂;收兑生金银之管理;推行特种储蓄;四行预决算之复核等。⑧抗战以来，四行陆续在后方各地，增设分支机构，以期逐步完成后方金融网建设之计划;截至1843年底为止，重庆一地四行之分支行处即共达到单位之多。②这样"四联总处"便成为战时主宰全国金融的最高权力机关。@整个抗战时期，四行二局与"四联总处"作为全国性金融首脑.74.
机关集中于重庆，迅速成为了重庆金融业的主体，集聚了巨额的货币资本，是金银外汇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直到1945年9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及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才开始开始由渝迁沪。除四行二局外，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还成为其它外地各类银行内迁的最大集聚地。对于上海和其他沦陷区金融机构而言，重庆不仅仅是国统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有利的投资场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外地银行，如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号称"南四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以及新华信托银行等等，纷纷来渝开业。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4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全国各商业银行，凡总行或总管理处在沦陷区的必须移设后方，指定重庆、昆明、桂林三地任各行选择。@这更是促进了沦陷区银行的内迁，据1943年7月重庆市各银行注册一览表的统计，已向政府注册的银行共计70家，其中属于内迁重庆的外地银行情况如下:表2截止1943年7月外地在重庆注册的银行统计表行名注册时间资本总额备注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2年1月2万万兀原设上海，1942年移渝江海银行1934年2月l万万兀原设上海，1938年移渝山西裕华银行1941年九9500万兀华侨银行重庆分行1943年3月100万元中国国货银行1929年11月20∞万兀设香港，1942年9月移渝云南兴文银行1942年7月16∞万兀重庆分行营业基金为50万兀金城银行1935年7月10∞万兀重庆管辖行资本6∞万兀中南银行1935年7月750万兀重庆支行营业基金为25万兀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5月10万兀重庆分行资金为七十万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6年4月500万兀重庆分行资金为50万兀大陆银行1929年5月500万兀渝分行资金为25万兀.中国通商银行1937年4月400万兀原设上海，1943年移渝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37年5月400万兀上海总行撤消在渝另设总行办事处四川农工银行1943年7月600万兀分行资金为10万兀复兴实业银行1943年4月500万兀渝分行资金为30万元成都商业银行1940年10月100万元渝支行资金为25万元浙江兴业银行1934年5月400万元渝支行资金为1∞万元四行储蓄会1931年8月100万元渝分会广东省银行1937年2月10∞万兀重庆办事处基金10万兀湖北省银行1940年7月1仪)()万兀渝支行资金为3万兀广西省银行1939年9月15∞万兀设有重庆办事处江苏银行1936年7月600万兀重庆设有分行，总行拟移渝福建省银行1936年2月500万兀重庆办事处基金为3万兀陕西省银行设有重庆办事处注册手续正在办理中江西裕民银行1937年3月500万元设有重庆办事处安徽地方银行1942年5月500万兀设有驻渝办事处贵州银行1941年12月600万元设有重庆办事处湖南省银行500万元重庆办事处资金5万元，注册手续正办理中甘肃省银行1940年10月500万元重庆办事处资金3万兀江苏农民银行1932年10月400万元驻渝办事处资金5万元?可南农工银行1943年6月300万元设有重庆办事处西康省银行1941年9月350万兀设有重庆办事处、河北省银行1940年3月100万元重庆办事处资金5万元资料来源: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银行公会未刊档案，档号∞.
上表可知，到1943年7月，外省迁往重庆的商业银行、省地方银行共计33家，占当时在重庆注册银行70家的~毛。战前重庆保险公司，仅寥寥数家，且大都操纵于外商之手，如太古、怡和等洋行均设有保险部，他如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天一水火保险公司，则时起时歇，仅太平，宝丰等华商经营保险公司，艰难支撑。⑧自抗战发生，国民政府迁都后方以来，工商业及运输业，均较前发达，重庆即成为保险业的中心地，据1943年的统计，国人经营的保险公司，已有21家，在此21家之中，其为总公司者12家，为分公司者8家，另1家为代理处，其中人寿保险3家，简易寿险1家，人寿兼产物保险1家，盐辙保险1家，产物保险15家。截至1944年底，保险事业相继设立，已增达53家，计外商保险公司3家，(此3家之业务均陷于停顿状态)，华商保险公司邹家。⑧至于战时在重庆建立的信托事业，仅有中央信托局与中华实业信托公司2家，而银行附设之信托部，则多达到家。@第二，重庆本地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战时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还体现在本地金融机构票号、钱庄与银行的空前发展。尤其是本地银行的开办，是重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战前的重庆就已经是四川甚至是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在四行二局等国家银行与大量沿江沿海商业银行的内迁带动下，重庆本地的各大小银行也纷纷发育起来，据1939年12月7日《商务日报》刊载消息，当时重庆共有大、小银行30余家，加入银行业同业会者23家。可以说这时的重庆已经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到1943年7月，在重庆注册的银行已达70家，其中，37家为本地银行，占% 0⑧其时，票号、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现陕西路、打铜街和道门口等朝天门地区一带。因为朝天门港乃重庆转口贸易的核心，商业和金融业网点的密集程度在重庆市内居于领头地位。从战时重庆银钱业的整体发展来看，截至1943年底为止，渝市共有各级政府银行19家，其中国家银行总行4，省银行总行2，其余13家则为各省地方银行分设重庆之分行或办事处;而战前则仅有国家银行分行3家及省银行总行1家而已。就商业银行钱庄而论，渝市有商业银行50家，银号与钱庄34家，其中总行在渝之商业银行计39家，钱庄中则仅有2家系外埠分设渝市之分庄;综计84家行庄中，战前设立者19家，抗战以后成立者的家。如并入总行在渝之各行在本市之分支行处计算，则更足以显示抗战以来重庆市银钱业蓬勃发展之一般趋势。以下统计中可清楚显现:表31937一1943年底重庆市银钱行庄累计表政府银行商业银行银号钱庄合计》寸1抗战前8 18 14 40 1937年底8 19 14 41 1938年底12 25 16 53 1939年底19 33 18 70 1940年底26 41 29 96 1941年底43 51 53 147 1942年底49 57 46 156 1943年底59 75 34 169 资料来源: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金融市场论>.上海1947年版，第94页。上表中的数字包括了各行分设于重庆市的分支行处在内，无论是国家银行、商业银行还是银号钱庄，都呈现出逐年递增，到1943年底的59家政府银行中，计国家银行4，支行2，办事处18，分理处8，简易储蓄处7，及省银行总行2，办事处18;1943年年底的75(表中是75家)家商业银行中，计 76 .
总行39，分行处25，及外埠银行分设渝市之分行处11;钱庄改组银行的1938年、1941各1家，1942年3家，1943年11家。总之，在抗战爆发前，重庆银行钱庄合计不过20余家，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8月底，重庆已有政府金融机构、省市县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共94家，另有银公司、银号、钱庄及信托公司等24家，外商银行2家气而且，战时重庆金融业一般在外埠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从整体上看，重庆金融业已具有了跨地区的影响，重庆是国统区资金融通与划拨的中心，是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第三，金融中心的形成还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也是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集中体现。抗战爆发后，重庆的金融市场发生了极大变化，原有的证券市场停业了，票据市场重新改组了，在新形势下，重庆的内汇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新的金融市场一-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O战前运行良好的重庆证券交易所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即奉令停市，此后，虽然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政府与经济、金融、社会各界对于后方证券交易所的重建不遗余力，并引发了一场是否建立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证券市场的争论，但最终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这一愿望和目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重庆票据市场由于受战争因素的影响，1937年10月中国银行停止办理转账事宜，各行庄折款均不易还清，发生风潮。重庆市政府出面维持，准令差额行庄以财产担保，另组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行代现券作为差额之用，转账机关改由四川省银行及同生福钱庄担任。但代现券之担保品不易变现，其价格与法币发生贴水，于1939年1月停止发行。票据交换工作因差额抵解困难，陷入停顿状态。@此后，虽然恢复票据交换的呼声不断，但仍未实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4日，财政部函请中央银行筹备恢复重庆市票据交换制度重庆现已为后方金融重心，亟应提倡行使票据以期金融市场得以正当发展而逐渐取消比期存款之高昂利率，兹拟于三十一年一月(1942年1月)起开办票据交换所以实现上述之目标。……所有开办重庆肃票据交换事项，应请贵行克期实行，……以利金融。..@经过筹备，1942年6月1日，战时重庆票据市场在中央银行的组持下正式开始交易，参加交换之行庄，计有银行邹家，钱庄33家，共69家;其后各行庄陆续加入，同年12月底增为银行45家，钱庄43家，共88家;1943年12月底银行增为58家，钱庄中因一部分已改组银行，减为32家，共计有交换行庄90家。@1943年4月2日，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指定在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衡阳等19个地区实施。@以推动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的开展G重庆内汇市场在抗战时期也得到进一步扩展，由于国民政府金融中心的西迁，重庆发展成为大后方的汇兑中心。1943年5月，重庆各行庄向国内城市如成都、昆明、内江、万县、衡阳、沪县、三斗坪、柳州、广东、贵阳、上海、江津、宜宾、西安、梧州等地汇函资金亿元，同期由外地汇入重庆的为亿元，当月共计调动资金就达到亿元。@战时的重庆外汇市场从无到有"太平洋大战爆发，沪港相继沦陷，后方各大都市经济上金融上皆与沪港绝缘。渝市金融市场更因之而发生绝大之变化，此后申汇与港汇之行情不复存在，汇兑方面一以内汇为主，而平准会亦改在内地供给外汇，渝市金融市场将代沪港而为全国金融中心矣。..@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的法币外汇市场均告结束，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所在地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进行外汇决策及操作的城市。战时重庆虽无专设的黄金市场，但其交易却十分活跃。其活动中心，主要在银行公会大厦的营业厅，每天上午9时到10时，下午1时到2时，是市场交易的集中时间。在重庆，从事黄金交易的，有银楼、行庄、字号、帮客、搪客等，在帮客中又有西安帮、昆明帮、汉口帮、江浙帮、本地帮的区别。尽管国民政府反复无常，对黄金买卖时开时闭，但黑市买卖终难禁止，只是交易地点时而场内时而场外而已。@.77.
此外，战时重庆新增金融服务机构，中中交农四行在重庆设立了联合征信所，为四川和大后方其他各地工商业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服务。总之，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中心的西迁，重庆在原有本地银行的基础上，又迎来了大批内迁银行。极盛时期，重庆的金融机构达到160多家，不仅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钱庄、银号、保险公司。外商银行的汇丰和麦加利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它们共同汇成了重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个门类众多、体系完备的金融市场，于是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形成。三、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背景。首先，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重庆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抗战爆发前，重庆虽然是四川最大的唯一的工业区，其工厂数在全国仍十分微弱，根据经济部1932年至1937年的工厂登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工厂总数3935家，资本373359千元，工人数456937人，其中四川工厂115家，资本2145千元，工人数13019人十之七八是设于重庆或其附近"。如按最高80%计算，当时重庆仅有工厂92家，占全国的%，资本1716千元，占全国毛，工人数10415人，占全国%o@然而，八年抗战中，重庆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到1945年底止，登记工厂的累积数，共达1694家，资本2726338千元，工人106510人。在战时大后方的工业中所占地位是:在5998家中占%，在8490929千元的资本总额中占%，在399675个工人中占%。重庆工业占据的优势，是就整个大后方范围而言，如以重庆对西南一一川、康、滇、黔，或以重庆对四川看，它的地位还要显著。从西南四省看，则在3314家工厂中，重庆占了 % ;在5984538千元资本中，重庆占了%;在222878名工人中，重庆亦占了%。在四川省内，则重庆更占了2852家工厂的%，4729994千元资本的%,183 559名工人的58%少因此，重庆战时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促进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动力"。其次，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和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金融网的政策，是推动重庆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外部动力。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受政局演变和政治中心变动的"连带"效应，是不争的事实。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中心的支持表现为直接介人金融中心的建设和间接影响金融中心的发展两个方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四川内地联合贴放办法}(1937年9月)，批准重庆成立贴放委员会儿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1938年4月)、《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1939年9月)等一系列金融法规，还于1938年6月和1939年3月分别在汉口、重庆召开了两次地方金融会议，国民政府财政部为了推进国家银行在西部地区的设点工作，拟订并公布了《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1938年8月)、《巩固金融办法纲要)(1939年9月)，规定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又于1940年3月增订第二第三期西南西北金融网计划，再次规定四行在西南西北设置分支行处，力求普遍周密。1942年9月5日，四联总处提出了《筹设西北金融网原则}，决定从速增设西北地区四行网点。这些金融法规与计划，无疑对于建立大后方金融中心重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策支持。而金融机构的内迁及资金的内移与政府的支持更是密不可分，为鼓励沿海资金的内移，1941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奖励资金内移兴办实业办法}14条，鼓励人民自国外或本国各口岸及战地，以国币、外币、外汇或黄金进入内地投资，政府对此担保本息，特许发行实业债务及投资信托证券;还可享受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条例，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或非常时期华侨技资国.78 .
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之优待;并可随时向中央信托局技保战时陆地兵险;向口岸购买原料或机件时，可向四联总处分支处申请汇款，并予以便利。其中特别对经财政部核准的移资内地之金融业，在投资经营指定事业时，除享规定之优待外，当其因周转需要现金时，可以此项投资向中中交农四行抵押借款。对于后方工矿交通农林畜牧各业，凡合于在战时内迁、在战时扩充生产、在战时创办等情形，同样可援用本办法之规定，请予奖励。@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战时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对整个大后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第→，战时中国金融中心的成功西移，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起到了吸引资金内移，凝聚抗战力量的巨大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大力提倡和奖励西南投资，顺应了抗战的需要和形势发展的要求，颇得银行界及金融界之拥护。战时上海游资流人内地虽无确切数字可考，但据估计，上海银行界及其顾客往重庆及其他内地各处投资之总数，不下15万万元之额。1940年上半年又有6万万元汇入自由区，内中大部分为私营商号及个人汇款以发展企业。@同时，随着战事发展，上海、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军队的相继退守后，上述各地之资金现款，多集中于香港各中外银行，在全盛时期国人资金之集中香港者，据非正式统计，曾达5万万港币，此项巨量不流动之资金存置于各银行，实达半年，到1940年初，开始向国内流动，而流返上海租界之资金所占数目数量至大，几达2万万元之谱，其余一部分则流入西南大后方昆明、贵阳、重庆。其中重庆占30%，昆明占25%o@第二，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促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辐射整个大后方的金融网的建立与发展。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后方产业逐渐繁荣，而使银行业重趋蓬勃，一时大后方新银行之设立，如雨后春笋。据统计，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至1942年8月底止，五年内新设银行即达108家之多，其中仍以商业银行为最多，占62家，次为省市县立银行，占19家，农工银行15家，专业银行9家。此后战事虽屡有推移，银行增设仍方兴未艾。截至1945年8月底胜利前夕，后方银行总数，已达416家，视战前全国数字增加颇多;分支机构则为2566所，亦较前增加，而活动地区则仅及战前之半。战时大后方银行业之兴盛可见一斑。现将八年中全国银行之分类数量及大后方银行区域分布情况列表于后:表41937年7月一-1945年8月中国银行业分类统计表资料来源: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海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1947年，第43页。表51945年8月大后方银行地域分布情形统计表地区总行数百分比分行数百分比总数百分比西南五省245 串1314 51. 21 % 1559 % 西北五省64 % 366 % 430 % 华中及华南六省53 % 754 % 807 % 华北七省50 % 45 % 95 % 江浙二省4 % 87 奋91 % 总计416 2566 % 2982 1∞.∞% 1∞.∞% 资料来源: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海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1947年，第48页。 79
由上两表可知，截至1945年8月胜利前夕，全国除沦陷地区外，银行总行总数为416家，分支行为2566家。就中以西南五省为数最多，计总行245家，占总数599毛;分行1314处，占总数519毛。其中当以四川I(包括重庆在内)为最多，计总行215家，分行922家;西北五省总行有64家，占总数15%强，分行则较少，计366家家(占%)。华南及华中六省分行较多，计754家(占%), 总行亦有53家(129毛)。当时华北七省及江浙两省，大部陷于敌手，故银行较少。总之，抗战期间，随战事推移，金融业向后方迅速发展，形成了由国家银行、省、县市地方银行、商业银行、钱庄、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组成的完整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以重庆为核心，省会城市为支柱，县市乃至乡镇为基础，结成了分工明确，功能齐备，覆盖整个大后方的金融网。第三，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大后方金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金融业的近代化。对银行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及《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统一规范对银行的监督管理，1941年开始，由财部负责办理银行检查工作，1942年7月，加强管制全国银钱行庄业务，又进一步将银行监理官分区设置，规定:于重庆以外各重要都市设置银行监理官，并向各省地方银行及重要商业银行派驻银行监理员，经常监理各该区内银行钱庄业务，其监理费用则由财政部向各行庄征收，每年按照资本额1%征收。制定了《财政部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组织规则》与《财政部派驻银行监理员规程》等规章制度，对银行监理宫之职掌、驻行监理员之任务、职责以及处罚权限等均进行了制度规范。1943年3月，为了加强对新设银行的规范管理，特由财政部部长孔样熙发出训令，对于银钱号增资改设银行进行了限制，除已有银行开设分支行处外，凡是由钱庄、银号等改组开业之各银行，必须规定合并3家以上，方准立案注册。@经营管理的各项规范得到进一步完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内迁银行，在大后方金融制度与金融业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它们不仅带来新的经营理念，还带领大后方的银行业直接参与国民政府的金融制度建设，如1945年初，由浙江兴业银行重庆分行、重庆中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重庆分行、中国实业银行总行、金诚银行重庆分行、重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等8家领衔，对于国民政府战时管制金融法令从导引游资投放生产建设事业、简化放款手续、调整存款准备金等三个方面提出书面建议，请政府采纳修正。~1945年2月，由财政部钱币司召集重庆金融业组织建立金融法规研讨委员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主要研究讨论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银行资金运用法规;(二)关于各项放款法规;(三)关于票据法规;(四)关于管理汇兑法规;(五)利率问题;(六)存款准备金及农贷资金问题。这一研究工作在两个月内结束，其研讨结果由钱币司汇集整理作为修正相关条文之根据。对此活动，重庆的各银行均积极参与，如泰丰银行、西亚银行、正和银行，)11康平民商业银行等向银行公会呈报了许多书面意见，历陈战时管制金融各行庄感受之困难，提供修改意见，以促进国民政府的金融法制建设。@金融市场的管理更加健全。为了活泼战时金融，运用扶植战时生产建设，逐渐建立健全规范的票据市场，194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修正通过《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18条，对于合法商业行为签发之票据(商业承兑汇票、农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承兑贴现的时间、方法、贴现率以及违反处罚等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并决定由财政部首先在重庆、成都、内江、宜宾、自贡、南充、嘉定、万县、贵阳、挂林、衡阳气昆明、曲江、永安、吉安、屯溪、兰州、西安、洛阳等地公告施行。在这些票据中，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易于流通，在票据市场中占据重要部份，因此，财政部对于银行办理承兑业务特别规定管制办法。@行业公会组织建设也得到加强。同时为了为灵活市面金融，扶助经济发展计，1943年，国民政府又筹设银钱业公会组织联合准备委员会，7月颁布《银钱业公会组织联合准备委员会原则~11条，规定了该委员会的组织建制与职责等。8月30日，重庆市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钱业公会会所正式召开，除各省地方银行之分支机构因未兼营存放业务可免参 80 .
加外，其余行庄均须一律加人，陈德恕、康心如、蔡鹤年、李崇德、潘昌献、席文光、卢澜康、孙荫浓、徐国慰、徐广迟、汤彼齐等11人当选为筹备委员，拟定公约草案15条，规定，凡本市各银行、银号、钱庄均得参加为本委员会委员行庄。委员会设执行委员15人，常务委员5人，10月1日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互选龚农瞻、徐广迟、卢澜康、陈德恕、蔡鹤年等5人为常务委员，自即日起，假银行公会开始办公，当时参加该委员会的银行有51家，钱庄、银号33家。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有三:(一)集中银钱业之实力，以增强其对于整个社会之信用，健全我国战时金融制度;(二)同业头寸之调剂;(三)为中央银行充作调节之工具。建立后，组织了评价委员会，开始接受委员行庄缴存准备财产，并照章签发公库证。@整顿非法交易。由于取消银行比期放款后，1943年初，重庆市面曾发生黑市贷款利率特高，妨害管制金融政策的情况，有鉴于此，由经济部筹议取缔办法，切实查禁，并由财政部训令重庆市银行公对所属各会员行庄放款利率严加管束，勿使逾越正执，要求对黑市贷款随时严查纠举报部核办。@第四，促进了战时大后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后方工商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很显然，内迁的国家银行和其他大银行提供的巨额资金，是原有地方性金融机构元力承办的。这也是金融中心西迁对大后方地区战时经济最显著的促进作用。据统计，1939年重庆16家银行钱庄放款2488余万元中，商业放款占毛;投资2110余万元中，债券占% 0 1940年重庆26家银行钱庄放款余额4172万元中，商业占%，工矿毛;技资1545万元中，债券占毛，工矿毛。@据统计，1944年，四川省银行技资16个行业计35家，总金额为8465963元。@1939年2月15日公布《修正经济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17条(1942年9月11日修正公布)，对于经营10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其实收额已达10%以上的纺织、制草、造纸、金属冶炼、化学、陶瓷、农林产品制造及其他经济部认为有贷款必要之小工业，可申请贷款，贷款总额至多不得超过借款人实收资本额，并应按其事业进行实况分期摊付。小工业贷款之利率定为周息1分，贷款之偿还期间为开工出货之日起分年摊还但至多不得超过5年，经济部对于贷款未清偿之各小工业，无论在设厂时或完成后，得派员实地考查，指导与监理。@财政部为便利生产建设事业单位向银行借款，曾制定了特种厂商借款原则四项财政部各区食糖专卖局管理商人向银行借款实施办法"及"管理经营盐业商人向银钱业借款实施办法"两种，除此之外，还于1943年6月颁布施行了《各地经济事业向银行为超额借款审核证明办法}13条。@在国民政府的提倡和促进之下，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大后方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大后方工业迅猛发展，从1937一1944年，新增工厂数达4810个，其中民营工厂即为4319个，占毛。由于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工业区的规划和建设，到1941年，西部诸省己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重庆，，)11东，，)"中、广元、宁(西昌)雅(安)、玩(陵)辰(溪)、桂林、昆明、贵阳、西安宝鸡、甘青等11个工业中心区，行业覆盖机器、冶炼、电器、化学、纺织等主要工业部门，使一个大体上能保障自给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四联总处及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大后方各地省、县合作金库的建立等等，也促进了战时大后方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到1943年，西南农贷总额为亿元，西北地区亿元，西南地区农贷集中在四川省，达亿元，占西南农贷总额的%o~这些农贷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充实为抗战的胜利的物质基础Q不过，战时重庆金融中心具有鲜明的财政性。它与战前集商贸性与财政性于一身的金融中心上海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是政府推进模式形成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体系并非纯粹依靠经济自身发展形成，而是主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通过国民政府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具有. 81 .
明显的超前性。正是这种超前性剌激了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先导作用，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带动了金融业的扩张。可见，政府推进模式下金融中心形成的根本动力在于以政策促进金融资源的聚合。综上所述，一个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基于自然与人文的，历史与现实的，经济与政治的复杂而多样化的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战时重庆之所以迅速成为大后方金融中心，也是种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全面抗战中以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和战时之首都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正是由于此，战后重庆这一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地位的迅速失去也是必然的和毫不奇怪的了。如果说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重庆，其对全国的影响与作用是显著而短暂的，那么它对本地区乃至抗战大后方的影响和作用则是重大而深远的。其中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莫过于，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金融业的近代化;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迅速发展。因此，重庆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的形成，对于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最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注释与参考文献:①洪霞管《关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档案与史学)2∞2年第5期，第48页。②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177页。③目前对上海金融中心的研究成果颇多，特别是2∞2年5月与2004年6月，由复旦大学召开的两次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更是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台湾学者卓遵宏，大陆学者洪霞管、杜悯诚、戴鞍钢等都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但相比之下，对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则关注不多，仅有青长蓉《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转移及其对四川经济的影响><{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3年第1期)一篇文章论及战时重庆金融中心对四川经济产生的影响。④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1840一1949)><上卷).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⑤杨泽《四川金融业之今昔H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14页。⑥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1840-1949) ><上卷).第94页。⑦杨泽《四川金融业之今昔).(四川经济季节o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15页。⑧潘子豪著《中国钱庄概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8辑(876).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5页。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6月初版，第A1-2页。⑩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一) (西南金融)1984年第4期，第21页。⑨王承志著《中国金融资本论).光明书局1936年4月第1版，第16-20页。@沈雷春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613).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104一107页。@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185页。⑩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五) (西南金融)1984年第10期，第36页。@周宜甫著《四川金融风潮史略).中国银行出版社1933年初版，第67-68页。⑩卢澜康《从申汇问题说到现金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第5-7页。@周宜甫著《四川金融风潮史略).第59页;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四).(西南金融)1984年第9期，第38页。⑩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四) {西南金融)1984年第9期，第38页。⑩四川地方银行经济调查部《二十四(1935)年四川金融大事日志).(四川经济月刊》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 第10页。@地方银行经济调查部《四川最近之公债与房捐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4卷第3期(1935年9月).第9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86-1 -117。@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五) {西南金融)1984年第10. 82
期，第38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86-1 -117。@杨承厚编《重庆市票据交换制度)，1944年重庆出版，第1-2页。@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H六)，{西南金融)1984年第11期，第29页。@转引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1年版，第390页。@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5-678页。@蒋介石著《抗战到底)，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8年版，第91页。@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金融市场论)，上海1947年版，第97页。@田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5年第11期，第25页。⑧洪霞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一))(下)，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770-771页。@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金融市场论)，第97页。@田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6年第4期，第30页。@田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6年第1期，第29页。@罗君辅《重庆保险业之展望>.{四川经济汇报》第1卷第1期(1948年2月15日)，第21页。@董幼娴《重庆保险业概况)，{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1月1日出版)，第334页。@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金融市场论)，上海1947年版，第101页。@重庆市馆藏重庆银行公会未刊档案，档号0086-1 -110 @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第34页。@参见刘志英《关于抗战时期建立后方证券市场之论争)，{西南大学学报)2∞7年第4期，第163-167页。⑩杨承厚编《重庆市票据交换制度)，1944年重庆出版，第7-8页。@同上，第17页。@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金融市场论)，第127页。@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6年第2期，第35页。@转引自刘方健《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特征与作用)，{财经科学)1995年第3期，第54页。@洪霞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97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8页。⑩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5日)，第20-21页。⑩李紫翔《胜利前后的重庆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4期(1946年12月31日)，第4-5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0086-1 -46。@{中外财政金融消息汇报·沪市游资大量内移>.{财政评论》第4卷第4期(1940年10月)。@{中外财政金融消息汇报·巨量资金流返国内)，(财政评论》第4卷第1期(1940年7月)。@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86-1 -56。@同上，档号0086-1 -110 @同上，档号∞86-1-26。@同上，档号∞86-1-26。@同上，档号∞86-1-11。@同上，档号∞86-1-110@同上，档号0086-1 -11。@田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5年第II期，第18、26页。@田茂德、吴瑞雨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西南金融)1986年第3期，第42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86-1-90。@同上，档号∞86-1-110@侯德初《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开发与衰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104-105页。@易绵阳《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研究)，{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第83页。 83 .
